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９８
《新约》看作耶稣降世重新与人订立的契约，并奉之为自己的经典，同时便把犹太教的《圣经》规定为《旧约》。
《新约》使基督教最终从犹太教中脱胎而出。
早期基督教起源于民间，反映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意愿，具有敌视罗马统治阶级，蔑视富人和权势者，同情下层人民的倾向，它同时宣传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这种思想倾向使它不见容于统治阶级，它从传入罗马后有３００多年时间始终被列为非法，屡遭迫害与查禁。后来，大批社会权贵加入了基督教，他们逐渐取得了基督教的领导权，把分散的无组织传教活动改造为有组织的教会活动。在思想上，他们也开始不断地剔除反映被压迫者愿望的教条，塞进有利于统治者的内容，大力宣扬要以耶稣为榜样忍受苦难，对主子要温良恭顺，对君王和现有制度要甘于服从，对邪恶不要抵抗，要逆来顺受。于是，基督教便从最初的穷人和奴隶的宗教，蜕变为被有钱有势的人所操纵的、在社会各阶层都有其代表和影响的全民性宗教，使它具备了许多可被罗马当局利用的条件。
到公元４世纪初，基督教运动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罗马统治者终于从中发现可以对之加以利用，变单纯的信仰活动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
这种政治策略上的改变，主要基于基督教性质的根本变化：早期那种给下层小人物在暴政和灾难面前以精神安慰的宗教，已经蜕变为规劝人们安于现状、克守本份和逆来顺受的心灵麻醉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
野心勃勃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语道破天机：采用基督教乃是使自己一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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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西方哲学初步
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与其使用暴力弹压，不如给大众施以精神麻醉。
公元３１３年，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
，确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结束了罗马帝国３００多年排斥和压制基督教的仇教史。公元３２５年，他主持召开了全罗马帝国第一次基督教大会——尼西亚会议，通过了统一的共同信条，确定基督教只信一主一神。公元３９２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颁谕取消基督教以外其他一切宗教的合法地位，将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国教。几年后，《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先后被规定为正宗经典，成为基督教的最高权威（二者合成今天的《圣经》）。
不久，又建立了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森严的教阶制，以及以罗马主教为教会唯一首脑的教皇制度。这样，基督教终于从人民的宗教，演变为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官方意识形态。
二、“因为荒谬，故我信仰”
对于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基督教毕竟是一种来自异族的信仰，要取得人们的信赖，不做一番有力的理论说教，似乎很难成功。另一方面，基督教传入罗马后，本身基本上没有建立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作为最高经典的《圣经》也只是一部记录圣迹的传奇作品，没有什么理论解说。因此，教内教外便有许多学者和教士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种新兴的教义作出不同的注解和批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法达到思想的统一，不利于作为国教的基督教的进一步推广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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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９
这两方面的情况使基督教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起来了。这样，教父学就应运而生了。所谓“教父”
，是一些教内的权威人物，他们不仅不遗余力地宣扬基督教信仰，而且致力于整理、编纂基督教文献，制定教义，并努力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教父们充分利用了希腊罗马的各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对《圣经》的基本信条进行加工，制订出一整套相互关连的教义：〈１〉一神说：上帝是唯一的神和救世主，唯有笃信一神的信仰才是唯一真实的信仰。
〈２〉三位一体说：上帝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重“神格”
，三者同属于唯一之神的“本体”
，犹如一把三叉戟虽三头尖利但同属于一个实体那样。
〈３〉上帝创世说：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人和整个世界。
第一天创造了天地；第二天创造了空气；第三天创造了植物，并把陆地和海洋分了开来；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第五天创造了爬虫和飞禽；第六天创造了野兽和人；第七天上帝因为疲倦不再劳作，而去休息，这便是今天全世界人民都乐意享用的星期天的由来。
〈４〉原罪说：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的禁令，受蛇的引诱，在天国的乐园（伊甸园）偷吃了禁果，犯了罪行，被罚下人间受苦受难。从此，人类的子子孙孙都带有他们祖先造下的孽，背着原始的罪性。
〈５〉救赎说：人类因受原罪之累，生生世世都逃不脱上帝的惩罚，世间一切的苦难都是对人自己罪行的恶报。人无法自救，只能指望上帝派遣救世主下凡，教导人们信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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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西方哲学初步
忍受现实种种苦难，并实行戒欲和苦修来赎罪，死后方可得救升入天国，否则必将受上帝惩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出头之日。
〈６〉天启说：信仰高于理性，人的认识和理性绝对要服从信仰，因为信仰完全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一切真理皆来自这种“天启”
，《圣经》就是其记录，是信仰的柱石和基础，以及一切言行的根据和准则。
早期的教父们更多地诉诸信仰，而极力贬低理性的作用，其重要代表人物德尔图良（Ｔｅｒｔｕｌｉａｎ，公元１６０—２２）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可真够荒谬绝伦的，但在当时却大有市场。后来的教父更为重视理论说教，他们利用罗马流行的各种唯心论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来对基督教教义作出理论的解释，试图将希腊的理性、罗马的伦理和希伯莱的信仰调和起来，给基督教以更强的说服力。驾驭这一思想企图最成功者便是希波地方的主教奥古斯丁（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公元３５４—４３０）。
他是教父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并被教会尊为“圣人”
、“上帝的圣者”
，他的名字前也因此贯以“圣”
的称号：圣。奥古斯丁。可是，千万别以为这位圣者一生下来就是纯洁如天使般的人物，其实他本是一个放浪形骸、罪孽深重的浪子，因为良心发现而修得功名的。
奥古斯丁生于非洲北部的塔加斯特，父亲是个性情粗暴的商人，信奉异教，母亲却是个温和善良的基督徒。幼年时，奥古斯丁倾心于文学，１０岁前已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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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９
时又是一个顽皮浪荡的人。有一次，只是因为贪玩而不是想吃，他和小伙伴一起爬上邻居的果树，将梨子偷过精光。
１０岁后离家到马特拉城专攻拉丁文学。其时该城风气败坏，年仅１５岁的奥古斯丁染上了寻花觅柳、逛窑嫖妓的恶习，生活极其放荡不羁。
１７岁时与一少女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
后来，他母亲却要他与另一位姑娘定婚，他只好忍痛与情妇分别。
由于未婚妻年幼，两年之内尚不能完婚，耐不住寂寞的他又勾搭上了另一个情人。
１９岁那年，奥古斯丁忽然对摩尼教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摩尼教特别重视人生善恶二元对立永远不可调和的信念。年轻的奥古斯丁悟性极高，时常也为灵魂与肉体、善与恶的互相对立所困扰，因此与摩尼教一拍即合，旋即皈依了它。到了３３岁时，他首次前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创办了修辞学院。
当时罗马到处充溢着基督教的气氛，它的仪式和诗歌尤其令奥古斯丁醉心。第二年，他在米兰遇到了久负盛名的主教圣安布洛斯，后者以《圣经》中耶稣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对他的赠言：“如果你丧失了灵魂，那么纵使你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你又有何益处呢？”
这一席话竟似五雷轰顶，使奥古斯丁顷刻间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为自己纵情酒色、放浪形骸的生活而惭愧，并决意改过从新。当年他就脱离了摩尼教，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接着遣散了情妇，也不再结婚，直至终老教师都是独身而过。他回到故乡，潜心于教会的工作，不久就升为主教。同时埋头著书立说，留下了数十部哲学、神学、伦理学和布道集等方面的著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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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西方哲学初步
最引人注目的是《忏悔录》、《上帝之城》和《论自由意志》３本。
《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与反省。
在书中，他敞开心扉，面对着上帝，勇敢地忏悔自己所犯下的过失，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心灵，深刻地挖掘人性的缺陷。
他透过自己内心与上帝交往的经验，说明如何利用自己的罪过与意志，找到上帝的恩宠。
在这里，他时刻感到人的渺小，同时反衬出上帝的高大。这样一本勇于面对自我、无情鞭挞人性丑陋的心灵自传，确实具有震聋发聩的功效，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忏悔录似乎成了一种文学体裁，直到现代仍然有不少模仿者，其中最成功的要算是法国的卢梭的俄国的托尔斯泰。
从自我忏悔的心理出发，强烈的罪恶感驱使奥古斯丁去论证原罪的起源。
他猛烈抨击威尔士教士贝拉基的无原罪论，赞同原罪说。他甚至怀疑自己在嗷嗷待哺的婴孩期就开始犯罪，贪食与嫉妒等等便是其中的罪恶，更不必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要犯下多少邪恶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内心有两种意志，一个忠于精神，一个服从肉体，它们时刻都在撕扯着自己的灵魂。当他豁然顿悟到，必须遵从自己的精神去追求上帝时，他便将这归功于自己天性中的向善意志，正是这一不屈不挠的原始精神，指引他摆脱肉体和尘世的束缚，走向与上帝融合的道路。他承认，人类太弱小，光靠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但他又肯定人高于动物之处乃在于，他能认识自己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和理性，人通过上帝的启示，就能发现和认识真理。奥古斯丁因此明白，自己的任务就在于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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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识和新的信仰协调起来，使它们互为依存。
奥古斯丁神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与世界的起源问题。根据《圣经》的《创世记》，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万物。然而，在希腊哲学中，无中是不能生有的。就算上帝是绝对全能的，可以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但人们仍止不住要问：上帝于创天造地之前在干些什么？换言之，在世界出现之前时间是否存在？
这是人的理性必然会碰到的问题。
曾有一些聪明人在暗地里嘀咕道：“在创世之前，上帝在为那些好窥探神秘的人造地狱。”奥古斯丁不同意这种肤浅的嚼舌，他解释说：上帝是永恒的，它根本不存在于时间的范畴之内。时间对人而言，是天地形成之后才开始的；可是，上帝一直就存在着，对他而言，无所谓过去未来，他始终处于永恒的现在。这个观点确是人的理性所难以理解的，不过它却使奥古斯丁断言，惟有“现在”才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不过是现在的记忆，未来乃是现在的期望。这种主观时间论对以后的哲学，特别是１７世纪笛卡尔的哲学有相当深的影响。
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奥古斯丁阐述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开创了历史哲学（即认为历史有清晰可辨的模式的思想）的先河。从哲学的角度叙述了创世纪的寓言后，奥古斯丁便提出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别。自从人类降生后，上帝进而创造了两座不同的城：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重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便彼此分开了。到那时，上帝选定要得救的人将升入上帝之城——即极乐的天国，其灵魂将与自己的肉体重新结合，同上帝一起过永恒幸福的生活；被上帝抛弃了的弃民也要复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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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被发落到人间之城这个罪恶王国，和魔鬼一起遭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上帝之城的大门只向虔诚善良的信徒开放，而邪恶奸佞之徒永远不得踏进一步，基督教会作为上帝之城在尘世上的代表，拥有发放进入天国通行证的特权，因此，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教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成为推广教会统治制度的有力的神学武器。
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学的最大代表，综合了所有教父的思想成果，特别是汇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的大成，能够把希伯莱的信仰，透过自己内心对宗教的深刻体验，加上对希腊哲学的理解，融汇在生活的信仰系统中。所以，他的思想不完全是以理论的方式来表达教父学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比起往后的经院哲学，在条理分明和逻辑清晰等方面要逊色一些。
不过，人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丰富复杂的心灵，发现他在不断地自我解剖和深刻反省人类命运中去追寻上帝的心路历程。后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正是在奥古斯丁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上构筑起经院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当然，在他们的神学巨构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奥古斯丁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那种勇敢无畏的自我鞭挞和奋不顾身的对善的追求，有的只是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以及引经据典、滥用逻辑的繁琐论证。
三、神之曲
自从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后，由于得到教父哲学的推波助澜，基督教很快就成了与世俗政权融为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教会则垄断了贩卖神学的特权。公元７６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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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９
罗马帝国在北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奴隶起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联合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欧洲社会从此进入了封建主义的新时代。
历史上通常把这时起到１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大约１００年的时间称为“中世纪”。
公元５２９年，查士丁尼大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关闭由柏拉图亲手创立、已经延续了９００多年的雅典学院。随着这个旧希腊传统最后一个堡垒的倒闭，“黑暗的中世纪”就接踵而至了。
教父哲学以《圣经》和希伯莱文化为背景，用希腊、罗马思想作形式，形成了一种神学—哲学的混合架构，使信仰和理性混然不分。这种情况对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推广和形成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许多附属于教会或者独立的学院和学校相继设立，教育与文化的普及使人们的分辨能力随之得以提高，单纯盲目的蒙昧主义式的信仰已渐渐不能令人信服。同时，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的东西两个不同的教会，互相争夺正统地位，产生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教派，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于是，各种不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异端”也乘机盛行起来，多多少少动摇了神学的垄断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野心勃勃的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达到控制东正教、迫使东方的穆斯林改宗，实现天主教统治世界的目的，迫切需要加强教学校中的神学教育特别需要建立一种与基督教教义完全符合的特殊哲学。经院哲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思想舞台的。
经院哲学之得以形成，又大大得力于阿拉伯人的文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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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正当基督教陷入纷乱不堪的内讧之时，东方的阿拉伯人开始崛起。大器晚成的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结束了阿拉伯人之间长时的宿怨和纷争，并逐渐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文化也同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等领域遥遥领先于欧洲，建筑、艺术、手工制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作为现代数学基本符号的阿拉伯数字，便是他们文化的一大贡献。
伊斯兰文明随着商路不断流入欧洲，刺激了西方思想的发展。令人奇怪的是，罗马人正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只知道引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经典，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思想家根本就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亚里士多德这位代表了希腊哲学最高成就的哲学大师，在欧洲似乎被湮没无闻、销声匿迹了。直到１２世纪，欧洲使用的希腊哲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与此恰恰相反，阿拉伯人从叙利亚人那里认识了希腊哲学，而叙利亚人眼里只有亚里士多德，并不理会柏拉图。于是，在穆斯林世界里，希腊哲学就等于亚里士多德。
１—１２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随着阿拉伯文化的传播而输入欧洲，这种思想反哺现象不啻于一种文化的“出口转内销”。一时间，身在宝山不识宝的经院哲学们仿佛找到了新大陆一般，无比地兴奋，他们欣喜若狂地发现：这位希腊大哲的许多思想，甚至他的逻辑方法，正是自己建造经院哲学大厦所需的现成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工具。开始，教会惧怕亚里士多德哲学所蕴含的希腊理性精神有可能危及神学的教义，明令禁止人们研究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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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具权威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也曾遭到教会的严厉谴责。后来，教会总算认识到其中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一反初衷，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地位。于是，沉睡了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终于被挖掘了出来，被供奉在基督教的思想神龛上，成了和《圣经》不相上下的权威，使经院哲学最终得以形成。
“经院哲学”
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当时制定和传授的天主教哲学都出自在教会的“经院”
，即修道院及其所设立的学校。
它产生于９—１０世纪间，１—１２世纪得到广泛传播，１３世纪达到极盛时期，尔后逐渐衰落。经院哲学是在以前教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浑身都沾满了它由之脱胎而出的母体的种种痕迹，但与它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教父哲学企图将信仰和理性加以调和，神学和哲学往往难以分清，因此，教父们既是神学家，又是哲学家，一身二任；然而，经院哲学则试图把信仰与理性分开来讨论，虽然大部分思想家仍然身兼神学家和哲学家两种角色，但他们的著作已经有了截然的划分，使得神学归属于“启示”
，哲学归属于“理性”。经院哲学注重的是哲学探讨人如何能透过自己的理知，去了解宇宙和人生；在神学方面，则力图发展人的超越理性之外的感悟能力，讨论人如何接受上天的启示，领会来自彼岸的信息。
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是出于护教的需要，因为当时基督教刚刚引进罗马帝国，立足未稳，内外都有很多敌人想消灭它，教父们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和抗争；但到了经院哲学时期，基督教已成了没有对手的正统意识形态，学者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为其建立更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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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思想体系，尽量把它弄得严密紧凑、滴水不漏。
因此，经院哲学比教父哲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和哲学化，更注重哲学上的逻辑论证，一句话，它是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哲学。
这种性质使它自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１。把上帝与《圣经》当作学术研究和理论证明的对象。
教父学也有这个倾向，但经院哲学更注重作哲学上的论证。
这使它全力排斥对自然界进行科学的研究，也毫不关心实际知识的获得。中世纪哲学家争论得最多的问题，在今天人们看来总显得那么荒唐可笑。如果一个５岁的小孩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
“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
“亚当被创造时有几岁、身高有多少？”人们多半会一笑置之，并称赞他富有想象力。然而，这些问题却是那些饱读经书、一肚子墨水的僧侣学者们提出来的，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展开过长时而激烈的争论。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和无可奈何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思想高度一统、人们普遍感到想象力枯竭的社会背景中。当然，经院哲学家也讨论过一些很有意义的原则问题。例如，由他们所提出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就是一个至今仍不了了之的哲学问题。
２。
在研究和论证问题时，往往不顾现实，排斥实践经验和实验知识，而热衷于引经据典，盲目崇拜权威，把《圣经》、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某些词句和思想作为不可违背的原则，甚至绝对真理，不敢越雷池半步。下面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略见这种陋风之一斑：一天，一个学生告诉他的老师说，他发现太阳里面有黑点，其师严肃地告诫他说：“我曾多次通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从来没有谈及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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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０１
发见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断言，你所说的黑点并不存在于太阳中，而只存在于你眼里！“
３。
把片面运用形式逻辑和论辩术，作为研究和论证的主要方法。在阐述问题时，经院哲学家往往先罗列一大堆概念的定义，大量引证各种权威的观点，将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同时表述出来，然后运用一系列三段论进行推论和概念分析，反驳否定的意见，从而得出自以为正确的结论。因此，经院哲学最终变成了形式主义和繁琐论证的典型，“烦琐哲学”
便是它的代名词。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严密的逻辑训练，也培养人们的理论思辨能力，当人们把这种能力反过来运用到对经院哲学进行反思时，它便成了瓦解经院哲学本身的有力武器。这又是极盛时期的经院哲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事情。
经院哲学的最早代表人是安瑟伦（Ｓｔ。
Ａｎｓｅｌｍ，公元１０３—１１０９）。
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意大利人，曾担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主张信仰而后理解，毕生致力于论证上帝的存在，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有所感悟。他在书中告诉人们：１０８７年７月３日早上，他刚享用完精美的早餐，正打算离开餐桌，上帝突然把一个念头嵌入他的脑中，霎时令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这个念头便是他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最完善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心中，而且存在于现实中（大前提）
，每个人心中都具有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绝对完善的，再也不能设想比它更完善的观念和实体了（小前提）
，因此，上帝既存在于心中，又存在于现实中。“
（结论）
安瑟伦的证明要比上述的简化形式繁琐一些，但基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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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西方哲学初步
思就是如此。把能否设想到的东西作为是否存在的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在我们看来岂不是一种儿戏？然而，在当时这却似乎具有天经地义的份量，因为整个文化背景中都流行着对上帝的信仰，犹如今天我们默认物理学中的“实体”和“力”等基本概论一样，虽然它们并不曾得到任何证明，但已经变成了一种不证自明、无可置疑的人类普遍共识。安瑟伦证明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容怀疑的权威：《圣经》说过：心里认定没有上帝存在的人必定是个蠢人，因为他竟然不知道想到上帝本身就已然证明上帝的存在了，反而自相矛盾地否认上帝的存在。
安瑟伦因为这个“本体论的证明”
而名重一时。
不过，就是在他大红大紫的时侯，也有一些神学家对他不以为然，而经院哲学的中坚人物托马斯。阿奎那（Ｓ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公元１２５—１２７４）
，对他更是不屑一顾，将他的理论贬得一钱不值。
比起教父奥古斯丁多采多姿、放荡不羁的一生，阿奎那枯燥平淡的生活简直乏善可陈。他出生于意大利一个伯爵家族。
５岁入学，１４岁时已相当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１５岁就读于那不勒斯大学，不久加入多米尼克教团，并到科隆跟随有名的亚里士多德专家阿勒贝尔图斯研究哲学和神学，１２５７年获得博士学位。几年后重返巴黎大学任教，与许多不同教派人士展开辩论，屡战屡胜，出尽风头。后来回到那不勒斯大学工作。４９岁时英年早逝，被教会册封为“天使博士”。
看过奥古斯丁浪漫浮华的人生，回头再瞧瞧阿奎那的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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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０１
学者生涯，人们便不会奇怪：为什么奥古斯丁的著作总是那么才华横溢、热情奔放，而阿奎那的书留给人们的印象则是如此逻辑严密、生硬单调。奥古斯丁沉浮于灯红酒绿中，而灵魂则时刻都在经历着无休止的内在冲突和困扰，他对上帝的追求和把握，完全出自内心深处的人生体验和自感无能的深层困惑，因而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是他那具活生生的灵魂，那个在不尽的自我剖析中鲜血淋漓的心灵。相反，阿奎那天性严谨刻板，自小受到完备良好的教育，过着平淡无奇的学者生涯，精神上不偏不倚，不见什么困惑和争斗，他之信奉上帝与其说来源于灵魂寻找家园的内在要求，不如说出自理性的需要。于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会向我们袒露他的内心、流露出他的热情，唯见一条条硬梆梆的逻辑链条，一堵堵无血无肉的思想高墙。
体系庞大、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思想精深，这些对经院哲学集大成者的要求，阿奎那在别人还摸不着登堂入奥的门路时，就已经初步实现了。
３９岁时，他完成了重要的著作《异教徒驳议辑要》，几年后出版了被教会指定为经典的《神学大全》。阿奎那死时年仅４９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为后世留下了洋洋数十本各类著述。
奥古斯丁和教父们的哲学灵感主要来源于新柏拉图主义，而阿奎那的思想则奠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哲学与神学不相矛盾而相互依存，他以此来区分哲学和神学。哲学是从事实到上帝，它所证明的不是经典教义，不是超理性的东西，而是事物知识和理性的真理，它是运用理性通过经验来为论证上帝服务的工具，或者说是神学的婢女。相反，神学则是由上帝到事实的反向过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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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天启的真理，这是信仰的问题。
信仰属于意志范畴，意志命令人必须接受信仰。哲学和科学的确定性来源于人的理智，是会犯错误的；神学的题材超出人的理性之上，如果以理性去证明信仰，必然使信念受损。当然，哲学与神学虽有种种区别，但二者的基本目的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服人去接受上帝启示的真理，从而达到永恒的幸福。
总而言之，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神学要高于哲学。托马斯的这种区分，无疑在思想上播下了哲学与神学分裂的种子，为后来一些哲学家将哲学与神学对立起来，把神学排斥于哲学之外，最终使哲学还于俗世奠定了基础，并为经院哲学的最终没落埋下了伏笔。这一历史后果恐怕并非阿奎那本人有意栽下的花木所结成的。
上帝的存在是基督教能否成立的理论基石，倘若否定了上帝的存在，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大厦便将不击而溃、自行瓦解。因此，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历代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的基本工作之一。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一出，也曾风靡一时。然而，把上帝作为“思维的极限”这种思路主观色彩太浓，不足为凭，因而遭到许多神父和学者的群起围攻。
阿奎那目睹了这种窘态，决心独辟蹊径、另寻出路。他有力地驳斥了流行的“不证自明论”和“本体论证明”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提出了５个颇有份量的证明：（１）动力因证明：犹如一只钟要有人来制造一样，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也一定有一个制造者和推动者，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推动者”
，即上帝是也。
（２）
因果论证明：世上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其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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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原因本身又是其他原因的结果，依此类推下去，必然会追溯到一个最初的原因，即不是其他任何原因的结果的那个第一原因，那便是上帝。
（３）
必然性证明：任何个别事物都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可能的存在，阿猫阿狗可有可无，张三李四或许出现或许不出现；然而，整个世界必然有一个绝对的存在，否则无物可以出现和存在。绝对的存在只能是上帝。
（４）至善者证明：自然中万物优劣程度不等，形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阶梯，完善程度逐级提高，阶梯的顶点必有一个绝对完美无缺者，这就是至善的上帝。
（５）
目的论证明：自然界普遍存在着适应与协调的现象，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鱼要游泳，便有了鳍和尾巴；狗想啃骨头，于是长出了坚硬的牙齿；而由于猫爱吃老鼠，老鼠只好乖乖地在地上繁衍。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别出心裁的设计；每一事物都有自身的目的，而整个宇宙则有一个伟大的整体目的的制定者，这正是万能的上帝。
后人一般把前三个证明称为宇宙论证明，而把后两个证明叫做目的论证明。这样的证明显然比“本体论证明”理论色彩更强、更有说服力一些，虽然它们不可避免地是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东西，而且在逻辑上也是漏洞百出的。譬如因果论的证明就包含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因为既然假定了每个原因都有自己的原因，那就不能同时承认存在着一种没有原因的原因（即第一因）。
阿奎那的证明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方法而做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一些错误也同样出现他身上。尽管如此，这些证明与安瑟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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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论证明一样，对经院哲学和神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了上述学说，阿奎那对上帝创世说、灵魂不灭论、认识论、形而上学、社会政治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阐述。
他适应着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内理性主义影响日渐扩大、双重真理说（即同时承认神学真理和理性真理的学说）正在兴起的形势，充分运用从阿拉伯文化回流过来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和方法，用一套更巧妙的办法来证明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哲学必须充当神学的婢女、为神学服务的信仰主义观念，从而为自己的神学唯心主义扫清地基。在这个地基上，他建立起了博大庞杂的哲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集经院哲学几百年发展的大成，完成了其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将中世纪经院哲学推上了顶峰。阿奎那因此与奥古斯丁一道并列为基督教哲学的两大台柱。人们通常把阿奎那这一庞大的思想系统称为托马斯主义，因为他又名托马斯。尽管在开始时，托马斯主义也曾因为突出理性、甚至区别哲学与神学的作法，而受到教会的指责，但很快就得到承认，并且一举成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学说，他的学说也因之被钦定为经典，在属于罗马教会的所有学院讲授。
直到达１８７９年，罗马教皇再次颁布命令，确认托马基斯主义为天主教唯一真正的哲学，并且加封阿奎那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之王”。历史上，一种哲学学说在官方形态中享有如此权威、占有如此地位的除了托马斯主义，就只有马克思主义了。这一历史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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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世纪之争
在漫长的中世纪，作为官方学说的经院哲学虽然垄断了一切学校的讲坛，排斥了别的哲学学说合法存在的可能余地，但它本身又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派别。
经院哲学一经产生，其内部就同时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这便是一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哲学大论战：唯名论与实在论的思想斗争。
两派争论的中心论题是“一般”与“个别”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
“个别”指的是个体事物：一只正在吃老鼠的猫，一张断了一条腿的椅子，或者美若闭月羞花的西施，都是“个别”。
“一般”意谓同类事物的共同性质或形式，西施、貂蝉、王昭君和张三、李四、王五一样都是人，“人”
便是个“一般”。同样，“猫”和“椅子”也是“一般”。那么，一般与个别是个什么关系呢？谁先谁后？谁决定谁呢？
“人”
与“张三”有什么关系？先有张三李四等等后有“人”
，还是相反？没有了张三李四等具体的人，“人”是否还存在？
最早注意到一般与个别关系问题的是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一般看作为先于个别事物的真实存在，即肯定了一般的实在性，因此成为实在论的始祖。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这种看法，认为个别不依赖一般而独立存在；但他同时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形式（即一般）比质料（具体和个体）
更为根本，形式决定质料。
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为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线。
公元３世纪时，一个名叫波菲利的学者在给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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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范畴篇》作注释时，提出了三个有趣的难题：（１）种与属（即共相）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仅仅为人的理智抽象的产物？
（２）
如果它们独立存在，那是有形体的还是无形体的呢？
（３）它们是与可感知的东西（即具体事物）相分离，还是就在其中并与它们相一致的呢？
这些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波菲利算得上独具慧眼，从亚里士多德遗留的矛盾中将其提了出来。可是问题提出了后，他却束手无策，只好拒绝作出回答。这也怪不得他，因为这些问题实在太高深莫测了，不仅难倒了他，连亚里士多德不也是无能为力吗？
而且直到２０世纪仍然有许多哲学家在为它们劳神费心，而始终是众说纷纭、不了了之。
或许这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吧。
公元６世纪时，波依修斯（Ｂｏｅｔｈｉｕｓ，４８０—５２５）接过波菲利的端绪，试图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个体是真实的存在，一般则是潜藏在个体中的事物的共相，同是又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而概念（即思想）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得出的对共相的认识，其真伪取决于它与事物是否符合。
这种观点对以后唯名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三百多年后的伊里吉纳（Ｅｒｉｇｅｎａ，８１５—８７）
，在阐述自己的神学唯心论体系时，采纳了柏拉图的学说，把理念视为万物的原型，而将事物看作理念的实在化。这就肯定了共相的存在，开了后来实在论的先河。
实在论的早期代表人就是以“本体论证明”著称的安瑟伦。他的证明本来就蕴含了实在论的基本思想：一般是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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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个别事物没有真实性；普遍性越高、抽象度越大的东西就越实在，上帝是一个最普遍的观念，所以他最实在。
换句话说，一般的“人”比张三李四更实在，没有了张三李四，还有王五陈六，还有其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