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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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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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那年，父母离婚了。我自知父母离婚是迟早的事，心中并不很悲伤，我被判给了母亲。喜欢父亲的女孩，我心中也喜欢，她温柔、大方、善良，不过就是脾气大点。我心中暗自为父亲庆幸，庆幸这女孩对父亲如此一往情深。我始终也搞不清父亲有什么优点能吸引她，既不帅，也不会关心人。喜欢母亲的男士也不错，对母亲真的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常关心我，送我小礼物。我为他们祝福。
说来很奇怪，父母的离异引来的是别人的悲伤，他们总觉得我可怜，觉得我一定很伤心。邻居阿姨常让我到她家玩。去了，总拉着我的手，说都是那女孩、那男的破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应该对他们不好，赶走他们，这样我的父母又会和好。任凭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信，有时候我甚至想，或许我应该悲伤一下。
真的有一次我伤心了。
高三下半学期，要交资料费还有其他费用，需要500块钱。母亲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做火锅生意，我便自然而然打电话给父亲，说要交500块钱。父亲用责备的口气说，他没有那么多钱，让我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寄过来。我的心被刺了一下，好痛，是的，我“忘了”父母已离婚了，我已不是父亲的女儿了。拿着电话的手颤抖着，心也同样，泪水不争气地爬满自己的脸颊，好冰。独自静静回到宿舍，想，父亲，您得到了自己的幸福就不管我了吗?这件事烙在我心里，我不肯原谅父亲。父亲常接我到他的家去吃饭。在校园我只肯走在他的后面，他对我说话，我只摇头或点头，自己也不主动跟他说话，吃饭时，我更是一言不发。
直到后来……
母亲来学校看我，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散步。她从父亲嘴里知道这一切，幽幽地告诉我：其实她和父亲都感激我，感激我不反对他们的抉择，感激我的真心祝福，父亲那次是做生意赔了本，的确没那么多钱，那阵他的心情不好，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肯定不会向我道歉。母亲说父亲为我对他的不理睬感到难过。人也显得憔悴了。他知道我喜欢洋娃娃，说等高考完，一定买给我最漂亮最大的洋娃娃——这是喜欢父亲的那个女孩告诉我的，听着听着我低着头只是流泪。对不起，父亲，我不该那样。
第二天，父亲又来接我到他家吃饭。我静静地走在他的后面，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父亲真的有些驼背了，脚步也不那么矫健了，让我感觉到岁月的无情。吃饭的时候，我依旧静静地不肯说话，只是夹了父亲最喜欢的猪耳朵放在他的碗里，我注意到父亲忽然停了一下。
我写的不知道算不算故事，只知道那段记忆像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有了岁月的深刻，那段记忆也像无味的一朵野花——看起来那么平淡，但它的确让我长大了。
长大了，多一些理解给父母。
(本文作者：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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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A：保险业巨子斯通成功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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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斯通生于1902年，童年住在芝加哥南区。他曾卖过报纸。斯通卖报纸，有家餐馆把他赶出来好几次，但他还是一再地溜进去。那些客人见他这样勇气非凡，便劝阻餐馆的人不要再踢他出去。结果他的屁股被踢得很疼，口袋里却装满了钱。这事不免令他深思：“哪一点做对了呢?哪一点做错了呢?下次我该怎样处理同样的情形呢?”他一生都在这样地问自己。
斯通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母亲对他个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斯通的母亲替人缝衣服，干了好几年，存了一点钱。还在小克里曼特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把钱投到底特律的一家小保险经纪社。这个保险经纪社替底特律的美国伤损保险公司推销夕阳保险和健康保险。起初他母亲是这家经纪社惟一的推销员。
后来这家经纪社发展起来了。斯通16岁念中学的那个夏天，他也试着去推销保险。他的母亲指导他去一栋大楼，从头到尾向他交待了一遍。但是他却退却了。这时当年卖报纸的情景又重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他站在那栋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面发抖，一面默默念着自己的座右铭：“如果你做了，没有损失，这可能有大收获，那就下手去做。马上就做！”
于是他做了。那天，只有两个人向他买了保险。以推销数量来说，他是失败的，但在了解自己的推销方面，他收获不小。他知道他有克服恐惧的那种勇气，而且他还想出了克服恐惧的技巧。第二天，他卖出了4份保险。第三天6份。他的事业开始了。那个假期及后来放假的日子里，他继续替母亲推销健康保险和意外保险。他居然创造了一天10份的好成绩，后来一天15份，20份。他分析自己：为什么成功了?他终于发现，他有了“积极人生观”。
他走遍了密歇根，每天的平均记录是30份，在有些城市达到40份。不管怎么说，他的PMA的确是相当有效的。
20岁的时候，他搬到芝加哥，开了一家保险经纪社——“联合登记保险公司”，全社只有他一人。他决心使这个公司办得跟它的名称一样堂皇。开业的第一天，他销出了54份保险。开市大吉，斯通信心十足。然后开始在其他地区扩展，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有一天，几乎叫人不敢相信：他创造了122份的纪录!
经过了4年的自我训练、自我激励之后，他达到了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更可喜的是，以前买了保险的人，到期又要求继续下去，不必再花力气，佣金源源而来。
早期的成功使斯通得出一个原则：开始的时候不要图快，要把根基打稳，一切都要靠自己。现在他有办法招收其他的推销员了。他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登上一则招聘广告：“学习的绝好机会……”仅伊利诺斯一州就有许多人来信应征，他从中挑选了一些。
他不断向东、向南、向西拓展他的事业。到20年代末期，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雇用了1000多人。每州都有推销部管领导推销员，他自己管理各地部管。后来又在芝加哥设总部，总部之下的几个副职帮助主管全盘。那时斯通还不到30岁。
但那时候，整个美国笼罩在经济大恐慌之中。有一阵子，斯通好像也要走上末路。大家都没钱买健康保险，真有钱的人又宁愿把钱存下来以防万一。这一艰难时光给斯通添了几条如何对付的座右铭：“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由于他在20年代那几个繁荣的年头建立了事业，那时候几乎什么都可以推销出去，因而他对每一个推销员及其推销方式和态度，都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而现在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于是斯通开始了他推销讲座的第一课，向推销员说明PMA，加上一些推销术，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旅行全国各地，同遇到困难的推销员谈话，跟他们一起出去推销，表演给他们看：“一切决定于推销员的态度，而不是顾客。”
1938年底，克里曼特斯通成了一名百万富翁。他觉得也该自己组织个保险公司了。
当初的小保险公司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巨大的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现在它的经营范围不但包括美国，还伸展到国外，1970年的销售额是2．13亿美元，拥有1000名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懂得PMA。据统计，这1000人中有50人后来成为百万富翁。到1988年，他的财产估计已达71亿美金。
(本文作者：周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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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心目中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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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回忆父亲时说，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他的身高只有5．2英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倚着我家窗子朝外瞅，看着他身穿外套，系着领带，头上戴一顶浅呢帽，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从英特维尔大道的地铁站出来，一步步地走过来。他的外套敞开着，随着八字步不停地左右摇摆。他吹着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时，不论是药店掌柜、面包房师傅，还是我们楼房的管理员，都停下脚步向他们打招呼。
这条街上有些孩子把他当做一个怯懦的、有点滑稽的人，但我并不这么想。这个活泼、愉快而又自信的矮个儿男子名叫卢瑟鲍威尔，他就是我的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慈爱而宽厚的人。
每逢橄榄球的比赛季节，父亲总会让我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尽管我的球艺并不高明；我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一辆非常风光的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这是父亲给我买的，他坚持一定要买名牌货；如果我说我想要买一套西装，父亲就会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
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一个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
父亲乐善好施，无论对熟人还是对陌生人都是如此。
1950年，我的姐姐玛丽琳要到纽约北部布法罗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都到中央火车站去，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
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他的眼里含着热泪，脸上却强露出笑容。他一面给所有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一面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
我看见父亲给别人塞钱，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可是父亲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父亲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美国著名的黑人社区)，每个星期六，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地挨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父亲的乐于助人使他成了我们那一带教父式的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父亲常常从他工作的盖因斯公司带回来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没钱的人们。
父亲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者职位影响到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说：“像我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我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天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
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本文作者：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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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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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狭隘的嫉妒，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君子之争的惑动之中。
1936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柏林举行。当时正是法西斯势力猖狂的年代，希特勒想借奥运会来证明亚利安人种的优越。
当时田径赛的最佳选手是美国的杰西欧文斯，在纳粹一再叫嚣把黑人赶出奥运会的声浪下，欧文斯仍鼓足勇气报名参加此次运动会的100米跑、200米跑、4×100米接力和跳远比赛。在这4个项目中，德国只在跳远项目有一优秀选手可与欧文斯抗衡，他就是鲁兹朗。希特勒亲自接见鲁兹朗，要他一定击败欧文斯——黑种人的欧文斯。
跳远预赛那天，希特勒亲临观战。鲁兹朗顺利进入决赛。轮到欧文斯上场了，但场外种族歧视的声音使他很紧张。他第一次试跳便踏线犯规；第二次他为了保险起见从距跳板很远的地方便起跳了，结果跳出了非常坏的成绩；还有最后一跳，欧文斯一次次起跑，一次次迟疑，不敢完成最后的一跳。
这时希特勒退场了，他认为这个低劣的黑种人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在希特勒退场的同时，鲁兹朗走近欧文斯。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欧文斯说，他去年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形，结果只用了一个小窍门就解决了。鲁兹朗取下欧文斯的毛巾放在起跳板后数英寸处，说起跳时注意那个毛巾就不会有太大误差了。欧文斯照做，结果几乎破了奥运会的纪录。
几天后决赛，鲁兹朗率先破了世界纪录，但随后的欧文斯以微弱优势战胜了他。贵宾席上的希特勒脸色铁青，看台上本来民族情绪高昂的德国观众也变得情绪低落。这时鲁兹朗拉住欧文斯的手，一起来到聚集了12万德国人的看台前，他将欧文斯的手高高举起，高声喊道：“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看台上先是一阵难捱的沉默，然后是突然爆发的齐声呼喊：“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欧文斯举起另一只手来答谢。等观众安静下来以后，欧文斯高高举起鲁兹朗的手，竭尽全力喊道：“鲁兹朗!鲁兹朗……”全场观众也同时响应：“鲁兹朗!鲁兹朗!……”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狭隘的嫉妒，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君子之争的惑动之中。
杰西欧文斯创造的世界纪录保持了24年。他在那届奥运会上荣获4枚金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多年后杰西欧文斯在回忆录中真诚地说，他所创的世界纪录终究会被打破，但鲁兹朗高高举起他的手的那一幕却会永远被历史牢记。
在杰西欧文斯被载入史册的同时，鲁兹朗也被载入了史册。所不同的是杰西欧文斯的荣誉来自于运动场内，是对他展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褒奖；而鲁兹朗的荣誉则来自于运动场外，是对他展示人类心灵之美的褒奖。
(本文作者：蒋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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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别人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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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身处进退两难的窘境时，与其拼命地向前冲，还不如暂且退回来，蓄势待发。这就等于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帮助自己实现那腾空的一跃。
想不到别人一个极不经意的举动，竟被我演绎成解决人生中某些难题的最佳方法。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企业干起了文秘工作。小张是我的同事，我们很快就咸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在生活上，我们彼此照料；在工作上，我们取长补短。企业的文秘工作也在我和小张的默契配合下搞得井井有条，有声有色。为此，我俩多次受到表彰，还被全厂职工称誉为“企业的两支笔”。
某一天，厂长分别找我和小张谈话，想从年轻人中间选拔一位去担任人事科副科长，希望我们自荐或推荐他人。
对于青年人来说，被提拔无疑是个锻炼自我的绝佳机会。于是，我和小张等人各自向厂长推荐了自己——如数家珍般地列举了自己的优势，海阔天空地发表着自己未来的工作打算。渐渐地，我感觉到我和小张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往日的谈笑风生已被例行公事般的话语所替，先前工作上的配合也被各自的单干所代……我心中生出说不出的伤感。我想过放弃，但又想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古训，于是，我又继续为“人事科副科长”而努力。
当我愁闷地走在工厂的生产区时，无意中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位刚被招工进来的年轻人正吃力地拖着一辆装满成品的板车，准备运进仓库里。乍一眼看去，就知道他的速度及不上别人，踽踽地落在最后面；他的动作也比不上别人利索，总让人担心他会翻车。但他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告诉了我，他已尽力了。就在他进仓库大门的一刹那，他和他的板车倏地静止不动，远远看去，俨然一尊雕塑——原来，仓库大门前有一个小小的坡度，大概由于他的力气不够大，抑或……他只能把车拉到坡面的中间。任他怎么使出浑身解数，以至于身子快匍匐到地面上，那辆载着成品的板车就像一头倔强的老牛纹丝不动。再不使劲，眼看板车就要往回滑坡，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仓库里传出一个铿然的声音：“年轻人!既然拉不上来，何必逞能呢?还不如把车退回去歇会儿，再猛地向上冲……”那位年轻人依言而行，果然把车子拉进了仓库。
就在这一瞬间，我如饮醍醐：当你身处进退两难的窘境时，与其拼命地向前冲，还不如暂且退回来，蓄势待发。这就等于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帮助自己实现那腾空的一跃。同时，我竟不知不觉地把那位年轻人幻化咸我自己——欲跃上“人事科副科长”这个“台阶”，这只能说明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闯劲，而要论经验和智慧的积累，我的的确确不及小张。
第二天，我找到了厂长，放弃自荐，改而推荐了小张。走出厂长室，我如释重负，身轻如燕。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磕磕碰碰之事，难免会身陷尴尬的漩涡之中。倘若此时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多看看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往后退一步，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定能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
如今，我已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每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难题时，我总是先对自己说一句：“往后退一步，就没有跨不过的槛。”
(本文作者：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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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说声“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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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确实有许多事情是要紧的，但当它们使自己淡泊平静而快乐的生活受到威胁时，它们实际上是不要紧的，对自己说声“不要紧”吧，
三十岁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就像一个红了眼的赌徒，拼命地想翻盘。
我原是农家子弟，为早日跳出农门，初中毕业考到了一所师范，十八岁时就捧了个孩子王的饭碗。在与钟声和书声相伴了几年之后，我有幸调到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教了11年的书，又经过一次裂变，在行政部门奔波于大小人物之间，混迹于风雨世俗之中，我的“黄金三十”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坎坷而来了。被社会与生活强化了的欲望又被社会与生活逐渐打磨压迫得愈来愈小，选择文学于我来讲绝对是无助无望的生活中一种自恋自爱自怜自哀的行为，因为我发觉自己快三十的人了，竟没有一样真本事。好在当老师的那几年，曾在几份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两首小诗，我觉得自己在文学方面还是有一点点天赋的。
于是我一咬牙，有空便伏案写呀写呀，但寄出的诗作都不见回音。我转念一想，诗歌毕竟太曲高和寡，何况这样的年头发表了又有谁会去注意它?那时觉得几乎快把一生都输掉的我一心想“扒”回已经失去的赌本，于是决定改写散文和小说。运气不坏，很快两篇文章就出现在市报副刊上。但也就是这两篇了，后头的竟也如先前写的诗一样还是落个“泥牛入海”的悲惨命运。
我彻底绝望了，原先想要翻盘，想扒回赌本的念头已丧失殆尽。不过心灰意冷之后倒真正地爱上了文学。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文学沙龙，有幸听到了一位著名作家的演讲，演讲中作家提到了这样一个典故，说禅宗五祖问弟子：“风吹幡动，是风动，还是幡动?”六祖慧能答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仁者，人也。我瞬间大悟，原来人的内心是可以改变这大千世界的。怪不得有人在荒原里行走会想起生活的悲境而长叹不已：“只道那情爱之深无边无际，未料这离别之苦比天高!”而心中存有山河大地的人却感怀道：“睡时用明霞作被，醒来以月儿点灯!”我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那么的可笑。
过了三十的“坎儿”，如今的我依然喜欢写些文章。写作时常常感到会出现一种朴素的光芒将自己笼罩起来，这样的光芒足以抵抗一些来自于社会的太过于现实的欲望的伤害。一个个静夜，当我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一个个充满灵性的汉字时，心情就会澄静。
几年过去了，我不知不觉在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也小有了名气。但此时的我心境却是异常的平和。我知道，人生在世，确实有许多事情是要紧的，自身的价值和自己的荣誉是要紧的，但当它们使自己淡泊平静而快乐的生活受到威胁时，它们实际上是不要紧的，或者至少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般要紧。对自己说声“不要紧”吧，要是我能早些悟出这一点，多好!
(本文作者：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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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念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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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升起信念的旗帜，让自己拥有前行的目标和方向，用信念激励自己的行动，这注定了你的今天和明天。
让信念升值，首先是要为自己升起信念的旗帜，让自己拥有前行的目标和方向。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年幼时并不是一名好学生，他的作文从来都是老师讥笑的话题，这一度使他对写作丧失了信心。一到语文课，他不是旷课，就是和同学打闹，甚至搞一些恶作剧，想方设法出老师的丑。有几次学校几乎要开除他。直到升入中学，这种状况才有了很大转变，尽管他仍写不好作文，但老师从他那跨越时空的大胆想像中，看到了一棵诗人的苗子，从此之后，老师再也没有强迫他写过一篇作文，并鼓励他说，就这样写下去，你一定能成为歌德一样伟大的诗人。
“我能成为歌德一样伟大的诗人?!”小海涅被老师的话震惊了，尽管他当时连歌德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伟大”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词，因为他的父亲在说起“伟大”一词时，说的都是德国历史上那些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
“能，一定能!”老师拉过小海涅的手说：“不过有一条你要记住，你要向歌德学习。”小海涅记下了这句话，并相信了这句话。后来老师又不失时机地一步一步告诉他向歌德学什么，小海涅竟一丝不苟地按着老师的话去做。老师说，说话要像歌德一样文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污言秽语。老师说，要像歌德一样学好知识课。他上课认真听讲的程度就超过了班上任何一名学生。老师说，要勤思考，勤写作。他就专门为自己准备了一本写作的本子，一年要用掉好几本。
经过多年的努力，海涅真的写出了《北海纪游》、《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旅行记》等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文艺界产生过积极影响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被公认为是继歌德后德国最重要的诗人。
成名后的海涅，给当年的老师写了一封先满感漱之情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后来我才知道，你蛤我讲的那些有关歌德的故事是不真实的，但他对我的益处却是真实的。正是有了这一个又一个信念的激励，注定了我的昨天，也注定了我的今天。”
(本文作者：刘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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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拿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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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要靠自己拿主意，忠于自己，相信自己，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更要敢于承担面临的挑战。
美国著名女演员索尼亚斯米茨童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渥太华郊外的一个农场里生活。
那时候她在农场附近一个小学里读书。有一天她回家后很委屈地哭了，她父亲问她为什么哭泣，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们班里一个女生说我长得很丑，还说我跑步的姿势难看。”父亲听完她的哭诉后，没有安慰她，只是微笑地看着她。忽然父亲说：“我能够得着咱们家的天花板。”当时正在哭泣的索尼亚听到父亲的话觉得很惊奇，她不知道父亲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反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父亲又重复了一遍：“我能够得着咱们家的天花板。”
索尼亚完全停止了哭泣，她仰着头看了看天花板，将近4米高的天花板，父亲能够得着?尽管她当时还小，但她不相信父亲的话。父亲看她一脸的不相信，就得意地对她说：“你不信吧?那么你也别相信那个女孩子的话，因为有些人说的并不是事实。”
索尼亚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不能太在意别人说什么，要自己拿主意。
在她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演员。一次，她准备去参加一个集会，但她的经纪人告诉她，因为天气不好，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次集会。经纪人的意思是索尼亚刚开始出名，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以增加自己的名气。可索尼亚坚持要参加那个集会，因为她在报刊上承诺过要去参加。结果，那次在雨中的集会，因为有了索尼亚的参加而使得广场上的人群拥挤起来。她的名气和人气骤升。
凡事要靠自己拿主意，并不是一意孤行，孤芳自赏，而是忠于自己，相信自己，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更要敢于承担面临的挑战。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靠自己拿主意。
(本文作者：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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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面的“敌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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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场中要想上升你得会向“红”起来的人学习，嫉妒会坏了你的心情，而且还不能解决问题。
那天，我心情恶劣到了极点。因为组织部里与我同一级别的小组负责人中，有两个平时在为人方面特别让我不齿的女同事频频受到领导的表扬。她们春风得意，在办公室里耀武扬威。她们每个提议都会有人叫好，每办的一件小事都会有人注意到并大事表扬。其实不过是因为她俩目前是领导面前的红人，“办公室政治”也正是这样，那些势利小人见风使舵来得快着呢。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心里都绕不过这个弯子。我觉得我也很不错呀，有学历、有才干，只不过没有天天在领导眼前晃悠，和领导之间也没有所谓的“私人关系”，所以，领导也不会对我有什么。
有一次开例会，很明显正副两位男领导情绪不是太高，甚至有些烦。但轮到这两位女同事发言的时候，两位男领导不约而同地坐正了身子，目光炯炯。两位女同事更是娇宠自傲，甚至用近似于“小女儿”的娇羞媚态和领导探讨工作上的问题，我觉得恶心。
我是个近于木讷而呆板的女人，决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也根本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有时，我想有些女人之所以可以成功或许正是因为她们身上的这点娇羞媚态吧。可是，我不能这么做。我要用努力的工作换取我应得到的。于是，所有人都说我傻。可是，我真的傻吗?
后来有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到宣传科的一位大姐，便坐下来边吃边聊。这大姐仅比我大三岁，便已坐到宣传部副部长的位子上。才华、能力都是没说的，私下里我常以她作为自己的楷模。所以，我们在平日里也较为亲近。
她知道我目前的尴尬处境，一边和我说着单位最近将举行的娱乐活动，一边告诉我，她手下有些女主管也和我一个毛病。要强、上进是职业女性的基本素质，但一旦出现不顺利，往往眼红别人的成功，把自己的不利归咎于旁人，这是大忌呀!
虽然不是同一部门的人，但她比我更了解我那两位女同事的工作行为，甚至比我更清楚她们看似轻松的提议下面做了多少的准备工作。她告诉我，共同工作的同事间最忌讳乱设“敌人”，不去研究发现别人的长处，尤其是大家是同一级别的主管，因某事而分出了高低，在后面的心里自然会酸溜溜的。另外，领导也是人，也有各种方法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像我的两位男领导属于春风化雨、和颜悦色的那种，平日里就喜欢和属下打成一片，所以对那两位女同事的态度也是正常的。但这并不证明他们没有看到你的能力和你的成绩。在这种政府部门工作，尽管没有利润的高压力，但一般来说，人事任命也是要看个人业绩和能力的，领导看重谁喜欢谁也是因为这两条。所以，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是嫉妒，它可以让你暂缓一下心里的不平衡，但它不能替你解决问题。
她告诉我，你先把心态摆正，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去观察你的“敌人”，用客观的心态去看看人家到底有没有长处，哪怕是一点点做得比你好的地方都是值得你学习的，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学习它，化成你自己的光彩。另外，女性的性别魅力不是缺点，为什么会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说法?就是大家都希望在呆板的工作环境中多些人性化的东西。试想，谁希望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刚强?
回家后我仔细想了很久，也的确是这个道理，我的确要先向我的“敌人”学习。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努力从工作的角度去观察我的两位女同事。第一天情况依旧；第二天也没有发生什么；第三天有个哭啼的上访者，其中一个女同事热情地接待，陪着落泪，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让上访者破涕为笑，问题顺利解决。整个过程我都在一旁看着，我不禁自问，我能做得到吗?第十天，我看到另一位女同事出色的调查报告，详细而全面，洋洋万字。我自省，我能有这样缜密的思维吗?还没有到两个星期，我已经开始对她们刮目相看了。我发觉她们两个的确“红”得有道理，的确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无论从工作或是待人处世上都高我一筹。另外，她们都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把自己的缺点掩蔽起来。
以后的工作就很顺利了，知道了怎样去取长补短，我很快发现了适于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心里很清楚，尽管在旁人眼里我依旧是个古板木讷的中层主管，没有那两位女同事的张扬，但我的心态很好，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发挥自己的光彩。在职场中要想上升你得会向“红”起来的人学习，嫉妒会坏了你的心情，而且还不能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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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剩的钱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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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生存发展，要获得丰厚的利润，不仅仅是会吃市场，最重要的是懂得怎样吃掉市场的人。
日本松下公司准备从新招的三名员工中选出一位做市场策划，于是对他们进行考核。
公司将他们从东京送往广岛，让他们在那里生活一天，按最低生活标准给他们每人2000日元，最后看他们谁剩的钱多。
剩是不可能的，一罐乌龙茶的价格是300元，一听可乐的价格是200元；最便宜的旅馆一夜就需要2000元……也就是说，他们手里的钱仅仅够在旅馆里住一夜，要么就别睡觉，要么就别吃饭，除非他们在天黑之前让这些钱生出更多的钱来。而且他们必须单独生存，不能联手合作，更不能打工。
第一个先生非常聪明，他用500元买了一副墨镜，用剩下的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来到广岛最繁华的地段——新干线售票大厅外的广场上，演起了“盲人卖艺”，半天下来，他的大琴盒里已经是满满的钞票了。
第二个先生也很聪明，他花500元做个大箱子，上写：将核武器赶出地球——纪念广岛灾难40周年暨为加快广岛建设大募捐，也放在这最繁华的广场上。然后用剩下的钱雇了两个中学生做现场宣传讲演，还不到中午，他的大募捐箱就满了。
第三个先生好像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或许他太累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了个小餐馆，一杯清酒、一份生鱼、一碗米饭，好好地吃了一顿，一下就消费了1500元，然后，钻进了一辆废弃的丰田汽车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广岛的人真不错，两个先生的“生意”异常红火，一天下来，他们对自己聪明和不菲的收入窃喜。谁知傍晚时分，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一名佩戴胸卡和袖标，腰挎手枪的城市稽查人员出现在广场上。他扔掉了“盲人”的墨镜，撕破了募捐人的箱子并赶走了他雇的学生，没收了他们的钱物，收缴了他们的身份证，还扬言要以欺诈罪起诉他们……
这下完了，别说赚钱，连老本都亏进去了。当他们想方设法借了点路费，狼狈不堪地返回松下公司时，已经离规定的时间晚了一天。更让他们脸红的是，那个“稽查人员”正在公司恭候!
是的，他就是那个在饭馆里吃饭、在汽车里睡觉的第三个先生，他的投资是用150元做了个袖标，一枚胸卡，花350元从一个拾垃圾老人那儿买了一把旧玩具手枪和一副化装用的络腮胡子。当然，还有就是花1500元吃了顿饭。
这时，松下公司国际市场营销部总课长宫地孝满走出来，一本正经地对站在那里怔怔发呆的“盲人”和“募捐人”说：“企业要生存发展，要获得丰厚的利润，不仅仅是会吃市场，最重要的是懂得怎样吃掉市场的人。”
(本文作者：许海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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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是我生命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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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病痛和妈妈无私的母爱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个阶梯，在这些阶梯上，我成长并成熟。
母亲的溘然长逝一直是我生活中最绝望的角落。
一个天使般美丽的女儿，一出生就先天性心律不齐并伴有三级杂音——我的出生给母亲带来的苦难是始料未及的。
在从出生到上学的漫长日子里，我都不能像其他正常孩子那样躺着睡觉，否则就呼吸困难，有生命危险。每到夜晚来临，妈妈抱着我坐在床上，用胳膊支起我的头，使我半躺着入睡，她则靠在墙上睡，我有细微的动静，她都要睁开眼睛看看一切是否正常。那时的夜对母亲来说是度夜如年的。
夏天，当炎热袭击着火炉重庆时，怕我长痱子，母亲将一只大热水袋灌满冷水制成冰袋，放在她的胳膊上让我枕在上面，为不让冰袋滑落，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一种姿势，夜不成寐。
当我终于艰难地长到5岁，更深重的灾难降临了。我肝脏上长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块，被确诊为肝癌。母亲惊呆了。很多人劝她放弃我这个已经让她操碎心的病孩，母亲说：“孩子好好地来了，总要好好地走，除非没能力，否则我不能不管她。”
从此，母亲背着我的形象定格在重庆大小医院的门诊室里，而几乎所有的医院都直接或委婉地给我下了“死刑判决书”。母亲在绝望中坚持给我治疗。
我的童年，与小朋友一起玩耍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印象深刻的只有病床和母亲的背。每当粗大的针刺进我干瘦的小胳膊，母亲就怀抱我，给我讲刘胡兰、董存瑞的英雄故事，告诉我应该勇敢。我觉得自己不能不勇敢，因为如果我说疼，母亲就会哭，而我多么不愿意再看到她为我多流一滴泪。
一次，妈妈背我去看病，医生说要马上住院动手术，需要一笔钱。妈妈二话不说把我寄放在医院就回去取钱，而我知道家里已经取不到一分钱了。母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门口，她汗涔涔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迈子，钱取到了。”然而，这些妈妈好不容易从亲戚、同事、学生手中借到的钱并没有买回我的健康。手术后，我一如既往地被认为必死无疑。
当母亲终于不再带我穿行于那些拥塞着人群和来苏水刺鼻气味的白色世界时，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但我不知道“死”是什么。面对闪动着莹莹泪光的母亲，我对她说：“妈妈别哭，我死了还有弟弟啊!”妈妈的手细致地划过我脸上的每一寸皮肤，她问我最想要什么。我说想要一个漂亮的洋娃娃。
第二天下午下班，母亲带回了这辈子我看到的一个最漂亮的洋娃娃……
母亲始终不相信我会这样离去。在放弃了大医院住院治疗的梦想后，她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民间偏方上，幻想有位华佗再世的神医或身带仙气的江湖郎中帮助女儿战胜死神。苍天有眼，一个老中医的药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果。我不仅没有死去，而且渐渐康复。10岁生日时，我穿上了第一件新衣服——水红的灯芯绒上有母亲绣的很多小花。所有人都没想到我能熬到过10岁生日这一天。
我上初中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很多医学杂志采访我，并把我的病例当奇迹登出来。
中学的六年，母亲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她常说我是掉了队的鸟，所以要笨鸟先飞。她利用课余时间为我补课，下课陪我练琴，星期天又送我学琴学唱歌。怕我的身体受不了，母亲总陪在我身边为我做笔记。这些笔记今天还完好地保存在我的抽屉里，但自从母亲离开后，我就不敢看它们了。见字如面，我觉得自己很难承受这种永远不可再见的思念的煎熬。
我的身体好转后，母亲很少流泪了，在我面前仅有的两次是因为我作为重庆市十八中学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被四川音乐学院录取；另一次是我告诉她我谈了男朋友后，她到学校来看那个男孩。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母亲背对着我，她的肩膀因抽泣而抖动，我问她为什么。母亲转身抱着我说：“我突然意识到你长大了。”
现在，我越来越能明白她当年哭泣的意义——不舍、欣慰、担忧和快乐交织在一起的母爱。
1993年11月是黑色的，当时我正在录制我的第一部MTV《没有你的消息》，有一个场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导演说你就想着你最亲爱的人离开了……我眼泪流下来了。但就在当晚，母亲因意外不幸去世。如此的巧合使我再也没有勇气录完这首MTV。
我把妈妈的骨灰装了一些带在身边，平时放在我的床头，出差时她跟着我走。因为我，母亲一生没过过好日子，现在就让她跟我多见见世面吧。每当夜深人静，我给母亲唱起那支她最喜欢的歌：我亲爱的妈妈，我会守护着你的心房，我会走着你的向往……
儿时的病痛和妈妈无私的母爱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个阶梯，在这些阶梯上，我成长并成熟。
(本文作者：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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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六英尺四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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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长大成熟的力量，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只要用伟人的精神沐浴我们的灵魂，那么，一如我们在生理上必然长大那样，我们在心理上也会变得成熟起来。
我有一枚父亲给的小钱，那是他给我的“安慰奖”。我试图把他斧子上的缺口磨平，但我失败了。
磨斧子并不纯粹是为了干着玩的。爸爸需要把斧子磨快，用它劈柴生灶。那是1938年，我们家在弗蒙特州租了个年代久远的农场，以远离布鲁克林闷热的街道。当时爸爸是那里卫理公会的牧师。
我沮丧地凝视着这一分钱。“别泄气，泰迪，”父亲说，“我看你干得不错。”他对我过奖了。“看你手里的小钱，”他又说，“你知道那上面是谁的头像?”“知道，是亚伯拉罕林肯。”“对。他也碰到过无数的挫折。不过，他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爸爸面带微笑，继续说着，似乎在讲解他的“初级教义”。我的哥哥，八岁的迈克尔坐在一棵白桦树桩上，我站在旁边。
爸爸问关于林肯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能说的只有这个伟人出生在一间小木屋里，而且常常爱就着火光读书。迈克尔知道得多些：林肯解放了奴隶，拯救了合众国，并且为了他的理想，在耶稣被害同一天——倒霉的星期五，遭人枪杀。“一点不错，”爸爸说，“但是，你们是否知道林肯经营过杂货铺，破了产，并且因此而负债累累?是否知道他两次竞选参议员均遭败绩?事实上，他一生坎坷，历经挫折。然而，人的一生又有几个人能比他更顺利些呢?”“重要的是，林肯不失为一个有志者。”爸爸说，“他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一点正是你们现在就应该具有的品格。泰迪，救力，意味着一种沉着而耐心地承受不幸的力量。”
然后，出乎意料地，父亲在他的说教中讲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这段话从此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头。“林肯在精神上和体格上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爸爸说，“你们知道，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他走到后门廊一张他准备讲稿和写信的书桌前，取出一支削尖的铅笔。“来，孩子们，我给你们看他有多高。”
他指着一根门廊柱子。“泰迪，你先来。”六岁的我，把躯干伸直，贴在柱子上。只觉得铅笔在我头上擦过，爸爸画了一条线，表示我的高度。他把我名字的首写字母EWZ和日期写在线的上方。又叫过迈克尔，也给他画了一条线，注上MSZ。然后，他又画出自己的身高，五英尺八英寸，并且标明VEZ。
接着，他用木工折尺在漆得雪白的柱子上高高地画了一条线，并用印刷体写上“亚伯拉罕，林肯——六英尺四英寸”。
刹那间，我似乎能看到亚伯拉罕林肯就站在那里。
爸爸又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林肯的故事：从一个喜欢逗趣的平底船工、魁梧健壮的锯木者、土地勘测员，到无师自通的律师、演说家，以及最终成为深谋远虑的总统。
所有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林肯的伟大应归功于他能从他所受到的挫折中汲取力量。爸爸说，失败能比成功给你更多的教益。处逆境，我们日后才能兴旺发达；遭挫折，我们才懂得奋勇向前。
我觉得自己似平长高了些。
光阴荏苒弹指数年。我们全家瞻仰了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费尔德的林肯故居和林肯墓。以后，我又独自到过气势宏大的林肯纪念堂。站在沉思的林肯雕像前，我完全被折服了。
作为一个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研究历史的学生，我对这个伟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逐步体会到父亲对林肯那种不怕滚一身泥、沾一手油的精神所怀有的特殊敬意。“要记住体力劳动的尊严，”爸爸说，“要坚信人都有从善的可能。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善良的天地。’”
一晃又是几年，我也有了自己的儿子。以父亲为表率，我也想试着把林肯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
8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到弗蒙特州那间旧农舍去。那地方看上去比我记忆中要小些，却出奇的整洁。房子刚刚重新油漆不久。
我们走到门前，大声呼喊。没有回答。那地方好像没人住。当我们转到屋子后面时，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然跳动。
眼前出现了后门廊，几乎已经无法辨认出它就是昔日父亲用作办公室的地方。三十年前，他自己打的书桌和松木书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我看到他挂油布雨衣的钉子还在那里。那雨衣，他常用来遮挡狂风暴雨。
像在黑洞洞的泥土里蠕动的蚯蚓，一个念头悄然爬上我的心头：当年画的那些线还在吗?简直是想入非非，毫无疑问，它们一定是被新涂的白漆覆盖了。我转过身，面对曾经刻有林肯字样的柱子——顿时，眼前一亮：有人偶然发现了我们的圣地，并对其表示了他本人的敬意。细心的房屋油漆人没有涂抹柱子上的字，当年写的那些东西依然清晰可辨。
我们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我仿佛看到油漆者一身斑驳地站在那里，既充满好奇、又急欲干完手头的活，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他缓缓地沿着柱子向上看去：名字的首写字母，接着，又是名字的首写字母，直到他的目光停留在写得最高的那一排字上。
谁能想象得出他脑子里联翩浮现的是什么呢?然而，无论他想的是什么，当时他的心情必定与当年发生那一幕时的情景十分接近，以致于他情不自禁地停了手。我不禁想，假如今天再叫我磨那把斧子，那该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啊。从父亲的教诲中，我悟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长大成熟的力量，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只要我们用伟人的精神沐浴我们的灵魂，那么，一如我们在生理上必然长大那样，我们在心理上也会变得成熟起来。林肯的情况是这样，父亲和我是这样，我的儿子们也将会是这样。
“想把你们名字的首写字母写上去吗?”我问孩子们。五岁的麦特首先挺直身子，靠在柱子上。于是，我画出他的身高，用铅笔写上MSZ。接着是安迪，他略高几英寸。写完安迪的名字的首写字母ANZ，我后退几步，站在那里，一种庄严的情感涌上心头。我久久地望着三代人的名字，望着柱子最上面那一排宇：亚林肯——六英尺四英寸。
(本文作者：雷川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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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借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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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爱想起那个夜晚，想起月光下他一本正经的脸，想起他抑制不住的大笑声。有一天，我对他说：“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的妻子是借来的。
直到现在，我仍不明白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借”给了他，似乎是从那次“借钱事件”开始，我就不知不觉地一步步踏人他所设计的“爱情圈套”。
那是我读大二的时候，他高我一个年级。当时他是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为人风趣幽默，沉着老练，颇有人缘。而我只是他手下的一个部员。他是个体育全能，跳远、跑步、铅球、篮球样样在行，每次校园运动会都能风光一把。
有一天晚上，他约我出来，说是有事找我商量。我们沿着林阴小路走了很远，然后才在一个石桌旁坐下。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清了清喉咙，一本正经地说：“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你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子，而我的诚实可信想必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满腹狐疑地看着他在月光下略显清秀的脸庞，等待下文。
“所以我今天鼓起勇气向你说三个字……”
我的心开始激动起来，赶紧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
“如果因为这三个字使我们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归于破灭，我会非常的遗憾；但是如果因为这三个字使我们之间的这种彼此信任的关系更进一步，我将非常高兴……”
我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右手拼命地抠着左手的大拇指，脸十分不争气地发着烧，眼睛极不自然地东张西望。我相信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听到这段话，都会有和我一样的反应：不安而又憧憬。
而他的下一句话差点让我气得吐血，恨不得一刀杀之以图后快。
在我的极度窘迫中，他不紧不慢地说：“那就是——借点钱!”
我猛地抬起头来，正看到他因极力忍住爆笑的冲动而涨得通红的脸，以及那满是戏谑的双眼。一想到我的窘态被他尽收眼底，我忍不住火冒三丈，“腾”地站起来冲他就是一拳，而他在我出手的同时，敏捷地向后一闪，终于大笑出声。
“谁叫你一听是三个字就想到那三个字呢!”
“哼!有钱也不借了。”我气急败坏，转身就走。
“喂喂喂喂，我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别那么小气嘛!”
我想了想确实是自己犯傻，也忍不住笑了，一切的不愉快顿时烟消云散了。
我真的借钱给了他，而且我们的关系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更进了一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离校的时候，我非常难过，而他只是洒脱地握了握我的手就走了。
之后我们就通过电话联系，他给我讲求职和工作中的趣事，而我也将自己不开心的事说给他听，每次他总能让我大笑一场。不知不觉中，我越来越渴望听到他的声音，我不禁惊讶于自己的反应了，也发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我喜欢上他了。
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来到他所在的城市。
一年来的时空距离并没有在我们之间留下隔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像在大学里一样平静而和睦地相处，我们的闲暇时间几乎都是在一起度过的。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吃完晚饭，沿着大街一路走下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我们认识快三年了吧？三年来我们彼此已经很了解了……”他有点突兀地说。
我下意识地联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夜晚，忍不住笑着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又想借钱了?直说吧!”
“不，你听我说完。”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一如当年。
“好了，好了，你想对我说三个字，如果因为这三个字使我们之间这种美好的关系归于破灭，你将会非常遗憾；但是如果因为这三个字使我们之间的这种彼此信任的关系更进一步，你将非常高兴。对不对?说吧，多少？”
他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大笑出声，只是淡淡地说：“这次我不想借钱。”
“那你想借什么?我可是身无长物。”
“借你!”看着他坚毅的脸庞，我一下子蒙了。
“我想先借你做我的女朋友，再借你做我的妻子，然后借你做我孩子的妈妈，最后借你做我的老伴儿，可不可以?”他温柔的眼神深深地看进了我的心。我呆住了，丝毫没有发觉自己点了头，直到他一把抱住我，我才惊醒。
婚后，我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我老爱想起那个夜晚，想起月光下他一本正经的脸，想起他抑制不住的大笑声。有一天，我对他说：“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的妻子是借来的。哼!说，当初你向我借钱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他说：“不管是不是，我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文作者：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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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夫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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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一件事情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情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极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着，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里，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回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后来一段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在简陋的书屋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在生活中，我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的。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皮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的。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但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而我们在工作中，已获得最大的报酬。
而且，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诚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心惟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件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非浅。当他猝然长逝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
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物、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一种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身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本文作者：孙燕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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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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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本质的事。它没有什么可伟大的，但它是不能缺少的。
像从小到大，一个人为了什么而活着，会有不同的答案一样，对我来说，为什么写作，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答案。
十三岁左右，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一个故事当成最好玩的游戏，最真实的谣言来写，那时候是因为我太寂莫。没有书读，亦很少有朋友，那是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所有的人都好像睡着了一样的寂静，所有的家庭好像在晚上九点以后都关灯睡觉了，连时代都那么寂莫和茫然，何况一个小孩。无所事事的时候，只有在家里玩一叠白纸、一支笔是最安全的。
从十三岁以后我没有放弃过写作的练习，那是因为在纸与笔之间我隐约能看到一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在长长的寂静的成长过程中，城市的女孩子深深地厌烦了静若山水的规矩的闺中的日子，生活中没有惊雷，实在的是，也没有毅然决然的勇气去创造一声惊雷。安静而漫长的日子，纸和笔搭起来的那个世界，上演着我可以主宰的故事。那时，我为渴望着窗帘和书桌之外的世界而写作。
二十五岁后，写作在我的编辑生活里渐渐加重，它们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总是在想我要写什么，我又该接着写什么。那时，是为了不要虚掷我整日、整月、整年的大片时间而写。我所工作的编辑部必须每天上班。于是，有许多时间是放在望对面老楼的废弃烟囱上不停亲嘴的鸽子上。一个老的单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总是关系十分复杂。刚从学校毕业，全然没有社会经验的我，常常感到极不适应。不适应导致反感，反感导致逃避，像青少年时代我所做的一样，一路向自己最熟悉的世界逃过去，那就是闭着嘴，动笔，落字到三百格的稿纸上去。
三十一岁，我生了孩子，度过了甚为艰辛的零岁孩子母亲的一年，在那一年，我以为自己是BF〗真正尝到了生活的辛苦、无助和相对我来说很大的失望。在我的心里渐渐堆起了一些东西，而面目不清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一种意义。我开始写一些不同的东西了，那是我认为要向人说出来。我经过了这些和这些，已经有所成熟。那个阶段，我写了长篇小说。那是在以前我认为自己不会去写的文体，我一直不觉得，自己会有那么多话要说。
BFQ〗三十三岁以后，开始每年有一段时间在国外了，我看到了从前自己十分向往的东西，看到了在莫斯科歌剧院的舞台上的天鹅，看到了《蒙娜丽莎》在卢浮宫里的那种微笑而慑人的脸色，看到肖邦洗澡的那块水池，看到罗马悲壮地追风而长的古松树，还有但丁遇见他七岁的爱人的那段老桥，我在桥上走过，没有遇见任何熟人，也没有停下来。
我看到了世界，而那世界却像一面镜子一样，照亮的是我自己。在广阔的世界面前，我认识，想要认识的，是从前不曾注意过的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这时，我已经习惯要一面写作，才能深入思考。所以我探索，追究，怀疑，所以我写作。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本质的事。它没有什么可伟大的，但它是不能缺少的。
将来写作会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所不知道的事，我不用为此担心。
(本文作者：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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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生命恬淡如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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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把目光放得远一些，让生命恬淡成一泓波澜不惊的湖水，告诉自己：水穷之处待云起，危崖旁侧觅坦途。
睿智的庄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个博弈者用瓦盆做赌注，他的技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他拿黄金做赌注，则大失水准。庄子对此的定义是“外重者内拙”。
由于做事过度用力和意念过于集中，反而将平素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搞糟了。现代医学称之为“目的颤抖”。
太想纫好针的手在颤抖，太想踢进球的脚在颤抖。华伦达原本有着一双在钢索上如履平地的脚，但是，过分求胜之心硬是使这双脚失去了平衡，那著名的“华伦达心态”以华伦达的失足殒命而被赋予了一种沉重的内涵。
人生岂能无目的?然而，目的本是引领着你前行的，如果将目的做成沙袋捆缚在身上，每前进一步，巨大的压力与莫名的恐惧就赶来羁绊你的手脚，那么，你将如何去约见那个成功的自我?
“目的颤抖”是因为心在颤抖。心台太低，远处的胜景便不幸为荒草杂树所遮蔽，平庸的眼，注定无福饱览那绝世的秀色；太在乎了，太看重了，结果，恐惧蛀蚀了勇敢，失败吞噬了成功。
“大体则有，具体则无”，把目光放得远一些，让生命恬淡成一泓波澜不惊的湖水，告诉自己：水穷之处待云起，危崖旁侧觅坦途。
(本文作者：张丽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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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德佳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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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挺起胸，昂起头大踏步向家中走去，“我没啥有愧于人的，我死了才有愧于人世——不然，世界就空缺了一个杰出的画家!”
乌蒙德佳是个很有抱负的学生，读中学时就把上大学当作人生第一目标。可是很不幸，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他落榜了。自此，他一蹶不振，酗酒、打牌，还一反常态地抽烟。烟头烧着被子，险些在火中丧生。
一天，他来到多迈河边，想投河自尽。但他会游泳，担心淹不死。于是，一个劲地把河边的鹅卵石往荷包里装，几个荷包都装满了，沉沉地把身子压得趔趄起来。他的决心太大了，还嫌不够分量，于是弯下腰又捡了一颗——突然，他被手中这颗鹅卵石吸引住了，鹅卵石的天然花纹简直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碧蓝的湖泊上有小鸟飞翔，还有几朵白云在天际飘荡；远处，有两条捕鱼的帆船正犁浪而来……他忍不住把鹅卵石又倒过来看看，倒过来又是另一幅图画，像家乡的威林特斯山，青青的山峦上丛林茂密，几只小鹿欢快地在山路上奔跑，还有一个小牧童在那里吹笛子。真是太美了，美得让他在一刹那间忘记了死。
他的思维在地狱的大门前拐了一个弯：“这颗鹅卵石可不能糟蹋了，它应该放在窗台上。不，还应该做一个玻璃盒将它盛好。对，玻璃盒里还应该垫上一块猩红色的金丝绒。”他想，年迈的爸爸、妈妈肯定会戴上老花眼镜小心翼翼地趴在窗台上看。它会吸引所有的好伙伴们来围观欣赏，他们会羡慕得啧舌称赞，夸他：“真好运气!”还有，那个耳朵特别灵的收藏家伏拉克老人肯定会颤巍巍地坐着马车来到他们家，出高价收买它。“我才不卖给他哩!”乌蒙德佳不知什么时候滋润地躺在河畔的青草地里，荷包中的鹅卵石一颗颗滚出来他都毫无知觉。
“是的，我还要把这上面的图案画出来，这色彩是任何画家都无法调弄得出来的!”他想起美术老师曾夸奖他很有美术天赋，高兴得咧着大嘴笑起来：“对!我就要当一个画家看看!”他想起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想起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想起了康斯大布尔的《干草车》……“我为什么不能画出他们那样的世界名画?”他想起米勒在巴比松村跟爸爸一起在田间耕作时，第一幅画《播种者》就是在田垅画成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这样，他的决心下定了。
太阳快要下山了，他忽地一个翻身蹦起来，想到自己来河畔投河的初衷，不禁大笑起来。他从荷包里掏出剩余的鹅卵石，一个一个使劲地往河里扔去：“去你的，我才不死哩!”
“是的，生活多美好呀，好多事、好多事等着我去做呢!还有很多好运气等着我哩，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盼着看我的画展，出版社好多叔叔等着为我出版画册呢，还有那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要写我的专访呢!”
他挺起胸，昂起头大踏步向家中走去，“我没啥有愧于人的，我死了才有愧于人世——不然，世界就空缺了一个杰出的画家!”
后来，在乌蒙德佳28岁的时候，他终于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画家。
(本文作者：万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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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错并不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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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失言是我经常会遇到的困境。我曾在《今天秀》的几百万观众前触犯了一些美好善良的东西。不久以前，一位嘉宾谈到了阿尔伯特史怀哲(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快活地问对方史怀哲现在过得咋样。这位客人诧异地盯着我说：“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准备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俏皮话弥补这个疏忽：“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最后我还是坦白地承认：“我太窘了，我真是笨头笨脑。当然，我应该记得前些时候，他去世了。”这之后，我问下一个问题。
我估计嘲弄的信件会像雪崩一样涌来，但事实上没有一封信提及我的这个大错误。我想大部分观众是宽容的，能体谅人的，或许他们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或许是他们欣赏我的诚实。
有一点我要指出：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另一种可能的麻烦是社交中的辩论，我认为一场好的辩论对辩论者和观众都很够刺激。在《今天秀》上我们常常安排辩论。当两个人为一个问题辩论起来，不要觉得你必须让他们停下来，要观察和估计，看是否有哪一个会有伤害举动。如果论辩热烈而不乏哲理，让他们吵去，不要参与，不要袒护哪一方；说到底，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情形恶化，演变成人身攻击和荒唐胡闹，就要马上制止。“嗨，伙计们，”你可以用善良而又严厉的女教师的口吻说，“这离题太远了。你们吵得我们都受不了了，现在让我们把讨论搁一边吧。”
当然，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没法补救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有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甚至职业技巧也救不了驾。前些年我在《今天秀》上访问沃伦贝蒂，那还是他出大名之前，但他阴沉的性格和难以对付已经出名了。我热情地微笑，活跃地攀谈，向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凡我想得到的刺激性的问题。但他用一种接近极端反感的表情向我吐出一两个单词作为回答。毕竟，他是来我们的节目上推销他主演的一部新片子的。我采用了老一套但是很管用的招敏：“告诉我，贝蒂先生，你的新片子讲些什么?”他猛然倒在椅子上，抓挠着胸部，呵欠连天——在漫长的停顿之后，他说：“现在，那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要知道，我们正在实况转播，正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我确实非常为观众悲哀，我说：“贝蒂先生，这是我做过的最讨厌的一次访谈。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我要插播广告了。”
我的工作人员都拍手欢呼起来。贝蒂先生的经纪人看到他的这番表演，气得犯了心脏病。而我也得到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教训，所以我给你们有关谈话艺术的忠告就是：
你不要指望赢得所有的事。
(本文作者：芭芭拉沃尔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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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敢辜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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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但它一定会漂到西班牙去，这是我的信念。上帝可以辜负生命，却绝不会辜负生命坚持的信念。”
15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航海家哥伦布从海地岛海域向西班牙胜利返航。
但船队刚离开海地岛不久，天气就骤然变得十分恶劣了。巨大的风暴从远方的海上向船队扑来。这是哥伦布航海史上遭遇的最大一次风暴，有几艘船已经被排浪打翻了，只一闪，便沉入了大海的深渊。船长悲壮地告诉哥伦布说：“我们将永远不能踏上陆地了。”
哥伦布知道，或许就要船毁人亡了，他叹口气对船长说：“我们可以消失，但资料却一定要留给人类。”哥伦布钻进船舱，在疯狂颠簸的船舱里，迅速地把最为珍贵的资料缩写在几页纸上，卷好，塞进一个玻璃瓶里并加以密封后，将玻璃瓶抛进了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
“有一天，这些资料一定会漂到西班牙的海滩上!”哥伦布自信而肯定地说。
“绝不可能!”船长说，“它可能会葬身鱼腹，也可能被海浪击碎，或许会深埋沙底，但它绝不可能被冲到西班牙海滩上去!”
哥伦布自信地说：“或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几个世纪，但它一定会漂到西班牙去，这是我的信念。上帝可以辜负生命，却绝不会辜负生命坚持的信念。”
幸运的是，哥伦布和他的大部分船只在这次空前的海上风暴里死里逃生了。回到西班牙后，哥伦布和船长都不停地派人在海滩上寻找那个漂流瓶，但直到哥伦布离开这个世界时，那个漂流瓶也没有找到。
1856年，大海终于把那个漂流瓶冲到了西班牙的比斯开湾，而此时，距哥伦布遭遇的那场海上风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世纪。上帝不会辜负生命的信念，上帝没有辜负哥伦布的信念。
(本文作者：李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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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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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我们只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丢掉了已经到嘴的肥肉；“眼镜”却得益于他的无私，成了这次应聘中惟一的幸运儿。
在经过一轮复一轮的重重筛选后，我们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应聘者终于从数百名竞争对手中，像大浪淘沙一般脱颖而出，成为进入最后一轮面试的佼佼者。
我们这五个人，可以说都是各条道路上的“英雄好汉”，彼此各有所长，势均力敌，谁都可以胜任所要应聘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谁都有可能被聘用，同时谁都有可能被淘汰。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最后一轮的角逐更加具有悬念，更加显得激烈和残酷。
我虽然身居众高手当中，但心里相对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凭我在初试、复试、又复试、再复试中过关斩将那股所向披靡的势头，我想我成功获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于是，胜利的自信和成功的愉悦提前写在了我的脸上。
按照公司的规定，我们要在那天早上9点钟准时到达面试现场。面对如此重要的机遇，没得说，我们当中不仅没有人迟到，还都不约而同提前半个多小时就赶到了。
距面试开始时间还早，为了打破沉寂的僵局，精明的我们还是勉强地聚在一块儿闲聊了起来。面对眼前这些随时会威胁自己命运的对手，在交谈中彼此都显得比较矜持和保守，甚至夹着丝丝的冷漠和虚伪……
忽然，一个青年男子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的到来成了我们转移这毫无内容的话题的借口，我们纳闷着，惊奇地看着他，因为在前几轮面试中都不曾见过他。
他似乎感到有些尴尬，然后就主动迎上前开口自我介绍说，他也是前来参加面试的，由于太粗心，忘记带钢笔了，问我们几个是否带，想借来填写一份表格。
我们面面相觑。我想，本来竞争就够激烈的了，半路还要杀出一个“程咬金”，岂不是会使竞争更加激烈么?要是咱们不借笔给他，那不就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从而加大了成功的可能?我们几个有心灵感应似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终于没有人出声，尽管我们身上都带着钢笔。
稍后，他看到我的口袋里夹了一支钢笔，眼前立刻掠过一丝惊喜：“先生，可以借给我用用吗?”我立刻手足无措。慌里慌张地说：“哦……我的笔……坏了呢!”
这时，我们五人当中有一个沉默寡言的“眼镜”走了过来，递过一支钢笔给他，并礼貌地说：“对不起，刚才我的笔没墨水了，我掺了点自来水，还勉强可以写，不过字迹可能会淡一些。”
他接过笔，十分感激地握着“眼镜”的手，弄得“眼镜”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四个则轮番用白眼瞟了瞟“眼镜”，不同的眼神传递着相同的意思——埋怨、责怪。因为他又给我们增加了竞争对手。奇怪的是，那个后来者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就转身出去了。
一转眼，规定的面试时间已经过去20分钟了，面试室却仍旧丝毫不见动静。我们终于有些按捺不住了，就去找有关负责人询问情况。谁料里面走出来的却是那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结果已经见分晓，这位先生被聘用了。”他搭着“眼镜”的肩膀微笑着向我们做了一个鬼脸。
接着，他又不无遗憾地补上几句：“本来，你们能过五关斩六将来到这儿，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作为一家追求上进的公司，我们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人才。但是很遗憾，是你们自己不给自己机会啊!”
我们这才如梦初醒，可是已经太迟了。自私的我们只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丢掉了已经到嘴的肥肉；“眼镜”却得益于他的无私，成了这次应聘中惟一的幸运儿。这次面试必将成为我们人生永恒的一课，影响着今后的生活。
(本文作者：周仕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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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报复”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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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斑驳褪色的领养证从大哥的手里滑落到我的双膝前。十几年里从我眼中喷发出去的复仇之光被历史的镜面反射回来，让我万箭穿心。
接到大哥汇来的600元生活费，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复仇的快感。他经营的罐头厂已摇摇欲坠，我还在狮子大开口逐月提高消费标准(其实是在攒钱买手机)，而他从不敢懈怠。料想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我读完大学，正所谓父债子还!
大哥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这么叫他很有些“口蜜腹剑”。因为我一直在伺机报复他，谁让他父亲——那个收养我的男人去年突然死去了呢?他可是我的杀父仇人!他们收养我只是为了替自己的良心赎罪，可即使把我培养成博士后也不能换回我父亲的生命!
没来得及报复，他就死了
父亲在我记忆中只剩下模糊的影像，却常常提着鱼网虾笼一身腥味地出现在我梦中。父亲是我惟一的亲人。在我7岁那年，父亲说要去50里外的黄海边挣钱给我买“军舰”。他把我寄养在邻居沈阿婆家里，就与几个同乡出发了。谁知，他一去再也没回来。
许多天后，村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村干部把我领到他面前，让我跟他回家，做他的养子。几个与父亲一起赶海的叔叔大哥偷偷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害死了你爸爸!”
我带着“认贼作父”的耻辱离开了贫穷的小村，成了黄海边上那个渔村的新村民。养父对我倒是很好，可我总以为这是假仁假义。我总是惊恐地躲着他，有时他把好东西留给我而不给自己的儿子吃，我便以为这里面一定有毒。他的儿子比我大10岁，正在城里读高中，“大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都会给我买一只小青蛙之类的玩具。我终究在情感上被他俘虏了去，尤其是当我面对他送我的一只军舰模型时，我的眼睛“刷”地亮了，并第一次叫了他一声“大哥”，把他们父子高兴坏了。
大哥高中毕业后便回来帮助养父料理滩上的事，我则背起书包走进校园。父亲之死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疙瘩在我心头盘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极为早熟地认为，只有认真读书出人头地，才能为父报仇。我至今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小的年纪便有如此坚定不移的仇恨。
光阴荏苒，我已临近高考。大哥经常来校看我，送些养父给我做的蟹黄羹给我下饭，并给我一些钱说：“这是爸爸让我给你的，叫你多买点营养品，别亏了身子。”可是这些话从他嘴里到达我心里时，早已变了味。大哥后来几次来看我，老是提填志愿的事。他建议我填报化工专业，因为家里办起了私营罐头厂，专门生产瓶装醉螺，学成后一定可以大派用场。我答应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要是能将醉螺做成同行中的极品，一定另攀高枝，打垮你这个家庭作坊!
等待发榜的日子百无聊赖。大哥押着一车罐头进城去了。养父让我到自家承包的滩头看看，说偷蛳螺的人很多，要我帮他照应照应。我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才随养父到滩头去的。一百多亩沙滩此时已是一片流金的海洋，肥硕的蛳螺一片乌青地覆盖在滩面上。几十个人手提蛇皮袋正弯腰捡拾。养父说，这些都是雇工，到中午按斤付酬，但也有小偷乘人不备混进来，拾满就自己跑到小贩那里去卖……我漠然地听着他絮絮地讲述。他虚胖的身子在滩头晃来晃去，海风吹散了他稀软的头发，光亮的秃顶似在诉说繁华落尽的凄凉。我并不关心收成的好坏，只在心里盘算着：待我学有所成出人头地后，我一定要为父亲讨回公道，然后远走高飞。
遗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复仇”，养父就死了。我如愿收到了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他大宴亲朋。席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频频向客人敬酒，还不住地夸我：“别看他打小不受说话，是个‘闷心’呢!”大哥劝他：“少喝点，您有高血压。”养父把酒瓶一举：“咱家出了大学生，喝死也值!”在那次醉酒之后，养父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喜事变成丧事，我有一丝伤感，毕竟养父的喜悦是真心的。我哭了，这眼泪源于一种复杂的感情。但这已足以迷惑大哥，他蟹钳一样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双手放在掌心，红着眼圈说：“小弟，大哥不会让你受一点苦，你放心。”
父债子还，花他的钱我心安理得养父的突然去世使罐头厂难以正常运作。以前大哥主管营销，对于生产他尚不属行家里手，现在只能交给一帮工人去折腾了。那些工人鼠目寸光，为提高生产速度多混点工资而不惜减少生产环节，最终砸了自己的饭碗，也坑了罐头厂。春节时，那些醉螺被大哥全部销往某集团公司当做公司职工的福利。数千人食后引起腹泻。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测，这批醉螺的细菌指数严重超标，系发酵时间不足、密封程度不够、消毒措施不当所致。电视屏幕上出现我们的罐头商标的特写镜头，然后记者用痛心的表情采访那些不幸的职工，再义愤填膺地面对镜头痛斥“不法商家”的滔天罪行……眼见一场官司压顶而来，数千人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赔得大哥一文不名。
我有些扫兴。我宁愿大哥富有，尽管我从未对他有过手足情。
我不再关心大哥的命运沉浮，只心安理得地花着他的钱，在大学校园里模仿大款状，揿动手机，“呼”朋唤伴。后来，寒暑假我也不回去了，我告诉他我在搞“社会调查”。大哥我便按我的需要如数如期地给我寄钱，还在附言栏里写上“注意身体”、“好好保重”等字样。毕业前夕，我终于与一家合资公司签了聘用合同——既然大哥已经垮了，我又何必在那个小渔村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才干。再说，我对那些罐头也丝毫不感兴趣。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是带着嘲笑的心态回去跟大哥告别的。我在滩头找到了大哥，他正忙着照料雇工拾蛳螺，过秤记账。两年不见，大哥的外形有几分闰土的样子，有几根白发毫无顾忌地在他的平头上挺立。大哥见了我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睛里闪过惊喜，然后婆婆妈妈地把我搂进怀里说：“小弟，你可回来了!”我面无表情地挣脱了他。大哥开始向我讲述这两年的坎坷，讲上次事故以后，厂里怎样资金短缺而一直被迫停产，讲他这两年怎样单打独撑经营滩面积累资金，讲他想重新注册商标把罐头厂救活和让我出任厂长的打算……
“你做梦!”我咆哮着打断他的讲述。我忽然想起了不明不白在这里死去的父亲。“你不要以为你三十多岁不结婚，你花那么多钱供我上大学是有恩于我，你是在替你父亲赎罪!”正在这时，腰间的BP机响了。我一看，就掏出手机，又不忘说了句：“对了，这些你都没有的东西我也有了．是你的钱买的，现在，我得用它给女朋友回个电话……”
“够了!”大哥的喉结突突地颤动，脸上的表情愤怒而悲凉。海风渐渐地猛烈，他身上的防水衣猎猎作响，海鸥在空中凄厉地叫喊起来。远处传来阵阵涛声，拾蛳螺的人们纷纷撤离。大哥说：“你听见了吗?这是子午潮，不一会儿，我们的脚下就是一片汪洋，你父亲就是被潮水卷走的——和我的母亲一起!”
我的心猛一紧缩，大哥的脸上霜一样冰冷。潮水已在视线里一跃一跃地向我们涌来，大哥拉起我向家的方向狂奔。
大哥第一次打了我，从我的膝盖后面一脚踢来，我应声跪地。大哥从箱子里取出两幅照片挂在墙上，一幅是养父的，另一幅一定是那个与我父亲一起遇难的女人。大哥指着这两幅照片说：
“13年前的夏天，我父亲忽然在自家雇工的队伍里发现几个偷蛳螺的外乡人，就把他们送进了派出所。其中一个还没结过婚，在家里领养着一个7岁的孩子。他们挨了派出所的打，那个7岁孩子的养父被打伤了左腿。我父亲的心又软了，出于同情他又把他们几个带回来，把他们算作雇工，按劳付酬。那时我母亲也每日在滩上照料。有一天也是涨子午潮，在撤离的过程中，那孩子的养父摔了一跤，把已经到手的蛳螺撒了一地。他舍不得放弃，停下来想一颗颗重新捡起，被我母亲发现了，转回头来拉他快走，而他却又在地上抓了几把才一瘸一跛地被我母亲拖走。可是，潮水已汹涌而至……后来，我父亲不放心那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去找了那里地方上的干部，取得了抚养这个孩子的权利……喏，这是领养证。你走吧!”
一张斑驳褪色的领养证从大哥的手里滑落到我的双膝前。十几年里从我眼中喷发出去的复仇之光被历史的镜面反射回来，让我万箭穿心。
“大哥，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跪抱着大哥的双膝，哀嚎着把无地自容的脸藏在他沾满海腥味的防水衣里。
“因为，他是你的父亲，而‘小偷’会影响他在你心中的尊严。”大哥悲极而泣……
当天，我在养父母的遗像前点燃那份合资公司的聘书，按家乡的风俗行了叩地大礼。我知道我再也无法走出黄海边上这个小渔村了，包括我的青春和志向。
(本文作者：尤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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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一个电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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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需要我们用心去维护，其实这并非难事，有时只需要我们回一个电话，就可使友谊得到升华。
自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既然知道自己错了，就应该正视它，并争取改正。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我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于人有益，于已有补。
大约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份工作的待遇很高，但也很忙，就像是有人送了你一条稀有的热带鱼，虽是你喜欢的珍贵礼物，可它也给你带来极多的麻烦，叫你气恼，比如，有时候你必须大半夜起床来伺候它。干上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平均要接一百多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比这个数目多上一倍。所以我就成了你时常能看到的那种人，即使在车里或大街上也只好边冲边手持电话，像长臂猿吃香蕉那样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我这是上班。我想这是我惟一能说出的借口。我拿这么高的薪水，就该这样。
这样一来，我给那些与我的工作无关的朋友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朋友中就有本克。本克是一个诗人。我与本克一直保持着联系，交往有时频繁，有时疏松。如果不见面的时间长了，我们就相约在一起吃顿饭，或在酒吧坐坐，或打电话互道彼此近况。十年来，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持续着。
我得了这份新工作，本克自然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时我有三个电话需要听，所以我说：“过会儿，我打电话给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
在以后的六周里，我猜想本克肯定给我打了不下十二三个电话。第一周最多，大概一天一个电话。到后来就降为每周一个电话。最后就没有电话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到秘书记下来的“来电留言”之后不给我的这位朋友回个电话。“过会儿再给他打电话。”我总是这样对自己说。这下可好，他肯定是生气了。他当然应该生气。本克是个好脾气的人，但也不是一个随人捏的软柿子。他不给我打电话了。像别的成年人一样，我也善于自我开脱，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但是每过一阵BF〗子，我就会想到本克。“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我会对自己说。有好几次我已经拿起了电话，拨了号码，但是每到这时，我可以向你发誓，我的工作台上的仪表板就会显示另外三条闲着的话线有外电打进。你知道，我必须以工作为重。
BFQ〗本克是我的知心朋友之一，但是他与做生意和商务谈判毫无关系。生意人热衷相互推销，擅长敷衍扯皮，讲究经济效益。难道我已经变得如此浅薄，把这一套也用来对付友谊?
“我应该给本克打电话。”我心中说道。但我还是没有。
去年的某个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晚会上我看到我的朋友莫比在房间的另一头。这时我想起来，莫比也给我打过二三个电话，但我一直未回。我向他走过去，但我们之间有一群人正就生意的话题谈得投机火热，难解难分，要从他们中间穿过得用干草叉将他们叉开才行。
“喂!”我好不容易挤到莫比跟前，向他伸出了手。他没有与我握手，而是将身子背过去，又与另外一人攀谈起来了。
我感到非常愤慨。“自命不凡的混蛋!”我大声怒叱道。当然，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有错，曾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他，还有……对了，我真的应该给本克回电话了。但是我现在该与他说些什么?怎么向他解释呢?他会不会对我撂下电话?如果他像莫比一样待我，我会伤心极顶。我怎么会陷入这样一个困境?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困境中摆脱出来呢?
今年三月份，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莫比打来的。“我想我们应该讲和了。一起吃顿饭吧?”他说。吃饭的时候，我承认了我的无礼，并向他道了歉。他也对他那次不与我握手的“报复行为”表示了歉意。我们又成了朋友，但这又让我想起了……失去的东西。在那次饭桌上，一种伤感的愁绪在我心头泛起，一直萦绕于怀，至今不散。我应该给本克回一个电话。但是，我没有。
终于，因果报应之轮向我碾来。上周，我的朋友斯泰得了一份新工作。斯泰是我生意圈里最亲密的朋友。我在他上班的第一天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谢谢，伙计，”他说，“我得走了。我们改天再谈。”我可以听到背景中的声音非常嘈杂，甚至可以听到祝贺他的亲吻声。
我第二天给他打电话，他在开会。过了两个小时我再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个陌生人。那人叫我把名字留下。我再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我想我以后也不会了。如果他想与我说话，他是有办法找到我的。我肯定他会找我的，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毕竟在我们这个年纪像我们这样的朋友关系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发展起来的。
现在我眼前有一台天平，一头是本克，他离我而去了，但是如果我跨出正确的一步，或许我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另一头是斯泰，他也离我而去了，我和他的友谊能否继续则要看他的做法。其实，只要他回我一个电话。
我猛然醒悟。我拨了一个号码。
本克!如果你不在，回来后给我回一个电话!伙计，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是理发师的儿子
生活中我们不管做了些什么，在成功的阶梯上爬了有多高，我们将始终被人记住的应该是，我们是怎样帮助了不如自己幸运的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