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消灭两个“黄团长”（犯人对玉米面窝头的戏称），就听监舍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粗腔大嗓一听就知是傻朱。我一边喊到一边往门外跑，见傻朱背着手凶凶地盯着我。我不摸头脑，心想莫非有什么事让人报告了？面临危险我一下子想起高云纯对我的告诫，赶紧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攥在了手里。不料惹得傻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很放肆，像吃饱了的鸭子呱呱呱地叫。我又叫他笑怔了，心想今天这傻朱是咋的啦？喝了痴老婆尿？傻朱笑够了才开言说是高云纯那小子又教出你这么个学生吧？我没吭声，心想原来这伎俩已被傻朱识破了，看样高云纯除了我还对其他的“四眼儿”进行了传授。只见傻朱又板起了脸来，厉声命令道周文祥你把眼镜戴上！我的心怦怦地跳，心里斗争到底戴还是不戴，不戴是抗拒命令，戴要冒眼被打瞎的危险。这时又听傻朱吼叫周文祥把眼镜戴上，赶快戴上！我知道无法抗拒了，手哆哆嗦嗦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同时赶紧把眼闭了。舍车保帅，眼球无论如何要保住啊！我迎接着傻朱的出手一击，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眼前像有一团火球在闪耀，在烧灼。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要倒下了。这时耳畔又响起傻朱鸭叫似的怪笑，我睁开眼，见傻朱笑得脸都变形了。我立刻明白他是用欲擒故纵的手段来折磨我的神经。我愤恨极了，心里骂你这狗娘养的。傻朱停住笑说道：这回念你初犯，饶了你这个跟屁虫，下回见了我再他妈四眼儿变两眼儿就一拳把眼镜打进你脑子里去。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这时他把背在后面的手送到身前来，我看见他拿着一封信，他把信丢给了我，就转身迈着熊步走了。信使我忘记了其他，从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和落款地址一看就知道是苏英，我心里犯疑，她咋知道我转到我乐岭来了呢？我抽出信瓤看，仅寥寥的几行字，除千篇一律的好好改造外，还有这么几条信息。一是她于两年前摘了帽子，二是大病了一场，再一条是关于冯俐的，说听人说小冯目前关在晋城监狱里，恐怕出不来了。这条信息使我全身的血骤然冷下来了，呼吸都停止了。冯俐咋重新关进了监狱？出不来了又是什么含意？！我几乎要哭出来，傻朱刚才没打出来的那一拳让苏英打出来了，打在了我的心上……
小西地——
小西地是犯人墓地，在我乐岭农场正南的一个小山坡上。到墓地来的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被活人送来的死人，二是送死人来的活人。犯人中流传的那首掘墓歌将人生看个透彻：“挖呀挖，挖呀挖，今天咱们埋别人，明天别人埋咱们。”我是头一次到小西地，自是担当“埋别人”的角色。“别人”是同监舍的曹大个子。他是我乐岭农场的“坐地户”犯人，或者说是“卧床户”犯人。自我来后就见他一直躺在铺上不起身，整天哼哼唧唧，饭吃得很少，半个月前干脆不吃饭了，说“辟谷”了。“辟谷”这字眼其实与绝食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说法，大家都清楚，说“辟谷”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绝食”趋于合法化，这样死了没人追究“自绝于”什么什么的。我听监室其他“坐地户”犯人讲过他的大体经历。读中文系时知道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一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个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个类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起来造老子的反，然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共产党内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为革命捐躯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来在新政权中当了首长。曹大个子本应成为后者，是命运乖戾不测让他这个革命者到头来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当地农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军向南挺进途经家乡时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从这里开了头。他骑马于部队驻防间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这晚还乡团在村里屠杀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听着枪响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见了他。村政权给有关部门写了检举材料，说是他带来了还乡团。他拒不承认，又苦于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反革命杀人，最终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当然没杀人只是听他个人说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个谜了。我和另一个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车将曹大个子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墓地时，已经有一个犯人等在那里了。那犯人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见了一大片坟包错落的墓场。有的长满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坟。看到这片坟场我不由想到我和陈涛埋葬老龚的那座叫太阳岛（不知怎么跟哈尔滨的一座公园同名）的墓场。相比而言，这小西地墓场要宽广得多，大概有几百座坟茔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犯人一座坟，这是错不了的事。想想有这么多同类客死在他乡心里便沉沉地痛。墓地边沿有一排早就挖出来的墓坑，这样死了人就不用现挖。我们将曹大个子的尸体用绳子放进坟里，抽出绳子就开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阳正慢慢坠落。
卖木梳的赵仁——
将赵仁冠以卖木梳的得解释几句才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个卖木梳的角色，是个奸细。于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报告的叫做卖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划到卖木梳的行列，人们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当面冷嘲热讽背地里骂他。这遭轮到我来骂赵仁。事情还得从那天出公差埋曹大个子说起，我好像命运不济，在清水塘时派我去杀牛杀猪，到了我乐岭又派我去埋死人。心里头别扭，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里的磨。我从小西地回来傻朱把我堵在了监舍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把我骂怔了。心想真是见了鬼了，刚埋的死人，要是出错该是曹大个子从坟里跑出来告的状，还会有谁？这自是瞎说了，死人要能站出来告状这世界就大乱了。我终归还是弄明白是我说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乱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是：听驴的。磨驴拉就动不拉不动，不是听驴的是什么？我立刻意识到有人把这句话告了，说我骂管教是驴。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种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形容人做事不主动，像磨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傻朱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大概我的解释确有些道理，他还是接受了，说你们劳动改造就是要积极主动嘛，否则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赶紧点头称是。这事就这么对挡过去了。当晚解若愚便告诉我是赵仁跑去告的状。我听了很生气，晚点名后回监舍的路上我问他今天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他说没有啊，咱俩无怨无仇我干吗说你的坏话？我说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他不吱声了。我说对那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问什么话。我说赵仁不仁啊。我听他嗓子眼里咕哝了几下，没放出声来。
梁枫——
梁枫是个小个子乐天派，整天笑眯眯的，那状况一点不像在蹲监，好像在自己家里过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别的犯人也似乎当成家里的人，很友好，很关心，有事没事愿和人拉家常。他有个习惯，说起话来两手不停地打手势，像指挥唱歌那样，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说他最怕听梁枫说话，说叫他晃的头晕。傻朱更不客气，说梁枫你说话不叫手老实我就把你的手捆起来。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给绑了，以示惩戒。就是这回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说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绑，而是绑起来后仍然认真学习毛著。他手不能翻书页了，就埋下头用舌尖舔着翻。他学毛著不是装样子，而是从内心里想学，也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他被捕前是青岛一家报纸的编辑，青岛反右当中发生了一桩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谓“山大学生闹报社”。事实的起因和性质与K大学生“闹”人民日报社类似，学生对报纸发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满，要求报社领导出来进行对话。领导不出来，到街上收买了许多闲杂人员充当革命市民对学生进行围攻。这行径被梁枫看在眼里，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梁枫对领导的这种“不磊落”提出看法，这是问题之一；另外他还写了篇《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反右之前发表出来，这也是个问题。“二罪并罚”就打成了极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个本家侄子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具体是什么不详），就被逮捕判刑。
他头一次同我说话是我到我乐岭当天，刚进监舍门便有一个小个子犯人接过我的铺盖卷，两眼笑眯眯的，说我姓梁叫梁枫欢迎你。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没吭声。等我安顿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我问句你是班长吗？他头和手一块儿摇晃说不是。后来我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他也忙，需要他“照顾”的人很多，我俩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认他是属于“好人阶级”范畴的，他是那种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痴心不改的人。
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吆喝干活了开始干活了。谈诗也就到此为止。
马厩——
吃饭时，高云纯亮出一副用枣木制作出来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样子，并且用刀叉开始了这顿晚餐。高云纯制作刀叉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以为是闹着玩，没当回事，现在见高云纯真用上了便都围上前看热闹。高云纯先用木刀将窝头切成若干片，然后又如法炮制将萝卜咸菜切成片，将食品加工完好后便开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窝头片，用一副小叉叉咸菜，吃得一丝不苟。看热闹的人中有的吃过西餐，有的没吃过西餐，无论吃没吃过都以一种讥笑的神情看着吃饭的高云纯。高云纯也不理会，依旧一样一样叉着吃。后来解若愚先开言，说高云纯你闹啥怪呢，人家外国人是怎样用刀叉吃饭的，用刀切面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后叉着吃。没这套家什不行，咱吃窝头咸菜用得着这些东西么？纯粹的出洋相。高云纯将最后一片窝头用叉送进嘴里，边咀嚼边说中国人外国人都很重视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话么？比方同样吃窝头咸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样的。解若愚问怎么个不一样？高云纯说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儿，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儿。解若愚说胡说。高云纯说不信试试。梁枫接话说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尝尝味道一样不一样。边说边从高云纯手里取走刀叉，切起了窝头咸菜，之后又学着高云纯的样子叉着吃起来。高云纯问老梁你觉得味道变了没有？梁枫一边用嘴品着滋味儿，一边说怪了，真怪了，窝头的味道真的变了。梁枫的话引得大家轰笑起来。又有人借用高云纯的餐具，吃了同样说味道不一样了。高云纯扬扬自得地看着解若愚说，怎么样，你不试试？解若愚说我不试。高云纯又转向大伙说我还保存一部分枣木，谁要做刀叉的话可以和我讲。梁枫说我想做一套，可没技术。高云纯说我教你。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并请高云纯当老师。高云纯一一应承。这顿饭吃得满热闹。
袁光——
袁光袁书记要离开我乐岭农场了，据说上级要给他换一个好些的环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同样是在一根绳，我见袁光一个人趴在石墙上休息，便走过去，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袁书记听说你要离开我乐岭了？
佟队长告诉我了。
能回K大吗？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呀。
袁书记，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会忘记，我向你提了一个蠢问题，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说蠢，我鼓掌不是同样蠢么？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该向你提问题。
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哩。
那还有什么？
不好说。
……
已经过去的事，别提了。也没必要提。
听袁光这么说，我只有不提了。至于他说的“不好说”其真实情况是后来“二进宫”到丰城监狱后李德志告诉了我。
胡公公、二姑娘——
将这两个名字写在一起会给人一种狎昵的联想。事实上却是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归队后在“马厩”里我同时看见了他们两个（他俩由不同的劳改单位同时转来）。自从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分别，这是头一次见，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中国劳改单位之庞杂，熟人相逢并不是桩容易事。即使这次重逢，如果不是缘于当局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难以实现的。见面后我十分地惊讶，惊讶不是他们的面目有了改变，而是同他俩打招呼时旁边有人向我询问：周大学你认识胡公公和二姑娘么？草木春发秋枯鸟虫毛损壳脱，而落在一个犯人身上的外号，竟然像落在身上的烙印一样，辗转相随，终其一生。实让人匪夷所思。我向胡公公、二姑娘打听“二分之一”的下落。胡公公说“二分之一”被判刑后的第一站是清河农场，那时他也在。大约半年后他病死了，得的是伤寒。
火盆地——
火盆地是农场最边缘的一块农田，开春播的玉米，苗出齐了，全大队出动间苗。
农场的犯人成天干的就是农活，耕地、下种、间苗、锄地都一样，有什么可说可道的？只因这天出了一件意外事。
一来天暖和，二来地块离场部较远，队部决定中午送饭到地里吃。天还没晌，大伙一齐犯了“歪脖子病”。一边干活一边频频往场部方向张望，看送饭的是否已走在路上。傻朱见大伙不一心干活，十分气愤，不住地骂人，还顺脚踢翻了几个。就这样还是不行，仍有人忍不住诱惑继续“犯病”。这当儿，佟队长从南山上打猎回来，背着猎枪牵着狗，正站在一个叫李宗伦的犯人身后。李宗伦没看见，让身旁的一个犯人猜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前者指黄颜色的玉米面窝头，后者指用高粱杂和面儿蒸的红色且被切成四四方方形状的发糕，所以叫了红四方面军。平时管教连犯人放个屁都知道，这一颇为流传的叫法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们并不理会。但今天情况不同，管教都在火头上，听见这话佟队长立刻向李宗伦喝道你他妈说什么来着，再重复一遍！李宗伦立刻明白佟队长要叫他当替罪羊，连忙站起身，笔直地站在佟队长面前，一声不敢吭。佟队长还要李宗伦重复，李宗伦只得照办，怯懦地说我说晌午是吃黄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佟队长吼道你他妈的说吃黄团长是假，说吃红四方面军是真。红四方面军是我们的革命队伍，你这么仇恨居心何在。李宗伦辩解说他说吃的是发糕，不是真的红四方面军。又说他一点儿也不仇视革命军队。大概李宗伦是吓昏了头，要不当了这么多年犯人，还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须辩驳。是怎么回事，对方心里清清楚楚，无非要借机整你，你还有什么可说，只有点头哈腰地认错，让他们发泄一通邪火了事。李宗伦愈辩解佟管教愈愤怒，脸都涨紫了。地里的犯人一齐看着这场面，暗暗替李宗伦担心。幸好事情没有继续发展，因这时伙房送来了饭。佟管教急着喂他的狗，他对狗是没说的。
有说人在某一时刻会让倒霉鬼缠上，一旦缠上想脱也脱不了。这天李宗伦就是。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青蛙在地里跳，别人没看见，李宗伦看见了。青蛙可不是等闲之辈，平时见了谁都不肯放过，抓了吃肉。李宗伦看见青蛙眼前出现的肯定是香喷喷的烧蛙肉。他站起身向青蛙奔过去，要把它逮住。动物总的说来是愚不可及的，可危险当头还知道逃命。青蛙跳了，李宗伦追过去，青蛙又跳了，李宗伦紧追不舍，渐渐追得远了。这场面吃饭的人都看在眼里，起初没大在意，有人还嘲笑李宗伦笨得连个青蛙都逮不住，后来便大呼小叫起来，原来李宗伦就要越过警戒线了。那面红色三角旗向他招手般在风中摇摆着，危险迫在眉睫，许多犯人站起身向李宗伦高呼：李宗伦回来！回来！！回来！！！那一刻他要么聋了，要么中了邪，依然磕磕绊绊地追着青蛙。就在腿迈过了两杆三角旗之间的那道虚拟的警戒线时，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爆裂开来，只见李宗伦像一只中了枪弹的兔子在地上滚了几个滚，不动了。转头一看，佟队长举着的那杆猎枪还冒着青烟。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死寂中先是几个警卫战士端着枪向李宗伦倒下的地方走过去，佟队长与另外几个管教也走过去，将李宗伦围在中间。过了一会儿，那边传过来命令，让人拖一辆板车过去。就见将李宗伦抬上了板车，拉着往场部去。这时犯人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李宗伦还没死，死了就直接拉到小西地了。
一根绳——
在休息时我和李戍孟谈起那天张撰和王妃冒受惩罚风险的爱举。我说张王二人的爱情确是真挚感人的，特别是王妃，她的勇气令人称颂。李戍孟听了沉吟不语，而后却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王妃是了不起，可比起我的琳琳来，是远不及的。对他的话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琳琳在他心中的位置，我只是感到迷惑：琳琳究竟是一个啥样女子，能令李戍孟如此爱之至深。也许李戍孟猜到了我心中所想，又说道：琳琳是无人可比的，真的无人可比……我说是吗？他点点头，说我敢肯定，这个世上没有比琳琳再可爱的女子了。我说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赶紧解释说：对不起啊李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琳琳是个好女子，只可惜无缘见到。李戍孟叹了口气，说：琳琳是完美无瑕的，她的外表美、内心更美。我和她之间的事随便想起一件，都让我的心发疼发颤……不说别的，只说她跑到北京和我成亲，哦，你想听吗？我说想听。他抬眼望望飘着云彩的蓝天，似乎在寻觅他的琳琳的身影。他又叹了口气，然后缓缓说下去。
他说他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从家乡返回S大的，一九五六年毕业留校后因染上肺结核回家休养了一年，这样便错过了上半年的整风鸣放风浪。回校后他给琳琳写去一封信，告诉她工作的事暂时搁置，估计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让她放心，让她集中精力复习迎接高考，还向她叙说学校的整风情况。很快便收到琳琳的回信，信中看出她对城里整风很感兴趣，提了一些问题，让他在回信中如实告诉她。他知道琳琳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孩，关心国家大事，当然也出于对他的关心。他将回校以来的所见所思向琳琳“如实”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刚刚寄走，《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这是为什么》的文章，吹响了反右的号角。不久，琳琳的回信到了，信中又问及有关反右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如实谈了自己的不理解，这个阶段各系整风中的“闯将”们已纷纷落马。不久又收到琳琳的第三封信，信中要求能明确告诉她反右对还是不对。他回信了，信中“明确”讲了自己的看法：不对。他说如果一个政权闭塞言路且不讲信义，出尔反尔，势必令整个国民寒心。
后来再没有收到琳琳的回信。又过了几天，琳琳奇迹般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只身来到北京，只为找他。在校大门口见时，她当头便问：戍孟哥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他听了大吃一惊道：我给你写了信，也收到了你的信。琳琳也惊呆了，说我没收到信，也没有回过信。我是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才急匆匆跑来北京。他定定地望着琳琳，大声说：琳琳你说什么？你没收信也没回信？！琳琳肯定地点点头。他像坠入五里雾中，一边抓脑袋一边说我手里就有你的信啊。琳琳说快给我看看。他说在宿舍里。两人几乎是一溜小跑来到他的宿舍，他找出珍藏在枕头底下的信，交给琳琳看。琳琳只看了一眼便哭出声来，边哭边说不是的，这不是我写的信，是有人模仿我的笔迹写的。老天！他的头一下子大了。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其中的就里，可他意识到他遭了人的暗算。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这样做又有什么目的？他问琳琳，邮递员进村送信一般送到哪里？琳琳说送到村支部。他就不吭声了，上前紧紧将琳琳抱住。
不管怎么的，见到琳琳他还是高兴的，特别是在北京相见。他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安排琳琳住下，然后就带着琳琳逛北京城。尽管心里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在琳琳面前还是强装欢颜，尽量让琳琳玩得开心。
大概在琳琳来北京的第四天，系总支将他找了去，他看见桌上放着他写给琳琳的几封信。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尚存一丝侥幸，那么此刻他就完全绝望了。他知道自己无须多做辩解，白纸黑字，即使产生于别人的阴谋中，他也是难逃罪责的。当那位负责人冷冰冰地问他：这些信是你写的吧？他只点了一下头，没多啰嗦。
形势突变，他不能将琳琳继续留在北京。琳琳没有思想准备，问为什么要把她早早“赶”走。本来他想把事情对琳琳隐瞒，经考虑还是觉得当面对琳琳说清楚为好，这是一种对她负责的态度。琳琳听后大眼一点不转了，问：会咋样？他说要当右派了。这几天琳琳在校园走顺眼看了几张大字报，也远远看过批判会现场，但对实际性的东西是模糊的。听他说要当右派，便问当了右派会怎样。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他知道不能对琳琳轻描淡写，要让她有心理准备，为不可避免地结束两人的关系做铺垫。他问琳琳知不知道农村的四类分子。琳琳说咋不知道，是地富反坏。他说现在四类中又加了一类，就是右，地富反坏右。这你就明白右派是什么了吧。琳琳听罢放声痛哭起来，说戍孟哥我害了你啊。他说琳琳这与你无关的。琳琳说有关有关。他给她擦擦泪，顺势点点她的鼻尖，说有关？是你发动的反右运动吗？琳琳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可没有我你会给我写信吗？事情不就出在这信上吗？他说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有句话叫水上不死陆上死，人要倒霉是躲不过的。琳琳仍认定是自己害了她戍孟哥，又提出了根据，她说支书女人曾到她家为侄子提亲，一个村里的，爹妈很清楚那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儿，没应允。是他不死心，才想出这么个毒法子害人。琳琳说的这件事他知道，也觉得可能是一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针对他这个上大学的地富子弟心存仇恨，这一点在他考大学时便得到印证：刁难他，不给他起户口。总而言之，他在他们眼里是个除而后快的人物，加害是迟早的事，这一次终于瞅准了机会。他尽可能解除琳琳心里的自责，琳琳仍泪流不止，她突然冒出一句：戍孟哥，当了右派能不能结婚？他说那得看怎样处理了，要是判了刑，就不能结婚。琳琳问能把你判刑吗？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但为了琳琳他说了一句对自己有诅咒意味的话：我想我逃不脱的。琳琳听了想都没想地说：那我们就立刻结婚。戍孟哥，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他摇了摇头，将琳琳紧紧抱在怀里。他知道现实是残酷的，再深厚的爱也难以承受漫长岁月的磨砺，况且这也不公道。他不能让琳琳这样一个纯真美丽的女孩跟着自己受苦受难，他是深知自己的母亲这辈子是怎样生活的，不能让琳琳步母亲的后尘。他劝琳琳先不要想别的，立即回去参加考试，争取升入大学。琳琳却摇了摇头，悲伤地说：上学又有何益呢？看看你，还有满校园这些有大学问的人，我就觉得以前渴望读书的想法是幼稚的。琳琳的话使他的脊背一阵阵发凉，琳琳虽然文化不高，却能一下子看到问题的实质啊。
他永远难忘的是琳琳离开北京的头天晚上，他参加完系里对他的批判会，已经很晚了。
他急匆匆赶到琳琳住的旅馆，一进房间他怔住了，只见桌上点了两只大蜡烛，红红的烛光映照着墙壁上贴着用红纸剪出来的双喜字，还有一对并排贴着的纸鸳鸯。琳琳盘腿坐在床上，头上蒙着一块红包袱皮。一动不动。一看这景象他就明白了，顿时热泪涌出眼窝，他上前一把将琳琳抱住，颤声说：琳琳，你，你这是咋的啦？琳琳的声音从“红盖头”下面传出，极其平静，她说：戍孟哥，由我做主，咱俩今晚就成亲，你要是嫌弃我就立马走，要不嫌弃，就掀开我的盖头，这样以后谁也别想再拆散咱们了……
李戍孟声音颤抖说不下去了，虽然他把成亲的过程讲得十分简约，然而却把我深深地震撼了，我眼前浮现出蒙着红盖头端坐床上的新娘琳琳的画面。这是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一幕啊。我由衷说到：李老师，只凭你讲的这一点点我就完全能够断定琳琳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十分难得的啊。李戍孟没有回应我的话，似仍然沉浸在对琳琳的思念遐想里。我又问：李老师，后来琳琳怎么样了呢？李戍孟长叹一声，说道：那是一言难尽的啊。我问：这些你都写在书里了吗？他点点头回问：你想看这本书吗？我说想看，他说给你。
　·18·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三
李宗伦——
“越狱潜逃事件”（佟队长在点名时这么宣布的）发生的几天后，我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李宗伦。我住院了，是那劳什子“闹怪”引发出来的。自在清水塘得了这怪病后，一年总要犯那么三两回，说要紧也死不了人，说不要紧也很讨厌。这遭是蹲在地里间苗时眼前陡然又红了。与从前“闹怪”不同的是这遭昏倒了。被运进“马厩”里醒过来后，知道自己正发高烧，嘴上起了一串燎泡，身子却像掉进冰窟窿里，哆嗦成一团。就被送进了场医院。农场例来对刑期快满的犯人比较优待，一是这种人没有逃跑的可能（除非傻了），再就是给个顺水人情，显示显示劳改场所也是个讲人道主义的地方。一切都是功利的，整治你或是笼络你都不例外，正像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然而即使有缘有故，爱也比恨要好。我住院了，哪怕在死以前住一次院也是欣慰的。
应该说我的体质还不错，这么多年除了“闹怪”一直没生什么大病，也很少吃药。这说明人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适者生存嘛。住院当晚打了一针，第二天病情便好转了。我心想既然好不容易住进来，就他妈多享受几天。因此当大夫问我怎样时我就一口咬定说头晕，头晕得厉害。大夫有些纳闷，说烧退了咋还头晕呢，再观察观察吧。我就留下来“观察”了。除此之外，我还想“观察”一下李宗伦。
李宗伦和我不在一个班，认识但不很熟悉。只因他被佟队长用猎枪打了，也就从“马厩”里的百多个犯人中“脱颖”而出，成“名人”了，人人都知道他了。也知道了他的大体情况：他家在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小镇，读中学时爱好文学，酷爱诗歌，本想考入大学中文系深造，但因家庭生活困难只能考入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镇中学教书，并开始投稿。头一次见铅字是在省报副刊，是一首为庆祝儿童节而作的儿歌。就是这儿歌让他当了右派。常言说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李宗伦头一遭上这文学的“河边”就让大水卷走了。他的经历就这么简单，如同那首轻飘飘的处女作。
我进入装病阶段后一直想去探视李宗伦，看看他现在的情况怎样。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一个病房，又不敢贸然打听。也巧，这天那个让我“观察”的秦狱医向我问起李宗伦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他，顺便问他李宗伦目前的情况。秦狱医说还活着，估计死不了，很幸运。我问幸运在哪里。他说一是用装散弹的猎枪打的，二是身体侧后方中的弹，没伤到要害处。只是他不肯配合治疗，要死要活的。我问为什么。他说真实原因闹不清，又说你们是一个监舍的，可以去看看他嘛，劝劝他别钻牛角尖。这正合我意，便问了他在哪个病房。
既然有了秦狱医的恩准，就不用顾忌什么了。当天下午我就进到李宗伦的病房里。这是一间小病房，六个床位，有的病号躺在床上，有的坐着或走动。我一眼就看见头和身上缠满绷带的李宗伦，他侧向墙壁躺着，一动不动。我怕他正睡没喊他，走到近前探头向里面看看，见他上面的半张脸缠着绷带，下面半张脸上的那只眼大瞪着，样子很吓人，一点也认不出是李宗伦。一个年纪稍大的病人问我是不是找姓李的伤号，我说是。他说他就是。这时李宗伦侧转过了脸来，用原来瞪着墙的那只眼瞪着我。从眼光的变化看出他认出了我。我赶紧说老李我是老周，也住院了，你怎么样呢？他没说话。那个刚才与我搭腔的病号说你来了正好劝劝他，整天不吃不喝地等死，想不开。我点点头，觉得不妨先从别的病号那里摸摸情况再说。便攀谈起来。看来李宗伦真如秦医生所说“钻了牛角尖”。他认为越过了警戒线应该格杀勿论，可用打猎物的枪向他射击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人，不是动物。这是无视人的尊严的行为。为此他要求农场当局就此给他个说法。听了李宗伦不配合治疗的过节，我不由一下子联想到冯俐，冯俐不也是认死理非要当局给个说法吗？可谁又会给你个说法呢？就是给了又怎么样，西葫芦就能变成茄子了吗？受苦受难这么多年，仍然童心未泯，李宗伦仍停留在写儿歌的阶段啊。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安慰李宗伦，更不知该怎么劝说他。说句老李我还来看你，就走了。
张撰——
张撰跑到医院把我叫到院子里，神秘兮兮的。我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他说他是从演出队来，演出队已取消到外面演出的计划，他去拿东西。我问为什么取消了演出。张撰说要搞运动了。我问搞什么运动。张撰说“拔白旗”。我没弄懂，问在哪里拔白旗。张撰说在农场全面拔，劳改犯教养犯女犯少年犯都要拔。我还是不理解，问你刚才说的这伙人不都是白旗吗？白旗里头怎样拔白旗？张撰说谁知道呢，反正叫拔就拔是了。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张撰说前天晚点名时已做了动员，昨天趁大伙出工对各监室进行了全面搜查。我就是为这个才来找你的。我听了紧张起来，问：搜出什么了吗？张撰说到底搜走了什么现在还没公开，我只担心上次给你画的那幅画，你搁在哪儿呢？我说在褥子底下。张撰说那肯定搜去了。我说那画会有什么问题呢？充其量是一幅田园风情。张撰摇摇头，说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清楚，许多事情不追究没有事，一追究准有事。我说那怎么整？张撰说这画是你要的我画的，都脱不了干系。问题是问起来咱俩必须得对上口径，别说了两岔道。我说这画你是按照我的意图画的，有问题我来解释好了。张撰说事情也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还是事先统一一下认识稳妥。我说统一什么呢？张撰想想说，要不我从管教的角度向你发问，你也把我当成真管教来为自己辩解，看看能不能把这事糊弄过去。我说你的意思是搞一场模拟审讯？张撰说是，毛主席不是说过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吗？我点点头说你问吧。张撰略一思忖，就开始了对我的“审讯”：
张：周文祥你说，你藏在褥子底下的这张画是从哪里来的？
周：不是藏，是放在褥子底下，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褥子底下。
张：画从哪儿来的？
周：我请张撰画的。
张：为什么要画成这怪怪的样子。
周：是这样，我做了个梦，觉得这个梦实在怪，我把梦境告诉了张撰，请他给画出来。
张：你总是做同一个梦吗？
周：不是。
张：那为什么单单要画这个梦？
周：可能因为这个梦印象特别深。
张：为什么这个梦印象特别深？
周：我说不出来。
张：不要回避问题。
周：我真的说不出来，也许因为梦里有女人出现吧。
张：这个女人是谁？
周：不知道。
张：哼，做梦娶媳妇想好事。我再问你，你梦里的女人也像画上的女人在耕地？
周：是。
张：为什么要画女人的背影？
周：我梦里看见的是背影。
张：有没有别的什么用意？
周：没有。
张：为什么要画上一棵树？为什么要画出一片大叶子？为什么树叶子上要画出一个洞？
周（冲动地）：请问为什么不能画一棵树，画树为什么不能画叶子，树叶子上为什么不能有个洞？！
张（回到原本的角色）：瞧你呀老周，管教没火你倒火在了前头，你还是没把我当真管教，要是换上傻朱的话，不等你问完就拿巴掌量你了。
周：好吧，那我就把你当傻朱，你再问。
张：你说说为什么要让张撰在树叶上画个洞？
周：许多树叶都有洞。
张：为什么要画成一半黑一半红。
周：……
张：你回答。
周：是象征。
张：象征啥？
周：日食。
张：日食的象征是什么？
周：……是说发生日食很稀罕。
张：别走题，我问的是象征。
周：我说不出。
张：说不出为什么要让张撰这么画？
周：真的说不出。
模拟审讯到此中断了。张撰说不能说画的是日食，因为日食的象征太明确。我说不说日食又该说啥呢？张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好好开动一下脑筋，上回你那句“磨房里的磨听驴的”不就解释得很好吗？我苦笑笑说是急中生智啊。张撰说那你就再来回急中生智吧。我说我想想，可想了半天没有智生出。张撰也无可奈何，说立马想不出来就慢慢想，千万别抱什么侥幸心理。想出了说法要尽早通知我。我说好。我又问他和王妃的事，他立刻就喜上眉梢了，说很好，正健康发展着。我说能预料到前景吗？张撰说自然是希望能实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说衷心祝福你。张撰笑着说我也衷心感谢你。之后张撰就走了。
李宗伦——
李宗伦留在我头脑中最后的形象是一张极其狰狞的阴阳脸。那天看着狱医从他头上揭去纱布我禁不住“啊”了一声，病房里其他光头病号也都大瞪着眼，霰弹的火药侵蚀进他右边脸的皮肤里，看上去像抹了一层黑灰。李宗伦自己看不见，他看见的只是在场人的惊愕。他问道你们都怎么了？大家连忙掩饰说没什么。说这么重的伤没留下残疾真是万幸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恢复得这样快也是没想到的。七嘴八舌地总算把事情搪塞过去。
然而肥皂泡迟早有破裂的时候，李宗伦还是知道了术后脸上落下的可怕印记，这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只说被枪击这件事，打都打了，又何苦计较用的什么枪？再说又有哪本书上写了射人不准用猎枪？而现在猎枪的火药又留在了他的脸上，成为永不磨灭的耻辱。愈要面子愈得不到面子，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问题还在于他硬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时时处处都对这一现实进行掩饰，他不再迈出病房一步，一天到晚歪着个脸，以那半好脸与人相对。如迫不得已须离开病房，他就用手捂住那半边黑脸。这些是外在的表现，更甚者是他的精神明显垮了，眼光直呆呆的，也非常神经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眼光在他脸上有稍多的停留，他便怀疑人家在欣赏他的缺陷而以仇恨的目光相对。他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多言谈，现在则更沉默寡言了。相比之下，他和我说话还比较多，许是我匿于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存偷窥之嫌的缘故吧，因此才对我比较友善。一旦开启了嘴巴，他就像老太婆那样絮叨起来，非常神秘，将声音压得极低，将嘴贴到我的耳朵上，那些被他尽数视为“仇敌”的同房病友们是断然听不见的。话题也是海阔天空，且不断地跳跃，从南朝一下就到了北国。不管说什么，最后终归要回到一个既定的话题：死。也不管我如何试图将这话题扯开，他总是执拗地将话题扳回去，这样我俩的谈话就千篇一律，形成一种模式。比如：
李：活着还是死去？这是沙翁剧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内含人生的真谛，什么叫人生真谛？这就是。
周：人有生也有死。
李：不，这不是沙翁的原意，原意是生与死的可选择性，人可以选择活，也可以选择死。
周：中国人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人生的真谛。
李：关键是怎样的一种活法，是活得屈辱，还是活得尊贵。
周：活就是活，死就是死，哪有这么复杂。
李：人不能回避死，谁回避谁就是懦夫。
周：得过且过吧，多想想高兴的事，少想那些苦恼事。
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马上就收麦子了，想想消灭白军（白面饽饽）岂不快哉？
李：毛主席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
周：泰山也好，鸿毛也好，对单个人来说死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消亡，人死如灯灭。
李：死是人生最终归宿，因此充满着诱惑。
周：何必自欺欺人？历朝历代哪个皇帝老儿不都是寻求长生不老。
李：也不尽言也，高贵赴死的帝王也是大有人在的，田横、项羽、虞姬……死得悲壮，名扬千古。
周：且慢，死得悲壮，悲字总在其中吧。
李：恕我用语不当，不过悲壮一词是活人强加在死人身上的，死得其所，何悲之有？
周：死亡终不是欢畅。
李：这同样是活人对死亡的感受。
周：死人的感受只怕没机会表达。
李：我是死过去一回的人。
周：那你就说说死的感受吧。
李：一言以蔽之，走向死亡的过程是美妙无比的，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香气扑鼻的世界，天空要多蓝有多蓝，水要多清澈有多清澈，动物会说话昆虫会唱歌，你轻盈的身体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飘飘悠悠，舒畅之极，你急于飞向极乐世界，什么叫欲罢不能呢？这一时刻就是……
周：……
我无言以对。一个死去一回的人绘出的死亡景象，是由不得一个没死过一回人的反驳的。我只是想，如果死亡真的像李宗伦描绘的这般妙不可言，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死。
死去的人是聪明透顶大彻大悟的，而活着的人却是愚不可及，犹如我自己。
李戍孟的小说稿——
自从听张撰说当局对监舍进行过一次大搜查，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一是那幅画是否被搜去尚未可知，再就是我带出来的李戍孟的小说稿不知会不会受到追查。不少人都知道李戍孟有这么部书稿，没搜出来肯定会引起人的怀疑，怀疑这部书稿的去向。而我又不敢担保李给我书稿以及我从“马厩”带走时没被人发现。可见危险是蕴于其间了，随时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所有的诘难我们犯人都只能被动地承受，除了编出一种“说法”搪塞之外，再没有别的主观能动性。时间一久，就使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就“打破头用扇子扇了”。
我想既然眼前还没追查过来，不妨抓紧时间看这部书稿，一有变故就想看也看不成了。遗憾的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看成。
苏英——
就是在我决心要读李戍孟的小说的那天苏英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吃惊的不是她又来找我，而是她从上到下全变了样，穿一身黄军装，戴一顶黄军帽，开始那刹我断定是自己装病的伎俩被揭穿，队里派来警卫战士把我擒回去。弄得我好紧张。待认出是她我的身子还是直僵僵的。我埋怨说苏英你咋这样，我还以为来了革命战士呢。苏英笑了，说我就是革命战士啊。我摘帽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你不为我高兴吗？我说高兴。
苏英来我真的很高兴，站在院里我向她问这问那，惟独没问冯俐。她倒挺敏感的，头一偏笑道最要紧的咋避而不问呢？我说啥是最要紧的呢？她说问问你自己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冯俐的情况你不是在信里写了吗？她拍下手说看啊贼不打自招了吧。
中午在病房里吃了饭，苏英将带来的食品向病房里的光头病号分送，换来一片感恩戴德的歌颂。苏英总是很周到的，这是冯俐所不及的。平心而论，苏英是个很不错的女子，热情，懂得关心人。拿我来说，曾伤害过她，她不计前嫌，对我还一如既往，对此我心里既感动又歉疚。为什么我不愿在她面前再提及冯俐，也是出于这种心情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发觉她久久望着我。后说周文祥我想听你一句话哩。我说什么话？她问：我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她又问高兴不高兴？我说高兴。她问从心里？我说从心里。她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否则我下午就回去，你决定。我一点儿没想到苏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笨，也能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暗示。苏英巧妙地将这个球踢给我。如果在几年前，我很清楚自己会怎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对冯俐有一丝一毫的亵渎。而现在，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了，冯俐可能打算永远不同我联系。我所有的热情与愿望都变得很荒诞，这是一；另外我还必须承认，即使一个苟延残喘的动物，意识中仍难以做到六根清净，渴求着女性的抚慰与滋润，是爱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种吧，也是动物世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吧。性爱，确像一面生动的旗帜在欲望的地平线上飘舞。现在，似乎移动起来，且愈来愈清晰。我是希望苏英留下来的，从内心。我说苏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聊聊，只是……只是什么？苏英问。我说只是你住的问题不好解决。苏英似松了口气，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她又说晚饭前我再来找你，等着我。说完冲我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全身戎装的背影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我问自己，她就是曾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且积极为《大地》出了谋划了策的那个历史系女生吗？我知道是，却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沧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兴冲冲跑来了，告诉我住的地方已经解决，在就业队的一个“二劳改”家借宿。又说她刚跟狱医交涉过，可以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不怀疑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相信苏英能将寓言变成现实。
在苏英的“押解”下我离开了医院，向远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走去。说“押解”并不为过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给她带出，她就成了我事实上的羁押人，跑了人她要负责任；另外在劳改营的辖区内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在一个犯人后面，从直观上不是押解又是什么呢？
或许我俩在意识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我们确像押解般一前一后走着，不能说什么。但心里是激动兴奋的，这怕是十年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况且还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耸的山峰，我头一次觉得那山是这等的壮丽，像一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它脚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我一直认为，大山是有灵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绳休息，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科学与迷信这上面来。发生了争执，我和张撰认为不应把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视为迷信。梁枫说他小时就让黄鼠狼附过身，他看见“黄爷”捻着白胡子冲他笑，眼见为实嘛。解若愚和俞华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论证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看着咱们这么受苦受难咋不发发慈悲，予以救助呢？张撰回答得很干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啊。解若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问：那你说上帝要忙到什么时候？张撰张口就来：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问：上帝给你写信了？张撰哑然。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光景苏英将我喊住说别老像熊瞎子似的走个没完，到河沟边儿树底下坐会吧。就听了她，坐下。开始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无从说起。后来就互相询问一些事，很广泛。也谈及各自家庭的情况。我告诉苏英我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母亲随大哥一起过。弟弟妹妹都结婚了。现在也不太通信，写信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见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问苏英为什么还不结婚，也三十多岁了。苏英不语，只低着头。军帽帽檐儿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后悔不该说这话。也许形成了一种强迫观念，我的眼光一看见她的黄帽子就觉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种隔膜感，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感。而在我俩相对而视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原来的苏英，感到亲切起来。我又问她在厂的情况怎样？摘帽后能不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她说原本是可能的，但后来大病了一场，体质很差，动不动就晕倒，就搁下了。这次来我发现苏英的气色很不好，面皮青黄，本以为是让黄军装映的，听苏英说病了一场，再看她就真的像个病人样。我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叹口气说想想也怪自己，为了摘帽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厂里有一个车间经常有有毒气体泄漏，为提前给人警示在车间里养了鸟，人进到车间先看看鸟还活不活，鸟活说明没有泄漏，鸟死了就告示出危险的存在，就赶紧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他们维修时都戴着防毒面具，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太长。她说她刚进厂时在这个车间干了一年多，后来把她调到另一个车间，根据她的表现和领导的许诺，她觉得在三年内摘帽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有。一点风声也没有。后来厂里发生一起事故，一个女工被有毒气体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厂里闹，许多工人也提出抗议，扬言不保证生命安全就起来罢工。罢工倒是没罢成，但拒绝到有毒车间去工作。这时她觉得是以实际行动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一腔热血的时候了，便主动提出回那个车间。有人解救于危难之时，领导自然很高兴，又许诺尽快考虑给她摘帽的问题。就这样她重返“坟场”（工人对那个车间的称呼）。开始几个月没出现泄漏，自然她也不敢大意，每次进了车间先朝挂在管道上的鸟笼看看。直到有一次她被熏倒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拖出去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符合苏英的性格，我只是不解，为什么这次进车间不先看看笼子里的鸟呢？她说她看过那鸟好好地站在笼子里，就以为没事了。后来她才知道，进车间那时刻鸟已经熏死了，没躺下是因为它的尖嘴搭在笼子的竹条上，挂起来了。这就给人以还活着的假象。她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我想表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明白她说的不光彩是指什么。她能这样剖析自己，已证明了她还是原来那个苏英，起码本质上还是。我在心里为苏英难过，由苏英我又想到冯俐、齐韵琴、王妃以及一根绳那边的那些女苦役犯们。她们所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男犯的，然而上帝却仍然在忙着别的事。
又继续说了一些话，日头渐渐西下了。苏英便“押解”着我回营。
西南岗麦地——
从苏英引我钻进“麦海”里的那一刻我便清醒地意识到这遭是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了。其实“发生点什么”的意念在那天苏英提出想多住几天并不断追问我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时已萌生出来。尽管那时一切尚为模糊，飘忽不定。而此时此刻，当我和脸儿红红眼儿亮亮的苏英对面促膝地坐在麦秆铺就的“床垫”上时，我竟然有一种木已成舟的信念。
开始是很局促的，该说的话已说过了，再重复已不合时宜。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想起我老家关于男女新婚的一句颇粗俗的俚语：第一宿说说笑笑，第二宿摸摸捞捞，第三宿操操。我俩不是新婚夫妻，上述程序似不适用，但渐进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我就想和苏英先说一会儿话，身子一动膝盖碰在苏英的腿上，我赶紧挪开，（是不是因为尚未到肌肤相亲的阶段？）苏英睃我一眼，说周文祥我身上有刺是不？我真是傻得可以，连连说没有没有，身子却不敢动了。膝盖仍碰着苏英的腿，我看着她。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抹了一层胭脂，眼睛和睫毛上洇着一层水汽，显得朦朦胧胧，一层细细的汗珠挂在帽檐儿下那宽宽的额头上。这时我眼里的苏英说是个美人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看她的时候她同样也在看我，脸上透出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神情又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讽刺意味儿的笑，朝我问道：周文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要是还在K大，你还能跟在我后面钻麦地吗？我简直一傻到底，答：大概不会。她哼了声，说周文祥你回去吧，你给我滚回医院里去吧。我更傻了，心想我说错什么了？问：刚坐下来，干吗要赶我走呢？她愤愤道：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当了这么多年劳改犯，还以大才子自居，架子哄哄的，滚回去吧大才子！她别转过脸不看我，但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我明白她为什么生我的气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二百五”行状，就没按她所说“滚回去”，我觉得愠怒之后她更动人。我叹口气说：苏英你别生我的气，大概是坐监久了的缘故吧，我对一切都有种虚拟感，像做梦般不真实。她说怎不真实呢？我不是实实在在坐在你面前吗？我说这不假，可我又怀疑。总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进了草庙子看守所，也许是在清水塘得了那怪病，我就常常搞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了，真是这样的呢。苏英转过脸看看我，表情平和些了。她问你现在还觉得在梦里吗？要这样我帮你分辨清楚。我说怎样分辨？她说把手给我。我伸手给她，她抓住捏捏，问痛不痛。我说不痛。她再捏捏问痛不痛，我还说不痛。我真的不觉得痛。她挖苦说你真是个木头人，说着又把我的一根手指放进她嘴里咬起来。我这才觉得痛了，呼叫起来。她丢下我的手，说人在梦境里是没有痛感的，觉出痛来就不是做梦。我点点头。即使我不再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但在感觉中现实也是收缩得极小，我看不到天空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看不到广大天边的麦地以及远处高耸的山峰，我只看见眼前坐在麦垄上的苏英。而且脑子里只想着那样一件事。我想“说说笑笑”这个阶段算是进行过了，该“摸摸捞捞”了？我在心里鼓励着自己：苏英可比你勇敢得多哩。她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难道还得让人家主动抱着你亲嘴吗？干吧干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要错过呀！这些就是当时我的真实“心声”。我鼓足勇气，一下子抓住她的一只手。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动作太突兀，太不自然，不由惶惶的，手里像握着个刺猬，不知该留还是该放。苏英扬起头，怪模怪样地盯着我，问句：干吗呀？我掩饰说我要你摸摸我心窝。边说边把她的手按在我胸口上，问：摸到了吗？她问摸到啥？我说心跳呀。她说没摸到。我说跳得这么厉害咋摸不到呢？她神情还是怪怪的，说：你周文祥长了心？我咋的不知道？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变得横蛮起来，说我没长心，我倒要摸摸你长没长哩。接着就伸出手按在苏英酥软的胸脯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我陡地感到胯间那物件战栗起来，伴随着一种入骨入髓的舒畅，到了这一步（大概属第三阶段前奏）一切都变得简单而无理可讲了。我像捕食的豹子跃起向苏英扑过去，把她掀翻又压在身下，紧抱着她，我能感觉到她的响应，军帽下的那双眼已不再是怪怪的，而是流泄着欢畅的光。我亲她的嘴时额头正碰在她的帽檐儿上，挺痛，似乎还不止于痛。我怔了一下，就在这一刹全身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原本率先兴奋的那物件也似乎逃之夭夭，不复存在了。尽管这时我仍紧抱着苏英，但整个身子都麻痹了，血肉之躯变成无知无觉的石木，而意识这时却极清醒，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在一些问题上没人比我们犯人更清醒了。我沮丧我愤怒，我十分无理地朝苏英嚷道：摘了帽子！她瞪大了眼，似乎没听懂什么。我不再说话，伸手一把将帽子从她头上扯下，只听她大叫一声，飞快地用手将头抱住了，但为时已迟。我看见她头发几乎脱尽了的光脑壳。天！我叫了一声，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了，心里哀号着：完了，自己干了一件永远不会被饶恕的事情。完了，所有的一切都完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留给了我的是永远冰冷黑暗的记忆……
“许仙”——
“许仙”是许管教的外号。不知底细的人会觉得这外号是与他那副“小生”形象有关：白脸细嗓，忸怩做姿，还有点神经兮兮，与他那个一家子《白蛇传》里的许仙许相公大有相似之处，联系在一起并不牵强，却不是。他的外号是因为与一个女犯人谈情说爱而得。这其中的过节我们犯人是在“许仙”由场部贬到队里当管教才知道的。而信息大部分是由在女犯队有“内线”的张撰提供的：许管教本名叫许文，在场部宣传科当干事。在一次给女犯队上政治课时看中了一个女犯人。这女犯人是从帽儿山农场转来的四妃子中的一个闵妃。闵妃的美丽打动了许管教，在讲课的时候便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整个一课堂，他的眼光几乎一分一秒未离开闵妃的脸，好像是在给闵妃一个人讲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仅此而已也算不上什么事。可后来他没有“仅此而已”，而是很认真地开始了与闵妃的交往，有事没事就往女犯队跑，去了就找个“题目”与闵妃谈话。引得女犯队的女管教们非常反感，就反映到场领导那里。领导找他谈话，他倒理直气壮，说他喜欢小闵，说他知道自己犯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错误，可就是管不住自己。又说小闵再有半年就刑满释放了，两人已商量好刑满后她留场就业，然后结婚。领导听了他这一席话十分惊诧，说难道你不知道她属哪一类的人吗？她是牛鬼蛇神呀，你要和美女蛇结婚，立场何在？你不成了戏台上的许仙了吗？许仙这外号就是从这儿叫出去的。当然任何故事都有以讹传讹的成分，但这外号的出处还是让人觉得顺理成章的。
我与“许仙”的头一次打交道是我从医院归队后他找我谈话，这也是我转到我乐岭以来管教和我的头一次单独谈话。地点在被犯人称为“净身房”的一间大空屋里。“净身房”的位置在队部与“马厩”之间，能同时容纳五六十人。平时管教找犯人谈话，犯人班长汇报情况以及大型学习会批评会都在这里。有时犯人来多了一下子不好安排，这里又变成临时监舍，我来我乐岭之初就在这屋住了一周，然后才搬进“马厩”里。
我按指示去到“净身房”，“许仙”已等在那里了，坐在一张桌后。我向他鞠了躬。他指指前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这种场面我经历得多了，本不应在意的，可这次我挺紧张，心噗噗地跳|奇^_^书*_*网|。一是我的“装病”伎俩在苏英走后便被一病友加难友揭发了，队部责令我立即归队。再就是归队后我发现压在褥子底下的那幅画不见了，也就是说所担心的事被证实了。管教早不找晚不找，偏偏在这个时候找，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不过我心里抱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许仙属好对付的那种管教干部，自己都敌友不分，看样儿也不会“邪乎”到哪里去。与傻朱相比，我们犯人对许仙还是颇有好感的。就拿他和闵妃这件事来说吧，他的所作所为证明算是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如果换了别的管教相中了谁找机会“干掉”就是了，哪会像他这样傻乎乎地谈情说爱呢。确如我所料，许仙对我的态度很平和，能将人一下子拉近的。他先批评我不该在农忙季节装病（我听出的意思是在农闲装病情有可原），我听着入耳，便赶紧认错。将这码事一笔带过后他便问起画的事，我听出他对这事是认真的：
许：周文祥我问你，要如实回答，结果看态度。
周：是，许队长。
许：你藏在铺底下的那张画是从哪儿来的？
周：不是藏，是搁在褥子底下，我所有的东西都搁在褥子底下。
许：我问你画是从哪里来的，是你自己画的吗？
周：不是我自己画的，我不会，我请张撰画的。
许：是张撰创作的？
周：不是，画什么是我授意的。
许：为什么要画成那怪怪的样子？
周：是这么回事许队长，我做了个梦，就把梦告诉了张撰，让他给画出来。
许：为什么要画这个梦？
周：是这么回事许队长，这个梦印象深……
许：你总是做同一个梦吗？
周：不是的许队长。
许：那为什么单单画这个梦呢？
周：可能是因为印象深。
许：为什么单单这个梦印象深？
周：我说不准啊许队长，大概因为梦里有个女人吧。
许：这个女人你认识不认识？
周：似是而非的啊许队长，说认识也不认识，说不认识也觉得面熟。
许：到底认识不认识？
周：不认识，做梦想媳妇，自己找乐呗。
许：梦里的女人也像画上的一样在耕地？
周：是。
许：那女人为什么要耕地？
周：我不晓得啊许队长，梦里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
许：那女人长得好看吗？
周：没看见啊许队长，是背影。
许：画上为什么要画上一棵树？
周：是这样啊许队长，梦里就有一棵树。
许：为什么单单要画出一片大树叶儿？
周：是这样啊许队长，梦里那棵树就长了一片大树叶儿。
许：为什么树叶上要画出一个洞？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