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
汉书本记「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
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官府属员）。曹参，狱掾（监狱管理官）。任敖，狱吏（监狱管理员）。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武卒）。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
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
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
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作奸犯科，不顾性命之人）。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布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
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
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
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
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
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
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
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
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
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
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
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
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
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
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
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畤。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着某年。
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元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
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它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着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 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
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
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宏、寿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
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着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
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
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
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
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
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
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
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
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
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
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
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
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
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干，阴气未作，其灾尤重。」
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
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
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
元帝诏曰：「元元（人民）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晻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
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
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栗，不敢荒宁（怠惰纵乐）。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
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
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辅助）阙政。」
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疢如疾首。」
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
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
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
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
今见于各传者：
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刘据，即戾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
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丐）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
朱博、赵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元罪（朱博传）。
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
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
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汉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
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
董仲舒已为博士。
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
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
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
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
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
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
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
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
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
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
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
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
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又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
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
其它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
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
张敞察廉，为泉仓长。
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王尊察廉，为盐官长。
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
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
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
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
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
案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平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
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
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
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
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二府、三公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
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
太尉（大司马）
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
御史大夫（大司空）
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
丞相（大司徒）
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
太尉、大司徒、大司空
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
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
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
仪同三司
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
太傅
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暠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
大将军
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
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后仍复旧制。
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后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
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
相国
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
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
三公
二府
秦、汉初
丞相
御史大夫
太尉
西汉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