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希腊的哲学家从来未曾碰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假定世界是存在的这个前提下展开的。中世纪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由于有神的庇护,只要上帝存在,宇宙自然不成问题。但是,经验论者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个难题了。由于他们主要通过认识论去看待外部世界,因此只好依靠经验来肯定物质世界的存在,于是便有洛克虚构的那种迟钝的、不可认知的物质实体,在他那里,经验不是成为沟通人与世界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反面变成了一堵屏障,阻塞了人认识外界的通道,从而使实体沦落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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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对洛克的批评,唤醒了人们的注意,哲学家终于意识到,经验论的思路隐含着一种必然的困境:就经验论经验,以经验论证世界,犹如一只被自己吐出的丝所包围的蚕蛹那样,要走出去领略世界的风貌是多么的困难。当然,蚕蛹会咬破蚕茧变成飞蛾,而人却永远不能捅破自己的经验之网,偷窥到宇宙的真面目。
这个棘手的难题被20世纪的新实在论者称为“自我中心困境”。
柏克莱只顾对唯物主义动刀动枪,却漫不经心地闯入了经验论的禁区,使经验主义哲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稍后,又闯出一个更为“鲁莽尖刻”
的休谟,将培根所开创的传统经验论送进了命中注定的墓地。
二、休谟:“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吗?”
当柏克莱还没有从喧嚣的哲学论坛中淡出时,一个年轻有为思想敏锐的学者便开始在英国思想界渐露头角,他默默地接过柏克莱学说的端绪,快马加鞭,三步并作二步走,在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便已将经验论从不可知论的泥泞弯道,一鞭驱进了一条永无出头之路的死胡同,斩断了它的后路。这位经验论的“刽子手”名叫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76)。
休谟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他似乎很为自己的高贵血统而自豪,后来在自传中不无骄傲地提及这一家世。他很小时,父亲就过世了,家人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律师,将他送到爱丁堡大学去学法律。无奈,他天性喜欢钻研哲学和一般性的学问,而对法律和其他东西一概厌恶。
年仅19岁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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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孤行地抛弃了法学,一头扎进哲学思考之中。为此激怒了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不得已他只好一面自学,一面经商。可是,在肮脏泥泞的街巷中不断穿行,在破烂不堪的店铺里摆摊叫卖,为鸡零狗碎的几文钱而无休止地讨价还价,这些庸俗琐碎的活动无不使他觉得痛苦和烦闷。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天才十分自信的人,也因年轻气盛而显得自负,不愿意在碌碌无为中浪费大好的青春。终于,他拿定主意,扔下一切事务,扭头去了法兰西,在节衣缩食的艰苦中潜心从事哲学研究。
三年后的一天,在法国乡下一间普通的村舍里,休谟扔下手中的鹅毛笔,深情地捧起一叠厚厚的稿纸,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成功在即的幸福憧憬。
因为年仅26岁的他,在这个别人只知谈情说爱、虚度光阴的年岁,就已经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哲学名著——《人性论》。他兴冲冲地把书稿带回伦敦,经过一年多的准备,这部记录了休谟主要哲学思想的数十万字的大作终于面世了。休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满怀希望地等待报喜的佳音:休谟啊,你这个伟大的天才!年纪轻轻就写下了如此了不起的划时代巨著,你是英国的骄傲!你是哲学的荣耀!
没想到,深深陶醉于成功梦想中的休谟,忽然被书商传来的信息兜头打了一闷棍:《人性论》销路不佳,反应极为冷淡!你可以想象,一部耗费多年心血的著作刚生下来就立刻死去,这对这样一个不诸世事、自视甚高小伙子来说,该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盆刺骨的冷水,几乎霎时就浇灭了他的哲学热情。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接二连三地遇到了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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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他曾想谋取某大学的教职,却因《人性论》中的观点受人非议而失败;他曾受雇作某一富家子弟的旅伴,只干了一年便被炒了鱿鱼。不久,他当了一名将军的秘书,一面忙于实际琐事,一面继续潜心哲学研究。
这位志存高远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坚毅不屈的人。时光渐渐地洗去了他年轻时的自负,但却不曾改变他的信心和思想,他终于能够冷静下来作出反省,明白了自己失败的原因:问题并不出在《人性论》所阐述的思想内容,而在于这本书所流露出的轻率和直言不讳的笔调,虽然它对普遍接受的宗教原则的杯葛也不利于本书的流行。于是,精明的休谟开始动手改写《人性论》这本书,其第一卷变成《人类理解研究》于1748年付梓,1751年又出版了其第三卷的改写本《道德原理研究》。尽管这些著作一时还不曾引起重视,然而它们以优雅的文风所包裹着的独到的思想,使它们日后成为英语哲学著作中的典范,直到今日人们还很难说有谁在这方面超过了他。
41岁时,休谟担任了苏格兰律师协会的图书馆馆员,得以专心从事研究和写作。
他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精心著成一部4卷6大册的历史巨著《英国史》,旋即引起轰动。熬过十年寒窗的莘莘学子,终于功成名就,成了处处受人器重的文化名人。他与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著名英国史学家吉本并列为当时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提出过有名的“货币数量论”
,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备受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推崇和赞扬。
只会追逐名声的人们仿佛到此时才发现,原来这位历史学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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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还是一个被埋没多年的伟大的哲学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晚年的休谟受到了英国当局的重用,先做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又代理公使,最后官到副国务大臣。他在法国享有很高声誉,曾受到法国学术界盛大而热烈的欢迎,许多巴黎人以同他结识为荣。他与当时一班叱咤风云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过从甚密。
与少年得志的柏克莱比起来,休谟可谓是大器晚成了。
原因也许在于,柏克莱虽然狂妄主观,但其基本思想倾向仍然未曾超出传统和人们可以容纳的范围以外,而且他对宗教和上帝虔信态度符合当时人们对一个文化精英的期待;相对来说,休谟的许多观点隐藏着某些革命性甚至破坏性的因素,尤其是他对宗教的不恭敬和严厉攻击,使人们对他敬而远之。
说实在的,休谟哲学过于超越自己的时代,而具有某种现代意味,难怪不为时人所接受,却被许多现当代哲学家尊奉为各自学说的始祖。如若不信,不妨让我们去实地看看。
像洛克和柏克莱等经验论者一样,休谟哲学的立足点也放在经验上面。他反对天赋观念论,将感觉经验看作为一切认识的源泉和基础。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别人略有不同,如把感觉称为知觉。
知觉又被他细分为印象和观念两种。
印象是目前当下产生的知觉,声、色、味、硬,以及心中出现的各种情绪如爱、恨、欲等,都属于印象,它是所有观念与认识的直接来源和材料。观念则是印象的摹本,人们通过回忆和想象等方法,在头脑中把原有的印象再现出来,就形成观念。
印象与观念同为知觉,只有时间先后和程度上差别,而无本质上不同。印象先于观念,观念是印象的再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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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112
见过黑色的乌鸦,才会产生“黑色”的观念;印象生动有力,观念淡薄而微弱,在你耳边炸响的鞭炮总比脑中的回忆来得震耳欲聋。总之,观念无论如何复杂多变,归根到底都有印象与它对应,都有直接的感觉经验基础。这是休谟哲学的第一条原则。
这一原则提出来后,紧跟着的问题就是:那么,感觉经验或印象又从何而来呢?在休谟以前,经验论中已经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答案。
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毫不犹豫地说,经验是通过人的感官对外物的反映而来,具有客观性的来源和内容;柏克莱对这种唯物主义经验论不感兴趣,另辟蹊径,走上了将经验与事物混同,从而把经验主观化的唯心主义道路。
照一般常理,在如此针锋相对的两峰之间,似乎是很难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的。
可是,偏偏世上生下了一个叫休谟的人,其刁钻的脑筋似乎特别善于钻牛角尖,硬是在荆棘丛生、几无插针之地的艰难处境中走出一条第三道路来。
在迈出自己的理论脚步之前,休谟首先一脚踢开唯物论的挡道石。假定知觉之外存在着独立的“物质实体”
,知觉正是其表象,并与之相似,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基本信念。这种信念与人类根深蒂固的某种常识相一致:人凭自然本能就会相信,外界对象是独立自在的,而感觉中出现的那些形象一定就是外物本身。休谟轻蔑地说,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不曾经过仔细反思的偏见和“可憎的假设”。因为事实上,没有人能经验到知觉与对象之间的联系,我们心中除了直接的感觉印象以外,并不存在对外物与知觉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觉。
例如,我看见面前的一座钟,除了有关这座钟的直接印象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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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明确地区分出它是一个外在的钟,或者仅仅是我对它的直觉,更无法判别是否存在着我的知觉与它的某种关系。
换言之,我不能得到钟是钟,我对钟的感觉是对它的感觉,只能直接地感到钟本身,钟与我对它的感觉其实是连为一体的。
洛克们的错误就在于,硬要把感觉和感觉的内容(即所谓的外物或对象)按常识区分开来,把本来并无主客之分而连为一体的知觉分为主与客两端,并坚执着外物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体,从而犯了把个别的、特殊的感觉普遍化为某种抽象的实体的方法论错误。
休谟对唯物主义的这种指责,与上面提到的柏克莱对抽象实体的批判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休谟非常赞赏柏克莱反抽象观念的学说,称之为“近年来学术界最伟大、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休谟与柏克莱一样,紧守着经验论原则的山门,死活不肯越雷池一步,去断言经验之外的某种东西。在这种视野里,人们确实无法跳出经验这个自我的牢笼;而局限在经验之网内,人当然就只能看到经验本身而非任何外物。要打破这种自我封闭的经验论困境,只能作出某种形而上学的断言,即对经验之外的对象作出抽象的肯定,而不顾理论逻辑上的任何限制,唯理论者和洛克等人正是这样干的。然而,休谟全力反对这种独断行为,在这方面比洛克们更彻底地坚持了经验论的原则:人只能肯定自己的经验,而永远都无法知道经验之外的任何东西。这立刻就导致了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对象世界是否存在?
可否认识?
这一切都在疑问之中,永远都无法得到解答。
搬掉了唯物主义的路障,并不意味着要与唯心主义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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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312
驾齐驱、直奔同一条驿道。事实上,借助柏克莱之力搬开了洛克们的抽象实体之后,休谟又抬起右脚,狠命地踢在柏克莱这只主观主义的拦路虎身上。
柏克莱粉碎了物质实体之后,并没有穷追猛打,却半途而废,转过向来,设法求得上帝的支持,弄出了一个精神实体(自我或心灵)
,去填补那个思想真空。
他根据这一原则而主张,感觉来源于精神实体自身,归根到底出自上帝的意志。反过来说就是,正因为有感觉,所以有世界存在。精神实体不仅是自身感觉的原因,而且成了外物存在与否的根据。柏克莱显然是将唯物论的逻辑颠倒了过来:并非外物引起我的感觉,而是我设定了对象的存在。
这种思路同样不对休谟的胃口。
根据休谟较为激进的经验论原则,既然不能跳出经验去断定物质实体,那么也同样无法反过来依靠感觉去设定精神实体。按照柏克莱的意思,“自我”是一种恒常不变的、自身同一的心灵实体,它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自己的一致性。休谟认为,这种所谓“实体”在人的经验中是无法证明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人对自身的印象和知觉,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和个别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无不是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接踵而至,从来不会全部同时存在(出现)
;在我的心中始终都只会出现对自己个别和具体的印象,它们是一连串流动中的知觉集合体,人永远也无法感受到一个没有具体知觉的、抽象单纯的“自我”。所以,作为心灵实体的自我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各种实际的知觉。至于所谓的最高精神实体上帝,那也是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人为的观念,是人的经验永远都无法证实的东西,因为,无论我们的想象力多么发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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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可以推想到宇宙的尽头,但却不能设想有任何东西是超出知觉而存在着的。休谟在这里用经验论的原则去否定上帝的存在,实际上与他对宗教的淡漠态度也是有关系的。
休谟左右开弓、两路出击的结果是,否决了感觉经验的客观和主观这两种来源,即抛弃了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两种理论假定。这样,他所面临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划地为牢,紧守着经验这个无法超越的自我囚笼,既不断定外界对象的存在,又不承认内心自我的实在性,只默认经验事实本身。说得白一些,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天地万物、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呈现在我知觉中的印象或经验,除了我的这些知觉以外,我不能肯定和知道任何东西。
就这样,休谟从对客体与主体的怀疑主义态度出发,最后归宿在对世界的不可知论上面。人们从这种不可知论中得到的警告是,不要无原则、超逻辑地去作出形而上学的断言,对不知道的东西要永远保持沉默!这套极端的、怀疑论的经验主义原则,像一把两面锐利的双刃剑,不仅斩断了英国传统经验论的后路,使其一蹶不振、寿终正寝;而且它所包含的反抽象实体的方法,令人想起唯名论者奥康那把锋利无比的剃刀,后来,当现代哲学家们意识到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对哲学的危害性时,他们纷纷飞越时空的障碍,跑到休谟这里寻根问祖、拜师访友来了。
休谟哲学中的一个主要领域,是他对因果关系的严密细致的分析批判。在这方面他的极端经验论原则同样主宰了他的基本思路,他运用自己的知觉的理论,将因果关系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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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主观的感觉,从而否定了客观的必然性和知识的普遍性。
在人们的常识中,把两个前后相随、有一定联系的现象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父母与子女、花与果等就是典型的因果关系。时间在前的便被称为因,在后的则叫做果,如父母、花是因,子女和果就是果。在理论上,因果关系是必然性概念的前提和基础,有时甚至被看作为同一个概念,因为只有承认了因果关系,才能肯定事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系。
正如知道花与果具有因果的关系,人们才能放心地说经过授粉的花必然会结出果实来,否则人们只能说开花是否结果之间只是一种偶然性或者概然性的现象,是不能加以任何肯定的东西。一般而言,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是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成为其理论的基本假定之一,科学所探究的重要内容就是事物的因果必然性。同样,在哲学上,因果必然性也一个重要的范畴。对于形而上学的体系来说,只有肯定事物的因果关系,才能构造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宇宙图式。
对神学家来说,上帝是万物的原因,上帝为世界立法,宇宙乃必然法则统治的场所;在唯物论者看来,物质是自身的原因,世界依据自己的规律相互联系、不停运转;而在唯理论者的心目中,世界的一体化和内在因果联系乃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因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正是以此为依据的。
总而言之,因果必然性对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到了独具慧眼的休谟那里,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忽然竟变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休谟与莱布尼茨类似,将知识划分为普遍必然的理性知识和或然的经验知识。但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经验知识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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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西方哲学初步
有普遍必然性,如物理学的定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休谟对此大泼冷水,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盲信因果必然性的缘故,只要破除了这种原始的信仰,人们对经验认识的看法就必然会改变。
休谟深入地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因与果是一种必然的关系的认识论原因。首先,由于“能力”这个观念的作祟,使人们误以为原因之中存在着产生结果的某种能力。休谟指出,这是一种错觉。因果观念并非理性先天就有的,而是从经验中获得的。然而,人们从经验中至多只能看到两个现象之间前后相续和接近的情况,却不可能发现它们之中的一个有产生另一个的能力。例如,在打桌球时,人们看见母球击中子球后,使子球发生运动,于是人们猜想母球具有推动子球的能力,是子球运动的原因。但事实上,我们眼中所见仅仅限于两球的碰撞,永远无法经验到“能力”这种东西。你也可以设想,两球相撞后,母球被反弹出去,而子球却纹丝不动。所以实际上,人虽不能经验到所谓原因中的“能力”
,但人们仍然坚信事物中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两个对象中总是存在着前后相随的现象,久而久之,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因果关系的观念,在先者被称为“因”
,在后者被叫做“果”。
休谟说,这仍然是一种误解。譬如,虽然白昼相续不断,但我们总不能说白天是黑夜的原因,或者反过来说黑夜是白昼的原因。因此,从事物间恒常会合的现象中引伸出必然联系的观念,事实上是不合法的,没有必然根据的。因为,既然我们从一次观察中不能发现对象之间的因果必然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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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例证重复多少次,人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种关系。
在这里,休谟进一步深挖因果观念的病因。正是对象重合的现象不断在人心中重复,最终使人形成一种习惯性意向:两个前后相继的现象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习惯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信念,没有客观依据。正如一群被饲养的鸡,每天看见穿白衣服的人进来时都给它们喂食,时间长了就养成习惯,以为只要是穿白衣服的人来就会有东西吃,可就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进来的白衣人不仅不给食,还将它们统统抓去宰了。
既然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因果观念只具有主观相对性,那么显然经验认识充其量只是一种或然性的人为观念,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
根据这种看法,太阳今天虽然已经升起,但明天能否再次出现在东方,这是无法预知的事情。
在这里,休谟再次从怀疑论走向不可知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休谟从经验论这个独特的视角,提示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问题:人确实无法直接经验到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始终是两个现象先后有序的表象。
也正是在这里,从经验论出发的休谟,最终给了经验主义以致使命的一击,他从反面告诉人们,囿于经验论自身的范畴,人们不可能解决认识论的问题。科学的实践显示,尽管很难从理论上说明因果关系的实质,但科学本身在发展中不能不依靠因果关系的理论假定,科学必须超出经验的局限,运用假设和演绎原则,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推断,在这方面理性的功用是不能否认的。
休谟先生只顾在经验的泥泞小道上横冲直撞,最后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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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南墙,将经验论的基本理论也碰得粉碎。他实际上通过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途径,对经验论作出一个理论总结,恰恰在同时,他又伸出一拳猛然打在自己的身上,这最后一击终于将从培根启端的英国经验主义置之于死地,它在休谟以后便渐渐式微了。休谟哲学的一般意义在于,它对于神学的论证,对于唯理论的先验主义独断论观念,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几十年后,休谟的批判终于在德国激起强烈的反响,康德先生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休谟的倒喝所震醒,重新考察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批判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从而对后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中实证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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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精神狂想曲
一、康德:给信仰留个地盘
休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怀疑论主张竟使一个德国人从长时的“形而上学迷梦”中惊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倾全力于探求解决休谟所提出的问题。这位德国人便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Imanuel
Kant,1724—1804)。
1724年,康德降生于德国的柯尼斯堡。他出身贫寒,祖辈于几百年前从苏格兰迁到德国。其母是位忠诚的虔敬派信徒,坚信严格的宗教仪式和信仰,这使康德自小就沉浸在一种浓厚的宗教环境中,以至到了成年后,他一方面对教堂敬而远之,但另一方面又终身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特色,并竭尽全力在理性泛滥的时代为信仰保留一块地盘。
正如德国伟大诗人海涅所说,康德的生平确实乏善可陈。
他1740年入读柯尼斯堡大学,毕业后,曾在贵族家里当过数年家庭教师。
1755年,康德开始担任柯尼斯堡大学讲师。在这个低微的职位上一直呆足了15年,他曾两次要求提升为教授,但均遭拒绝。
直到46岁那年,他才总算熬到了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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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
康德的一生单调刻板,毕生的精力全都投入到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脚足从来没有离开过柯尼斯堡这个小城一步,而在课堂和书斋度过其漫长的一生。
名利地位于他宛若粪土,醉人的爱情似乎也与他无缘。他的生活,犹如规则动词中那些最规则的动词: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
每天下午3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身材矮小瘦弱的他,身穿灰大衣、柱着手杖,缓步走在菩提浓荫覆盖的小路,一路上默默无语、凝神沉思,每当这时邻居们便纷纷掏出怀表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报时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康德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一年四季风雨不改,在这条至今仍被称为“哲人之路”的林荫道上来回漫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可苦了那些邻居们,他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当然,这些邻居们绝不会想到,这位模样平凡、谦逊谨慎的哲学教授,就是在这种经年的徘徊中构思出他那些惊天动地的伟大著作的。这种疏忽部分地得归因于康德本人的大器晚成。
直到170年以前,康德的学术兴趣主要仍沉溺于科学而非哲学。
这个困守故里的学者,虽没有周游列国的经历,但对世界大事和科学的发展却了如指掌。他埋头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钻研之中留连忘返,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一种与法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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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12
文学家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相似的理论,试图对天体运动作出机械的解释。
不过,这一切都不曾使康德引起世人的注意。
也许他命中注定只能在哲学舞台出人头地,因此他仍然必须等待。
1769年,年过45岁的康德忽然被休谟的著作兜头打了一闷棍,一下子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迷梦中惊醒,自此以后,他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自己哲学思想的道路。
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主张,人类理性自身中包含有一些先天的原则,根据这些具有公理性质的原则,人们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完全而客观的知识。
以此为依据,他认为,仅凭理性本身就能对上帝、灵魂和意志作出绝对无误的规定,断定“上帝是存在的”
、“灵魂是不朽的”
、“意志是绝对自由的”
,从而可以建立起一整套形而上学体系。
比莱布尼茨晚出几十年的沃尔夫(Chris-tian
Wolf,1679—1754)袭用了莱布尼茨的学说,并将之系统化。尽管他在哲学上并没有作出新的贡献,但由于他迎合了德国当时的社会形势,遂使他的理论风靡一时,他写的教科书曾成为德国大学的通用教材,而经他之手加以系统整理而成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则一度独霸了德国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康德本人就曾是这种独断论的崇信者。
休谟的主张与莱布尼茨是截然相反的。他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个人感觉,并且必须由经验来检验其真伪,任何超出经验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因此人不可能得到普遍必然的客观知识。正是休谟这种怀疑主义态度,将康德从莱布尼茨—沃尔夫的教条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尤其是休谟对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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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这个概念的严密分析,给了康德以极大的刺激和启示。
他忽然之间醒悟到,“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武断性:在不曾对人类认识能力进行仔细考察以前,就预先盲目地断定人无需经验之助,仅靠理性便可对宇宙某些根本问题作出绝对正确的解答。因此,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形而上学。
然而,康德并不因此就满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因为它立刻就会导致否定科学知识、进而破坏人类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道德生活与真正的信仰)
,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他发誓要拯救被休谟抽去根基的人类知识,但又不能用唯理论那种武断的方法,而必须另辟蹊径。
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正如莱布尼茨一样,对于知识的本性和人类的认识能力采取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有鉴于此,他终于发现了自己哲学的出路,那就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在考虑认识之前,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即理性)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以便确定人类知识的界限、来源和有效范围。
1781年,57岁的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巨著,这是他积12年沉思而结下的硕果,也是他三大批判的第一部。恰如康德枯燥乏味的生活一样,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非常的晦涩难懂。一个读者对康德抱怨说,读你的书十个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手指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用完了,一句话还没有读完!也许正是这一缘故,该书出版了近十年依然默默无闻。后来,由于一些哲学家的引介和评论,才使它逐渐地名扬四海。虽然世上没几个人真能认真通读这本名著,但康德深刻的思想仍然力透艰深难懂的语句扩散出来,动摇了莱布尼茨的体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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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32
翻了沃尔夫的权威,康德哲学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哲学领域内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成了德国精神革命的象征,康德的名字似乎变成德国理论界的唯一主题,解说或批评康德哲学以及为它作注和辩护的书籍充斥着欧洲的大小书店,而康德的著作则成为最时髦的商品,也成为无知之徒附庸风雅、装点门面的法宝,甚至连贵族小姐和少妇也不甘落后,纷纷在自己的卧室摆上几本康德的大作,以显示其博学多才。
《纯粹理性批判》从批判的立场出发,走上一条与唯理论和经验论迥异其趣的知识论思路。康德不去追问知识的来源这个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深入地去考察知识所以可能的内在条件。
康德接受经验论关于一切知识起源于经验这种主张,但同时又强调要把实际产生知识的东西(即经验)与这种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即认知方式)区别开来。这样,人们就会看到,知识虽然是通过经验而产生的,但并不仅仅来源于经验,即感官经验对知识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即那些将经验材料转化为知识的组织原则)本身并非导源于经验,而是人的大脑先天固有的一种认识能力。人的认识正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形式)去整理后天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虽然康德本人没有明言,但人们不难发现,他所谓的先天形式具有某种笛卡尔和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论的特征。因此,实际上,他对知识的看法是一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调和物。
当然,对康德而言,重要的不是指出知识有经验和形式这两种来源,而是要说明为什么先天的形式既能使人获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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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必然的知识,同时又将人的认识紧紧地束缚在现象界领域之内、不能深达世界的本质这个问题。为此,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着重分析了人的三种先天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和理性)及其内在功能。他认为,与这三种能力相对应的,是三门重要的学科:即数学、物理学与形而上学。
数学和物理学这两门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学问,是由感性和知性这两种先天能力与经验材料相结合而形成的,因而是可以成立的科学知识。相反,理性这种先天能力,总是试图超越经验和现象世界去把握人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
,结果陷入重重谬误之中,所以由理性所构造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种科学知识,而是假学问。
康德赞同体谟的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来自经验的东西都是个别性和概然性的,永远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性的高度。
这在理论上来说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经验无论重复多少次总是有限的,今天有效的经验明天就可能失效;今天我们看见了太阳,但明天它能否升起,这是没有任何把握的事情。因此,经验认识充其量只有概率论上的意义,即只有概然性。
然而,对人类知识抱有坚定信念的康德不能满足于这种摇晃不定的处境,他竭尽全力去证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他所采取的方法与唯理论者有共同之处,就是用先天性来保证普遍必然性,因为他坚信先天的东西不受任何具体经验的影响和限制,而又适用于一切经验,换言之,是普遍有效的。用先验性来解决知识的普适性问题,至少是一条可以想象到的出路,但关键在于先验的东西是否存在和可能。康德似乎没有回答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别出心裁地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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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52
的概念来解决其认识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径直断言先天的感性形式〔时空〕乃是人理所当然的天赋能力,以此为基础,他进而肯定数学知识是可以成立的:数学既依赖于经验,同时又具有普适性,因为时空的先天性恰好为算术和几何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条件)。
康德追随莱布尼茨,将构成知识的所有命题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大类。分析命题指那类主语本身包含了谓语的命题,如“所有物体都有广延”
,“物体”本身就内涵有“广延”的内容,通过分析就能得出上述命题是真的,不必依赖于经验,而否定它必将导致自相矛盾。相反,综合命题不能从概念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而必须与经验相联系才能判断其真伪,例如“所有物体都有重量”
(?)就是一个综合判断,因为“物体”这个概念并不包含“有重量”这个概念,它可以被否定而不至于自相矛盾。
分析知识只是重复原有的东西,只有综合知识才能增加新的知识。
另外还有一种知识的分类:原则上独立于经验的知识被统称为“先天的知识”
,而其他任何来自经验的知识都叫“后天的知识”。
休谟等经验论者通常都把上述两种知识的分类混为一谈,把分析命题归属于先天知识,而将综合命题看作为后天知识。这种混同使他们陷入了经验知识只有概然性的困境。为避免重蹈这一覆辙,康德除了承认休谟的归类外,别出心裁地设立了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这一独创对康德认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依照他的意思,先天综合判断是使有关经验的知识获得普遍必然性的关键。
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本身是否可能?
康德以数学、物理学为例子来说明这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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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西方哲学初步
他指出,纯数学(即算术)的每一个命题和几何学中的定理都是典型的先天综合判断。
譬如,5+7=12这一命题,光从5+7中根本无法分析出12这个新概念,而必须依靠与数目相应的直观(如5个点或5个指头)
,逐一相加到7上面去,才会得出12这个数目。
根据这样的理由,他断定数学中一切判断都是综合的,同时它们又都具有非经验所能提供的普遍必然性,即适用于一切经验,因此又是先天的。康德进而认为,纯科学(即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都是先天综合判断。例如,命题“在物质的一切变化中其量保持不变”
、“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其原因”
(即因果必然性)等,都有着不能来自经验的普遍必然性,同时从其主项中不能分析出谓项,因而它们都是先天综合的判断。康德据此得出结论: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一来,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考察的中心论旨,就不再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而转变它如何可能的问题了。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内容,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证明,其主要途径是,指出人的先天认知能力可以与经验相结合,从而证明人能够获得关于现象世界的普遍必然认识。在这里,他把人类认识能力(即广义的理性)区分为三个环节,它们的活动联合构成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三个不同阶段:即感性、知性和理性(狭义的)。他具体地论述了这三种不同的认识能力本身所固有的先天认知形式及知识原理,阐明它们不同的功用、以及起作用的条件和运用的界限等问题,从而最终决定先天的认识能力在什么范围以内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超过何种范围就必然会导致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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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72
和伪科学。
根据康德,人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由这种认识能力所产生的知识是“感性直观”。
康德把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对象称为“自在之物”。自在之物是一种客观的独立存在,当它作用于人的感官时,便产生感觉经验,但这种感觉还是杂乱无章、昏然莫辨的原初心理状态,只有经过人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的整理,它们才能形成较为清晰的感性对象,构成感性直观的知识。能够整理感觉的两种先天感性直观形式是时间和空间。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作为直观形式并非来自经验,而是人脑天赋的一种认识本能,它们是使人把握经验对象成为可能的内在先决条件。譬如,当人要确定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时,头脑中首先就必须有一种前后左右、上下四方的空间观念,只有这样人才能将物体按一定秩序排列起来;同样,要确立事物的先后持续关系,人也必须预先拥有时间的观念。
假如没有时空这两种先天的直观形式,人的感觉就会变成一个混乱的缺乏秩序的意识流,世界在人的眼里就会呈现为一团团纷至沓来、没有定型的心理混沌,就像疯子和没有学会概念思维的婴孩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人根本就不能分辨和确定任何对象的存在。
感性直观是人全部认识的基础,只有通过它才能与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获得对象并得到进一步思维的材料,而先天的形式则是使感性直观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主观根据。正因为如此,感觉反映的并非物自体的特性,而仅仅是经过主观形式安排整理的主体心中的某种心理状态,其所形成的感性直观对象(即现象)当然也不是物自体本身。康德这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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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说主要是为了说明数学为什么可能问题。他认为,算术的对象是时间的关系,几何学的对象则是空间关系;它们命题的普遍必然性,恰恰来源于时空这种使一切经验对象成为可能的先天直观形式。所以,数学命题和定理都只是与现象的形式有关,却和物自体没有什么关系。
认识的第二阶段是知性。按照康德,知性就是先天的思维能力,也就是先于一切经验意识的所谓“先验的自我意识”。
它能够把一切经验材料综合统一、并使之形成为一种有规律的、有内在联系的意识(即知识)。康德有时把“先验的自我意识”称为“自我”或“纯统觉”等等。这个“自我”是所有人的经验意识的先天基础,但至于“自我”本身究竟是什么,人是无法知道的,当然,它作为人们思维作用(即我思)的先决条件,则是完全可以意识到的。而范畴则是知性思维联结经验材料并使之得到统一的各种思维形式。康德认为,这种先天范畴有四组12个:一、量的范畴:统一性、多样性、全体性;二、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三、关系范畴:实体与属性、原因与结果、相互作用;四、样式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不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
感性所提供的对象和材料,是零散而无联系的,但人天赋的认知能力可以通过先天固有的知性范畴,将这些原始材料联系和综合起来,把它们改造为有内在联系、统一性和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产生严格意义上科学知识。例如,我们的感觉只能告诉我们,“太阳晒”和“石头热”这两个孤立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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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当人们用“因果关系”这一范畴将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思考,从而把因果关系加给它们时,才会得出“太阳晒热石头”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物理学的知识就是这样来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的内在根源就在于先天的知性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大胆地宣称:自然界本身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也没有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等联系,这一切都是人的主观强加于自然的结果,换言之,“人为自然立法”。
这样,康德阐明了在感性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中,先天的时空形式和范畴应用于经验,使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从而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先天形式和范畴与经验是认识的两个必要条件:没有形式和范畴,就不能把握经验,甚至连经验对象都无法辨认;同样,离开了经验,形式和范畴则失去作用的对象,沦为空洞的纯形式。康德有一句名言来形容这种情形:“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
这表明,他试图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用经验论来限制先验论,从而为范畴的效力范围划定一个界限:即范畴只能应用于经验的对象,用来综合统一感性提供的经验以形成科学知识,这样获得的认识只是对现象的知识,而不是对物自体的认识;换言之,范畴充其量只能适用于与感觉经验相联系的“现象世界”
,而永远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去认识“物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