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这里，他认识到旷野厮杀、搏击不是明兵所长，只有依赖坚固的城池和大炮，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制服后金。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恰是从军事上对宁远之战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十分宝贵，它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作战的指导方针，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手段。
举世皆知，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据史载，早在唐代已将火药应用于战争，出现了原始的火炮、火箭等武器。以后，历代虽有发展，但很缓慢，刀戈矛弓矢仍然是战争的基本手段。到明代，火器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这是因为同善于骑射的蒙古长期处于交战状态，推动人们不断改进和制造新式武器。明人利用历代有关火器的技术，制造出诸如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火兽布地雷、十眼铜炮、四眼铁枪等多种武器《明世宗实录》，卷314；卷316。，并与新型的战车、弓弩等传统武器配合使用，作为“中国之长技”，以对付“射艺极精，矢无虚发”的剽悍的蒙古骑兵《明世宗实录》，卷190。。至明末，它又与新崛起的后金经年展开争战，人们对战争的形式和武器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得出“中国长技，火炮为上”的新结论《明熹宗实录》，卷29。。火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战场，对战争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的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这是明官方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共三年间发往广宁的各种火器。计有：
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飞雷四将军三百八十四位、捷胜五将军四百位、灭虏炮一千五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零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零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眼、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朗机四千零九十架。
火药：清硝一百三十万六千九百五十斤、硫磺三十七万六千二百零八斤、火药九万零五百斤。
弹子：大小铅弹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八斤、大小铁弹一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个。
钢铁原料：黑铅六十万斤、真钢四万斤、建铁二十七万斤、炼过建铁三十九万零二百五十斤、炼过西铁十万斤。
其他还有刀、枪、弓、矢数百万，以及牛皮、牛觔、棉花、盔甲、各式战车等军用物资应有尽有以上统计数字，见《明熹宗实录》，卷15，13～14页。。
从比例来看，火器占全部武器的一半以上，而且火器名目繁多，种类齐全。可见明代火器的制造相当发达，发展相当迅速，产量之多实属惊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繁多的各类火器中，有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武器，如佛朗机、乌铳即是其中的两种。还在明正德末年，时任广东巡检的何儒，他从泊于此地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因得其制法，造出了第一批这种武器，当时称为“佛朗机”。因为中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故以其国名称呼这种武器。“中国之有佛朗机诸火器，盖自儒始也。”《明世宗实录》，卷154。欧洲的火器是在十三、十四世纪由中国传入火药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它制造的火器如佛朗机铳较之明人造的火器，有射程较远、杀伤力较强等优点。但它的重量大，最重者达三千余斤，中型的也有千余斤，缺点是不便于携带，机动性差。在对后金的作战中，曾把这种武器大量地运往辽沈地区，给后金造成一定威胁，却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3）
首先，明军的布阵法与火器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每临作战，明兵出城布阵，火器列于阵前。当战斗打响后，明兵先施放火炮，曾给后金兵造成杀伤。但很快就被后金兵识破其中弱点，便采取新的战术，即当明兵发射火炮时，其“铁骑冲突，如风如电”般飞驰而来，迅速地冲过了射击线，炮弹往往落在骑兵的后面，有时明兵“火器不点，贼骑已前”，《明熹宗实录》，卷11。后金兵有时故意躲开明兵第一次火炮射击，当它正准备放第二炮时，后金迅即发起冲锋，如狂风席卷而来，没等明兵燃放第二炮，阵势已被它冲垮。这就是说，火炮失去安全保障的设置，双方短兵相接，明兵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凶猛冲杀，火炮顿时失去了作用，还都成了它的战利品。
其次，佛朗机等火炮本身尚有严重不足。例如，射程不远，除了大型的火炮，一般射程为百余丈，还赶不上后金强手的弓箭射得远。因此，旷野作战，明兵炮手往往成为对方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三，由于当时明人技术不精，制造粗疏，不符合技术要求，经常发生点燃炮药时，炮身炸裂的事故，火器报废，操作者亦被炸成死伤。
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直到广宁之役，明朝的火器多落于后金之手。例如，广宁弃而不守，储藏的大量军火武器亦弃给了后金。所以，多年争战，明朝火器的损失是很惨重的。
天启初，一种新式武器——西洋大炮，也称“红夷大炮”，开始传入中国。它比之佛朗机和中国自造的火器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射程远，是当时任何一种火器都无法比拟的。在宁远城上，罗立指挥轰击距此五里扎营的后金兵，一炮射去，炸死数十人，迫使其移营。显见它射程远，威力大。明人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徐光启集》。对西洋大炮颇有研究的兵部主事孙元化主张用此炮抵御后金的进攻。他指出：“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唯恐不近西洋之铳。唯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明熹宗实录》，卷62。他说得很对，不愧为火器专家！从武器发展的历史来看，弓矢是刀枪的延伸，在战斗中，弓矢优于刀枪。因此善使弓矢的后金兵常胜，而专使刀枪的明兵累累失败。铳炮又是弓矢的延伸，更优于刀枪。但中国自造的铳炮射程不远，甚至还不及后金的弓关的射程，仍然不能取胜。只有射程远的西洋大炮才能解决问题。
天启初年，经澳门输入西洋大炮，前后共三十门。朝廷很重视，寄希望于此炮，以打败后金的进攻。特聘请葡萄牙人训练中国炮手，掌握操纵大炮的技术。不久，就将这些大炮投入现役使用。其中十八门留京师，一门在试放时炸裂，余十一门“调往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63。。这十一门大炮是否又发往宁远？据《明季北略》，卷二载：宁远“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轰击后金。当时，任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也证明，宁远被围前夕，有十二门大炮尚在城外《徐光启集》，210页。。他所说十二门，可能记忆有误，或笔误。还值得注意的是，精通西洋火器的彭簪古被调到宁远任火器把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证明发往山海关的十一门大炮，接着就调往宁远，似无疑问。此时正值孙承宗任经略，他一向重宁远，为加强山海关的这个前卫的防御能力，把十一门大炮运到这里也是理所当然的。
把大炮安在城外，还是置城上，是关系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还在天启元年五月，徐光启就明确建议，对付后金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坚守城池，“凭城击打”。他特别强调：“万勿如前，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他提出：“建立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熹宗实录》，卷5。他的门生孙元化也说：如在平地旷野使用大炮，明军若守不住阵地，反被敌人夺去。这是以往的一个严重教训。因此他们主张大炮应进城，安在设方角的敌台上，便于调整角度射击。以台保护火炮，而炮手也不受到后金骑兵冲击，从容操纵《明熹宗实录》，卷62。。因为有坚城为依托，不管后金骑兵如何勇猛强大，在坚城面前，只能碰壁。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两者互为依存，最能发挥火器的强大威力。
徐光启、孙元化等人提出的这一军事思想，是对传统作战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具有不容低估的军事实用价值。真正把这一新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是袁崇焕。但当时不少人还认识不到大炮的作用，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当大炮运到宁远时，有的主张只能在城外用，有的主张毁弃，即使后金得到它，也不能再用。袁崇焕与彭簪古坚持将大炮移入城内，安在敌台上。宁远城的建筑与其他城有所不同，它是根据西洋炮台造法而建的。全城为方形，于城四角各造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连接。这四座敌台即形成“在城之城外”之势，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使敌人冲到城墙下，一台与另一台则形成交叉火力，使敌人遭到杀伤。一般的城墙建筑，就无法达到这个效果。只要敌人到了城下，铳炮角度受到限制，就无法发射。所以宁远的敌台即四角台都照西洋法改制，“形如长爪，以自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明与后金在宁远的较量证实了这种敌台的优越性。当后金兵冲到城跟前时，“门角两台攒对横击”即交叉射击，给予很大的杀伤《明熹宗实录》，卷65。。后金还根本不了解这些新式大炮的厉害，毫无顾忌地密集在一起，蜂拥进攻，这给西洋大炮轰击屠杀创造了条件。只两天，就打得后金兵再也不敢靠近城前，甚至不敢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扎营！
这就是依坚城与用大炮的新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为表彰西洋大炮的功勋，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熹宗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其管炮官彭簪古加都督职衔《明熹宗实录》，卷64。。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4）
后金所以失败，在军事上犯了以己之短攻人之长的错误。它的长处是利于平野奔驰，以箭术取胜。曾目睹过后金兵作战的朝鲜人李民惊叹：后金“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尤其在“平原易地，决不可与其争锋”。［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46、49页。攻坚却是它的短处。努尔哈赤还不懂得战争的手段正在发生变化，继续用他的一贯战术，以为一攻即下。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铁骑冲到城下，即刻碰壁而回。明兵坚守城池，用大炮对付后金骑兵，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努尔哈赤却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仍用旧的方式组织进攻，难免不吃大亏。
努尔哈赤的失误招致了后金军事上的严重损失。正如汉官刘学成所分析，后金占领辽东以来，步兵、骑兵有三年多没有作战了，将领也变得怠惰，兵无斗志，车、梯、籐牌不良，武器不精。努尔哈赤本人为以往的胜利所陶醉，轻视明兵不堪一击，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所以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备战不足，一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特别是遭到明军民的顽强抵抗，他便手足无措，只攻了两天便匆匆撤退《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带有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向辽沈进军后，他一再发动进攻，就不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恰恰相反，他把女真族贵族的民族压迫强加到广大汉族人民的身上。而他和后继者发动战争的目的，旨在一步步夺取土地和人口，踏着千万人的尸骨登上东北地区直至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战争的掠夺性、新的民族压迫必然激起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辽东人民不断叛逃，甚至公开反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征服政策。努尔哈赤实行屠杀、武力镇压，更深深地播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汉官们纷纷指出，辽东人叛逃，都杀了怎么能行？不如带他们去打明朝，以汉攻汉，对后金是有利的。又指出，占领新的地方，维持原样与破坏相比，前者为上策《满文老档·太祖朝》，卷71，天命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他们内部对政策的讨论，反映了努尔哈赤晚年实行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因此，后金进入辽沈初期，在广大的汉族人民包围中，它是很孤立的。它依靠强悍的八旗兵可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既不能持久，也不能巩固下来。后金在宁远的失败，尖锐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战争，迟早会遭到失败。
袁崇焕的胜利，表面看是胜在坚城与大炮，但归根到底，也是胜在动员和组织军民参加战斗，而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从前面的材料，我们看到全城百姓动员，拿出被褥、柴草、木头等支持抗战。以往各城失守，内部混入后金的“奸细”，直接破坏了明军的防御。宁远城内也混入了“奸细”，但袁崇焕号召百姓，严密查奸。在各兵登城后，他迅即“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明熹宗实录》，卷67。有个“奸细”叫武长春，混入“城内潜住”。他很快发现“袁兵道关防甚严”，各处街口、巷口都有人把守，无法活动，便逃出宁远，潜往北京，被缉获，经审问，他交代受命侦探明军虚实《明熹宗实录》，卷64。。武长春在宁远呆不下去，无处藏身，足以证明那里的群众发动得好，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宁远战役，使刚刚建立的宁锦防线初步经受住了考验，它证明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发挥火器的威力，是阻止后金强大攻势的有效手段。从明朝方面所使用的武器和战术的改变，已经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它反映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新的进步。后金的进攻方式和使用的武器，仍属于古老的传统打法，二者相比，显出它落后于时代的明显差异。战争不单单是人心向背、政治力量消长的对比，而且也是物质力量即武器优劣的对比。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明与后金的战略战术都在为适应新的情况而变化，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新的竞赛！中编
明、清（后金）的战略相持
（1627—1643年）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1）
1626年（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后金国汗努尔哈赤因病逝世了。他的第八子皇太极接受众兄弟子侄的拥戴，顺利地登上了汗位。他就是为清朝开国立业的第二代君主——清太宗。次年，改年号曰天聪。从此，后金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努尔哈赤逝世两个月后，十月间，忽报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等三十四人赴沈阳，一为努尔哈赤吊丧，一为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不禁使人惊讶。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袁崇焕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化干戈为玉帛，向后金表示了和好之意。但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机会探听后金内部虚实，想直接试探对方是否有议和的意图。袁崇焕锐意恢复明在关外的疆土，他制定了一条“恢复之计”，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和谈作为战守的辅助手段，有利于实现他的“恢复之计”。他派代表团去沈阳的真意原来如此。
思想敏捷的皇太极完全掌握了袁崇焕的脉搏，也就顺水推舟，极为热情地欢迎这些陌生的来客，以丰盛的酒宴和慷慨的馈赠款待他们，还让他们参观八旗兵的雄姿盛容，极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傅有爵一行在沈阳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才返宁远。临行前，皇太极派遣方吉纳、温塔石等七人随明使回访袁崇焕，献上貂皮、人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明确提出两个政权言归于好的原则，要求袁崇焕作出肯定的答复，他才能考虑具体设想《清太宗实录》，卷1。。
皇太极从一开始就对和谈持积极的态度，时时表现他对此事的热心。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和谈表现出越为迫切的心情，不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频频向明朝传达他要求停止战争、实行和解的良好愿望。人们不禁要疑问：一向以进攻取胜的后金仅遭到一次宁远失败，为何一而再地求和？他是真求和，还是假求和？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战争从来都不会因为一城一地之得失而结束，何况明与后金的战争正处在胜负难解的阶段，双方任何一方都不会自动找上门要求议和，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确，古往今来的历史充满了种种复杂纷纭的现象，但只要作一认真分析，也就不难揭示它的真谛。
首先要看到后金所处的形势及国内状况。到努尔哈赤去世前，它已经领有广大的疆土，与明鼎足而立。它的东南已达鸭绿江，与朝鲜为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越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就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形势。他把明朝当成主要“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为了摆脱被包围的险境，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先把都城从偏僻的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又从辽阳再迁沈阳。努尔哈赤采取军事征服的政策，希图依靠它的八旗劲旅，先征服它的主要敌国——明朝，然后征服其他两股敌对势力。但他的这个战略目标远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继承者皇太极更深刻地看到后金所处的险恶环境。他曾对其兄代善说过：“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并把它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在努尔哈赤晚年，后金与朝鲜虽没有触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的矛盾日趋激化。朝鲜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并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明朝对后金的战争。这使后金深感一个同明友好的朝鲜的存在，已构成它的心腹之患。处于分裂状态的蒙古有一部分被明拉拢到自己一边，经常威胁后金的侧翼。努尔哈赤倾注全力攻明，夺得了辽沈广大地区，从而取得了牢固的立脚点。这是后金浴血奋战所获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胜利。但是，皇太极看到，随着对明战争的扩大与深入，后金势必受到朝鲜与蒙古的牵制，不能放心大胆地同明争战。因此，如果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解除朝鲜与蒙古的“内顾之忧”。欲达此目的，就要缓和同明的关系，即暂时放弃对明的大规模进攻，以和谈的策略稳住明朝，以便使自己腾出力量进攻朝鲜，剪除腹背心患，再进而降服蒙古。这样，它就会突破“四境逼处”的险境，全力以赴和明朝争衡。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2）
从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来看，皇太极认识到，后金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明朝。宁远战役的惨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天聪二年（1628年）有一份佚名奏本，对双方的强弱之势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南朝（即指明）历代二百六七十年，武弱文强，法久弊生，上下欺罔，贿赂公行，至万历末年而纪纲大坏矣。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河东，已成破竹之势，怀疑中止，是皇天之所以留大明也。”经天启七年明日见衰败，“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奏本》。从全局看，明朝经年用兵，弄得兵疲财尽。但是，它把全国的物力、财力与兵力集中于一个局部地区，还是相当充裕的，明朝苦心经营山海关和辽西宁锦防线，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所投入的兵力和粮饷及武器装备都绰绰有余，足以抵挡住后金的进攻，即使拼消耗，也不会在短期内伤损它的元气。明人曾分析双方强弱，说：“我兵虽少，有民不患无兵；奴众虽强，能守即不为弱。”《明清史料》乙编。这意思是说，明朝有众多人口，是兵力源源不断的来源。后金虽然一时强盛，如果能守住已得领土，还不会衰弱下去。反之，它不能守，就会被庞大的明军吃掉。这一点，连后金内部的人也认识得十分清楚，认为“中国众大，未易卒国”。《明清史料》甲编。因为“他家（指明朝）天下二三百年，他家疆域横亘万里，他家财赋不可计数。”《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皇太极至晚年曾兴叹：明朝“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这就决定明朝不能速亡。
同样，由于后金本身的力量有限，也不能速胜。皇太极和他的诸贝勒大臣及汉官们都认识到，后金“地窄人稀，贡赋极少”，财力不足，“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陈言图报奏》。。每当出兵之际，“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指明朝）。’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天聪朝臣工奏议》，《王文奎条陈时事奏》。但抢掠并不能保证生活的来源。为了出征，不得不“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等谨陈兵机奏》。后金的另一弱点，兵力不足。为弥补兵员，不管老幼一律征兵，“儿子当差，孙子又当差，至于爷爷差事还不去”，甚至一家生三四个儿子都得“当差”，而“老子差事不去”《天聪朝臣工奏议》，《扈应元条陈七事奏》。。未成年的少年即当“壮丁之差”，而老至六七十岁，连有残疾的人亦不能免壮丁之差《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谨陈事宜奏》。。“当差”，即当兵。据朝鲜记载，后金国从十岁小儿，到七十老翁，无不从军朝鲜《仁祖实录》，卷45。。百姓所受征兵打仗之苦是相当深重的。因此，他们对战争的积极性无从发挥。尽管动员“全民”皆兵，其兵力来源不能不受到人口少的限制。辽东地区总人口以“百万生灵”为最高额数计《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未议奏》。，按后金满洲三丁抽一《清太宗实录》，卷17。，蒙古三丁抽一披甲《清太宗实录》，卷55。，汉人十丁编兵一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丁文盛等谨陈愚见奏》。等规定计算，它进关前的最高数才有十四万六千余名。这点兵力是不能与明相比的。前有广宁之役，一城驻军即近十三万。
后金不仅财用不足，兵力不足，而且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实行错误的政策，加深了内部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造成国势不稳，在政治上削弱了它的控制力量。他的败政，集中表现为采取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特别是在进军辽东过程中，大肆屠戮汉族人民，因而也遭到汉族人民与明兵的强烈反抗。这方面的事实在《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都有大量记载。他去世后，许多大臣都持批评态度，以此为教训，设法改善政治。汉官宁完我提出，过去“策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因不得人心，而不能再向辽东之外扩大。努尔哈赤时，辽东人多逃亡，“不知昔年去者，皆因杀戮之余，故痛心切齿，宁死不降。”《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王文奎条陈时事奏》。到皇太极时，汉官胡贡明尖锐指出：“今我皇上凡有出兵，房屋烧毁，土地荒芜，如此行事如何使人归心，而上天乐助与乎？”《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所有这些，都是弊政，给后金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从而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即所谓“家邦未固”《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张弘谟等乘时进取奏》。。
宁远之战暴露了八旗兵的许多弱点。“野地浪战”是后金的优势，而“南朝万万不能”。在宁远战役前，明兵一直采取对阵的打法，连连失陷领土。袁崇焕总结以往的教训，改变战术，变野外浪战为“婴城死守”，后金骑兵在坚城之下，迅即丧失优势，无所施其技。其步兵亦缺乏攻城经验，它们以往同明兵的胜负决于城外战场，攻城则非所长，“每每弗下”。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攻城之计，为不得已”，而又为“兵法所忌”《明清史料》甲编，48页。。所以，它在宁远遭到重创，并不奇怪。宁远战役，第一次给后金以重大教训，使皇太极和他的谋臣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的极限，光靠单一的军事征伐不能解决问题。他曾批评汉启心郎说：“尔汉启心郎、生员等，动则以航海取山东，攻山海关为言，天与我以有限之兵，若少亏损，何以前进？为此说者，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此奏何益！”《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这就需要时间，积蓄力量。同时，要开展政治斗争，实行新的策略，配合军事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战胜明朝。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3）
基于以上原因，皇太极重新制定了对明朝的基本方针。天聪二年一份佚名奏本说得很清楚：“我国处南朝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所谓“讲和”，就是要以“逊顺其词”，要明朝同意他们的求和要求。而明朝“贿赂积习难除，日久而玩愒必生，明知明踏势所必至，待我国益富，兵益强，乘间自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兵法所谓卑骄利诱之术也。”所说“自固”，就是“修我政治，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惟求实利，此吃紧之要着，自固之上策也。”《明清史料》首本，48页。讲和，是外交的基本方针；自固，则是内政大计，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达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为最后入主中原准备条件。这就是皇太极实行新的策略的基本出发点。
从天命十一年十月开始，皇太极第一次通过袁崇焕向明朝试探讲和的可能性，同时也表示了后金要求和解的愿望。以后，他对讲和愈发迫切，倾注了他的热情。他除了与袁崇焕频繁书信与人员来往，还不断给明朝督抚、太监、边境守堡官写信，通过他们向朝廷转达他的求和之意。他也通过蒙古为后金与明疏通关系，以促成和解《天聪实录稿》残页。。甚至还鼓动朝鲜出面，“绍介其间”，为双方斡旋。明与后金讲和对朝鲜有利，当然它很积极帮忙，希望明朝接受后金的讲和要求周文郁：《边事小记》，卷3，《朝鲜国咨三》。。皇太极一方面“谦逊”其词；一方面，主动提出议和的具体条件。开始，他提出的条件可概括为三条，一是分清双方战争的是非，即明应当承认战争是由它挑起来的，后金是受害者；二是双方划分疆界，以山海关为界；三是明赔偿后金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具体数目是：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和好之后，明每年赠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给对方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东华录》天聪元年元月。。无须谈判，这个要价甚高的条件，明朝是不会接受的，因而遭到完全的拒绝。皇太极再次让步，在政治上降格，把他列于明朝皇帝之下，高于明臣之上。经济上，将上次所提各项“礼物”均减半《明清史料》甲编。。为了诱使明朝同后金讲和，皇太极不惜一再降低条件。他在天聪三年郑重表示，去掉自己的年号，而写为己巳年，意为奉明朝为正朔，请求为他铸大金国印。据天聪六年实录稿载，他提出只比照明封蒙古俺答为顺义王之例，“请封王位”，只“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转引自李光涛《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载《清史论丛》第二集。。至于双方讲和礼的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再行削减。疆界也改在三岔河为守。
皇太极求和的心情如此迫切，甚至达到委曲乞求的地步。表面看，他是真心诚意的，无半点虚假。应该说，他求和是真实的，但这是他的政治需要，不仅符合后金当时的利益，也符合它的长远利益。他的谋臣对此作了深刻分析。汉官胡贡明说得好：“如果和成，非独南朝之利，实我国之利也，亦非眼前之利，实子孙长久之利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谨陈事宜奏》。高士俊进一步指出：“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臣所谓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士俊谨陈管见奏》。因此，“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也就是说，“休兵养锐以俟天命”，对后金来说，“甚为长算”《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江云深议决和成否奏》。。综合以上见解，讲和从根本上讲，对后金是有利的。首先，它为后金赢得“自固”的时间。由于停止战争，使后金获得一个安定的环境，来发展壮大自己。其次，讲和后，双方从事贸易来往，特别是后金从明朝方面得到它所急缺的物资与技术力量，有利于增强它的实力。再次，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讲和后，会使明朝产生懈怠，对后金不为备，其内部矛盾则会进一步发展激化，从而削弱它自己的国力。这就不难看出讲和是后金的一项新策略，并非是它对明的政策的根本转变，不过是变换一下手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金求和毫无诚意可言。
第四部分后金对明的议和策略（4）
明朝始终无意讲和。在明朝方面，是袁崇焕最先提出讲和的想法的。他于宁远之役后，九月间巡历锦州等地，得到努尔哈赤去世的消息，立即向朝廷作了报告。同时他提出，“乘其位署未定，并大耦尊之时，图为之间”，欲使其内部冲突，所谓“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他打算派一人前去沈阳行此计，如能成功，则“贤于十万甲兵，乘势以觇彼中虚实”。请求熹宗许以“便宜行事”。熹宗完全同意，“悉听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1。。事后，袁崇焕解释此举的意义，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熹宗一度给予谅解，但朝廷重臣大多都反对议和。他也改变想法，说：“向日款议，虽宁镇别有深心，在中朝原未尝许。”谈迁：《国榷》，卷88。既原谅袁崇焕议和的“深心”，朝廷又不接受后金的议和要求，表明了拒绝的态度。为此，他屡下旨意，警告袁崇焕：“边疆以防御为正，款事不可轻议。”《明熹宗实录》，卷74。就在袁与后金互有接触，商谈讲和，皇太极派大军入侵朝鲜，朝廷大臣们纷纷弹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完全是“和议所致”。袁上疏自辩，强调他正是“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当敌人侦察到这里的情况时，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已修筑完工，“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经此辩解，熹宗没有追究。袁的一番话，清楚地揭示出以他为代表的主和者们，亦毫无诚意可言，他们是将此作为一种手段，缓和后金的军事进攻，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加强山海关外的防御。因此，皇太极无论派人、送信往来，无论词句如何谦顺，都被他扣压，不报朝廷。崇祯即位后，他对袁崇焕以讲和为策略手段并不反对，说：“朕思讲和不过是羁縻之术，质不是长策，如须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明清史料》甲编。后来，崇祯态度一变，指示：“逆奴罪在必歼，屡谕严拒，不许接片字！”《明清史料》甲编。连策略手段也不讲了，明确反对议和。明朝“不肯轻和，以复仇为志”，力主剿灭后金《明清史料》丙编。。又下“须连根尽拔，方能释憾”之旨，与后金不两立。明朝君臣每每以宋朝与金朝议和为戒，认为讲和就会造成新的南北朝，与它平分天下，这是它绝对不能同意的。不管皇太极怎样引诱，他们都保持高度警惕；唯恐中计上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皇太极委托各个方面转呈明朝皇帝的信，如石沉大海，没产生丝毫回音。这并不影响后金的新发展。皇太极一面要求明朝跟他讲和，一面进行战争。用军事力量伐明，直至亡明，是后金的既定方针。努尔哈赤攻下广宁时，曾说过一句话：“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这是他的至理名言，实则是后金对明的基本方针。皇太极即位后，完全执行了这一方针。即使双方达成讲和协议，停战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后金谋臣们都很清楚，“堂堂天朝，无久弱之理”，亦“无久蔽之明”，明朝人看到“我不以大事为意，杀掠寒心，各怀固守之情”。而后金渐渐也变得“志怠”，多少年后未必如当初那样强盛。事物是变化的，强弱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强弱无不翻之局”。明朝作为大国，不会永远贫弱；后金地处辽东一隅，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也不会久盛不衰《明清史料》丙编。。后金图生存，求发展，就需要不停顿地向明朝进攻，要趁它衰弱之际，加速它的灭亡过程。一句话，后金就是靠进攻明朝才能生存下去，否则，“沈阳无久安之势”《明清史料》丙编。。而明朝以消灭后金为目标，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它随时会调动大军兴讨。皇太极说：“我虽欲静，敌（明）岂肯听之？”《东华录》天聪四年九月。这种逼人的客观形势，亦给后金造成欲罢不能之势。因此，明清（后金）战争不同于历史上宋金战争，它一直持续下去，以明亡而告终。其根源即在此。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1）
宁远之役是后金与明朝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自萨尔浒激战后，后金展开战略进攻，一直造成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它从今辽宁北部的开原、铁岭，经沈阳、辽阳，推进到海城以南的辽南地区；再跨辽河，西下广宁，追击明兵于宁前，军事势力一度达于山海关前的长城脚下，从而把它对明的用兵推向高峰。在它的军事力量急剧膨胀之时，却在宁远城下遭到明兵第一次重创。明兵凭坚城用大炮挡住了它的凶猛进攻势头，迫使它从战略进攻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以至在努尔哈赤去世前没有能再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宁远战役，对明与后金的战争进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以此役为转机，开始形成双方在辽西对峙的新局面。而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再度遭到失败，标志着这一对峙局面亦即战略相持的最后形成。
天聪元年（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遣大军侵入朝鲜，迫使其屈服，暂时解除腹背之患，从此，后金可以一意向西伐明。后金侵朝的战略意图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登莱巡抚李嵩很有远见地说：“夫虏之恶鲜，以鲜之服我。关、宁在前，乐浪（指朝鲜）在后，虏实有意西向而忌其尾之也。”谈迁：《国榷》，卷88。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入朝之役历时仅二月余结束。三月，大军返回沈阳。这时，皇太极得到一重要情报：明兵正在加紧修筑锦州、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在其周围实行屯种，作固守的打算。他意识到，明修城筑堡，屯种土地，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一是阻挡后金继续西进，一是作为恢复旧疆的前哨阵地，这必然直接威胁到后金的生存。他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兄弟子侄同八旗将士连续作战，力图抢在这些城堡完工之前，或其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攻克。五月六日，他下令七兄阿巴泰、侄儿杜度等留守沈阳，而自率大军朝锦州方面进发。
明朝对后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年的战争，痛苦的教训，已使明朝深刻认识到后金绝不会停止它的进攻。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也未使它感到轻松，掉以轻心。相反，它以疑惧的目光时刻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备战的观念在明统治集团中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到秋收季节，它更担心“彼（后金）日日能来，我刻刻当备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0。这反映了明对后金怀有很深的疑虑。身在抗金斗争最前线的袁崇焕正确估计到“（后金）若犯，必攻锦（州）、宁（远）”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不久，他就提出了“防奴”的基本指导思想，说：“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池深，利兵坚甲。”《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他又向皇帝疏陈辽事“治标治本”方法，提出了防守锦、宁及山海关的战略。他指出，后金兵远来，利在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而明兵只须“一味死守”，使兵临城下的后金兵无法与它交战，而陷入困境，只有使它陷入困境，才能有办法把它打败。他说：“臣布置于关外二百里内，或断或续，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图一恰当以报，断不令敌近关门。关门只紧闭，不令一兵出入，便是万全胜算，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这就是“治标”之法，是从战术上说的。所说“治本”，则体现了带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他说，往年用兵辽东，或二十万、三十万，他用兵只须六万余，且多用于修筑城池，防御兵力还是“以辽人守辽土”，兵虽少，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即“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绥西部蒙古以抗拒辽东的后金。每年屯种收入增多，可以减少海运的麻烦。实行“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去惰以为用，随机应变，如水到渠成”。以此方略“治本”，就会足食足兵，“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20～21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70，14～15页，所录为简，唯《两朝从信录》照原疏录入。。
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2）
（一）筑坚城。明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凭坚城固守。后金兵一经从宁远解围撤兵，袁崇焕等就请经费大修城堡。特别是宁远以东诸城被后金兵破坏得十分严重，极待修复。他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三人并马巡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并及以东地方，所见各城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到“白骨累累，残冢依稀”《明熹宗实录》，卷71。。袁崇焕认为，把这些被破坏的城邑重新修复具有重大的经济及军事意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从山海关到宁前长二百里，但北负山，南临海，其狭窄处不及三四十里，在这条狭长的走廊地带驻兵六万、马三万，还居住商民数十万，地狭人稠，“无以为耕”，全靠内地供给，就会造成供不应求，民贫而士马不强，而且“人畜错杂”，更易生灾害。因此，他建议筑锦州、中左所（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三城，可使明兵再向前推进一百七十里，从而扩展了兵民的生计。兵民屯驻诸城，“且耕且练”。后金兵若来，“我坐而胜”；它若不来，亦坐守自困。这三城“皆系扼要之区，为我进取之地”《明熹宗实录》，卷75。，能否建成，“天下之安危系之，此三城不得不筑，筑而立刻当完者也。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故“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根据袁崇焕的计划，从天启七年正月开始动工，同时修复，议于一年内并力完工，合计工时，拟以四万班军分班筑城。在三城动工修复前，从山海关到关外已有各城继续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明熹宗实录》，卷79。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濬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明熹宗实录》，卷73。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明熹宗实录》，卷75。袁崇焕还计划于宁远再添筑两座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宁远以东，仍安哨探，就地为耕，一有情况，就集中到宁远固守《明熹宗实录》，卷63。。袁崇焕说：“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明熹宗实录》，卷79。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熹宗鉴于“文武不和”，欺隐朝廷，特于天启六年三月四日作出决定，设“镇守内臣”随军参与军务：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都在山海关驻扎。他们的任务是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据实直写，密封起来，随时驰报皇帝。实际上，这些太监充当特务，监督文武将吏的言行。熹宗这一决定使内外百官感到震惊，纷纷上章奏，反对此举，要求收回成命。熹宗逐一驳回，置之不理。太监监军又成为明末一大弊政，迅速破坏明的政治、军事。见《明熹宗实录》，卷64，4～6页。在写给熹宗的奏疏中，报告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明熹宗实录》，卷71。
（二）兴屯田。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袁崇焕以此兵法为据，主张在建城守城同时，实行兵民屯田，以减去“千里馈粮”之忧，就地取军饷，“以省运饷”，则“舆情咸顺，美利可兴矣”。其办法是，从国家供应关外驻军的粮食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把它折成十万两银，解至宁远，专作买牛及耕具的经费。此事由深通屯田之法的文职一员“专董其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但熹宗认为，军情紧急，不知后金何日突至，“正当厉兵秣马，严以防御，屯田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细阐述屯田的必要性及与防御的关系，要求批准实行。在这篇疏奏中，他提出屯田“七便”与不屯田的“七不便”。举其要者，全辽兵食全靠天津截漕供应，而国家储备日减，不能保证供给。此兵食经由海运，河北与山东百姓很受拖累。兵不屯种，无家可依，亦无固守之念。此地不出粮，故食价日贵，便涌到蓟门贩运，而夺蓟门之食，致使蓟门因辽无粮受到冲击，处境困难。屯田的好处很多，例如，兵以屯为生，可以长久居此，使外籍兵变成“土著”即当地人，又无征调的骚扰，通过屯种，把那些“游手之辈”淘汰，使兵更精。屯种则有草有粮，人马足食，使一镇富强起来。城堡周围土地都开垦耕种，地与地之间，有沟有坝，有封有植，高下纵横，逼使后金骑兵不得驰奔长驱《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力主屯田兴利除弊，终于说服了熹宗，表示赞许，但叮咛他“悉心区处”，免致错误。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3）
（三）以辽人守辽土。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时，在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土的议论。但他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所用兵必征调于外省。而到孙承宗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应当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他把这一问题提到关系大明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的确，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认清这一点《明熹宗实录》，卷19。。他的部将赵率教悉遵这一方针，曾招抚流亡辽人至五六万，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不能从军者，给耕牛种子，大兴屯田，收到显著效果《明史·赵率教传》，卷271。。在孙承宗去职后，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土的方针，全面加以贯彻。他说，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从外省调募之兵，往往裹足不前，即使勉强到了前线，不但不能援辽，反为扰乱辽人。这一点，连官方也承认“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操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明熹宗实录》，卷4。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也指出，“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字”，《明熹宗实录》，卷4。“东人最恨客兵”《明熹宗实录》，卷4。。基于以往教训，他要求破以往成议，将外兵撤回，“即招辽人以填之”，于彼此两利，此事“不容时刻缓也”《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指出外省兵不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里仅举一例。据天启元年三月一份官方报告，专文谈到外省援辽将士畏缩不前的种种窘况。该报告说：“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如，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令其从海上和陆路抵山海关援辽。虽定以时限，仍违期不按时到达，朝廷不得不再下令规定日期，逾期不至者，轻者罢官，重者以皇帝的尚方剑问斩。还有浙江守备胡良相等领兵千余名，到京后不肯出关，挟索二三月兵饷。管大藩部将钱国卿所领江南水兵在北上途中几乎逃尽。淮兵至登州，将渡海援辽。但他们“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而不渡海。守备李际阳上舟督促，几乎丧命《明熹宗实录》，卷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也难怪，人民厌战，谁肯为统治阶级卖命！他们应征援辽，远离故土，来到寒冷的关外，不耐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们既畏惧路途之遥，又畏惧生活之苦，更有阵上伤亡的危险，有谁愿意来呢！但君命难违，将令不可抗，他们还是一批批被驱赶到关外。实战证明，他们无心战斗。正如袁崇焕所说：“南兵（指江南人）脆弱，西兵（指山西、陕西等人）善逃”，因此每战略抵挡一阵，就溃败下去。他总结历次用兵的教训，提出“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七年四月，他在给熹宗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用辽人”的主张，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盖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御史汪若极也赞成“用辽人守土”的方针。他说：辽民归附的已达十余万，应选拔其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明熹宗实录》，卷72。。熹宗很赞赏这个办法，他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益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指外省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明熹宗实录》，卷73。
用辽人守土之议，发端于孙承宗，而大力推行并收到实效的是袁崇焕。他不仅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而且从理论上和战略的意义上详细加以论证，这是孙承宗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四）选将分守要地。关外以宁远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右、中后、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中左诸城，形同臂指，势如联珠，各新旧城堡皆选将置兵，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辽东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原称经略，自天启六年三月改称督师。见《明熹宗实录》，卷64，30页。，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仍驻宁远。在他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猛将，他们都是在同后金的激烈争战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以袁崇焕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显赫军功而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防御后金、维护关门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他们忠心耿耿，勤勉任事，加紧防御建设，仅在宁远战役前后一两年内，从山海关到关外数城均建设得坚固，防御设施亦甚周全。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4）
但在加紧备战过程中，关外诸将特别是在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宁远战役后，袁崇焕“志渐骄”，与满桂不和《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原先他们“同心戮力，共保宁城”，袁对满桂的廉洁和奋勇敢战的精神极力称道。可是从天启六年四五月开始，两人因意见不合，不能和衷共事。他上奏指责满桂：“不喻臣意，而通镇（指宁远）之人无所适从，皇皇者两月。”《明熹宗实录》，卷67。两人的矛盾迅速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袁崇焕参劾满桂：“言其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明史·满桂传》，卷271。朝廷为解决两人的矛盾，拟将满桂调离宁远回京。辽东督师王之臣闻讯，急上疏，极力陈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用之才不宜置之无用之地。”恳求把满桂留下，可调到山海关，回避同袁的矛盾《明熹宗实录》，卷67。。朝廷原则上批准了他的建议，但这引起了袁的强烈不满。第一，他不同意把满桂留下，亦反对调到山海关；第二，王在奏疏中揭了袁的短处，使袁很恼火。他计无所出，就以“体弱多病”为由，要求“乞休”，回家养病《明熹宗实录》，卷67。。接着，王之臣也“以满桂一事，意见各异”为由，不能与袁崇焕共事，申请“引退”，免致不和而坏边事《明熹宗实录》，卷68。。事情越闹越严重，弄得满城风雨。朝廷当然不会批准他们辞职，而是极力做和解的工作，批评他们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目的是使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宁远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即三月间，熹宗就指出：“全辽尽陷”，“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而“欺敝日甚，恢复何时？”《明熹宗实录》，卷64。他针对袁、王不和再次指出：“自辽东有事以来，皆因文武不和，致误封疆。”现在“极宜鉴不和之覆辙，破彼此之藩篱，降志相从，和衷共济”。《明熹宗实录》，卷68。还有很多大臣也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督师与巡抚两臣互不相容。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熹宗把此事交由兵部讨论，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六月六日，兵部尚书王永光会同大小九卿科道百官面议王与袁的去留问题。数十人到会，共提出了八九个方案。最后，取其折中方案，即两人都得留任，但“著关内关外分任责成”，以中前所为分辖信地，关外防务属袁崇焕，关内防务属王之臣，两人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互不相扰《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皇帝的一再申饬下，加之重新分工，袁崇焕与王之臣都表示：“各捐去成心”，重归于好。袁又表态，同意将满桂留任，并愿与之和好。于是，朝廷正式下令，将满桂调到山海关，挂“征虏将军”印，镇关门，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建昌诸军，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69。参见《明史·满桂传》，卷271。。七月，调总兵赵率教移驻宁远，总兵左辅先代居前屯卫，杨应乾调守中前所《明熹宗实录》，卷69。。
袁崇焕与王之臣、满桂等人闹了几个月的矛盾总算缓和下来，得到了基本解决，军心、人心也安定下来，他们更加奋力地备战。为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坚定信念，袁崇焕特把自己的年迈母亲和妻子从遥远的南国迁来“宁远危地”。赵率教也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迁来居住。他们俩每每向监军太监刘应坤等人说：“土地破，则家与之俱亡。既受禄于皇家，当竭尽其筋力，一念不忠，必取天厌，神明在上，君父难欺！”在他们的鼓舞和带动下，各营将领、三军“无不共力协心，争奋恐后”。《明熹宗实录》，卷71。关外的形势有蒸蒸日上之势，迎接皇太极大军的正是经过整顿后面貌一新的明军强大的阵容。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1）
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军西征，其中从征朝鲜的大军中选出精兵两万，先于七八两日渡过辽河，而哨马已至闾阳驿，兵锋直逼锦州。
还在后金侵朝战争刚结束，明朝正加强对辽西的戒备，增定大帅，命杜文焕驻宁远（官总兵，天启七年三月，令镇守宁夏地方。四月，调任宁远。因路遥远，尚未到任，后金兵已围锦州），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加总兵衔驻大凌河，满桂照旧驻关门，节制以上四镇及燕河、建昌四路，赐尚方剑，以重事权《明熹宗实录》，卷78。。当后金兵渡辽河的警报传来，明朝迅即调整各将防地，重新部署兵力：命满桂移镇前屯，原驻此地的侯世禄同三屯总兵孙祖寿移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镇关城《明熹宗实录》，卷79。。这时，总兵赵率教尚在锦州负责筑城，责令他与副将左辅、朱梅、监军太监纪用等“婴城固守”《明史·赵率教传》，卷Z71。。袁崇焕奉命驻宁远，“居中调度，战守兼筹”《明熹宗实录》，卷79。。这些将领大多久历战阵，作战勇敢，富有经验。如满桂、赵率教、左辅、祖大寿等都经历了宁远血战，立下军功。熹宗称赞“左辅、祖大寿、朱梅俱久在塞垣，将略素著，兵民倚赖”，鼓励他们“各展心力，共保岩疆”。《明熹宗实录》，卷79。孙祖寿是昌平人，天启二年为蓟镇总兵官，驻三屯（河北遵化东六十里）《明史·孙祖寿传》，卷271。。侯世禄，榆林人，升任总兵，“勇敢精悍”《明史·侯世禄传》，卷269。。天启七年二月，朝廷为集中指挥，将王之臣调回京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以备帷幄之中，不时筹策”，而关内外兵马尽属袁崇焕调度，监军太监刘应坤随军，便宜行事《明熹宗实录》，卷76，8页；参见《三朝辽事实录》，卷17。。在袁崇焕的指挥下，驻防前线诸猛将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迎战后金兵，朝廷调发十二万兵马，其中四万守山海关、八万守关外《明熹宗实录》，卷79。，而以六万分守前屯、宁远、中后、中右四城。在这四城中，又以宁远最为重要。“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以抚臣（指袁崇焕）为安危”，而抚臣袁崇焕不得离宁远一步《明熹宗实录》，卷79。，直接指挥该城三万五千兵马，全操战守事宜，并随时支援锦州《明熹宗实录》，卷79。。
山海关城及各隘口驻军四万，兼守关与出援关外各城的任务，兵力甚为不足。兵部尚书王之臣建议，从临近各镇抽调兵马速援山海关。熹宗发布命令：从昌平调一万，以总兵李嘉训为将；从天津调五千，以副将钱中选为将；从保定调五千，以总兵王继为将。接着，又从宣府、大同两处各挑选五千兵马，随带军器火药，“星夜前赴山海，以听督臣调度”。同时，“自山西以至河南、山东及直隶地方，凡有兵马处所，俱要拣选，秣厉裹粮，整搠用备缓急”，随时听调《明熹宗实录》，卷79。。截止五月二十九日，各镇援辽官兵共三万余，已云集关门，战守皆备《明熹宗实录》，卷79。。总计以上关内外守军与援军，共达十五万以上，均为“精兵宿将”，而“关外精兵尽在前线”《明熹宗实录》，卷79。。兵器甲技、马匹、火药，无数战士“精巧工坚”，迅速发前线。熹宗一再催促粮食解往各城守军，供应充足，经过一番紧急部署，“关门城池金汤，一切防御之具堤备周悉”。《明熹宗实录》，卷79。
明朝吸取宁远之战的经验，仍然采取以固守为主的作战方针。宁远战役结束后，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辽东督师王之臣提出明兵今后作战宜守不宜“浪战”。他说：“奴若卒来，只好坚壁清野，确主于守，间用奇（即战）伏以挫其锋，未敢浪言战也。恢疆之著，一步一步，实实做去，但不可一时歇手，若务远欲速，尝试漫为，恐不能保万全，往辙俱在可鉴也”《明熹宗实录》，卷66。。当后金兵围锦州时，袁崇焕进一步阐述了主守的方针，说：“夷（指后金兵）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余年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不能。”《明熹宗实录》，卷79。他针对朝廷有人“用虏（指蒙古兵）攻奴”的不切实际的主张，指出：在敌强明弱的情况下，“不据险以守无以固人心，臣四五年间，从提督抚镇诸臣后，细心参订，可幸无败。……臣念海宇十年疲于东役，征调生乱，转输告窘，不得已而用一简静精密之法，如曰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他接着说，明兵凭坚城据险而守，“奴即百万，何敢飞越？从此且耕且筑且前移，（夷）来我坐而胜；夷不来，彼坐而困，前后四年便可制胜。……臣用稳用渐，微有斟酌，本自万全。”他在给熹宗的奏疏中，严肃地批驳了“用虏攻奴”靠不住。也驳斥了“以战为守”的错误方针《明熹宗实录》，卷79。。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坚定地表示：“战则死战，守则死守，而锦义，而广宁、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何忧夷哉！”《明熹宗实录》，卷79。朝廷方面，完全赞成袁崇焕的正确的作战方略，对他的决心与勇气甚为赞赏。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2）
五月十一日，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将锦州包围起来。这时，明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朝廷刚下达新的任命，令尤世禄代赵率教守锦州，副总兵左辅为前锋官驻大凌河。还没等他们上任，后金兵已包围了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此时尚未修好，无坚可恃，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都撤入锦州固守，沿边小堡也都“归并”到临近大城，“会同关门镇臣节节防御”《明熹宗实录》，卷79。，实行坚壁清野，凡河西粮石俱搬运至锦州。有草之处，派人乘风纵火焚烧，使后金兵野无可掠以自困。
后金此次用兵，究竟有多少？各家史书记载不一。同历次用兵一样，清代最权威的官修史书《清实录》仍不载其具体数目。而私家著述有的记为“十万余骑”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29页载：“大兵十余万骑，至锦州城外，四面扎营”。又，《三朝辽事实录》卷17，24页载：赵率教报“奴子提兵十余万骑至锦州”。，有的记为十五万《明史记事本末补遗》，卷5。，还有的不具载《明史·袁崇焕传》、《国榷》等书均不载此次用兵数目。。所谓十余万与十五万之说，显然夸大了事实，不足为据。唯《明熹宗实录》记载较为可信，但也有含混之处。据镇守辽东太监纪用与辽东巡抚袁崇焕疏报；后金先于五月七、八两日渡河的部队，为它的精兵，共有二万人。其后，镇守辽东太监刘应坤报告：“闻东夷领兵系李良梅，共有四万人。”《明熹宗实录》，卷79。合计为六万左右，比较接近后金兵的实际数字。努尔哈赤去世前，后金总兵员只有九万。从他去世到这次用兵还不到一年，虽有对朝鲜作战的胜利，兵力不会有明显的增长，至多也不过十万左右，所说以十余万骑或十五万人马围锦州，与事实相去甚远。况且皇太极刚刚结束对朝鲜的战争（据明朝的报告，投入兵力也只有五六万骑《明熹宗实录》，卷79。），马疲人乏，不可能把入朝作战人员全部投入到辽西，正如袁崇焕所得到的情报，它是从征朝鲜的部队中“换班”两万精锐，再从原留守的部队中调发三四万而组成了这次征明的大军。以此可以断定，皇太极发动的宁、锦之役，用兵总数为五万至六万之间，与他父亲上次攻宁远所动员的五六万人马大致相当。
皇太极攻打锦州的意图，明朝中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兵科都给事中许征言说得很正确：“逆奴犯锦州不过扰我屯田、筑城，又恐我备一固，后难为力攻，及城工甫成，蓄积未厚，而引兵亟击。”《明熹宗实录》，卷79。皇太极最担心的就是明宁锦防线一经巩固，后金难以向西进兵，更无法直闯山海关。所以他不顾八旗将士从朝鲜到辽西的数千里连续行军作战，迫不及待地又挥兵西进宁锦，企图一举打破。他一方面包围锦州，一方面别遣一军越过锦州而西，逼近宁远，其目的是断绝明援锦兵马，而以主力专攻锦州。
后金兵抵锦州城外，明总兵赵率教等慑于后金兵来势凶猛，为延缓时间等待援兵，立即派出二名将官缒城而下，到后金营谈判讲和。皇太极很想锦州不战而降，自然不放过这个好机会。他以礼接待来使，并给赵率教写了一封信，劝其投降，或者以礼议和，他都接受。信带回城后，迟迟不见答复。第二天，即五月十二日，皇太极下令发起攻击。兵分两路，各抬拽车梯挨牌，直冲城下，以马步兵轮番交攻城的西、北两面。赵率教、左辅、朱梅与太监纪用都身披甲胄，亲冒矢石，力督各营将领，拼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后金兵冒死冲击，城西角眼看被突破，赵率教急令三面守城将士增援，好不容易打退了后金兵的猛烈攻击。战斗从早晨（辰时）七八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戌时）七八时，城墙下，“夷尸填塞满道”，到晚上九时以后（亥时），后金兵悄悄出动，拖拉战死者尸体，堆积在原明朝筑城班军用以烧制砖石的窑里，点火烧毁。深夜时，皇太极下令退兵五里，在城西南扎营。次日凌晨（寅时），以骑兵围城，环城而行，却不敢靠近城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他还想诱明兵投降，三次派遣使者前去说降，都被赵率教拒之城外，赵率教站立城上，对城下的后金使者说：“城可以攻，但不可以游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皇太极很生气，传令攻城。除了增加伤亡，后金兵毫无所得！进攻被迫停了下来，皇太极再写劝降信，用箭射到城里，连写数次信，城里毫无反应。于是，后金兵又发起攻城，一连数日，仍无任何进展。
后金专力围攻锦州，料明兵必来救援，然后诱其野战，以便发挥它骑射长技，一举歼灭明兵的有生力量。但明朝统帅仍正确地估计到后金的意图，认为如发兵援锦“正堕其计”《明熹宗实录》，卷79，页30。。袁崇焕指出：“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以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只发奇兵逼之。”兵部尚书王之臣批准他的方略，下令“关外四城各当坚壁，断不可越信（地）而远援”。《明熹宗实录》，卷79，页25。因此他们不为后金引诱所动，各坚守城池，依靠自己的力量迎击后金兵的进攻。但锦州的安危又关系到宁远的存亡，锦州被围不得不救，而且后金攻围锦州不舍，发兵救援刻不容缓。兵部认为，“为今之计，急以解围为主，而解围之计专以责成大帅为主”。熹宗把“援锦之役”责成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三帅负责，其余按兵不动。《明熹宗实录》，卷79，页38。五月十六日，正当后金猛烈攻锦州时，朝廷令满桂从山海关驻军中挑选一万精兵前往锦州解围。袁崇焕建议，从这一万中再选出二千，关外选二千，共四千精骑，令尤世禄、祖大寿督兵，抄道绕到后金兵后侧，决一死战，或能奏效，另遣水师东出海上，以牵制后金《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3）
袁崇焕的布置可谓精密，朝廷原则上都予以同意，但考虑到锦州危机，亟待救援，还是责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东援锦州，从正面迎战后金兵。五月十六日，行至笊篱山，与后金兵遭遇《明实录》记该役为五月二十二日，误。祖大寿等报告和《清太宗实录》、《东华录》等均载五月十六日。。皇太极五兄莽古尔泰、济尔哈朗等奉命率一偏师前往塔山，护卫运粮士卒。它的前哨正遇到明援兵。明兵不敢前行，徐徐后退，后金兵跟踪而行，等后续部队上来，即分作两股，将明兵围于中心，满桂、尤世禄等奋力冲杀。但双方都不敢恋战，战斗很快结束，双方伤亡大体相当，总共不过百多名《明熹宗实录》，卷79，29页；又，据满桂奏报：此役，明“阵亡将士罗忠等六十名”，见《三朝辽事实录》，卷17，22页。。明援兵退回到宁远驻扎，后金兵则退至塔山屯驻。
锦州城下，后金兵持续攻击十四日，毫无进展，伤亡颇重。二十五日，皇太极派人回沈阳取援兵已到达锦州行营。休整一日，到二十七日这天早晨，他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济尔哈朗、阿济格、萨哈璘等，提兵数万趋宁远。锦州方面，暂时撤围，只留一小部分监视明军动静。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出现在宁远城北岗，执五色标旗，于灰山、窟窿山、首山、连山、南海分九营扎营，形成了对宁远的包围态势。
宁远城内，袁崇焕与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防守。城外，列车营，前掘深壕，明兵都撤到境内侧安营。满桂率援军亦于城外助守，令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在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等在城东二里列阵，整备火器迎战。
皇太极率诸贝勒来到阵前，相度地势后，说：“此地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可稍后退，以观明兵动静。”于是，全军后撤，退到山冈背侧。他的意图，是引诱明兵趁他们后撤发起冲锋，使之离开自己的阵地，给后金兵创造骑射纵击的机会，以便全歼城外援兵。但明兵“坚垒不动”，不上钩。皇太极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决定进击。他的兄长代善、莽古尔泰都力劝距城太近，无法攻打。皇太极怒气冲冲地说：“当年父亲攻宁远不克，今天我攻锦州又不克，如果遇此野战之兵还不能获胜，怎能张扬我国的威力呢？”说完，亲率贝勒阿济格与诸将、侍卫及护军等疾驰进击。诸贝勒都感到惭愧，来不及戴胄，急急忙忙拍马随后冲去。霎时间，千军万马奔腾，荡起灰尘滚滚，遮蔽了五月的骄阳……《东华录》天聪元年五月、《清太宗实录》，卷3，23页。
城下，明车营都司李春华指挥，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满桂亲督红旗，督率各营将领迎上前去，同冲上来的后金骑兵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
城上，有袁崇焕指挥，发射威力更大的西洋大炮轰击，他“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分路进杀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战斗中，死于刀箭之下的明兵以及倒毙于炮火之中的后金兵，横尸遍城外。勇冠三军的满桂在混战中身中数箭，他和尤世威的坐骑也都被射伤《明史·满桂传》，卷271。。后金骁将济尔哈朗和代善的两个年轻善战的儿子萨哈璘与瓦克达受了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清太宗实录》，卷3。。
战斗从早晨开始，持续到中午，明兵死战不退，后金伤亡越来越大，皇太极眼看没有取胜的希望，只得停止进攻，退至双树铺（兴城附近）驻营，把战死者的尸体也拖运到这里焚烧。据明朝方面当事人刘应坤的报告，后金于此役伤亡“约有数千，尸横满地”。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23页。引刘应坤战场报告。又据《明史·袁崇焕传》载，明于此役“士多死”，显见明朝伤亡亦大。因为这是一场刀枪相搏，与炮火相加的近距离混战，其双方伤亡肯定超过锦州围城战。清人评论说：明与后金“杀伤相当，尸满壕堑”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二》。。
宁远城池比之锦州更坚，兵精马壮，在数量上多于锦州，更有袁崇焕坐镇指挥，满桂、尤世威、祖大寿等猛将在城外搏战，还有火器配合，迫使后金兵无法靠近城下，甚至连攻城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经此一战，皇太极深知宁远比锦州更难攻，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作出撤军的决定，于二十九日自宁远回师锦州。
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大战的时候，锦州的明兵趁其势单力弱，突然大开城门冲杀出来，攻入后金营中，给予一定杀伤，然后迅即撤回城。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三十日，大军一回到锦州城下，立即包围起来。六月二日夜，皇太极写了一封信，射入城里，劝赵率教投降。太监纪用与赵率教回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后金营中，拒绝了他的劝降，坚持守城。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4）
皇太极劝降无效，遂于四日凌晨二三时（丑时）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城战，他亲临城东南二里的教场，督战攻城，数万马步兵蜂拥而上，以主力专攻城南面，其他三面为佯攻，牵制明兵，减轻主攻的压力。明兵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攻击，造成了强大的火力网。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挤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皇太极仍然力督攻城，不惜一切代价，必欲夺占全城。至中午，后金兵的伤亡更倍于前。明兵就是凭借坚厚的城墙和深阔的城壕，从城上发射火器，迫使后金兵无法靠近城墙。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在后金兵毫无取胜希望的情况下，皇太极才下令停止进攻。据明太监纪用报告，后金兵于当晚败归回营后“大放悲声”，含泪焚化战死者的遗体。另据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九龙真逸：《东莞五忠传》，卷上，夹注《赵率教报捷疏》。。连清朝的文献也承认，后金“士卒损伤甚多”《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当时，投降明朝的后金兵“具言奴恨锦州杀伤夷众大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可见后金损失之重！
在攻围锦宁的二十四天中，后金兵伤亡越来越大，又赶上暑天（农历五月，折成公历正是最热的七月），中暑得病使部队不断减员，士气、战斗力都在下降。皇太极决定班师。当天晚上，大军开始从锦州撤退，整整持续了一夜，至次日黎明，路经小凌河城，把明兵已修完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全部毁掉，六日，至大凌河城，拆毁城墙，然后挥军引去。
后金兵刚撤走，六日，袁崇焕火速上《锦州报捷疏》云：“五月十一日，锦州四面被围，大战三次三捷，小战二十五次，无日不战且克。（六月）初四日，敌复益兵攻，城内用西洋巨炮、火炮、火弹与矢石损伤城外士卒无算，随至是夜五鼓撤兵东行……”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近一个月内，明兵连获三次大胜利，时称“宁锦大捷”。
自1618年抚清首次交战以来，明兵一败涂地。仅在宁远城下第一次给后金兵以重创，而此次“宁锦大捷”获得了远比“宁远之捷”更为重大的战果，创造了明清（后金）战争史上一个奇迹。袁崇焕高度评价了宁锦战役的深远意义。他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千年未有之武功也。”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4页。此说虽不免夸大其词，但反映了朝野上下举国欢呼的兴奋心情。
明与后金一胜一败，实非偶然。首先，从力量对比上，后金明显处于劣势。明关内外共十二万兵马，加上援兵三万余，已超过十五万，尚有数省兵员待命，随时调往前线。关外兵八万，加上满桂的援兵万余人，达到九万人左右，这在兵力上已超过后金。这正如一个汉官给皇太极的奏本中所说：明动员全国物力、兵力用于一隅之间，还是绰绰有余的。
其次，后金选择用兵时机不当。后金兵将要发动西征锦州时，兵部尚书王之臣就已指出：后金“溽暑行兵已犯兵家之忌，我惟明烽远哨，坚壁清野，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如向年宁远婴城守故事，且河西粮石俱已搬运锦州，千里而来，野无所掠，不数日必狼狈而回。”《明熹宗实录》，卷79。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第三，明对这次战役做了最充分也是最好的准备。从上次宁远之捷后，它一刻也没有停止备战，筑城、屯田、运足粮饷，储备弹药武器，配备兵力，精兵猛将云集前线。例如，锦州解围后，尚剩米三万数千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对比之下，后金准备很差。它是在征朝鲜后听到明兵筑城的消息而仓促上阵的，可以说，无论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不足。而且它是以疲惫之卒对付以逸待劳的明兵。皇太极轻率地率军出征，大动干戈，反映了他麻痹轻敌的思想。
第四，明实行了正确的作战方略，即袁崇焕的以守为主，战为其次的方略。宁远之战时，已经受过考验，到宁锦之战时，进一步发挥了火炮和坚城的巨大作用，同时还出动部队，敢打敢拼，实行战守结合，为十年来所未有过。这也反映了经过认真训练的明兵，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长。皇太极在战术上，还是他父亲的那一套打法，引明兵野战，不成，则以骑射攻坚，以车梯盾牌为攻具，怎能对付了威力强大的火器？这在明朝的新战略、新武器面前，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也是最重要一点，明朝官兵同仇敌忾，敢战敢胜。特别是为保卫家乡而战斗的辽东人尤其英勇。巡关御史梁梦环也说：“即宁远屡捷，半是辽人摧锋陷阵者可见也。”《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如辽将朱梅、祖大寿等“皆百战百胜之勇”。这又证明“以辽人守辽土”的方针完全正确，激发他们保卫家乡的炽烈热情，就能产生巨大的战斗力！还应当指出，在宁锦战役中，明朝统治集团基本实现了稳定，大政方针较能一致，一度尖锐的矛盾较快地得到了调整，从而保证了前线的统一指挥。
第四部分明获“宁锦大捷”（5）
宁锦大捷，应归功于袁崇焕构置的宁锦防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这是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在宁锦大捷的功劳簿上，袁崇焕应该名列第一。但魏忠贤一伙阉党却窃取了这一巨大荣誉，昏庸的熹宗宣称：“宁锦危急，赖厂臣（指魏忠贤）调度以奏奇功。”《天启七年七月实录》。又称：“宁锦之捷制胜折冲，皆受厂臣秘画。”《天启七年七月实录》。把一切功劳都算到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身上，自魏忠贤以下，凡数百人，与宁锦战役有关无关者全部受赏、升迁，而魏忠贤一月中竟累累受赏，其宠荣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唯袁崇焕“置身危疆六载于兹，老母妻子委为孤注，劳苦功高”，却迟迟不得封赏《天启七年八月实录》。，迟至他被迫辞职后才勉强给“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天启七年七月实录》。魏忠贤嫉功妒能，指使他的党羽必欲将袁崇焕排挤出朝廷。一是诬陷他不救锦州为“暮气”。后金兵始围锦州，明朝一致确定了各守信地、不得轻调远救的方针，而把援锦之事委给满桂、尤世禄、祖大寿。他们曾两度发兵，均于中途被拦击而不得深入。从责任上说，与袁崇焕并无直接关系。二是攻击他主款议和，招致后金东侵朝鲜，西征宁锦。诸如督饷御史刘徽、河南道御史李应荐等交章弹劾，要求“从重议处”《天启七年七月实录》。。袁崇焕功高不赏，又受到阉党的排挤，即于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写道：袁崇焕“疏称抱病，情词恳切，准其回籍调理”。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1。他在李应荐的奏本中又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熹宗念他在宁锦的功劳，主议求款与不援锦州均不予追究，算是他给予袁崇焕的最大“恩典”。
当魏忠贤一伙兴高采烈地畅饮前线将士的鲜血换回来的胜利美酒时，袁崇焕带着贴身仆人，悄然离开北京南下，踏上了返回他阔别六年的南国之乡的路程。他辞去了身上的重任，摆脱了魏忠贤奸党的羁绊，感到浑身轻松……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1）
宁远与宁锦两次战役，明兵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兵的凶猛进攻，并把它的攻势粉碎于坚城之下。这两次大战特别是后一次宁锦大战，对于明与清（后金）战争的进程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宁远之役仅仅证明了以防御为主的宁锦防线的初步成功；那么，宁锦之役则证明了这条防线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换言之，前者为宁锦防线的确立奠定基础，后者则使之确立并巩固起来。总之，两次战役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导致明朝建立起坚守宁锦防线的长远信念；二是确立了双方在宁锦对峙的新格局，标志着明与后金从此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
然而，袁崇焕被罢免后，朝廷中又有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主张放弃锦州。总督蓟辽阎鸣泰上疏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11页。阎鸣泰不懂军事的浅薄见解一至如此！甚至连防守锦州的尤世禄也借口“锦州城池遭雨崩颓”，认为“万不可居”，要求暂住杏山。新奉命守塔山的侯世禄亦认为此地“低凹迫近高山，非可守之地”。他们的本意，“欲移置别所”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塔山位于锦州与宁远之间，是使两城声息相通、互为联络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这对于加强宁锦防线颇有战略价值。如果按他们的意见，放弃锦州、塔山，也就使宁锦防线自行瓦解。廷臣多数意见反对撤锦州与塔山，兵部侍郎霍维华的见解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想法。他说：“锦州不可不守。夫全辽疆土期于必复咫尺，岂可异议？况向以修筑未完之日尚能据以挫贼，今乘此战守已胜之余，何难凭以自固！”他还指出，“塔山不可不城。锦州既在必守，而联络于宁锦之间者惟塔山。”因此，塔山也在必修必守之列《天启七年七月实录》，25页。。最后，熹宗裁决，指示“关门之倚宁远，宁远之倚塔山、锦州，皆层层外护，多设藩篱以壮金汤”。他再次指令杜文焕驻宁远（宁锦战役时尚未到任）、侯世禄驻塔山、尤世禄驻锦州，“都要各守信地，修筑城池，操练军士，实心料理，以战守急图，不得妄分彼此。”《天启七年七月实录》，23页。此外，满桂驻山海关，前锋朱梅驻右屯。关外诸城沿河西走廊排列，“旗鼓相望，可谓极一时之盛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
经过一场辩论，宁锦防线得以稳定下来。这时，明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年仅二十四岁的熹宗皇帝于天启七年八月去世，他的叔伯兄弟、光宗第五子、信王朱由检即帝位，明年改元崇祯，即庄烈皇帝。同年十月，元凶魏忠贤被逮，畏罪自杀，其党羽次第伏诛戍遣。被排挤回籍的袁崇焕应诏赴京，重新起用。崇祯元年四月，授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不幸的是，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绕道内蒙古地区，突袭京师，行反间计，假手崇祯帝，以“资敌”叛国罪，将袁崇焕残酷处死。代之以年迈的孙承宗，这是他第二次督师关内外兵马。辽西战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孙承宗接任后，悉照袁崇焕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并力图向锦州以东地区推进。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修筑并防守大凌河、右屯二城。他第一次督师时，已于二城设兵戍守。后被高第撤去，二城尽毁。袁崇焕主持关外军事，曾几度拟议修筑此城。但限于当时人力和物力，只把重点放在宁、锦两城的建设上，其间连续两次战争也打乱了他的计划，迟未付诸实现。是时，任宁远巡抚的邱禾嘉建议取广宁、义州、右屯三镇。此人是贵州人，“好谈兵”，崇祯元年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经兵部尚书梁廷栋推荐，出任宁远巡抚。孙承宗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指出：广宁离海有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运很难。而义州地处偏僻，离广宁远，因此必先据守右屯，聚兵屯粮，才能逐渐逼近广宁。他又指出，右屯城已遭毁坏，修筑后才可以防守。如筑此城，后金兵必来进攻。根据这种情况，一定先恢复大、小凌河城，以连接松山、杏山、锦州等要塞。锦州近海而居于敌前，陆上运输也难。右屯则背靠大海，占据此地，兵可以集中，粮食可以接济，始得向前推进。梁廷栋力主其议，决定先筑大凌河城《明史·邱禾嘉传》，卷261。。
兵部令祖大寿、何可纲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班军一万四千人筑城，再护以石柱兵一万人。筑城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七月中旬左右正式动工。该城全称叫大凌河中左千户所，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大凌河西岸，距锦州四十里，属锦州守备管辖（今仍属锦州市管辖。该县政府所在地仍称大凌河镇），初建于明宣德年间，周长三里，嘉靖时又有所增修《全辽志》，卷1。。后金兵屡次进兵辽西，它作为锦州的前哨阵地，亦几经破坏。孙承宗决定重新修筑，作为向前进取之计。但是，邱禾嘉违背命令，自作主张，大凌与右屯同时并筑，拖延了工程的进度。不久，梁廷栋被罢免，廷议腾起，非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明史·邱禾嘉传》，卷260。，“尽反其议”，令撤班军一万四千赴蓟镇，只留防兵万余人，仅给粮一万石。胆小的邱禾嘉一一照办。孙承宗提出把储存的粮食都散给兵士，放弃这座空城，官兵全部撤回到锦、宁诸城。邱禾嘉又不同意，仍着祖大寿、何可纲等继续守城魏源：《圣武记》，卷1；《烈皇小识》，卷3，66页，1941年5月版。。
到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了一半，后金兵突然临于城下，并于当夜开始围城。明兵仓促闭门拒战。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2）
皇太极处心积虑要打破宁锦防线，他最担心的是明兵凭借这条防线，步步设城置堡，稳扎稳打，逐步向东推进。明利用后金侵朝战争期间，加紧修筑和加固了锦州等关外诸城，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宁锦战役。此时，他得知明兵又推进到大凌河城，在此驻兵防守，他的危机感骤然增强。他对诸贝勒说：如果“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建城郭，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满文老档》，太宗朝天聪三十九，525页。这番话正是他与贝勒们内心危机感的真实写照。这也恰好证明袁崇焕力主其后继续坚持的“稳”着，步步向前推进的战略确实击中了后金的要害。但他们遇到的对手皇太极是个善于用兵的战略家，他一眼就看出了明朝的战略意图，就来个“反推进”的方针，不给明兵修筑和加固防线的任何机会，趁其修备不善，迅速加以摧毁。据他所知，明朝“精兵尽在此城（大凌河），它处无有”。《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在他看来，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朝的大量有生力量。皇太极的意图，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考察，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说“精兵尽在此城”未必正确。据驻防该城的辽东总兵祖大寿报告，在后金围城前，全城官兵共一万六千零二人，后派出去寻买马匹、出它项公差，及五日围城前又派往宁远等处的官兵，共二千二百人，城内实有官兵一万三千八百零三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187号卷，第8号。，还有夫役商人约一万多人，计全城军民共三万余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报大凌河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如果明朝不从此处调出班军和粮食，其防守能力不致遭到严重削弱。
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大军离沈阳西征。八月一日，大军驻旧辽阳河，蒙古各部落奉命率部队来会。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由贝勒德格类、岳讬、阿济格等率八旗兵二万，经由义州，屯驻锦州与大凌河之间；一路由皇太极率领经由白土厂（辽宁北镇县北白厂门），趋广宁大道。按约定，两军于六日会于大凌河城下。
皇太极鉴于以往攻坚每每失利，损失惨重，已经认识到攻坚不是后金的长处。他说：“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清太宗实录》，卷9。概括皇太极此次用兵之道，可称为围城打援。其兵力配置如下：
正黄旗固山额真冷格里率本旗围城北面之西，镶黄旗固山额真、额驸达尔汉围北面之东，贝勒阿巴泰率护军居后策应。
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塞勒围正南面，贝勒莽古尔泰、德格类在后策应；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围南面之西，贝勒济尔哈朗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吴讷格围南面之东。
正白旗固山额真喀克笃礼围东面之北，贝勒多铎在后策应；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围东面之东，贝勒多尔衮居后策应。
正红旗固山额真、额驸和硕图围西之北，大贝勒代善居后策应；蒙古固山额真鄂本兑围正南面；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围西面之南，贝勒岳讬居后策应。
蒙古各部贝勒自率本部兵马围以上各旗之间的隙缝处《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这次用兵数目，仍不见载清代官方史书，只透露德格类、岳讬等率军二万，而皇太极所率兵力则隐而不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皇太极一军实为主力，其数目必在二万以上，可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二，约为四万，加上德格类一军二万，总共可达六万左右据出使沈阳的朝鲜信使朴观察，说：后金撤兵时，皇太极“请臣往观，大张兵势，军几六七万矣。”见《李朝实录》仁祖九年十一月壬戌。又，九月己丑条：“虏于七月悉其国兵西犯大凌河。”。蒙古助兵数目，也不具载。综观蒙古各部历次出兵情况，一般来说，少者百余人、几百人，多者千人，或几千人。能一次助兵几千人，并不多见。估计此次蒙古助兵最多不会超过二万。由此可以大致确定，围大凌河之八旗与外藩蒙古兵总数约在八万左右。
以如此重兵围城，四周八个方位各部署主攻与策应，实际上等于两重兵力，而外藩蒙古兵为机动，居间进围。据明朝战后实地勘察，后金围困全城，周围绵延五十里，环城掘壕堑大小四道，其中小壕两道，一道宽七尺、深八尺；一道宽五尺、深七尺，上铺秫秸，覆盖土。外大壕一道，环前道小壕，宽一丈一尺，深一丈三尺，距此壕五丈远的地方筑土墙，高一丈二尺，墙上加垛口，则增高到一丈七尺，远看宛如一座土城。各旗还在自己营地挖掘一道拦马小壕，深宽各五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后金沿城周各处扎营共四十五处，其中靠城最近的一道壕侧结营十二处，靠近大壕一侧有大营十一处。而在城以西，面向锦州方向扎营最多，达二十二处，其主要意图是阻击来自宁锦方面的明朝援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187号卷，第9号，《直隶巡抚王道直为奏报大凌河城之围丧亡将士情形事》。。皇太极严令各旗将士严守阵地，不许放一人出城，他自己则整天高坐城南山冈上，密切注视城内动静。
这一套严密的围困工事，可谓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表明皇太极此次围城志在必胜的决心。连明朝人也惊呼：“逆奴围（大）凌，连挖四壕，弯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故虽善战如祖大寿，无怪其不能透其围。”明人形容此围“封豕长蛇，其毒螫乃至于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资料片断》，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3）
从皇太极的作战指导思想到围城的具体措置，可以看出，这次用兵与以往都不同。后金兵骁勇，善驰射，最利于野战冲杀。但在坚城之下，西洋大炮的密集轰击面前，却暴露了它的严重弱点，因而在宁远与宁锦的两次战役中吃了大亏。直到在宁、锦两头碰壁的情况下，皇太极才有所领悟，开始改变那种惯以骑射冲杀取胜的作战方式，实行围城打援的战术，通过持久围困，必欲陷城内守军于粮尽援断的绝境，迫使其不战而降。皇太极的这一新战术，应该看成是明清（后金）战争中一个带有突破性的新发展，表明后金的战略战术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从比较单一的野战冲杀走向多样化的作战，而其形式也更加灵活多变。
反映这个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后金自天聪五年始首次自制大炮，并把它当作骑射所不能替代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应用于围城战中，发挥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后金原先既不能制造也不会使用大炮，自与明交战以后，陆续从明手中夺取一些火器，诸如铳炮、佛朗机、鸟枪之类，但后金兵还不习惯使用它，并没有把火器提到战略地位来认识。至辽沈战役时，开始用俘获的明兵使用大炮以攻明兵。“李永芳得中国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这些火器，不过是些土炮，杀伤力还不大，射程也近。但这时，明已会制造威力更大的吕宋大铜炮。据天启元年四月刑部尚书黄克缵报告，此炮共造了二十八位，运去辽阳七位守城，其中三位“为建夷所得，然彼亦不能用也”。《明熹宗实录》，卷4。天启三年，明又制造出威力更大的“红夷大炮”即西洋大炮，运至宁远等城，在同后金的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数年后，后金也掌握了制造此炮的技术。皇太极非常重视火器，他利用俘获的明朝官兵工匠，开始自己制造火器。实践证明，铳炮、佛朗机等“特城守之具”，对于“攻城实不济事”。《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因此，它首先就制造大号火炮。天聪五年五月，“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丁启明、备御祝世荫”。《清太宗实录》，卷8。丁启明原系明朝卑官，被后金俘获，“因善铸红夷炮”授职二等参将《清太宗实录稿本》，天聪七年十月十日。，祝世荫亦善造炮，“进红衣炮法，奉命监造”阮葵生：《茶余客话》，卷6，145页，《红衣炮》，中华书局，1960年版。。当时造炮多少，无法知其确切数字。大凌河战役结束时，佟养性曾说：“目今火器虽有大号将军炮，然尚少。”又说：“大炮百位不多，火药数十万犹少。”《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而围大凌河前，大炮更少。实录载，七月将征明时，命佟养性负责运输，“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清太宗实录》，卷9。围大凌河城，“佟养性载炮当锦州大道（而）营”，专以重炮对付明朝援兵蒋良骐：《东华录》，卷2，30页，中华书局版。。佟养性强调火器对后金的战略作用，说：“夫火器，南朝仗之以固守；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彼之兵，既不能与我相敌抗，我火器又可以破彼之固守”，如多备火器，就能“握全胜之势”《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佟养性谨陈末议奏》。。显见大炮这个新式武器已成为皇太极的武库中克敌制胜的“神器”。后金一经把大炮应用于战场，就迅速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明军原以大炮为依恃的优势自此逐渐消失。
后金以重兵和首次使用大炮围困大凌河城，已将明兵置于孤危之地。从八月六日围城，到十一月九日解围东去，历三月余，按其战况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八月六日至九月底，双方为围城与反围城展开了激战。后金围城后，用大炮扫荡周围明兵盘踞的堠台，解除它们对围城的威胁。八月十日，曾先招降大凌河西山一台、城南岗一台。十二日，以炮攻降城西南隅一台，二十一日，大凌河岸一台出降，城东一台，明兵不降，被大炮轰塌。十五日，城北外岗一台降蒋良骐：《东华录》，卷2，30～31页。。很快，大凌河城附近的大小堠台都被后金占领。堠台为明的军事据点，虽说它的设置远不如大城，但并非都容易攻取。距大凌河稍远有个台叫于子章台，“垣墙坚固”，很难攻取。皇太极遣官八员，率兵五百人和全部旧汉军，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五十四位，连续炮击了三天，才轰坏其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惊惧，被迫投降。周围百余台闻风惴栗，近者归降，稍远者弃台逃走。后金兵从明的堠台取得了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士马饱腾”《清太宗实录》，卷10。，从而支持了后金久围的决心，直至献城投降。
祖大寿、何可纲等被围在城内，并非坐以待毙，他们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出城，机动灵活地同后金交战，力图破坏乃至打破其围困。八月二十日，明兵出城诱战，后金二员副将孟坦、屯布禄、备御多员、侍卫戈里和一部分士卒中计，死于阵上。祖大寿每次派出兵马，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或有意骚扰后金军，或作试探性进攻，以探明其虚实，为突围作准备。结果，都被后金兵给打了回去。城内烧柴不足，须出城打柴，田野庄稼亟待收获，以充军需。祖大寿曾几次派兵马偷偷出城，都被后金或活捉，或当即击杀。除围城之初，祖大寿施小计使后金上当，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战后，明朝方面曾做过调查，证实被围官兵“与贼交战，大小数十余阵，阵亡颇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87号卷，第8号。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4）
明朝方面，一听到后金兵重围大凌河的消息，自然焦虑异常，惊恐不已，唯一的办法就是遣兵解围，枢臣们不断下令督促进兵。八月十六日，驻营松山的明兵出动二千，后金前哨阿山、劳萨等率军迎战，一举将其击退。二十六日，锦州派出援兵六千，向大凌河进发。皇太极派出阿济格、硕托等率精兵往锦州、松山等处，堵击明援兵。在离松山三十里地方，长山与大凌河之间恰巧遭遇。时大雾弥漫，对面看不见人，双方就在浓雾的笼罩中展开了一场混战。明兵不敢恋战，刚一接战，即向锦州败退。阿济格等率军直追到锦州城下，活捉明一员游击，获马二百零六匹蒋良骐：《东华录》，卷2，31页。参见《清史列传》，卷1，《阿济格传》。《明史·邱禾嘉传》，卷261。。
九月中旬，辽东巡抚邱禾嘉、总兵官吴襄、宋伟等合军七千人再次增援。皇太极也率军出击锦州，目的是威胁它不得向大凌河增援。至中途，他命令众军暂停前进，亲带二百名护军到前边察看地形。等行至小凌河岸，突然与刚出锦州城的明兵相遇，皇太极穿戴铠甲，手持长枪，率领这小股精锐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明兵猝不及防，顿时阵势大乱，纷纷逃窜。后续的阿济格等赶到，分五队进兵，直逼锦州城下。吴襄、宋伟出战不胜，退回城里，闭门不出。《明史·邱禾嘉传》，卷261。蒋良骐：《东华录》，卷2，31页。
大凌河围城已月余，皇太极根据祖大寿盼援兵心切的心理，决意智取。他令一部分将士都穿戴汉装，扮作明兵，伪装成锦州来的援兵前来解围，以引诱城里明兵出动，而埋伏在山内的皇太极率军聚而歼之。九月十九日，扮作明兵的后金部队悄悄赶到城西十里的地方，“发炮树帜，骤马扬尘”，作出自锦州来的援兵的样子。祖大寿果然信以为真，立即点齐兵马出城，攻击西南方，企图与援兵内外夹攻以解围。事先布置好的篇古、叶臣及蒙古诸贝勒各督所部迎战。皇太极也率亲兵自山上腾跃而下。这时，祖大寿发觉中计，急收兵入城。死伤百余人。此后闭城再也不敢开门出战了《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
明军几次增援均告失败。孙承宗亲赴锦州，组织力量再次前往增援。但邱禾嘉胆小，屡次变更进军的日期。迟至九月二十四日，监军道张春会同吴襄、宋伟等率副将以下百余员、马步兵四万之众来援，过了小凌河，东进五里，筑垒列车营。后金扼守长山锦州东南峰峦连亘，诸山错列，因名长山。，明援兵不得进。二十七日黎明，明兵拔营，过大凌河，列阵于距城仅十五里的长山口。皇太极和他的哥哥大贝勒代善将二万兵马与明兵会战。皇太极亲率两翼骑兵闯营，发挥骑射的长技，发矢猛射明军，明军则发射枪炮还击，爆炸声震天，铅子如雹。宋伟营栅甚固，后金兵几次攻击不得入，于是转攻吴襄大营，骑兵纵横驰突，箭矢如雨，明兵没等施放第二次枪炮，后金箭矢飞到，骑兵亦到。在城东屯营的佟养性指挥炮兵助战，不断轰击明营。吴襄支持不住，先自逃奔，全营大乱，纷纷逃窜。这时，宋伟也独力难支，所部也溃败下来。在通往锦州、松山等处各要道埋伏的后金精兵，将逃经此处的明兵统统歼灭。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薛大湖、参将姜新等三十三员将官都被活捉。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战死于阵中，而吴襄、宋伟等皆逃走。明兵屡次增援失利，以此次损失最为严重，精兵选将四万人所剩无几。此后，明朝无力再派援兵，听凭大凌河束手待毙。大凌河城全体官兵和百姓面临着孤立无援和粮尽的绝境《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参见《明史·邱禾嘉传》，卷261。《清史列传·阿济格传》，卷1。蒋良骐：《东华录》，卷2，31页。。
从九月底到整个十月，为围城的第二阶段，即双方围与守的相持阶段。大规模的战斗已经停止，后金坚持围困下去；祖大寿已无力反击，但仍坚守城池。
在严密封锁中，皇太极不断发动“政治”攻势，从开始围城时，他就写信给祖大寿，劝其投降，甚至许以讲和，立即停战。祖大寿置之不理。他本是辽东人，在宁远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人口众多，家业豪富，权势显赫至今兴城内还竖立一座明朝皇帝为祖氏四代建的牌坊，以表彰他们捍卫边疆的功勋。。为保护他的名声和家业，他岂肯轻易投降！到十月，皇太极又加紧做劝降的工作。他本人屡次给祖大寿写信，一再表明他的和好之意，这里摘录其中的一封信：
满洲国皇帝致书祖大将军：
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人岂有不欲太平而乐战征者！虽获胜岂如与妻子在家安居乐处乎？每欲遣人讲和，奈尔明帝大臣等自视在天上，视我如在九渊，竟无一言相报。故忿而兴师。夫两国相争，不外和战，只以和好未成，留兵固守边疆，乃率大军长驱直入，不期与将军在此相遇。我实爱慕将军，天使我二人和好，故欣然遣使致书。我之所以爱慕将军者良有以也。我生长海滨，惟知兴兵，而于教养人民抚绥军士之道诸多未谙，又不晓山川地势之险易，兴兵攻战之事我自当之，指挥教养之事，请将军任之，愿共劳逸同富贵，是我之意也。我已与银住言及，令其暇时在将军前述及我二人同谋之意。将军若不信，可问银住将军。若以我言为是，望速答复，将军其独断之，幸勿听他人之言也《满洲老档秘录》下编，29页。。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5）
同时，他还责令刚投降过来的明将张洪谟等二十余人分别写信给祖大寿，劝勉及早归降。祖大寿率众将出城见使者，严正表示：“我宁死于此城，决不投降！”《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他之所以不降，还有一个严重顾虑，就是担心后金随意杀人，自家性命不保，宁肯战死，也不愿降后被杀。祖大寿义子祖泽润暗写一封信，用箭射到后金营，说诸将官有降意，但惧怕降后被杀。皇太极马上写信解释：从前后金兵在辽东杀人确有其事，我甚为痛悔。现在再也不妄杀一个人！至于二贝勒阿敏去年在永平屠杀汉人官民，完全是他个人犯的罪过，已将其幽禁惩处。最后，他表示：愿与祖大将军和其他将领共事。祖大寿还是不答复皇太极的要求。
中旬，祖大寿部将王世龙越城出降，官兵军心涣散，因惧怕后金屠杀，都不敢降。但更为严重的是，城中储备粮一万石已经全部吃光，据王世龙说：“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还有一个叫张翼辅的，怀揣人肉从城内逃出来，供说：城里食尽，先杀工役而食，今杀各营兵丁食之。军粮已尽，唯大官余米一二升《满洲老档秘录》下编。。战后，明朝派出官员调查围城情况时也证实了他的说法：“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又说，在死亡的明兵中“有弱肉强食者”，而筑城班夫更惨，他们共七千余人“栉沐半年，肢骸尽供其殂醢，此尤人世间未见之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187号卷，第8号。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十月。。没有柴烧，就以人骨代替，没有粮食，先是杀战马吃；马肉吃尽，就以死者的尸体为食，进而发展到杀役夫而食，以至互相杀戮，弱者为强者所食。祖大寿等已经“力竭计穷”，完全陷入山穷水尽无可挽救的绝境。
皇太极得知城内惨状，自感稳操胜券，因而加紧攻心战，特派与祖大寿有关系的降将姜新去做说服工作，然后，祖大寿派部将游击韩栋随姜新到后金营谈判。他回城后，备述所见所闻，祖大寿遂决意投降。为表示其诚意，他把自己的儿子祖可法送到后金营中作人质，以取信于皇太极。接着，双方秘密来往频繁，祖大寿提出降后准许他回锦州设法搬取妻小，并以此为条件进行谈判。后金方面，石廷柱、龙什、库尔缠等为代表；明军方面，祖泽润、张存仁、祖可法等为代表，经过双方反复商谈，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十月二十七日，祖大寿派中军参将施大勇到后金营，正式通知皇太极，他“降志已决”，打算降后即率随从诈逃入锦州，伺机献城。
二十八日，大凌河城内众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等都与祖大寿同谋归降，只有副将何可纲不从，祖大寿下令逮捕，架出城外，当着后金诸将的面斩首，何可纲颜色不变，不说一句话，含笑而死《明史·何可纲传》，卷271，6966页。《明史·邱禾嘉传》载：十月二十七日祖大寿杀何可纲，《东华录》、《清朝开国方略》卷15均载十月二十八日，今从之。。这个曾立下重大战功的勇将竟死于自己的同僚之手，诚为一大损失。处死何可纲，祖大寿便派四名副将、二名游击赴后金营，代表他及其以下副将、参将、游击共三十九名众将官与皇太极诸贝勒“盟誓”，他们的誓言是：“倾心归顺，若违心背盟，天地鉴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皇太极率诸贝勒宣誓说：“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或离析其妻子，分散财物，天地降谴！”《清朝开国方略》，卷15。
晚上，祖大寿亲往后金营谒见皇太极。皇太极以隆重的礼节接待，命诸贝勒出迎一里外，而他则迎出幄外，谢绝祖大寿行跪拜礼，而行满族的最隆重的抱见礼，然后两人并肩入幄，坐下，互相敬酒毕，皇太极把他御用的黑狐帽、貂裘、靴鞋、雕鞍、白马等赐给祖大寿。这使他深为感动，情不自禁地说：“皇上优待若此，夫复何言？我虽至愚，岂木石耶！”两人密定下取锦州之计才分手《清朝开国方略》，卷15。。
十月二十九日夜，祖大寿和他的从子祖泽远，率所属兵三百五十人从大凌河城内悄悄而出，假作突围而出的样子，向锦州“溃逃”。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岳讬等率将官四十八人和四千人马，都穿戴汉装也混在一起，“作溃奔状”，企图一起混入锦州，以计袭取。这支队伍刚出发，大凌河城方面大放空炮，轰隆隆巨声，连成一片，在静静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锦州方面听到炮声，以为大凌河城内明兵突围脱身，便分路应援，被阿巴泰等击败。很不巧，大雾弥漫，队伍散失，袭取锦州没有成功，第二天（十一月一日）天亮引军还大凌河城，皇太极亲自到五里外地方迎接。
昨夜袭取锦州失败，祖大寿又提出一计；他诈称昨夜溃围而出，逃到山里躲避，今夜徒步赴锦州，就会瞒过城里军民，一定接纳他入城。他进城后，设计除掉巡抚邱禾嘉，把锦州献给后金。但皇太极对祖大寿能否回来也作了充分估计。他斟酌利害，还是放他回去，因此同意了他的计谋。
皇太极赐宴，为祖大寿饯行。当日落之际，祖大寿与其从子祖泽远及随从二十六人先乘马，由石廷柱、库尔缠送到小凌河畔，然后舍骑渡小凌河，徒步奔锦州。邱禾嘉与吴襄等发兵出城，把祖大寿迎接进城。祖大寿一去不复返，其子侄留质于沈阳也在所不顾了。直到十年后，锦州战役时才真投降过来。
第四部分大凌河围困战（6）
祖大寿奔还锦州后，后金兵开进大凌河城。全城原有兵民三万多人，据明朝统计，围城时死亡的将官有何可纲、守备张国忠、千总张孝、把总李进孝、葛天德、顾朝臣等，祖大寿逃离大凌河时带出都司守备祖克勇、施大勇等官役二十六人，“其余将领等官亦陷于虏”。因为城陷，档册散失，不知确数。据当时后金查核，城破之时，全城只存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只剩三十二匹，军中米二百三十三石，皇太极令明生存官兵俱剃发加入八旗。明朝的调查报告说：“副将刘天禄而下，以及各丁一万余俱剃头陷虏，此脱围而随奴以去者也……其祝发之日，哭声震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为奏报大凌城之围丧亡将士情形事》。第187号卷，第8号。三日，皇太极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大凌河城归顺将官，宴后，令他们较射。
皇太极将要撤军前，又向杏山、中左所明守军发动进攻，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不作认真进攻。九日，皇太极下令全军动手拆城。明人证实：“四面砖墙尽行拆毁，止剩石基。”顿时变成一片废墟。拆完城墙，于次日从大凌河撤离。连续撤了三天，到十二日才全部撤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第187号卷，第5号，参见《明史·邱禾嘉传》。。后金撤走后，明朝立即派专人前往大凌河废墟进行调查。丢弃在现场而没被带走的各种火器遍地皆是。调查的统计数字是：夷炮三位、灭虏炮二十二位、马炮三位、马蹄炮七位、毁坏灭虏炮三位、花瓶炮二位、天字号炮一位、玄字号炮一位、不堪天字号炮一位、不堪飞虎将军一位、三眼枪九杆、不堪三眼枪五杆、火药一十八篓、又火药八百斤、火罐一千一百二十九个、大小铁子一千零九十斤、铁凌角五百个、铅子一千九百八十四斤、空火药篓三个、烂铁盔一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187号卷，第8号。皇太极从大凌河城获取了大小炮三千五百位及鸟枪火药铅子无数，统由佟养性管理《开国方略》，卷15。。但不得不丢弃部分物资，以减少运输困难。调查人说：后金“遗下如许，在奴或为备载，在我亦得为用”。明朝还是把这些被遗弃的东西收集起来，继续用来防御城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187号卷，第5号。。但使皇太极感到心满意足的是，此役围困获得了完全成功，消耗了明在关外的精锐，使其军事实力遭到严重损失，更有一大批文臣武将投到后金方面，将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在皇太极看来是比得到一座城池更为重要的收获！
明朝失守大凌河，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上疏自辩，“极言”邱禾嘉屡易师期不听节制所致，并“连疏引疾”求退。崇祯为平息朝议，批准归籍，这是他第二次督师被排挤下台《明史·孙承宗传》，卷250。。邱禾嘉亦于次年罢职。
第四部分突袭北京与用间（1）
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至死没有突破山海关。他的继承者皇太极一上台也没有在突破山海关上取得进展。
山海关依山傍海，为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是通向山海关的门户。从明军手中夺取山海关，乃是清军逐鹿中原的前提。为此，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首次率大军攻宁锦，揭开了辽西拉锯战的序幕。但是，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作战方针，迫使惯于野战、擅长纵横驰突的后金兵无所施其长技，造成“士卒损伤甚多”王先谦：《东华录》天聪2。，不得不班师回沈阳。
血的教训使聪明一世的皇太极在战略策略上来了个大改变。他说：“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可也。”《清太宗实录》，卷6。这就是皇太极避实就虚，千里纵兵，迂回作战奇袭的战略思想，即他所说的“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清太宗实录》，卷62。的战略方针。直到他去世前，这一方针一直是他的作战指导原则。多年来，他为了避开明朝以重兵把守的山海关、宁远一带，屡次派军绕道入关袭扰内地，攻克城镇，直抵北京城下。但他并不以重兵攻打北京，只从明朝统治下的地区抢掠大批人畜财物，以加强清（后金）的国力，削弱明朝的经济实力。也就是通过不断地对明朝这棵“大树”的“四围”砍削，削弱其自身的支撑力量，使之渐至微细，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明朝的基础，以巩固已有的胜利，增强内部的凝聚力，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战胜明朝，入主中原，一统华夏。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首次入关征明的战争，目标直指北京。是年为农历己巳年，故当时明人称谓“己巳虏变”，清人则称“己巳之役”。
同年二月十一日，汉官高鸿中曾上奏皇太极，劝请进兵明朝。奏本写道：
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就比朝鲜事例，请封王位，以正朔，此事可讲。若说彼此称帝，他以名份为重，定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见情形，或攻或困，再作方略。他若因其攻困之急，差人说和，是求和，非讲和，我以和许之，只讲彼此称帝，以黄河为界。《明清史料》丙编，45页。
皇太极对副将高鸿中的奏本极为重视。他认为，“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皇太极即位之初，曾发动两次宁锦战役，遭受重大挫折，后金国内人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议和，否则人民“将死散殆尽”《天聪实录稿本》天聪元年三月初二日。；有的大臣则亦谋叛逃，一日之内，投奔明朝的竟“前后接踵而至”。而出兵抢掠，“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去抢西边”《明清史料》乙编，18、56页。。这就是说，只有不停顿地发动对明朝的进攻，才能使后金官兵得到物资上的满足，有利于稳定民心、军心，所以皇太极赞成高鸿中的主张。但因农事忙，还不能马上出征，他下令：“稍迟时日，俟地锄完即行。”《明清史料》丙编，15页。
同年十月初一日，刚刚忙完秋收，皇太极“亲统大军伐明”《清太宗实录》，卷5。。鉴于坚固的宁锦防线的阻挡，后金兵无法向前推进，这次进兵，皇太极大胆地选择了从未走过的内蒙古路线，这条路线可绕过宁锦，假道蒙古科尔沁部，然后自北向南，直奔北京，给明朝以突然重击。
皇太极调集了各归顺后金的外藩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喀喇沁、巴林等部来会。十五日一天，就有蒙古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图美、孔果尔、达尔汉台吉、石讷明安戴青、伊尔都齐、吴克善卓礼克图台吉、哈谈巴图鲁、多尔济、大桑噶尔寨、小桑噶尔寨、琐诺木、喇巴什希、木豸、巴达礼、绰诺和、布达席理、达尔汉巴图鲁、塞冷、拜思噶尔、额参、达尔汉卓礼克图、达尔汉台吉之子等二十三位贝勒率兵来会。皇太极和二大贝勒乘马出迎，见面后，下马对天叩头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228页。。进军时指派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的喀喇沁部台吉布尔噶都为向导。这次进兵自沈阳出发西北行，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县）转向西行，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初五日驻营杨石木河，四天后到达纳里特河，十一日抵辽河立营。
第四部分突袭北京与用间（2）
在这里，皇太极征求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的意见。他说：“明国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残虐不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诸贝勒大臣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距察哈尔国路途辽远，人马劳苦，应当退兵；有的则认为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就应将已集之兵去远征明朝。皇太极胸有成竹赞同征明之议，“遂统大军，向明境进发”《清太宗实录》，卷5。。
进兵察哈尔，虽然也可以制服它，但征明却更重要、更迫切。当然征明困难可能更大些，劳师袭远，粮食供应紧张，明兵各路汇集，堵截归路，等等，进兵道路充满艰难危险。诸贝勒大臣对此次伐明，深入内地，在思想认识上并不一致。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在行军途中就私下议论，反对冒险伐明。二十日，大军到了喀喇沁的青城，当晚他们俩就进皇太极的御幄，非常神秘地“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清太宗实录》，卷5。皇太极立刻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他沉默了，也失去了平素的乐观和笑容。代善和莽古尔泰一出来，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大多数贝勒马上又进去，气氛一时很紧张。岳讬最先打破沉默，开口说：“汗与两大贝勒商议了什么大事，请向臣等示知。现在诸将官都集合在外面等着，请汗下命令吧。”
皇太极大失所望地说：“我想出的主意既然是不好的，你们还等待什么！”他又命令文臣把他们所草拟的军令，不要当众宣布。岳讬和济尔哈朗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请汗向我们明说吧！”皇太极又秘密地向他们说：“我已决定了的事情，而两大贝勒不同意，他们说，我们的兵深入敌境，劳师远袭，如达不到进明边的目的，则粮匮马疲，想回也回不来了；纵然入了边，而明朝会调各路大兵包围我们，那时，我们是寡不敌众，何况我们既入了边口，倘若明兵自后堵截，恐怕我们也无归路。他们以此为由，坚决不同意此次出兵，你们早知道如此，为何不及时提出，使我落到这个地步！大家思想这么不一致，我怎么能高兴呢？”岳讬、济尔哈朗等与两大贝勒不同，劝皇太极“决计进取”《清太宗实录》，卷5。。于是又命令八固山额真到代善、莽古尔泰住所商议。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是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是请皇太极裁决。那天半夜，终于按皇太极的主意做了最后的决定。
皇太极颁谕：“朕仰承天命，兴师伐明，拒迎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得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和以往行军所颁布的命令不同的是，要后金将士提高警惕，其中说：“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闻山海关内多有鸩毒，更宜谨慎。勿以干粮饲马，或马匹羸瘦，可量煮豆饲之。肥者止宜以草秣之，俟休息时，再饲以粮，凡采取柴草勿得妄行，须聚集众人，以一人为首，有离众驰往者拿究。”《清太宗实录》，卷5。
十月二十日深夜，皇太极遂统大军开拔。二十四日次老河（即老哈河），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清太宗实录》，卷5。。命贝勒济尔哈朗、岳讬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于二十六日夜半进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军。令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从龙井关攻入。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及众贝勒率大军向洪山口进发。
先是后金用兵辽西，明把主要力量用于山海关及其宁锦一带，而“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三卫束不的等多携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对后金兵毫无设防，三路大军从喜峰口突入塞内，进展神速。明人震惊，蓟辽总督刘策潜逃。二十六日，左翼军在一大早赶到龙井关，天未亮，毁水关进边，沿路大败明朝的援兵，明汉儿庄副将易爱、洪山口参将王遵臣皆被斩，尽歼其众。又击斩三屯营总兵哨卒。到汉儿庄城外，正要招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多尔衮、多铎赶到。守城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剃发出降，清军遂入城驻营。莽古尔泰派使往潘家口，其城守备金有光遣中军范民良及蒋进乔也出来投降。后金继续委任他们为游击、备御等官，照旧守城。
二十七日，皇太极督大军入边，攻克洪山口城，提拔城内的方遇清为备御，给予敕命，令其守城，招集流亡，尽心供职。又有遁匿山中的明千总一员、把总一员率百人擐甲执械来降。皇太极分别给提升一级。三十日，皇太极领兵到了遵化，派总兵官扬古利率护军百名至遵化城驻营。莽古尔泰率军自汉儿庄来会，距城五里下寨。此时，右翼兵济尔哈朗、岳讬于十月二十六日乘夜前进，至大安口遇明兵，一战击走。到天亮，见山上还有两营明兵，清军只得一分为二，岳讬领一半兵待战，济尔哈朗领一半兵进击，又歼其两营。太阳出来时，明朝来了两营骑兵，又被岳讬击败。兵托、济尔哈朗正要拜天，忽然又来一营明兵，等不及列营，分别击败之。那天，清军在半天之内，打败明五营兵。马兰营、马兰口、大安口三城投降。二十八日趋石门，继之会师遵化城下。
第四部分突袭北京与用间（3）
驻守宁锦防线的明督师袁崇焕因“抱心太执”，一闻敌警，即遣总兵赵率教入援，探知后金兵势甚盛，又亲督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文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以为率教之翼。第二天，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戊戌。。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于援救遵化，遂率刘姓、王姓副将及参游九员以精兵四千来援。三昼夜急驰三百五十里，至三屯营，总兵朱国颜不容入城，遂纵马而西向遵化。十一月四日大战，遇到埋伏，被后金将阿济格斩于马下《崇祯长编》，《袁崇焕揭帖》。。赵率教之死，是明一大损失。宁远两次大捷，赵率教立功最著，可谓“中兴良将”。其手下明副将、参游全部就戮，明兵大败《明史·赵率教传》，卷271。。中军臧调元被莽古尔泰生擒，投降。
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后金劝降，遭到拒绝。皇太极便召集诸贝勒定于十一月初三日从四面八方攻城：正黄旗纳穆泰率本旗攻北面之西；镶黄旗额驸达尔哈率本旗攻北面之东；正红旗额驸和硕图率本旗攻西面之北，镶红旗维舜率本旗攻西面之南；镶蓝旗额驸顾三台率本旗攻南面之西，正蓝旗攻南面之东；镶白旗图尔格率本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喀克笃礼率本旗攻东面之北。他们各按指定地点发起进攻。他们把修治好的云梯换牌，运至城下，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先登，大军继之一拥而上，遂克其城，掩杀其守陴兵，四面皆溃。巡抚王元雅走入他的官署，上吊自尽，凡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清太宗实录》，卷5。。
皇太极嘉奖萨木哈图，亲自“酌金卮劳之”。皇太极非常重视此次攻城的成功，他传谕说：“我军年来怯于攻城，况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此人宜优录之。”从白身破格授予备御职务，赐美名“巴图鲁”，赏给驼一、马十、牛十、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疋。皇太极命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领备御人员、兵八百留守遵化，他统率大军自遵化起行，向北京进发。
后金军越过长城，攻占遵化城，再无险阻挡。当时，明政权腐朽至极，沿边戒备全疏。加之经济凋敝，财源枯竭，虽加派“三饷”，各地军队依然连年欠饷，严重影响其战斗力，打起仗来，或望风而逃，或一触即退。后金军突入长城口，畿东州县，风鹤相警，人无固志。后金军一路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渡河后，突进至北京郊外二十里处之牧马厂。从厂南一牧马圈中获马骡二百三十五匹，骆驼六匹，管马太监二名，共三百余人投降。
二十日，大军起行，逼北京，皇太极统大军扎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营于东北。这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俱屯兵德胜门，抗拒后金军。侯世禄避战，满桂独战，城上发大炮助战，误伤满桂兵，满桂负伤卧关将军庙中，乃休战。
明朝没有料到后金兵冒险千里，突入北京城下。顿时，满朝文武大臣慌做一团。崇祯宣布京师戒严，调全国各地人马来京勤王，命“各路援兵，俱令听督师袁崇焕调度”。《明清史料》丙编。并传谕崇焕：“多方筹画，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袁崇焕自宁远急驰山海关，调集所部扼守各处要地：以总兵官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保定巡抚刘策兵亦至，令还夺密云；他自率大军居中应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十五日，昼夜兼程至河西务，议趋京师。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寻机进兵，敌易则战，敌坚则乘，这是万全之策。袁崇焕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还在十日，崇焕统兵入蓟时，明廷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下令崇焕不得过蓟州一步，而他个人毫无察觉。在通州时，崇焕又没有和后金兵交战，后金兵因此得以直趋京师。疑上加疑，京城里的谣言四起，流传说袁崇焕召来了后金兵。中国古代所谓“三夫成市虎”，竟落到了袁崇焕身上，这就使崇祯皇帝被一阵谣言说动了心，这给皇太极施反间计埋下了种子。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深怕后金兵逼近京师，仅率领骑兵九千，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以两昼夜行三百里之速，由间道急抵广渠门外扎营。祖大寿阵于南，王承允阵于西南，袁崇焕阵于西。此时，后金兵亦兵临城下。后金兵发起攻击，袁崇焕躬环甲胄，督军力战，险作刀下鬼。皇太极轻骑巡视说：“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于是便停止进攻《东华录》天聪4，5页。。二十二日，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于宁远、锦州两次击败后金兵的强大攻势，挽回了明在关外的危局，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抗战派，并保有一定力量，成为后金灭明的最大障碍。但此次率兵到京后，崇祯帝虽几次召见，赏赐御馔及貂裘，但却拒绝其因士马疲敝，入城休整。袁崇焕无奈，只好驻营于城外，随之而来的是，后金汗皇太极部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反间计。
第四部分突袭北京与用间（4）
先是，后金大军屯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便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等监收。明末，太监受到宠幸，是皇帝的心腹，“凡所见闻，必入告无隐”。高鸿中、鲍承先按照皇太极的旨意，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说：“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两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东华录》天聪4，6页。简短的一席话，意味深长。它暗示袁崇焕已与这位金国汗有密约，攻取北京很快就会成功。太监杨春假装躺卧，偷偷听着，把这几句话完全记在心里。二十九日，高、鲍又故意放跑杨太监。杨太监回到朝廷，以重大军情晋见崇祯，把高鸿中、鲍承先说的话都详细地报告了崇祯。
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当场质问袁以前杀毛文龙及现在进京逗留不战这两件事计六奇《明季北略》所载《逮袁崇焕》说：“上问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认定袁确有“通敌”罪。。袁崇焕一时不能答，当即将其逮捕，马上就由督师变成了锦衣卫狱囚。下令对袁崇焕解任听勘。
毛文龙的同党、内阁大学士温体仁，因袁崇焕斩毛文龙，断绝了毛文龙对他的贿赂，因而对袁崇焕深为痛恨。于是，他连续五次上疏，以袁“欺皇上”、“资敌私通”、“引敌上驱”、“胁城下之盟”的罪名，力请杀袁崇焕。兵部尚书梁廷栋曾与袁崇焕共事于辽，亦有私仇，这时乘机合谋倾崇焕。廷臣中虽有很多人看出这是一起冤案，但是因为害怕温体仁及梁廷栋有权有势，不敢出来相救。周延儒、成基命、王永光各上疏救崇焕，没有人理睬。祖大寿拿着官诰和赠荫去赎袁崇焕，也没有被接受余大成：《剖肝录》。。
袁崇焕被捕后，将士一片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则炮石乱打，兵多骂詈之言。因为口口声声都说辽将、辽人是奸细，造成万余精锐，一哄而散。部将祖大寿在旁见袁崇焕被缚下狱，惊慌失措，当即领兵离京归关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崇祯从狱中取袁崇焕手书，遣使飞驰，欲召回祖大寿。但祖大寿已回到锦州。使臣追及锦州，出示袁崇焕手书，祖大寿才下马捧泣，一军尽哭。为了立功赎袁崇焕，祖大寿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崇祯闻此，复欲用崇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余大成：《剖肝录》。。但阉党分子继续交章攻击，遂使袁崇焕被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境。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廷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指毛文龙）、“失误封疆”等罪名，悍然将率师入卫北京的袁崇焕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
袁崇焕之死实是明末一大冤案，皇太极的用间竟被明朝信以为真，这事到了清初才真相大白。但是，当时明朝作出这样的蠢事，实在反映了昏君奸臣乱政，国事日非。清人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第四部分攻占关内四城（1）
袁崇焕冤狱既成，明廷重新部署了防务，再次起用著名的孙承宗为督师，特设文武两经略，以兵部尚书梁廷栋、总兵满桂为之，屯西直、安定两门，并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兵。又任命旧帅王威、尤岱、杨御蕃、孙祖寿，出罪帅马世龙于狱，都以原官立功。命大学士孙承宗移镇山海关。诸将闻孙承宗、马世龙至，都自愿受其节制《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皇太极自北京后撤三十里，于十二月一日率军趋良乡，攻克其城。总兵官吴讷格屠固安县，尽歼其众。十六日，得知明崇祯帝中计将袁崇焕下狱，皇太极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便亲统大军回师北京卢沟桥。明副将申甫率兵卒七千前来抵御，右翼五旗兵迎战，将明兵歼灭《东华录》天聪4，6页。，而这位副将喋血力战，刀伤丛身，箭伤数孔而死。
后金兵继续在京城附近攻掠，距京二十里，又击败一营明兵，并于当晚从捕获的人得知，永定门南二里外，驻有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领马步兵四万，结栅木，四面列枪炮十重《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241～242页。。皇太极遂令诸将士，以三鼓进兵列阵。十七日黎明，十旗兵齐进，大战永定门外。最勇敢的是和硕图，一马当先突入明兵阵中。满桂骁勇敢战，他率步骑五千迎战，因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他与副将孙祖寿及参游击将领三十余人都战死于阵中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满桂战死》。。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明史·满桂传》，卷271。参见夏燮：《明通鉴》，卷81。，京师大震。后金将阵获的六千马匹，择其善者，先赏给八大臣及众总兵、副将等。
这时，后金诸将争请进攻北京城。皇太极看到明朝“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昭梿：《啸亭杂录》，卷1。他留下一封信致崇祯帝，重申议和之意，然后移营北京城西北。
二十二日，遣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萨哈廉及总兵官扬古利等率兵三千略通州一带，攻克张家湾，放火烧船约千余。
二十七日，又遣阿巴泰、岳讬、萨哈廉、豪格率兵四千往围永平。同一天，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等率护军及火器营兵五百名，往视蓟州情形，与来援蓟州的山海关兵五千相遇，遂立营环列车楯枪炮，诸贝勒率兵冲入，全部歼灭《东华录》天聪4。。
第二天，皇太极接到参将英俄尔岱自遵化的报告说：“密云总督、蓟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夹攻，我兵出御敌兵，斩杀甚众，敌遂却。”
二十九日，又遣贝勒杜度统本旗护军往驻遵化，击败了来攻的明骑兵五千，杀明副将一员，获骆驼五百，马一千四百七十匹。
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正月初一，后金军越榛子镇，降沙河驿，抵滦河至永平，十旗兵环城立营，皇太极派副将阿山、叶臣选部下猛士二十四人同往，令其攻城。登梯时，须四人先登，每旁各令两人立，次令四人速登，又次令十六人络绎而登，然后阿山、叶臣亲登。其后令每旗官一员率兵一千助之。四日晨，天还没有亮，后金兵列梯牌攻永平城，施放火炮药箭。北城楼中炮，众兵乘势登城，城遂破。阿山、叶臣及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被皇太极称为“我国第一等骁勇之人”，并传旨：“后遇攻城，勿令再登。”《清太宗实录》，卷6。
此战，明兵备御副使郑国昌及知府张凤奇，推官罗成功、卢化龙，教谕赵允殖，副总兵焦延庆，中军程应奇，守备赵国忠、东胜卫，指挥张国翰，乡居中书舍人廖汝钦，诸生韩原洞，武举唐之俊等都战死。知县张养初，户部郎中陈此心，兵备道白养粹，行人崔及第，户部主事白养元，游去杨声远等投降《东华录》天聪5。。天亮，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游击高鸿中、阵获总兵官麻登云等执黄旗于城上，通谕官军百姓，俱令剃发。值得注意的是，为收揽人心，消弭汉族人民的反抗，在占领永平后，皇太极指示对明朝的士兵可“收其军器，各放还原籍”，遇到一般汉民则“纵庄村百姓，各还其家”，使其“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清太宗实录》，卷6。。为解决后金人才之不足及收瓦解对方之效，对明的降官、降将则大批录用。尤其重用被明朝革职的官员，如，提升永平革职兵备道白养粹为巡抚，管理永平所属地方归顺人民。以明革职官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统领本城兵四百人，给予马匹、甲胄、弓矢。皇太极把自己穿的黑狐裘等赐白养粹，又亲自召见孟乔芳、杨文魁等蒋良骐：《东华录》，卷2。。这些人感激涕零，一再表示要为后金尽心出力。后来又规定“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为奸细”《清太宗实录》，卷7。，只将造谣惑众的李春旺斩首示众《清太宗实录》，卷6。。
皇太极率大军旋向山海关移营，留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镇守永平。传谕：“凡我举动，惟求万全，若敌至，勿轻出城，但须秣马以待。兵据城中，可分置汉人于一隅，拨给房屋，一一分清，书其姓名于门，令各照门帖居住。”《清太宗实录》，卷6。
后金军攻克永平时，昌黎县令左应选刚上任，他胆略过人，闻讯后，登城四望，传谕百姓不要惊恐，要紧闭城门，集溃卒，练民兵，治火药，列药于城，誓师固守。
第四部分攻占关内四城（2）
后金兵七千余人至昌黎县城东关侯庙前，分三营围攻。内有永平生员陈钧敏、王金玉率十余骑，执黄旗到城下招降，左应选怒骂，严词拒绝。皇太极遂遣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蒙古兵排梯数十架，用火炮火箭攻击，为明兵所败。又命大臣达尔哈、喀克笃礼等领兵千人，昼夜攻城，仍不能奏效。十三日，皇太极对将士说：“鸟枪火炮，自远而至，目不得见，避之诚难。至于矢石，乃目力所及，可以引避，宜善攻击。”《清太宗实录》，卷6。于是，令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东，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攻其北。他们都把云梯布列城下。军士将要登城时，城上滚木檑石、火炮鸟枪齐发，火燎梯折，难以进攻。派遣降民李应芳说降，亦被左应选诱而杀之。欲凿城而入，又缺锹镐。代善以不能攻克，遣人驰奏。于是焚其近城庐舍，撤离县四十里，往柳河诸处安营。
因迁安、滦州相继投降，十七日，命固山额真纳穆泰、和硕图、图尔格、顾三台各率本旗兵驻防滦州。为此，皇太极发布如下命令：
汝等往视情形，若城内人民效顺，便可入城，倘犹抗逆，以计图之；不可图，则以梯攻；如城中兵力尚强，不得遽攻，当即还师。《清太宗实录》，卷6。
这一次行动是，令众军居后，游击高鸿中、库尔缠率十人先往，诱令开城。随后大军入城，获库银四百七十两、仓粮一万零九石。当天命令将前俘获之人口马匹共三千余，由贝勒岳讬、豪格率兵千人携回沈阳。
这时，明朝有一位新任重臣，名叫刘之纶，农民出身，从小好学，外号“刘圣人”。他考上了进士以后，还钻研军事技术，试图用木料做成西洋大小炮及新式战车。他还懂兵法，便破格被提为兵部右侍郎。他十分感激。在他的好友申甫与大将满桂战死后，他毅然自请抵御后金兵。他请求率京营兵，朝廷没有批准，又请求率领关外的四川兵，还是不准。于是他招募了一万人，分为八营，以八名副总兵为将。廷臣看到刘之纶骤然官升高位，受命视师，都非常嫉妒。有个叫文震孟的官员，指使人对他施加压力，说：“你应当辞去侍郎而换上科臣的头衔出征。”刘之纶不理。
在雨雪纷飞中，刘之纶率万人誓师，激励将士，警与后金兵血战到底。他率军离京，行至通州，守城的将官拒不接纳。他和将士们只好冒雨雪宿营于古庙中。这时言官趁此攻击他“逗留”。刘之纶很气愤，给崇祯上疏，说：“小人意忌，有事推卸责任，无事则挑拨是非，只因为臣任侍郎职而惹起事端。请削去臣官，赐我这骸骨还乡。”崇祯阅了奏疏，没有同意，还鼓励了一番。刘之纶只好率师越过通州，向东进兵，出蓟州，自率八营兵抵遵化，列兵城外八里的娘娘庙山。
守遵化的后金兵出城，击破刘之纶二营兵，但其余营兵仍不退。二十二日，代善率三万精骑赶到，大炮与箭矢齐发，将刘之纶的兵击溃，俘获一员裨将，供说：刘之纶驻营娘娘庙山。代善挥军包围，召刘之纶投降，遭到拒绝，便下令发起攻击。刘之纶发炮还击，不料炮身爆炸，引起军营自乱。左右将领劝他整队徐徐撤退。刘之纶斥责说：“不许多言！我受朝廷厚恩，以死报国！”严令击鼓再战，双方矢如飞蝗，激战不休。眼看明兵支持不住，刘之纶从身上解下所佩印绶，交给家人，让他交还朝廷。此刻，后金兵已破明兵，突攻至山上。刘之纶躲进一个石岩之中，被后金总兵官楞额礼之子穆成格发现，当即用箭把他射死。此战，刘之纶所部八营兵覆没七营，只有一营兵乘夜逃脱。败报传到朝廷，崇祯嘉奖刘之纶，给予优恤《明史·刘之纶传》，卷261。夏燮：《明通鉴》，卷82。。
皇太极将攻占的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皆留兵固守，作为插在关内的楔子。命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及文臣索尼、宁完我、喀木图率领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将士镇守永平府；文臣鲍承先、白格率领镶黄、镶蓝二旗将士镇守迁安县；以滦州系边地，命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之。又命察哈喇为帅，与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遵化《清太宗实录》，卷6。。
二月二十二日，皇太极又谕诸贝勒：“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倘有违悖，该管牛录额真以下，俱治罪。”其余众军由皇太极率领，于三月二日取冷口关（迁安县东北）返回沈阳。皇太极回沈阳不久，便派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兵五千，前去与阿巴泰等换防，分别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
第四部分攻占关内四城（3）
后金军所占四城处于明朝境内，如汪洋大海之中的孤岛，明朝岂容其存在！崇祯三年（天聪四年）五月九日，在孙承宗的指挥下，明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副将祖大乐、祖可法、张弘谟等率兵攻打滦州。各乡人民武装三万余人，自办行粮，参加攻城战斗周文郁：《边事小记》，《莲泊店乡兵纪事》。。后金固山额真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各驻防地，分陴固守，屡败明兵，驱之壕外。
此时，二大贝勒阿敏、硕托在永平得到滦州被围的消息，只派大臣巴都礼率兵数百人增援滦州，为明兵所歼。阿敏擅自将迁安守兵与县民撤出，入永平府。明兵以红衣炮攻城，击坏城垛，城楼焚毁。纳穆泰、图尔格、汤古岱等力不能支，遂于十二日夜弃滦州奔永平。正赶上天下大雨，后金军不作抵抗，惊慌撤退，秩序大乱，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结队而行，到处遭到明兵截击，阵亡达四百余人。
阿敏、硕托闻之大惊，既不往迎败兵，更不待后军至，即下令遵化守将察哈喇等弃城逃跑，并将永平新降汉官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寺卿陈王庭、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等人处死《清太宗实录》，卷7。。同时下令屠城，尽屠城中百姓，收拾金银缎帛，于当天夜里弃永平，出冷口逃归沈阳《东华录》天聪5。。皇太极已派出的贝勒杜度率精兵赴永平换防，见此状，只好撤回。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数日之内全部丢失。明朝称此役为“遵永大捷”。
皇太极闻讯，大怒。消息传出，后金举国上下无不痛愤。六月四日，皇太极以阿敏自永平败还，令诸贝勒众臣不得进城，于十五里外立营，只准士卒入城。六月七日，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各官集会，会上命岳讬宣布阿敏十六条罪状，从第十条开始，都是和镇守永平有关。如第十条，皇太极出塞班师后，指令阿敏去永平等四城替换济尔哈朗，他竟提出与弟济尔哈朗同驻。皇太极以济尔哈朗劳苦，没有同意。阿敏背后对其叔父说：“不让我与弟弟同驻，我拿箭射杀他。”其叔父斥责他，他竟挥舞胳膊说：“吾自杀吾弟，将奈吾何？”第十一条是，阿敏入永平府超过皇太极规定：迎接官员要用二伞盖。第十二条是，入水平府，深恨汉人，不愿抚育降民，声言允许众兵将囊袋填得饱饱的。第十三条是，驱汉人为奴，故意隳坏基业，使“不仁之名扬于天下”。第十四条是，镇守永平等官员不愿守此地，忧虑性命难保，阿敏不以国事为忧，竟散布不满，涣散人心。第十五条是，阿敏驻守永平时，竟派人至喀喇沁强行求婚，取其二女为妻。第十六条是，明兵围滦州三昼夜，阿敏拥有最多最好的兵，却坐视不救，任其陷落，只派一二百人去救，白白送死；当滦州失守兵败，既不往迎败兵，更不待后军至，竟自先撤。他不听劝告，连弃三城，又将永平、迁安官民尽行屠戮，大掠财帛牲畜载之以归《清太宗实录》，卷7。。
根据十六条罪状，主要是弃失永平四城等七大罪状，诸贝勒大臣议罪，要求把他处死。皇太极命从宽处理，仅处以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只给阿敏庄六所、园二所，并其子之乳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硕托、汤古岱、纳穆泰、巴布泰、图尔格等亦革职，或籍其家《东华录》天聪四年六月。。
当然阿敏的彻底垮台不完全是弃关内四城。阿敏是努尔哈赤弟弟速尔哈赤的长子，努尔哈赤在世时深受器重，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并列，号称“四大贝勒”，佐努尔哈赤掌握机务。皇太极即汗位后，他仍受到器重，凡上朝议事与皇太极并坐。这种局面在后金加强封建集权的时代，已经很不适应了。阿敏在永平所作所为，表现出他还是摆出满洲贵族的架势，傲慢狂妄，自以为是。及其永平四城失败，使皇太极在政治、军事上处于被动局面，不能不连同他作为过了时的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趁机将他除掉。
己巳之役，是后金初次入塞，此役自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入口，至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十一日拨营东归，历经七个月。其间，明清双方既有战场上的刀兵相见，亦有背地里的议和谈判。战争以后金迂回突袭成功而告终。后金初次入塞势如破竹，席卷长驱，直至北京城下，“每战必胜，每次必克”北京大学藏：天聪四年正月刻本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明兵失败，后金长驱无阻，首先是由于明关内防御空虚。“无屯兵处，且中原升平日久，文物极盛，而戒备全疏，贼若入关，不难长驱。”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22，8页。据投降后金的建昌路参将马光远说，他到任后，见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防空虚，戈甲朽坏。又见探报夷情紧急，彼时即知后金兵有突犯蓟门之意，便将此情况呈于督抚镇衙门。他满怀希望言听计从，施展一番壮志。不期文官爱钱，武官忌妒，他心灰意冷，每日抱闷，唯仰天长叹而已《明清史料》甲编。。仅此一例，已看出明朝防御空虚的严重情况。
其次，明朝君昏臣奸，误杀袁崇焕，卑视辽人，更涣散了军心。有人说，自总兵祖大寿以下凡五十员辽将，明用之善，则成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袁崇焕重视辽人，辽人亦乐为效力《明清史料》乙编。。袁崇焕被逮后，辽兵伤心地说：“在此立功何用？”反而逼使他们投向后金。
军心如此，民心亦涣散，无固守之志，也是明兵失败、后金制胜的一大原因。《明季北略》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述：
己巳之役，后金兵所向，而城先空者，良乡、滦州、香河、固安、张湾。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如霸州三屯。有先降数日而兵始至者，如玉田，如迁安。有兵将先降而知守不知者，如遵化，如永平。有虚张声势而兵不敢犯者，如昌平，如涿州。有受降旗兵过而不取者，如顺义。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顺之间者，如房山。有兵至而顺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如乐亭、抚宁。
第四部分攻占关内四城（4）
还有一个原因是军事指挥上一再失误。明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言：“敌骑内犯半月，诸臣所料理，如通州津要，昌平山陵，人人皆知其必犯，而不见布置之防。遵化以南有丰润，稍北平谷，皆属间道，未闻奇伏，侦骑不下三百，而敌之多寡杳然，则见司马之责，各援将如云如雨，日费本色数千石，折色数千金，今果沛然有余剩吗？不即求接济，则是司马之责。最亟莫如火炮，而铅石、滚木等或缺或少，则是司空之责。”谈迁：《国榷》，卷91。
后金发动己巳之役，是自努尔哈赤伐明以来，第一次空前地大深入。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是后金战术上的一个突破，而且也具有战略意义。此次远袭，不但训练了后金兵长途行军、攻城战守与主力会战的作战能力，同时也窥见了明朝政治上的反动腐败，经济凋敝、军事无能及岁欠年荒、“流寇”纷起的实况，增强了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进取雄心。对于明朝来说，后金的饱掠、军事打击，使其损兵折将，消耗了兵力，财源更加枯竭。更重要的是，明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杀了袁崇焕，为后金除了一个劲敌；同时使明兵中能征善战的辽兵辽将，因不被信任而纷纷投向后金，成为后金数次入关之向导。而所谓四方勤王之师，亦多以兵饷缺乏，军溃卒逃，其中一些人立刻参加到农民起义中去，转身又向明朝作战了。
第四部分宣府、大同运动战（1）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第二次发兵进关征明，目标是远袭宣府、大同，特点是运动战。因为主要战役多发生在长城内侧一带，历史上也称为“入口”之战。
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向诸贝勒大臣提出问题：“征明当由何路进兵？”贝勒大臣们异口同声回答：“宜从山海关大路而入。”皇太极胸有成竹地否定了这些人的意见，他说：“今我大军，宜直抵宣、大。蒙古察哈尔部国，先为我兵所败，心胆皆裂，举国骚然。彼贝勒大臣将来归我，我往，必遇诸途，尔众贝勒可多备衣服，以赏彼贝勒大臣之来降者。我师往征大同，兼可收纳察哈尔来归贝勒官民，计莫有善于此者。”《清太宗实录》，卷18。
皇太极的这一决定，其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实际还是明朝山海关的防守甚严，后金兵根本无法通过。比较起来，宣、大可以过得去。有明一代，宣、大向以防御“北虏”为兵家所重，筑城垣，设重兵，号称“北门之势于今为壮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60，《宣府镇总图说》、《大同镇总图说》。但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蒙古骑兵的长期骚扰破坏，这里也非昔日固若金汤，特别是为了对付东北的后金的突袭，不断地从这里抽调兵马援助辽东，宣、大的边备大坏，塞垣空虚。还有，这一年陕西、山西大饥，特别是“山西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饥，人相食”。《纲鉴易知录》，卷8，2923页。这都使当地阶级矛盾尖锐，明朝统治动摇。皇太极隔了五年的第二次入口之战，便选取宣、大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突破口，又选择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这不仅使后金可以避开明重兵把守的山海关，攻其不备，远征宣、大，易于取得成功；同时又于途中收纳林丹汗残部，还可以在政治上产生深刻影响。宣府离京师仅三百余里，袭击宣、大，必然造成对北京的军事威胁，瓦解其统治的根基。
为保证这次远征的顺利进行，皇太极多次下令做好各方面的备战事宜。他命令，拿出内库的缎帛，多制作各色衣服、帽靴、甲胄、弓矢、撒袋、鞍辔等物，准备分赏给察哈尔来降的贝勒大臣。大概考虑到师期较长，命令出征诸贝勒也要多制衣服和携带一切用物。还派出范文程、喀木图，以行师之期，往谕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又召集从固山额真到拨什库的八旗上下官员，实行总动员：每牛录下派骑兵二十名、护军八名。牛录下的骑兵不足征用，许以步兵中有马者补充，或令马匹有余的牛录多派人参加，骑兵有驻防巨流河者，有往征瓦尔喀者，减援兵之数以补之，或有牛录下骑兵不足数者，以步兵有马者补之，牛录下骑兵额数太少者，令马匹有余之牛录多派人前往。
此次出兵之数，清朝官方仍无确载，但据当时明朝俘获的后金“奸细”供称：“精兵达子约有七万，多半是辽人，老婆、孩子不计其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20号卷，第11号。再加上每甲喇出弓匠二名，每牛录出铁匠一名，还有外藩蒙古兵，总数在十余万人以上。规定每甲喇带五、五、锹五、斧五、锛五、凿二；每人随带镰刀，各备一月糗粮，每牛录纛一杆，每二人供枪一杆、箭五十支，每甲喇出云梯二架，备冬衣一副。凡马绊及匙碗，俱书字号，每兵携带帐篷一架。
皇太极又传谕，留守贝勒大臣告以留守兵数及留守兵丁姓名。如开报不实，怠玩旷误者，后被查出，以缺数注册，定坐重罪；各处兵士，期于十九日入城，骑兵于二十日启行，护军于二十二日启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出口，左翼五旗由沙岭出口，师行时，禁止擅离本纛，勿酗酒及践踏田禾；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归化城俘获蒙古与各处所获新蒙古等不必率往，如将蒙古内不足凭信之人，擅行携去，以致脱逃者，治罪；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及伊拜、诺木图往科尔沁蒙古调兵，遣使招抚驻牧明边境察哈尔诸蒙古《清太宗实录》，卷18。。若举国来降，可以“命掌其国事”相许。命和硕贝勒济尔哈朗驻盛京留守，大臣孟阿图、萨璧翰、霸奇兰、舒赛副之，并再三嘱咐：凡遇敌人来侵，慎勿深入，要谨守盛京《清太宗实录》，卷18。特别提出防守来自朝鲜的攻击。。
皇太极将出征大军分作先后两批。五月二十日，有哨探前锋将领梅勒章京图鲁什、牛录章京吴拜、汉军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黄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哈、正红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镶红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镶蓝旗固山额真宗室篇古、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正白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阿山、镶白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伊尔登、左翼固山额真公吴讷格、右翼固山额真甲喇章京阿代等，并“天佑军”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天助军”总兵官尚可喜等各率兵先行。
五月二十二日，皇太极率大贝勒代善、贝勒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兄弟子侄及左翼超品公扬古利，八旗护军统领、护军参领及护军等离沈阳西行。这一行人马出上榆林口，第二天渡辽河，抵阳石木河，沿河立二十营详见《清太宗实录》，卷18。。三十日，大军到达都尔鼻，与前行兵会合。蒙古诸部军相继来会，到达纳里特河，所立营寨绵亘山野，十分雄壮。由此继续向西行，进入内蒙古。果如皇太极所料，与察哈尔余部纷纷遇于途，有的携牲畜来归，有的拒降，皆被后金兵击杀。
第四部分宣府、大同运动战（2）
一个月后，后金军逐渐接近长城，皇太极将其部队陆续分四路前进：
六月二十日，命和硕贝勒德格类率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镶蓝旗固山额真篇古、左翼固山额真公吴讷格及两蓝旗护军将领、蒙古巴林、扎鲁特、土默特部落诸贝勒之兵所组成的东路军，破独石口，会大军于朔州（山西朔县）。
六月三十日，大贝勒代善、和硕贝勒萨哈廉、硕托率正红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叶克书、镶红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右翼固山额真甲喇章京阿代、敖汉部落杜棱济农、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阿禄部落塔赖达尔汉、俄木布达尔汉卓礼克图、三吴喇忒部落车根、喀喇沁部落古鲁思辖布、耿格尔等组成的西路军，自喀喇俄保地方入得胜堡，往略大同一带，取其城堡，西略黄河，会兵于朔州。
七月五日，命贝勒阿济格、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率护军统领等、正白旗昂邦章京阿山、镶白旗梅勒章京伊尔登、阿禄翁牛特部落孙杜棱、察哈尔新附土巴济农、额林臣戴青、多尔济塔苏尔海、俄伯类、布颜代、顾实等诸军所组成的中路军，自巴颜朱尔格地方，入龙门口，会兵于宣府。
皇太极自率所部贝勒阿巴泰、和硕贝勒豪格、超品公扬古利、正黄旗固山额真纳穆泰、镶黄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达尔哈、汉军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天佑兵”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天助兵”总兵官尚可喜、嫩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额驸孔果尔、卓礼克图台吉吴克善等，入尚方堡，由宣府攻略朔州一带。
四路大军于七月初八日入边。明军对后金的军事行动一无所知，直至“奴（后金兵）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第201号卷，第8号。
皇太极亲率的一军，于七日派豪格往上方堡毁边墙，谭泰等前往设伏，他们都遵旨照办了，皇太极如期入尚方堡，直取宣府。明宣府守兵发炮还击，后金兵被迫转向应州，包围并攻取该城。中路军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自龙门口入边，击败明参将马步兵。进攻龙门，未下，率两黄旗每牛录兵五名，往略保安州一带（今河北涿鹿县），攻克其城，杀其守备，略取沿途村堡，会皇太极于应州城。
西路军代善父子等入边后，攻克得胜堡，尽歼明兵。明城守参将李全缢死，镇场堡民弃城而逃。于是代善、萨哈廉进兵大同，攻怀仁县没攻下。硕托及镶红旗固山额真昂邦章京叶臣等，击败了朔州骑兵二百，一直追至城下才收兵。此路军转而围攻井坪城（今山西平鲁县南井坪镇），也没攻克。皇太极指示代善、萨哈廉率兵可攻取马邑县《清太宗实录》，卷19。。
二十五日，前锋将领图鲁什等至归化城，遇察哈尔阿牙克喀塔喜木里克喇嘛寨桑、古木德寨臣寨桑等同察哈尔汗妻高尔土门福晋，率一千二百户来降。山西大同监生张文衡看到明王朝“文武官员，卖官鬻爵，专意罔上，严刑厚敛，民不堪命”，“贼半天下，兵亦半天下”的形势，知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因此只身徒步从大同跑到宣府，投靠后金，表示“欲献策相助”《清太宗实录》，卷19。《清史稿·张文衡传》，卷237。。
东路军德格类兵，入独石口，沿途攻略，镶蓝旗宗室艾度礼、固山额真宗室篇古攻取长安岭，杀其城守备，转攻赤诚未拔。德格类兵及吴讷格兵陆续到达此地，三旗兵合力攻之，亦未攻克，乃奔保安州，“知州阎生斗集吏民拒守，城陷被执，死之”。夏燮：《明通鉴》，卷84。破保安后，奔应州见皇太极。
四路大军于应州汇合，攻克了代州，然后分道出击：东路军至繁峙（今山西繁峙县），中路至八角，西路至三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八月十三日，皇太极离开应州赴大同，攻城五天。明崇祯帝一看宣、大之兵不顶用，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急令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军二万分道驰援大同。同时，宣布京师戒严。吴襄兵败，尤世威部将祖宽以七百骑战大同，斩三十余级，稍得利。后金兵未攻下大同，转攻西安堡。左营游击荣继雄拒却之。后金兵乃奔阳和。阿济格、阿巴泰、扬古利率两黄旗、两白旗兵攻灵丘县（山西灵丘），从城垣倾圮处奋击。正黄旗先登，攻克其城。知县蒋秉采募兵坚守，城破时，他上吊自杀，全家殉死夏燮：《明通鉴》，卷84。《明季北略》，卷10，《清兵入塞》。。后金礼部承政巴都礼在攻灵丘县王家庄时，中箭而死。萨哈廉出略至崞县（今山西崞阳县），于城圮处攻入，知县黎壮图投降。后金兵将城中财物捆载三百辆车而去。后金军继而又攻忻州（今山西忻县），明知州王凝力守不下，转攻保定竹帛口，千总张脩身兵败身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皇太极到大同时，曾致书大同总兵曹文绍、阳和总督张宗衡，提出议和建设。他们同代王的母亲杨氏一度也请求议和，但很快变卦，将崇祯帝致后金的公开信张贴在北楼口，策动后金内部汉人、蒙古人“造反”。信上说：
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国人有得罪逃去，及阵中被擒欲来投归者，不拘汉人、满洲、蒙古，一体恩养。有汉人来归者照黑云龙养之，有满洲、蒙古来归者，照桑噶尔寨养之。若不来归，非死于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清太宗实录》，卷19。
第四部分宣府、大同运动战（3）
皇太极到了阳和，写了回信给张宗衡，轻蔑地指斥明朝的文臣武将虚诳无能，说：我入境以来，近两个月了，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东华录》天聪八年八月。！皇太极向曹、张二人叫战，请他们集各路兵出城会战，以决胜负，甚至让他们一步，说“若尔出兵一万，予止以千人应之；尔出兵一千，予止以百人应之”。《清太宗实录》，卷19。明将不敢作答。
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离开阳和，攻万全左卫（宣化西），八旗合力修整武器进攻，穴隳其城。正红旗护军竖梯，亲军褚库、布丹先登城，四面守兵皆溃，斩明守备常汝忠。后金兵入城，搜剿明兵近千人。至此，皇太极乃率大军回返，从尚方堡出塞，直至九月十九日，才班师回到沈阳。
皇太极第二次入塞远征明朝，为时三个月，徧历明边，蹂躏宣府、大同达五十天。并攻克多处城镇，而遭攻围的大小城镇台堡凡五十余个。被掠去的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清太宗实录》，卷19。。后金往略范围，以宣、大为中心，即今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纵深几达山西中部。此次用兵，不在得城池、土地，而“在各村堡抢掠”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明档》201号卷，第11号。，以消耗明朝经济与军事实力。大军所到之处，“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明官军无能为力，“明之边吏震恐，未尝敢以大兵撄我锋者”《清太宗实录》，卷20。。更有甚者，明军纪律败坏，往援大同的明兵及辽兵“刈禾牧马，民甚苦之”谈迁：《国榷》，卷93。。皇太极此次绕开山海关防线，长途跋涉数千里，在明朝的府州台堡之间往来穿梭，任意出入，显示了八旗将士能征惯战的威力，给宣、大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明朝。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向崇祯帝的奏报中就发出感叹：“任（后金）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练无闻，祇动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档》201号卷，第8号。明朝的边吏认为，清军只在掠夺，所以他们任其自便，阁臣王应熊对崇祯说：“山西崞敌（后金）止二千骑，掠子女千余人。过代州，望城上戚属相向悲啼，城上不发一矢，任其飏去。”崇祯听后，为之顿足叹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明守土的地方官和带兵的将官怯于同后金对阵，或弃城逃跑，或紧闭城门，发射空炮而已。“燕京暨各城，俱塞门避匿，不顾亿兆之生全，不惜疆土之蹂躏。”《清太宗实录》，卷20。明朝统治集团及军队内部的种种腐败，不一而足，它遇到后金这个强大的对手怎能不一败涂地！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1）
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辽东半岛及其周围岛屿长期处于远离战场的后方。辽阳的南大门——海州以远，尚有盖州（盖县）、复州（复县）、金州（金县）、旅顺等重镇，直至沿海岛屿，“不被兵戈之忧”《明熹宗实录》，卷3。。明朝的战略家们对这一地区的防御基本不予重视，他们认为，“即有兵亦不能守”，实际上是有意放弃必要的防御。因此，明与后金的战幕已经拉开，“金、复、海、盖原无重兵”防守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朝的防御中心转移到辽西以后，这里才成为双方争夺的又一个主要战场。
沈阳失守后，所有“南卫兵马尽数调援辽阳”，四卫顿时变成不设防的城市。当地士民惊慌，纷纷出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当军事重镇辽阳一失守，“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努尔哈赤仅派出第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八将、兵一千，南下“安抚人民”，刚到海州，明留守南卫各地的部分官兵向后金投降，大部分“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明熹宗实录》，卷3，此处记“酋之第三子循海州”，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4页却载“皇子得格垒、侄债桑弧”率兵进海州。德格类排行十，非第三子。。如原任辽东赞画刘国缙、监军道牛维曜、海盖道康应乾等各航海至登州《明熹宗实录》，卷3。。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开报，辽阳失陷一个多月后，他负责接待渡海来投的辽东难民，其中原任监司府佐将领胡嘉栋等官员共五百九十四人，援辽的登州、旅顺营三千八百余名，仅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和百姓共三万四千二百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辽南各地，连海边小岛居民“俱已逃空”，房屋焚毁殆尽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明朝在辽东半岛的防御荡然无存。后金兵随之南进没遇到明兵的抵抗，就占领各城镇，包括旅顺口外的一些岛屿，如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都派兵驻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广布在渤海与黄海中上百个岛屿也都纳入后金的实际控制之下。仅仅数月，“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明熹宗实录》，卷9，6页。十四卫是：定辽中卫、左卫、右卫、前卫、后卫、东宁卫、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金州卫、沈阳中卫、铁岭卫、三万卫、辽海卫。据《全辽志》，卷1，《图考》。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对明朝构成了新的严重威胁。辽东半岛如一个楔子插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它的最南端，与山东登莱隔海相望，其西北可直通天津。天津近京师，实为一咽喉，而“旅顺实登津之咽喉，南卫之门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旅顺口外，岛峙蜿蜒，星罗棋布，成为沟通登莱、天津与旅顺、盖州的天然交通站。明朝历来向辽东运兵转饷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出山海关，经辽西进入辽东；一是经登、莱或天津从海上达于盖州、金州或旅顺口上岸。比较而言，海运比陆运要省便得多，既免去百姓转输之苦，亦节省大量经费。凡山东乃至江浙诸省，其与辽东往来，多借助海运之便。后金占领辽东半岛，迫使明朝罢海运，于沿海设兵防后金。明朝感到恐慌的是，后金如果从海上进军，给它造成的危险局势可能比进攻山海关要大得多。从盖州至登州，三日可到；从旅顺到登州，仅半日之程。王在晋指出：“南卫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复、海、盖陷，而大海之险我与贼共之。贼常觇我之往，我不能禁贼之来。”又说：“彼如乘风破浪，直捣津门……是为引寇入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莱，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蔽，山海无粮，何能久守？而京师亦危。”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山东巡抚赵彦批评重山海关而轻登莱的错误观点。他说：
登莱两千里海口与酋共之，谁为防守？今庙堂之上，止知辽左，不守蓟门。天津逼近奴酋，有剥肤之患，不知登莱盈盈一水，我可以运粮，酋即可以窥犯，既无重关之险，又无大兵之防，其关系国家安危不在山海（关）下也。登莱危急不啻然（同燃）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给明朝造成的危险使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多方谋划防海之事，纷纷提出各项紧急建议和措施。兵部尚书崔景荣指出：“贼得海、盖，则天津、登莱俱当提防，山东抚道诸臣所当时时预备。”《明熹宗实录》，卷4。湖广道御史方震孺“陈备御急著”，有谓：“登莱宜急设重臣，多募水兵，时时入海窥奴，时时放炮惊奴。”《明熹宗实录》，卷4。御史贾毓祥认为“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以消窥视，内固藩篱，其余水兵散冲要各岛，陆兵散沿海各卫所州县操练足矣。”《明熹宗实录》，卷12。也有的主张将避难海岛的辽民“编为一营”，给他们月粮，加以训练，当明兵发动进攻时，“密令刻期航海，直薄海盖”，《明熹宗实录》，卷4。如此等等。处于惊恐之中的明熹宗对诸臣所请，无不立时准议实行。首先考虑到天津的重要，提升太仆寺少卿毕自严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驻扎天津，备兵防海”。《明熹宗实录》，卷4。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2）
正当朝野为失陷辽阳而议论纷纷的时候，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他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策”。他从陆海三个方面加以部署，陆上以山海关为大本营，“以广宁迎击为正兵”，海上“以登莱渡海为奇兵”。《明季辽事丛刊》，《陶中丞遗集》，卷下，附录，《陶中丞传》，5页。三方实以广宁为重点，正面迎击后金军，登莱为侧翼，从后面牵制后金向辽西的全面进攻。并伺机由登莱、天津出发，经“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返巢穴，则辽阳可复”。《明熹宗实录》，卷6。熊廷弼的战略意图是，如果后金向辽西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就挥军从海上到辽东半岛登陆，乘其后方空虚，进入金、复、海、盖四卫，必然吸引当地辽民的密切配合，共同抗击后金。
为贯彻海上的战略部署，熊廷弼采取如下实际步骤：
第一，他建议在山东登莱地区与天津各设巡抚，派驻重兵，多置舟师，以备渡海。经他推荐，朝廷任命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是时天津已设巡抚）。陶朗先，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颇有才干。他受命后，“锐意规划”，仅三个月，组成水陆师三万，集马万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二千余艘，“冀与熊公戮力策应”《明史》不为陶朗先立传，此据《陶中丞遗集》。。朝廷陆续增派人马，已达五万《明熹宗实录》，卷11。。接着，熊廷弼推荐原任兵部主事刘国缙升任山东按察司副使，驻登莱，“招集归附之众，拣团练，以图进取”；提升夔州府同知佟卜年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登莱监临洮推官洪敷教升为兵部职方司，“军前赞画”《明熹宗实录》，卷7。。
第二，召集逃亡辽人为兵。辽东半岛不战而失，辽人蜂拥逃亡，有的逃到近处海上列岛，远者渡海至山东登莱，达四万余众；还有逃到朝鲜避难的约达二万余人《明熹宗实录》，卷5。。这么多逃难辽民，散处各地，“举目无依”，挣扎在死亡线上。熊廷弼认为，“欲为辽东恢复计，必先收拾辽东之人心，而欲为人心收拾计，必从其心之所系望而伤情者，有以诱劝感发之。”眼下，逃难辽民身处绝境，“则辽人之最可伤也”。他要求朝廷速颁诏书，携带银两，分别到沿海各岛、山东登莱及朝鲜，救济生存，然后，“拣其精壮者，为复仇之义兵，自相团练，以俟进取”。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6。熹宗立即予以批准。从登州不断派出船只，到各海岛接渡辽民。截至天启元年，仅数月间，登州收辽人不下十余万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11。。陶朗先在很短时间组成三万余人的水陆师，其中大部分人员为招募的辽民。
第三，联络和扶持抗金的辽民义军。尽管大批辽民逃亡，仍有很多民众自动组织起来，展开武装斗争。如镇江（辽宁丹东附近）的古河屯陈大等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抗金；马虎山的任九锡、头山的金国用、马头山的崔天泰、卓山的王公绍等都聚众起义，尤其是东山矿徒“不肯降奴”，聚集数千之众，斗争规模最大，“据山自固，足为奴酋后患”。他们都等待明军反攻，与之配合，收复家乡。朝廷得报，急令各地方官“晓谕四卫义士任九锡等，不问军民余舍，倘能乘机内应灭贼守土，酌量功次，即五等封爵亦所不靳”。同时令各地官军振甲厉兵，随时给以应援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5，18～19页，23页。。熊廷弼建议，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的，即授为都司；五百人者，授守备之职。将一呼而应，一二万兵可以立时而至。熹宗“立从之”《明史·熊廷弼传》，卷259，6697～6698页。参见《明熹宗实录》，卷8，1页。。
第四，联络朝鲜。熊廷弼把联络朝鲜作为他的“三方建置”的战略组成部分。他要求朝鲜发兵，助明兵声势；另外把逃到朝鲜的辽民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跟登州、莱州声息相通，遥相呼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因而形成了从山东半岛与朝鲜两个方面对辽南的夹击之势。他推荐熟悉朝鲜事务的监军副使梁之垣执行联络的使命。熹宗“亦报可”。但迟至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才率军四千余人，乘船六十余只，到达朝鲜，宣谕朝廷旨意《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三月庚戌。，得到朝鲜国王的积极响应，表示“愿效忠顺”，为明声援《明熹宗实录》，卷17。。
熊廷弼的海上战略部署，总的来说还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摆出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质言之，这个战略为反攻做了精密的准备，这是一；其次，它的战略反攻目标对准了辽东半岛即金复海盖四卫，进而重新夺回辽阳。不言而喻，这个计划是“恢复全辽”的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崇祯朝时，廷臣也不得不承认：“东江一旅，原以三方牵制为复辽之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为东省隐忧独深，增兵设防宜早备述情形事”，42号卷，第10号。在辽南“无局可布”的情况下，熊廷弼创立以山东登莱为中心，西北联天津置水陆师，东北与朝鲜联为一体的海上防线，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战略部署。这实际是辽东半岛外围的一条新防御线，它既从海上阻止后金的进攻，又为进军辽东准备了条件。可惜，熊廷弼的全盘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辽东巡抚王化贞的阻挠而不能贯彻下去，“以致辽西之陷，则意见参差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45号卷第3号，《兵部梁等题为钦奉圣谕事》。坚决贯彻其海战方略的陶朗先也被视为“熊党”锒铛入狱，绝食而死《明季辽事丛刊》之《陶中丞遗集·陶朗先传》。。有一件事值得提及者，王化贞时曾驻广宁派出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军丁二百二十余人，前往河东地区，“招致遗民，恢复疆土”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这个冒险行动却产生重大结果，是为明朝开辟了第二战场，确立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地区在内的新的防御体系。此举对于明的总体防御的战略具有不容忽视的军事意义。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3）
毛文龙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奉命去辽东。为避开后金防守严密的城镇和军事要地，他只能选择水路，率二百二十余人的队伍由三岔河口登船，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南行，先到娘娘宫（复州湾长兴岛东与海岸之间一小岛），十余日后，至猪岛（金县西四十里海中，今仍名）上岸，再到广鹿岛（今属长海县）、给店岛。此两处有数量很少的后金兵和明降将据守，尽被驱逐。毛文龙这一小股部队继续沿辽东半岛东海岸东北行，至石城岛，擒获后金岛官何国用。然后又收复了鹿岛（鸭绿江口西，今仍名）、长山岛、小长山岛、色利岛、章子留岛、海洋岛、王家岛，最后到达朝鲜的弥串堡上岸，“泊龙川以据之”《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正月庚子。。毛文龙一行于海上行军近三千里，所至各岛，安抚百姓，“召集难民，归者甚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得到了当地百姓和逃难的成千上万辽民的欢迎与支持，凡有金兵驻守之处，或被消灭，或被擒获，或被驱逐。一度失去的各岛又回到了明军的掌握之中。
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弥串堡，即谋取镇江。他侦知后金城守游击佟养真派兵出城，到黄咀山地方镇压民众，城内空虚，决计袭取该城。七月二十日，他先派出守备苏其民等率家丁和屯民二百余人堵截已出城的后金兵，另派千总陈忠等率兵丁、屯民共二百余人乘夜渡过鸭绿江，直至城外二十里地方上岸。事先，他已说服驻守此城的中军陈良策约为内应，部署已定，当夜鸡叫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所部悄悄进抵城脚下。于是，千总张元祉等持枪率先登城，众兵与屯民随后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陈良策等自城内杀出，内外夹攻。守城的后金兵从睡梦中惊醒，丧魂落魄，四下奔命。佟养真率兵士与家丁七十余人迎战，被冲入城的明兵民击败，他被击倒在地，当即活捉。他的儿子佟丰年和家丁数十人在混战中全部被歼。明兵收复镇江，秋毫无犯，城内外百姓欢欣鼓舞，都拿出羊酒慰劳，达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每天络绎不绝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镇江既下，南卫震动，诸如宽甸、汤站、险山等堡皆降，活捉后金汤站堡守将陈九阶、险山堡守将李世科等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5页。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
毛文龙向王化贞报捷，王得报，飞传北京，“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自清抚失守以来，明已费去千百万金钱，集结十数万兵力，却不能擒其一人！毛文龙复镇江，举朝视为一大“奇捷”，“真为空谷之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狂喜之下，朝廷立授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赏银二百两。应毛文龙要求，王化贞请求朝廷速发援兵和饷银，乘势大举反攻。熹宗发布命令：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先行，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江水兵八千为后劲，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王化贞选精兵四万据三岔河，相机进兵。令熊廷弼勒兵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但熊廷弼对毛文龙取镇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此番大举并不积极。因此，命令下达后，“经、抚各镇观望不进”《明熹宗实录》，卷8。，遂使这一部署化为泡影。
毛文龙以小股部队成功地突袭镇江，努尔哈赤十分震惊，他不得不推迟向辽西的进军，特派他的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率三千人马赶往镇江弹压。明援兵不至，朝鲜不敢出师支援，毛文龙坐守孤城，不堪后金围攻，得而复失。毛文龙于城陷前二天只身逃往朝鲜。皇太极率军进城，屠戮男妇百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参见《满文老档》，卷24，太祖天命六年七月。。他还遵从其父努尔哈赤的命令，把镇江等地沿海居民都迁到内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尽管如此，仍有三万余人逃到朝鲜避难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派他的二子代善率数千将士赶到金州，将城楼、垛口都拆平，原明官员的衙门房屋、民居及乡屯民居都付之一炬，尽行烧毁，强制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迁到复州去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毛文龙退入朝鲜，后金兵随后渡江，进入朝鲜境内，“喝本国（按：指朝鲜）大索文龙”。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朝鲜坚持与明朝保持友好的关系，极力保护毛文龙，免遭搜捕。其后，毛文龙在朝鲜虽未立足，仍然组织避难辽人袭击后金兵。努尔哈赤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人秘密潜入朝鲜，探听毛文龙的下落。他给凤凰城守下达指令，命他密探毛文龙是在海岛，还是在朝鲜某城，要取得准确消息，速来奏报。不久，探明毛文龙、陈良策等住朝鲜龙川。于是，努尔哈赤致书朝鲜，胁迫其国王将他们逮捕送来，否则，将以兵进讨《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0。。毛文龙来朝鲜，使朝鲜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它认识到，毛文龙之来，实启朝鲜“不测之祸”，必招来后金加兵朝鲜，其国王和众臣十分惧怕；但又不能开罪明朝，以失其传统的亲密之谊。它仍采取劝其“姑还广宁，待时出来”的方针，劝文龙离开朝鲜。毛文龙却无意离开，只好将就毛文龙的主意，留了下来。后金却“搜索甚急”，一再发出恫吓，朝鲜置之不理《光海君日记》5，十三年十月丁丑。。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数千后金兵渡江，暗渡义州，“猝袭毛总兵”，毛文龙已不在龙川，转移到距龙川九十里的林畔馆地方。毛文龙不及防，“脱冠服混兵士仅免”《光海君日记》5，辛酉十三年十二月乙酉。，脱身南行至安州。后金兵进至郭山，没有搜到毛文龙，“逢汉人则无论老幼皆斩之而还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据朝鲜统计，“汉人男女被杀五百七十八人”《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正月辛丑。。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4）
毛文龙得到朝鲜的庇护，总算摆脱了后金的一再追捕。他着手组织军队，建立抗击后金以收复辽东的根据地。他先后在蛇浦、椴岛设栅，广泛“收招汉人”，吸引了很多逃难的辽民和商人前来居住。在蛇浦，已聚万余户；在椴岛，“人户甚盛”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天启二年六月，为表彰毛文龙的功绩，明朝提升他为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明熹宗实录》，卷18。。同年十一月，毛文龙选择了椴岛为其大本营，迁居于此。接着，“辽民皆卷入岛中，接屋甚盛，作一都会，南京商船，来往如织。”《光海君日记》5，壬戌十四年十一月癸卯。
椴岛，又称皮岛、稷岛、南海岛，毛文龙来此，改名为云从岛。该岛位于西朝鲜湾北部，紧邻铁山半岛，其北部靠近鸭绿江入海口。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据朝鲜人亲见“岛中形势，回抱东、西、南三面，只开一面。北向中有一峰特立，西向，都督开营于其下，村家罗络，谷中峰头大约三千余户。”《潜谷先生遗稿·朝京日录》卷14，115页。岛上有山，多峭壁，四面环海，易守难攻。由于它居于中国与朝鲜大陆之间，且跟辽东沿海岛屿距离颇近，利用海运，联络甚便，军事上互为声援，转饷运输也不受后金威胁。因此，皮岛是个很理想的据守之所。毛文龙把他的总兵官府邸设于此岛，朝廷予以肯定，号“东江镇”皮岛、旅顺与辽东沿海岛屿的合称。。岛中原“荒茸无人，多蛇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毛文龙入皮岛》。毛文龙开府后，皮岛的荒凉面貌迅速改观，“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还分置铁山、蛇梁等处《燃藜室记述》，卷21，《毛文龙入椴岛》。。经过毛文龙等人的艰苦奋战和朝鲜的有力支持，在后金的大后方建立了一个以恢复辽东为目标的根据地，为明在辽东沿海建设一道新的防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毛文龙在海外的一番作为，给笼罩着悲观而惊慌气氛的朝廷以某种希望。就当时军事形势而论，后金的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河西地区，这一点，明朝内外的认识是一致的。为此，他们忧心忡忡，一日胜似一日。毛文龙的镇江之捷传来，朝廷许多大臣感到明的江河日下的危局似乎开始有了转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着，就是“欲使奴酋不来，莫若接济毛文龙以为牵制”。《明熹宗实录》，卷17。孙承宗指出，“以及时练兵选将为实著，而以用毛文龙、西蒙为虚活之著”。《明熹宗实录》，卷20。
王在晋说得更清楚：“有朝鲜为声援，有文龙以牵其尾，有西虏以拎其头，奴必蚁伏龟缩……”《明熹宗实录》，卷17。毛文龙从后面攻击后金使其不敢西进，对明朝的整个战略是极为有利的。为达到牵制的目的，必尽速发援兵，运饷银，以接济毛文龙于奋起之时。据出使朝鲜的特使梁之垣亲眼所见，截至天启二年十月，毛文龙仅有新旧辽兵号称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明熹宗实录》，卷22。。没有衣穿、军器和饷银，粮食也很不足。毛文龙曾发出呼救声，朝廷一些大臣也为之请命。早在三月间，兵部已决定从福建调水兵三千，渡海往援。同时任命辽东生员王一宁为登州府判，“与文龙参酌军机”《明熹宗实录》，卷15。。但援兵迟迟不行。王在晋和天津巡抚毕自严分别敦请朝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龙。拖到七月，兵部再重申前议，责令领兵官都司杨联璋押兵前往，升坐营覃维阶、守备文士叙等为都司佥书，“俱听毛文龙节制”，淮兵责御史游士任、辽兵责道臣刘国缙“亟行挑选，一并督发”。《明熹宗实录》，卷19。结果，熹宗屡次下旨，游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余人《明熹宗实录》，卷19。。这时，毛文龙疏陈恢复辽东事宜，并请求发援兵。他认为，欲图恢复，必自辽东与山东半岛各岛布置兵力。山东半岛北部海中的庙岛、皇城岛等为登莱门户，已有部署。唯有旅顺之险为后金占据，明兵船往来受其阻隔。他提出以下各岛必须驻兵设将：
一是三山岛，西距旅顺三百里，应驻辽兵二千、船六十至七十只，命练兵都司陈大韶统率，从岛入守旅顺，以打通天津、登莱与朝鲜的水路；
二是广鹿岛，位三山岛之东，相距二百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余只，以练兵都司王学易统领，从岛进攻金州；
三是长山岛，位广鹿岛之东五十余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只，命练兵游击宋鹏举统领，攻击复州；
四是石城岛，位长山岛东二百余里，应驻辽兵二千、船五十只，命参谋都司刘可绅统领进海州；
五是小松岛，近石城岛，应驻兵千余人、船二十只，以都司林茂春统领入守盖州；
六是鹿岛，位于石城岛东二百余里，可驻兵千人、船二十只，用守备程入守岫岩；
七是宽甸、叆阳，位于鹿岛二百余里，命镇江练兵游击张恩、练兵游击张继善等各率所部相机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战且守，以挫其锋；
上述各岛兵将由毛文龙总统，“齐率众营，各凭山险，直通辽（阳）城”，山海关方面出兵配合，从而形成山海关兵扼其颈，于三岔河焚截其腰，东南沿海诸岛“齐拊其背，而蹑其尾，奴固可灭也”。
第五部分明在辽东沿海的防御（5）
为布置各岛兵力，毛文龙请求即速发饷银三十余万，并再挑选天津、登莱各处辽丁二万，再招募浙江精通火器者万余人。如果这一计划实现，则“奇正互用，首尾夹攻，岂特奴酋不敢窥山海，即河西不敢轻渡矣”。毛文龙疏言，见《明熹宗实录》，卷20，9～11页。
毛文龙的计划，自旅顺部署，缘辽东半岛东南沿海各岛，直至鹿岛以东，共一千余里，分兵设防，再于旅顺南联络登莱，鹿岛东联皮岛，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退可守，进可攻，造成对后金背部的包围和进攻的态势，而在山海关以东一线作正面进攻，对后金腹背夹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后金兵力不足，经受不住同时两条战线作战，特别是后金不习水战，不备船只；明朝则占有明显优势。有可能以此为转机，变被动为主动。
明廷讨论了毛文龙的计划，但兵部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对他请援兵请饷，只给予象征性的解决，熹宗准发帑银五万两《明熹宗实录》，卷20。，迟至十月，才派登州通判王一宁率兵三千、携银五万两渡海援毛文龙《明熹宗实录》，卷22。。又过了一个多月，在孙承宗的主持下，批准毛文龙所推荐的各岛将官提升新职，令其“分布各岛，各夺讯地”。《明熹宗实录》，卷22。明在辽东沿海的防线初步告成。显然，毛文龙布置的这条新防线比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是“三方布置”中对登莱防御的延伸和发展。问题是明廷原则同意毛文龙的布置，却不分拨足够的兵力和饷银，这就使该防线难以发挥其战略作用。明朝的战略家们显然重山海，轻沿海，只把它看成是“牵制”而不足以“灭奴”，似乎对恢复全辽并无根本意义。这不能不反映了明朝的军事统帅和决策者的短见和囿于传统的成见。努尔哈赤正是看透了明朝的这一意图，才敢于倾国中精锐两次大举西进，置辽东沿海明兵于不顾。
第五部分后金首次攻皮岛失利（1）
毛文龙率孤军在后金的背后建立了以皮岛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在内的稳固根据地，与明在辽西的战略防御相配合，开辟了新战场。他驻师皮岛，分兵占领了旅顺及沿海诸岛，进逼辽南各地，同后金展开了新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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