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有其独特含义。私人语言不是指用公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心理感受如记日记，它特指一种只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才能了解的语言，别人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解释这种语言的意义，也不能用观察来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因为只有语言的主人才知道这些符号的意义，它是他直接的私人感觉。私人语言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唯我论和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唯我论尽管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也是最难加以反驳的，一个唯我论者完全可以主张：我只能相信别人牙疼，但如果我牙疼，我就知道牙疼，因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真的牙疼，别人只能推测。
维特根斯坦的反驳是，私人感觉是无法通过私人语言来指称的。比如讲一个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马上在日记中将之记下姑且说是Ｅ吧，从此以后，一旦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Ｅ又来了”
，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维特根斯坦要问：你怎么保证后来的感觉就是Ｅ？
有什么标准可以断定这一点呢？
标准是没有的，当然日记的主人会说：只要对我来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谈论“正确”这个词了，因为正确这个词只有在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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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的情况下才能被有意义地使用。
至于说只有我才知道我牙疼，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句话中的“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牙疼的人可能捂住腮帮，也可能呻吟不已，甚至在地上滚来滚去，因此说“我牙疼”并不是说关于我所遭受到的牙疼的知识，而是在宣布牙疼，是牙疼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说“我知道我牙疼”的实际意思无非是“我在牙疼”而不是说我知道有关我牙疼的知识。因此对于“我牙疼”这样的句子说“我真在牙疼吗？”或“我不知道我在不在牙疼”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唯我论的不可知论不是不可反驳的，也不是错误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无意义的。
哲学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争辩，甚至也不在于论证，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清除这些问题。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能够达到健全的人类理解观念之前，先得治好他自己的许多理解方面的毛病。当哲学家使用“知识”
、“存在”
、“客体”
、“我”
、“命题”这类字眼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就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字眼在一种语言中、在‘它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是这样使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的老家。哲学不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它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由于一切都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使我能够在想要从事哲学的时候罢手不干——使哲学得以安宁，因此哲学不再受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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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０４
哲学对他来说再一次成为没有什么好搞的劳什子了，他私下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
、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便沉默了，当然这一次是永久的沉默了。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在哲学史上的划分由来已久。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曾对此划分做过一段经典的表述：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经验科学则只涉及事实与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依这一原则去巡游一下图书馆，我们必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呢？如果我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例如一本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进烈火中：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休谟这一问确实问出了问题，不过他却忘了问一下：《人类理解研究》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不是。那么它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也不是。
这样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休谟疏于此问，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名著了，也就更不知道他曾提出过这么一个焚书的建议了。
休谟的香火终于延续了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自然科学的命题与逻辑、数学命题之外的所有言说斥为胡说，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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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休谟的影子在里面，至于受维特根斯坦影响颇深的维也纳学派更是将休谟的精神发扬光大，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学派，维也纳学派成立于本世纪的２０年代，它的发起者是石里克（Ｍ。
Ｓｃｈｉｃｋ）
，他从１９２２年起就担任了有着实证主义传统的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是大物理学家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高足，据说他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一文深得爱因斯坦的首肯，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能理解相对论的几个少数学者之一。由于石里克教授本人在人格与智慧上的魅力，在他周围很快集结了一个由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小团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维也纳学派，由于他们把逻辑分析与实证主义相结合，因此他们的观点又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魏思曼（Ｆ。Ｗａｉｓｍａｎ）
、哈恩（Ｈ。Ｈａｈｎ）
、费格尔（Ｈ。
Ｆｅｉｇｌ）
、卡尔纳普（Ｒ。
Ｃａｒｎａｐ）
、纽拉特（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
、哥德尔（Ｋ。
Ｇｏｄｅｌ）
、克拉夫特（Ｖ。
Ｋｒａｆｔ）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学派定期聚会，合作研究，很快就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
１９２９年卡尔纳普、哈恩、纽拉特联合发表了《维也纳学派——它的科学世界观》一文，宣布自己归属于休谟、孔德、马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翌年主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认识》。
维也纳学派很快就成了当时世界哲坛颇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支持者、同情者。在柏林以莱欣巴赫（Ｈ。
Ｒｅｉｃｈｅｎ
ｂａｃｈ）
、亨普尔（Ｈｅｍｐｅｌ）为代表的柏林学派，在华沙卢卡谢维奇（Ｊ。
Ｌｕｋ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塔斯基（Ａ。
Ｔａｒｓｋｉ）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与之遥遥呼应；在英国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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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０４
年轻的艾耶尔（Ａ。
Ａｙｅｒ）为之摇旗呐喊；在美国、在法国、在捷克、在斯堪的那维亚也都有响应者。
３０年代后，随着纳粹势力的扩张，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１９３６年，学派的领袖石里克死于非命。学派的主力成员，卡尔纳普、哥德尔、费格尔以及莱欣巴赫、亨普尔、塔斯基也纷纷移居美国。当德军宣布占领奥地利时，这个学派也就最后解体了。不过随着学派成员流落他乡，学派的思想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卡尔纳普等人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一时成为当时美国哲学界中的“显学”。它很快便与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思想产生了有益的互动，最终产生了以蒯因（Ｗ。
Ｑｕｉｎｅ）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另外，普通语义学、操作主义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它的影响。
拒斥形而上学本来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专利。早在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那里，形而上学就因为超出人类的有限经验范围而被拒于人类的知识系统之外；在马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那里，由于将世界本原归为非心非物的“中立要素”而使形而上学失去了立足之地。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倒不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太难超出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无法得到解决，而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只是一个伪问题，因而它根本上无意义的，故必须加以拒斥。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什么是伪问题？
什么是有意义？
什么是无意义？这就涉及到意义标准问题。
这个标准就是证实原则。证实原则并不是去验证命题的对与错，这不关乎哲学家的事，要紧的是在问命题对错之前先要看看这个命题是不是真正的命题，真正的命题才有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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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之分，因此与真正的命题相对的不是错误的命题而是虚假的命题，是伪命题，伪命题没有对错之分，它根本上就是无意义的。
因此维也纳学派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
有意义的命题有两种，一种是其真假只是由于形式，比如说“一切未婚男子都没结婚的”
，其中“未婚的”一词就包含有没结婚的意思，也就是说句中的谓词（没结婚的）完全可以在主词（一切未婚的男子）中分析出来，因此这类命题就叫“分析命题”
，分析命题不告诉我们任何实际的内容。另一种命题其真假并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验证，这类命题就叫“综合命题”
，比如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
，我们从主词（玫瑰花）中并不能必然推出谓词（红的）
，它对实际内容是有所定的。现在维也纳学派就可以给意义标准一个概括了：命题的意义在于证实它的方法，这也就是所谓的证实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使命题有意义就必须能给人指出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真的，在什么条件它可以是假的。比如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人”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总可以找三个人，让他们站在针尖上试一下（当然不会有人想试）
，换言之，我们总可以找出证实它的方法，因而是有意义的命题。但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三个天使”则就是完全无意义的命题了，这是根本无法加以验证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请不来三个天使到针尖上站一下。
证实是原则上的可证实性。限于技术，有的命题可能在某个时候无法加以实证的证实，但在原则上或者说在逻辑上可以证实。比如说“太阳的中心有一座３００米的金山”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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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０４
于今天的技术，我们的宇宙飞船尚不能接近太阳，更无从接近它的中心，但这命题毕竟是有意义的，我们总可以设想将来会有一天由于技术的发展可以去证实它。也就是说这个命题尽管在实际中证实它是不可能的，但在逻辑上总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人说，在每个电子内部有一种核子，但它是绝对无外发作用的，因而在根本上是无法感觉到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因为我们会向提出这一假设的人质问：你所说的核子存在到底指什么？那么他只能答复：他认为在电子之内总有这样一种东西存在。我们还要问：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那又怎样？
他必须回答：它的不存在，从现象方面看，完全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它的存在与不存在与可以观察的东西无任何共同点，与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这也标明他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在事实上是不可证实的，而且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证实的。
当然有一些陈述虽不能直接证实，但可以间接证实，比如命题Ｐ１“这把钥匙是铁制的”
，限于手头的工具我们无法通过测量比重或分子结构来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铁制的，但如果我们手头有一块磁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钥匙放在磁石边，如果它把钥匙吸住了，那么它就是铁制的，这就是间接证实。
这里面有一个推导过程：Ｐ１“这把钥匙是铁制的。”这是一有待验证的命题。
Ｐ２“如果一个铁制的东西置于磁石附近，就会被吸住。”
这是已被证实了物理定律。
Ｐ３“这个物体是块磁石”。这是已证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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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Ｐ４“这把钥匙放在磁石附近”。
这是现在由我们观察直接证实的。
从这４个前提中我们就会推出结论：Ｐ５“这把钥匙将被磁石吸住。”
作为意义标准的证实原则一旦确立，那么一切陈述如要有意义就得通过这一关的检验。证实原则就好比照妖镜，一切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在它面前原形毕露了。无意义的伪命题有两种，第一类是在句法结构正确的陈述中出现了无意义的词。这些无意义的词充斥于形而上学的文献中，诸如“本原”
、“无条件者”
、“虚无”
、“理念”
、“物自体”
、“绝对精神”
、“绝对”
、“本质”
、“自在的存在”
、“无限”
、“非存在”
、“神”
、“天使”等等。就以神为例吧，在神话里，神这个词还是有意义的，它有时是指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它被供奉在奥林匹斯山上、天上或地上，总之它在一个可观察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力，因而在经验上是可以证实的。尽管它是假的，但毕竟却是有意义的。但形而上学中的神，完全指一种超验的东西，它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神存在”并不是错的，也并不存在违背不违背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并不表明维也纳学派赞成无神论，因为按照意义标准来衡量，说“神不存在”的无神论与说“神存在”的有神论同样都是无意义的。
第二类无意义的伪命题是本身有着意义的词，却以一种不合句法规则的方式组合起来的陈述。比如（１）“凯撒是和”
（２）
“凯撒是一个质数”
，句子（１）的构成是违反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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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０４
因为句法规则要求第三个位置不可用连词，而应用名词和形容词才有意义，如“凯撒是一位将军”
，“凯撒是勇敢的”。句子（２）在句法上是正确的，但依然是无意义的，因为质数是数的特征，不能用来说明人，因此（２）看似一个命题，实则不断定任何东西。因此，当形而上学声称以研究超验的本质领域为己任时，这种研究的结果因其在原则上是不可证实的而变得毫无意义。形而上学是一门空洞无物的学科。它的问题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命题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因而必须予以拒斥。
如果说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地拼凑在一起的词，那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其中不乏聪明绝顶的人士，在形而上学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与热忱，这又作何解释呢？如果形而上学的书籍的内容连错误都称不上而是空洞无物，那又如何解释它们至今还给读者如此强大的影响这一事实呢？
原来形而上学虽然不具备理论方面的内容，虽然不是对存在事态的表述，但毕竟还是有其内容，它是对人生总态的表达。
语言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表达作用，一种是表述作用。
比如“祖国啊，母亲！”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祖国的感情，绝不是对祖国的性别的一种表述。
一首其中出现“阳光”
、“彩霞”
等词的抒情诗也并不是在告诉人们气象学的知识，而是在表达诗人的某种情感，它不具表述的意义，不具理论的意义，它不包含知识。同样，形而上学命题像抒情一样，只有一种表达作用，没有表述作用，它们既不包含知识，也不包含错误，它们完全处在知识的领域之外，处于真或假的讨论之外。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种和谐宁静的生活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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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唯物论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以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论是一种对应的所谓内向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类型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他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中。但形而上学与抒情诗有一决定性的差别，通过形而上学的作品形式，形而上学冒充它本来不是的东西，形而上学家本人怀有一种幻想，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总谈了点什么东西，总表述了一些事态。
他们自己以为是真假王国中的游客呢。
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为了反对其他同样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而进行不断的论辩，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样，不仅读者给欺骗了，而且形而上学家本人也给欺骗了。可是一位抒情诗人从不企图在自己的诗里驳倒其他诗人的陈述，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艺术的领域里，而不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因此艺术才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形而上学家努力幻想在一元论体系中表达的和谐的感情和态度，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当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二元论体系里用语言表达他对人生二元的豪迈态度时，岂不是因为他缺乏贝多芬的才能，不能用恰当的手段表达这种态度吗？
形而上学家乃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乃是没有诗才的诗人。
他们有在理论环境中工作的强烈爱好，但它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弄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达又不相宜的怪物，形而上学可以休矣！哲学应该一劳永逸地对形而上学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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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０４
那么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呢？伦理学探讨的是人如何行动的知识，是对规范知识的探求，它究竟能否通过意义标准的检验这一关呢？对这个问题维也纳学派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说，有的成员（以石里克为代表）认为伦理学是一门事实科学，它是从人性和生活的事实中产生的。是与实际的东西打交道，因而是有意义的。有的成员（以卡尔纳普为代表）则坚持认为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一样，也只是一种情感表达而已，没有任何认识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情感主义伦理学”
，这种伦理学思想在本世纪的哲学界颇有影响。
在情感主义伦理学家看来，伦理判断全是价值判断、规范判断，它不涉及任何事实，从“甲是瘦的”
（这是事实判断）根本推不出“甲是善的”
（这是价值判断）
，价值与事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尽管我们可以运用道德来影响、指导个人的行为甚至建立道德法庭对个体行为加以评判，但无论如何道德判断本身并没有用来描述任何实际的事态，它只是在表达某种赞成与反对的态度。
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这个解释，比如说“杀人是不对的”这一道德判断难道不是对杀人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断定？
当然“杀人是不对的”和“天是晴的”形式上是相似的，都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这也使人们误认为价值陈述是一个断定陈述，因而和“天是晴的”一样具有真假。实际上如果对之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杀人是不对的”原本就不是一个有认识意义的命题，它的真正表达是“不准杀人！”就像说“杀人啦，呸！”一样，并未说出任何真实或虚假的东西来，它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而已。
原来伦理与价值之争只是趣味与态度之争，而不涉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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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西方哲学初步
何事实的内容。设想约翰和斯密斯这对爱争吵的老友在咖啡馆里见面了。约翰呷了一口咖啡，咂了一下嘴说“这咖啡是好的”。斯密斯听后跟着也呷了一口，却皱起了眉头，“这咖啡是不好的”。
于是两人就咖啡是好是坏发生一场争执，如果这时有一位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在场就说是古德曼吧，他就会出来打圆场了：“约翰先生，你说这咖啡是好的，好在哪里呀？”
“这个吗，它苦中带涩，喝起来很过瘾。”约翰答道。
“那么，斯密斯先生，你说这咖啡不好，为什么？”
“它又苦又涩，有什么好？”斯密斯抱怨道。现在轮到古德曼做总结了：两位先生对咖啡在认识方面是一致的，都认为它既苦且涩。因此二位所争根本不是事实之争乃是口味之争。
约翰先生无非想说，我喜欢它，你也喜欢吧；而斯密斯先生的意思是，我不喜欢它，你也别喜欢吧。
当然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杀人是不对的”
并不只是一种情感与态度的表达，它还暗含着：“如果你杀了人，你就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但是，这个陈述绝对不能从“杀人是不对的”这个陈述中推出来，它只能从人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心理学陈述中推出来，这些陈述是可以证实的，是有意义的，但它属于心理学而不属于哲学。规范伦理学不管具有命令的形式（“你应当不应当……”）还是具有价值的形式（“……
A是好的坏的“）都是没有认识意义的，它和形而上学一样是A空调无物的。
传统的哲学地盘就这样被一一瓜分了。规范伦理学跟着形而上学一起被赶出哲学的大门在情感表达的艺术领域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心理学相关的伦理学部分则跟着心理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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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１４
登进了事实表述的科学殿堂。
哲学只剩下一块逻辑学的孤岛，它唯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以往混在人类知识系统中滥竽充数的形而上学与规范伦理学被清除出门就是逻辑分析的一大成果。
不过，逻辑分析不仅善于破坏形而上学的旧世界，而且它也善于建设科学知识的新世界。在这个经过逻辑分析的知识世界内部，所有的概念与命题都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因存在着某种推导关系而成为一个有机系统。
这个系统的基础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这些基础概念并不是由其他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直接给予的。它是知识系统与实在接触的基点。毫无疑问，只有自己经验到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直接给予，是最明白、最可靠的。这种把个人的直接经验作为知识系统基础的程序就叫做“方法论上的唯我论”
，因为这种“唯我论”不是任何形而上学的意义，它并不是主张只有唯一的主体及其经验才被认为是存在的。它只是指出这样一种程序，即一切经验概念都应被还原到当下的“所予”
、还原到个人的直接观察，比如“目前，在我的视野中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这种通过观察而记录下的句子都是以个人感觉材料为出发点的，这样一种语言就称为“现象主义”
的语言。
这也是传统英国经验论所一直坚持的语言。
哲学的任务即是把一切知识都以一种最终可以还原到现象主义的语言形式表述出来，这样整个人类的知识系统都最终建立在直接给予的知识这一牢固的基础上了。
这种以现象主义语言统一科学的努力后来遇到了种种困难，这种语言本身带有的主观性色彩带来了极大模糊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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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西方哲学初步
一个患黄疸性肝炎的科学家将蓝色的天空依其个人的感觉经验而记录成“天是黄的”之时，当心理学家甲将Ａ教授因学生直呼其名而面露不悦之色记录为“Ａ发怒了”
，而心理学家乙将Ｂ教授因同事当众骂他“乌龟”而气得暴跳如雷也记录为“Ｂ发怒了”
之时，统一科学的理想主义者们能容忍这一切吗？
“物理主义”的语言便登场了，物理主义的语言是一种主体间的语言，因而也是一种普适性的语言，它是一种纯粹定量的语言，这样就完全避免了现象主义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
比如说“Ａ先生发怒了”
翻译成物理主义的语言即是，在某时某地，Ａ先生的脉搏跳动多少多少次每秒，血压为多少多少，呼吸情况如何如何，等等，这样Ａ先生的轻微的愠怒，Ｂ先生的极度的愤怒与Ｃ先生的假装的发怒都由于统一成物理主义的语言而变得精确与客观了。这样仅仅由于实际分工的原因而分割开来的各个经验科学在物理主义的统贯下而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科学，人类的知识系统最终经过哲学的逻辑分析而成为通体透明的水晶宫。
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的理想不可谓不宏大，但到后来这一理想越来越被视为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了。发怒的人脉搏加速、血压升高，那么狂喜的人呢？恐惧的人呢？假设某个猴子在发怒时与某个人在发怒时，量化指标完全是一样的，我们能说两者的发怒完全相同吗？维也纳学派的数字崇拜到了完全忽视“质”的地步，他们究竟想把人类的知识引向何处去？喜怒哀乐这些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无法加以彻底地量化而翻译成物理主义的语言，更何况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思想呢。维也纳学派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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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１４
知识始终是不确定的和不断需要加以纠正、改变的，它好像一只找不到港口的船，因此不得飘浮在海上进行修理和重建。
随着时间的推移，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合理思想已被分析哲学的其他一些流派所吸纳，而它思想中的一些内在缺陷也逐渐暴露无遗，尤其是作为意义标准的证实原则这一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Ｋ。
Ｐｏｐｅｒ）
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维也纳学派的意义划界标准并没有排除明显的形而上学陈述却反而排除了一切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科学陈述。因为自然科学的命题基本上是全称命题，而全称命题按照证实原则是永远无法被完全证实的。比如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
，即使我们观察了１００只天鹅都是白的，但也不保证第１０１只天鹅肯定就是白的。后来维也纳学派也放弃了完全的证实标准，而提出“确证度”这一较为宽松的要求，所观察到的白天鹅数越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的确证度就越高。波普尔的反驳是，假如用一群天鹅做论据，就说有１００只白天鹅和１只黑天鹅，在这里白天鹅的实例确证不是０而是非常接近１。
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中推出，普遍规律只具有零度的可能性，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次数纵使再多也是有限的，根本无法与无限情况相比，但全称命题是完全可由单称命题来反驳。
实际上，只要观察到一只天鹅是黑的，“所有的天鹅是白的”就得到了完全的证伪，于是波普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只有在原则上可以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科学划界的证伪原则取代了意义划界的证实原则，科学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在原则上是可以被证伪、被反驳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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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西方哲学初步
就像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的某种事情发生，而且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一种不能用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牛顿定律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我们总可以在原则上设想许多实验对它进行反驳，一旦实验的数据与之相左，它就被证伪了；占星术之所以是呈伪科学，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反驳它，它可以容许任何事情发生，换言之，它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因而它也就是伪科学了。依照这个标准，波普尔将弗洛伊德主义打进了伪科学的冷宫。他认为弗洛伊德能用同一种理论（比如“反作用形成”）解释完全对立的两种事实，也就是说，任何情况都反驳不了弗洛伊德。应指出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尽管有颇多启发意义，但它自身也有许多问题，数学与逻辑命题是无法反驳的，存在命题也是无法反驳的，比如谈“世界上存在黑天鹅”
，即使我们找了１００只无鹅都呈白的仍无法反驳这个命题，相反只要我们找到一只黑天鹅，这个命题就得到证实了。
给予维也纳学派“证实原则”真正沉重打击的是美国逻辑实用主义者蒯因，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这篇经典性文章中直接瞄准证实原则的理论根基即两类命题的划分，蒯因教授通过对分析命题中“分析”一词的分析，认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并不存在一处真正的界限。逻辑实证主义鼓吹的两类命题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信条。
实际上，证实原则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逻辑实证主义者，毕竟证实原则本身既非一分析的命题又非一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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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１４
合的命题，它岂不也是一形而上学之胡说？维特根斯坦曾勇敢坦承自己在“胡说”
，但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却不甘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到头来也被斥为胡说，但却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最后他们也只得承认证实原则只具有一种界定的而非经验的地位，它没有任何强制力量要求人们加以接受，就像香烟盒上印的“吸烟有害健康”
一样，它只是劝告性的。
但是正如烟民并不因“劝告”而不去吸烟，形而上学家又何必去接受证实原则而去放弃自己的形而上学冲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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