周恩来去世之后，王洪文名列副主席中的第一位。此外，康生已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病死，李德生于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副主席之职。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只剩王洪文和叶剑英。眼下，华国锋突然跃入副主席之列，而且定为“第一副主席”，使王洪文退至第二。
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第一副主席”之称。在省委、市委，倒是设过“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般排名有严格顺序，但从未称“第一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为了突出林彪，副主席减至一人，也就无所谓第几了。这一回，毛泽东在华国锋出任副主席之际，特意加了“第一”两字，分明是考虑到身后之事。毛泽东自知病情日重，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四人帮”会兴风作浪。任命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等于明文规定了由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
成了公子哥儿天安门事件刚刚过去，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已在报端披露。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的陪同下，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会见照片上，毛泽东的脑袋歪靠在沙发上，眼皮低垂，有气无力。
布托抵达香港，向记者透露来自北京中南海的消息：由于毛泽东健康欠佳，今后不再会见外国首脑。
布托的消息，后来被证实：他成了毛泽东一生中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首脑。
失去了周恩来，毛泽东又年迈病重，中国人民忧心似焚。就在这时，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个收音机里，又传出沉痛的哀乐声：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病逝！
朱德追悼会，依然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虽说王洪文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进进出出，但是他在天安门广场镇压那革命的烈火，已使他的面目逐渐暴露。特别是四月七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那“第一”两字明确地向全国人民公开透露：王洪文已不是毛泽东所指定的继承人。
在那样愁云铅垂的日子里，中国的老百姓居然没有失去幽默感。
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写诗，不能贴“炮打王洪文”大字报，老百姓们编出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政治笑话，辛辣地嘲讽了王洪文。
这些政治笑话没有登过报，没有上过广播，如同链式反应一般，迅速在北京扩散，迅速传遍全国。
这些政治笑话，也许是在中央电视台播送朱德追悼会时，王洪文神气活现地主持大会，引发了老百姓们的创作灵感：其一：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
朱老总对他那妄自尊大的神情默然无言。良久，用拐杖指了指天，又戳了戳地，依然不置一词。
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冷笑一声，答道：“这还不明白？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其二：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子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计可施，讪讪而走。
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连声说：“容易，容易”，他拿过鸡蛋便使劲往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
邓小平漫不经心地答日：“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吗？”
这些政治笑话，虽然只是中国老百姓的即兴之作，但是反映了老百姓们心中的形象：朱老总德高望重，王洪文不学无术，邓小平机智过人。
这些政治笑话，当然都是虚构的，而虚构来自现实。王洪文确实是那么个锦绣其外、败絮其中，目空一切又志大才疏的人。他的警卫员王爱清曾回忆：朱德同志逝世第二天，王洪文继续在值班时钓鱼。
在毛主席重病期问，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
七月中旬，王洪文又提出要打鸟，把汽枪拿到中南海，就在毛主席住地到处打鸟。
在车上说，这个地方那么多鸟，没有人打，我来打。
七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毛主席住地值班时，又要游泳，马上从上海要来高级游泳裤，游了好几次。有一次在车上说，本来这里游泳池的水，可以加温到三十度，他们不肯烧。
八月中旬，王洪文在值班时经常看电影，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文化部的刘庆棠要电影片。有一次他在车上说，今天又看了个《基度山恩仇记》，这个片子很有意思。还说抽时间把这本书和《红与黑》这本书看一下。
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毛主席逝世，开了追悼会不几天，王洪文就在他自己的住地下象棋、看电影，又到八一靶场去打靶。这位副主席，已成了十足的公子哥儿！
再揪“走资派”
王洪文有闲有忙。在“四人帮”处境不妙的时候，他钓鱼他打鸟！一旦“阶级斗争”
的弦拧紧了，他就显得忙碌紧张了。
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中，忽然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员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十二年前讲的。姚文元手下的秀才们，却把这些话放进了七一社论。姚文元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提醒人们重新“警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亦即“走资派”。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一步步深入，“四人帮”开始第二次揪“走资派”。在他们看来，光是打倒一个邓小平，还远远不够。
邓小平虽然被撤职，他到广州去“休养”了。在那里，他得到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叶剑英也不时与正在“休养”中的邓小平保持联系。
王洪文说过这句话：“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迟群对王洪文的话加以发挥、发展，说出了王洪文要说的意思。迟群此人，原是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个宣传科副科长，后来作为“军宣队”派驻清华大学，成为江青的亲信。
迟群一次次地鼓吹：“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
“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他们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分权力，装模作样！”
“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为了揪这“一层”“走资派”，“四人帮”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散布了一系列的再揪“走资派”的言论：“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
“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王洪文在跟祝家耀谈到天安门事件时说道：“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
五月三日，他在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时又说：“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
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要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
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七机部负责人说：“要抓大官，抓上线。”
于是，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舒龙山、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叶正光、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副部长曹光琳在与王洪文密谈后，便向下“吹风”。
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
“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叶正光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放炮了，说是“批邓”，锋芒所向直指华国锋。
本来，开这样的会，上海理所当然会派出马天水。不过，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马天水得了一点小病，便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徐景贤把“马先生病住院”的情况急报张春桥。张春桥作了如下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
张春桥的批示，在上海引起一阵猜疑：“为什么要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去做’呢？”
很快地，传出了消息：马天水已内定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这消息有“可靠来源”，因为王洪文曾对马天水说过：“中央考虑，你到国务院主管国家计委是很合适的。”
这“中央”，是指王洪文自己，或是“四人帮”，便不得而知了。
马天水既有微恙，而且王洪文已对他封官许愿。他这匹“老马”也就乐得在上海华东医院小病大养了。
于是，上海派出马天水的副手黄涛前往北京。
黄涛在会上放了一炮，在北京引起了注意。华国锋派人调阅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五期所载《黄涛同志在华东组的发言》，黄涛发言矛头直指“上边有些人”：当前，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深入批，同邓小平对着干。但是，他们担心上边有些人“批归批，干归于，还是照老样子干。”
去年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究竟务的是什么“虚”？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虚”？搞的是哪个阶级的政治？名日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
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吧？！
在会上，另一位“炮手”，则是辽宁省委书记杨春甫。他是毛远新手下的大将，当时毛远新名义上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上操纵辽宁党政大权。杨春甫到北京后，王洪文向他“吹”过“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印出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简报》增刊第九期，刊载了《杨春甫同志谈务虚会等问题》，锋芒毕露：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
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
国务院的务虚会，务了什么虚？在邓小平路线下，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吗？
我认为，是资本主义大泛滥。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总得对大家有个交代吧！
杨春甫同志还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我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
杨春市最后提出的那个“质问”，完全超越了计划工作座谈会的范畴。但是，这一“质问”，却是不点名的点名，他所说的“受邓小平影响的人搞的”显然指华国锋：因为“让邓小平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念悼词”，除了毛泽东之外，便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杨春甫当然不会也不敢去批评毛泽东，因此，不言而喻，他的“质问”是针对华国锋的。
黄涛和杨春甫是前台的“演员”，幕后“导演”便是王洪文。他要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借再揪“走资派”，搞掉华国锋，搞掉叶剑英，摘掉李先念。
关于杨春甫发言的幕后情况，他在七月二十日晚写给毛远新的一封信，说得非常明白：远新同志：今天下午两点十五分到三点十五分，洪文同志来宾馆将我找到上海市黄涛同志的房间，了解会议的情况。在我们汇报中，洪文同志有些插话，现整理报告如下，供参阅。
洪文同志说：有些人通了，有些人不通，有些人半通半不通，也有假通的。要斗，不斗就不能胜利，在这可以斗，回去还可以斗。实践证明，不斗不行。不斗，修正主义老爷就拆你的台。
……上边出了问题，不同于一个工厂、一个基层单位，一出问题就是全国性的。
杨春甫七月廿日晚其实，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杨春南谈话，那是他第三次去那里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王洪文到京西宾馆去了四回，每一回都找黄涛。
会议还没有开始，王洪文便在电话中告诉黄涛“北京气候”情况：“主席关于社教批示下来后，那些大官们这几天是惶惶然。”
王洪文所说的“大官们”是谁，黄涛心照不宣。
后来，黄涛在一份检查材料中，交代了王洪文四次找他谈话的情况：今年七月去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淡会的前一天晚上，马天水找我去，问我：“都准备好了吧？”我说：“做了一些准备。”
在会议期间，王洪文来京西宾馆找我四次。我向王洪文说了开会的情况，我说：“谷牧同志的开场讲话，自我批评轻描淡写，是一篇官样文章，几个部的发言也很不象样。”王说：“好不了，一批邓，就批判到他们头上去了。”还说：“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要狠批，假洋鬼子要狠整。”我说：“大批判再闹它两三天，就要转入讨论下半年生产计划调整。”王说：“可以考虑多搞几天，批深批透，不要急，先把这个会开好。”
王洪文第三次来时，把上海小组和辽宁小组的人找在一起。王说：“辽宁小组的发言看到了，批得很好，问题提得很尖锐，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痒的，怕什么！”又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看务的什么虚，‘二十条’、‘十八条’，同一个时间各部门都搞这种东西，搞‘管、卡、压’。这些问题你们可以同杨春甫再研究一下。”我说：“刮右倾翻案风同国务院务虚会有很大关系，批条条专政这个问题要点出来。”王洪文说：“你们要点就点，我不管。”我按照王洪文的旨意，和杨春南等人串连在一起，追“风源”，批“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王洪文第四次来时，我对他说：“当我正发言时，谷牧同志也进来参加听了，是面对面的。我在会上发言的简报看到了吗？”王说：“已经送上来了。”我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意见？”王笑笑说：“我不发表意见。”王的这个态度我是心领神会地意识到，他是完全肯定、支持、赞赏我的那个发言的。
在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亲自打电话来说：“那个发言要印发？但是有两处要修改。”后来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改法？”王说：“一处是关于‘风源’问题，我同张春桥商量过了，那样提法也不大确切，关于务虚会那一段还是都拉掉，这个问题还是让别人去讲，让辽宁他们去讲。关于‘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少数人’的提法也要改，这样打击面太大歐，不利。”这就是王洪文在政治局会议后急忙对我的那个发言打的两个补漏洞的补钉。但是，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还是说：“有意见让人家讲嘛，要允许人家讲话嘛！”王洪文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结束时，（作为）中央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也说：“有的同志在这次会上开了一炮，开的好！”他们的讲话都首先是支持我的那个发言的。
建立“第二武装”
毛泽东的病情，日重一日。
他自知不起，余日不多，而他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毕竟声望不高。他发布“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无奈，舆论大权握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对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不予理睬。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四人帮”对华国锋不服气，他指定的接班人可能接不了班。
毛泽东在病榻上向华国锋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历史故事：汉高祖刘邦在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把妒虐成性、野心勃勃的吕后比做江青。毛泽东提醒华国锋：“江青有野心。”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七月以后，毛泽东变得口齿不清，只能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华国锋写下“最高指示”：“别着急，慢慢来。”
那字迹依然是人们熟悉的“毛体”，不过，失去了当年的道劲笔力，已经变得扭扭曲曲了。
为了使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经受得住“四人帮”的挑战，毛泽东写下了近乎遗嘱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死了周恩来、朱德，倒了邓小平，病了毛泽东，中国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不过几个月而已。接班人之争，愈演愈烈。
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大报、小报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在那里歇斯底里般大喊大叫：“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复辟！”
“警惕还乡团！警惕党内资产阶级！”
“打倒新老走资派！”
“揪出邓小平的代理人！”
姚文元还下令组织编写《赫鲁晓夫怎洋上台》、《吕后怎样各个击破诸侯王》之类“以史为镜”的材料。
不过，他们心里也都清楚——江青说：“我手无寸铁，他们要搞我是很容易的。”
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他们不约而同，都把目光投向枪杆子……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上海的一次密谈，传来使“四人帮”万分焦虑的消息。
这天，一个穿绿军装的人物，在上海延安饭店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驾马车”聚首。此人名叫丁盛，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现调任南京部队司令员（与许世友对调）。
本来，丁司令从南京来沪，马、徐、王只是作礼节性的拜访。不料，这次拜会成了一次极为重要的密谈，一直到夜半才结束。
丁盛透露军内秘密情况：“我从广州调来南京，只身上任，在南京很孤立。六十军不听我的。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对上海是一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马、徐、王闻言，面面相觑。上海号称“四人帮”的“基地”，如今处于六十军的枪口之下。六十军连了盛都控制不了。万一六十军有个什么行动，上海这“基地”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
这消息传入“四人帮”耳中，他们怎不为“基地”的安全日夜担忧？！
王洪文甩掉钓鱼杆，突然出现在上海。
王洪文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他的声调显得急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要赶紧把仓库里的枪支拿出来，发给工人民兵——我们要建立第二武装！”
王洪文曾说过，搞民兵，他是内行——“文革”前，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就是民兵连长。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出任总指挥，踏平上柴“联司”，这位“造反司令”
就已经意识到手中要有一支“武装力量”。
张春桥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总结踏平上柴“联司”的“经验”时，就亲笔写下关于“武装左派”的七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王洪文作了具体布置：“春桥同志和我共同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支持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建议先组织武装民兵十万人左右。”
那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是王洪文的“首长”。一九六七年九月，在上海外滩三十二号，王洪文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会议，落实“首长”的“重要指示”。“一支上海工人武装队伍，便在”斗争“中建立起来了。
从一开始，王洪文就强调：“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领导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
王洪文曾直言不讳地说：“在上海民兵成立的时候，张春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工总司’来组织，就避开了上海警备区，实际上就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
王洪文还点明了其中的奥秘：“因为上海警备区有两派。这两派中间，实权是掌握在不支持上海市委这一派手里。”
王洪文向上海两家工厂下达了制造步枪的命令。这些步枪，用来武装上海民兵，据说这叫“自力更生”。
他又向部队要来一批重武器，武装上海民兵，其中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以及水陆两用坦克二百三十四辆，摩托车四百三十八辆。
这么一来，上海民兵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实力的武装。
王洪文抓民兵工作，还有所“发明”。一九七○年六月七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兵三位一体”，亦即把“民兵、治保、消防”三者结合在一起。
在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他对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代表说：“厂里的‘三位一体’经验，要抓一抓，总结一下，否则我在北京讲话讲不响。”
于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民兵，便来了个：“王副主席指示为纲”，贯彻王洪文的“三位一体”指示。一九七三年国务院一六二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便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三位一体”经验。
当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上海民兵便成了“四人帮”的帮派武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王秀珍进京，在王洪文那里住了四天。
王洪文跟王秀珍谈起了上海民兵。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
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
王洪文提醒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工会常委多派进去。”
那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脱胎于“工总司”。上海市总工会的常委，大都是“工总司”
常委，是王洪文的“小兄弟”。
王洪文还对王秀珍说起他的“雄心壮志”：“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到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群众。”
幸亏毛泽东否定了王洪文关于成立全国民兵总司令部的计划，使这支全国性的“第二武装”未能拉起来，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的内战。
一九七五年夏秋，当王洪文在北京郁郁不得志，溜到上海“调查研究”的时候，他越发觉得手中一定要有一支“第二武装”。
九月十八日下午，王洪文以“上海民兵创始人”的身份，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王洪文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讲话。
以下是根据当时记录摘引的王洪文的原话：群众对三位一体反映怎么样？能不能设法抓一个区总结一下，这样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主要是消防和治保，民兵没有多大问题，这个问题阻力好大呀！因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不满意也不敢反，上海认识上也有阻力，其实有什么不方便。
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关于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特别是以后是不是站得住，同志们要注意，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实践上都能站得住脚，将来就驳不倒。如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站得住脚了，我也可以说话了。有些材料是有说服力的，如三位一体，民兵抓阶级斗争，这些都要很好的总结。
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关于一三○炮的问题，过去我和春桥同志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现在看来新八五站住脚了！比一○○的性能好。而且轻了三吨，我最欣赏的新八五是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比一○○优越得多。
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要考虑进去。如果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你武装部要把全部工作给我抓起来，你抓得起来？我不相信你抓得好！没有阻力不可能，就是有人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我二十年后还是要改过来。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我还是要把它改过来。现在有人总是觉得过去的东西顺手，方便，还有人说民兵抓阶级斗争不正规化，还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什么。怔规化呢，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要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反正我知道一点。
已经有人点明“上海搞第二武装集团”，王洪文仍毫不在乎，仍要坚持干到底。
王洪文回到北京以后，中国的政局愈加动荡。一场大拼搏，眼看着已经无法避兔……
上海一片刀光剑影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凌晨，酣梦正香的王秀珍，被电话铃声吵醒。
抓过电话耳机一听，她睡意顿消。从耳机里，传出王洪文那熟悉的声音：“秀珍吗，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告诉你。”
王秀珍连忙问：“什么事？”
王洪文说道：“天安门事件，总算过去。不过，这一次暴露了北京工人民兵的大问题，简直是‘豆腐兵’，连对付学生都感到吃力。这使我想到了上海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决不能象北京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向上海民兵指挥部传达你的指示。”王秀珍连声答应。
“注意保密，不要给人家抓住把柄！”王洪文又叮嘱了一句。
从电话耳机里传出的王洪文的“指示”，象槌子一样敲响了王秀珍这面锣。
翌日清早，王秀珍那喇叭般的嗓子，在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响了起来。
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马上落实、贯彻“王副主席指示”。他们制订了代号为“反击一号”、“反击二号”、“反击三号”三个作战方案，以应付突然发生的不同事态。
上海民兵变得忙碌起来。首先是“政治挂帅”，学习上海民兵指挥部印发的《民兵宣传教育》材料。那材料中，已经非常清楚地点出“要随时准备粉碎”“武装暴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民兵们经过“学习”，明确了民兵主要任务便是与“走资派”斗。
一支摩托化的民兵部队，即将举行演习。王秀珍为他们进行“战前动员”。
她的话，比《民兵宣传教育》材料更加无遮无拦：“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
“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
“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
“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王秀珍传达了王洪文的话：“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
一九七六年六月，关于毛泽东主席病重的通知已由中共中央通知各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上海的民兵更加抓紧了训练，随时准备“造修正主义的反”。
如马天水所供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上海）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报告，七月三日我就批复同意都发下去，到八月十号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报告还未批下来，我才知道办公室压了下来。当时我把办公室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三个字。
“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也和在八月十日我和徐、王和丁盛谈话有关系。丁盛谈话也谈了打内战问题。……”
《关于上海民兵装备十年规划设想意见的报告》，也急急地送到王洪文手中——市委、市革委会：根据市委领导关于装备民兵五十万件武器和总部民兵装备要搞十年规划的要求，加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民兵建设，市现有二百六十万民兵，规划五十万件武器。
全市装备民兵十个高炮师。一百八十五个高机连，三个地炮师，一个130火箭团，一个水陆坦克师，三十六个武装基干团，五百十八个武装基于连，四千二百十二个武装基于排，一个摩托团，一个通信团，共装备民兵六十五万人……
上海民兵指挥部上海，江青称之为“基地”的上海，已经是磨刀之声可闻。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了十年的上海，在准备作最后的搏击。
“文官”要夺权虽说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并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华国锋倘若作为对手，远不及邓小平厉害。
一九七六年七月，王洪文又叮嘱他的秘书肖木，为他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
半年前，王洪文在周恩来去世后，以为自己会主持中央工作，要秘书肖木起草“全面”的讲话提纲，弄得肖木连春节也没有休息。
这一回，王洪文又要肖木“辛苦”一番了。那是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商量过内容的，因为他是副主席，就由他出面草拟。
这个“全面”的讲话提纲与上一次一样，被打进了冷宫——因为他并没有能够挤掉华国锋。不过，那草稿的“全面”的口气，却清楚地反映心中的企望。
现据原文，摘引于下：（一）积极创造条件，区别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老中青三结合。一种是较好的，只需在斗争中逐步完善即可，不必把组织问题作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去搞。一种是需要作些充实、调整的，主要依靠省委自己去搞。再一种是一、二、三把手都问题较多，群众已不大那么信任，需要中央直接去帮一手的。
（二）国务院各部的问题，这次铁道部让万里同志不管事，专心检查自己问题，又调了两个青年干部去当核心小组副组长运动有了生气，看来是得人心的。这个经验需要总结，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他各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有领导地逐步参照解决。
这些部自建立以来，大多没有好好触动过。现在的情况是下面变了，上面不变或有变也不大，矛盾越来越尖锐。趁这个机会变一下，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高兴的。
（三）军队问题，基层是好的，主要问题在上面。比较起来，总参的事情更紧迫些。
王洪文除了以这样“全面”的口气准备好讲话提纲之外，还叮嘱肖木写了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信。
据肖木回忆，王洪文在给毛泽东写信时，是这样吩咐他起草的：“他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整理了去送给他，他准备修改、重抄，并说有机会要送毛主席看。……”
王洪文还没有来得及把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已无法视事。“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字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呼喊声，无法使毛泽东永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一步步接近他人生的终点。
九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九月二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九月八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就在江青到处分赠“文官果”的时候，毛泽东的生命列车驶入了终点站。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位曾经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政治伟人，终于松开了手，撒下了已经握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
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的宿敌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而毛泽东的虔诚的拥护者如华国锋则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一切遗教，却不分其中的正确与错误。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他却又不是一个至善至美的伟人。哪怕是过了一百年、一千年，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十年浩劫，仍将永远受到历史的谴责。
毛泽东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王洪文的手就伸向了毛泽东放下的中国最高权杖……
毛泽东去世后的激烈争斗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西安。中共陕西省委。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9.12日上午十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