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4页。
接受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是重要的。每一代人都是把前代人的认识的终点作为自己认识的起点，而后把自己在实践中取得的新的知识增添到人类知识宝库中去，通过语言和文字传留给下一代。如果事事都要取得直接经验，极而言之，如果每一代人都要从钻木取火开始去获得火的知识，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书本知识却只是知识的“流”，而不是“源”。关于文学艺术，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②。毛泽东同志这段话，适用于整个知识领域。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但是反对把书本上的知识当作认识的根源，因为那样就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就会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接受书本上的科学知识。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页。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17页。
我们要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又要采取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方法认真地读书。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革命干部学习革命战争的规律时写道；“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①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才可能正确地、深刻地、有批判地接受书本上的军事知识，否则就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丝毫也不轻视读书，相反地，我们一向提倡多读书，但是在读书时，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地死啃书本，主张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指导下，越是多读书，就越有益。
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題》，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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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认识的辩证过程
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辩证的过程。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不同质的两个阶段。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感官直接接触事物，接受事物的各种刺激，这些刺激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形成一定的颜色、声音、冷热、软硬。气味等等感觉以及由这种种感觉形成的关于客观对象的印象。这就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特点，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直接反映外部世界。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认识的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生动的直观，是对事物的直接反映。在感性认识和客观事物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就在于它直接反映现实。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是认识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就没有往后的第二步，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
然而，正因为感性认识是事物的直接反映，它也就有着局限性。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和规律。一般、本质和规律等等不是感官所能直接感触到的。人们通过感官只能感知日出月没、星辰的位置变化以及昼夜交替等现象，而不能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
人们在实践中对于某种对象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许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就产生了概念，从感觉印象到概念是认识过程中的质变。概念所反映的，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循此渐进，进行判断和推理，得出理论的结论，这时，就可能把握住事物发展的规律。例如，人们到一个人民公社去，首先接触到这个公社的许多具体材料，然后经过思索，从这些具体材料中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共同点－－都是集体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等，又抽出它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同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政社合一等等，逐步理解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本质，这时，对人民公社就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我们去调查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起初了解到各个生产队的情况和具体做法，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这时候，人们就要用脑筋来想一想，进行判断和推理。“这个公社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个別的”这就是一个判断。进一步研究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有什么经验，缺点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教训，以及今后怎样改进工作等等，这就需要进行推理。如果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真实的，思维的方法又是正确的，就能够引出合乎客观规律的结论。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这就是理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的特点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理性认识已经不是个别事物的印象，而是综合了许多事物或各个方面的感性材料，经过思考作用，舍弃了次要的东西，从中抽出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事物运动的规律。例如，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接触到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等等，看到它们的不同的特点、生活习性和用途，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科学家对积累起来的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概括，舍弃了各种植物的个别的、次要的、具体的特征，概括出它们的一般的、主要的、共同的本质。这样就形成“植物”的科学概念。
由此可见，概念的形成和运用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就是经过抽象的概括、分析和综合，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
概念、理论的抽象虽然是离开了个别的具体事物，但是只要是根据实践经验而进行的科学抽象，不是任意摘取事物和现象的个别方面，不是凭主观想象，那末，就不但不是更空虛、更不可靠的认识，而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①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没有包括个别地主或资本家的具体活动的一切细节和被剥削阶级在每个个别场合所进行的斗争的一切具体情况，但是这个概念却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质，这个科学概念能够指导我们深刻地认识阶级斗争的每一具体现象。人们运用科学的概念，正确地进行判断、推理，就能根据现有的知识去考察新的领域，得到新的知识，依据事物的规律性，预见未来。天文学根据天体运行的规律，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月蚀发生的时间，制订未来许多年的历书。地质学根据地层变化和地壳中发现的生物遗骸等等，可以确定地层的年代和成因，进而推断出矿物的蕴藏。气象学根据各地的气压、气温、湿度等等变化，可以作出天气预报。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就预见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预见的巨大威力。
①《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页。
理性认识的上述种种特点和作用，都是感性认识所没有的。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是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认识的任务。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性，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然后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思考作用，进行逻辑的加工。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事物的现象表现着本质，个别之中有一般。感性材料既然是现象和个别东西的反映，那末，它也就包含着本质和一般的东西但是，感性材料中所反映的东西，却是真象和假象、本质东西和非本质东西混杂在一起，是事物的各个片面和表面的联系。因此，必须开动脑筋进行思索，对感性材料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这就要去伪存真，发现事物的真象，不为各种假象所蒙蔽；要去粗取精，抓住事物本质的东西，不要粗枝大叶，为非本质的东西所迷惑；必须由此及彼，把孤立的材料联结起来，发现其“来龙去脉”，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满足于片面的、零碎的了解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必须由表及里，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探索其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深解，停留在事物的外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指导我们对感性材料整理和改造，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系统的根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的规律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我们认识了它，自觉地用它进行思维，它就成为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辩证的思维，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这就是要求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综合客观材料，在每一步分析中都要用事实、实践来检验，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任意乱套。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①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被证明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则，但它并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具体问题的结论只能是进行具体研究的结果。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毛泽东同志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概括，充分地估计了认识特殊事物的重要性，没有对于特殊的认识，就没有对于一般的科学认识；又充分地估计了一般理论对于继续深入认识特殊事物的指导意义，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特殊和认识一般的辩证法。
就人类的认识秩序说来，总是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能进行概括，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但这决不是说只有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了才能认识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在研究问题时，感觉材料搜集得越全面、越丰富，就越有利于抽象、概括的工作。然而，要把所有事物的特殊本质都研究过、都认识清楚然后才进行抽象、概括，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在感性认识中所接触到的对象的数目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麻雀，决不能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麻雀。但一般寓于特殊之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能够认识天下所有麻雀的共同生理结构。研究麻雀如此，研究其他事物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抓住一个或几个典型的事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认清其特殊的本质，就可以借抽象思维的力量，进而认识该类事物的一般的共同本质。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②
①《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284－285页。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4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没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之所以可靠，因为它是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胡思乱想、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然而，感性认识又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是不完全、不深刻的反映。只有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全面地、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把握它的内部联系和本质。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这种辯证的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在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上，各坚持一个片面，唯理论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而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经验论则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哲学史上的唯理论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不仅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而且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客观事物，不包含客观内容，认为理性认识是天赋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者，例如斯宾诺莎，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和客观事物相适应的，但认为感性认识在欺骗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客观外界必须绕过感性，而仅凭理性的直观。
经验论也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例如洛克认为，经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可靠的知识，但否认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认为理性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不过是纯粹的名词而已。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例如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都把经验看成是纯主观的、第一性的，而客观世界则是依赖于经验的、第二性的。
唯心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是它们都把统一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绝对对立起来，因而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虽然承认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由于它否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也就不能解释理性认识怎样来源于客观世界的问题，当它否认感性认识的真实性肘，实际上就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离开了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由于否认理性认识的真实性，不把理性认识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在认识论上就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给那种认为理性认识是主观自生的唯心主义留下了地盘。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也都不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教条主义者犯了类似唯理论的错误。他们轻视感性经验，不了解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来自实践经验，实际上把真理看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主观自生的东西。他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而是当作教条，不懂得理论必须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们是思想懒汉，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硬要客观实际服从千篇一律的公式。这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经验主义者则犯了类似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的错误。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否认感性认识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因而，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片面当作全体，把现象当作本质，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要客观实际服从主观的狭隘经验，这种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运动是否结束了呢？没有，认识运动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①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能够指导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达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目的。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不付诸行动，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同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在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认识是否正确，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应用理论于实践，达到了预想的目的，理论的正确性才得到了证实。而且，原来的认识即使是正确的，也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估计到客观情况的全部变化，在实践中总会发现许多前所未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总结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感性材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修改或补充原来的认识，使其得到发展。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从认识方面说，又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8页。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如果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而证明了理性认识的正确性，就完成了对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然而，就过程的推移而论，认识的运动还没有完成。因为，物质世界的任何过程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当随着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物质世界的发展是永恒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永无止境。
在实践过程中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循环不已。毛泽东同志写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这就是对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基本概括。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社1965年版，第273页。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①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即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坚持下去，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再回到特殊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领导者先作群众的学生，再作群众的先生的观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结合起来，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3卷，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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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强有力的武器。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最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和献身于真理，因为真理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胜利地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发展过程，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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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客观真理
人们的认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把我们意识里所包含的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叫做客观真理。
关于真理问题的观点是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紧密地联系着的。唯物主义者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他们就必然承认客观真理。列宁说：“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①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他们就必然这样或那样地否认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9页。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把世界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对绝对精神的认识。在宗教看来，上帝是真理的化身，真理是上帝的启示。这些观点都否认了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因此就在实质上否认了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真理。
从贝克莱、马赫主义者到当代的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都用不同的方式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者主张，凡是有用的、有效果的、能给人带来利益的东西，就是真理。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说：“既然工具本身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真假就不是命题的特性了。工具只是有效的或无效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实用主义者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①可见，实用主义者眼中的“真理”，只是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观要求，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工具而已。这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当然，人们掌握了真理，能够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们带来利益。不过，真理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给人们带来利益，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符合于客观实际。决不能把凡是能够满足某些入主观需要的，对于某些人有用的、有效果的、能带来利益的东西，都叫做真理。投机家、冒险者，骗子手的谎言和谬论，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效果，攫取到某些利益，但是，谎言和谬论永远不会成为真理。有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声称：“真理就是不断重复着的谎言。”这就一语道破了主观真理论的实质，充分暴露了这种反动哲学的腐朽性。主观真理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混淆真假，颠倒是非，把知识和迷信、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宣扬蒙昧主义以愚昧人民，强词夺理地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辩护的反动工具。
①《胡适文存》第2卷，第101页。
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论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真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有些唯心主义者为了摆脱这种取消真理的必不可免的逻辑结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真理不是个人承认的，而是社会上多数人承认的东西。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说：真理是“社会的、全人类的经验形式”。所谓“社会的、全人类的”词句，是掩盖不住主观真理论的荒谬性的。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偏见和宗教里的天堂、地狱，妖魔鬼怪等等邪说，曾经在一个时期比科学知识还普及得多，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相反，新发现的真理，常常不能立刻得到社会上多数人的承认。当然，一种意见只要是真理，迟早一定会得到公认。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客观的，但是无论怎样，一种观点是否是真理，不能以承认的人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多数人的承认或者不承认，仍然是意识范围内的事情，把真理说成就是社会一般公认的东西，也还是主观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的，人们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客观事物、特别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更是如此。反动阶级站在反动立场上来观察社会问题，由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客观必然趋势相反，它们不承认，也不能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其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能有一定的认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根本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的根本条件。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认识客观真理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真理的学说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只有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去追求真理，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才能使我们正确地行动，并在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只能把人们引向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从主观愿望出发，反对主观主义的态度。
我们的头脑是思维的主体，头脑之外的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人是能够改变客观实际的，不过，为了有效地改变客观实际，就必须认识客观实际，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客观实际中寻求真理。办工业必须从资源，设备、劳力等等实际情况出发；从事农业生产必须看天看地看庄稼；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尊重事实材料，从事实材料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依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根据客观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任何人如果不做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从中抽引出事物的规律，他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不能提出正确的意见。一个革命政党要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切合实际情况，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同样，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必须经过各种形式的周密调查，搜集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才能发现科学规律，形成科学理论。没有哪一种科学真理，不是经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而轻易得到的。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是我们根本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也是我们根本的学风。
是否从实际出发，是否实行调查研究，是一个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调查研究的原则，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利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党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切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没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都不懂得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犯了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研究问题有两种根本相反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从主观愿望出发，轻视调查研究，就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大敌，是科学事业中的大敌，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和主观主义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只有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把握客观真理。
①《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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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和相对的。从它的内容来看，真理是客观的，从认识真理的过程来看，真理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人们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把握客观真理的限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认识的相对性，承认相对真理。
任何真理都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没有离开相对的绝对，也不存在脱离绝对的相对。每一真理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对物质世界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它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然而，任何真理又确实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正确反映，所以它同时又是客观的，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说：“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①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使认识僵化，就会使我们在走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上停止前进，甚至可能使真理转化为错误。如果只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就会抹煞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原则界线，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包含着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总和。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如果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这条“长河”中的“水滴”。每一科学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无论古典力学或量子力学，都没有穷尽对物质客体运动规律的认识，更没有完结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认识。可是，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例如从古典力学到量子力学，都使人们的认识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都在这条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增添了新的“水滴”。人类的认识就是这样，以无数相对真理的“水滴”，汇成绝对真理的“长河”，逐步地认识永久的绝对的物质世界。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2页。
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者和相对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个相对、绝对的道理，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截然分割开来，因而走上了两个错误的极端。
独断论者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认了它的相对性。他们认为，人们一下子就能完全地、绝对地认识物质世界，把已经达到的有限的知识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在他们看来，真理只是绝对的，不应当有任何的发展，他们把绝对看作是排斥相对的绝对，不懂得真理是一个从相对到绝对的无限深化的过程。
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是形而上学独断论的一种表现。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抽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企图一劳永逸地按现成公式行事。他们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抓住了真理的绝对性，丢掉了真理的相对性。他们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生活的发展中不断地发展的，但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其正确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和死亡的规律来说，是绝对真理。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在实践中就必须遵循这个真理。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并且张牙舞爪，威胁世界和平，现代修正主义者却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这正暴露了他们的叛徒立场。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2页。
②《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页。
我们从来都认为，对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进行新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这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①
真理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且也是真理同错误进行斗争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②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自然科学是在同宗教迷信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是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机会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任何时候，和真理并存的总有错误的认识。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虽然要经历曲折的道路，但终归要战胜一切错误，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阵地，深入人心，掌握千百万群众，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真理在同错误作斗争中，本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得到提高，得到发展。
无产阶级要同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进行坚决的斗争，也要纠正自己队伍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或者由于受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犯的错误。和这两种错误作斗争，对于真理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不但可以增强自己身上对于这些观点的“免疫力”，并且可以使真理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错误是无产阶级自己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能从错误中正确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种错误就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由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所造成的错误，不但今天会有，就是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因此，不断地克服错误，就是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将是真理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真理和错误的斗争过程中，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对错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能发展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错误可以转化为真理。反之，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如果由于反对一种片面性把真理的某一点、某一方面加以夸大，而走到另一种片面性，也就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①因此，在和错误作斗争中，决不能以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只有全面地具体地掌握真理，才能克服和防止一切片面性的错误。
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通过相对真理而日益接近绝对真理，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真理，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我们懂得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自觉地利用它来追求真理，促进真理的发展。
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自觉地运用真理发展规律、促进真理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通过科学界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压服的方法。不让错误意见发表，它仍然存在着。只有通过正确的意见和错误意见的斗争，才能辨明是非。真理愈辩愈明，而谬误总是经不起认真的争辩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的主观认识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某一个问题的客观真理还没有为我们掌握的时候，就必须鼓励人们从各种不同方面，经过各个不同途径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进行自由的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追求真理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学术问题的争论，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固然也会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因此而害怕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①
事实证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符合于真理发展的规律，是发展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极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策。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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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从来没有人作过科学的解决。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这种标准。或者是以已有的某种教条作标准，例如从汉代以来，作为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儒家，通常总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汉代的扬雄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①，或者是以自己的观念作标准，例如明代王阳明的所谓“良知”是“自家的准则”，“是便知是，非便知非”②。法国的笛卡儿认为，概念的明白和清楚是真理的标准，这也是从认识本身中寻找标准。黑格尔虽然说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是，他把实践只理解为精神活动，所以也还是以观念作为自身的标准。实用主义者詹姆斯说：“凡是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并使我们获得效果的东西就是真理，这也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显而易见，这是公开地否认真理的客观性。
①《扬子法言》卷二。
②《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
旧唯物主义者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他们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作为真理的标准，但是他们不理解社会实践对认识的作用，也就不能科学地解决怎样去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完全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检验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离开实践争论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是一种烦琐哲学。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①
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意识范围内的认识是否符合于意识范围以外的客观事物，这在意识范围以内是决然得不到证明的，客观事物本身也并不来直接回答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为了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只能从认识回到实践。这就是说，人们在实践中获得了关于客观外界规律性的认识以后，拿着这种认识去指导实践，如果把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等变成了现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么，这就证明了，这种认识是符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只有人们用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作指导，通过实践去改变事物，客观事物才通过实践的结果，给人们以回答。检验认识的标准不是主观的，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人们只能通过实践的结果来判断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凡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都将被实践所证实，凡是反科学的、错误的理论，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拿到实践中就要碰壁。原子内部构造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人们能够用关于原子内部运动的知识，在工业和其他方面利用原子能，这就证明人们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它的真理性在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得到了证实。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它经受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排斥逻辑的证明。判断认识的正确与否，逻辑的证明是重要的手段。某项工程设计，某一方针，政策、计划，在其实施之前，即在受到实践检验之前，对它的正确与否，应该而且可能作出一定的判断。人们可以拿已有的某些知识为前提，进行推理，来判断这个设计、这个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这里是否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的证明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任意作出，它归根到底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逻辑推理中的前提必须是在已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逻辑推理中又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且被人类社会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验过了的。而且有许多事情，逻辑证明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这是因为已有的知识有限，而在事情的发展中还可能出现不能预计到的情况的缘故。对于这些事情，在经过逻辑证明以后，还必须再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这一标准不应该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认识是否正确，应该用而且只能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所证实的一切都是客观真理，一切谬见归根到底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此，实践的标准是绝对的。但是实践的标准同时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历史阶段的实践都有局限性。一定历史阶段的实践不能完全证实或者驳倒一切的认识。某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所证实的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超出这个限度就未必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实践所不能证明的，终将在今后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于实践标准的意义，列宁写道。“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实践证实真理，揭示错误，人们根据实践的结果修正，补充原来的认识。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认识，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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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追求真理，掌握科学知识，无非是以此作为行动的向导，去改造世界。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探求自然的奥秘，掌握自然规律，是为了从事生产斗争，征服大自然。我们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是为了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经济建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总之，一切认识都是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的。
理论，知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够指导人们的行动。只有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导，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若不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
人们为了正确地行动，避免盲目性，就必须了解事物的发展进程，具有科学的预见能力。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通过实践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就能预见未来，指导实践。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有科学预见。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的进程，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就越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将来。一般说来，科学预见只能大体上推断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进程，而不可能周全地预知到它的一切细节。科学预见越是准确、越是深远，根据它拟订的行动计划、方案就越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我们的行动就越能发生应有的效果，就会更顺利地达到行动的目的，有力地加速客观事变的进程。
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才能有效地和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人们在实践中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人们在实践斗争中就能够掌握主动性，行动就获得了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在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在工作和斗争中就处于被动地位，行动就没有自由。人们认识了必然性，利用必然性去征服自然，才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之上的。自由并不排斥必然，而恰恰是依据着必然；违反必然，就没有自由。人的自由总要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不受客观规律制约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所以，真正的自由和必然是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规律或者“创造”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又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当人们认识了规律的时候，必然就转化为自由，人们就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客观规律的主人。也只有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实际，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客观规律性。
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必然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的错误观点。一种是抽象地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脱离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任何人违背了客观规律性、必然性而任意妄为，其结果必将是事与愿违，不但得不到自由，而且一定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另一种是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把必然性看作对自由的否定，认为人们只能作客观规律性、必然性的奴隶，只能消极地依从客观规律，而不能利用客观规律有所作为，这是机械论的观点，人类实践的历史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能把尊重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承认某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只承认客观规律性，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或者相反地，不顾客观规律性，鲁莽从事，都会使工作遭到失败。
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的奴隶变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历史，就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愈来愈深刻的历史。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改造了主观世界，又促进着改造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不断的变革，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重又一重地打破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眼界的限制，人们的主观世界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改造，人们的认识能力就一步又一步地提高。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代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对人的统治(即生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为人对物的统治所代替了。一直作为异己力量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规律，开始被人们所掌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主人。恩格斯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①《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充分的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高度有效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地改造世界，创造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鼓足革飾千劲，力争上游，奋发有为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从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仍然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进一步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以求越来越深入地洞悉大自然的奥秘，越来越深入、越准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规律，越来越充分地发挥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一步步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共产主义的加速实现。
共产主义时代是人们都能自觉地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时代。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永不会完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人们永远要在实践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克服主客观的矛盾，不断地发现真理，排除谬误，不断地得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从而使人类社会被改造得更加美妙，人类征服宇宙的巨大威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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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成为真正的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列宁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①
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
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与了不同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本书的前面各章，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各方面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指出，这个过程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不论对自然界或对人类社会，都应该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加以理解。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同样，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本身所固有的必然规律而发展的客观过程。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致命的弱点。
①《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许多抱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理论家都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他们不能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抹煞或忽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广大的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杂乱的堆积。按照这种理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只能等待某一杰出人物的偶然的出现，等待他头脑中偶然进发的明亮的思想火花照亮黑暗的大地。这些理论对人民群众是精神的桎梏，叫他们安于困苦不堪的生活，最好也只是叫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幸运的偶然性上。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上提出了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某些社会历史现象，但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中国，例如春秋时代的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的观点。东汉的王充发挥了管仲的这个观点。王充认为，人们的善恶行为，并不在于人的性质，而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于农业生产的丰歉，而农业生产的丰歉则由于自然界的原因(风调雨顺或水旱成灾)。由此，王充得出结论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②王充把社会治乱的原因归结到自然条件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在运用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探索上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并肯定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因果联系，他否定意志决定论，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由其生活环境所决定的。
①《管子.牧民》。
在欧洲，例如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对于社会生活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下面的看法，他认为，原始社会的人过着群居生活，他们没有住所、衣服和工具，他们以偶然获得的食料充饥。
他们“受到需要的教训”，逐渐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需要的影响下，“双手、智慧、机灵”就引导他们走向文明的生活。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了“环境决定意见”的观点。例如爱尔维修认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的结果，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是，他们在提出这样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这两个观点是直接对立的。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循环，他们仍然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先知先觉的人物的身上。
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列宁曾认为在黑格尔的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出现过很多的唯物主义派别；而在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领域内，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统治的地位，因而不能产生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同志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
①《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0页。
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任何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精神劳动的特权，被剥削者承担从事体力劳动的沉重义务。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不同的剥削阶级以及同一剥削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抹煞被剥削者－－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的特权，总是把某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神的意志或某种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因此，剥削阶级总是竭力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的阵地。只有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够摆脱剥削阶级的一切偏见，只有这个阶级的思想家才能够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不可能产生，还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大机器生产才提供了科学地理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可能。恩格斯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把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国各民族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也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所以不能够在根本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除了阶级立场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因为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有它的特殊的认识根源。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天体运动和微粒子的运动，声、光、热、电，化学变化，以至于生物的生存演变等等，这些物质的运动变化，都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社会历史的情况却不同，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②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形式。这个特殊的形式很容易使人发生迷惑：如果人们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不深入研究事情的本质，就会以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人的主观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特别是把英雄人物个人的思想和意志说成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都各不相同。由于不同的人物和许多其他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事件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同样地重复出现的。被这种现象所迷惑的人，就会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246页。
②同上，第243页。
为了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必须冲破笼罩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的这种迷雾。
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一切人的一切活动固然都有其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但各个人的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常常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这些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意图和目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都能够成为现实。历史上，在人们还没有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应用这样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情形下，人们的主观意向，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所引起的结果，都不是所预期的，甚至是和预期相反的；只在很少的场合下，人们的期望能够如愿以偿。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曾经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他们声称这个口号将引导人们去建立起永远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在实际上所得到的结果，只是一个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必须解答：第一，为什么同一个社会里，人们的主观意向会有种种不同甚至于互相矛盾、冲突？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中间发生这样的矛盾？第二，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主观意向，有的能够得到实现，有的不能实现，有的似乎实现了，但实际的结果和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很明显，这些问题，决不是在人的主观意识本身中可以找到解答的。认为“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人们的思想动机和主观意图，结果就只能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陷入一团混乱。如果不能弄清楚隐藏在人们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就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历史。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曾经试图有系统地答复这个问题。他认为，历史人物所标榜的动机以及真实的动力，都根本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别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应当加以研究的。黑格尔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他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黑格尔虽然批判了“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但他不是从历史本身去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历史外面，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里把这种动力输入到历史中去。在他看来，支配人类历史的“民族精神”无非就是支配整个宇宙的神秘的“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真正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恩格斯指出，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研究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动力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指阶级社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发展的状况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贯彻。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做了一个经典的说明：“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提供了客观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它可以使我们不为形形色色的复杂的，偶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出它的最深刻的根源。因而它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某些历史家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任何重复性的观点。的确，社会现象的完全重复是没有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却存在着共同的本质，这里就表现着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列宁指出：当人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面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②。因为这样就不能区分社会中哪些现象是本质的、重要的，哪些现象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③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
②③《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社会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从根本上说来，除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一般都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历史形态。凡是奴隶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说明社会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但它决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污蔑的那样，似乎低估和轻视社会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同样科学地指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就在于：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它就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的作用，新的进步的社会意识如果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掌握了群众时，它就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进步的社会意识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他又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①
①《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0—301页。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充分估计到的，但是，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最基本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社会意识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进步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的新生的进步势力的要求的反映；腐朽反动的社会意识，是社会中腐朽落后的势力的要求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它有着某种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只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①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118页。
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能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那么，到了腐朽的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社会历史就只能提出极其反动的解释。他们或者用新的形式重复那些早已破产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老调，按照生物机体的结构来解释社会现象、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注意社会生活中的枝节问题，回避对社会发展中本质问题的研究。而根本否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用各种形式宣扬非理性主义，则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主要倾向。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热衷于研究个人的心理状态，企图从心理状态方面对社会生活做主观的任意解释，所有这些都是为粉饰资本主义日益混乱的秩序，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不可解救的痼疾提供药方。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历史观自然而合理地解释了以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存在是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从而说明了，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以后必然会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从而建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今天，社会主义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科学的理想，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光辉的现实。这一事实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各门学问能够成为科学。社会科学的各部门，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分别地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过程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各个部门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它所研究的是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过程和最一般的规律，而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的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能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科学部门提供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作为标签硬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曾出现过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现象，恩格斯在批判这种现象时写道：“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①
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成为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透彻地理解的事情。依靠这种科学的认识，人们不但能够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而且能够获得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历史唯物主义使一切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看出了明确的前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并且能够有把握地进行自己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是领导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共产党的可靠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下面各章将分别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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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原因，也是整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着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为什么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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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社会面貌。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
地理环境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必要条件。物质资料生产的对象是自然界供给的，或者是人们从自然界取得的。人们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也是用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明显地受到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马克思说：“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会发生影响，致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国内，会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并在其他情形相似的限限度内，使必要劳动时间成为不一致的。”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少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些；反之，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费时较多的地理环境中，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些。
但是，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斯大林说：“欧洲在三千年内已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这同一时期内，欧洲境内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更，便是变的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学也不肯提到它。而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环境方面一种稍许严重的变更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社会制度中甚至最严重的变更，也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就够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地理环境决不能成为社会发展底主要原因、决定原因，因为在数万年间几乎仍旧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那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更的现在发展的主要原因。”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企图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更替。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直接或通过事务及职业类别来影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决定人类的嗜好，气质，并通过这些决定整个社会制度。这种夸大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地理政治学派(这种学派在希特勒德国的先进的美国都很流行)，则是利用政治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谬论，来为帝国主义的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侵略战争以及公开的掠夺殖民地的暴行做辩护。人口的因素也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其他条件和别的地方一样，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慢一些。人口多少是生产发展的一个因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32页。
②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6页。
人口的增长虽然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因为第一，人口的密度不能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第二，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说明为什么某一个社会制度恰好由某一个新制度来代替，而不是由其他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第三，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成为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原因。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硬说中国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过剩。毛泽东同志在驳斥这种谬论时说：“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①
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99一1400页。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捏造出所谓“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硬把这种“规律”说成是自然的法则，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由于人口太多。他认为只有减少人口，才能解决失业、贫困的问题。这种错误的观点只是为着要掩盖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破产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决不是由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事实上在应用进步技术的情形下，生活资料的增长远比人口的增长要快。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和侵略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用来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和掠夺殖民地的行为辩护。马克思主义认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各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具体的人口规律。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人口的增长也应该是有计划的，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做到计划生育。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也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物质生产。
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首先要能够生存。为了生存，必须吃喝穿住，这就是说需要有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离开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也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
①马克思：《致路.库格曼》，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人们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所表示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除了在生产过程中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生产方式。
一个社会的面貌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式。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是由于那时的生产力式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社会才分裂为阶级，人们之间才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产生了各个敌对阶级的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只有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会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才可能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随着私有制生产方式的消灭，公有制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阶级剥削的现象才会被消灭，新的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风尚才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巩固。
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当一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时期，不得不为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目前在不少国家中已经实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是为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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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前面已经提到，生产力的要素包括：以生产工具为主的被用于生产的劳动资料，以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物质标志。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是社会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
仅仅有物的要素还不能构成生产力，物的要素必须被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没有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工具和其它劳动资料只不过是一堆死物，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都是通过劳动者实现的。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
前面也已经提到，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
生产关系的特征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斯大林说：“生产力底状况所回答的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问题，而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②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②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1页。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而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人们的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又决定着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的内容包含着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3)由前面两种情况所决定的产品分配形式。上述的三个方面，组成为生产关系的整体，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
生产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以原始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其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被迫处于服从的地位；由于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就能够以各种方式支配后者的劳动力，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而劳动者只能得到仅够维持活命、甚至难于维持活命的生活资料，这样，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在构成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经常不断地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为相对固定的形式。生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开始的。社会生产永远不能中断，改造自然的活动永远不能停顿。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断地积累和增长，就有可能在生产关系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逐渐改进生产工具和创造发明新的生产工具；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它在生产技术上的应用，更能加速生产工具的变革过程。生产工具的每一次显著的改进，都要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发展的情况不同，为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同。人和人的这种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才能顺利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其内容，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铁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就使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终于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这就是说，某种生产关系的必然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在根本上说来，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变更。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力量，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的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的东西，生产关系是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社会形式。每一个历史时期所达到的生产力，都要求与自己的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之内，生产力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技术设备可能得到高度利用，生产力诸要素可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在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重大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在一般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是很迟缓的。
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在新的生产力出现之后才有可能，但是，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生产发展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前提，必须是在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的内部已没有发展的余地，不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另一方面，新的物质技术的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实现，又有待于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当新的生产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巨大革新。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高速度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把旧的生产关系摧毁，在经济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那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原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比较活跃易变的，而生产关系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不会，也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当着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親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陈旧的生产关系，这时矛盾就日益激化起来，就必然要提出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要求，就由量变的阶段进到根本的质变的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向上发展的无限运动过程。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时，必须适应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当人们在旧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能理解到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的经济效果。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发现了从烧熔的石块中淌出来的流质冷凝后的块状物，比磨制的石刀还要锋利，于是，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金属工具，他们完全不知道，这将会引起奴隶制的诞生；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采用大机器，他们没有想到，伴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成为冲突的时候，反动统治阶级仍然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就不可能粉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新的思想和要求，这种新的思想和要求，一般地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需要。在这个新的思想和要求的指导下，进步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这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为了保证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旧的过了时的生产关系必须被打破，而且也一定能够被打破。生产关系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的、决定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拓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要素，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动摇了并最后摧毁了封建制度；目前在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资本的统治，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趋势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曾经用臭名远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他们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根本抹煞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抹煞了在变革生产关系中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按照他们的理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只是单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必经过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需要通过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
现代修正主义者借口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公开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并且大肆宣扬“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的翻版。马克思和列宁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决不是预兆着社会革命的消失，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说来，这正是预兆着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列宁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技术革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却使社会更加不平等，使贫富之间的距离扩大，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无法生活，遭到失业和各种困难。”①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
《修改党纲的材料》，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4页。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制定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客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个客观规律。当着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打破过时的、腐朽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此就必须同维护旧生产关系的一切反动落后势力，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当着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得到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某种生产关系应当加以变革还是应当使之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它是否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相适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我们党之所以正确、所以不可战胜，就在于它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最高准则；就在于它科学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强大的发展。
①《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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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历史上五种基本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是和当时极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它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以原始公社为单位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原始人没有任何私有的观念。某些同时用做防身武器的生产工具，只是为着使用起来顺手，才固定归个人使用。原始人的劳动产品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任何剩余，与此相适应，产生了平均分配的制度。这时还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最初是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以后又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和产品的交换。而这种社会分工和产品的交换必然引起私有制的出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①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除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外，还有了些微的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奴隶制的形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出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所代替。
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可以象对待牲畜一样地买卖甚至杀死奴隶。这是一种最粗暴的赤裸裸的剥削制度。尽管如此，奴隶占有制的出现仍然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现象，比起原始社会来，它提供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金属工具的使用，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分工，特别是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力。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
在奴隶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越来越把劳动看成是下贱的，可耻的事情，奴隶受着惨无人道的待遇，体力和智力遭到严重的摧残，他们对劳动失去了任何兴趣，并以怠工、逃亡、破坏工具、暴动作为对奴隶制的反抗。这样，奴隶制不仅成为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且危及到社会本身的存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对劳动感兴趣的生产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为特征的。在这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地主所有。农民对地主有着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要服从地主的支配；在封建制发展的某个时期，地主还可以把农民随着土地出卖或赠予别人，只是没有任意杀死他们的权利。农民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产品绝大部分以地租的形式交纳给地主。农民和奴隶不同，他们有着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自己的经济，他们可以把交付地租之后所剩下的很少的劳动产品作为自己所有，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农民希望生产更多的东西，以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这就有了积极劳动、改进技术的兴趣。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力量。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农业生产特别是手工业技术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和技术，如在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地主阶级利用人身依附关系(也叫经济以外的强制关系)，对农民所进行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以至根本无力扩大生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阻碍，因此就引起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冲击着日益衰朽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在农村中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又叫做自然经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逐渐分化出独立的手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日益增长，城乡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新市场的需要，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斗争。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在这里，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劳动者(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对资本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却为饥寒所驱使，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发展起过强大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在工业中实现了一个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两个世纪内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封建社会的个体生产和自然经济，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使生产资料集中在人数甚少的资本家手里。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经常伴侣，严重地破坏着社会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资料日益集中于一小撮大资本家的手中，终于形成了垄断资本。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它操纵着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市场价格，从而引起了停滞和腐化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垄断组织不但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它们更加严重。作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为一体的财政资本的统治以及资本输出的结果，使单纯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叮在数以亿计的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寄生虫。为了瓜分和争夺殖民地，垄断组织还不惜一再把千百万人民投入世界大战的血海。总之，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如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地区的胜利和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进一步走向崩溃，帝国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经济不稳定性更为增长，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为加深，经济危机的周期更加缩短，生产停滞、开工不足成了经常性的现象，国民经济军事化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小撮垄断组织同广大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者拚命使用各种手段，妄图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加紧扩军备战，到处玩弄战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所有的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平运动，等等，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帝国主义体系的伟大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帝国主义的矛盾，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企图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凭着其日益集中的经济势力，大大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把垄断组织力量和国家力量合为一体。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根据这种变化大肆喧嚷，硬说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已被“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所代替。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建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更成熟的物质条件，它本身决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由垄断组织代理人所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能是垄断资本的驯服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垄断资本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它决不能缓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只能使它们更加深刻化和尖锐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决不可能由它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是注定了的。代之而起的只能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但在肯定这个一般的社会进程的时候，还应当估计到社会发展的具体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可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或者在某一时期出现几种生产关系并存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例如，旧中国没有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引起了我国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正确地运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把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因此在民主革命获得全国胜利后，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运用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我国社会的巨大飞跃，并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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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这个新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等个体经济－－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首先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对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基地，个体生产者时刻向着贫富的两极分化。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所以只有实现了对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①《共产主义运动小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如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在商业方面是经销代销)、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一系列步骤；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标志着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对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论采取排挤、没收的办法还是“赎买”的办法，都是要使它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个体的农民和个体的手工业者虽然是私有者，但他们是劳动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们采取剥夺的办法来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使个体经济转变为吐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属于全民所有制，而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属于集体所有制，我国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的农村人民公社，也属于集体所有制。此外，在农村经济中，还存在附属子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小规模个人所有的家庭副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和助手。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比起集体所有制来，是高级的公有制，它是和较高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可以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作统一的分配，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则不能作到这一点。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集体所有制是与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相适合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相脱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是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生产的目的、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等等，都起了根本的变化。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劳动者不再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全社会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而劳动，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是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以前一切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根本特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反复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停滞，恰成鲜明的对照。
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开始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对于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说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制造生产资料的重工业，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提供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提高。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不断增强的保证。但是社会主义工业不能离开农业孤立地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出多少商品粮食和原料，取决于社会除了从事必要的农业以外，还能提供多少劳动力。正确地安排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促使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发展。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方针。
我国人民正在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都以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的动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是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取得完全胜利和巩固起来的保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不等于说它和生产力之间已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环节上还会不断地发生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性质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而是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不断地得到解决的。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存在着某些矛盾。在工作中，需要经常注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调整，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斯大林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①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页。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般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将来还要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在国家所有制中，某些具体的关系，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划分等，也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助合作关系，这里不存在阶级社会里的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性矛盾。但这种互助合作关系，也是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来加以调整，上面所说的在产品交换方面必须遵循等价的原则，也是调整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以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另一方面经常注意使脑力劳动者同工农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同时，在企业管理和行政工作方面适当地采取各种必要的调整措施。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通过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大力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对于调整和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保证人们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能够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能达到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着正确实施这个原则，又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解决。为了使工人和农民意识到必须把目前的、个人的利益和长远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必须对劳动人民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政治工作和物质保证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中，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通过对生产力的诸要素进行合理的调配，使用、改进和提高，来加以实现。开展劳动竞赛，推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逐步实现生产机械化和自动化；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合理地配置生产力和合理地安排劳动力等等，对于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着重大的意义。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那时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的残余也消失了，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所代替，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飞跃，就将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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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制约；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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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前面已经说过，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迟早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于生产力的情况，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美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高的，但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从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
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人们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思想关系。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有机地互相联系着的。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观点，思想体系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地建立起来的。例如，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各种思想观点、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或者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最有力，最广泛的传播。这保证了他们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
上层建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但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且还受到政治的制约，从属于政治。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出发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作出精确的科学的说明，就能够根据一定的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情况，来把握这个社会的全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切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一般社会”的抽象议论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这种抽象议论的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现实存在的具体社会形态是复杂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着某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的地位，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般的主要特征，也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会存在着曾经孕育过这个社会形态的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表现出自己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期间。”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即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特定社会形态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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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这个矛盾的统一体中，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②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叫任何社会的经济基础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表现为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着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迟或早地必然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独立性，各有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它们并不都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消灭而立即变化或消灭。但是，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迟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则是确定不移的历史规律。
①《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2—643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它又指出上层建筑不只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产生，就是要为经济基础积极服务的，它必然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为新的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当它为旧的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例如，处在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民主思想等)，曾经对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为这种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统治和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等等)就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极端反动的力量。
上层建筑是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呢？
上层建筑能够帮助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就在于：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更具体些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文化等机关，大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它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统治。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保证。反之，如果统治阶级不能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与教育文化机关的影响，来确立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那么，它就不能克服被统治者的反抗，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就要动摇，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必将加速趋于崩溃。
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情形是密切联系着的。经济基础中存在着一定阶级的统治，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那么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就有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有着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对立。统治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及其思想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影响，它才能巩固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才能继续维持它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相反地，如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能够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当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即使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只有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情绪日益高涨，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并终于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和顺利地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才得到巩固。
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么，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之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广大劳动群众，发动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在思想上取得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揭穿了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种谬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的同时，还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此引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结论：否认推翻旧的上层建筑的必要性，即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全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的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并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里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的情形，使两者之间要经常发生某种矛盾。只有对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部分适当地加以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情况，才能够充分发挥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
当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根本不相适应的时候，当经济基础已经濒于灭亡的绝境的时候，反动阶级在上层建筑方面的调整和修补，虽然能暂时延缓一下腐朽的经济基础的寿命，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挽救它的死亡。因为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只有根本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种矛盾。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基本性质虽然不变，但发生过由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的重大的变化。在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就政治制度来说，主要是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这同当时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不能成为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有力工具。资产阶级就要把它的上层建筑加以若干改变，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时，资产阶级采取了更野蛮的形式来镇压愤怒的劳动人民，以求在风雨飘摇之中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从而延长其经济基础的寿命。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都露骨地或者隐蔽地趋向法西斯的统治方式的根本原因。
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这只是暂时的情形。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已走上发展的顶点，只有根本地变革生产关系，社会才能前进。垄断资产阶级的以法西斯统治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竭力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维护腐朽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由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变革经济基础的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摧毁反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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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于一切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对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后，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求得经济上的解放，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是由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能从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造成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时，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还没有形成，但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居于领导地位，能够给无产阶级国家以强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日益巩固和逐步地完备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这样的作用，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斗争，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经济方面有着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和斗争，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在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中，也就必然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它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进行各种活动，力图动摇和破坏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借以阻碍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上层建筑方面对资产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还必须继续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这样的革命斗争，就不能保证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来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发展。
从多种经济成分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的过程中，在经济上有着两种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政策正确，处理得当，资产阶级分子被大势所迫，不得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他们就不需要进行对抗的斗争，至于对一部分坚决抵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不能不是对抗的。经济上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也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观点的斗争，包含着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日趋完善，保证它能够充分适合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和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必须善于分析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决定性胜利，统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适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是它的民主集中制。它对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行着集中统一的领导，又使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只有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高速度地发展，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日益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和发挥着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共产党领导着国家政权和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它是团结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起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党和国家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觉的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启发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和教育下，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的形成，促进着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加速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以往的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的阶级内容和工作方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帮助它的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它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合之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合的方面，也就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矛盾。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旦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总不免在某些环节上有不完善的地方。第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已经被消灭之后，也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存在，它们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影响，也会造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缺陷。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的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于它的基础总是处于又适合又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正是在这种牙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的。
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375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其他坏思想和坏习惯的存在所引起的，人民大众同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人民中间由于受到某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存在的。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本身某些局部缺点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完全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崭新的事业，为着实现这个事业，人们必须在各方面积累经验；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经过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和解决一个个的问题。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之前，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不免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实践经验的增加，人们能够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地纠正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局部缺点，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上述这些矛盾的不断解决，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断地互相适应和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于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着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国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使社会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接着在1957年又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还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样，就在上层建筑方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健全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和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都是在我国的条件下具体运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结果。我们还将继续运用这些规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进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创造条件，准备在将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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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民族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的特征，也规定着家庭和民族等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和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是在原始公社末期私有财产发生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个体家庭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最初的原始群中，由杂交发展为实行各种形式的群婚，逐渐形成了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母系氏族公社。这是由于早期氏族公社生产力稍有发展，男女在生产中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男子从事狩猎，妇女从事采集，初步种植植物)，妇女的生产比较稳定可靠，并在原始公社生产中占居比较重要的地位等等原因而产生的。原始公社的生产由狩猎向畜牧和农业进一步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于是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母系氏族公社便为父系氏族公社所代替，并逐渐出现了父系家长制的家庭。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力再向前发展，生产已有可能不依靠群体的共同劳动来进行，而由较小的个体单位来进行，同时，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要求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单位。这样，就逐步地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
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在阶级社会里，是建立在男性支配和奴役女性的基础上的，这里的一夫一妻制的义务，实际上只是片面地要求女方遵守。掌握财产所有权的男子方面的多妻生活和社会上的卖淫制度，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制度经常的补充。这种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形式，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必然的产物，是为私人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继承权服务的生活组织形式。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其自然基础，又以私有制为其经济基础。它既担负着繁衍后代的职能(对劳动者家庭来说，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职能)，又是私有财产占有的单位。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它也是一个经济单位。个体生产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这种家庭是生产的单位。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人都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进行生产，家庭就成为单纯的消费单位，而不再是生产的单位。工人的家庭不论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或者是作为消费的单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只是提供剥削的源泉。由此可见，家庭的性质、职能，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家庭的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也是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产生了封建的家长制度和家庭内的尊卑等次－－父子、兄弟、夫妇的不同地位，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国法家规和道德观念。在封建家庭里，族权、父权、夫权控制着一切。农奴阶级的家庭，对于封建主阶级处于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实质上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原则”。在工人家庭中，由于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把妇女吸引到生产劳动中，使妇女开始从宗法制度和家长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剥削制度的消灭和公有经济的日益发展，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妇女成为自由的、具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一夫一妻制对于男女双方才都是现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家庭制度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观点和法律观点。建立真正平等，团结、和睦的社会主义新家庭。
总之，作为社会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家庭，既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也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它同整个社会形态，首先是经济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它的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迟早都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家庭制度。在不同阶级间，家庭关系也有所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于生产方式，家庭关系决定于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可以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中得到说明。
民族这一种社会共同体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密切的联系。民族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使人们打开各个地区闭关自守的界限，在广大的地域里结合为民族，这首先要在各地区之间发展交换关系，扩大商品流通，使这些地域的居民之间形成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才有可能。除此而外，要形成民族，还需要这样的条件：共同的语言和表现在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民族心理。这样，民族这种社会现象，是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关系，又包括一定的思想关系的综合形态，但在构成民族的各种因素中，物质生活、经济关系则处于主导的地位，它决定着民族文化的实质，决定着整个民族的根本特征。
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是两种类型的民族，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民族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思想感情，以至于不同的文化。在文化领域内，同一个资本主义民族里，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民族文化传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决不会因为属于同一民族而有所减弱。不过，由于民族在生活习惯、思想传统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使得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共同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共同感情在一个民族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就特别强烈地表现出来，而成为被压迫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尽管如此，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不同的阶级在实际上仍然有着不同的态度，坚决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利益的是劳动者阶级，而剥削阶级则很容易趋向于妥协和投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积极作用，但是不论在压迫民族或者被压迫民族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总是夸大共同的民族感情，以此来抹煞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巩固资产阶级对于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统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但造成了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也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不平等，造成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罪恶现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不同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造成互相歧视、互相对立倾向，破坏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过程中，它成为民族侵略的思想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方面要求重视民族的特点，尊重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民族关系上，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成了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各民族的社会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逐步得到改变，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形成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之间的关系，由于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经济根源，形成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的民族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以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发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民族，由于国内先进民族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可以超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高到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各民族的繁荣和兴旺，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是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使世界各民族在乎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一个长久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逐步地达到民族界限的消亡。
由此可见，民族，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归根到底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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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阶级和国家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上层建筑中最主要的东西。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都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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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人类最早的时期－－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才能免于饥饿和死亡。这时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可能，从而也就没有任何阶级的存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促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发展，各个氏族和家庭之间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便发展起来。氏族内部分化出了氏族显贵，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和其他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员，他们利用自己职位的方便，侵占一部分公共财产，并利用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机会发财致富，甚至形成了以战争为专业的集团。财产不平等的现象日益发展，在氏族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剥削者，这就是最初的奴隶主。
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对象－－奴隶，开始时是由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来充当的。战争和暴力对阶级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加速和加深了财产不平等的现象。但是战争和暴力不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原因。掠夺不能创造财富，它只能把财产从一个所有者的手上转到另一个所有者的手上。把俘虏变为奴隶只有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为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极低，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可供剥削的时候，俘虏通常都要被杀掉，只有在生产可能提供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被用作被剥削的对象。使用奴隶的制度进一步发展以后，奴隶的来源就不再以战争的俘虏为限了。本部落里穷困的人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阶级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企图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都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过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里，各有两个基本阶级，即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各基本阶级内部的各部分人之间还有某些具体区别，例如，封建主阶级中有贵族领主和一般地主的区别，农奴中有依附于地主庄园的农奴和佃农的区别，等等。这些基本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各个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表现。在各个阶级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例如，在奴隶制社会里，有不是奴隶主也不是奴隶的从事劳动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个体劳动者。有些非基本的阶级属于旧生产方式的残余或新生产方式的萌芽。例如，在封建社会初期存在一些奴隶主和奴隶，在晚期出现了资产者和无产者。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阶级地位分别属于其所服务的阶级。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已经初步认识到了。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对这个事实作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示了阶级的本质，提出阶级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社会集团。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①《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主要地就是在经济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地位、剥削和被剥削的地位。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和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不同，首先是因为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奴隶阶级、农奴阶级、无产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前一部分人就能够利用自己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实行经济上的统治，从而占有他们的劳动，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既然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就能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或者脱离社会的生产劳动，从事生产劳动以外的活动。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被剥削者不得不全力从事繁重的、折磨人的体力劳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的不同，又决定着各阶级取得它们所支配的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截然不同。例如，资本家能够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增殖其财富，工人只能获得勉强能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工资。
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范畴：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对立也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但是，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特点，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它们的经济地位。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常常根本抹煞社会阶级的存在，有的虽然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却歪曲阶级划分的原因。有的人杜撰出一些生物学的，种族的、心理方面的、个人能力方面的以及其他非经济的原因来解释社会阶级的划分，借以证明阶级的存在是永久的、合理的现象。有的人虽然接触到经济问题，但只是孤立地从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来解释阶级。例如，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组织论”者硬说阶级的出现是由于人们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职能不同而分为“组织者”和“执行者”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企图这样来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资本家在社会生产中有着“组织者”的职能，因此就应该永远居于统治者、生产领导者的地位。其实这是把事情说颠倒了。事实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对社会生产有着组织者的职能，才在经济上占有统治者和领导者的地位，相反地，他们只是由于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居于统治的地位，所以才成为生产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分配论”者则把阶级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其实，经济上的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收入来源的不同决定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按照“分配论”者的说法，似乎只要把分配方式改变一下，无需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可以改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还常常把阶级和等级混淆起来。旧中国的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封建等级制度和阶级混为一谈，硬说中国只在古代社会有“阶级”(如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到了现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分了。这种说法的目的，显然在于抹煞阶级的区分。其实，在奴隶制社会或封建社会里出现过的那种等级制度(如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的特点，主要是在法律上，道德上所规定的等级差别和一部分人的特权制度。但是等级不等于阶级，阶级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同一阶级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公、侯、伯、子、男)，同一等级也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如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者，无产者、农民和城市贫民等)，因此决不能把等级和阶级等同起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在法律上取消了等级制度，但是阶级仍然存在着。
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剥削阶级为着维护和加强他们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其剥削的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是剥削阶级要求的一般的趋势)，必然要用一切方法，首先是政治统治的方法，来压迫被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为了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不能不起来进行斗争，不能不起来反抗剥削阶级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个斗争总是对抗性的，它集中地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尖锐冲突。这样的阶级斗争贯穿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会形成集中地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集团，政治组织。这样的政治集团和政治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政党。政党是阶级中最积极的、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斗争，最集中地表现了阶级斗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里，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就会发生最尖锐的阶级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想尽办法去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从来没有一个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建立和成长，才能使一种过了时的社会形态为另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
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仅突出地表现在阶级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被剥削阶级为着反对统治阶级日益加强的压迫和剥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打击剥削阶级的统治，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时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奴隶的革命暴动，如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奴隶和农民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里，都不是和新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他们不能在自己的斗争中提出建立一个较进步的社会形态的纲领，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奴隶、农民的起义和他们的革命战争，对于破坏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总是要依靠或者利用农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跟过去的奴隶、农民不同，无产阶级是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而出现的先进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能够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的战斗纲领，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能够通过革命斗争使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得到解放。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8页。
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6页。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右翼社会党的领袖和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至抹煞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他们说什么阶级斗争是社会的病态，是互相残害，说什么只有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合作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中心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论调的基本错误，“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①。修正主义者以阶级合作和阶级利益调和的谬论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还努力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加以百般的粉饰，硬说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了。这些说教者在口头上反对阶级斗争的存在，实际上却正是在全力帮助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阶级压迫。
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能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脉搏。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现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只有了解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了解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了解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分清敌友，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①《再论杜马内阁》，载《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②《卡尔.马克思》，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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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家和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分裂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的阶级，没有供一个阶级专门用来统治其他阶级的政权机构。这样的机构必须有一系列的暴力组织(武装部队、监狱、及其它强迫他人服从暴力的工具)作为自己的核心，必须有成批的为阶级统治服务的专职人员－－官吏，才能保证真正具有统治的力量。这一切在原始社会里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不需要的。原始公社里为全体成员共同利益而服务的组织，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这些组织包括氏族、部落的议事会，和具有最高权力的氏族、部落成员大会等等。氏族、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都是经过选举产生，并且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在这里，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也依靠族长和首领所享有的威信。原始社会不需要用特别的武装组织来维持社会内部秩序，仅仅在和其他部落发生冲突时，才由全体成员共同进行武装活动。
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为着保证对奴隶及其他劳动者的经济上的统治和剥削，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上的统治。奴隶主是少数人，而奴隶和其他劳动者则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不能不引起奴隶阶级的强烈的反抗，不能不引起奴隶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从奴隶制社会产生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着镇压奴隶的反抗，为着有可能压迫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强使他们遵循不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奴隶主就必须使用有组织的特别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奴隶主掌握了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掌握了对于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权，来保持为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这个有组织的暴力工具，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是在阶级出现之后才产生的。表面上看来，国家是整个社会的代表，但实际上，它不是超乎各阶级之上使各阶级的利益调和起来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施行压迫的力量；它不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地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而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保证他们能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的机构。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列宁说：“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②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②《论国家》，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2年版，第48页。
在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一整套的有组织的暴力机构。剥削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压制被剥削阶级，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这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的最基本的、主要的职能。国家除了这种对内的职能以外，还有对外的职能。剥削阶级的国家保卫本国的利益不受他国侵犯，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对外实行侵略，损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在国家机器中，军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历史上一切善于代表统治阶级掌握政权的人物和集团，没有不注重掌握军事力量的。随着国家的出现，出现了大规模的专门的武装部队。这种武装部队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的冲突，国家和国家的冲突，以至同一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集团为了争夺权力而发生的冲突都会发展为战争。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有时采取和平的手段，有时采取战争的手段，有时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战争是一定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是为这阶级的政策服务的。在有了阶级、有了国家以后，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战争时，根据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不同而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剥削阶级国家为掠夺其它国家人民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为镇压本国人民革命所进行的国内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人民的革命战争和被侵略的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为自己的中心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它也要进行暴力专政。不过，它的性质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根本不同：它不是少数剥削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及其他阶级的工具，而是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少数被推翻了的剥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一整套有组织的暴力机构，那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国家的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对内职能，除了要镇压那些不甘心被打倒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外，还要组织人民群众全面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包括对那些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剥削者的思想改造工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需要，但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时候，它还具有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职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并且在帝国主义如果一旦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就要用正义的自卫战争来消灭这种非正义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还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要支持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要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权组织或政权构成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存在着议会民主制。为着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哪一个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某一特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现代则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真正的性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是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加以区别，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各种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③
①②《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7--638 页。
③《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
国家问题直接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加以解释，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在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问题上，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①，和“君权神授”等说法，假借所谓“天命”或“上帝”的旨意，掩盖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实质。在中国古代也有与此相对立的，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思想，认为最初的君主是杰出的人物，为人民办了好事，由人民拥戴而产生的。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日有巢氏。”②但韩非的这种说法也未能正确地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骚的“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说成是由于人们相互约定而形成的。这种思想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的，它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的要求，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国家起源的解释则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它的国家学说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反动的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自然学派，崇奉斯宾塞的反动的“社会有机论”，硬把生物的有机结构用来比拟人类的社会组织，企图以此来给资产阶级国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统治涂上一层“合理”的油彩。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认为，社会上的各种集团是由于这些或那些“心理刺激”的作用而建立起来的，而国家就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调和者。至于社会学中的神学派，至今仍然胡说什么国家政权是从神那里产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脱离社会本身的物质条件，脱离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事实，来曲解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掩盖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的本质。
①《书经.泰誓上》。
②《韩非子.五蠹》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而资产阶级辩护士却把它说成是各阶级利益的“调节者”，是“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体现者。资产阶级在革命年代里，曾经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地主的统治，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封建主义的国家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是一种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它只不过是以雇佣奴隶制代替了农奴制；它也没有消灭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压迫和统治，而只是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封建主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面，“民主”，“自由”对于劳动人民，都是骗人的空话。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事实上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平等”和“博爱”的。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从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这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发展的总的趋势和特征。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整个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则已成为财政寡头追求最大利润的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把垄断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随着垄断集团对国家机器控制的加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抛弃以往的虚伪民主的遮羞布，走上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者执行着最反动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动的军事官僚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了空前庞大的地步。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规定了许多新的法规，在实际上剥夺了美国宪法所承认的那些公民权利；按照史密斯法或麦卡伦一伍德法，可以任意逮捕那些根据美国刑法不能构成任何罪行的人。逮捕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拥护自由、民主、和平。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好象是垄断资本集团服从于某种超阶级的国家。因此，他们大肆宣扬：只要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断施加压力，争取在这种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公开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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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社会发展起着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它是阶级斗争历史上的“最后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其它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所不能实现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利用这个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由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肩负起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是由于：它是同大生产相联系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不象小生产者那样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日益壮大，它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所以它在革命斗争中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形式和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解放一切劳动者，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使无产者联合起来，养成他们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使他们有可能在斗争中锻炼成极坚强的战斗队伍。由于无产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只有它才能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他们去摧毁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一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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