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後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灵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灵宫，班在曾上。後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灵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後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
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着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灵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
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後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於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
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现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
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
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於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於特恩也。
天圣中（仁宗），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告身：唐以後官员的任命令）子孙听用荫。则并及於前代矣！
明道中（仁宗），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於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於常荫之外矣。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
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昂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
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石珪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
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
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
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
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
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
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
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
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
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
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
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搏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绩，亦被横赐。
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
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乾兴元年，真宗崩，出遗留物赐近臣、宗室、主兵官）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
南渡後，吴玠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璘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矣。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後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後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称传）
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於前，而官倍於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廕、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
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後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
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後、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
徽宗时，卢策疏言「皇佑（仁宗）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神宗）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
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
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
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淳，尚无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
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
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粜本钱。（亦见蔡幼学传）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於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
南渡後，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
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尝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於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孝宗），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
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曹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
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真宗），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於官。」是先支钱而後输绢，民本便之。其後则钱、盐分给，又其後则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於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麴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於开。开於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
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
於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於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於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於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
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於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
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於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
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於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
兵凶战危，非重赏诱於前，严诛迫於後，谁肯奋恐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
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
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於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
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弥封）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
其以徇私得中者，
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钱徽传）
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
至五代时，
郑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传）
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於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
崔梲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梲曰「孔英来矣！」梲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梲传）
此以势利舞弊者。
後唐清泰中（末帝李从珂），卢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後果为相。（宋史薛居正传）
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李度传）
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
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於郑，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惧，俾俱成名。
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
其有稍示惩罚者，
同光三年（後唐庄宗），礼部侍郎裴皞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覆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皞免议。
周广顺中（太祖），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
显德中（世宗），刘涛考试不精，杨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昉覆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
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
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
宋初因之，
开宝中，李昉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帝怒，特命覆试，多黜落者，昉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昉传）
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於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
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
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於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後事泄，钦若反委罪於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
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清康熙六十年，会试副总裁李绂用唐人通榜法，拔取知名之士。下第者喧哄於其门，被劾落职，发永定河效力。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覆视，遂着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覆核，宜无有擅杀者矣！
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於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
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
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
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
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
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
舒亶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後母，至亶前，命杀之，不服，亶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亶传）
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於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於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
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
宋辽
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於辽使之至宋矣。
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
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於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
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於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
哲宗崩，辽使来吊，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
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昇传）
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
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後不同。
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史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闇，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於公议，属王伦力言於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
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完颜仲传）
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後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於璋至之日耳）
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
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已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
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乎也。金张暐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张暐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
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旦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以避宋太祖赵匡胤讳）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
西夏与宋辽金
至西夏之於宋，
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於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後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後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於宥州，不令至兴灵，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
其於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
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於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
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
刘豫
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舞蹈，朝拜仪节。史书仅载「舞蹈」者，惟不详其状。
舞蹈之礼，初见於隋书及北史。隋制，正旦及冬至，皇帝即御座，群官上寿讫，上下俱拜。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隋书礼仪志）隋文帝废太子勇，勇再拜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北史、隋书勇传）宇文化及弑炀帝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许善心独不至，化及遣人执至，令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曰：「此大负气。」遂害之。（北史、隋书善心传）百济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使者舞蹈而去。（隋书百济传）以後唐、五代、辽、宋、金、元、明仍之。大抵再拜、舞蹈、山（三）呼万岁，皆为朝拜相续之仪。惟至清则无之，仅三跪九叩礼而已。
朱子语类谓「朝见舞蹈之礼，不知起於何时，元魏末年，方见说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风。」
卷二十六 宋史
岁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
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
南渡後，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
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
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
後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 来徵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於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齎三诏以厚之。（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雠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於和。
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
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雠，无通使之理。」
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後终归於和，未可据绝。」是浚未尝不有意於和也。
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於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於和也。
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於此者。
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
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其後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
统宋一代论之。
燕云十六州沦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後，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而後，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
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於和而後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四而卒归於和。
其後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议。
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
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其时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竞进），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国。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尝无可乘之机。
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錡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泇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吴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後，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未久，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錡老病垂死，吴璘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灵虹，至宿州辄大溃，於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
统前後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後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濬曾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後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
其後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於民间，无所堤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於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
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於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藉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於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
初无定员。
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
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