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顺帝之非明宗子，当时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後，皇后布达实哩（旧史名卜荅失里）宁立明宗次子宁宗，而不立顺帝，迨宁宗夭而顺帝始立。则遗民录等书所载，未必无因也。
案至元十三年，瀛国公降，年六岁。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学佛於土番，年十八岁。延佑七年，顺帝生之岁，瀛国公年五十，计其年岁，亦不悬殊。作史者纵不便确指其故，而於明宗后迈来的传何妨略见其由瀛国公归於明宗之源委，所谓疑以传疑也，乃并不书，岂以其不经耶？然南史梁武帝纳东昏妃，七月生豫章王综，亦未尝不书也。
守节绝域
元史伊勒默色（旧名月里麻思）使宋，被囚於长沙飞虎寨，三十六年而死。
石天麟使於海都，亦被留二十八年乃归。
俱见各本传。
郝经昔班帖木儿
奇闻骇见之事，流传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後人仿之，竟有实有其事者。
苏武雁书，事本乌有，特常惠教汉使者，谓「天子射上林，得武系帛书於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时郝经使宋，被拘於真州，日久，买一雁，题帛书系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进世祖，其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後题「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获者弗杀，国信大使郝经书於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後经竟得归国，卒於途。是苏武雁书之事虚，而郝经雁书之事实也。
程婴、公孙杵臼存赵氏孤之事，本史记采无稽之谈，以新听闻，未必实有其事也。而元顺帝时，有昔班帖木儿者，在赵王位下，其妻尝保育赵王。後部落灭里灭叛，欲杀赵王，昔班帖木儿与妻谋，以己子观音奴服王服居宫内，夜半，夫妻二人卫赵王遁去，贼至，遂杀观音奴，而赵王得免。事闻，授昔班帖木儿同知河东宣慰司，其妻剌八哈敦云中郡夫人，观音奴亦赠同知大同路事，仍旌其门。是婴、杵臼存赵氏孤之事犹虚，而昔班帖木儿夫妻存赵王之事实也。
元史各有传。
郝经事人犹或知之，昔班帖木儿事则鲜知者，故摘书於此。
案宋史侯延广在襁褓时，遭王景崇之难，乳母刘氏以己子代延广死，刘氏行丐，抱延广至京师，还其祖侯益。此又与婴、杵臼之事相类，而出於一妇人，尤为甚难。
元初用两国状元
王鴞本金正大元年第一甲第一名进士，仕至尚书左右司郎中。金亡将被杀，元将张柔闻其名，救之，馆於家。後荐於世祖，擢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
宋留梦炎本淳佑四年第一甲第一名进士，咸淳中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德佑元年，官右丞相兼枢密使，又为江东西湖南北宣抚大使。国亡遁去，入元亦为翰林学士承旨。
是两国状元俱为元所用也。
纵囚
纵囚事已见陔余丛考，今又得数事。
後汉书戴封传：封为西华令，有囚四百余人，当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
三国志贾逵传：曹操征蜀，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道逢水衡载囚数十车，逵以军事急，辄究重者一人，余皆放之。此则竟行纵遣，不复治罪者。
晋书范广传：广为堂邑令，刘荣坐劾当死，家有老母，广听归省，如期而返，县堂失火，荣脱械救火毕，还自着械。
又乔智明传：智明为隆虑令，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而身无子，智明悯之，令其妻入狱，并阴纵之，或劝之逃，兑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
宋史戚纶传：纶知太和县，每岁时必与狱因约，放归祀其先，皆如期返。
元史本纪：世祖至元十年，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一切疏放，限八月内至大都者赦之，至期凡赦死罪二十二人。（亦见王盘传）
陈天祥知寿昌府，冬至日放囚还家，约三日来归，狱囚如期至，乃白宣慰司尽纵之。（陈天祥传）
元封乳母及其夫
乳母之贵，无有过於元魏者，盖魏制子为皇太子，其母必先赐死，故登极後，反以乳母为保太后，其崇奉与皇太后无二也。
唐哀帝封你婆杨氏，号昭仪王氏郡夫人，中书奏「乳母古无封夫人及内职之例，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以乳母王氏为野王君，当时朝议已非之，今宜赐杨氏号安圣君，王氏号福圣君，第二王氏号康圣君。」是唐制乳母之封，尚有限制。
元代则不惟乳母封夫人，并其夫亦得封。
世祖封皇子燕王乳母赵氏为豳国夫人，其夫巩德禄封德育公。
成宗封乳母杨氏为赵国安翼夫人。
武宗封乳母夫寿国公杨燕家奴开府仪同三司。
仁宗封乳母夫杨德荣为云国公。
英宗封乳母忽秃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来定襄郡王，諡忠愍。（以上皆见本纪）
文宗封乳母夫为营郡王。（见虞集传）
哈吗尔（旧名哈麻）母为宁宗乳母，故其父图噜（旧名秃鲁）封冀国公，加太尉。（见哈麻传）
安南王居汉阳
至元二十八年，征安南，其王陈日烜遁，日烜弟陈益稷率其本宗与妻子来降，诏封为安南国王，赐符印，居於汉阳。二十七年入觐，遂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初，益稷又入朝，谓「臣自世祖时来归，赐汉阳田五百顷，俾终余年，今臣年垂七十，而有司拘臣田，就食无所。」帝亟命还其田。天历二年卒，文宗赐諡忠懿。
老爷同寅臬司
世呼官长曰老爷，称同僚曰同寅，按察使曰臬司，其来已久，然不见於记载。
惟元史董搏霄传：搏霄营於南皮，毛贵兵猝至，问搏霄曰「汝为谁？」答曰「我董老爷也！」遂被杀。
此老爷之见於正史者也。
宋元佑中，除吕公着右仆射，制词云「被遇先帝，尝入赞於枢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
南宋庆元中，余端礼除右丞相，制词云「迄予嗣历之初，尤藉同寅之功。」
是同寅者，乃君臣同敬云尔，非以称同官也。
及黄震谢黄提举启有云「托故老以旁询，赖同寅而再葺。」
又宋史赵希怿传：韩侂胄败後，同寅有坐侂胄党者，诸司莫敢举，希怿独举之。
此则以同寅属同官，南宋时已有此称。
元史商挺传，帝谓挺曰「卿在关中有治效，而毁言日至，岂同寅中有阻卿者耶？」
又拜降传：同寅有贪秽者，拜降抗章劾之。
此同寅之见於正史者也。
宋史李韶传：韶父文饶为司理参军，尝曰「吾司臬多阴德，後当有兴者。」
孙子秀传：提点浙西刑狱，兼知常州，子秀以兼郡则行部非便，得请专司臬事。
是刑官称司臬，亦起於南宋。
又元史伊克台伊尔丹传（旧名奕赫抵雅尔丁），为建康道廉访使，始视事，有狱具陈庭下，皆前官创制者，蹙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合用此也？」
此臬司之见於正史者也。（元史朵儿只传：朵儿只年少为学士，同寅如郭贯等诸老皆器重之。）
牛腹疗重伤
布扎尔（旧名布智儿）从征回回，身中数矢，闷绝，太祖命剖一牛，纳布扎尔於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
郭宝玉从讨契丹遗族，胸中流矢，太祖命剖牛腹，纳其中，少顷乃苏。
李庭攻沙洋新城，中炮坠城下，矢又贯胸，气垂绝，巴延命剖水牛腹，纳其中，乃活。
俱见各本传。
谢睦欢从攻西京，被三矢，仆城下，太宗命人拔其矢，刳牛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见谢仲温传。
此蒙古治重伤法，盖借生气以续命也。
忍痛
北史：魏长生子彦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笑自若。
欧五代史：苌从简中流矢，镞入骨，工无良药，欲凿其骨出之，从简便令凿之，工迟疑不忍下，从简趣之，左右皆若不胜其苦，而从简自若。
元史：张荣为流矢贯眦，拔之不出，令人以足抵额而拔出之，神色自若。
赵实喇（旧名赵匣剌）与宋兵战，镞入右肩不出，主将取死囚刲其肩，视骨节，知浅深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实喇神色不动。
俱见各本传。
牛皮船
元史：石抹案只攻宋叙州，江不得渡，乃聚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夺其渡口。
又宋兵屯万州，汪世显从上流鼓革舟袭破之。
俱见各本传。
弥勒佛谣言
顺帝至正十一年，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淮愚民多信之，果寇贼蜂起，遂至国亡。然此谣不自至正中起也。
顺帝至元三年，汝宁献所获棒胡，有弥勒佛小旗、紫金印、量天尺。
而泰定帝时，又先有息州民赵丑斯、郭菩萨等倡妖言，谓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河南行省鞫治之。
是弥勒佛之谣已久播民间矣！
盖乱之初起，不拔其根株，遂至蔓延而不可救，皆法令玩弛之所致也。
贾鲁治河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及金堤，被淹者几遍山东全省，浸淫及於河间，为患者凡七、八年。会脱脱为相，专任贾鲁治之。十一年四月，诏发民夫十五万、军二万，以是月起工，十一月告成，河复故道。其劳绩具见欧阳元所着河平碑。凡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之法，至今治河者，犹莫不遵用。其心力之专精，可谓至矣！
然贾鲁後四百余年以来，河之为患又百出而不穷，则以鲁但救之於既溃决之後，而未溃决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不至溃决，则未计及也。
河之所以溃决者，以其挟沙而行，易於停积，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两边堤岸为之障束，一遇盛涨，两堤之间不能容受，则必冲破而泛滥不可制。
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则莫如开南北两河，互相更换。一则寻古来曹、濮、开、滑、大名、东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会通河，由清、沧出海；一则就现在南河大加疏濬，别开新路出海。是谓南北两河。
然非两河并用，亦非两役并兴也。两河并用，则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转速河之塞；两役并兴，则骚及数省，延及数年，欲河之治，而转或启民之乱。
所谓开两河者，虽有两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换。如行北河将五十年，则预濬南河，届期驱黄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处亟为堵闭，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将五十年，亦预濬北河，届期驱黄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处亦亟堵闭，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则自无溃决之患。即河工官员兵役，亦可不设；芦土方埽木之费，亦可不用。但令督抚就近照管，自保无虞。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实万世无患之长策也。
舍此不图，而徒岁岁修防，年年堵筑，正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病终不去。无论遇有溃决，所费不赀，即一、二年偶获安流，而岁修仍不下数十万，以五十年计算，正不知几千百万？与其以如许金钱空掷於横流，何如为此经久无患之计乎？
或谓地势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难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国地之高下在东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则自神禹导河以来，何以数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岂南方之地从前本高，至宋而忽下乎？迩年河决，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则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盖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别寻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则仍使北流，是穷变通久之会也。
又或谓挽使北流，将不利於漕运。此亦非也！漕运所资黄水者，只洪泽下流，由杨家庄上至宿迁草坝数十里耳。现在黄河以北之运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资浮送，不藉黄水倒灌也，而洪泽之水，至杨家庄则仍如故。果移黄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杨家庄，与洪泽之水相接，粮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无碍於漕运也。临清以北之会通河，本属运道，增入黄水，或虑其不能容，则於滨棣清沧一带，寻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於出海，则河流迅驶，粮艘益得遄行，此北路之无碍漕运也。
区区之见，颇自谓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当有一劳永逸之利耳。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日久功深
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继又以汤斌、徐乾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先後为总裁官，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後玉书任志书，廷敬任本纪，鸿绪任列传，至五十三年，鸿绪传稿成，表上之，而本纪、志、表尚未就，鸿绪又加纂辑，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後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
惟其修於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汉书之修於宋，晋书之修於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
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後定，执笔者无所徇隐於其间，益可徵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
列传体例
他不具论，自魏收、李延寿以子孙附其祖父，遂代人作家谱，一传中有数十百年事，阅一传即须检数朝之史，宋子京以为简要，其实转滋瞀惑。明史立传，则各随时代之先後，
除徐达、常遇春等子孙即附本传，此仿史记、汉书之例，以叙功臣世次。
杨洪、李成梁等子孙亦附本传，则以其家世为将，此又是一例。
至祖父子孙各有大事可记者，如张玉、张辅父子也，而一着功於靖难，一着功於征交，则各自为传。以及周瑄、周经；耿裕、耿九畴；杨廷和、杨慎；瞿景淳、瞿式耜；刘显、刘綎等莫不皆然。
其无大事可记者，始以父附子、以子附父。（如何文渊先叙於其子何乔新传首，刘仁宅先叙於其子刘大夏传首，此以父附子也。林瀚传後附其子廷机及孙子濂，许进传後附其子诰、赞、诗、词、论等，此以子附父也。）
否则，如杨肇基及子御蕃，各有战功，则御蕃可附肇基传矣，而以其功在登莱，则宁附於同事之徐从治传，而不附肇基传。
其他又有稍变通者，
徐寿辉僭号称帝，应列群雄传，而以其不久为陈友谅所杀，则并入友谅传，而寿辉不另传。
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
黄福、陈洽等皆文臣，柳升、王通等皆武臣，而以其同事安南，则文武同卷。
秦良玉本女土司，而以其曾官总兵，有战功，则与诸将同卷。
李孜省、陶仲文各擅技术，应入方技传，而以其藉此邀宠，则另入佞幸传。
此皆排次之得当者也。
自宋史数人共事者，必各立一传，而传中又不彼此互见，一若各为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阅易眩。明史则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传於此人传後，即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
如孙承宗有传，而柳河之役，则云语在马世龙传中。
祖宽有传，而平登州之事，则云语在朱大典传是也。
否则传一人而兼叙同事者，
如陈奇瑜传云：与卢象昇同破贼乌林关等处。象昇传亦云：与奇瑜同破贼乌林关等处是也。
甚至熊廷弼、王化贞，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同也，而事相涉，则化贞不另传，而并入廷弼传内。
袁崇焕、毛文龙，一经略，一岛帅，官职不同也，而事相涉，则文龙不另传，而并入崇焕传内。
此又编纂之得当也。
而其尤简而括者，莫如附传之例。
如扩廓传附蔡子英等，陈友定传附靳义等，方孝孺传附卢原质等，以其皆抗节也。
柳升传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
李孜省传附邓常恩等，以其皆以技术宠幸也。
至末造殉难者，附传尤多，如朱大典传，附王道焜等数十人。张肯堂传，附吴锺峦等数十人。而史可法传，既附文臣同死扬州之难者数十人，若再附武臣，则篇幅太冗，乃以诸武臣尽附於刘肇基传。以及忠义、文苑等，莫不皆然。
又孝义传，既按其尤异者，各为立传，而其他曾经旌表者数十百人，则一一见其氏名於传序内。
又如正德中谏南巡罚跪午门杖谪者一百四十余人，嘉靖中伏阙争大礼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载其姓名。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概删之，则尽归泯灭，惟此法不至卷帙浩繁，而诸人名姓仍得见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
又高倬後附书南都殉难者：张捷、杨维垣、黄端伯、刘成治、吴嘉允、龚廷祥六人，而所附小传，但有端伯以下四人，捷、维垣独缺，则以此二人本阉党，其事已见各列传中，不屑为之附传。
此则附传中又自有区别。益以见修史之斟酌不苟也。
至诸臣有关於国之兴替、事之功罪，则轻重务得其平。
如李东阳、徐阶、高拱、张居正、沈一贯、方从哲、熊廷弼、袁崇焕、陈奇瑜、熊文灿、杨嗣昌等，功罪互见，枉幸并呈，几於无一字虚设。虽篇幅稍多，而非此不足以尽其曲折，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後成篇。
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
明史立传多存大体，不参校他书，不知修史者斟酌之苦心也。
如龙兴慈记徐达病疽，帝赐以蒸鹅，疽最忌鹅，达流涕食之，遂卒。是达几不得其死。此固传闻无稽之谈。然解缙疏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缙传）李仕鲁疏亦谓徐达、刘基之见猜，几等於萧何、韩信。（仕鲁传）此二疏系奏帝御览，必系当日实情。则帝於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今明史达、基二传，则帝始终恩礼，毫无纤芥。盖就大段言之，而平时偶有嫌猜之处，固可略而不论。且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故不稍着微词也。
又如草木子载宋讷以元臣降为国子祭酒，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敛，其酷甚於周兴、来俊臣云。而明史讷传绝不及之，但谓其次子复祖为司业，诫诸生守讷规，违者罪至死而已。
又如张辅之死，据庚已编，谓辅从英宗北征土木之难，逃归，与家人诀而缢死於先墓。今辅本传则但谓从英宗北征，死土木之难。绝不及逃归自缢之事。盖讷以严重立教，最有师法；辅四朝勳德，白首无间言。故各着其所优，而小疵在所略也。
又如杨廷和之入阁，双岐杂记谓由刘瑾之力。而本传绝不及，并言廷和忤瑾，瑾摘会典小误，夺其俸二级。是廷和不惟不附瑾，且与瑾忤矣。
于谦之死，以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故被杀。谦传但谓曹、石之诬，而事之真伪，传中不暇缕析，则於襄王瞻墡传见之，谓英宗复辟後，於皇太后阁内见襄国金符，乃土木陷後，欲召襄王而不果，其符遂留阁中。然後知非谦等当景帝不豫时取符也。则谦之冤，自不辨而白矣。
熹宗懿安张后，国变时生死传闻未确，故本朝定鼎，但为崇祯帝及周后发丧成礼，而张后独缺。盖其时有传张后未死者，故恤典不及。（时南昌推官史夏隆云「国变时，后出宫，为李贼麾下刘旗鼓所得。刘本旧弁，事后无失礼。及我朝兵至，谓后不可失了朱家体面，后遂缢死。」本朝实录：顺治五年间，有天津女子自称张后，聚众扰畿辅。又陈玉璂作宦者高永寿传：张后与周后同日缢死，後有熹宗妃任氏出宫为少年所得，年余，费其赀且尽，任氏怒，自称「我张后也，胡为至此！」闻者不敢隐，遂送官。永寿独识之，然亦不敢明正其伪。）至修史时，则本纪据陈玉 所传，大书国变时张后缢死宫中，而流贼传亦称李严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使贤后不遭传闻之诬蔑，尤见书法之不苟矣。
又胡世宁从剿江西贼王浩八等，招降东乡贼为新兵，已而复叛，事见陈金传。而世宁传不载。
徐阶当国，为讲学会，张岳疏诋之，谓「讲学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谈虚论寂。」事见岳传而阶传不载。
陇川用兵，邓子龙不能驭军，因饷稍缓，大噪作乱，鼓行至永昌、大理，过会城，巡抚萧彦调土汉兵夹击之，乱始定。事见彦传，而子龙传不载。
盖为名臣立传，其人偶有失误，不妨散见於他人传中，而本传不复琐屑叙入，此又善善欲长之微意，不欲以小疵累全体也。
大礼之议
孝宗崩，子武宗立，武宗崩，无子，而孝宗弟兴献王有子，伦序当立，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立之，是为世宗。
世宗即位，诏议追崇所生，
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书毛澄曰「是可为据。」澄大会文武百官，议请帝称孝宗曰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自称侄皇帝。议三上三却。
进士张璁独疏谓「宜别立圣考庙於京师，圣母则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帝大喜，於是连駮礼官议，廷臣不得已，请尊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皇考兴献帝，兴国太妃为本生皇太后。
已而桂萼疏上谓「宜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
张璁又疏继之，并谓「宜去本生之称。」帝是之，而廷臣伏阙哭争，帝大怒，杖谪者数十人。
於是席书等议「孝宗皇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兴献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乃诏告天下，尊称遂定。
今案诸臣之疏，固各有说，
甲说（多数说）：谓宜考孝宗者，杨廷和、毛澄、汪俊及满朝诸臣也。
廷和疏曰「礼谓所後者为父，而以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古今不易之典也。」
毛澄疏曰『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後，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师丹以为恩义备至。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是为英宗。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乃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程颐之言曰「为人後者，谓所後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明而所生亦尊矣。」』
此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举朝宗之者也。
乙说（少数说）：谓宜考兴献帝者，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等之所执也。
张璁、桂萼等则谓「哀帝、英宗由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後之义甚明。今武宗无嗣，大臣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与预养在宫中者不同。是陛下乃继统，非继嗣也。统与嗣，非必父死子继也。汉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何必夺此父子之情，建彼父子之号也？」
已而璁、萼又疏言「今日之礼，不在皇与不皇，惟在考与不考。」
而方献夫、席书等亦宗其说，疏言「为人後者，父尝立之为子，子尝事之为父也。今孝宗本有武宗矣，未尝以陛下为子也，陛下於孝宗，未尝为子也。且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无後，独忍武宗之无後，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继武宗之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舛矣！」
此考兴献帝之说，璁、萼、献夫、书等之所执也。
究而论之，廷和等援引汉哀、宋英二案，固本先儒成说。然世宗之立，与汉哀、宋英二君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煞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明史於毛澄等列传既详其援引古义之疏，张璁等传又详载其继统非继嗣之疏，使阅者各见其是，自有折衷。而於澄等传赞，谓「诸臣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真属平允至当之论，可为万世法矣。
参见东汉四亲庙别祭、外藩入继追尊本生。
李福达之狱
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
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录遂并以劾勋，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又诘责勋，勋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共恶之，遂群起攻勋，欲正其党逆之罪。
勋乃力图反噬，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帝心动，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为朝臣所嫉者，遂尽反其狱，谓「寅非福达，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於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此张、桂等之恃宠窃权，庇奸报怨，罪不容诛者也。
然是时寅、福达名姓不同，亦有致疑於马录之有意文致者。
李翊戒庵漫笔载项乔之论曰「寅以白莲教惑人，自有本罪，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是固谓寅非福达矣。
法传录亦云福达五台人，寅徐沟人，张为县中着姓，谱牒甚明，马录悉诋为伪，一笔抹去。是亦谓寅非福达矣。
惟从信录及林居漫录则实指为寅即福达，
王登竹墅席上谈亦记福达脱罪後，游於江南，苏州寓元妙观，常州寓杨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书家，所试奇术甚众，而惜其自投法网，改名张寅，几得重祸。则以为寅即福达。
诸说纷纷如此，作史者宜何从？
今试平心论之，
张寅被薛良首告，指为李福达，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马录即据以定谳，非逆知有勋之来嘱，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则寅之为福达，不待辩也。
及勋嘱书至，录据以劾勋，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其挟权挠政，固已罪无可逭，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
迨张、桂欲藉此为勋报复，则不得不反此狱，而以寅非福达为词，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然後勋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於是公案尽翻，至颁刻钦明大狱录以示天下，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
修史者於此中推透当日情事，故於马录传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而於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於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於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