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提出与之相对的概念“死本能”。他猜测，既然生命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机物，那么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无机状态为目的。死本能主要表现为破坏本能和攻击本能，它遵循“强迫重复原则”。
在日常生活中生死本能是往往交融在一起的。比如说睡眠，它既是死本能的表现，身体的部分功能回复到无机物状态，又是生本能的恢复元气的过程。爱是生本能的表现，恨是死本能的表现，爱与恨常常纠结在一起的。实际上道德超我对代表生本能的自我的谴责与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攻击本能的一种表现，超我甚或可以说是攻击本能的反向作用形成的人格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超我是死本能的代理者。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响，尼采曾说在道德里面总有几分残忍的乐趣。
人类受死本能的支配总要找一个发泄的出路，但文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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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７８２
止了人类直接表现出敌意，因此人们往往将攻击本能指向陌生人、外国人。对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是文明能否抑制住人类的死本能对公共活动的干扰以及能控制到什么程度。这位一生在非理性的本能领地上跋涉的思想家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理表达了他对本能的看法，一方面本能尤其是性本能是对人类的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伊特所在之处，自我必将随之”。人不应是非理性的奴隶，一旦人意识到他的无意识，人就成了无意识的主人，人会按文明所许可的方式，通过升华作用来有效地控制无意识。万物都受无意识的支配，只有在人身上无意识才被意识到，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
人类的无意识终于在弗洛伊德天才的意识中被意识到，但是人们有理由要问弗洛伊德意识到他本人的无意识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弗洛伊德本人精心阐发的精神分析视作是他本人种种无意识冲动的文饰？弗洛伊德所说俄迪浦斯情结难道不是他本人恋母情结的一种投射吗？要知道弗洛伊德对母亲从小就有着深厚的依恋，他也深得母亲的宠爱，小弗洛伊德两岁时还尿床，但母亲从不因此训斥他，父亲却非常严厉地对待此事，小小的弗洛伊德或许真地把父亲当作争夺母亲的情敌了。他八岁的时候还故意到父母的卧室中小便，这是占有父母卧室的一种象征行为，矛头显然是对准父亲的，怒气冲冲的父亲断言“这个孩子决不会有什么出息”。
或许弗洛伊德一生对真理的执着追求都好象是在对父亲说：“你睁眼看看吧，我毕竟成了个人物。”在《图腾与禁忌》中他干脆让儿子们杀死自己的父亲，这多少也带有几分仇父的情结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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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西方哲学初步
至于弗洛伊德身上带有的种种社会偏见，在他的后继者那里——都得到了揭示，就让看看其中的荦荦大者吧。
四、弗洛伊德之后
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人们可以批判他，可以赞成他，但决不能忽视他，２０世纪的哲人谈论人性、道德、尊严，不能不面对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人的尊严与道德是否只是罩在人类自己动物本性上的一层面纱？是否只是人之外的权威的内在化以便控制本能的一种结果？
人的一切追求是否只是本能的直接或替代性满足？
攻击本能（恶）是否是人之最初的、独立的本能禀性？生本能与死本能、无意识与意识、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否是人性永恒的二元对立？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们。
荣格指出，在弗洛伊德所宣称的无意识底下，尚有一层更原初的集体无意识，这才是人格的根基，它是自发性、创造性、洞察力以及一切完美人性所必备的源泉，个人意识一旦失掉与之的联系，人就会丧失生机与活力。因此恰恰应与弗洛伊德以理性抑制本能冲动的主张相反，一切个体的成长与实现皆须达到这一“自我中心”
，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于一边，而直抵无意识之基地，把无意识的呼声带到意识中来，倾听它，接受它，实现它。
赖希（Ｗ。
Ｒｅｉｃｈ）也认为，弗洛伊德所讲的残忍、贪婪以“唯乐原则”行事的“本我”
，根本不是人的本性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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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８２
在人彬彬有礼的社会层底下，还有一种“自然的社会性”这一生物核心层在运作，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冲动恰恰是这一生物核心层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扭曲的结果。人性的根源乃是活泼的生机之趣、创造之趣。
“每一次真正的革命，每一种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自然的生物核心。”
然而几千年的哲学史却独独不承认这一生物核心，弗洛伊德不敢正视他对无意识的发现，将之等同于动物性，而又把动物性错误地理解为施虐狂、变态、好斗，这就重新落入传统的思维窠臼中。
“把‘动物’和‘精神的人’对立起来的作法，根源于把‘性’和‘精神’对立起来，正是这种对立，一直是每一种神学的道德哲学的基础。”
人不是动物而是人，人类存在的最高任务乃是“扼杀”他的动物性一面并“培养”价值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分强调智性“机械之物”
、强调同本能相对立的心灵，同性相对立的劳动，同个体相对立的国家。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利益，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热衷于“远离生殖器”
、“远离动物”的叫嚣呢？赖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社会与历史。远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人性即被比作一驾马车，人并不全是人，理性乃驭马人，人的情感与欲望则是桀傲不驯的白马和黑马。柏拉图进一步把这一个人格结构放大为国家结构：贵族代表理性，勇士代表情感，奴隶则代表欲望。原来两千年的人类史，无非是柏拉图奴隶制嵌入人心理结构的过程而已，“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方式被改变了，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人穿上了盔甲反对自身的自然和自发的东西。”人成了“生硬的和机械的、失去自己的自发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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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发展成一种自动机和大脑机器“。
所谓的人类尊严、人类的永恒道德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给人类锻造的盔甲，披上这层盔甲，人类专门用来抵挡自身的自然生机之趣。到了以“自然的社会性和道德性”取代“令人作呕的道德化（强制性道德）”的时候了。赖希历来以理论上的探索勇气而闻名，在人性问题上尤其如此，“直到人承认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时，人才能创造真正的文化”。
弗洛姆（Ｅ。
Ｆｒｏｍ）
以建立真正的人性为己任，只有建立在真实的人性基础上，才谈得真正属于人的尊严，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活价值的认识是相互依存的。
人之尊严、人之道德、人之行为规范的源泉，均应“在人的本性中得以发现”
，均应以“人的内在品质为基础”。
弗洛伊德受１９世纪生物学、机械决定论及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心理学等同成匮乏心理学，而实际上即使人的饥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满足，他还是不会满足，和动物相反，那时，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刚开始，因此，必须将“匮乏的快乐”和“充足的快乐”区分开来，弗洛伊德将本能原则说成是唯乐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匮乏的本能，说到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同他人经济与市场关系在人性理论上的投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之动物，创造性乃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生命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身活生生地去运动”。
同样，弗洛伊德在人性本恶的观点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这倒不是说他杜撰了人之攻击性，而是误解了人之攻击性。人本无所谓善与恶，人之生命原本即具有一种发展、扩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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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９２
现自己潜力之“固有倾向”
，只有在这一固有倾向受挫，个人受到了孤立，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攻击性的支配，攻击性原本即是生命力受挫的一种反应，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总能量总是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力能量大致相当。生命力能量是指整个受压抑的生命力，它包括无法自发地发展和表现人的感性、理性和情感的各方面潜能，生命有其自己内在的冲动，它总要使自己展现出来，“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己欲的束缚”一旦外界不允许它展现，它便会走上“分解的道路”
，并转变为一种以“破坏性”
为主要目的的能量。
因此，“生本能和死本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就变得越大；生本能实现得越多，破坏本能就越弱，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之事物。”。。。。。。。。。。。。。
这样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相反，问题成了理性如何去满足自己的生命力问题。问题还在于，弗洛伊德不仅误解了人之本能，而且也误解了人之理性。
弗洛伊德将人之尊严、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一切独属人的活动，统统看作是超我压抑本能的结果，是本能“升华”之所成，究极而言，神圣的德性原来来自兽性，原来是人之攻击本能“反向作用”之所成，有德性的人，恰恰是攻击本能最大的人，无非是把攻击本能引向了自己，圣人与恶棍的区别只是攻击性方向的差别，这一切思辨性玄思，在弗洛姆看来都是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本性的折射，弗洛伊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蒂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良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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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是“内在化的权力”
，“弗洛伊德对超我的分析，只是对权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由此看来，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与尊严，既不是一个“健康社会”
，也不是一个健康社会中的“健康的人”的道德与尊严，人之尊严、道德、理想，决不是某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也不是“内在化的外部要求”
，而“应是无条件肯定自我的有力表现”
，是“真正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特色”
，本真的良心呼唤当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
将道德、尊严、理性与人之本能相对立，将道德、尊严、理性等同于自我克制、自我否定、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这一切都是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结果。
本真的道德、尊严、理性皆应以人类为中心，“善即是肯定生命，展现人之力量，美德即是人对自身负责；恶就是削弱人之力量，罪恶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
，换言之“善在于使我们的存在变成对我们的本质的日益接近，恶则是在存在和本质之间日益制造疏远”
，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实现自身，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活动，为此必须“力戒把人格分为‘理性的’和‘本能的’，因为只有人对其自我的基本组成部分都不加以压抑，只有他对其自身了如指掌，只有他生命的各个方面已完全一体化了，自发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
意识、理性、道德皆通过了“语言”
、“逻辑”和“禁忌”三重社会过滤器之检验，是人的社会性一面，而无意识则代表一切潜能的可能性，是一切人性的“总汇”
，“意识代表社会人，代表着人生于其中的历史处境之种种限制。
无意识则代表普遍人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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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９２
表整个的人……“在人的抑制被取消之日，也是人性全面展现之时，人不再生活在自我疏离之中，而是生活在”真实“
中，生活在“完整”中，此时，再谈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对立、理性与本能的对立，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时自然将人性化，而人亦将自然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号称“第三思潮”
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依照马斯洛（Ｍａｓｌｏｗ）的说法，人本主义对人性的探讨是在超越弗洛伊德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人性的病态方面，不再偏执于过去的神经症人格，而是人性健康的方面，是以未来取向的积极的健全的人，“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方法”
，是充分“估计到它的高度可能性”
，“科学的伦理”亦应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来，而不是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心理学中的这种人体主义倾向，被马斯洛称作是一场“革命”
，是“理解和思考的新路线”
，是“人和社会的新形象”
、“伦理与道德的新概念。”
这种“新形象的人”
，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成长或趋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一种“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以往本能理论家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去寻求“人类独有之本能”
，以致西方文明普遍地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
，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基督教的原罪也好，弗洛伊德的“伊特”也好，皆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而实际上，无意识、非理性、倒退、直觉、本能这些一直被文明所贬低的东西，原原本本即是“健康的”
，“这个内部的核心，这个真正的自我是好的，可信赖的，合乎道德的。”这个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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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处的本能渴望的深蕴自我，也是创造性之源，“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戏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
文化显然或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精神生活在根本上亦是我们“生物生活”
之一部分，它“根源于人的生物学本性，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弗洛伊德的“一个大错误”即在于，他受实证主义的局限，出自一种物理主义、化学主义的“还原论”
，将人类的高级本性、人类的尊严与道德还原至本能上面，而且是病态的本能上面、道德成了一种“不接受”或“不满意”的“副现象”
，成了人类的一种“后天的虚饰”
，是“一般人普遍心理病态的毫无道理的副产品”
，于是，仁慈乃是为掩盖我要杀人的愤怒的“反作用形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杀人则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仅仅是防御自己攻击本能的手段，是“压抑”自己破坏性冲动的方式，慷慨则是对吝啬的反作用形成……为什么弗洛伊德不把杀人说成是爱的反作用形成呢？这恰恰暴露出弗洛伊德的时代偏见。精神生活、高尚而美好的冲动本身，并不是本能受压抑而升华之结果，更非人之死本能的反作用之形成，它恰恰是首先满足了更迫切的动物需要的结果，人的需要是有层次性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尽管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但需要的层次还是有一定的固定性、顺序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需要之间并不是相互反对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健
-- 299
西方哲学初步５９２
康的人那里，它们是指向同一方向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错误——这也是以往人性观的通病——即在于，将人性原始的动物性需要严格限制在食、色之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上，而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高级冲动则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于是完整的人的形象不复存在而被机械地分裂为灵魂与兽性的本能、理性与非理性、酒神与太阳神等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以一方控制另一方，以一方压抑另一方。二歧化的非此即彼——人是理性的抑或本能的？人要理性抑或要本能？——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一个病态的“此”
，一个病态的“彼”
，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
、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
，二歧化本身即是一个“病理过程”。
有鉴于此，马斯洛呼吁，“粗暴的”
、“惩罚性的”
、“超我”
必须在心理治疗中降下来，应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可爱、更自我赞同。
“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换言之，一切“应然”的道德即不是神的立约，也不应是父权的内在化，而应原原本本出自人性的“实然”
，“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弗洛伊德的“超我”
，“上升”到“内在良知”的水平。
而内在因有的良知、“内在固有的负罪感”
究极地讲应植根于生物学基础中，它是“建立在无意识或前意识地知觉我们自己本性、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自己的智能、我们自己的‘召唤’的基础之上”。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不再是病理展现过程的手段，而成了
-- 300
６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倾听“深蕴冲动的声音”的方式，成了发现自我同一性的途径，“自我同一性的发现是通过冲动的声音得到的，通过倾听你内部的主要部分，倾听它们的反应，倾听你内部正在进行的活动得到的。”人类的尊严、道德，人类的整个文化、整个社会都应为这一自我同一性的发现与实现创造条件而不是施以羁绊，健康社会、健康道德的标志是保护、促进和鼓励“似本能”的需要的表达和满足。在自我实现者那里，不再是“控制”冲动而是“接受”冲动，给自己的冲动以认可、容许、赞美、满足，让其充分表现自己，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防御，他也没有把自己隐藏在假面具和社会角色背后，他有的只是单纯、自发、自然、天真、活泼、自由与率真而动，他是最自爱的人，也是最爱人的人，他是彻底的个人化，又是完全的社会化，在他身上，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描述与规范的两难困境得到了彻底克服，“假如最社会化的人本身亦是最个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时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诚实，假如最讲道德的人同时生命力量旺、欲望最强，那么，继续保持这些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不难看出，在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与人本主义心理学者的人性论中，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乐观主义色彩，他们对人性的高估的确是以往哲学中所罕见的。如果说从叔本华、尼采到弗洛伊德的人性观是一个逐步的“去圣化”（ｄｅｓａｃｒａ
ｌｉｚｉｎｇ）的过程，将数千年围绕在人性上的种种虚幻的光环加以层层剥落，让人直面赤裸裸的意志本性（“生命意志”
、“权力意志”
、“性本能”）
，那么可以说，从荣格、赖希、弗洛姆到马斯洛的人性观则是一个逐步的“再圣化”
-- 301
西方哲学初步７９２
（ｒｅ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ｉｇｎ）
过程，然而，这一次再圣化绝不是重新回归前尼采、前弗洛伊德的“圣经式”的“自恋”
，而是原原本本即对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所无情剥落出的赤裸裸人性基质的正面肯定与礼赞。人们自然有理由指责人性再圣化过程中对无污染的人性与本真的道德的向往所表现出的幼稚与天真，马斯洛本人即声称，在人性问题上不仅不应避免天真，而且要尽力天真。矫枉必须过正。
这个“再圣化”的过程大致有三个标志。
其一，在研究人性的方法上采取“未来取向”的方法。
“未来取向”是与“过去取向”相对而言的，过去取向的研究是从普通的人甚至是从病态的人（如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
出发，将没有得到健康成长的有缺陷的人格推广成普遍的人格，而且过去取向的研究冒称从人性的事实出发，实质上是以既定的社会（不健全的社会）的既定标准（不健全的标准）
、既定价值架构来衡量人性中的一切，将哲学家本人的人性与道德观框架（实际上是从历史、从社会接受而来的）投射为整个人类的人性与道德本身。未来取向的研究则与此相反，它是从“健全的人”
、从“成长的人”
、从“自我实现的人”出发，高估人性而不是低估人性；它对现实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采取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它充分估计到人性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将人性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其二，在道德观上采取“内在取向”的方法。内在取向与外在取向相对而言，外在取向的道德观，偏重于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判定个人行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权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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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西方哲学初步
“外在性”
、“强制性”
，内在取向则从个体内在生命的角度来判定个人乃至社会的价值，强调道德的“人道主义性”
、“内在性”
、“自发性”
；外在取向的道德强调自我否定、自我牺牲，内在取向的道德则强调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外在取向的道德的形式是“你必须”
，强调的是无条件地服从外在的权威，内在取向的道德形式是“我应该”
，强调的是根据人的本性的法则来展现他自己的力量。
其三，再圣化思潮强调人性的完整、完美，反对以往哲学的“二歧化”思维。传统哲学在人性问题上多采取二歧化的立场，将个人和社会、本能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截断对立起来，同时又将道德等同于社会性、理性、意识方面，其目的就在于控制甚至否定、取消人的本能、无意识、个性，道德成了人心中起诉、审判自己生命冲动的法庭，成了颁布“抑制”
、“禁止”
、“惩罚”之类法令的立法工具，圆融的人性遂被肢离成本我、自我、超我（良心的化身）的拼凑体，超我来压抑本我、控制自我，一味进行自我谴责，本我则反抗超我，不顾一切，一味寻求自我快乐，自我则缠在其间，充当和事佬，生命遂成了一种负担、一种罪过，最后的结论就只能是禁欲主义、虚无主义。再圣化思潮与此相反，它试图取消人性分裂的现象，尤其是取消产生这种现象的价值观的基础本身，对个性、本能、无意识给予肯定与信赖，认为个性与社会性、本能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是有限的、历史性的现象，最完美的人性是两者间的泯然合一，从“你必须”
（道德之强制性）到“我应”
（道德之自发性）再到“我是”
（“应然”的道德与“实然”的人性合而为一）
，人性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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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９９２
臻其完美之境界。
前面已指出“去圣化”和“再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再圣化”是“去圣化”的进一步的深化。二者的分歧，有一些或许只是语义上的分歧，或许两者实质上是用相同的语词去表示人性的不同方面，还有一些分歧也有心理气质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能排除詹姆士所说的“软”
、“硬”心肠的投射成分。但从总体的历史场景看，再圣化思潮是现代西方“道德习俗革命”的一种表达（或者说是一部分）。
韦伯曾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期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归结为节制、节俭、积蓄、禁酒、勤奋，一言以蔽之是禁欲，随着现代西方从传统资本主义向所谓的“后资本主义”
、“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伦理核心越来越失去其“合理性”
，代之而来的则是“娱乐道德观”
（ｆｕ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消费道德观”。
在过去，几乎任何一种来自本能的满足而产生的快乐都令人产生“负罪感”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无欲”是“沉思”
，而在今天，若体验不到快乐，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了？”人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损害，“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再圣化思潮等同现代西方的“反文化情绪”
，但这种思潮在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暗契了西方６０年代末的反文化情绪，对这股反文化情绪，丹尼尔。贝尔（Ｄ。
Ｂｅｌ）曾有如下的讥讽：“除了春天的摇滚乐加幻觉舞蹈，除了拚命追求狄奥尼索斯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不外乎是对自我的可悲的赞美。然而，那是一种空洞天物的自我，它不过通过表演‘革命’假装成生气勃勃的样子罢了”
，这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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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西方哲学初步
洞无物的自我，这个“不受束缚的自我”
，是“一味美化猖獗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
，而一旦外在的约束与禁忌失去效力，要求放纵的冲动就找不到张力（创造力）
，因而遂演化成一场胡闹而已。丹尼尔。贝尔出自文化保守主义心态而发的这番评论用在当代西方的“反文化情绪”上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把它用在再圣化思潮上则显然是有些刻薄与不公，不过它使我们至少想到有必要一问“再圣化”思潮究竟有几分现实效力？健全的社会中的健全的人性落实到实际中是个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落实的？
-- 305
西方哲学初步１０３
第十一章　从现象学到思想
一、　什么是现象学
现象学是２０世纪的“显学”
，它由胡塞尔（Ｅ。Ｈｕｓｅｒｌ，１８５９—１９３８）创立，中经舍勒（Ｍ。
Ｓｃｈｅｌｅｒ）
、海德格尔、萨特、格洛庞蒂（Ｍｅｒｌｅａｕ　Ｐｏｎｔｙ）
、伽达默尔（Ｈ。
Ｇａｄａｍｅｒ）
、利科（Ｐ。Ｒｉ－ｃｏｅｕｒ）
、茵加尔顿（Ｒ。
Ｉｎｇａｒｄｅｎ）
等人的弘扬，蔚然而成颇为壮观的现象学运动，执欧陆哲坛之牛耳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不弄清现象学，２０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史就还是一笔糊涂帐，但究竟什么是现象学却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弄清的事情。在现象学家之间对什么是现象学就有种种的争执与分歧，即使在胡塞尔本人那里，现象学是什么也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奉告。他的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皆以“导论”的面目出现：《观念：纯粹现学的一般导论》（１９１３）
、《笛卡尔的沉思：现象学的一个导论》（１９１３）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现象学哲学的一个导论》（１９３６）。我们在胡塞尔经典性的导论之外，不可能给出一个更好的导论来，我们的介绍只能算是他本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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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西方哲学初步
学导论的一个导论而已。
１８５９年胡塞尔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本来是学数学的，并拿过数学博士学位。
后来在布伦塔诺（Ｆ。
Ｂｒｅｎｔａ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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