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得名于渤海所设的沈州，元时叫沈阳路，明朝改为沈阳中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指挥闵忠对旧城进行了重新修筑，城周围九里一十余步《全辽志》，卷1，13页。，和辽阳相比，只有后者的一半大。它领有左、中、右、前、后五千户所，后又增设汎河、蒲河两千户所《明英宗实录》，卷33。。抚顺千户所也在管辖之内。明代的沈阳卫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实为辽东城（辽阳）的藩蔽。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日，后金开始进攻沈阳的行动。大军在国汗努尔哈赤的亲自率领下，诸贝勒各统所部，浩浩荡荡，从萨尔浒新城起程，带着攻城的板木、云梯、战车等，从东向西，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十一日星夜兼程，十二日早晨到达沈阳。他们在城东七里处的浑河北岸用木板作营寨，就地驻守。在此之前，十一日晚明朝的台兵已经望见后金兵攻来并点燃了烽火。沈阳城内的人民在天黑以后也知道后金攻城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明朝在沈阳守卫的大将有镇守辽东总兵官贺世贤及尤世功，他们也得到了哨探的报告。
贺世贤这位来自陕北榆林卫的猛将，小时出身微贱，从军以后屡经战阵，到辽东积功，从沈阳游击至萨尔浒战后充总兵官。当时为抵御后金的进攻，四方宿将鳞集辽左，大多数畏缩不敢战，贺世贤是最勇敢的战将之一《明史·贺世贤传》，卷271。。他在沈阳积极设防，城外挖了和人身一样深的陷阱十道，井底插上尖桩。城壕内一箭远的地方挖一道壕，壕内侧修了栅栏。在栅栏内又挖两道宽十庹、深四庹的大壕。其内筑拦马墙一道，留下炮眼，排列楯车和大小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他们得到后金兵攻来的警报，立刻分兵登城戍守。由于沈阳城守备严密，即使锐不可当的后金兵也是“猝至未敢遽逼”《明熹宗实录》，卷8。。
后金攻沈阳城，采用的是轻兵引诱的策略，欲把明朝守城的军队引出城外，战而歼之。十二日那天，他们就挑选少数精兵锐卒，掠夺浑河以南的地方，在返回北岸时，明兵出城至壕内，未及交锋，后金兵便撤回到了木寨，平静的度过一宿。十三日这一策略大获成功。后金先以数十骑兵隔壕侦探，尤世功的家丁追踪，杀了四人。贺世贤轻敌，认为努尔哈赤没有什么了不起，打得赢他。然而贺世贤勇猛有余，谋略不足，还喜欢饮酒，打过几次胜仗，却忘了防备对手在他面前所施计策，轻易决定率家丁千人出城迎击，“宣称尽敌而返”。有人谏止，他不听。后金利用这位贺总兵的弱点，故意装作不堪战斗的样子进行引诱，贺世贤乘锐轻进。后金兵来个“精骑四合”，贺世贤招架不住，一边抵挡，一边退却。退到西门，身上已中了四箭。这时全城正陷入一片混乱，不能立足，有人劝贺世贤逃向辽阳，他拒绝了，以身为大将不能存城，无面目见袁经略。转瞬之间，后金兵又拥上来将他包围，他挥起铁鞭进行决斗，又杀了数十人，最后身被乱箭射中，坠马而死贺世贤战死后，有人曾疑其叛降。见《明史·贺世贤传》，卷271。。
在围住并痛击贺世贤的同时，后金兵迅速逼近沈阳城下。他们用楯车等攻城，从东北角挖土填壕。城上的明兵连连发炮。因发得过多，炮身炽热，至装药即喷。后金兵乘胜蜂拥过壕，急攻东门。这时贺世贤等以前收纳的蒙古降人，砍断桥绳，放下吊桥，后金兵破门入城。城内，尤世功率领一部分兵退至西门，正遇到贺世贤被围，欲救世贤，兵皆溃，自己孤身奋战，亦死《明熹宗实录》，卷8。。后金胜利地占领了沈阳城，明兵因守沈阳而被杀者据说有七万人《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
第二部分辽沈之战的重要战役（2）
辽、沈之战的下一个战役是在浑河南岸的野战。沈阳被后金攻占的时候，一支由川浙兵组成的援辽大军在总兵官童仲揆、陈策等率领下，推进到浑河，欲与沈阳城内的明兵对后金兵进行夹击。听说城已被占，陈策下令还师。游击周敦吉等一再请战，他们激动地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明史·童仲揆传》，卷271。于是明兵分为两大营，周敦吉与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佥书秦邦屏先渡河，在桥北立营；童仲揆、陈策及副将戚金、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在桥南立营。在秦邦屏结营尚未完成时，努尔哈赤抓住战机，果断命令右翼四旗兵，由精锐的摆牙喇为先锋，推着楯车进击。这支四川明军特别能战斗，他们无所畏惧地迎战，并杀死后金兵两三千人，但是后金兵顽强战斗，攻势猛烈，“却而复前，如是者三”。经过激烈交锋，明军终于饥饿疲劳，首先减弱攻势，难以支持，在后金兵猛击下，有的在陆上，有的跳到河中，全部被歼灭。周敦吉、秦邦屏及参将吴文杰、守备雷安民等皆力战而死。明军在桥北一营先溃，其余残兵归入桥南浙兵营，继续坚持作战。他们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后金兵消灭江北川兵，迅速渡河把他们包围数匝。这时，明朝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今沈阳市苏家屯区西南大武靖营村）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三千余援兵，行至白塔铺，观望不战。遣兵一千为哨探，遇到后金的将领雅松带着二百精兵也前来探视。胆小的雅松，一见明兵转身就退，明兵放鸟铳紧追，直追到后金左翼四旗兵营前。努尔哈赤得到报告，气愤至极。到皇太极所部兵营告诉了这一情报，然后正要亲自领兵上阵，皇太极自告奋勇，愿意为父代劳。得到努尔哈赤同意后，他策马飞驰，把追来的明兵杀得东逃西散，一直击杀到白塔铺。
在后金兵向浙兵营围攻的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明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始进前一战，但是无能的三总兵正是与后金的皇太极和后来的岳讬、代善相遇，所以略试锋芒，就个个败下阵去。后金兵得以集中兵力攻浙兵营。他们用楯车进攻，明军以火器射击，杀伤相枕。火药用尽，两军便开始短兵相接。这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拼搏。明军的步兵没有弓、撒袋，他们持三庹长的竹竿枪和腰刀，披甲胄，外套一层厚棉，刀、箭不入。在夜幕降临时与后金兵交战，一度胜负未分。但是后金靠了增援部队，明军抵挡不过，浙营被冲垮了，陈策先已死，至此童仲揆、张名世及众军士皆死，来自江南的这些援辽志士，血洒北国，事迹颇令人感动。时人说：
自奴酋发难，我兵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当时亡归残卒，有至辽阳以首功献按臣张铨者，铨命照例给赏。卒痛哭阶前，不愿领赏，但愿为主将报仇。《明熹宗实录》，卷8。
努尔哈赤率领下的八旗兵又一次在沈阳城东、城内及城南浑河旷野打败了明军，夺取了号称“坚城”的沈阳。当天夜里，努尔哈赤命令诸贝勒领精兵驻扎于东门外的教场，众将官率大军屯于城内。第二天，努尔哈赤严厉责备雅松，为什么让爱如眸子的皇太极冒着危险不得不杀入敌阵？为什么率领我们的常胜军望风而走？立即定罪削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这种有胜无败的要求和赏罚严明的军纪，对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努尔哈赤治军的一贯作风。
后金攻占沈阳之后，便准备夺取辽东头等重镇辽阳。努尔哈赤进沈阳城住了五天，整顿兵马器械，论功行赏，把获得的人畜分给各军，先期送还老家。就当时形势而论，他还没有把握能够把沈阳牢固地据为己有。
辽阳自汉代以来就是一座经久不衰的名城。到了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及兵马钱粮数目清册交给明朝，表示投降，明太祖朱元璋高兴地嘉奖了刘益，同时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不久又改为定辽都卫指挥使司。这是明在辽阳设治之始《明太祖实录》，卷61、65。。洪武八年，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以后逐渐发展，总辖辽东地区二十五卫，辽阳成了明朝统治辽东乃至全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朝在辽阳历二百余年的经营，其城周围十六里二百九十五步，居东北诸城之首《全辽志》，卷1，《图考》，3页。，城内人口众多，街衢繁华。
明末从抚顺被后金攻破出现“辽事”问题以后，辽阳一直是防守的重点。熊廷弼、袁应泰经略辽东，都驻扎辽阳。他们部署的一切防务，都以辽阳为中心，而以周围的城镇作它的屏藩。熊廷弼在开原、铁岭失守以及叶赫又落到后金之手以后，曾主张固守辽阳，在那里挑堑浚壕，修筑防御工事。经他之策划，在辽阳城周围挖了三四层城壕，沿壕排列火器枪炮，环城四面分兵把守。袁应泰得知沈阳失陷的报告，采取应急措施，收缩兵力，集结辽阳，于是下令撤还奉集堡、威宁营（今辽宁本溪高台子乡威宁营）的全部守军，并力守辽阳。
辽沈之战的第三个大战役就是明清（后金）争夺辽阳。天命六年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对他们说：“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第二部分辽沈之战的重要战役（3）
商议已定，立即行动。浩浩荡荡的大军，由北向南挺进。渡过浑河，当天晚上行至虎皮驿，城内军民逃避一空，就在该地扎营。明军哨探见之，飞报给辽阳城守文武官员说，后金大军攻取沈阳之后，又来进攻辽阳了，“旌旗蔽日，漫山塞野，首尾不相见”，已经到虎皮驿下寨。原来就提心吊胆，现在真的来了，如此众多，行动神速，听者无不大吃一惊。袁应泰得到这一信息后，又命令放太子河水于城壕，想用水防来抵御后金的进攻。不过这的确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辽阳的最大屏障是沈阳，沈阳既失，辽阳必然陷于孤立，周围的城堡撤得越多，它就越发失去存在的保证。
三月十九日中午，后金军进抵辽阳城的东南角，在还没有全部过太子河的时候，全力防守辽阳的经略袁应泰急催总兵官李秉诚、侯世禄、梁仲善、姜弼、朱万良等领五万兵出城，与后金军对垒。后金兵发现了他们，努尔哈赤立即率左翼四旗兵前往迎战。皇太极带领的精锐部队随之赶到，也想进战。努尔哈赤告诉他，已派兵上阵，你可不必前去。命他领右翼四旗兵驻守城边，进行瞭望。皇太极则提出让后来的两红旗兵瞭望，非要去不可。努尔哈赤命阿济格去劝止也未生效，不得不同意皇太极去，还派麾下两黄旗兵协助。皇太极奋力冲杀，狠击明兵营的左侧，明兵放炮应战。皇太极杀入明兵营内，遂破其营。这时后金的左翼四旗兵也杀入营内，两相夹攻，明兵大溃。其逃走之兵，被皇太极乘势追杀至六十里外，到了现今鞍山地区。另有一营明兵，从辽阳城的西门往外出击，遇到后金两红旗兵，转身往回返，争相入门，人马自相践踏，积尸不可数计。当晚后金兵回到城南七里的地方安营，从而结束了辽阳之战的第一个阶段的战斗。
二十日，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斗，即攻城之战。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努尔哈赤就对诸贝勒大臣说，看了绕城的河水，西有闸门，东有水口。他随即命令左翼四旗兵掘开西边的闸门，右翼四旗兵塞住东边的水口。他自己亲率右翼四旗兵布战车，在城边防御。还命令士兵抬土运石堵塞水口。这时见明兵三万人出城东门外安营，排列枪炮三层，连发不止。这天，袁应泰看后金兵易战，积极督兵出征，还派由家丁组成的“虎旅军”前去助威《明熹宗实录》，卷8。。后金的左翼四旗兵遣人向努尔哈赤报告：西闸门难以掘开，如夺桥而入可望成功。努尔哈赤吩咐，桥可夺则夺之，如夺到手，定来报告。说完，命来人返回。堵塞水口既已完毕，便命令绵甲兵推车进战东门明兵。明兵发炮还击，后金兵冲出战车外，过了壕，呐喊向前，两军酣战。明兵的阵式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交锋之初，明兵还能抵挡一阵。当后金的两股精兵杀进来之后，明兵有些乱了阵脚。先是骑兵动摇了，待后金诸贝勒管下的精兵都杀进来，反复夹攻，明兵一败涂地。这些明兵争先恐后往城内退却，后金兵紧跟追击，大批人马蜂拥过河，不少人掉进水里淹死，死者满积，河水尽赤《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夜里明军一直坚持战斗，直到第二天东方发白。
当这场战争进行到第三天，即二十一日时，后金发起了冲锋。所有八旗官兵一致行动，沿城追杀。袁应泰督城内明军列楯抵御，又败如山倒。傍晚，混入城内的谍工放火骚扰，小西门弹药起火，烧到城楼上，明军的窝铺、草场全部化为灰烬，川兵多死，守城部署一切土崩瓦解。袁应泰见城楼火焰冲天，知大势已去，在城东北的镇远楼上自缢而死，妻弟姚居秀同死，仆人唐世明纵火焚楼死《明史·袁应泰传》，卷259。。后金兵已入小西门，很快全城就变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辽阳城的易主，也就是辽、沈之战的结束。
第二部分明军的战略退却（1）
辽、沈相继失守，明军不得不来个战略大退却。
原来驻防辽阳城内及周围地区的明军四散逃亡。当时有人很不满意地说：“辽阳之破，武臣奔溃，其以身殉者止文臣四五人耳。”《明熹宗实录》，卷10。实际情形也许不完全如此。但是大批明军的确向辽西乃至山海关以里逃奔了。辽南的明军也有不少逃到了沿海岛屿远至山东。史载：“奴之第三子循海州而南，四卫（指金、复、海、盖州）之人望风奔窜，武弁青衿各携家航海流寓山东，不能渡者栖各岛间，此岛众所由集也。”《明熹宗实录》，卷8。而东南地区的明军又有逃到朝鲜及附近地区者。朝鲜人所见“避乱唐人，席卷出来，自玉江至麟山上下岛岐，扶抱号哭”赵庆男：《续乱中杂录》第一，《光海辛酉》。，其中当然有明朝的官兵在内了。
在辽阳城战斗中，明朝文武将吏及十余万军士，表现不同，结局也各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一种是对后金的进攻拼命抵抗，直到以身殉职。肩负全面战守的袁应泰是其中之一。这位“用兵非所长”《明史·袁应泰传》，卷259。的辽东经略，丢了明朝统治整整二百五十年的辽阳城，至死犹感遗憾。自缢前他望阙哀叹道：“臣至辽，见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辽、葬辽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为恢复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袁应泰传》。大将如杨宗业、梁仲善皆战死辽阳城下。《明史》载，与后金作战以来总兵官阵亡者十四人，抚顺之战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王宣、赵梦麟，开原之战则马林，沈阳之战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之战则童仲揆、陈策。辽阳之战就是杨、梁二将。其实还有朱万良，作为总兵官，浑河之战，他拥兵不救，临阵脱逃，经略袁应泰本来要问斩，他乞请戴罪自效，免其一死。辽阳之战，他的确陷阵而死《明史·童仲揆传》，卷271，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明季辽左阵亡诸将之多》。。分守道何廷魁，备兵辽阳，与袁应泰所议多不合。他反对招纳蒙古降人，后金兵过太子河进攻，请求乘其半渡急击，到兵临城下，又请悉锐御之，皆未被接受。城破，与妻妾投井死，同时死者共九人。监军道崔儒秀分守辽阳东城，兵溃，也自缢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何廷魁投井》、《崔儒秀自缢》。。
另一种是城破被俘，宁死不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铨。时任辽东巡按的这位大明忠臣，当辽阳被围时，与袁应泰划疆而守，应泰守北门，铨守西门。拼命抵御。城将失，他又“衣绣衷甲”，被随从的人拥出小西门，劝他换去这套衣着，不听，返回官署。早已投降后金的李永芳拜访他，拒之门外，不与交谈；同张铨一起走，劝他降金，铨卧地不起，以致碰伤了脸；命令他拜见努尔哈赤，挺立于庭。左右强制下跪，竟大叫：“我身为天子大臣，岂能屈膝！”铨臂力很大，谁也扭不过他。揪着头发出去要砍头，再呼进来劝降，仍然不屈服，并从容地说：“我受朝廷厚恩，如降你们，遗臭万年。你们虽想活我，而我却只想一死。养人，这是你们做的好事；死，则我的美名流芳千古。”努尔哈赤知道张铨宁死不降，下令推出去斩首。皇太极敬仰他的忠君为国精神，引宋代徽、钦二宗被大金天会帝所擒屈膝叩见，受封公侯的故事，劝他不必执迷不悟，张铨仍不为所动，只要求速死。最后终于被后金用绳索勒死《明熹宗实录》，卷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19。。张铨与何廷魁及广宁失守后自缢的高邦佐皆山西人，明朝下诏为他们建祠北京宣武门外，号称“三忠”《明史·高邦佐传》，卷291。。
第三种是弃城逃跑。当辽阳被攻，事态紧急时，监军高出、胡嘉栋、韩初命、牛象乾、邢慎言等都先已逃跑了，而且造成人心更加动摇。当时称他们为“同逃五监军”，高出等因此而被囚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五监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载，时逃跑者还有户部管饷郎中傅国。。
第四种是溃围逃出者。如总兵官侯世禄、姜弼及大批下级文武百官和数万军士皆属于这一种类型。明在辽阳的主客军队约有十万左右，真正作战牺牲的并不多，大部分保全下来。此中溃围逃出者又不在少数。辽阳失守后，明刑部尚书黄克缵疏请演神器，就是使用西洋大炮，他说曾派遣三十人解其炮援辽阳，“所遣三十人，初以为尽于辽矣，今尚存二十六人在宁前，真壮士也。”《明熹宗实录》，卷9。由此可见从辽阳逃回到明朝的文武官兵数量必不在少。
第五种是投降后金的。这也是大量的，数目或不亚于逃出者。有一个原任通判的黄衣，广宁人，辽阳失守，他就“自髡降奴”，得到后金重用，又派他到广宁游说，被巡抚薛国用发现，捉拿处死《明熹宗实录》，卷9。。
由于辽阳城守文武官吏及大量兵士非死则逃，余者投降，很快就使明朝在辽河以东的统治全部垮台，绝大部分地区都归服了后金。那个局面如清朝历史文献所载：
“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夷、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夷、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汎河、中固、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咀、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第二部分明军的战略退却（2）
从辽阳失守到广宁之战前，大约八九个月的时间，是明军战略大退却的阶段。这个阶段开始时是一片混乱，大批的军民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拥出河东地区，明朝统治者一时束手无策。朝廷的会议竟闹得连打带骂的样子：“辽阳失守，京师戒严。召廷臣集议方略，越日议于后府。时言官气张甚，或攘袂诟谇，无复朝庙之容。诸大僚多缄口逊避，自催熊廷弼、张鹤鸣之外，无他策。”《明熹宗实录》，卷8。
一条辽河从北往南把明代的辽东几乎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滚滚的河水虽无意与后金作难，但是他们得到河东大片土地之后，毕竟没有立即进攻辽西。明朝经过一段混乱，也在考虑各种战守计策了。袁应泰既死，薛国用以巡抚代为经略。王化贞由宁前道右参议升为辽东巡抚。国难识忠臣，熊廷弼重新得到起用，被任为兵部右侍郎。在催促熊廷弼立即赴任时，十六岁的明熹宗亲自为他辩诬，言辞之恳切，定使其大受感动，其言曰：“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大臣又不为朕剖分，听令回籍，朕寻悔之。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适辽阳失陷，隳尔前功，思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明熹宗实录》，卷8。
在多如雪片飞来的献计献策奏疏中，于实际战守起作用的主要是熊廷弼与王化贞提出的。熊廷弼的战略策略是众所周知的“三方布置策”。他认为恢复辽左，必须三方布置：在广宁驻扎步兵和骑兵，于河上与其对垒以牵制其全部兵力；在登、莱、天津各置舟师，乘虚而入金、复、海、盖诸南卫，造成声势，以动摇其人心。后金军队，必然反顾而归，回到老巢，如此辽阳可复。按照这一策略，要在登、莱、天津各设抚镇，山海关特设经略，在这适中之地，节制三方，统一事权《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王化贞提出的战略策略是，西边联络蒙古，东边依靠辽、沈人民做内应，继续征调家丁及蓟、昌、宣、大各镇兵，布防于辽河沿岸。总的方略，二人的议论大不相同。“时抚臣主战，廷弼主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经、抚不和”，而大多数明朝官员，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薛国用代袁应泰为辽东经略，因其有病，未能视事。熊廷弼在“三方布置策”提出之后升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军务，时已距辽阳失守三个月，而起行赴任又是一个月以后的事。王化贞本驻广宁，又早在重新起用熊廷弼之前升为辽东巡抚。所以辽阳失守后的一段时间，主持明军的战略退却及在辽西的布防，基本上都是出自王化贞。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历宁前道右参议，天启元年四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事务。辽、沈相继失守，远近震惊，很多人认为辽西必不能保。而王化贞在此情况下，召集散亡，激励士民，联络西部蒙古，并请诏谕朝鲜，褒以忠义，勉之同仇，不但安定了人心，似乎亦有了进战的希望。王化贞本人一时也成了赫赫有名的人才，朝廷依靠的对象。即使后来熊廷弼再为辽东经略，也只驻山海关，辽西的防务仍寄托于驻在广宁的王化贞。观当年八月的一次布防可知：“命登莱巡抚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水兵八千为后劲，参将管大藩将之。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皆选四将为副。王化贞挑广宁精兵四万，据三岔河与西虏合，相机进取。经略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明熹宗实录》，卷13。但是经、抚各镇观望不进，所有机会全失。广宁一战，不但有关王化贞的神话一切破灭，就是熊廷弼也只能和王化贞一起锒铛入狱。
四、后金进占辽沈地区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城家家户户都打开了房门，男人剃了头发，妇女穿上最好的衣服《明熹宗实录》，卷8。。他们结彩焚香，用黄纸写“万岁”的牌子。抬着大轿，恭候即将成为这里最高主宰的后金国汗努尔哈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当天上午，鼓乐齐鸣，努尔哈赤作为胜利者进入被大明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古城辽阳。官民俯伏载道山呼，原辽东经略的官署已经成了后金汗的大衙门。这标志着辽沈之战以后的影响在扩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626页。。努尔哈赤通过战争夺取了辽沈地区。他早已想在这里建立一代统治，现在就要成为现实了。进城以后不久，他就命令都堂阿敦、副将李永芳等把原来辽东地区的兵数、城堡数、普通百姓数以及木匠、画匠等工匠，全部调查清楚报告给他。当时各方面的人士还没有理解努尔哈赤的长久之计。明朝的辽东巡抚王化贞说：“奴自得辽阳后，擦括民间米粟牛羊，俱置新寨，而辽城一切器具，如盆盎之类，尽挈以去。海州盖殿而不果，辽阳修城砖石又复中止，城中房屋半撤而为薪，意欲俟收获后尽驱妇女出边为质，胁其子弟为先锋，胜则前进，败则归巢，意不安于辽阳，此奴酋之情形也。”《明熹宗实录》，卷13。这番话非常强调努尔哈赤不想也不能占据辽阳，即使为他的主张与努尔哈赤战斗下去制造理论，也说得很不符合实际。朝鲜处于明与后金之间，他们也不知道努尔哈赤能否得了辽阳就占据不走了，但他们比较客观一点，说的情况可能真实些。还在辽阳的战火刚刚熄灭，他们就已得知：“守直胡人末介等来言，酋有因据辽东之意。其妻子尽令移住，诸酋妻子亦尽随去之。”［朝鲜］赵庆男：《续乱中杂录》第一，《光海辛酉》。按照朝鲜人的看法，努尔哈赤取得辽阳后，后金兵屯结不撤，包括努尔哈赤及诸贝勒大臣，都把妻子接到了辽阳，他们认为这就是不想再放弃这座名城了。
第二部分明军的战略退却（3）
但是，后金统治者如何处理已得的辽阳城是个大问题。这关系到他们下一步的全盘打算。后金内部的一些人对努尔哈赤的意图也是缺乏认识的。如因为扬古里额驸的儿子尸体要送回萨尔浒老家去，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到办公事的衙门，对他们说：“为什么要送回萨尔浒呢？在那里的尸体都要运到这里来。你们这些贝勒大臣，天所喜爱的辽东城（指辽阳）都不想住。我国的奴隶们逃跑，都是因为没有盐吃。现在有盐吃了，辽河这边所有的地区都已投降。为何我们要丢弃它而走呢……从前金国的阿骨打汗开始征伐宋和蒙古时，尚未尽降，到他弟弟吴乞买汗时才全部使他们投降了。蒙古成吉思汗征服了已经衰败的国家，至其子窝阔台汗才完全投降。我作为父亲，为你们这些儿子创立大业，你们说，有何不可呢？”《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1。这是努尔哈赤关于取得辽阳后的一次重要讲话，其中心思想就是要长久占领下去。他不是一般地看待占有辽阳城，这位后金国汗是从更高更大更远的方面来认识的。他认为，后金的统治者能领兵攻下辽阳是天大的胜利，有了辽阳不是再返回萨尔浒去，而是要从萨尔浒往辽阳来；辽阳不是孤立的，有了辽阳就有了全部辽东地区，这样广阔的地区怎么可以放弃呢；后金这个国家正处在发展中，以前的成就只是一个阶段，大金、大元都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后金也要继续前进，有了辽阳就可以进一步发展；原来的后金地区缺乏最必要的生存物资，辽阳及辽东地区可以保证供应。经过努尔哈赤的这番讲话，后金就明确占据辽阳了。努尔哈赤非常喜谈天命，他把得辽阳也说成是天赐之福。五月初三日他率领诸贝勒大臣坐轿登上城楼远眺，并说：“天不把这个辽东城赏给我们，我怎么能登上这个城呢！”他拟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富庶的辽东地区到手了，为此举行庆典，摆设大宴。抛开“天命论”不谈，努尔哈赤也提到为得辽阳，后金死了很多人。他们不是唾手而得，是浴血奋战打下来的。同时，他对明朝失掉辽沈地区也不只讲天要灭亡他们。他到了辽阳以后，看到明朝各种制度的不合理和政治上的黑暗，有很大的感触。一次他对原是明朝统治下的人说：“历代帝王的忧患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出于本身。过去的桀王、纣王、秦二世皇帝、隋炀帝、金完颜亮皇帝等，都沉溺于酒色财帛之中，不为国家担忧，不理政事，都是他们自身的罪恶亡了国家。你们的明朝皇帝，政法不公平，宠信宦官，勒索财物，大小官员依次效仿皇帝，向人民劫夺财产，使有钱有势的奸恶之人得免，正直的没有钱财的受苦受累。国内的政治如此黑暗，还去干涉别国（指后金等）的事，是非颠倒，违背天理，天把明朝皇帝的河东地区给了我。这真正是明朝皇帝应该忧虑的事。”《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8。
明朝统治者一直抱着种种偏见不承认现实。他们既看不到一个新兴的满族已经崛起，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族统治者联合汉族、蒙古族的上层建立了后金国家，这个国家由小到大，正在取代明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还对明朝统治下的人民很不了解，很不理解。明朝失掉辽阳，是因为明末的黑暗统治早已失掉人心。辽东人民长期处在生活极端痛苦之中。在他们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有人向努尔哈赤控制的地区逃亡，或努尔哈赤向明朝发动进攻时表示欢迎，明朝的地方官就诬蔑他们通敌、可恶，却没有一点从统治本身的黑暗腐朽上去想一想。时任山西道御史毕佐周曾讲了如下一番话，他说：“闻辽城中私通李永芳者凡数十家，相与约期举事，不知二百年来休养抚字之人，何一旦若此？则我实有以失其心耳。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字，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为今之计，其急着莫如收民心。”《明熹宗实录》，卷9。他说的都是事实，但是很不全面，也很不深刻。明朝在辽东统治的黑暗腐朽至少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就开始了，并愈演愈烈。时至今日想收民心，为时已晚。努尔哈赤看透了这一切。他在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对朝鲜人说，你们不要再和明朝相好了，交出盘踞海岛的毛文龙、陈良策吧。他很有信心地提出，你们不要非常鄙视地看待我们后金国了。
进占辽沈地区是努尔哈赤的既定国策，辽沈之战的胜利使他如愿以偿。从此他把南自金州，北达中固，东迄镇江，西至辽河的广大地区视为后金国土。在镇江、金州、海州以及西北与蒙古毗连的边境，都派驻重兵戍守。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亲自视察了与明朝对峙的一段边境。先到鞍山，在那里见到了从盖州送来的金代天会三年造的大钟。第二天中午到了海州，他率领诸贝勒、大臣一直登上了海州城内的山顶，向周围眺望。二十九日至穆家堡，于野外宿营。下令让驻守海州的刘参将修理城垣。六月初一，从穆家堡到了黄泥洼堡，初二，从黄泥洼回到辽阳城。
辽沈大地是后金的国土，辽沈的人民也成了后金的国人。夺取辽阳时，努尔哈赤已要求对城内人民区别对待，“酋令军兵之相较者杀之，其余一切不杀”。赵庆男：《续乱中杂录》第一，《光海辛酉》。既得，他更清楚地说明：
天把明朝皇帝的河东的辽东之地给了我，现在诸申、汉人同是汗的国人。我们在籍户迁来的旧诸申不要把汉人看作是外人，不得夺取粮食、衣服、谷草，不要盗杀猪、鸡。你们如果因为夺取这些东西犯了罪，我能不公正的处罚吗？依法当杀则杀，当罪则罪。《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7。
第二部分明军的战略退却（4）
无论新旧占领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一国的土地和人民，所以原来的居民大批的迁移到了辽、沈地区，新占领地区的人民，主要是镇江附近的居民，也有些被迁移到了清河以北的先已占有的地区。
迁都辽阳是后金进占辽沈地区的重大决策。攻取辽阳以后，不到一个月，努尔哈赤并诸贝勒、大臣就把他们的妻子都从萨尔浒接到了辽阳城。到了八月，努尔哈赤又决定在太子河北岸建筑新城。他向诸贝勒大臣说，辽阳城年久失修，已颓废不堪。城又大，出去打仗，要很多人防守。东边的朝鲜，北边的蒙古，对我们都不驯服，如放下他们去进攻西边的大明国，对后方会很不放心。建筑小一点坚固的城，集中留下的兵，不为后方的家担忧，就可放心大胆地出征南方了。诸贝勒、大臣因怕国人受苦，反对建这个新城。努尔哈赤开导他们说，不能只从小处着眼，你们想的是小苦，我则想的是大处。最后按照努尔哈赤的意志行事，这个城建成之后，成为清朝有名的东京城，后金时期用它作了四年的都城。
努尔哈赤有能力用战争夺取辽沈地区，也有办法管理这个地区。他为建立统治秩序，详细了解明朝原有的法律条例，让满汉有关官员如实报告，说明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就是对明朝的既采用又不完全照搬。例如严格禁止上级官员勒索下级财物就是要一扫明朝贿赂公行的恶习。对辽沈地区广阔的沃土良田，实行计丁授田的办法进行耕种。当年七月下令，从海州收取十万日（每日为六亩），辽阳收取二十万日，共收取了三十万日的田地，分给住在那里的兵丁。十月又下令来年仍如此。反对明朝那种富人多占土地，雇人耕种，粮食吃不完去出卖。穷人没有土地，也没有粮，买粮吃，花光了钱就乞食为生。规定今年种的田，各自收获。一个男丁给田五垧种粮，给田一垧种棉，一样的分给。乞丐、和尚都分给田地。乞丐也不讨饭了。每三男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丁中一人当兵，一人应差。明朝的官员及随从，向人民勒索的粮食一年就有五百斛，柴、菜等银子十五两，从今起这些一切全免。实行公平合理的制度《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27。。
后金在辽阳发展了农业生产，对降服的汉人不杀，就是保护劳动力，正如朝鲜人所说：“贼得辽之后，不杀一人，尽剃头发，如前农作云。”赵庆男：《续乱中杂录》第一，《光海辛酉》。
原来的大批满洲官民迁到了辽沈地区，如何安置他们是个最棘手的问题。努尔哈赤派出勘查田地和料理房屋的官员报告说，满、汉可以合村居住。于是就让满洲官民迁到了辽东汉人的村子里居住了。努尔哈赤预料可能发生纠纷，他事先特别为此下令：“诸申、汉人要同住一村，粮一起吃，牲口的草料一起喂。诸申不要欺凌汉人，不要强取汉人的任何东西。如果强取豪夺，汉人告状，就要治罪。汉人也不要捏造事实，如果捏造没有的事，审查出来，也要治罪。诸申、汉人都是汗的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9。
辽沈地区增加了新的主人。努尔哈赤和后金的诸贝勒大臣，都在辽阳、鞍山、海州、牛庄等地建立了田庄。在这些庄子里使用汉人进行生产劳动。后金国的统治者从辽沈地区得到了粮食、副食、食盐、瓷器及牲畜草料等生活和作战用的各种物资。
后金统治重心的转移，无论对这个国家还是对这个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满族，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辽沈地区早已是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后金社会的满族受了这些影响，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迈入到封建社会，同时也使后金这个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变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了。这一方面是后金政权的主要统治者满族贵族本身有了变化，另一方面也还由于从此以后大批汉族地主官僚进入了这个政权。战争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如辽沈之战对后金社会的影响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部分明廷决策守辽西（1）
辽沈激战结束后，时局的最大变化是辽西开辟了战场，而雄峙辽河西岸的广宁城（辽宁北镇）首当其冲，立刻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
山海关外，辽河两岸，直至鸭绿江畔，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所谓虎步龙骧，高下在心”。朝鲜人对此有过精彩的评论：“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辽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又说：“沈阳乃其（指后金）始兴之地，则东接宁古塔（当系辽宁新宾老城），北控热河，南抚朝鲜，西向而天下不敢动，所以壮其根本之术，非历代所比故也。”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辽东大野记》。
明失重镇辽阳及其“藩蔽”沈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标志着它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行将告终。同时，也使它的“肩背”直接感受到了严重威胁明人视辽沈地区为京师“肩背”。。因此辽阳失守的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以为“河西必不能保”《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有大厦将倾之感。刚即位的熹宗皇帝急令“京师戒严”《明熹宗实录》，卷3。据江苏国学图书馆本，下同。，兵部甚至“请名勋戚九卿科道并本部司属官员分守正阳等十六门”《明熹宗实录》，卷4。！巡抚天津李邦华指出：“今天下所最重、最急、最难措手者莫如辽事。”《明熹宗实录》，卷19。在一阵惊慌之后，熹宗才和他的枢辅阁臣估计前线的军事形势，谋划应急对策。
这时，前线明兵一片混乱，正在大溃逃中。辽阳城陷时，城外明兵顿时溃散，西奔至三岔河，约三四万溃兵争抢“桴河而渡”，守军企图阻止，他们则“援弓相向”，吵嚷着要去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4。。还有不少溃兵向南逃去，躲到海岛。不只兵逃，民逃，商逃，官也逃，“武臣望风奔溃”《明熹宗实录》，卷5。。据山东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报告，他“接渡辽左避难官民”，其中有原任监司府佐将领等官共五百九十四员，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卫所官员与居民男女共三万四千二百余名，还有商人二百余名《明熹宗实录》，卷5。；再有逃入朝鲜境内的辽东百姓，“前后数十万口”李肯翊：《燃黎室纪述》，卷21。，就连尚未波及战火的辽西地区“亦时时风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从广宁到宁、前一带，已定居数百年的“土著”都向西迁徙，自塔山（辽宁锦西县塔山）至闾阳（辽宁北镇县闾阳），相距二百余里，“烟火断绝矣”《明熹宗实录》，卷3。！
由于军事上的惨败，立刻引起了明朝统治的动摇。辽东既丧失，辽西“军民尽奔”《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摆在它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收拾残局，稳定辽西，作恢复之计。熹宗几次召廷臣“集议方略”，气焰最嚣张的是言官，他们攘袂诟谇，疾颜厉色，但“诸大僚多缄口逊避”，闹得“无复朝庙之容”《明熹宗实录》，卷3。。实际争论的问题是，河西究竟应放弃，还是应固守？原监军道高出竟主张放弃广宁，全力守山海关。他的谬论立即遭到廷臣的反驳，御史刘廷宣斥之为“误国之计”，一针见血地指出：“弃广宁即弃山海（关），弃山海即弃蓟（州）、永（平），一惑此言，天下事弃矣。”《明熹宗实录》，卷4，18页；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高出原在辽阳监军，城未破，他先已逃离，本属“亡命之虏”，却又提出丢弃广宁，触怒了熹宗，经廷臣驳斥后，遣缇骑将高出逮捕下狱高出有自编《镜山庵集》，其《拘幽稿》中为自己辩解说：“予岂苟乐生，有策竟莫施”。。持这种意见的，显然是个别人，多数人以社稷为重，力主固守辽西。兵部尚书崔景荣说：“今辽左唯有辽西一块土耳，若不并力固守，何以遏其长驱！”《明熹宗实录》，卷3。他已看出，辽西不守，后金铁骑就会长驱深入。河南道御史张捷慷慨陈词：要“刻刻以失辽东为恨，着着以守河西为主！”《明熹宗实录》，卷4。
固守辽西，广宁是关键。就全辽而论，辽阳、广宁、开原三大镇雄踞鼎峙，明代称为“形胜之区”《全辽志》，卷1，《图志考》。。辽阳居辽河之东，地处辽东腹心，位置最要。北为开原镇，明视为“河东根本”《明史·熊廷弼传》，卷259。，设总兵守。广宁地处辽河西，与辽阳隔水相望。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作了这样的描述：广宁“西卫渝关（即山海关），东翼辽镇（即辽阳），凭依山海，隔绝戎奚，地大物博，屹然要会。……昔之议边事者每曰：备镇静，则寇不能北来；驻三岔，则寇不能东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朝鲜麟坪大君途经广宁时说：全城“周遭亚于辽阳”，医巫山“雄峙城北，以御大漠”。［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卷6，《燕途纪行》。因为广宁处于河东与河西之间的冲要之区，早在明洪武初，即于辽、金时的广宁府旧址筑城，周长九里余，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宽二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建广宁卫，置总兵官抚镇《全辽志》，卷1，《沿革》、《图考》。。自此，广宁成为辽西一大重镇。到明朝中后期，城内常驻官军一万零四百余人，如加上它所辖台堡守军，则达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全辽志》，卷2，《边防》。。明失去开原与辽阳，广宁愈发显得重要，而且由于它与新占据辽沈后的金仅一水之隔，双方的争战已不可免，仅是时间问题。明朝已经意识到，“辽沈既失，便当守三岔河、广宁，次方守山海、蓟昌”，分出轻重缓急《明熹宗实录》，卷4。，故议守以广宁为重。刚代替崔景荣任兵部尚书的王象乾对此作了清楚地分析：
第三部分明廷决策守辽西（2）
臣惟今日天下大事：京师，堂奥也；蓟（州）、密（云），垣墉也；山海、居庸，门户也；广宁、宣、云，藩篱也。今逆奴眈眈，逼我藩篱。河西所恃，以隔虏马者止三岔河一衣带水耳。三岔之西，旧有沙堤，增筑高厚，酌量地形远近，可堡者堡，可台者台，多置火器以防贼西渡。三岔之北，沿堤有河路一道，及时挑浚，务增深广，虽不御大虏，但使虏骑迟渡一时，则我军亦得收敛，防御早一时之备。……广宁，全辽根本，当设重兵，简练教阅，精其技击，时其□饷，又必以辽阳为鉴。《明熹宗实录》，卷5。
王象乾的分析与具体措施，大体符合实际情况。其他大小臣僚交章陈述，所见略同。这样，固守广宁以保辽西的方针得以确立起来。为应付紧迫的局势，便把广宁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凡现有兵马钱粮“俱宜先尽广宁，防河守城，着着料理”。《明熹宗实录》，卷4。与此同时，选将命官，改善和加强军队的指挥系统。
辽阳失守时，朝廷即以薛国用代为经略，他却抱病不视事，便提升王化贞为巡抚，负责广宁等地的防务。王化贞原任户部主事，历任宁前道右参议，分守广宁。此时，急需一位能统筹全局的封疆大吏担负起关外的全部防务之责。可是，廷臣们谁也不敢担此重任。有人忽然想起了解任在家的熊廷弼，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说他熟练边事，才略胆识无出其右者。的确，熊廷弼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首次巡按辽东，数年间，曾使风纪大振，一扫将吏的贪赃骄奢之风。萨尔浒之战以后，代杨镐经略辽东，“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明熹宗实录》，卷3。不久，被人攻击，辞职回乡。直到辽阳、沈阳等重镇要塞接连失陷，廷臣们才重新记起这位差不多已被遗忘的杰出军事统帅。山西道御史江秉谦盛赞熊廷弼的才能，说：“其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使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当不致败坏若此！”《明熹宗实录》，卷3。阁臣刘一燝也感叹：“假使熊廷弼在辽东，当不会到这步田地！”《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熹宗颇有所悔，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竟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他指示吏部查议排挤熊廷弼的缘由及参与人员，同时起用他为兵部右侍郎，差人赶到他的家乡江夏（武昌）传达旨意，限令水程五十日到京。熊廷弼接旨后，想到以前诸多伤心事，婉辞而不赴命。
熹宗十分焦急，再降旨，赞扬他过去保辽有功，说自己因误听“流言”，而大臣们又不为他“剖分”明白，故轻率准你辞职回家，很快他就感到后悔。现在，真相全部查清，给你恢复名誉，并决定起用你，继续为国效力。最后，他恳切地说：“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遘兹外患，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其即日叱驭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明熹宗实录》，卷3。熹宗温语中带着命令，优勉中包含着恳求，“甚有哀切之词”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熊王功罪》。。之后，这位年轻的皇帝还不放心，连连责令吏部和地方官催促熊廷弼接受朝廷任命，巴不得他马上到京！这个好声色之乐的皇帝，此刻竟为“辽事”的紧迫而心惊肉跳，不时地“焚香吁天”护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熊廷弼和与他同时起用的王在晋、张鹤鸣等人身上，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和水路行程日期都写在宫中屏风上，时时顾念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朝廷信使一次又一次疾驰在千里驿道上，传诏勒限，州司临门，急于星火，催逼上道。
熊廷弼接到熹宗的手诏，禁不住流下眼泪。他在皇帝的感召下，终以国家安危为急务，毅然奉诏，离开遥远的江南水乡，于五月下旬到京关于熊廷弼到京日期，各书记载不一，如《明史》记为六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为七月，而《明熹宗实录》与《三朝辽事实录》均记为五月，今从此说。。次日，嘉宗立即召见，在场的还有比他先到三天的王在晋。一见面，熹宗就说：“朕昨见两侍郎至，非常高兴！”谈话中，对他俩慰勉鼓励一番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几天后，他亲自处分以前曾诬陷并逼使熊廷弼解职回籍的科臣姚宗文，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刑科都给事中魏应嘉等人。姚宗文的罪状是，“阴险倾陷，实为祸始”，原拟逮捕，处分时姑从轻，革职为民。其余三人“扶同排挤，致误封疆”，均降三级，调离京城，放外任《明熹宗实录》，卷5。。熹宗这样做，一方面是给熊廷弼看的，鼓励他与朝廷同心同德，矢志用事；一方面也是给群臣看的，表示他秉公执法，也是告诫他们谨慎从事，不得随意妄行。
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对那里的情况了若指掌，到京才几天，他就制定了一项固守辽西、渐图恢复的战略防御计划，即著名的“三方布置策”。六月一日，正式向朝廷提出。其三方布置是：一、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沿三岔河两岸，部署马步大军，造成有利的军事态势，以迎击后金主力；二、在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策应，从海上进行牵制，并乘虚进入辽南沿海地区，击其侧背，动摇其人心，迫使后金回师内顾，从而收复辽阳；三、以山海关为适中之地，屯重兵，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并举，实行战略反攻。其后，他又提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使其出师，连营于鸭绿江上，以助明兵声势，明再派一使臣驻义州，负责联络，与登、莱互通声息见《明熹宗实录》，卷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明史·熊廷弼传》，卷259。。这就使“三方布置”更臻于完备、周密。
第三部分明廷决策守辽西（3）
坚守防御，是熊廷弼的一贯战略思想。他早年经略辽东时，就建言“防边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明史·熊廷弼传》，卷259。。万历四十七年，再次经略辽东，承抚顺、开原、铁岭失守之后，后金势力方张，明军气馁，民心慌乱。他说：“顾以此时漫谈进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险要，以守为稳着。何也？守所以为战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80，《敬陈战守大略疏》。他力主对后金采取守势，整顿防务，很快稳定了辽东的局势。这次的“三方布置”集中反映了他主守的战略思想。此时又承沈阳、辽阳重镇失守之后，局势远比开、铁之失更为严重。他针对后金与明朝一盛一衰的实际情况，坚持积极防御。后金长于骑射，而短于攻坚，他的坚守防御的战略，可逼使后金无法发挥其优势，后来，袁崇焕实行“凭坚城用大炮”一策都吸收了这一战略的积极因素。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为熹宗和阁臣们所接受。他本人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经略辽东等处军务；提升王化贞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事务，莅治广宁，受经略节制。根据熊廷弼的推荐，任命陶朗先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军务，以辽东人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被逮罪臣高出与胡嘉栋也经保荐释放出狱，戴罪立功。举凡熊廷弼所需文臣武将，都依他的推荐而逐一任命。为适应战争需要，朝廷还简派张鹤鸣任兵部尚书管左侍郎事，命王象乾出镇蓟辽，抚绥蒙古；王在晋为户、兵、工三部总理，负责兵饷器械。
选将命官完毕，即着手筹集兵员。熊廷弼请兵二十万。自从辽沈失守，朝廷实行全国总动员，规定每省不拘定数，大约以招募五千人为率《明熹宗实录》，卷4。，陆续调发辽西，加上原有旧兵，总三方布置兵力共二十六万，包括蓟辽总督添加的新兵，已近三十万，其中广宁地区驻军十二万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卷6。关于广宁兵力，《明史·熊廷弼传》载14万，亦有13万之说。据王在晋统计，合新旧兵名额确为14万。但据赉赏实际人数为12万有奇，此即为实有兵力。王本人亲督其事，故此说可信。。通过各个方面的动员，援辽大军已超过熊廷弼拟定的数额。
关于兵饷，是用兵的一大关键，从总动员时就加紧筹饷。明朝财政已经相当困难，国库空虚，财无所出，决定加派地亩银，并将两淮、两浙岁入八十二万四千零六十余两由各边镇“自运自催”解用《明熹宗实录》，卷4。。其他诸如马匹、刍粮、兵器、甲杖，所需之数，均照熊廷弼所请给发。再有硝黄火药，解至广宁的达二十一万四千六十斤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原先“议兵三十万，议饷千余万”，基本上达到了预定计划。这比辽阳之役“议兵十八万，议饷八百万”还要多出很多《明熹宗实录》，卷19。。可见，熹宗和他的廷臣们不惜“极天下之力，以充辽饷！”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而对熊廷弼的信任与支持可谓无以复加。难怪王在晋讥讪说：“彼时经臣（指熊廷弼）如骄子，无求不遂！”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
天启元年七月五日，熊廷弼离京前夕，熹宗下达谕旨：赐敕书一道、尚方剑一口，凡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先斩后奏。六日，熊廷弼戎装出发。临行，又赏大红麒麟一品服、纻丝四表里、银五十两，随行将官也赏纻丝一表里、银二十两，标下各军每人赏银二两。熹宗命在京城外赐宴饯行，让文武大臣陪饯。宴罢，另简选京营兵五千、马六千匹，护送熊廷弼出关，以壮其行《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熹宗给予熊廷弼以特殊的荣宠，把千百万之财泻于一隅之地，表明辽西的得失实系大明江山的安危，想借他全力固守。
第三部分西平堡血战（1）
后金铁骑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快速而突然的进攻，短促而猛烈的袭击，一举夺沈阳，再举下辽阳，其势如锐不可当的狂飙，所经之处，席卷而下。努尔哈赤战略上的进攻战，战术上的速决战这一用兵特点，从萨尔浒战场到开铁之役，进而发展到辽沈大战，都一再地表现出来，并节节获胜。但他攻下辽阳后，却不满足已取得的胜利，当八旗将士满怀欢喜以为从此可以休止攻战时，他又把目光转向辽河西岸的广宁镇，并为夺取这座重镇而迅速进行准备。
就在攻下辽阳的第九天，即三月二十七日，努尔哈赤派遣十子德格类和侄儿债桑弧率领八旗的八个大臣及由各牛录抽出的一千兵，前往辽河，武装侦察该河浮桥，同时安抚所得到的汉人《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0。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发兵日期为三月二十九日。。辽河流经海州城（辽宁海城市）西七十里，在此已形成三岔河，过河西北行百余里，可直通广宁。明时，视此河为广宁“天险”，联系河东与河西的一条交通要道。每年以“苇缆大船三十只为桥，便民往来”。冬季冰坚，“仍打芦苇搭造浮桥，以济不通”。明专委派一员指挥或千户、百户官员“把截，讥察非常”。《全辽志·山川》，卷1。努尔哈赤派兵侦察，显然，他打算从这里渡河，袭取广宁。这支部队至海州驻扎，另派部分骑兵驰往三岔河，察看浮桥及明军动静。第二天，他们回来报告说：桥已被拆毁，河两岸与河面上也没有一条木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渡河无桥，又无船，这给后金骑兵造成了困难，努尔哈赤不能不谨慎从事。
努尔哈赤“惯使奸细”《明熹宗实录》，卷2。，每于发动进攻前，就派出大批“奸细”潜入该地，侦察明军虚实和兵力部署，有的甚至打入明军内部，“用间”策反，做内应。沈阳、辽阳迅速被打破，“奸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连明朝皇帝和阁臣们也惊叹：“辽失全以内应”《明熹宗实录》，卷4。！为了攻取广宁，努尔哈赤一面“沿边各置守望河上，时遣游兵”，监视明军动静《明熹宗实录》，卷5。；一面秘密派遣大量“奸细”想方设法窃取明朝军事情报。辽阳有一个“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他曾助后金破辽阳。现在，又受命潜入广宁，“为奴游说”，被明军发觉，逮捕处死《明熹宗实录》，卷4。。差不多同时，在北京逮捕了为后金传送情报的刘保父子。他们与李永芳建立了关系，每月向后金提供明廷内部的邸报，得报酬银一百两。后金奸细无孔不入的活动，使明前线与内地防不胜防，大有草木皆兵之感。兵部惊呼：“广宁奸细无处不有，内地奸细无处不有！”熹宗指令兵部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关外传达他的谕旨，兵部唯恐被奸细窃去，一再说服皇帝不便派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到了五月，后金汉将李永芳等已集舟师，将从黄泥洼进攻广宁《明熹宗实录》，卷5。。六月间，明朝又获悉，后金已于张义站集结兵力，马上发起攻势。消息是从扣押在后金的一个蒙古王公宰赛那里传出去的。他的使者先告诉给蒙古的一个首领炒花，此人与明朝交好，故得此重要情报，立即透露给明广宁巡抚王化贞《明熹宗实录》，卷6。，而明兵也看到“奴已跃兵河上”，他们惊恐万状，“广宁昼夜传烽，上下官兵半月来何曾敢一闭眼！”《明熹宗实录》，卷7。
但是，努尔哈赤却迟迟没有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除了渡河存在实际困难，还因对明朝方面没有摸清全部情况，一时下不了决心。从后金内部来说，他的后方很不稳定，牵制这次向广宁的进军。这时候，辽南地区连续发生汉人的各种反抗活动，更有甚者，明朝毛文龙只率二百余人于六月间袭取了镇江（辽宁丹东市附近）。努尔哈赤十分震惊，急忙调兵遣将，把他最信任的四大贝勒分别派到辽南或镇江，严厉地镇压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因此，进攻广宁的时间便往后推迟了。
明军却紧张地注视着后金的一举一动。十二月二十七日，哨卒突然发现后金乘夜发兵三千，携带攻城器具，自辽阳出发，前往海州。次年正月初，其驻军遍及辽河东岸的牛庄（海城市牛庄）《明熹宗实录》，卷13。。迹象表明，它是后金的一支先遣部队，为进攻广宁做渡河的准备。又据报：“奴酋将各处兵马尽数发在海州一带”，只见“牛庄东南起烟雾五里，宽十里”。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谁都看得明白，后金正在调兵遣将，大规模集结，意图于海州西之三岔河渡河，已“明于指掌”。这个重要情报很快得到了证实。十八日，努尔哈赤离开辽阳，挥军西进，目标直取广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一场浴血激战即将在辽西大地展开……
面对后金大军压境，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却还在吵吵嚷嚷，舌战、笔战，党同伐异，争执不休。而“经抚不和”更激化了党派的对立与斗争。所说“经抚不和”，就是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因战略方针各主一道而失和，势同水火，致使辽西战守无定。
熊廷弼离京后，按其原定“三方布置策”以守为战。王化贞主战而不言守，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明熹宗实录》，卷11。两人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经臣（指熊廷弼）说：“守就是为战。如今人饥马疲，连防守都十分艰难，凭什么去发动进攻？”
抚臣（指王化贞）说：“正因为不足守，所以应当进战，以战为守！”
第三部分西平堡血战（2）
经臣说：“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粮运如此困难，既然进兵，就应首先考虑运粮的办法！”
抚臣很有把握地说：“我兵一过河，海州的粮食都为我有。”
经臣又说：“我兵既过河，就要考虑好如何守法，出现危险情况，如何支援法。”
抚臣很轻松地回答说：“我一取下牛庄，那里必然响应，定有人缚叛将来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
王化贞为人刚愎自用，“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漫语”。《明史·王化贞传》，卷259。一个既不懂军事又好说大话的人防守战略要地，哪有不失败的道理！他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熊廷弼根本不同的战略：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外借察哈尔林丹汗兵四十万，实行内外夹攻，他“以不战取全胜”《明史·王化贞传》，卷259。。这是一个十分荒唐而又可笑的计划。但他一意妄行，与诸将利用旧关系，屡次“遣谍”招李永芳，永芳假意奉和，许以“内应”。他哪里知道，已做了努尔哈赤孙女婿的李永芳岂肯再反顾明朝？“谍工”一走，他马上向努尔哈赤报告《清史稿·李永芳传》，卷231。。这还使李永芳得到了在明军内部进行策反的机会，他诱使王化贞的心腹部将孙得功等人秘密与后金来往，从而给后金不战取广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再说邀林丹汗兵，虽然明朝每年拿出数量可观的白银赏给蒙古，仍不能保证他们听命于明朝。所以，借用蒙古兵打后金，是根本没有把握的事。王化贞“以虏攻奴”的战略是一贯的。天启元年三月，他任辽东宁前道，就鼓吹过“亟救燃眉，唯有用虏（指蒙古）一著”。他请求朝廷“发帑金百万”，带到山海关，“宣谕诸虏，有能起兵讨奴者予金”。《明熹宗实录》，卷3。他升任广宁巡抚后，继续推行这一错误的政策。太仆寺添注少卿满朝荐批评说：“王化贞饷金以啖西蒙，而不给卒伍，偶有声息，驱之城外捍御。”等后金过河，“又不见西蒙策应”。《明熹宗实录》，卷20。事实证明，王化贞的这一套计谋不仅全部落空，而且招致广宁之败。天启元年七月，王化贞遣都司毛文龙，只以二百余众袭取了镇江。王化贞“自谓发踪奇功”，举朝亦视为“奇捷”，兵部听信王化贞的主张，催促熊廷弼出关督师，进兵赴援。廷弼不得已出关，驻扎在离广宁一百二十里的右屯卫（辽宁锦县右卫）。熊廷弼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指金、复、海、盖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指矿徒起义）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熊廷弼的评论，显然有失当之处，毛文龙此举对后金的打击还应肯定。但其后果影响了三方布置之策的顺利实施。廷臣们看到他的疏言，多不信服，王化贞更不满，屡次反驳熊廷弼对他的批评。从辩论毛文龙取镇江“功罪”一事，熊、王两人争论日益激烈。王化贞向朝廷许下诺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明史·熊廷弼传》，卷259。他这种轻敌易胜的思想，使他屡战屡败。据熊廷弼统计，在近一年的时间，王化贞已经五次进兵，结果都是无功而退。廷弼上言皇帝：“明谕抚臣（指王化贞），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明熹宗实录》，卷12；参见《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王化贞见疏，急驰回京，慷慨陈词，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愿从征将士厚加赏赉，辽民赐复十年，海内除去加饷，而臣归老山林，于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也。稍需时日，经臣以三路蹙之，歼敌必矣。臣又愿与经臣约，怒蛙可式，无摧战士之气；劳薪可念，无灰任事之心。但过河之后，将士有不能破敌逃归者，尽杀之，其军前机宜，许臣便宜从事。若一切指挥必待报而后行，则无幸矣。如以臣言为不可，乞罢臣而专责经臣，庶得一意恢复，不至为臣所挠乱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在王化贞看来，打败后金易如反掌，只须六万兵就可以一举荡平！他要求皇帝给他立下军令状，让所有将士听命于他。好像他这“一举”，天下立致太平。最大的讽刺是，此话说出还不到一个月，他就狼狈逃窜，几乎做了后金的阶下囚！
熊廷弼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主守的方针，在和王化贞争论过程中，一再向朝廷申明：“河西之役，臣主守者也，谓修守即以修战。而抚臣不任守，则臣不得完守之局。”他曾召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与会道臣镇将“皆言不能战”，支持他的主守方针。他预计“如守过今冬贼不来，而我且当往，为过河之战矣”。《明熹宗实录》，卷12。尽管他反复论证主守的理由，王化贞终不听，不时地加以驳斥或攻击。熊廷弼气急，又上疏：“请亟如抚臣约，乘冰急进，免使将士因不战而怨。并急罢官，以正臣‘摧战士之气、灰任事之心’之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
第三部分西平堡血战（3）
熊、王两人“终日争战争夺”，他们相互弹劾，进而发展到意气相加，举凡一方赞成，另一方必反对。反之亦是。结果，“刍粮腐于海滨，器杖朽于沙碛”，无人过问。熊廷弼向其他官员散布“抚臣不做实事，不说实话”。王化贞矢口否认：“何尝不说实话、做实事？”《明熹宗实录》，卷11。他们之间的严重对立，弄得下边将吏“掣于两难”，无所适从，“士卒疲于进退”《明熹宗实录》，卷13。，而“诸道将俱浮沉于战不战、守不守之间，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矣”。《明熹宗实录》，卷11。经抚不和，已闹到“通国皆知”的地步《明熹宗实录》，卷13。。
熊廷弼为人刚强、自信，好骂人，特别是不把那些权贵放在眼里，随意顶撞，引起他们的嫉恨。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相失，独喜王化贞，在他主使下，王化贞“所奏请无不从”《明史·张鹤鸣传》，卷257。，却不通知熊廷弼。他怂恿王化贞不受廷弼节制。熊廷弼上疏点名抨击张鹤鸣，说：“臣既任经略，四方援军宜听命于臣调遣。但鹤鸣竟擅自指令，不让臣知道。七月中，臣问兵部调军之数，已经两个月，至今不答复。臣这个经略有名而无其实！辽西的事只好让枢臣（指张鹤鸣）与抚臣共同承担吧。”《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张鹤鸣看到熊廷弼告他，心里非常痛恨。又有一次，那是前一年的事，大约十月间，张鹤鸣请敕廷弼出关守广宁。廷弼很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说：“枢臣只知经略出关可以镇定人心，其不知徒手无兵的经略一出，不是动摇人心更厉害吗？让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令经、抚协心同力，而朝廷枢臣就不应当与经臣协心同力了吗？”毛文龙夺取镇江的捷报传到北京，张鹤鸣上疏鼓吹进战。熊廷弼即传令诸将：“敢战渡河者斩！”这些话都深深刺痛了张鹤鸣，更加恼怒熊廷弼《明熹宗实录》，卷18。。这位兵部尚书对廷弼用人、处分、请示要事，都从中阻挠。
部署在广宁内外的兵力达十二万，均被王化贞所控制，而廷弼“关上无一卒”，不能行其志；王化贞本人行事，不请示经略，背着他直接报请兵部或皇帝《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御史江秉谦指出：“是化贞节制廷弼，而廷弼未尝节制三方也。”经略仅有虚名，无权决策谷应泰：《明末纪事本末补遗》，卷2。。广宁败后，难怪给事中周朝瑞等七人各疏劾张鹤鸣：“党王化贞而力为主战，令之不受经略节制；仇廷弼，而不与关上一兵，且挠其三方布置，封疆破坏，三人同罪。”《明熹宗实录》，卷18。但在当时，朝廷枢臣、科道官员多替王化贞说话，支持他所谓“一举荡平”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极力诋毁熊廷弼守定而后战的方针。甚至有人出于种种恶意诬陷他，布散流言，必置廷弼于死地而后快。廷弼毫不示弱，往往以愤激的语言逐个驳斥，因而又招来更多的攻击。刑科江西员外徐大化劾廷弼，指责他“受国厚恩，不思与虏战，而日日与庙堂舌战、笔战”，将来必“败坏辽事”《明熹宗实录》，卷13。！
熊、王纷争，朝廷内外差不多都卷进去了，“年来议论纷嚣”，“即争经抚章疏如山”《明熹宗实录》，卷15。！正值内外为经抚不和哄哄然之时，阉党魏忠贤得势，佞臣大学士叶向高执朝政。他是王化贞的“座主”，自然是站在王这一边的。他支持王化贞不受熊的节制，并向皇帝上疏，称：“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明熹宗实录》，卷12。除少数人敢于支持熊廷弼的主张，大多数都随叶向高斥廷弼，公开鼓励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王更加有恃无恐，处处与熊对立。廷弼气急难忍，愤愤地说：“诸位大臣能容我封疆之臣则容之，不能为你们门户所容就斥退，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臣来围困我呢！”他向熹宗哭诉：“照此下去，臣今无望矣！”《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熊、王抗争发生后，廷臣和熹宗皇帝都试图加以调解，直至申斥。但事情越闹越大，两人的矛盾毫无缓和的迹象，连熹宗也制止不了，只好委托兵部召集大小廷臣，研究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一日在中府召开，由张鹤鸣主持，共八十余人参加，就经、抚的去留问题，每人都表了态，却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最后，张鹤鸣将会议结果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凡意见相同的，各归为一类，分别写上赞同者的姓名，交皇帝裁决。其中主张经抚两臣“竭力辽事，功罪一体”的，有三十四人；主用抚臣、许以便宜行事的，有周如盘一人赞成。史弼周等十人主张责成两臣各分任其事。有八人提出，专责抚臣，还有兵科蔡思充等九人，要求把熊廷弼调离，另行安排……总共有十五六种方案，意见纷出，莫衷一是，明确表示将王化贞与登莱巡抚互换，而留下熊廷弼主持大计的，只有徐扬先一人。多数意见，包括张鹤鸣、王在晋这些重要人物在内，都偏向王化贞，力主留王而去熊，要求皇帝赐王以尚方剑，加职衔，必肯用命任事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熹宗阅后，批示吏兵两部共议，于经略与抚臣中选用一人，专任辽事，另一人调出别用。经议，拟留王化贞，对熊廷弼“斟酌推用”。还没等最后作出裁决，后金已大举进兵，他们感到“临敌易将，必误军情”，遂罢议，宣布仍以两臣协心共事，责以功罪一体《明熹宗实录》，卷13。。
第三部分西平堡血战（4）
自攻下辽阳后，努尔哈赤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进攻广宁的备战。天启二年正月，从春节前后就开始向海州、牛庄一带调兵，共五万人马，分作三路进兵：一自柳河（辽宁海城市附近），一自三岔，一自黄泥洼，“联木为伐，乘流至狭处渡河”。谈迁：《国榷》，卷85。努尔哈赤本人和部分将领从黄泥洼（辽阳西，太子河畔）乘船，顺流而下。行军一日，次日，即十九日，宿于东昌堡（海城市牛庄南）。此地位于海州西，辽河东岸。努尔哈赤经鞍山驿（鞍山旧堡）、牛庄到达这里。自牛庄抵广宁二百余里，朝鲜使臣麟坪大君亲经这条路线，写道：“大野泥浓（泞），唐朝所谓‘辽泽’，霖霾则陆地成舟，以是川旅不通。”据他所见，“周回顾望，野天一色，四际无山，浩浩荡荡，恍如乘船大海中。”［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燕途纪行》，卷6。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地面结冰，否则后金步骑寸步难行。
二十日，努尔哈赤至辽河，此段为太子河、浑河、辽河“合流于此”，故称三岔河［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燕途纪行》，卷6。。所说大军“至狭处渡河”，即选在三岔河渡口。此处为广宁战略要地，久有“驻三岔，则寇不能东渡”之说，以前议边守广宁，皆重三岔河之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但守御颇难，河宽不足七十步，“全不见惊涛怒浪”，“盈盈一水，一苇可航”。沿河一百六十里，最浅处如黄泥洼、张义站已在后金的占领之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5。。柳河在三岔河之南，河西岸就是西平、镇武诸堡，驻有大量明军，欲取广宁，必先翦除其羽翼，孤立广宁而后取之。这是努尔哈赤的一贯军事指导原则，如砍大树，先从两边砍，然后不砍自扑。因此，欲先灭明有生力量，必扑向西平诸堡。努尔哈赤第一次派人侦察，首先来这里察看地形。在进攻之前，明哨卒已侦察到后金集结部队于海城——牛庄一线。这进一步证明后金的主力是在三岔附近，当无疑问。其余两路是在黄泥洼与柳河渡河。从渡河后的后金兵的调动，进一步看清努尔哈赤的战略意图：不直接攻广宁，而攻击其前哨西平诸堡，引诱广宁兵南来，至旷野处，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把它歼灭。这就避免后金兵在坚城之下被动挨打。
二十日清晨，后金拔营，推进至河边，五万人马开始渡河。王化贞部署的防河兵见势不妙，掉头逃跑。后金前哨健卒猛追二十里，直追到西平堡为止《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3，载明兵逃入沙岭。此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在后金正往辽河东岸集结兵力时，王化贞为实现他的战略，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兵马，准备渡河出击。后金兵临河西渡，势在必行。王化贞错误地估计他们不敢渡河，甚至打算令部将罗万言带些哨卒过河“诱之来”，然后以精锐骑兵袭击，必给以“大创”。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被众将否定，才作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与此不同，从一开始，熊廷弼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的防御方针《明熹宗实录》，卷12。
，坚持固守广宁，集中兵力于一处防守，“相度城外形势，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当年徐光启曾向熹宗建议：“广宁以东一带大城只宜坚壁清野，整理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一城坚守，彼必不敢蓦越长驱，数城坚守，自然引退。”这就是“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明熹宗实录》，卷5。这些见解与熊廷弼大致相类。其次，后金攻镇武，明兵“勿轻战”，它也不敢越镇武而取广宁，即使越过，镇武与闾阳两处明兵就抄它的后路。熊廷弼提议总兵刘渠、高出守镇武；祁秉忠、胡嘉栋督闾阳。但王化贞坚持“驻兵河上”，还要在西平、柳河等堡“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坚决反对，指出“兵分则力弱”，是“自弱之计也”。他认为，这些地段或要津，只宜设游击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如西平诸处，则“只宜置戍兵”，作为哨探与报警之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王化贞根本不予理睬，仍在河上设“防河兵”，还命副总兵罗一贯（或写作贵）以三千人守西平《明史·罗一贯传》，卷271。。不久，战事的发展就证明兵分力弱，被后金以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吃掉。
西平、镇武、西兴、西宁、平洋诸堡都在广宁东或东南，这些堡镇彼此相距很近，互为声援。它们是明代防边的军事哨所。闾阳在广宁西南侧，去西平各堡亦不甚远，从几十里到百余里不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
后金兵一过河，就直扑兵力单弱的西平堡，先攻南门，参将黑云鹤不听劝阻，出城迎战，被逐回。次日，二十一日，他又出战，被斩于城下。其时，后金兵蜂拥而至，五万多人马将西平堡重重围住，战车、云梯、铁钩等攻城器具都推出阵前，准备大举攻城。指挥攻城的李永芳先派出一名使者，举着旗，来到城下，招罗一贯投降，说：“我们知道罗将军是个好男子汉，快投降吧，愿与将军共享福贵！”罗一贯站在城楼上，大骂李永芳：“逆贼！朝廷何曾亏待你，为什么要叛变？你难道不知道我罗一贯是个忠臣义士吗？”他也举起一面旗，招呼李永芳投降，喊道：“逆贼快降，免你一死！”李永芳大怒，下令攻城。罗一贯指挥若定，凭城固守，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只擅长使用弓箭的后金兵密布在城的四周，成为炮火准确的轰击目标，每一炮弹落地，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轰响，后金兵即倒下一片，死伤累累，没过多长时间，城下积尸几与城平！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眼看有三次将要破城，三次又被打退。激战中，一矢飞来，正射中罗一贯的一只眼睛，难忍的疼痛使他丧失指挥的能力，但兵士们仍然人自为战。火药已用完，矢石也用尽，但援兵不至。西平堡陷入绝望之中《明史·罗一贯传》，卷271。
第三部分西平堡血战（5）
战斗进行到中午，后金兵看到城里突然停止轰击，矢石亦中断，便迅速地推出战车，进至城下，竖起云梯，人如潮水般一拥而上。西平陷落了。罗一贯决心以身殉国，他面朝南——京师的方向——拜了一拜，不胜悲愤地说：“臣力枯竭，城失守了！”说完，举起佩刀自刎而死。都司陈尚仁、王崇信也同罗一起自刎殉国。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各条巷子里，拼命肉搏，到处是血肉横飞，尸积累累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守城的三千明兵全部被歼，全城血洗一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载明守将罗一贯及兵一万俱被杀。。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兵损失很重。据明官方报道，说后金兵死伤六七千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这个数字多少有些夸大，但可以肯定，实际伤亡是比较接近这个数字的。
西平堡刚被攻破，后金兵还未及清理战利品，已经发现大队明兵正向这里移动。原来，这是王化贞与熊廷弼派来的援兵。后金围攻西平时，熊廷弼已在右屯，闻讯，立即发令箭督王化贞援西平，还说：“你平时说的大话都哪里去了？”他只好令刘渠尽撤镇武兵前去解围。他还听信心腹孙得功的主意，“尽发广宁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与祖大寿一起会同守御闾阳驿的祁秉忠所部，共三万余人，欲解西平之围。孙得功原是贺世贤的部下，明降将“驰书得功约内应”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孙得功暗中已降，便预谋利用援西平之机，想方设法促使明兵失败。
后金兵发现明援兵后，努尔哈赤迅即下令整队迎战，发起攻击。这时，孙得功挥军分左右翼，让刘渠上阵，他则退到阵后，刘渠刚与后金将领交锋，他大喊：“兵败了！败了！”一边喊，一边策马急驰，冲出阵先逃，副将鲍承先紧随其后逃去。明兵见主帅已逃，一哄而散，四面溃退。正在交战的刘渠不明原因，听得阵后哗然，无心恋战，拨马而走，随溃兵奔逃。后金兵乘势追杀，至沙岭（广宁南，西平附近）大肆围歼明兵。努尔哈赤亲临战场指挥，“与川兵交战”，还动用枪炮攻打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明兵早已溃不成军，任其屠杀。在乱军中，刘渠的马蹶倒，把他掀翻在地，被后金兵杀死。祁秉忠身中二刀三矢，幸被家丁救起，扶上马，冲出重围，行至中途，伤重而死《明史·罗一贯传》，卷271。。镇武堡副将刘征在重围中冲杀，中箭落马。刘式章身中一箭，从臀部穿过，把他“钉于马鞍之上”……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明援兵三万余人在沙岭全军覆没，加上后金兵的死亡数，更不知有几万人丧失了生命！
清兵入关不久，距沙岭之役已二十多年，朝鲜麟坪大君作为使臣首途北京，路经此地，亲眼看到“白骨颓藉”，触目皆是［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燕途纪行》，卷6。。到康熙时，沙岭一带，到处还有“白骨纵横沙草间”。有一和尚，法名心月，不忍看惨死的兵士的遗骨久抛荒野，募集资金，制塚掩埋。他用募金雇人捡骨，每天不下数十人，骨已捡完，但雨后，“复累累徧野”。将近十年工夫，“寒暑无间”，始将遗骸捡尽，分别安放到三座大塚里掩埋。塚高三四丈，周围二十余丈，人皆称“万人塚”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我们不难想见当年沙岭之战的激烈程度，双方伤亡之多！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1）
后金在西平、沙岭大败明兵，首开进军辽西的胜利纪录，那些被遗弃在荒原峻岭的数以万计的明兵尸体，显示了它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这一胜利无疑为努尔哈赤实现此次用兵的战略目标——夺取广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但他并没有立即进军，因为他还不敢轻易相信孙得功真心投降，就令部队屯驻沙岭，遣游骑哨探消息，静观广宁之变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原来孙得功已暗中约降后金，预谋回广宁擒获王化贞，与广宁城一起献给后金。努尔哈赤很愿意兵不血刃地得到这座辽西重镇。
还在后金兵渡辽河时，消息一传到广宁，全城士农官民多逃出城，避难于山中。西平与沙岭败后，孙得功等逃回城里，和他的党羽公开散布说：“敌兵快到广宁城了！”人们更加慌乱，街市喧嚣，城门紧闭，不少士兵自城墙缒下逃命，很快广宁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孙得功和他的党羽一面煽惑人心；一面封闭府库及火药库，准备迎接努尔哈赤进城谈迁：《国榷》，卷85；参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
巡抚王化贞还蒙在鼓里。二十二日晨，他刚起床，正阅读军书，外面发生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突然，参将江朝栋未经允许，擅自闯入他的卧室。王化贞大怒，厉声呵斥。江朝栋顾不得礼仪，急上前拉住王化贞，大呼：“情况非常危险，快走！快走！”王化贞顿时吓得不知所措。江朝栋挟起他就往外走，径直奔马厩牵马，但马已被叛兵窃去，幸亏还有忠于他的将领送来七匹马，江朝栋把他扶上马，二名家人徒步跟随，还有行李四箱，用二峰骆驼驮着，匆匆朝城门赶去。
这时，城门已被叛兵把持，上前阻止王化贞逃跑，喊道：“你不能走！”说着，动手夺了一峰骆驼。王化贞说：“此皆往来书札，并无其他东西。”叛兵打开箱子，确无财宝，于是殴打王化贞和他的从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正打得不可开交，江朝栋率数十人赶到，挥刀乱砍，把乱兵驱散，保护王化贞出城，遂弃广宁不守，踉跄西奔。辽东巡按方震儒还在城内，尚未起床，等他听说王化贞已逃，也慌慌张张单骑西逃。
王化贞一行，逃经大凌河（辽宁锦县），正遇上熊廷弼熊廷弼与王化贞逃亡相遇之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与《三朝辽事实录》载遇于闾阳；《国榷》载为前屯；唯《明史》与《明实录》载为大凌河，今从此说。。他听到西平、沙岭惨败的紧急报告，忙引五千兵马，离右屯入援，驻闾阳驿。监军许慎言曾力劝救广宁，计擒叛将。佥事韩初命反对此议，力阻去广宁。熊廷弼竟率众退还，行至大凌河，才巧遇王化贞。他一见熊廷弼，不禁哭了起来。廷弼冷笑一声：“六万军一举荡平辽阳，现在怎么样？”化贞羞愧不能答，略停了一会儿，提出如何守卫宁远及前屯。廷弼没好气地说：“哼！都晚了。你如不受骗出战，不撤广宁兵去镇武，当无今日之败！此时，正是兵溃之际，谁还肯为你固守？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护百万生命入关，不被敌人掳去，也就够了。”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他把自己所率五千人交给王化贞指挥，负责殿后，他与韩初命等引领百姓进关。在撤退过程中，熊廷弼下令清野，尽焚明军与地方官府的仓储物资与设施《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从王化贞弃广宁，到决策全面撤退进关，且不说王化贞如何懦怯，未见敌人的影子，拔腿就逃，就以熊廷弼而言，也有两大失误。一误于未能迅速而果断地勇赴前敌，坚守广宁，而在广宁处于危险的境况时，听从了韩初命的意见，没有前去援救。可以相信，以他当时的威望和权势坐镇广宁，是可以稳定军心民心的，不致溃乱得不可收拾。连王化贞在丢弃广宁后给皇帝的奏疏中也承认，他弃广宁前，城内守军尚有一万六千余人，“守御之具甚设，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假如廷弼入城，以所带五千人协守全城，再集中各路散兵，也可达三万以上，是可以坚守下去的。当然也就不会发生王化贞弃广宁的严重后果。但熊廷弼计不及此，是畏敌，还是有意看王化贞的失败，大抵两种因素兼而有之。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再误于他丢弃关外，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如果说，王化贞的错误仅是丢弃广宁不守，那么熊廷弼的错误则是丢弃河西给后金，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东大门暴露于敌前，从而将京师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熊廷弼并没见后金一兵一卒，居然闻风而退，不敢停留关外！当时，虽然失去广宁，在辽西还有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多处要塞。只要稍加整顿，作固守之计，是可以抵挡住后金的攻势的。数年后，袁崇焕孤军守宁远，打退努尔哈赤，就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例子。还有一个地理上的优越条件，以上诸处要塞彼此相距很近，远者百多里，近者才几十里，更便于互相应援，况且离大本营山海关近，随时都会得到接应。但熊廷弼虑不及此，竟轻率地作出决定，放弃河西大片土地，军民一体撤出关外，并把明在这个地区的储积付之一炬，使朝廷遭到严重损失。这一严重失误，确是熊廷弼自取杀身之祸，而辽西人民的灾难亦随此次战争所肇始，熊廷弼妄断撤退，则加剧了这一灾难的程度。蓟辽总督王象乾向朝廷报告了兵马溃退的凄惨景象：“日来援辽溃兵数万，填委关外，遍山弥谷，西望号呼者竟日达夕。逃难辽民数十万，隔于溃军之后，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天动地……”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兵民陆续至山海关，守关将吏唯恐有后金“奸细”混入，“闭关不纳者三日”。二十六日，熊廷弼抵关，说明情况后，才将他们放入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接着，王化贞、高出、胡嘉栋等也先后进关。唯有兵备道参政高邦佐独自赴松山（辽宁锦县松山乡），长叹：“不能存广宁，何颜入关！”他决心以身报国，自缢而死《明熹宗实录》，卷13。。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2）
王化贞逃跑后，孙得功和他的同伙千总郎绍贞、陆国志、守备黄进等把守城门，控制了广宁城。二十三日，孙得功派七人前往努尔哈赤驻地西平，迎请后金兵进城。努尔哈赤赏给来人银两与信牌。
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开赴广宁。孙得功与黄进等率士民出城东三里望城岗，他们打着旗，撑着伞盖，抬龙亭，备轿子，吹奏鼓乐，迎接后金兵进城。努尔哈赤先令八旗诸贝勒与李永芳“同至广宁，扎营教场，使人搜城毕”，他才放心地骑马进城，至明巡抚衙门即王化贞办公之处下马，作为他的临时行宫《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3，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后金兵不战而得广宁，距王化贞逃走时间仅隔两日《明熹宗实录》，卷13。。清崇德六年（1641年），汉官石廷柱曾总结以往的经验时说：“当年沈阳得，而沈辽随破；沙岭捷，而广宁随之。”《清太宗实录》，卷56。这是说，沙岭决战，消灭明军精锐，广宁传檄而定！
后金占领广宁后，环广宁周围各堡也不战而降。计有：
平洋桥守堡闵文龙、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锦州中军陈尚智、铁场守堡俞鸿渐、大凌河游击何世延、锦安守堡邓登、右屯卫备御黄宗鲁、团山守堡崔尽忠、镇宁守堡李诗、镇远守堡徐镇静、镇安守堡郑维翰、镇静堡参将周元勋、大清堡游击阎印、大康守堡王国泰、镇武堡都司金励、刘式章、李维龙、王有功。
还有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夷、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兴、盘山、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定等，共四十余堡镇及其将吏所属百姓，皆入后金的掌握之中以上各堡，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有明一代，先防蒙古，后防女真（满），沿边大修长城、边墙、台堡，列兵戍守。“辽左至山海关直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明季防边旧制也。”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朝鲜人进一步证实：关外各重镇之间，每三十里置一堡，每五里置一墩，“极目旷野，绝峰迢递，墩台森罗，纵横于东西”。在两墩之间又筑长墙，“墙上植木栅，以防（后金）豕突。”［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燕途纪行》，卷6。堡是明军防边的一个军事据点。广宁周围的堡台，大多修于明中叶。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按山东御史徐洛勘报辽东广宁、宁远等处修筑墙垣、墩台工竣”。《明世宗实录》，卷353。堡以下为台，每堡辖台若干，属军事哨所性质，原为五里一座，至嘉靖时，又于每两座之间增设一座《明世宗实录》，卷523。。明所修堡台及报警的烟墩，密如蛛网，“棋布星罗，千里相望，沿边诸山顶亦处处有之”。“明季防边至周且备，不知费几万万金钱！”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朝鲜也为之感叹：“中华物力殆非斗筲所可量测也”。［朝鲜］麟坪大君：《松溪集》，卷6。但与后金（清）战争开始以后，这些数以几千计的堡台烟墩组成的防御体系很快被冲垮，一个个堡台都成了后金轻而易举的攻击目标。
努尔哈赤为得到广宁而允许八旗将士休整十天，打算继续向西进兵。大军行至中左所（辽宁锦县县境），距广宁城有百余里，沿途所见，满目荒凉，人烟断绝，途经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镇，几无所得，就返回了锦州。这时，努尔哈赤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广宁西的义州（辽宁义县）地处冲要，不仅对巩固广宁，尤其是对进兵辽西不失为一交通枢要之地。他当即派二子代善、八子皇太极领兵取义州。驻守此城的明将不听招抚，闭门拒降。代善与皇太极兄弟下令攻城，经过八个多小时的战斗，城被打破，守城的三千明兵全被歼灭《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5。。努尔哈赤授孙得功为游击，隶镶白旗，统辖归降的明兵，移驻义州《清史稿·孙得功传》，卷231。。
努尔哈赤夺取了广宁，招抚了这一地区的各镇堡和百姓，是继辽沈大战后的又一次巨大的胜利。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特令他和诸王贝勒的后妃妻妾都来广宁庆贺他所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辉煌战果。福晋们于二月十一日从辽阳出发，十四日抵广宁。努尔哈赤举行盛大的宴会、庄严的仪式，在这里度过了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
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王贝勒统兵守广宁，他和福晋们悠然返回都城辽阳。至此，努尔哈赤发动的广宁之役，自正月二十日渡河始，仅二十余天，即告胜利结束。到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全部运完广宁的战利品，放火焚城，“尽成灰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努尔哈赤下令撤离广宁、义州等城，守军全部返回辽阳。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对后金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经过这次战役，后金突破了明朝的辽河防线，打开了争夺辽西的新局面。广宁是辽西重镇之一，西与明朝、北与蒙古为邻，这就为后金进攻辽西、征服蒙古提供了一个前哨基地。后金夺占广宁地区，“尽驱锦（州）、义（州）百姓渡河东去”《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8。，从而获得大批人口、牲畜和金银布疋、粮食等物资，进一步充实了它的实力。尤其是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又一次显示了这个新政权的生命力，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它能否维持下去的怀疑，在政治上达到巩固的目的。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3）
明朝失掉广宁，影响深远，对它的统治不啻击一猛掌！有广宁在，尚可表示辽西完整，恢复辽东有望。而一经失去广宁，实际上就是丧失辽西，亦即丧失整个辽东，这等于断去京师的一条肩臂，其危险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广宁弃守后，改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指出：辽东局势，“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原）、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至于山海关，此后再无一步可退。”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明失守广宁的严重性正在于此！除此，它在物资上的损失也令人痛惜不已。据兵部题奏：此次全国援广宁，“调兵十数万，转饷二百万，发帑数百万，器械、火药、盔甲、鞍马、头畜、刍粮数十万，尽付于奴酋！而四方驱车驰马，海运陆输，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静言思之，愤懑欲死，惭惶欲死……”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一句话，明朝呕心沥血鼎力维持辽西残局，所作一切努力尽付东流。自抚清交战，至宁远战之前，八年间，“竭四海九州之物力，不能成尺寸之功”《明熹宗实录》，卷64。，它投入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全部转入后金之手！
四、熊廷弼、王化贞被逮
熊廷弼与王化贞作为朝廷一度最信赖的封疆大吏，专主辽西战守。朝野曾寄予厚望，特别是熊廷弼的才望更为人们所推重，以为他经略辽西，一定会使局势转危为安，有一个明显的起色。但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弃守广宁，并从辽西大溃退，拱手将辽西让给后金。这一严重事件，朝廷为之震惊。按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国法难容”。《明熹宗实录》，卷14。前有经略杨镐三路丧师，已正典刑，如今到自己头上，熊、王很清楚他们应得的处分。广宁一弃守，王化贞马上疏奏：“本职席蒿待罪”，“罪应万死”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卷8。。熊廷弼说得更为恳切，他于二月二日自山海关上奏，即表示自己“辜负圣恩，已在不赦之科矣。臣回关之日，拟即槛车赴阙，以候诛戮”。他要自入囚车进京，等候处死。眼下他正同有关官员安置自关外逃来的六七万乱军和数十万避乱难民，一经安置妥当，他就“奔趋藁街，愿以身明白受法”。他的这番话，仍不失敢作敢当的气概。熹宗批复：封疆失守，熊廷弼不能推卸罪责，姑且准予“戴罪守关，立功自赎”。《明熹宗实录》，卷14。看来熹宗还给他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熊、王两人在山海关以“自赎”的态度，实心任事，颇为用力。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简单结束。明统治集团内部，出于不同派别的利益，或出于个人的私怨，纷纷追究起熊、王失疆的责任来。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允首先发难，奏请惩治熊、王及高出、胡嘉栋等人罪。熹宗放过熊、王，让他们“戴罪候处”。高、胡二人在辽沈之战时为逃将，此次又逃，令“锦衣卫拿解来京”《明熹宗实录》，卷14。。接着，二月十一日，大理寺少卿冯从吾、太常寺少卿董应举、太仆寺少卿何乔远三人联名上疏，要求逮捕熊、王，“以申国法”《明熹宗实录》，卷14。。十三日，熹宗批准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家听候处理《明熹宗实录》，卷14。。但他不愿回家，担心一离京师，受到政敌攻击，加罪于己，他留京可以随时辩驳种种不实和诬陷之词。
西平、沙岭惨败，广宁弃守，辽西溃退，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都负有责任，但两人负罪性质和轻重程度不尽相同。熊廷弼从家乡起用为经略，抱着以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为榜样的志向，决心为安定国家边疆建立不朽的勋业。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不同于汉代，跟他一起共事的那些人远不是汉代的明君贤相。他与王化贞及其支持者的深刻矛盾，使他的抱负与战略部署无法实现，多年已建树的功勋甚至生命竟毁于一旦！
熊廷弼为人刚直不阿，树敌很多。他身居经略高位，受到皇帝宠信时，很少有人敢与他公开对抗。当辽西兵败，大批反对或仇恨他的大小廷臣幸灾乐祸，额手称庆。他们打着为国分忧的旗号，假充公允，纷纷出来评论辽西战事，袒护王化贞，一意打击熊廷弼。一向与他作对的张鹤鸣力毁诽谤，公然说：“化贞功罪相当，廷弼有罪无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多数人以当初“经抚功罪一体”之约为根据，要求一体处分。如，陪都南京十三道御史王允成等也联名上疏，认定“经抚同罪，国法不可不正”。《明熹宗实录》，卷6。开始，熹宗对熊、王两人是区别对待的。但熹宗一想到熊廷弼辜负他的厚望，失城丧地，心中着实痛恨，而他又在群小日进谗言的煽惑下，就采取第一个步骤，将熊廷弼革职、听候处分。个别阁臣如蓟辽总督王象乾还有“怜才”之意，也有的阁臣请求留用熊廷弼，说此人“似胜王化贞”。熹宗很生气，说：“熊廷弼走得快，果胜外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以后，再也无人敢建议留用。显然，形势变得对熊廷弼很不利。广宁失守后，正是阉党猖獗之时，他们根本就厌恶像熊廷弼这样不亲权贵、敢于抗违他们意志的人。因此，他们借机谋兴大狱，严厉处罚熊廷弼，以震慑和沉重打击朝廷中正直的人们。于是，他们在“功罪一体”的掩饰下，审理熊、王“封疆失守案”。
四月，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组成三法司，会审熊、王。熊廷弼作为“罪人”，不得不跪在三法司面前，但一跪就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几分不服气的口气大声地说：“我起自田间，复任经略，原议是让我驻山海关，并无驻广宁的片字决定。广宁失守，罪在王化贞！”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4）
左都御史邹元标厉声驳斥：“失地丧城，功罪一体，你是难以辞掉责任的！”熊廷弼对“提审”他提出异议。邹元标接着说：“本职屡奉明旨，内云‘提审’，又有‘确审’字样，你竟然不理！今日必须进刑部，是非自明，你不必抗旨，否则，反得罪于朝廷。”
熊廷弼不服，辩解说：“我奉明旨‘听问’，不是‘送问’，写得明明白白，怎能将我下狱？”
两人争论多时，刑部尚书王纪接过来说：“你不肯进刑部，就叫锦衣卫旗尉陪你暂到天仙庵住一日，我们上奏皇上，请旨裁决。”
事已至此，熊廷弼深知分辩无用，所谓“旨意”，还不是由他们拟定！于是他改变主意，自请皇帝下诏逮捕他。
审完熊廷弼，邹元标、王纪都带着客气的口吻说：“请过王巡抚来。”
王化贞一进大堂，就“长跪痛哭”，说：“我苦唯有自己知道，一言难尽！”说着，从袖里取出一封信送上。
邹元标、王纪都说：“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过，将来一定还有在朝班之日！”安慰了一阵，也没细审，就都站了起来，与王化贞“一躬而散”以上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
事后，熊廷弼上疏，申诉三法司未定罪而先把他送狱，未奉旨意而先让他赴狱。他要求三法司按照对待罪之人之体与朝廷待大臣之体对待他。他的申辩不但没得到好结果，相反更激起这些人对他的嫉恨。朝廷中也不乏敢于仗义执言之人。御史江秉谦几次上疏，弹劾张鹤鸣的罪过在熊、王之上，同时还为熊廷弼辩护，遭到熹宗申斥，调离京城，放外任，夺俸一年半。给事中刘弘化也持此意见，受到夺俸三个月的处分《明熹宗实录》，卷14，卷15。。为熊廷弼辩护的人很少，案子全掌握在反对他的人手中，终于把他同王化贞定成死罪。四月七日，宣判了对熊、王的处理。这里，不妨将此宣判书原文抄录如下：
奴酋猖獗，辽阳失陷，拔化贞于监司，起廷弼于田间，畀以军旅，重任二臣，被非常宠遇，宜同心戮力，誓灭此而朝食。不虞其相闹一场，河西拱手送奴，竟以一逃结局也。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阅月，人谁不怜之！但朴实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指联络蒙古以攻后金）；用间而反为间用（指策反李永芳，反被后金利用）。叛逆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声声立战；贼尚在百里之外，而弃广宁如敝屣，匹马宵遁，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
若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辽存，去辽而辽亡，关系匪轻。再起经略，赐剑赐蟒，侑以金帛，饯以九卿，受此异数，何以仰答眷宠？迨其初出春明，即邀有控扼山海之旨，议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抵关以后，虽言我兵不宜浪战，西虏不足尽信，永芳降情之叵测，广宁人心之不固，语语若持左券。其刚愎之性，虚骄之气，牢不可破，以争毛文龙功罪一事，开衅化贞。水火之形既分，玄黄之战遂力，笔锋舌枪，相寻不已。守备之计，等闲置之，虏骑一来，错愕不知所出。飞檄催战，盖曰：胜可以成吾之名，败亦可以验吾之言也。不知封疆大臣破坏封疆，国有定律，百口何辞！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将来此段文字录自《明熹宗实录》，卷16。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亦载此文，内容同，只数处文句彼此稍异。。
这份判决书写得颇为动人。归纳起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肯定了熊、王两人的各自长处，还不是因为判成死罪而一笔抹杀。其次，宣扬皇上给予他们的崇信与宠遇，而他们却辜负皇上的圣恩，失地逃命，罪在不赦。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两人的功罪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判决书说王化贞有忧国、报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能。他误信孙得功，中反间计，最后弃广宁，是很痛心的。他的失败，一句话，是才能不足，不懂军事所致。而熊廷弼论才气、魄力远在王化贞之上，但他出关前就无意守广宁，也无真心守河西。他的失败，不是才能不够，而是他抱的思想不正确，甚至以战守当儿戏，与王化贞意气用事，盛气凌人，品行不端，等等。稍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判决书厚王化贞，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对熊廷弼则含讥讽诋毁之意。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确是竭力救援王化贞，但他丢弃广宁，不见敌人却捷足先逃，这个罪行是无法掩盖的，他们爱莫能助，只得按国法忍痛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也不能放生熊廷弼，以“功罪一体”之约，让他“陪死”，来表示他们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最后，还有一点，朝廷当权者把广宁之败完全推给了熊、王，对于其中一些枢臣如张鹤鸣等人处处破坏熊的战略、不断挑拨和加剧熊王的矛盾造成的严重失误和后果只字不提，毫无追究之意。事情很清楚，熊、王两人被他们当成了替罪羊。
熹宗皇帝批准了这份判决书《明熹宗实录》，卷16。。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5）
熊、王虽被判为死刑，并没有立即执行。开始，“当事者亦无意即杀”谈迁：《国榷》，卷87。，特别是对王化贞更无意处死。三法司审判的时候，已向王化贞许愿，不久还会恢复他的官职，得立“朝班”之中。因此，他们两人长时间被关押在狱中，迟迟没有处决。
但是，随着朝廷内部党争日趋激烈，身在狱中的熊廷弼也受到牵连，竟加速了对他的处决；王化贞因而也长期监禁，没能实现原先的预谋。
熊、王入狱时，朝野正掀起反阉党专权的斗争。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率先奋起，上疏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大小九卿及南京陪都各部科道等官都上疏，弹劾魏忠贤，凡七十余章，其中诸如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太仆寺少卿周朝瑞、武库员外郎顾大章等，都是攻击魏氏最猛烈的人。昏庸的熹宗宠爱魏忠贤，对群臣交章揭露“概置不听”《三朝野记》，卷2，天启四年六月。。阴险狠毒的魏忠贤怀恨在心，与其党羽冯铨、霍维华、杨维垣、李鲁生等谋兴大狱，血腥报复。他们就从杨涟等为熊廷弼辩解入手，视为一党，刻意打击。魏忠贤等人诬告杨涟揭发他的二十四大罪的疏稿出自熊廷弼之手；诬称杨涟等受熊廷弼重贿，为之开脱罪责；还指控周朝瑞“十日四疏”替熊申救、顾大章则说熊值得同情；指责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等等罪名纷纷而来，魏忠贤把他们打成一党，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投入监狱，严刑拷打，惨死于狱中《三朝野记》，卷3；参见谈迁：《国榷》，卷87。。同时，魏忠贤一伙必欲尽快将熊处决，否则他们陷害杨、左等人的阴谋就会败露。
熊廷弼原有一部将，名叫蒋应旸，曾去监狱看望他，被魏忠贤控制的特务机关东厂发现，将其逮捕，搜出一本《观音经》，书后有图谶数语，定为“妖言”，诬告他挟此“入狱营谋”不轨，因而被斩首谈迁：《国榷》，卷87。参见《明熹宗实录》，卷57。。他们杀害蒋应旸的目的，还是给熊罗织罪状，以便尽速处决。此事刚了，又编造了所谓《辽东传》的谎言。这是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的事。二十一日这天，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五人侍讲毕，冯铨从袖中取出一部带有肖像的《辽东传》，当面呈给熹宗，五人一口咬定，说：“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辽东传》出自袖中者为丁绍轼。不确，实出自冯铨袖中，详见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所记与《明史·熊廷弼传》吻合。其实这部《辽东传》并非熊廷弼所作，而是冯铨为报私仇，私作此书，托名熊廷弼，以激起熹宗之怒《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明史》、《明实录》等书皆不载所谓《辽东传》系何人所作。据《两朝剥复录》载，实为冯铨所作，盖此事实出自当时实录。又，《三朝野记》，卷3，亦记有冯铨欲杀熊之企图。。果然，熹宗读后大怒，对熊廷弼顿生杀机。这时，又有阉党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上疏，再激熹宗发怒，于是下诏立即处决。
二十五日，魏忠贤召集阁臣，策划如何处决熊廷弼。他顾虑熊廷弼统兵日久，部下将弁与他同心，害怕处决之日激变成乱。商量了一上午，还没定下来。中午已过，阁臣黄立极出了个主意：“夜半片纸了当之！”所说“片纸”，即用皇上的名义，写一道命令，半夜时秘密处决了事。一句话提醒了魏忠贤，就依黄立极的主意行事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2。，由魏忠贤出面，假借皇帝的名义，发下一道“谕内阁”的旨意：
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间，授以经略，赐之尚方，赐之蟒玉，宠极人臣，义当尽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官，荐袁应泰而辽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以擢发数！
迨三尺莫逃，百计钻求，其最甚者，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顾大章议其罪属“可矜”，而又转托奸徒汪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杨涟、左光斗之幕，嘱令贻书求解。诸奸受贿，动以万千，安问祖宗疆土与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将杨涟等置之不理。
顷八月二十一日，于文华殿讲毕，卿等五员“卿等五员”，即指顾秉谦、周如磐、黄立极、丁绍轼、冯铨。呈到外间刊行之有像《辽东传》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廷弼藉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周洪谟形于章疏，宜亟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人之愤！卿等可即传示刑部衙门，著便会官处决了，以为人臣辱国偷生、罔上不忠之戒此段文字录自《两朝剥复录》；《明熹宗实录》，卷57，25～26页亦载有全文。。
第三部分后金不战取广宁（6）
魏忠贤目不识丁。自然，这道谕旨为他的党羽阁臣所拟。此文把熊廷弼说得一无是处，罪大恶极，甚至把全国动乱的责任全推到了熊廷弼身上。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天半夜关于熊被处死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明熹宗实录》、《国榷》记为26日，《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为28日，《明史·熊廷弼传》则有月无日。但《两朝剥复录》与《明季北略》记为25日，尤以前者考定精确，且与《明实录》等十分接近，因为处决为“半夜”，亦可算到次日即26日。，“中贵捧驾帖至”，掌管提牢的山东司主事张时雍命狱卒把熊廷弼骗出来。他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从容地洗漱完毕，整理衣冠，从室内走出，说：“我是朝廷大臣，必须拜见圣旨，岂能草草了事！”他行至厅堂，正想要说什么，张时雍迎上前，说：“芝岗（廷弼号），失陷封疆，应得一死，你还有什么话说？”熊廷弼默然不语。张时雍发现他胸前悬挂一小袋，就问：“袋中何物？”熊廷弼说：“辩冤疏！”张时雍带着骄横的语气说：“你没读过《李斯传》吗？囚徒怎能上书！”熊廷弼轻蔑地说：“这是赵高说过的话！”
张时雍无言以对，熊廷弼也不说什么，从袋中取出疏稿，委托他转呈皇上，当即作绝命诗：他日傥拊髀，安得起死魄。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从容就戮《两朝剥复录》：“廷弼虽弃市，实非西曹，乃以夜半杀之狱中，次日（26日）托言弃市耳。”又，《启祯野乘》，卷6《熊经略传》，亦载于狱中“从容就戮”。，时年五十七岁各书多不见载其生年，唯《启祯野乘》载“年二十九中丁酉乡试第一”。按：丁酉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时年二十九岁，至乙丑即天启五年（1625年）被害，以此推算，他死时为五十七岁。。按旨意，熊廷弼的头被割下来，传送“九边示众”《明熹宗实录》，卷57，26页。九边者，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陕西等九军镇，合称“九边”。，尸体遗弃漏泽园，不准安葬，而他死前奏疏也被毁弃不报。
残酷的处罚并没有就此结束。熊廷弼一处死，熹宗就下令驱逐他的家属，“不许潜住京师”《明熹宗实录》，卷57。。阉党开始迫害他的遗属。御史梁梦环诬告熊廷弼生前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诬称其家资百万，要求抄没佐军。这纯属无中生有。当时人都称颂熊廷弼为官清廉，说他“自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终日焦唇敝舌与人争言大计，视国如家”。谈迁：《国榷》，卷87。一个忧心国事的人是不会聚敛财产的。熊廷弼身居显官，自不同于一般人家，但他哪里会有那么多资财！阉党不过以追赃来继续迫害熊廷弼的家属。魏忠贤捏造种种事实，还盗用皇帝的名义，追抄其家产。无资财可抄，就抄他的族人与姻亲，无不倾家荡产。他的长子熊兆珪被逼索赃金，极度悲愤，自刎而死；其女熊瑚愤激过度，吐血身亡。夫人陈氏也受到百般凌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国榷》等书载自刎者为兆琏。《启祯野乘》立《熊孝烈传》，确指其为廷弼之长子，名兆珪，自刎死。《明史·熊廷弼传》所载与此同。。到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熹宗还传令都察院严限追解熊廷弼所谓“赃银”十七万余两《明熹宗实录》，卷79。。
三年以后，朱由俭即位，改元崇祯。阉党魏忠贤被铲除，吏政有所改善，给人以气象维新的感觉。于是，有人给熊廷弼鸣冤，要求予以昭雪。其中有个工部主事叫徐尔一，首先为熊廷弼讼冤。他写道：“廷弼以失陷封疆，至传首陈尸，籍产追赃。而臣考当年，弟觉其罪无足据，而劳有足矜也。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耳。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廷弼五千人，不同溃足矣，尚望其屹然坚壁哉！廷弼罪安在？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廷弼罪安在？且屡疏争各镇节制不行，屡疏争原派兵马不与。徒拥虚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新登大位的崇祯皇帝不敢贸然地为熊廷弼平反，没有接受徐尔一的建议。
次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大学士韩等人为熊廷弼翻案，追述他经略辽东的功绩与失误，认为功劳大于失误，不应处于极刑，尤其是设置种种陷阱，独加害于他，其死实属冤枉。最后，他写道：“臣等平心论之，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泯。今纵不敢深言，而传首已逾三年，收葬原无禁例，圣明必当垂仁。臣所以娓娓及此者，以兹事虽属封疆，而实阴系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纵英哲，或不以臣等为大谬也。”《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崇祯总算“开恩”，批准了韩的要求，“诏许其子持（廷弼）首归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并停止追赃。但仅仅是给予熊廷弼以葬身之地，却没有重新评价他的功过。
这时，王化贞尚在狱中。迟至崇祯五年（1632年），朝廷追论广宁失事，在众多廷臣的坚持下，才把王化贞斩于西市，“以平公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
熊廷弼之死，时人认为，由于杨涟、左光斗等公开对抗阉党魏忠贤，并替熊廷弼说话，亦决定和加速了对他的处决。所以都说：“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也。”谈迁：《国榷》，卷87。王化贞虽得到阉党支持，也终未逃得一死。可以说，熊、王都做了朝廷内部党争的牺牲品。质言之，是阉党祸国毁明的牺牲品。特别是熊廷弼作为一代杰出的统帅、军事家，被诬害致死，确是明朝一大损失。人们不禁感叹：“廷弼死，镇辽者益非其人”，所作所为，“必尽掷于强邻，而社稷随之矣”。谈迁：《国榷》，卷87。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1）
广宁之役后，明与后金的战争进入暂时间歇的状态。
努尔哈赤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夺取了沈阳、辽阳、开原、铁岭、广宁等大小城镇近百座，领有的疆土飞速地成倍增长。这与后金有限的实际力量不能不产生严重矛盾。努尔哈赤懂得巩固已有战果和建立稳定后方的重要性，有必要暂停对明的大规模征伐，以便腾出时间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广宁战役一结束，他就返回辽阳，着手建设新都城。在明辽阳故城东、太子河东岸重新营建一城，名东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他在新都城还没住上三年，又发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无论伐明、征蒙古、威胁朝鲜，都是一战略要地。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再次把都城从东京迁往沈阳《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4。。这是政治重心的转移，也是牢固地建立起与明争战的一个新的大本营。在这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内部，训诫群臣，阐述为政之道，制定各种措施，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使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征抚并用，加强了与蒙古的同盟关系，从而扩大和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所有这些，都使后金在短短三四年基本和平的环境中得到了较迅速地发展，不仅补充了在战争中已损耗的力量，而且给他继续对明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资条件。
明朝失掉广宁和丢弃关外大片土地，好像只伤了点皮毛。但辽东地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使它同京师乃至全国的安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辽东每一城一地的丧失都会引起京师不同程度的震动。但明朝统治者的决策，只顾眼前。在经历短暂的痛苦呻吟之后，它命官选将，收集残兵败卒，征调各地军队，只得固守山海关。
当广宁失守的消息刚传到京师，熹宗和廷臣们都惊慌得六神无主，他抓住首辅的衣襟，急得哭泣起来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当时，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选一得力将帅，速往前线，应付军事上危险局面。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知理亏，害怕追究他失广宁的罪责，就自请去山海关前线督师。熹宗如获救星，喜出望外，马上给他加官晋爵，赐蟒玉及尚方剑。可是，明兵“屡败之后，人情入关一步便为乐园，出关一步便是鬼乡”。《明熹宗实录》，卷4。张鹤鸣逗留十七天，始抵山海关，“无所筹划”，只迁延时间而已。最后，便以病为由辞职归家《明史·张鹤鸣传》，卷257。。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明熹宗实录》，卷14。。他顾虑重重，“胆落于（辽）东”，为“苟全性命”，避杀身之祸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接连三次上疏，“力辞重任”，拒不接受这项新任命。熹宗恼怒，斥责他“托词避难”，完全失掉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明熹宗实录》，卷15。从此，再无人肯任经略。于是，就采取廷臣推荐的办法，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只要皇帝批准，必须上任。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吏部等衙门尚书张问达召集九卿科道众臣于中府推选经略，每人给一支笔，在纸单上填写人选姓名。与会者议论纷纷，直到天黑，才把每人填写的纸单收上来，统计票数，以荐举王在晋者为最多。当初添设兵部侍郎，并由王在晋担任，“原以备经略之用”。这样，王在晋成了当然的经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推选结果一报到熹宗，当即批准。八日，正式任命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明熹宗实录》，卷15。。皇帝给予如此崇高的职务，王在晋并不认为是一件好事，他深知“为此地（指山海关）经略难之又难”，不愿任职，请求辞掉。熹宗不准辞，令他“刻期就道”《明熹宗实录》，卷15。。他明白如不接受这项使命，“则以国法绳之，词严而义正”。《明熹宗实录》，卷15。有鉴于解经邦的教训，他不敢再辞。
经略驻地山海关山海关，又称榆关，以古渝水而得名。见杨雨苍：《临榆县志》。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第一关”。它背靠峥嵘险峻的燕山，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似蛟龙起舞，飞腾直上，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的南面，向着万顷渤海，长城的起点，如龙头伸入海中，畅饮着千层巨浪。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盖出此意。整个城垣与长城相连接，以城为关隘，形成为浑然一体的锁关之势。诚如清人所赞：“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道雄关创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规模还不大《明太祖实录》，卷150。。为防御蒙古及后来的女真（满），洪武以后历朝不断增修扩建，直到明亡前夕，它还在大兴土木，继续增修。终明之世，积二百余年之功，山海关堪称铜墙铁壁，成为蒙古与女真（满）人不可逾越的天险！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2）
山海关对于明朝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正好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道。明人概括山海关的战略作用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明熹宗实录》，卷31。自明与后金争战以来，山海关尤其重要。它是明进兵辽东的总指挥部，也是积聚兵员、储备粮饷的后方基地。自从失去广宁，兵民尽撤，蜂拥进关，“（辽）河西七百里，边城俱为煨烬，关外几成异域。”《明熹宗实录》，卷33。“今日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明熹宗实录》，卷15，明兵撤出关外，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为蒙古喀喇沁部占领。这时，已无前后方之分，山海关直接暴露在后金面前。但后金兵追赶明溃兵至宁远而回，并没有占领各城镇，主要原因是后金兵力不敷，不敢分兵久驻。自广宁以西，诸如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成为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双方的侦察与游击兵不时出没，互有斩杀。尽管如此，善于疾驰的八旗铁骑随时可达于关门之前。因此，明朝将帅仍存有危机感，时时担心后金来攻关。所谓“辽沈没，始急广宁；广宁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闻有后著也”，正反映了明朝上下的普遍恐惧心理。《明熹宗实录》，卷19。在明朝的战略家看来，保卫山海关简直关系到他们的存亡。枢辅大学士孙承宗指出：“关门系天下安危”《明熹宗实录》，卷28。，“当今急务，莫急于守山海”。《明熹宗实录》，卷15。巡抚直隶监察御史潘云翼也说：“天下之安危，仅视榆关一线。”《明熹宗实录》，卷31。如果“关门震，则内地与之俱震。”《明熹宗实录》，卷25。在防守山海关这个根本问题上，明朝的文臣武将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山海关，紧急征调全国各地精锐集结于此。很短时间，“关城聚秦、晋、川、湖、齐、梁、燕、赵之众”《明熹宗实录》，卷39。，“官与兵云屯猬集”《明熹宗实录》，卷31。。天启二年（1622年）底，已集中兵力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九人，马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明熹宗实录》，卷24。。次年秋，马步兵员已达十万《明熹宗实录》，卷31。，到天启五年（1625年）略有增加，达十一万七千零八十六人，马匹有五万九千五百匹《明熹宗实录》，卷57。。实际情况表明，明朝投入如此雄厚的兵力已经超过后金的总兵力，其财力也非后金所能相比。可以说，防卫山海关是不会成为问题的。正如御史汪裕疏言：山海关“现存之兵，御侮有余，定额之饷解给无难”。《明熹宗实录》，卷57。
问题的关键是确立什么样的防御指导思想，兵力部署是否得当，以及将士是否决心要打。
新任经略王在晋并不懂军事，但很自信，喜欢夸夸其谈。他编辑的《三朝辽事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他的奏疏和评论尽收入该书，却恰好暴露了他的这一弱点。凡所议辽事及其战守，摇笔动以千言乃至数千言，叙事辩理，娓娓动听，但只要与实际情况稍一对照，不过是一番阔论，纯属纸上谈兵！孙承宗评论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明熹宗实录》，卷20。，正点中了他的不足。还有，凡与他政见不同、意见相左的人，如孙承宗、袁崇焕等，他都加以诋毁。这反映了他为人偏私、狭隘的一面。当然，在他所有的议论中，某些看法也不失为真知灼见，但他本人并不准备实行，这又表现了他言行不一的坏作风。
广宁失守后，他曾提出守山海关的具体措施，说：“臣以为守关必外有城郭为藩篱，有营屯为犄角，有烽堠以严瞭望，有哨探以通消息。关以外尚为我之地面，然后可容布置。”又说：“倘乘此际虏骑未侵，急率兵出关，收复宁、前，徐伺机便，以图恢复，则可冀桑榆之功。”他还质问前线将领：“奈何缩首裹足，将山河轻弃，惊风鹤而疑草木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王在晋这一番议论，其见识未必不正确，其勇气未必不令人感动。然而，事临到自己身上，他却变成另一个人。廷臣推举，皇帝批准，责令他赴前敌，他却失去了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概。不得已而受命之后，意志消沉，对防守山海关毫无信心，充满了悲观情绪。他还未离京，就连连上奏章，一再声称：“山海（关）之无足恃也”，“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险又不可恃。”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他在另一份奏疏中，力贬山海关的战略价值，说：“山海一关不过防军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来，左为山，右为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则犹郡邑之城郭也。彼辽、沈、开、铁、广宁皆东方之重镇，且望风瓦解，岂一关所能独御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如前所述，山海关原为防御蒙古而设，岂仅是防军民与商旅出入！他把一座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坚固实用的雄关比之于一般城邑，把它与辽沈等诸镇视为等同。他散布上述种种失败主义的论调，不过是用来掩饰他的懦怯与无能。他毫不隐讳地向熹宗表示：“倘逐臣而使之归，臣之所大幸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他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巴不得把他罢官归乡，以图身家性命保全。御史陈宝泰首先怀疑王在晋有负众望，说：“一切战争事宜，在晋能料理否？不然拥牙坐蟒，横玉挂剑，不足吓逃兵，能吓奴酋乎？”《明熹宗实录》，卷15。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3）
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将起程赴山海关，熹宗特赐蟒玉、衣带与尚方剑，“勉建功勋”《明熹宗实录》，卷15。。他抵关半月余，就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方针《明熹宗实录》，卷16。。所谓“抚虏”，就是由朝廷拿出大笔金钱收买蒙古，像王化贞一样又把希望寄托于“抚虏”上，竟大言不惭地说：“俟赏事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他们从此解甲为政，而他独自一人就可以稳坐山海关，“担任危疆”的重任《明熹宗实录》，卷16。。所谓“堵隘”，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称重关。原先，王在晋只想到利用蒙古的力量袭取广宁，跟他很要好的蓟辽总督王象乾出主意说：“得到广宁也守不住，罪过更大。不如在山海关外的地方再设置一道关，作为险要，护卫山海，亦护卫京师。”《明史·孙承宗传》，卷250。王在晋以为是一条妙计，遂定为“抚虏堵隘”的守关方针。五月，他正式提出筑重关的计划。其理由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边墙，但峰峦更高于墙垣，如敌人先据高山、险岭，造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因此他主张从芝麻湾或八里铺再筑一边墙，约长三十余里，北绕过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要地都包罗在内一片石，位于山海关外东约十里处，即今辽宁省绥中县李家台村。计六奇《明季北略》等书均记为“关内一片石”，误。欢喜岭，又名凄惶岭，“言戍边看去而悲，还而喜也。”位关外偏东北，约二里许。见杨雨苍：《临榆县志》。，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四万人守卫，“乃可为关门捍蔽”。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计费甚巨”，用人夫数万，历时颇长。他坚持认为，这道作为“外墙”的关隘必不可少，请求朝廷批准《明熹宗实录》，卷17。疏奏全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9。。六月，王在晋再申筑城之议，确定在八里铺地方“划地筑墙”，估算费用共九十三万两白银。熹宗批准，同意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费用陆续拨发。《明熹宗实录》，卷18。全文见《三朝辽事实录》，卷9。
王在晋筑重城的做法遭到他的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认为此举“非策”，极力劝阻。王在晋不听。崇焕两次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了自己的意见。向高对阁臣们说“此事不可臆断”，一时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向高很满意，熹宗也高兴，特加太子太保的头衔，赐给蟒玉、银币，以示隆礼《明熹宗实录》，卷18。。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河北高阳县），他的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声若洪钟，震撼墙壁。他年三十余，“伏剑游塞下，历亭障，穷厄塞”，在边塞生活过一段时间，每每喜欢跟老将及退役兵卒究问险要边情张岱：《石匮书后集·孙承宗传》，卷8。，因而“晓畅边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编修。熹宗即位，他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叙事分析，“激切恺直”，张岱：《石匮书后集》，卷8。每次讲完，熹宗就情不自禁地说：“心开！”对他特别看重。天启元年，辽沈相继失陷，廷臣以承宗知兵，一致推他为兵部侍郎，负责辽东军事。但熹宗舍不得他离开，拒绝了廷臣的一再请求。广宁失守后，熹宗焦虑万分，这才提升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接参与辽事。过了几天，命他以阁臣掌兵部事《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他上疏说：“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监阵，而以文官拨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明熹宗实录》，卷14。参见《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这一奏疏，清晰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军事思想。他提出“重将权”，改革明朝军事制度和原则，在当时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当此如何决计防守山海关的紧要时刻，他主动要求执行这项使命，是非常合适的。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就防御问题同王在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新城建成，即移旧城四万人守卫吗？”孙承宗首先发问。
“不，当另设兵。”王在晋回答。
“如此，那么八里内共有守兵八万余人，一片石西北就不能设重兵吗？而且在八里之内筑关，新城背后即旧城址，内中埋有大量的品坑地雷，是为敌人设的呢，还是为新兵设的？新城如可守，还用旧城干什么？如果不可守，那么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委给敌人呢？”孙承宗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让王回答。
“关外有三道关，可以进关。”
“如像你所说，敌人来了，而我兵逃跑如故，还要重关有何用？”
“准备在山上建三座寨，以接待逃跑的兵卒。”
王在晋说到这里，孙承宗脸色一沉：“兵未溃，先筑寨以等待他们，这不是教他们逃溃吗？而且溃兵能进关，敌人也会尾随进关的。现在，不为恢复失地作打算，划关为守，却尽量撤去藩篱，天天在内部哄哄然，京师之东还有安宁的地方吗？”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2，参见《明史·孙承宗传》。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4）
王在晋这个人很顽固，虽理亏也不服气，仍然坚持修重城的主张。孙承宗出示袁崇焕给朝廷的奏疏，“始丧失色”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辽宁兴城）。王在晋都反对，提出守中前所（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随声附和。其时，明兵前哨名义上驻中前所，实不出八里铺。意见分歧，事关重大，孙承宗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便带他们出关察看形势。
孙承宗来到中前所，登上城楼，向东北方向眺望，“遥见宁远形势，天设重关，以护神京，必不可不守”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而“觉华孤峙海中，与宁远如左右腋，可厄敌之用”。孙铨：《孙文正公年谱》，卷2。他一眼看中宁远是山海关的天然“重关”，坚信是可以守得住的。于是，他表态明确支持袁崇焕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守宁远的计划。他“推心告语七昼夜”，而在晋固执到了极点，“终不应”《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孙承宗最终没能说服王在晋，回到北京后提出一份报告，阐述他的见解。他写道：“敌人未抵镇武，而我自烧毁宁远、前屯，这是经臣与抚臣的罪过；我弃宁、前，敌人终不来，而我却不敢出关一步，这是今日将吏的罪过。将吏隐藏关内，却没有办法变畏敌之心为畏法令，转化其谋私利之智为谋敌，这是我与经臣的罪过。与其白白扔掉百万金钱建无用之重关，何不如筑宁远这个要塞而防守！八里铺四万人担负守宁远冲要，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敌人窥城，令岛上兵卒旁出三岔河，断绝浮桥，绕敌于后从侧面攻击。即便没有战事，亦收复二百里疆土（按：山海关至宁远约二百里左右）。总之，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卷上。几天后，他乘给熹宗侍讲的机会，当面提出“在晋不足任”，应予撤换。熹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下令把王在晋调到南京，充任留都南京的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即作罢论。
自熊廷弼与王化贞革职被逮，辽东经略屡易其人，而王在晋在山海关任职半年，毫无作为。孙承宗指出：“半年来，兵未合营，将未束伍，独有逃官逃将，议筑议凿，口口声声俱说要守，而将不简，兵不练，何以为守？”事实确系如此。王在晋自到关整天空喊防守，议论修“重关”，借以掩饰他的胆怯和准备逃跑的心理。在半年内，他不做一件切切实实的工作，把“关城之事担（耽）搁已久”杜应芳：《督师纪略》，卷2。，山海关的军事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混乱，继续恶化。孙承宗当机立断，建议把王在晋调离，是很及时的。王在晋一走，山海关的防务最终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不管他们个人的能力有多大，军事力量有多强，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望山海而兴叹。就是这道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河西走廊的战局。山海关防御之争及其重大结果的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二、明部署宁锦防线
天启二年八月，王在晋被免去辽东经略的职务。孙承宗以天下为己任，勇赴国难，自请出任经略。他豪迈地说：“经略去矣，代者且将奈何？与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不如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我！”杜应芳：《督师纪略》，卷2。熹宗非常满意，当即批准他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经他推荐，阎鸣泰被任命为辽东巡抚《明熹宗实录》，卷20。。九月二日，孙承宗到山海关正式“视事”，首先调整指挥系统，命将任职：以总兵官江应诏定兵制、监军袁崇焕修营房、总兵官李秉诚练火器，广宁道万有孚主采木、司务孙元化筑炮台、游击祖大寿驻觉华岛，负责粮饷与器械《明熹宗实录》，卷21。……
孙承宗一到任，就把防务部署得井然有序。对于山海关的防御及关系明军的成败最有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布置了一条把宁远、锦州与山海关联结成一体的宁锦防线。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是在明与后金军事斗争舞台上涌现出来的又一批杰出人物。
袁崇焕，字元素《明季东莞五忠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一字自如。”《明季北略》亦载：“号自如”。，广西藤县（今仍名）人袁崇焕籍贯，《明史》记为东莞人，《明怀宗实录》（卷3，9～10页）、《明季北略》（卷2，28页）、《国榷》（卷91，5544页）等书均作藤县人。再如《石匮书后集》（卷11，91页）载为“广西藤县籍，东莞人”。还有一说，如《明季东莞五忠传》载为“平南人”。平南与藤县仅一水之隔，袁之亲人在此住过，至今仍留有坟墓。比较各说，藤县说较为妥当。而东莞（广东省）实为袁之祖籍。一般来说，藤县与东莞说都对，差别只在祖籍与现籍之别。，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四十七年（1619年）成进士，授邵武知县（福建邵武）。他为人慷慨，肝肠热，心雄胆壮，富有谋略。从青少年时起，他就立志于边塞，以安边治国为己任，希望建立不朽之勋业。他在《边中送别》的一首诗中倾诉了这一伟大抱负：
五载离家别路悠，
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
何用安危问去留！
策杖只因图雪耻，
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
愧我边尘尚未收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3。。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5）
袁崇焕一颗滚烫的报国之心跃然纸上！他正是怀着这样一个远大理想，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用的知识，尤其喜欢学习军事，平时与人交谈，也离不开用兵打仗。他在戎马倥偬中曾忆及少年时与朋友谈兵至深夜而忘返的情景。他的一首《话别秦六郎》诗中这样写道：
海鳄波鲸夜不啾，
故人谈剑剡溪头。
言深夜半犹疑昼，
酒冷凉生始觉秋。
水国芙蓉低睡月，
江湄杨柳软维舟。
……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3。
他任邵武县令时，每天都找了解“辽事”的老兵讨论边塞的军事，他侃侃而谈，“绝不阅卷”《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夏允彝《幸存录·辽事杂志》及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等书均有记载。。他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边塞知识和用兵的谋略，常“以边才自许”《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天启二年正月，辽西战事失利，正值袁崇焕在京朝觐，“自陈愿备兵”谈迁：《国榷》，卷91。。御史侯恂立即向熹宗推荐，说：“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二月十六日，正式提升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以兵部主事即日辞朝出关”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卷1，1～2页。关于袁出关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如《明史》、《三朝辽事实录》记为袁升授兵部职方司后出关。其二，袁朝觐毕即单骑出关，如《东莞五忠传》、黄尊素《说略》等均持此看法。考之事实，袁在升任山海关监军时，曾上疏《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云：“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辞朝出关”。足证袁提升兵部主事之日，即2月16日出关，距第二次提升监军即2月28日，相差12天，昼夜疾驰，足够往返北京与山海之间。可见袁确在两次提升中间去过山海关。王在晋编《三朝辽事实录》却说袁“不奉旨，不辞朝”，“连日不见，未知何往”，显系诋毁之辞。，考察山海关形势。回京后，他向朝廷表示：“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以守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7，参见《明史·袁崇焕传》。是时，镇武兵败，广宁师溃，熊、王退入关，消息传到京师，官员“纷纷惊窜，风鹤惊惶”《明熹宗实录》，卷13。，都做了逃跑的准备。而袁崇焕这一番豪言壮语，无疑是给惶惶不安的朝廷注入一剂镇静剂。京师各官“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这在当时确是惊人之举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卷11。。二十三日，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以袁崇焕“饶有才能”，建议派他与原任辽东兵备阎鸣泰“分任榆关（即山海关）”。《明熹宗实录》，卷14。二十八日，熹宗批准提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明熹宗实录》，卷14。。三月初，朝廷发帑金二十万两，户部发银两千两，供他招募新兵之用。《明熹宗实录》，卷15。
这时候，熊廷弼已被革职听勘，刚刚回到北京。袁崇焕久仰其盛名，特于离京前夕拜访他。廷弼问：“你持什么战略去山海关？”崇焕说：“主守而后战。”这与廷弼不谋而合，他非常高兴，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还给崇焕画了一张从辽东到宣府的示意图，列出各要隘地名位置，注明戍守先后事宜。两人晤谈了一整天，尽欢而散。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卷上。
袁崇焕赴任后，先驻山海关，不久，经略王在晋令他移驻中前所（按：此地距山海关约四十里）。因为前屯聚集了很多失业的百姓，亟待安置。王在晋令他前往办理。他于当夜独自一人赶路，闯过虎豹出没的荆棘丛，于天亮前进了城，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量之大。《明史·袁崇焕传》，卷259。王在晋也更器重他，于七月初题补为宁前兵备佥事《明熹宗实录》，卷19。。但崇焕看到王在晋无远略，对他提出于山海关外筑“重城”的计划也以为“非策”，两人争论了几次。袁崇焕提出了守关外以捍关门的方略，得到孙承宗的全力支持与赞助，付诸实现。
袁崇焕倡言守关外，守在宁远。此地原无城，明初为广宁前屯及中屯二卫地。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始修卫城，周长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宽二丈，周长七里八步。全城呈方形，有四门，东为春和门，南为迎恩门，西为永宁门，北为广威门。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由副使陈绛又重修了一次。《全辽志·图考》，卷1。城的规模不算大，但很坚固。城内驻军一千二百五十余名。它辖二所、边台一百五十五座，总计官军六千八百一十四名《全辽志》，卷2。。宁远在那时还不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只考虑到从前屯至锦州距离稍远，不便相互应援。为接通山海关与关外各镇之间的声气，才决定增建一新。到明与后金爆发战争后，诸如开铁、辽沈，直至广宁等战役，宁远还没有引起明朝战略家们的注意。当战争发展到辽西，山海关成为阻挡后金进军的唯一的一座关门，宁远城的战略作用才突现出来。它是伴随着明与后金战争的深入发展，而为那些少有的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所认识。袁崇焕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已经显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由于它正居于河西走廊的中间，守住它，也就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山海关尚在二百里之外，根本不会受到惊扰。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6）
孙承宗决计守宁远，派祖大寿负责修补全城。这时，朝廷人事更动，又使他的方略受阻。辽东巡抚阎鸣泰因不称职，被劾听勘，换上一个胆小怯懦的张凤翼，主守关内，与孙承宗意见分歧《明史·张凤翼传》，卷257。。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八日，承宗出山海关，东巡三百余里，达于宁远东杏山附近。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写道：“若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他特别强调宁远城“生气郁然，因思为国家远计，则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谈迁：《国榷》，卷85。孙承宗的战略意图是，山海关外以宁远为重点，将沿线原有各城都恢复起来，派驻军队，层层设防。因而把山海关至宁远二百余里之间的镇堡尽收为“内镇”，而山海关“不觉在重桓之内矣”。谈迁：《国榷》，卷85。为实现其战略方针，孙承宗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筑城。经过河西战乱，各城堡都被焚弃。承宗令各城尽速修复。二是派军驻守，同时召辽人回故居，重建家园。如中前所兵民已近五千人，前屯军民有六万余人，中后所兵民不下万余人。宁远原“城中郭外，一望丘墟”。经袁崇焕、满桂等恢复后，兵民达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明史·满桂传》，卷271。总计已恢复五城十三堡，兵民已达十余万。三是垦荒屯田。以帑金买牛，召旧人垦种，三年起科。截至承宗东巡，已垦田五千余顷。四是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佐助军需。谈迁：《国榷》，卷85。经过大力整顿，关外形势为之改观。
就在这次东巡时，孙承宗至宁远召集诸将讨论如何防御的问题。多数人同意张凤翼守关内的方略，马世龙请守中后所。袁崇焕仍然坚持守宁远。孙承宗作出最后裁决，以守宁远为方略。但佥事万有孚、刘诏极力阻挠。孙承宗不听，力排众议，当即命令满桂与袁崇焕共守此城。还在承宗到任不久，就令祖大寿筑城。他以为朝廷绝不会守宁远，仅完成原定筑城计划的十分之一，而且工程质量很差，根本不符合防御要求。于是，袁崇焕重新设计，定制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顶部二丈四尺，仍由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工《明史·袁崇焕传》，卷259。著者近年曾去兴城考察，所见城墙完整，四门俱在，仍保持着古朴雄姿。据测量，城周长为3200米，合六里200米。平均高度为6米，底宽6.5米，顶宽5米，较原城略低，其他相差无几。。次年即天启四年（1624年）完工，成为关外一重镇。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朝廷方面，对于孙承宗实行守宁远以护关门的方略仍议论纷纷。尤其是张凤翼仍在极力反对，竟然说：“国家就是放弃整个辽东，仍不失为全盛。如大宁、河套等都已放弃，对国家有何损害？如今，举世无一人打算恢复全辽，他（指承宗）一人就能恢复吗？”他甚至对人说：“枢辅（指承宗）想把我置于宁前这块荒凉的边塞，这是杀我啊！”他怕得要命，急忙把妻子送回老家《明史·张凤翼传》，卷257。。针对张凤翼的真正的亡国谬论，孙承宗于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再上“边方大计疏”，逐一驳斥，极言宁远可战可守。他说：关外诸城，“以兵以屯”，这就是：“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如果“守在关以内，则内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为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如后金来攻城，兵民置于绝地必“心坚敢死”，矢志坚守。在申辩了战守方略后，孙承宗请求熹宗“立断”，不要动摇他们拟定的大计。熹宗被他的雄辩所折服，还给予夸奖谈迁：《国榷》，卷86。参见《高阳集》，卷19。。
明廷围绕守山海关与宁远所进行的激烈争论，由于孙承宗与袁崇焕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几经反复，才获得了熹宗的同意，他们的方略得到贯彻实行。这年九月，崇焕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经过十三山（大凌河出海处，地属辽宁锦县）、右屯，泛三岔河，改由辽东湾航海返宁远《明史·袁崇焕传》，卷259。。这种带领大部队巡视的做法，是向后金显示明军的实力，同时也起到召集辽人返回故地和安定人心的作用。不久，袁崇焕晋升为兵备副使，再晋为右参政。
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修缮城郭居住。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而宁远则成为“内地”，再加上宁远至山海关二百里，共为四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三朝野纪》（二）。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而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孙承宗与袁崇焕锐意恢复之际，阉党势力猖獗，魏忠贤等人加紧了对一向不听命于他的孙承宗的打击，想方设法必欲将孙排挤出朝廷。
后金暂时减少对明朝的进攻和施加军事压力，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却愈演愈烈，政治也愈发黑暗。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炽，完全控制了朝政，连熹宗本人也成了他们的傀儡。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十六岁即位，就在魏忠贤和其乳母客氏的引诱下，追逐声色之乐，不务政事。他喜好走马、水戏，喜欢自己盖房屋，自操斧锯，“朝夕营造”，造成后又废弃，废弃后再重造……每当他行此娱乐时，阉党们就趁机奏事，熹宗边玩边听，就说：“你们用心做去，我知道了。”大权下移，“忠贤辈操纵如意”《三朝野纪》（二）；参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第三部分守御山海之争（7）
于是，他们挟熹宗以制群臣，血腥迫害不同政见的大臣，凡稍忤阉党之意，必欲置之死地。这一迫害以逮捕并害死东林党杨涟、左光斗、汪文言等人为开端，同时陷熊廷弼于死命。继之，肆无忌惮地残害那些正直的大臣。据统计，与杨、左等一起和稍后被无辜迫害而惨死的有十七人《三朝野纪》（二）；参见谈迁：《国榷》，卷87，天启五年纪事；《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纪事。。魏忠贤掌握的东厂是一个特务机关，其党羽密布京师各处，侦察朝野之士及百姓的言行。“缇骑之遣无虚日矣”《三朝野纪》（三）。！缇骑——专事缉捕人犯的警卫，天天捕人，只要陷进他们的魔掌，很少有生还的。这种恐怖的景象，不禁令人胆寒！天启朝仅历七年，是明代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在魏忠贤的把持下，“朝政日乱”，无端的迫害逼使在朝各官“缄口结舌”，“徇私避祸”《明熹宗实录》，卷57。。但刚直不阿的孙承宗根本不买阉党的账。有一次，魏忠贤遣其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携带一批军用物资与金银前往山海关犒军。承宗刚出关巡宁远，听到这个消息，马上给皇帝上疏，表示反对：“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当刘朝一行到来时，承宗仅备茶水招待《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孙承宗在朝廷中功高权重，资历也深，威望誉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政柄，一心想把他拉到自己一边。一次，他特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以帑金十万两犒军，又给承宗不少金银及用品等物，还嘱托刘应坤向他明示其拉拢之意。承宗鄙视，根本不跟他说一句话《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魏忠贤非常痛恨。天启四年十一月，承宗西巡至蓟、昌，想到他给朝廷的奏疏皇帝未必能亲自看到，决定趁庆贺熹宗生日的机会回京面奏。他先给熹宗发了一份请示奏文，写道：“臣奉违天颜三年，当此普天嵩呼之日，不胜瞻恋。今阅历蓟辽，去京数千里，拟于十二日入都门，十三日随班早朝，十四日与同官恭贺万寿，另日面奏机宜，与文武各官商确。可否？事毕回任。”《三朝野纪》（二）。
孙承宗打算回京的事，被阉党魏广微探知，他奔告魏忠贤，故意夸大事实，造谣说：“承宗拥关兵数万，将回京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公立齑粉矣！”《明史·孙承宗传》，卷250。详见《孙文正公年谱》，卷3。魏忠贤吓得不知所措，跑到熹宗面前，绕御床痛哭，恳求保护。熹宗一向宠爱他，被他一哭，大动恻隐之心，当即命内阁拟旨，先对孙承宗督师关外安慰一番，然后严令：“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明史·孙承宗传》，卷250。当天夜里，魏忠贤命开宫门，召兵部尚书入宫，发三道飞骑前去阻止孙承宗进京。又假传旨意，令九门阉党：“孙阁老若入齐化门，就绑来杀了！”《三朝野纪》（二）。这时，孙承宗不带兵将，单骑到了通州，连续接到飞骑传来的三道命令，被迫返回关门。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诬陷他“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仍然信任他，不予究问。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发生柳河之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老档》等记为8月发生柳河之役，《明史》记为9月，《国榷》载为9月21日，《明熹宗实录》（卷58，页6）记为9月7日。此日期当是战役后报到北京的时间，而战役发生的时间必在8月末前后。，最终导致孙承宗被排挤下台。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是承宗手下一员大将，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遣前锋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柳河，袭取耀州（辽宁营口县西北岳州村）。因为用渔船往返，不能多载，渡河凡四昼夜，被后金哨兵发现，布下伏兵。当半夜明兵发动偷袭时，后金伏兵四起，把明兵杀得大败，直追赶到柳河，落水淹死很多。此役明兵死四百余人，鲁之甲、李承先战死阵中，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还有大量甲胄等军用物资，这些都成了后金的战利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5。。此役是马世龙背着孙承宗“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而发动的一次冒险进攻，不过是小规模的接触，胜败不影响整个战局。
但是，阉党乘机抓住这次小的失败事件，一齐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明熹宗实录》，卷58。，章疏达数十道，要求惩办他们。承宗气急，连上二疏，自请罢官。在此之前，他已多次“乞罢”解职，熹宗一再“慰留”。阉党不甘心，利用柳河兵败，加紧排挤。魏忠贤等把他们的党羽高第推为兵部尚书，作为迫使孙承宗下台的一个重要手段。但高第惧怕担任这个职务，不敢接受。因为按照惯例，担任兵部尚书，就得任经略，出征前线。他“叩头乞免”，魏忠贤不听，他“日夜忧泣”《三朝野纪》（二）。。十月五日，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他不敢辞，非心所愿地接受这个非常危险的职务。十五日，批准孙承宗回籍养病《明熹宗实录》，卷59。。表面上，熹宗给他特进光禄大夫，赐银、彩缎等，十分丰厚，又派专人送他荣归故里。实际上，他是被阉党排挤下台的。他们慑于孙承宗的威望，顾忌熹宗对孙承宗还没有完全割断情谊，故不敢加害，仅把他排挤下台了事。这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一个最体面的结局。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1）
高第接任辽东经略后，下令拆撤宁锦防线。明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
高第本是一个读书人，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宦业不显，《明史》本传还不足五十字《明史·王洽传附高第》，卷257。！他于军事一窍不通，胆怯无能。孙承宗曾大声疾呼“重将权”，如此“以文统武”是“弊法”，应当加以改革《明熹宗实录》，卷14。。然而积重难返，这已成为习惯，远比创立新制更易使人们接受。像高第这类既不懂军事又没打过仗的人担负如此重要的军事责任，只能步王在晋的后尘，以高卧坚固的山海关为生命的保障，一谈出关即心惊胆战。他极力阻挠孙承宗的军事部署，要求朝廷撤关外以守关内。柳河之败，似乎给他一个良机，便急上一疏，称：“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山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管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他认为，朝廷应“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明熹宗实录》，卷58。他说得很明白，就是抛弃关外的疆土，退保山海关。孙承宗据理痛驳，高第怀恨在心。他刚到山海关上任，就给朝廷上了一道针对孙承宗的奏折，说关门只有五万名士兵。言外之意，承宗治军不实，谎报兵数。孙承宗闻讯，马上通知户部官员说：“高第刚到山海关任职，曾给十一万七千人发饷。现在他说关上只有五万人，那就按这个数发饷足够了！”《明史·孙承宗传》，卷250。一下子揭穿了高第的谎言，他不得不“以妄言引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明史·孙承宗传》，卷250。。
自天启二年，后金铁骑驰骋辽西大地以来，明统治集团都被吓破了胆，“不独文官缩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视总兵（为）死官”，都说：只要能守住关门半年，便成“良将”，就会得到越级提升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因此，那些庸臣怯将难也不想冒险守关外。高第一到山海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断言：“关外必不可守！”下令从锦州、右屯诸城撤防，这些地方只供哨探过往休息的场所，原驻防将士都撤到山海关。
高第这一错误处置，引起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袁崇焕手下管右屯、锦州粮屯通判金启倧给他写了一封信，不同意撤到关内。他在信中写道：“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冲，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反归夷虏，榆关内外更堪几次退守耶？”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袁崇焕完全支持他的意见，向高第表示不能撤。他争辩说：“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今只择能守之人……三城屹立，且守且前，恢复可必。”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
高第完全拒绝了袁崇焕等人积极防御的正确主张，坚持逃跑的方针，置国家疆土于不顾。他凭借大权在握，命令袁崇焕撤出宁远与前屯卫两城。崇焕拒不从命，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宁前道，在此当官，就在此死，我坚决不撤！”高第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便置而不管，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诸城的防御，惊慌地驱兵入关。所屯米粟尚有十余万石没有带走，也丢弃在原地，任其遭损。经战乱之后刚返回家园的百姓，又被驱赶进关，“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孙承宗在山海关督师四年，曾先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达数百万，开拓疆土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孙承宗立足于积极防御，精心部署，大见成效。而高第到任后一无所为，以破坏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军事部署为能事，遂使他们数年心血而抛弃于一旦！当孙承宗求去之时，袁崇焕看到“魏忠贤势日炽”，深感“边事不可为”，见到承宗时，痛哭流涕，请求一起辞职茅元仪：《复辽砭》，《孙承宗略明心迹疏》。。这次他眼见高第撤防、驱赶军民进关的错误做法，更愤激请求辞职。但熹宗不准辞，于十二月还提升他为按察使，继续执行原定职责。这时，他驻守的宁远城在关外辽西一线孑然仅存！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向明朝发动了新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在宁远城下遭遇，展开空前激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这就是明清（后金）战争史上著名的宁远之战。
自努尔哈赤于天启二年初得广宁，一直到这次攻宁远，时隔三年多没有发动大规模伐明的战争。除了它自身需要巩固以往的战果，不便于连续军事进攻，还有一个原因，正如明朝人所分析：“奴酋原非须臾忘战者，乃鸷伏三年余而卒不见犯顺之实迹，或者闻重臣出关，调天下之精锐以为应援，奴未测我之虚实，不敢轻发也。”后金长时间没有发动进攻，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人鉴于以往的经验，却是时时担心后金突然进攻，尤其是一到严冬，“无人不虑冰坚可渡之时，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还在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就向朝廷报告了后金将要进攻的情报，提出具体日期为正月十五日前后，后金将渡辽河，夺取右屯粮食《明熹宗实录》，卷62。。这个情报是相当准确的，它只比后金出兵的时间十四日误差一两天。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2）
努尔哈赤行军二日，于十六日抵东昌堡，次日十七日开始渡辽河。此次进军路线，与天启二年攻广宁完全相同。后金兵渡河后，“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如流，首尾不见，旌旗、剑戟如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清人的这番描写，虽有增饰，但经过几年准备，其军容之盛亦必雄伟壮观。后金兵先占领右屯卫，次及锦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七城，原驻守这些城卫的明兵，都遵从高第的命令，“焚房谷而走”，撤入关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只有袁崇焕紧急招集本部人马全部撤入宁远城内。
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天启六年四月初五日谢守城有功赏赐疏》。，未遇任何抵抗，故一往无复顾忌，直取宁远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二十三日，抵达宁远城郊。努尔哈赤以攻心为上，欲收不战而得之效，先派去被俘获的汉人进城，给袁崇焕传信说：“我以二十万大军攻此城，肯定会攻破。你们如果投降，我马上封以高爵！”袁崇焕回答说：“汗为什么向宁锦加兵？这都是你抛弃的地方，我既已恢复，就有责任死守，岂有投降之理？你说出兵二十万，是虚夸之数。我已知道你的兵力只有十三万，我岂能以此数嫌少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完全拒绝了努尔哈赤的武力威胁与高官之引诱，表示了他誓与宁远共存亡的决心。总兵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死守之议”，愿与袁崇焕共命运《明熹宗实录》，卷63。，“而何可纲按剑决之”《明熹宗实录》，卷65。。
努尔哈赤发动宁远之役，用兵多少？他自称二十万，袁崇焕说十三万。学术界也多以十三万为通行说法，大抵都是根据袁崇焕的这句话。其实，无论二十万还是十三万之说都不对，与事实相去很远。有清一代，一向讳言用兵之数，尤其是在入关之前，从太祖到太宗，凡与明朝用兵打仗，所修官书或实录从来不直书用兵数，只“罗列营制而皆不计兵额”，不愿把八旗兵的准确数目“轻以示人”王庆云：《石渠余记》，卷2，《京营表序》。。所以要了解它每次用兵数目，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努尔哈赤这次攻宁远，官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只透露：“帝命八官，领布（同步）兵四万将海岸粮俱运贮右屯卫。”这八员将官率四万之众是负责运贮粮食的，用于攻战的有多少并无记载。明朝方面，对后金攻宁远的兵力作过侦察，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有过四次报道。第一次是在宁远刚被包围时，从战场上看到后金兵约有五万余骑。此系辽东经略高第所报《明熹宗实录》，卷62。。
第二次是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虏众五六万人”《明熹宗实录》，卷63。。
第三次是兵科都给事中罗尚忠说“虏众”有五六万人《明熹宗实录》，卷63。。
第四次是山西道御史高弘图也认为后金兵约有五万之多《明熹宗实录》，卷63。。
朝廷官员所引用后金兵数为五六万，显然是被官方承认的较为可靠的数字谈迁：《国榷》，卷87，5320页载：后金“五六万骑攻宁远”。。清朝修《明史》也承认：天启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宁远），远迩大震。”《明史·满桂传》，卷271。也否认了十三万的说法。实际上，袁崇焕所说十三万，是针对努尔哈赤吹嘘二十万（如《东莞五忠传》说三十万；《石匮书》记为四十万），反其数而用之。考察清入关前兵力，至努尔哈赤晚年已达九万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载《清史论丛》（3辑），1982年。又，日本学者中山八郎认为，“八旗成立当时是五六万乃至十万内外；入关前后的兵力为二十五万。”见《明末女真和八旗素描》，载《满洲史研究》，1926年，东京四海书房出版。。这次出兵五六万，可见他倾注全力，来夺取这一新的胜利。
袁崇焕对后金的进攻早做了迎战的准备，并精心进行了军事部署。当后金兵渡河的消息一传来，他就召集大将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誓死守城，紧急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集中兵力于宁远。撤中左所、右屯等处兵马及宁远城外的驻军连同西洋大炮，全部入城防守，至二十一日顺利完成集结的任务，总计城内明兵不满二万。
其次，实行坚壁清野。传令住在城外的百姓携带守城的工具全部迁入城里，所剩屋舍与积蓄付之一炬，全都焚毁，使后金兵到此，一无所得。
再次，军事上实行严密分工，集中指挥。令同知程维模督察“奸细”，勿使后金派人混入城内刺探军情。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采办物料。总兵官满桂提督全城的防务。其中城东南角，正当锦州通向山海关的大道，最为重要，满桂自任此处防御。他是蒙古人，自幼住家宣府，善骑射，“忠勇绝伦”。孙承宗主持辽东军事时，把他擢为副总兵，再擢为都督佥事，加衔总兵《明史·满桂传》，卷271。。其余三个方面的指挥是：副将左辅分在城西面防守、参将祖大寿分在城南面、副总兵朱梅在城北面。袁崇焕总督全局以上见《明熹宗实录》，卷65。。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3）
最后，关系到宁远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袁崇焕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从思想上激发全城军民的抗战热情，树立起敢战敢胜的无畏的勇气。他手持佩刀，自刺皮肉，用自己的鲜血写成血书，号召军民积极参战。他向全体将士下拜，郑重委托并相信他们一定不惜一切牺牲，坚守住宁远这座孤城九龙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卷上。。全城军民都深为感动，迅速行动起来：不能登城打仗的就参加后勤供应，连那些读书的诸生也都投笔从戎，负责把守城内各巷口。为了防止军心民心动摇，袁崇焕与军民约定：战斗中有人乱行动者即杀，城上的人擅自下城者即杀。他通令守前屯的赵率教、守山海关的杨麒：凡从宁远临阵脱逃经此处者，逮住即杀，如若放跑一人，唯赵、杨是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袁崇焕“固守宁远揭”，卷15。。
袁崇焕在紧急部署防御时，给朝廷写出一份奏疏，表达了他固守宁远的坚定信念。他写道：“今日以宁远为前锋，宁远一固，则奴必不敢舍坚城而西。宁远不守，诸城堡如中右、中后未必能存。”他对固守宁远充满了信心，说：“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最后，他表示：“定与此城共存亡！”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当宁远被围时，“举国汹汹，一重门限，岂是金汤！”对袁崇焕誓死守城的决心，虽然“莫不翕然壮之”，但能否成功，却都“未敢逆料”，表示出严重的忧虑与怀疑《明熹宗实录》，卷63。。刚刚接任兵部尚书的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议过几次，还是一筹莫展。经略高第拥兵山海关，置若罔闻，似乎宁远的安危与他毫无关系。在宁远孤注关外、面临强敌的情况下，“中外谓宁远必不守”《明史·袁崇焕传》，卷259。，静观宁远失守。开始，宁远城内军民也不抱任何信心，一听说后金兵渡河，人心惶惶，准备逃命。但经袁崇焕紧急动员和精心部署后，人心才安定下来，抱着“死中求生，必生无死”的信念，军民同心守宁远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5。，众志成城，“宁远成一金汤”《明熹宗实录》，卷65。。
努尔哈赤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和高官厚禄诱降袁崇焕，遭到严词拒绝，回答他的是轰隆的炮声。袁崇焕的家丁罗立已掌握了装炮与施放之法，他先在城上向西北方向后金扎营的地方放了一炮，后金兵不及防，被炸死伤数十人，不敢留此，赶紧把营移到城西侧《明熹宗实录》，卷65。。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总攻，先以主要力量抢攻城西南角。明军防守的重点是城东南角，此侧正当着通向山海关的大道，以为必受后金攻击。但努尔哈赤却选择了明军防守的薄弱部分城西南角作为攻击点，企图由此处攻入，亦能阻击从山海关调来的明援兵。努尔哈赤横刀跃马，亲自指挥攻城。
城内，袁崇焕正与几个幕僚闲谈，得到后金攻城的警报，立即乘轿至敌楼，与来中国充当朝鲜使翻译的韩瑗谈古论今，面无忧色，镇静如常。他先令兵民“偃旗息鼓待之，城中若无人”。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燃藜室纪述》，卷25。待后金兵近城，进入射击线，忽听一声巨响，震天动地。城上开始施放西洋大炮，轰击后金兵。崇焕笑着说：“敌人攻城了！”他推开窗户，向下俯望，后金兵蔽野，骑兵、步兵、楯车、钩梯一拥而至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后金采取战车与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即阵前布楯车，车前挡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车装有双轮子，可以前后转动。此车专对付明兵的火器。在楯车后一层是弓箭手，再后一层是一排小车，装载泥土，以填塞沟堑，最后一层是铁骑，人马皆穿重铠，号“铁头子”。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楯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驰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2。。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后金兵又推出楯车，后边骑兵、步兵施放弓箭，万矢齐发，如飞蝗一般飞向城去，落满城堞与悬牌，好似刺猬。然而，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明熹宗实录》，卷15。。城上共有大炮十一门，安设在城的四面，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与北二面的大炮，罗立指挥西与南二面的大炮《明熹宗实录》，卷65。，“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后金的楯车抵不住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只要一击中，就被炸得粉碎。后金兵不顾死伤累累，踏着尸体拼命向城下推进。一些楯车直抵城墙脚下，猛烈撞击城墙。车的顶部以厚板遮蔽，后金兵隐藏在里边，手持斧镬凿城，有三四处高约二丈余的墙被凿成大窟窿。因为大炮不能直射城下，因而失去作用，连城上的箭矢、檑石也奈何不了楯车上的挡板。在这危险的时刻，袁崇焕拿出库藏仅有的一万一千一百余两白银，置于城上，激励将士们说：有能奋勇杀敌而不避艰险的，即赏银一锭。将士们受到鼓舞，勇气倍增，有的脸上被流矢击中而不动摇，仍在战斗《明熹宗实录》，卷65。。袁崇焕自己也身先士卒，亲临战场。他眼见城墙被凿破，亲自挑石土堵塞缺口，不意受伤，众将士劝他养伤，他厉声说：“偷息以生，复何乐也！”说着，从自己身上撕下战袍，包扎受伤处，更加不顾一切地挑土搬石。将士们受到极大激励与鼓舞，个个争先，很快将缺口堵住《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3。，幸亏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但城下后金兵仍在凿城不止。情况已危险到了极点！通判金启倧急中生智，他把火药均匀地筛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然后各卷成一捆。他先做试验，刚一点着火，忽然火星飞溅到胡须上，迅速蔓延，未及救，已被烧死。袁崇焕下令如法制造，把百姓献出来的被褥单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后金兵正攻城，忽见被褥单遍地，争相抢夺。这时，城上明兵急速投下点燃的火箭、硝黄等易燃物，被褥中的火药忽地燃烧起来。眨眼间，火势飞腾，扬起一人多高。后金兵惊惶地扑打身上的火苗。不料，越扑火势越凶，“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大量的后金兵活活被火烧死。明兵管这种土造武器叫“万人敌”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4）
后金兵在城西南角伤亡很重，于是转攻城南角，仍用板车遮盖，潜伏在里边的兵士仍用斧凿城。袁崇焕又改用一捆捆柴草，上面浇油并掺上火药，用铁索系到城下。板车、楯牌被火点燃，迅即烧成一片火海，潜伏在里边的士兵纷纷被烧死。
到了晚上，激战仍在进行，后金兵冒死不退。城上举火，又把火球、火把投下，顿时城上城下，如同白昼。后金兵继续遭到重大伤亡，尸体到处“堆积”《明熹宗实录》，卷65。。至二更时候，约十点左右，努尔哈赤只得下令停止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五十名敢死之士，携带棉花、火药等物，用绳子把他们从城上系到城下，把后金兵未及运走的板车尽行烧毁《明熹宗实录》，卷62。。
次日，后金发动新的攻势，喊杀声、炮声与北风的怒吼声交织在一起，战斗的激烈程度同昨日一样，到下午申时（约当15—17时），后金兵没有一个敢靠近城下。八旗将领虽挥刀从后面驱赶兵士进攻，但一到城下扭头就往回跑，伤亡者在他们之中纷纷倒下。活着的人只得把他们同伴的尸体抢回来，运到西门外瓦窑，拆下民舍木头，举火焚化，黄烟顿时弥漫开来，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刺鼻的烧焦的难闻气味。攻击又持续了一夜，除了增加伤亡，毫无进展。努尔哈赤被迫停止攻城，其“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明熹宗实录》，卷67。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明熹宗实录》，卷65。。
到了第三天，即二十六日，后金兵仍将城围住，明兵不断发射西洋大炮轰击。努尔哈赤无计可施，便派武纳格率蒙古军转攻觉华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该岛为明兵的屯粮之所，屯粮料八万二千余石，驻兵七千余人，除护卫粮料，还为宁远应援。此时正值严冬季节，这一带海域每到这个季节要结冰两个月左右，可以走人、行车。岛上明兵就在冰上结营，外围以战车，形若城郭。为阻止后金骑兵袭击，明兵在靠近海岸一侧凿冰，又沿营房东西两侧把坚冰凿开，形成一道激流，迫使后金兵不得渡海。但天气非常寒冷，风雪交加，冰刚被凿开，很快又结了一层新冰。武纳格乘结冰之时，率八旗兵冲入岛中，明兵无险可守，经受不住惯以冲杀为长技的后金骑兵的迅猛攻击，不一会儿，明兵被冲得大乱，后金骑兵往来驰突，追杀到处乱跑的明兵。据明朝方面报道，岛上七千明兵全部战死，他们的将领如参将金冠、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岛上还住有“商民男妇”，也都惨遭杀戮。《明熹宗实录》，卷65。岛上设施及剩余未运走的粮料被点火烧毁。战役结束后，袁崇焕亲自为文：《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对阵亡将士深切哀悼，并抒发了以收复失地为己志的抱负张伯桢辑：《袁督师遗集》，16页。。
努尔哈赤攻宁远不下，损失很重，而攻克觉华岛，屠戮数千明兵也算得到一点补偿。攻下觉华岛的第二天，二十七日，他率大军解围，自兴水县白塔峪灰山箐处东归。路经右屯卫，烧毁粮草，于二月九日返回到沈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兴兵以来，四十三年间，身经百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且不说他的自尊心受到何等沉重的打击，他所损失的将卒也是他经历的战斗中较惨重的一次。据清朝方面的统计，攻城两天，共折游击两员、备御两员、兵五百。显然，这是一个被缩小了的数字。另据明朝当时的战场报告说：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明熹宗实录》，卷63。经略高第报：“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明熹宗实录》，卷63。战后，袁崇焕上疏报功，曾提到从城下割得后金兵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明熹宗实录》，卷65。，其他被打死与火化的更远远超过此数。
其他史书记载不一，如《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载：明兵“发炮击死无算，毙其帅长孙哈兔，斩级六百。”
《明季北略》，卷二：后金被“焚死甚众，毙棉服者十余人，所谓固山牛鹿也。”
《石匮书后集》，卷十一：“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
朝鲜人李星龄所著《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宁远之役尤其详细而生动。据朝鲜译官韩瑗所见，“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坠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独载努尔哈赤被炮击成重伤，不久即因伤重而亡。
第三部分袁崇焕誓守宁远（5）
综合以上官方“实录”及私家著述，有关后金兵伤亡人数多笼统，很少以明确数字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守宁远的明兵远在城内，不可能得知后金伤亡更详细的情况。他们只看到城外倒毙的一处处尸体，而且多被抢运火化，很难得知其确数。连袁崇焕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时，几乎都没有涉及后金伤亡数字。有的官方报告中也仅仅泛泛提到“伤虏数千人”而已。这说明从袁崇焕到朝廷都没有掌握这方面的具体数字。其次，清朝一向避讳它出兵人数与战场的伤亡，往往既简略，又有重大隐瞒。但我们可以估计到后金兵在宁远城下伤亡约在一二千人之间，比较接近实际。至于努尔哈赤之死，并非被炮击伤所致。朝鲜人韩瑗虽身在宁远城中，目睹了激战实况，但他所看到的，也只是远距离的模糊现象。当时传闻很多，诸如努尔哈赤受伤亦在传闻之中。故该官回朝鲜后将传闻写成了真事。从明朝当事人的奏疏、报告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受伤的任何反映。只有毛文龙在奏疏中称：他听到“回乡的张有库等人说，新年老汗于二十四日在宁远等处攻城，不料著伤……”《明熹宗实录》，卷65。实际情况是，努尔哈赤败退沈阳后，过了八个多月才去世。指挥宁远战役的袁崇焕证实：他得到可靠情报，“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明熹宗实录》，卷71，19页，记袁得努尔哈赤死讯为8月10日，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为8月11日，仅差1天，亦证明袁的消息基本准确。其后，御史汪若极进一步确认：在宁远城下，“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明熹宗实录》，卷72。很清楚，努尔哈赤之去世，实因年事已高，经受不住宁远城下的惨败所带来的精神打击，背生疽，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明兵在此役中，守宁远城损失很小，而觉华岛则全军覆没。这一损失远远超过了后金的伤亡。尽管如此，毕竟从战役的全局上明兵以少胜多，孤军奋战，顶住了后金的顽强而勇猛的进攻。它是明兵自萨尔浒战役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并以“宁远之捷”而载入史册！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1）
自宁远被围，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已中断。北京方面，“数日消息无闻”，焦虑不安，连熹宗也“寝食不遑”《明熹宗实录》，卷62。。迟至二十九日，初战告捷的战报才传到北京。原来，还在二十五日这天，刚刚击退后金的猛烈攻城，袁崇焕乘机选派景松和马有功两人，把他们从城上系下来，疾驰山海关，报告经略高第，他迅即派快马，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把这一好消息报告了朝廷。战斗尚在进行中，熹宗和朝廷诸臣既为初胜高兴，又有几分担忧。接着，有关宁远的战报陆续传来，直到二月十三日，宁远战况的全面报告一传到北京，朝野欢呼为“宁远之捷”，士庶空巷相庆……
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抚顺首次交锋以来所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大胜仗，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举国上下大有扬眉吐气之感。朝臣们以兴奋的心情高度评价此役获胜的深远意义。兵部尚书王永光不胜感慨地说：“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明熹宗实录》，卷63。
大学士顾秉谦讲得更深刻，他说：
奴贼自抚顺发难，于今九年。彼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辽沈、广宁相继陷失，而我兵非望鹿奔北，则闻风先逃，曾不能以一矢相加……而宁远捷音至矣。是役也，遏十余万之强虏，振八九年之积颓，四夷共凛天威，九塞咸称庙算。《明熹宗实录》，卷63。
熹宗也视宁远胜利为一奇迹，说：“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卷63。他们一致认为，“恢边胜算，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明熹宗实录》，卷65。因此，熹宗慷慨颁赏，凡参加宁远保卫战的全体将士都分别等级给予奖励。袁崇焕于二月初提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驻宁远，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四月，又加升一职，为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满桂与赵率教都升为右都督，赏银二十两。左辅实授都督佥事，赏银二十两；朱梅授都督佥事，祖大寿授副总兵，各赏银十五两。以下有关将领也都有所提升。另提解十几万两白银犒赏士兵。但从这次战役中获得最大好处的是朝廷枢辅大臣，他们既不出谋，又不打仗，却也得到升官发财。如元辅顾秉谦特加进光禄大夫太保，次辅丁绍轼、冯铨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太监魏忠贤也是“有功”之臣，说他“予发火器，大壮军威，功虽奏于封疆，谋实成于帷幄。”好像宁远的胜利全赖此阉人运筹决策！熹宗特给予加恩三等，荫其弟侄一人任锦衣卫都指挥。另外，给这些人的赏赐尤多，都赏银四十两或五十两不等，所赐衣物也超过宁远将领。不仅如此，连他们的子弟竟也得到封赏！曾为宁锦防线做出重要贡献的孙承宗也得到一份奖赏，但低于以上掌政的权贵《明熹宗实录》，卷65。。袁崇焕和他的将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巨大胜利竟成了这伙权贵晋级的垫脚石！
有奖必有罚。在宁远被围期间，“（山海）关上不发一骑相救”《明熹宗实录》，卷63。；后金撤退时，又不发一兵追歼。作为经略的高第负有重要责任，但他把责任推到了辽东总兵杨麒的身上，参劾他“懦怯不前”，不救宁远，先被撤职，很快又加重处分，削籍为民。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则以“科索往来财物，怨声载道”等错误给予革职闲住的处分。高第受阉党保护，没有给处分。不过，他也不安其位，屡次“乞休”，被免职归乡《明熹宗实录》，卷64。。因为宁远打了胜仗，此次受处分的比往次要少得多。
明朝统治集团对宁远保卫战的胜利的确是兴高采烈，上自熹宗，下至群臣，纷纷发表见解，力图总结它的成功“经验”，以利恢复失地，其中也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一谈到胜利，群臣们必先归功于以玩乐为能事的熹宗，赞颂他“本之以忧勤，出之于镇定，悬有功之赏，严失事之诛，圣谕一颁，士气百倍，无何而宁远捷音至矣！”《明熹宗实录》，卷63。所谓“忧勤”、“镇定”之说，都是无事实的吹捧。所谓严赏罚，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何时不严？如重臣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兵败被诛，其下将领因败因逃而被逮被杀的更不在少数。尽管用重赏罚的手段，仍免不了一再溃败，而宁远之战又岂能只靠严赏罚而取胜？因此，这种议论不过是信口谄媚之词。又有的说，此役全赖熹宗“精文武之选，从此委任专，事权一”。《明熹宗实录》，卷64。选择好人才，委以重任，的确是胜利的一个因素。如袁应泰、王化贞等人平庸无才，招致辽阳与广宁之惨败。孙承宗、熊廷弼等人是杰出人才，但他们都未尽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个被排挤下台，一个被陷害致死。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人才，他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才有宁远之捷。群臣认为熹宗对袁崇焕“委任专，事权一”，道理讲得对，但与实际情况不符。高第令袁崇焕撤退关内，遭拒绝后，遂弃而不管。而朝廷方面，诸臣纸上谈兵，议论数日，也拿不出善策来，只得放弃不管，听任存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袁崇焕全权指挥，孤军奋战。因为没有上面廷臣的横加干扰，他的才能和战略思想得以发挥，终于取得了战斗胜利。
第三部分明兵凭坚城用大炮获胜（2）
熹宗几次下达“圣谕”，就宁远之战并联系在此之前的一系列战役胜败，讲了些实在话。他说：宁远战役以前遭到多次失败，“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妒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复何时？”这正说中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政治黑暗《明熹宗实录》，卷64。。但这种现象在宁远城内却没有出现。正如这位皇帝指出，“袁崇焕血书誓众，将士协心，运筹师中，调度得法，有满桂等捍卫孤城，矢心奋勇”，故能“首挫凶锋”《明熹宗实录》，卷62。。这说明官兵同心，上下一致，众志成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一句话，开明的政治激发和动员了军民的抗战热情；保家乡，求生存，促成了宁远军民同仇敌忾。这是制胜的一个基本因素。这使熹宗和廷臣们多少已认识到，从前没有不可守之城池，关键是无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明熹宗实录》，卷63。。
以上情况反映了明朝统治集团对以往失败和宁远胜利的原因已有所认识。但他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不那么深刻。宁远的胜利，除了袁崇焕指挥得法和将士用命、百姓支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凭坚城用大炮。这一点，在宁远战斗进行中连袁崇焕本人也还没有完全认识到。他几次向朝廷报告战况，每每提到军民奋战，特别强调他的将领如何英勇，不惧怕牺牲等等，对于大炮在军事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决定战争的胜负缺乏足够的估计，也就是说，他对于火器将影响或改变“作战方法本身”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还没有提高到战略地位给予重视。但宁远之役结束后，他很快就意识到大炮等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同年冬，他同赵率教等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就向朝廷提出了关于对后金作战的基本方略。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