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是个唯心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与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但更深一层看，两人走的却又是大致相似的思路——即寻求超越具体事象的本体的形而上学之路，这是希腊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当然，涉及到本体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两人便分道扬镳了，以致于柏拉图愤怒得要烧毁德谟克利特的著作。
三、逍遥学派
公元前３６６年的一天，柏拉图人才济济的学园里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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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西方哲学初步
位翩翩少年，他那博古通今的才华一下子就把一班饱学才子给镇住了，连年逾花甲的大师柏拉图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立刻将他收为弟子。这位沉默寡言、举止文雅的年青人就是日后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公元前３８４—３２）来自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的色雷斯，其父是马其顿王的御医。
１８岁那年，他慕柏拉图的大名南下雅典，随其学习研究，长达２０年之久。
柏拉图逝世后，亚里士多德不愿在呆在学园里，便出去周游列国。
一个偶然的机会，亚里士多德得到马其顿王的赏识，应召入宫，做了１３岁的王子亚力山大的教师。
亚里士多德的调教，看来对这位性情粗暴、凶猛如野狮一般的王子不起什么作用，虽然他有时候把亚里士多德当作父亲一样来尊敬。三年之后，亚力山大继承王位，旋即率领大军东征西讨，统一了希腊各城邦，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力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对战争扩张不甚热心，眼见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终于离开亚力山大，回到了雅典，创办了名为吕克昂的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与当今填鸭式的课堂教育的最大不同是，亚里士多德喜欢在密林成荫的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与弟子们畅谈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令人在悠然自得的心境中增长见识获得学问。后来人们因此把亚里士多德的学派称之为“逍遥学派”。
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１３年，也为后世留下了上百部著作，虽然有的史家认为其中有些书并非他写的，而是其弟子们整理出来的笔记和讲义等，但因都归到他的名下，且人们也无法考证，所以只好承认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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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他研究的领域非常之广，举凡哲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修辞学、物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等无不留下他探索的足迹，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他是第一位系统地研究和整理形式逻辑的人，对科学进行分门别类也是他的首创，他也相当注重实验，曾派人分赴欧、亚、非三大洲进行科学调查、收集大量动物，并亲自动手解剖制作成３００多种动物标本，据此汇编成一本《动物志》。亚里士多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博学者，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与理想主义者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从不像老师那样以神的使者自居，他脚踏实地，像普通人那样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注重人伦秩序。柏拉图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一副大老爷的派头，亚里士多德虽身为贵族子弟，但对家中仆人和奴婢都很友善，后来把他们统统都解放为自由人。这种生活作风上的区别，也许确与他们的思想上的差异息息相关呢。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求学长达２０年之久，人们很可能把这想象成为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你瞧！
一位卓绝的思想大师与一个聪颖的高足弟子，像一对恩爱的农家夫妇，在繁花似锦的哲学园地里携手并肩共同耕耘，真是多么浪漫美妙的一幅画景啊！
然而，现实情形正如我们中国人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山容不得二虎”。你想想看，两个才智相当、性情不同的天才果真能如胶如漆朝夕相处吗？
好在老师比学生年长近五十岁，羽毛未丰的亚里士多德，仍能心平气和地委身于声名卓著的柏拉图门下。可咱们的老大师似乎就没那么客气了，不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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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已看出弟子脑后长有反骨，对他时有嘲弄。弟子刚进园时，老师发现了他的盖世之才，确曾由衷地把他誉为学园的智星。亚里士多德花钱买书从来都出手大方，家中藏书全希腊第一，据说图书分类原则便是他所创立的。柏拉图因之把他的住所称为“读书之家”
，看似称赞，实则挖苦弟子的书呆子气。柏拉图晚年时，两位天才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为了争夺哲学的恩宠，雄心勃勃的学生身上冒出了一股反抗自己精神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
，他暗示哲学的智慧绝不会随同柏拉图一同逝去，而年迈的大师则把弟子比喻为吸干了母亲的乳汁后就向其尥蹶子的小马驹。老师两脚一伸魂归天国之际，弟子便双腿一迈出了园门，自立门户、南面而王去了。
我们并不想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忤逆弟子，事实上，他对导师是很尊敬的。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于性情和才智等方面，而且主要来源于思想上的差别。他的一句名言导出了实情：“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热忱使其顾不得师生的情谊了，而柏拉图的仙逝则为其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大好时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首先启端于他对柏拉图学说的反省和批判。
“理念”
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因此集中揭示了这个概念谬误性。为了说明事物存在的原因，柏拉图创造了“理念”这种东西，并且认定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理念，无数种类的事物就无数种类的理念。这种作法与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在方法论上是相近的。这除了告诉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其父必有其子，每一事物因分有某一理念而得以存在以外，丝毫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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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６
批与事物种类一样多的理念无助于认识事物的原因，反而会把事件搞得更糟，正如在本来已经计算不清的一堆数目之外，又将这个数目扩大一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本来是寻求事物存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但柏拉图却用理念论来堵塞了这种探索的道理。
再说，认为事物都“分有”
理念而得以存在，那也是毫无道理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例如一只猫，人们可以叫它“白猫”
、“猫”
，也可以叫它“动物”
，甚至“物体”
，这样按柏拉图的说法，这只猫岂不是就分有了好几个甚至无数个理念了吗？
另外，理念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不变的东西如何能导致万物的变化呢？
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念论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事物与一般概念的关系，把一般概念（共相）虚幻地变成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仿佛在高楼大厦、平房别墅这些具体的房屋之外，还存在某种一般性的房屋那样。
既然指出了错误，那就必须去纠正它，亚里士多德因此提出了他的实体说，以取代柏拉图的理念论。实体是不依赖其他事物（例如理念）而独立存在的具体物，即有形状大小、重量体积的个体物件，一只猫、一只狗、一个茶杯、一个苹果，以及张三李四等等都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又把具体和个别的事物称为“第一性实体”
，而将人对这些实体的感觉（如色、声、味等）和概念（抽象的共性）看作为第二性的东西、被派生的东西，从而把概念归结为不同于第一性实体的“第二性实体”。第二性实体（即概念）不能脱离第一性实体而独立存在，它是从属于后者的。例如，“人”
（第二性实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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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离开“苏格拉底”
“柏拉图”
（第一性实体）这样一些具体的人而存在。
承认具体事物的第一性存在，即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就是肯定了事物的自在性和整个世界固有的本然状态。
这种作法似乎已远离了自泰勒斯以来那种寻求事物背后的本质（即本体）的本体论思路，而倾向于一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然而，第一实体的提出并不能满足亚里士多德深邃的理智追求，他仍然要苦心孤诣地去探究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和灭亡的原因，也就是要解释第一性实体如何得以存在和变动的理由。在他一头扎进这个问题时，他还是一个内因论者（即承认事物的自在自为和自动性）
，可当他自以为解决了问题而抬起头来时，他倏忽之间又变成了一个外因论者，似乎又走回了他已经远离的本体论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认定，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四种原因才能形成和存在，这四种原因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例如，人们在建造一座房子时，首先必须有砖、瓦、沙、石、灰和木料等原材料，这便是质料因，它是事物的由来和物因；然后，还需要有房子的设计蓝图，即形式因或原型、本因；其次，还得有房子的建设者，这是构成事物的动力，即动力因或事物变动的动力源；最后，不能没有建造房子的目的，即目的因，事物之所以成的缘由。
在这四种原因中，质料是消极被动的、不定形的东西，它犹如一块刚从山上采回来的大理石料。形式是积极的，它能使质料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像大理石料被雕成一个塑像那样。既然能动的形式是质料变为现实的推动者，那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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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７
成了动力因了，同时它也是质料在这一转化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即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它便成为了目的因。如此一来，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三者合一，“四因”之中就剩下质料因和形式因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了。
质料因是事物的基础，缺了它事物无以构成，恰如没有砖瓦无法盖房子那样，而形式则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由它决定，就像设计图纸决定楼房成品那样。事物形成过程就是由质料转化为形式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例如，将泥制成砖、便是质料（泥）转变为形式（有一定形状的砖）的过程，在其中，泥作为一种潜在的砖变成了现实的砖。
因此，这个过程又表现为质料追求形式的过程，它在追求自己本质的实现。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砖，泥是质料，砖是形式；但相对于房子，砖是则是质料，房子才是形式；房子又是构成城市的质料……如此追溯下去，岂不没完没了？亚里士多德可不想这么飘忽不定，他终于搬出一个“纯形式”
，以截断这种相对主义的思路，给出一个最终的原因。
在质料追求形式的无穷系列的尽头，存在着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形式，它以世界万物为质料，又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因此它便是“纯形式”。纯形式本身无所追求，不变不动，但它却是促使万物追求各自目的而运动的推动者——即第一推动力。
这样一个玄乎的玩艺儿，说穿了就是神的代名词。这个“纯形式”看来与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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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西方哲学初步
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最后走到纯形式，亚里士多德也从朴素自然的唯物主义落入神学唯心论的窠臼，将他引入这个泥淖的，便是那条勾引过泰勒斯、巴门尼德等人的寻求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思路，希望找到脱离万物而独立存在的本体这种强烈的理智要求，使他从万物中抽引出了“纯形式”这个最一般性的概念，后来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大加利用，以便证明上帝的存在。
相对于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认识理论，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蜡块说”的感觉认识论。他批评了柏拉图，指出了知识并非天赋而来的，不可能由回忆获得，而只能来源于感觉，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人的心灵就象一块“蜡块”
，而事物就像一只金戒指，金戒指印在蜡块上的印痕就是感觉。然而，感觉只能感受事物的形式，而不能认识事物的质料，正如蜡块上印的是金戒指的图纹，而不是金戒指本身一样。因此，感性认识必须发展到理性认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认识事物的原因。不过，正如前述，由于他割裂了形式与质料，所以，他坚持认为，正是因为感觉只能触及事物的形式而不能深入其质料，所以人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显然，亚里士多德这种唯物反映论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除了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建树以外，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也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被称为“逻辑学之父”
，同时又是西方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所提出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定义及其政治学体系对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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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７
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善于做兼收并蓄、杂揉改制的功夫，而他的性格也不急不忙，言词极有分寸，从不为激情所左右，因此我们对他所提倡的生活上的中庸之道，便不会觉得奇怪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中庸即美德”这样的名言，他的伦理学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原则建立起来的。何谓中庸？既非过度，亦非不足，不多不少，而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就是所谓“中庸”的适度状态。亚里士多德也把“中庸”称为“居间者”
，也就是数学中所指的中点。当然，它并不是以精确的数字计算出来的准确平均数，而是一种依据不同对象的不同力量变化的一个变量，要由具体的的力量对比情形而定。如一个人吃一斤东西太多，半斤又太少，那么要吃多少就得由他自己觉得适宜而定了。中庸的东西因为是适度的，所以总是好的，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譬如，一个体形完美的人应该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吃饭太饱了伤身，太少了饿胃，适中最好；一支乐曲，太激昂显得粗暴，太低沉又变得萎靡，应该抑扬顿挫、高低兼顾。在道德生活上，中庸更是应该提倡的美德。愤怒、恐惧、快乐和痛苦之类激情太少或太多都不好，一个有德的人应该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大悲大喜，无所节制。勇猛过头便是鲁莽，胆气不足又成怯懦，唯有适中的勇敢才是美德；同理，过分的节制导致禁欲，放任自流又沦为纵欲，能适宜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就是美德；慷慨作为美德处于浪费与吝啬之间，文雅在粗野与卑屈之间，自尊则在傲慢与自卑之间，等等。总而言之，恶行的特点是过度与不足，而美德则表现为中庸适度。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庸的伦理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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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
例如，由豪富者或者赤贫者掌握国家大权都不好，只有中产阶级当政才能保持更好的平等。富豪当政，往往会专横跋扈，践踏法律，惘顾群众生活，容易沦为个人独裁和暴君统治，还可能因财富太多而招人嫉妒甚至谋杀，致使政权摇荡不稳。
相反，那些两手空空的赤贫者，无知识无教养，只适宜被人统治而不懂治理国家，而且他们一旦手中有了权柄，很有可能用之于掠夺别人的财产，或者演变为类同暴民专政那样的极端民主政权，使社会陷于混乱。
与这两个阶级不同，中产阶级是最适宜掌握政权的阶级。他们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既有知识教养，又有适量的财产，既不会产生过分的野心去侵吞别人的财富，也不会因太富而被谋杀，因此，他们适宜作协调不同阶级利益的掌权阶级。由中产阶级掌权，既可防止暴君出现，又可避免陷于极端民主化，能得到穷人和富人的首肯，使国家稳定昌盛。这种政治理论显然出自亚里士多德身处其中的中等奴隶主的立场。不过，在当时似乎并不曾实现，倒是在当代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地出现了中产阶级掌权的现象。这恐怕也是亚里士多德始料不及的吧！
其实，远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伦理原则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来，但它所蕴含着的和谐的观念却早已是希腊思想的一种传统了。公元前７世纪的“七贤人”
，是古希腊早期最高智慧的象征，他们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就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从而奠定了中庸的传统。赫拉克利特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与和谐，也渗透了这种传统，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也都相当重视和谐的观念，事实上也都遵循着这种传统。亚里士多德从传统中提炼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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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７
庸之道的伦理原则，使人们能更明确地把握住它的思想精髓。
中庸的道德理想也是古代中国道德哲学的重要原则，孔子之孙子思就作有《中庸》一书，因此，当西方哲学在近代传入中国之时，学者们便顺理成章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原则翻译为“中庸之道”。
作为弟子，亚里士多德虽然继承了老师不少的东西，但他的思想却有许多与柏拉图是大相径庭的，如果说后者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前者便可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文艺复兴时的大画家拉斐尔创作了一幅名为“雅典学派”
的名画。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整幅画的中心，一群弟子环绕着他们，柏拉图左手拿着他的著作《蒂迈欧篇》①，右手直指苍穹；亚里士多德则右手向前平伸，左手握着自己的名作《伦理学》。柏拉图的形象表明，他所追求的真实世界在天上，在观念界中，他手中所拿之《蒂迈欧篇》象征着他的宇宙论对西方的深远影响，其两重世界的划分在欧洲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亚里士多德平伸的右手，意味着他认定真实的世界就是人们脚踏其中的平实世界，而非遥远而深不可测的观念界，而《伦理学》一书则表明，他更关心具体生活中人的道德问题。
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在中世纪时还是与柏拉图的思想一样，被神学家们搬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他的“第一推动者”被证明为就是上帝，他的“目的因”用以解释神创天地的目的，而他的逻辑学则成为教父们进行严密而繁琐的论证的有力理论工具。作为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
①《蒂迈欧篇》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录，主要讨论以“善神”为中心的宇宙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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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不仅融汇贯通了前此哲学家的许多学说，形成了自己空前绝后的理论，而且在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中也作出了不少开拓性的贡献。因此，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在他死后长达１００多年的时光里，他的权威几乎与基督教教会的权威一样不庸置疑，这又使他在许多方面构成科学和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自公元１７世纪以来，几乎每一种知识的进步都必定从攻击亚里士多德的某种学说而起步。这恰恰应验了这样一句箴言：“一个天才的出现往往会窒息数代人的思考。”可不是吗？
亚里士多德这个伟大的天才，竟令欧洲文化匍伏在他思想的阴影之下长达两千年之久，直至近代才出现大约可与他匹敌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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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罗马的哀歌
一代天骄亚里士多德的仙逝，倏忽之间带走了希腊文化的辉煌。
从泰勒斯开始的古希腊哲学，３００年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顶峰，瞬即就走向了下坡之路，在随后的３００多年间的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里，哲学后继乏人、一蹶不振，只剩下一批二三流的哲学匠人在拾人牙慧、皓首穷经，他们再也无法创造出一流的哲学大作了，而只能拿出希腊哲学的苍白无力的复制品。
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３２２年，同年，希腊最伟大的统治者亚力山大大帝驾崩，最著名的演说家狄摩西尼也服毒自尽。随着这些伟人们的离去，便是雅典的没落。凯撒大帝夺过亚力山大的马鞭，驱赶着大军东征西讨，建立了比希腊帝国要强大得多的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也从雅典转移到了罗马（今属意大利）。
罗马人可不同于雅典人，虽然他们也有在殖民、商业和航海等方面征服世界的野心，但他们更注重肉体和物质的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比起志趣高雅的希腊人，罗马人只不过是一批粗陋不堪的凡夫俗子而已。说起罗马人的好吃可真令人惊讶：《新约。圣经》告诉人们，许多罗马的大建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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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置有一些大石缸，里面装着水，以备客人吃得过饱时将食物吐出，然后回到屋内继续大饮大食。罗马的妓女们三五成群游荡于大街和广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半裸着身体挑逗着意中的客人，而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对她们总是大加鼓励。在巨大的环形竞技场，数万观众喧声震天、兴味盎然地观赏血淋淋的人兽大战……
罗马人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使他们的文化日趋没落。
而且，其时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奴隶起义，穷人暴动，雇佣军哗变，宫廷政变层出不穷，一种对现实不满、恐惧、无可奈何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思想家失却了希腊繁盛时期那种勇于探索自然奥秘、寻求客观知识的勃勃生气，而是遁入个人的内心，力图找到一个精神上可以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结构，而是怎样才叫幸福，如何才能达到心境宁静这一类问题。于是，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问题日益突现了出来，伦理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主流，而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只被充作论证伦理学的手段而已。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晚期希腊和罗马的哲学脱出了传统希腊哲学主“知”
的行程，而走上了主“行”的道路。这一段长达６００多年的历史，哲学家们除了把希腊哲学当作冷饭拿来翻炒以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深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并且为后来基督教与希腊思想合流扫清了理论上的通道。
最早出现的晚期希腊哲学是斯多噶主义，它的创始人是芝诺（Ｚｅｎｏ
ｏｆ
Ｃｉｔｉｕｍ，公元前３３６—２６４）。芝诺在雅典讲学时，所在的厅堂要穿过一个彩饰的柱廊才得以进入，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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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７
种画廊被希腊人称之为“斯多亚”
，斯多噶学派因此得名，意即画廊学派。斯多噶主义实际上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哲学的大杂烩，但特别突出了宿命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宣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
芝诺告诫人们，获得心灵平静的诀窍在于，千万别使我们的成就达到我们的欲望，相反，必须降低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
罗马的新斯多噶学派者塞涅卡（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年至公元６５年）则接口附和道：“如果你贪得无厌，那么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贫如洗。”
斯多噶主义不仅活跃于晚期希腊，就是在罗马时期也依然大行其道，十分流行，甚至连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里略和一些大臣也都加入了该学派，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
主张禁欲和劝告人们放弃尘世幸福的追求的伦理说教，显然不能满足晚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心灵，他们需要一种能够鼓舞自己勇敢地面对人生、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生活的哲学。于是，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伊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公元前３４１—２７０）是德谟克利特的信徒，认为原子具有重量并在空间作偏斜运动，产生碰撞和结合，从而形成事物，对原子论作了补充和发展。但使他留名青史的首先是他的快乐主义道德观。
他在雅典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与门徒们一边耕种其间一边传道讲学，过得十分悠然自得。
他的学说一如他的生活那样轻松自然、毫无造作。在花园百花争艳、蜂绕蝶恋的浪漫气氛中，他话语谆谆地对门徒说：淡泊是不可能的，禁欲是不必要的，快乐是生命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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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西方哲学初步
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幸福生活是人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应该毫不犹豫、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幸福的生活。不过，他又告诫人们，幸福并不一定是肉体感官的享乐，而更多的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纠纷。因此，他赞扬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的愉悦。他提醒人们莫让快乐激动扰乱灵魂，而要让快乐使心灵得到抚慰和安宁，所以，最值得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是“不动心”的境界——恬静、坦然、心平气和。
伊壁鸠鲁还为人们指出了达到幸福的途径：第一，就是要学习、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手段。
因为，快乐源于知识，知识是快乐的前提，愚昧只会使人胡里胡涂地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只有知识能使人认识世界、明辨是非，给人引导自己行为的智慧，这显然是苏格拉底传统的复活。第二，必须努力克服宗教迷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摆脱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阴影。
这种快乐主义因为突出了精神的愉悦而非感性的享乐，因此不能等同于鼓励人们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它对斯多噶学派的宿命论、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起到了有力的批判作用。伊壁鸠鲁的思想被后来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公元前９９—５５）发扬光大。
与伊壁鸠鲁恬淡沉思的风度相反，卢克莱修一副热情奔放的诗人气质。在那本名扬四海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物性论》中，他顺情任性一展自己蓬勃大器的诗才，以形象的语言、丰富的事例，对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并用它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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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８
切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有力地弘扬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思想。卢克莱修将德谟克利特奉为“圣人”
，把伊壁鸠鲁称颂为“真理的发现者”。
他特别重视原子向下运动时产生的偏离运动，把之归结为世界万物形成的原因，并用原子的这种偏离运动去论证人的自由意志，指出人的命运并非由天命决定，而是可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
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发扬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观点：世界万物皆由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所创造和支配，神的威力也无法抗拒自然的命令。
在这种思想视野中，宗教便被贬斥为使人贫困、犯罪和堕落的根源，一切罪恶行为的“孵育者”
，他于是号召人们，解开束缚人们心灵的宗教锁链。
卢克莱修对宗教的批判，在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为猛烈和彻底的。然而，古已有之的对神的崇拜的传统，以及来自东方的种种神秘主义思想，时刻在侵袭着罗马人的心灵，更因斯多噶主义和其他一些唯心主义派别的鼓噪，使卢克莱修的无神论呼声如霹雳中的蚁那般淹没无闻，被人遗忘。
在郁郁不得志的潦倒之中，卢克莱修终于自尽身亡，了结了短短４４年的严肃人生。
而他那本散发着唯物论思想气息的诗篇《物性论》始终遭到查禁，直至公元１４７３年才得以初次面世。
和卢克莱修对着干的冤家对头，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西塞罗用他的滔滔雄辩驳斥原子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宣扬灵魂不死的有神论，要求人们学会使灵魂脱离囚禁它的肉体，变得更纯粹更智慧，走出人生这个暂时的旅馆，积极迎接死亡，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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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西方哲学初步
魂超升到它的必然归宿。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思想的混合物，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哲学。
罗马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新柏拉图主义产生在东西方文化汇合之地亚力山大。那里有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有埃及祭神仪式的残余，有实践自己教义的犹太人团体，还有产生于巴勒斯坦的早期基督教各个派别，这一切形形色色的宗教神学在希腊化文化的大背景中混和一团、熔为一炉，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提供充足的思想土壤。
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是普罗提诺（Ｐｌｏｔｉｎｕｓ，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年）。
他用柏拉图的理念论作基础，揉合了毕达哥拉斯派、斯多噶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某些内容，甚至还利用了伊壁鸠鲁哲学里的某些材料，构成了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半宗教性的哲学学说——新柏拉图主义。这个理论把“太一”作为宇宙之本，认为“太一”能产生一切又超越一切，是自在自为的单纯而完满的存在，也就柏拉图理念论中的那个至善，即神的代名词。
“太一”在自身的“流溢”中创造了世界万物，犹如水从容器中流溢出来那样。
“流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最先流出的是“宇宙理性，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其次，从”宇宙理性“中流出”世界灵魂“
；最后，“世界灵魂”中流出感性的现象世界，这便是宇宙中最低级、最卑贱的东西，也是邪恶的根源。人的存在属于物质世界这一最低层次，它是灵魂流入肉体而产生的存在，灵魂因此被肉体所拘禁，无法认识其所以来的最终出处——神（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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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灵魂既然从”太一“而来，自然对”太一“有着原始的爱和归宿感，时刻渴望返回这个永恒的老家。因此，只有尽快摆脱肉体和感性世界的束缚，让灵魂进入出神忘我的神秘状态，使之与神合而为一，才能窥见真理，实现人生的最终价值。
普罗提诺把“太一”和世界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太一”外化自身为世界的三个阶段事实上相对于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即“太一”本身、“宇宙理性”和“世界灵魂”
，感性世界则是“太一”虚幻的假象。这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构成“太一”本身的三位一体的特征。因此，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学说就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理论而展开的。这种三位一体理论和流溢说，后来被基督教神学家们大加利用，成为神学教义中的重要理论。
新柏拉图主义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上最后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流派。它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所宣扬的世界与人类即将毁灭，哀叹人的无能，对一切表示出悲观绝望的情结，似乎反映了当时罗马统治阶级和社会日趋腐朽没落的精神，预示着庞大的罗马帝国行将崩溃的先兆。
从泰勒斯在古井深处提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到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理论，古代西方哲学走过了大约９个世纪的时光。
传统的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启蒙解放运动，它通过把世界描述成理性可以认识的某种形式，而将无知所引起的恐惧加以排除，其动机是指望在知识的指导下能够到达善的人生，其活动便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不知疲倦的理性探索，而其思想工具则是周密严谨的逻辑。可以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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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理性精神与宗教和神秘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已有之的迷信并不曾得到彻底的清除，而希腊哲学内部又开始流泛着一股起自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潮，那是以避免的思想倾向。于是很自然的，当罗马人一接过希腊哲学这一光芒四射的思想宝藏时，他们所想到的不是去努力开拓，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而是小家气地到藏宝之地挖掘自己合意的东西，他们找到的不是黄金和宝玉，而是一些残渣余灰。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是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最主要的思想收获，他们是从因纵情声色而弄得心神疲惫的罗马精神上所采摘的。从这种精神氛围进入基督教的理念王国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垫铺为古代哲学过渡到上帝一统天下的神学世界架好思想的桥梁。于是，乐观豁达、生机勃勃的希腊精神让位给了悲观宿命、萎靡不振的希伯莱信仰，一个笼罩西方世界长达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纪”便水到渠成地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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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堂信步
一、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
在西方，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美丽传说：很久以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伯利垣，住着一位美丽的童贞女郎玛丽亚。她已被许配给了一个名叫约瑟的木匠。可是，还没有享受过洞房花烛夜的良宵，约瑟便发现玛丽亚早已身怀六甲。这个晴天霹雳使他深感屈辱，一气之下就打算终止婚约。一天深夜，正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忽然潜入他梦中，向他显灵说：“约瑟，别担心！尽管把玛丽亚娶过来好了，因为她的身孕乃圣灵所授。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长大以后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说完飘然隐去。
约瑟一觉醒来，遵照天使的吩咐，与玛丽亚成了亲，生下了耶稣基督。
耶稣的母亲便是基督徒所尊奉的圣母玛丽亚。
耶稣长大后四处漂泊，广施神迹，治病救人，能使盲人复明，瘸子疾行，死人复活。后来，传道师约翰在约旦河畔为他施洗礼，他便开始收徒传道，教人忍受苦难，宣扬天国福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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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百姓的爱戴，也触怒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一次，他和１２个门徒前往耶路撒冷时，被门徒犹大出卖，罗马总督以其为犹太人王的罪名，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而１２个门徒加上耶稣刚好１３个人。因此直到今天，西方人仍然视星期五为不祥的日子，１３为不吉利的数字，倘若星期五恰好碰上１３号，那简直就是“黑色的星期五”
；西方的医院和旅馆绝不会有１３号房间和１３号床铺。十字架则成为基督教的标志。
耶稣死后三天突然复活过来，多次显灵于其门徒说，上帝已把天上地下所有权力都赐给了他，要他们发动天下万民都来作他的门徒，接受他的教义。然后，他升天而去，临别之时留下预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上帝将要进行“末日审判”
，那时他会再次降凡人间，对世上的活人和死人统统实施一次审判，善人将被允许升入永福的天堂，恶人定要被贬下黑暗的地狱。
这就是基督教经典《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段为人千古传诵的故事。
世界几大宗教都有将其创始人神化的传奇，佛教有释迦牟尼，伊斯兰教有穆罕默德，而基督教则有耶稣。由于年湮代远等种种原因，人们已无法考证《圣经》到底诞生于何时，出自何人之手，更难以判别耶稣是否确有其人，基督教是否他亲手创立。但人们确凿无疑地知道，基督教是从希伯莱人的犹太教演变而来的。
希伯莱人也就是犹太人，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
在遥远的古代，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追逐水草放牧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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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存大多依恃天时与地利而无法自立，到处流浪又遭人排斥。犹太人曾一度定居巴勒斯坦，建立过以色列国和犹太国，但很快就被其他民族所摧毁，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沦落天涯。几千年来经历了数次历史性的大迁徙和大流散，遭受长期的放逐和迫害，承受了多次震惊世界的民族大屠杀（最近的一次便是希特勒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为）。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子孙才终于在巴勒斯坦一块狭小的地方（即今天的以色列）
，实现了自己民族千古难忘的复国之梦。
犹太人可真是一个饱受凌辱历经沧桑的弱小民族，他们所遭受过的劫难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是无出其右的了。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使一个早已零星四散于世界各地的民族，把恢复家国的远古迷梦传承了几千年之久，并最终使之化为现实的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相反的例子：与犹太人一样流散游荡于地球上的吉普赛人，始终只满足于大篷车上的飘泊生活而永远碌碌无为。无疑，一种顽强的自尊心在支持着犹太民族的精神，这种自尊来源于他们那种唯我独尊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心灵支柱便是那历久不衰的犹太教。
艰难的生活处境，使古代犹太人深深地感到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人性具自己的极限这种意识刻骨铭心地印在他们的心底。他们隐约觉得，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操纵在神的股掌之间，人只有托天之福才能生存下去。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的信仰心理形成了早期的犹太教，奉耶和华主神。到公元前６世纪，犹太人把犹太教从多神教发展为一神教，称耶和华“独一真神”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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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了天地万物，还特意把犹太民族定为“特选的子民”
，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并最终得救升天。正是自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
这种意识，成为长期以来支撑犹太人生活的精神支柱。
公元６年，罗马皇帝屋大维将巴勒斯坦的犹太和撒玛利亚归属罗马帝国，由叙利亚行省管辖，犹太国终于灭亡。犹太人不断发动起义，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但终遭残酷镇压，因而处于极端的痛苦和绝望之中。现实找不到出路，他们便遁入内心，在精神上寻找解脱的办法，于是，宗教活动变得非常活跃。
他们幻想会出现一个超世间的救世主，伸张正义，严惩压迫者，拯救受难人。当时犹太教流行着一些派别，相信犹太先知的预言：将有一位叫弥赛亚的救世主降凡，在地上建立神的“千年王国”
，对罗马帝国这个堕落的世界进行末日审判，一切地上的君王、宰臣、将军、富翁统统都将被投入地狱而消灭，受苦受难的信徒将升上天堂得到永生。
当人们把弥赛亚换成耶稣时，基督教便诞生了。它起初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信奉用希伯莱语写成的《旧约。圣经》，奉弥赛亚为神。后来，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用一些流行的希腊罗马哲学来改造犹太教教义。譬如，一个叫斐洛的神秘主义者，把斯多噶学派的宿命论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思想来充实其教义，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加以神秘化，对犹太教作了某些理论梳理和解释，为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方面的条件。再后来，一些人用希腊文写出了《新约。圣经》，把耶稣作为上帝。这时，基督教就正式出现了。
“约”意指上帝与人订下的契约，基督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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