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多了这样的故事，便常常觉得自己是只气球，仿佛飞得很高，仔细一看却是被浮云托着：外表看上去也还饱满，但肚子里却是空空，这样想着就有些担心啦，怎么能走更长的路呢?
于是，“渴望年老”四个字对于我就不再是幻想中的白发苍苍或身份证上改成六十岁，而是如何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便能吸取优秀老人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优秀品质。
于是，我也更加知道了卡萨尔斯回答中所具有的深义。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呢?心中有个声音在回答：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再然后是自然地成为一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我知道，这条路很长，但我将执著前行。
(本文作者：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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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愿一分钱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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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采取正确策略，并且勤奋努力地工作，你便一定能够获得自己渴望得到的一切。
哈默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戏剧性。他曾于1921年8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作为一个美国青年企业家，受到伟大导师列宁的亲切接见。几十年之后，1979年，在美国西蒙顿竞技场，他又荣幸地会见了邓小平。作为经济巨子，他儿时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哈默还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展现自己的商业天赋。那是在哈默8岁那年，父亲的朋友门德尔在去新泽西卖水果、蔬菜时时，带上了好奇的小哈默。哈默第一次接触到了市场，开始体会到做买卖的感觉，并感受到商业贸易的乐趣。
来到市场后，哈默对所有东西都感到新鲜，他兴奋地帮助门德尔准备开张前的每一件事——铺好摊位、卸货、洗净蔬菜，擦亮每个水果，再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样货物美观地摆好，最大的水果、最新鲜的蔬菜像招牌一样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后，小哈默开始好奇地东瞧西望，他很快把附近的摊位都巡视了一遍，还逐家打听每种东西的价格。一会儿，整个市场水果、蔬菜的最新行情全装在了他的脑瓜里。他跑回门德尔那里，向门德尔报告别家货物的质量、价格，建议他赶快调整几种产品的价格。门德尔听他言之有理，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这一天的生意比平时要顺利得多。门德尔收拾好摊子后，像往常一样，准备把剩下的东西带回去。哈默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把这些水果带回几十里外的家，第二天，这些不新鲜的东西会更难卖，十有八九要减价处理，还不如现在就低价卖掉，腾出地方，明天还可以多拉些新鲜货过来。当哈默怯生生地向门德尔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他使用了自己所有的经济学词汇，他说：“如果你将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拉回家，那么你拉走的就全部是亏损……”门德尔惊奇地望着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深深为他的道理折服，一个劲儿地夸他聪明能干。
哈默从此对商业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成为他日后开创自己事业的重要基础。
哈默第二次经商，是在他15岁那年，那时他正在中学读书。一天，在百老汇街上，他看到一辆1910年出厂的双人敞篷汽车在标价出售，售价是185美元。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半年的工资。哈默眼望这辆虽然有点旧、但仍光彩诱人的车子，内心里充满了渴望。哈默并未向父母开口要钱，他知道这笔钱的分量，不打算去自讨没趣。对于哈默来说，那种没有希望的事，他从来不屑去做，认为不符合价值规律。哈默另辟蹊径，他瞄准了哥哥哈里。经过几番软磨硬泡，小有积蓄的哈里终于同意了弟弟借钱的要求，“但是，亲爱的弟弟，你打算如何挣钱还我呢?”哈默早已是成竹在胸，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去找工作挣钱。”拿到哥哥给的185美元后，小哈默心花怒放，马上将车买到手，并开始实施自己的挣钱计划。这时，圣诞节即将来临。哈默几天前就注意到一个糖果制造商的广告：招聘有汽车者运送圣诞礼品，工资一天20美元。汽车一到手，哈默便迫不及待地开着它奔往招工的糖果厂。应聘的人很多，哈默人小车也小，在人群里格外引人注目。招工的老板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半大的孩子，以及他那辆半新不旧的敞篷车，怀疑地问：“孩子，你这车哪儿有地方放糖果呀?”哈默一下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知所措中，猛然急中生智。他三下五除二拆掉了车上所有的座位。“先生，你看，这下有地方了。我可以坐在糖果盒子上开车。”老板瞧了瞧哈默的小车，摇摇头走开了。哈默情急之中，脱口喊道：“先生，请等等!如果我送的货没有别人多，我情愿一分钱不要，算我帮忙。您看这样可以吗?”老板惊讶地望着这个倔强又有心计的孩子，被他的诚心所打动，终于同意录用哈默。两周以后，哈默已赚到200美元。
这次不同寻常的赚钱经历，使哈默总结出一条宝贵的经验：只要采取正确策略，并且勤奋努力地工作，你便一定能够获得自己渴望得到的一切。
哈默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不久以后，他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石油王国，富可敌国，并拥有广泛的政治影响，成为一位著名的“红色企业家”。
(本文作者：姚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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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美国人“知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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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会笑话“女人永远会觉得自己的衣橱里还少件衣裳”，其实那表现的就是一种最自然的人性，男人女人都是走不出这个怪圈的，一定。
我公司里有一位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同事兼朋友Mary。她是一个软件工程师。一来二去厮混熟了，慢慢就无话不说，进而出双入对，上下午工间休息时都是泡在一块儿闲聊、喝咖啡。
Mary生得金发碧眼，没有生育她那对小儿女前，定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我们亲朋中十分幸运的人。
Mary大学一毕业就进了赫赫有名的SUN Microsystems，那时SUN还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私营公司，Mary是SUN的第一百六十几号员工，她在SUN做了好些年，一直做到SUN成为上市公司。如今的SUN是员工近万，如日中天，也难怪Mary每每提及当年，总会有不尽的感慨。
SUN的成功，自然造就了不少的小富翁、小富婆，这是一个典型的硅谷的成功的故事，而Mary便是这故事中一位幸运的角色。
Mary当时还很年轻，她手中持有的SUN的股票使她一夜之间就有了一种“暴发”的感觉。她卖掉手中大部分股票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入了这里最有名的高级住宅区之一——一座不允许有路灯、紧靠着长满参天大树的青山的小城，与不少硅谷里的重量级人物、成功的专业人士和其他一些像她一样的幸运儿互称邻里起来。
Mary告诉我她有一段时间相当开心，那真是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她辞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做着快乐的家庭主妇，没事就开上她的BMW到旧金山逛逛商店，过得悠哉游哉，可是几年下来，她的情绪开始低落。她发现，她拥有的并不是太多，也不够太好，比如她的房子现在再看就不怎么样了，她更希望在打开卧室的窗子时，可以是满目的青山而不是乏味的街道和邻人的房子；而当她在院子里夜泳时，可以同时欣赏到山下的万家灯火而不是面对自家令人深感压抑的木栅栏；她还要把孩子送人顶尖的私立学校……这种日益膨胀的欲望，便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在家中愈发坐不住。虽说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妈妈并不太合她那个社区里人士的身份，但她暂时别无选择，复出工作是眼下惟一看得到的比较快捷、稳妥的能带来收入的方法。她又开始了每天打仗似的职业妇女生涯，还要照顾两个小孩子的饮食起居，所以虽有高级化妆品和名牌时装的包装，仍难掩一种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身心疲惫，她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困惑。
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她非常喜欢讨论“人如何才能快乐”这个颇为严肃的话题。有一天她问我是不是一个“happy person”?我想也没想，就回答了“Yes”。Mary看上去有些吃惊，大概她想，我应当更不容易快乐，因为从物质上讲，我所拥有的和我所经历过的，都远没有她富足。
她略显忧戚地说：“你之所以容易快乐，那是因为你没有见到过那些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有夏日度假别墅、有私人喷气式飞机、住千万华宅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但我是见过的，我所以很难觉得满足……”
我笑了起来，我告诉Mart，我是没有见过那样的世面，眼下只是听着就要让我觉得羡慕了，但我不会因为不能拥有那样的生活而不快乐的，因为我明白，那是不能带给我快乐和内心安宁的东西，绝对不是。
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些年，我感觉我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如果我仅仅追求金钱和物质上的满足，那我是永远找不到快乐的。
刚来美国时，当然不这么想，那时很穷，自然很彷徨，很有些浮躁，记得第一次和朋友去西雅图，我口袋里大概就只有十美元，我们从Space Needle上下来，我还嘴馋，买了一个冰激淋，口袋马上就空了，同行的两个朋友当时说他们来美国的日子久了，不喜欢吃冰激淋了，就陪我坐在那儿，等我吃完才一起走。好些年后我们聊起来，他们都记得那事，笑说当时觉得我真能花钱，他们是想，有那几块钱，在超市里可以买一大盒冰激淋吃好久，所以他们都忍住了馋。
如今每次想起这件小事，我心里总有点难过，那就是我们这些人刚到美国的日子。那时常会想，怎么样能有点钱。满心觉着只要能免了学杂费，再拿到一份每月几百美元的资助，可以安心念书，我就会别无他求了。
我是很幸运的人，不久就如愿以偿。我当然很快乐，但那快乐很快就受到了挑战，因为我知道了那些找到了工作的人，年薪都是以万计的。我又会想：哎，我的要求不高的，我只要能有个年收入一两万的工作，我就保证安安分分、快快乐乐过一生了。
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平心静气地想来，我如今拥有的比我当年所期望的真是要多得多了，但我并没有觉得，我如今比我当年揣着十美元逛西雅图的时候更快乐。
这并不是我才独有的困惑。在美国硅谷交结了不少背景相同、而如今发展得相当成功的年轻的中国工程师朋友，大家在一起时常会说，如今看着是什么都有了，但与以前一无所有的日子相比，现在似乎是有更多的烦恼和心灵上的挣扎。
美国是一个几乎发展到了极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非常原始，那就是极大限度地鼓励着人性中最本能和原始的贪婪。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迷宫里行走着，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原谅自己反复的迷失，而且这样的迷失还可能是一种往复无尽的循环。
但我们如果要想快乐，就要在迷失之后还能找得到回家的路。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不太喜欢听到“知足常乐”这样的话，觉得那都是给甘于平凡庸俗和随波逐流者找的借口。我是绝没想到，在我如今在美国的生活中，它竟成了我心路上的一块能带我回家的路牌。人生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
人们常会笑话“女人永远会觉得自己的衣橱里还少件衣裳”，其实那表现的就是一种最自然的人性，男人女人都是走不出这个怪圈的，一定。
我想了很多年，看了很多年，明白了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明白什么是有限和无限，什么是你最想要的生活。我看到了我并不向往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我当然也很羡慕人家可以坐着私人喷气机到加勒比海的岛上别墅里度假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过上了那样的生活，我也会很开心，很骄傲的。但我不会因为我如今没有一份那样的生活而烦恼或泄气。我尽力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并学会知足感恩，懂得珍惜我手中所掌握的，这样我就会很快乐了。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Mary，她听了很感动，觉得我言之有理。我俩进而发现了一种更为有效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微笑和快乐的方法，那就是我们其中只要有一人抱怨什么，另一位就建议我们一起来罗列一个我们生活中所拥有的、足以使我们感到骄傲和快乐的东西的清单。Ma叮发现，她的单子很长：她拥有健康的身体、上进顾家的丈夫、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高尚区里漂亮的房子……她总是越数越快乐。
后来，她就让我把“知足常乐”写下来，她说她要记住这非常重要的四个字。
我为她写好那四个字后，也非常的快乐。
(本文作者：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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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哄笑声中收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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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鼓励创意，在深圳有人笑被视为成功，如果没人笑，说明你的设想做得太保守了。
在深圳第一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生产电暖气的公司做销售，销售部人员的工资分两种，一种做内勤，拿固定工资。一种跑外销，工资视销售量而定，我是拿固定工资人员中的一个。
每年一过10月份，电暖气就到了销售的旺季，我加入进来的这一年也不例外。
月初，部门经理拿回了彩印的广告单，每份造价近7毛钱的广告单精致华美，但往众多的广告单中一丢就不显山不露水了。在这个资讯几近爆炸的年代，这样一份面目普通而且雷同的广告究竟能引起顾客多大的关注、能有多高的送达率?
我开始苦思冥想，参照国外一些品牌企业的广告经验，详详细细拟出一份新的广告设计，并找做设计的朋友利用休息时间将其制作出来。
我的设计是这样的，利用明信片的形式分做两步进行：9月份先给顾客寄出第一次明信片，明信片上画一个电暖气，穿着泳衣、戴着太阳镜，躺在沙滩椅上晒太阳，脸上笑嘻嘻的样子，嘴边勾出一条线，线的另一端系着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现在我在度假，盼下个月能与你相见。”10月份再寄出第二次明信片，这回的明信片上，电暖气穿了羽绒衣戴了围巾，拎着公文箱，匆匆赶路的样子，旁边写着一句话：“没有谁比我更能带给你温暖，我已整装待发，打电话给我吧。”这句话末尾便是销售热线电话号码。
我想，不是谁都会花时间读信箱里成堆的广告，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时间和兴趣看一张明信片。我将我的想法、创意意图以及做出的明信片样品一并交给销售总监。
几天后，适逢销售部开业务扩大会，老总以及各部门负责人一同出席参加。会上，销售总监拿出了我设想的明信片让大家传看，很快会议室里便爆发出一阵笑声，我红着脸忐忑不安地将我的想法叙述一遍，我知道在座的不少都是极有销售经验的元老级人士，也知道他们的笑声中包含赞同的可能极小，但我仍想做最后的争取，哪怕这种争取是无效的。
就在这时，老总拿着传到他手中的两张明信片站起来，走到我的座位旁，真诚而庄严地向我致谢，他说：“谢谢你，作为一个新员工，你想到了许多老员工从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另外，你动用个人的关系为公司做事，这一点也让我感动。你的设想很好，深圳鼓励创意，在深圳有人笑被视为成功，如果没人笑，说明你的设想做得太保守了。想一下飞机的发明，当时人们一听说造一个会飞的机器，反应肯定是哄堂大笑。”
沮丧的我心里因这几句话而—下子变得海阔天空。
那次的会议上，我设想的明信片被确定了下来，换掉了以往的彩印广告单，并且经过大家集思广益，又做了不少改进。
这个冬天，我们的销售业绩好过往年。
年底的总结会上，因为这份广告创意我得到了一万元的奖励，而我从心里觉得我得到的真正奖励不在钱上，而是那句让我获益终生的鼓励——有人笑被视为成功。
(本文作者：柴继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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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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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看着自己手中在绿色包装纸衬托下娇艳欲滴的玫瑰，感觉自己好似在梦境中一样，卢迪并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而那位美丽的女士就是他的玫瑰天使。
我在杂货店里随意地闲逛着。我的肚子不饿，也并不想买什么东西。失去丈夫卢迪的伤痛仍然锥心刺骨，到杂货店来只是想重温我们在一起时的美好记忆。
以前卢迪经常会与我到这里来，而且几乎每一次他都在我挑选东西的时候走开片刻，再回来时手中会握着三枝黄色的玫瑰。他知道我喜欢黄玫瑰。
本以为来此寻找一些旧时的记忆会使自己略感宽慰，谁知心中的伤感却愈加弥漫开来。因此我只想给自己拿些吃的东西，就快快离开这个珍存着我们太多往事的地方。
站在肉类食品的冰柜前，我想找一块小些的牛排，心中不禁又记起卢迪生前是那样喜欢吃牛排。接着一位女士走到我身边，金黄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材，穿着一身合体的绿色套装。我看到她拿起一大包排骨放进了购物车里，犹豫了一下，又将排骨放回了冰柜中。转身走出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看冰柜中的那包排骨，同时也看到了我注视她的眼神。她笑了笑，说：“我丈夫特别喜欢吃排骨，可说实话这价钱有点贵。”
我尽力平静自己的心绪，望着她淡蓝色的眼睛说：“八天前我丈夫去世了，他才刚刚37岁。”抑制了一下自己颤抖的声音，我继续说道：“把排骨买回去吧，好好珍惜你们共度的时光。”
她摇了摇头，还是推着购物车走了，但那一刻我可以看到她眼中的感动。
接着我又挑选了一些乳制品，便向付款台走去。那一身合体的绿色套装又映入我的眼帘，我意识到是那位美丽的女士正向我走来。我注意到她的购物车中放上了那一大包排骨，同时手中还拿着一包东西，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而当她走近我的身边，我看清她手中所拿的东西时，泪水涌满了我的双眼。
“这是送给你的。”她说着将三支美丽的黄玫瑰放到了我的手中，并在我的脸颊上轻吻了一下。
我想要告诉她这玫瑰对我的特殊意义，想要感谢她的馈赠，然而还没有等我的话说出口，她便已在我泪眼蒙胧的视线中消失了。低头看着自己手中在绿色包装纸衬托下娇艳欲滴的玫瑰，感觉自己好似在梦境中一样，她怎么正好会送黄色的玫瑰给我呢?
突然之间我找到了答案，卢迪并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我的身边，而那位美丽的女士就是他的玫瑰天使。
(本文作者：[美]维尔玛赫拉威茨卡詹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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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天价”的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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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艰辛而辉煌的创业历程，他总会想起那只改写了他命运的木箱，那是一只“百宝箱”。
二十年前的一天，一个年轻的乡下木匠走进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商场。他是第一次来上海，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他眼花缭乱，虽然买不起，看看也算长了见识，开了眼界。他的脚步在一处柜台前停住了，货架上一件商品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只木箱，樟木箱，不用尺子量，以木匠的眼光，一看便知是28寸。出于好奇，他叫售货员取下来看看，香樟木，箱面上刻有“龙凤呈样”图，漆是枣红漆，问价钱，答日：260元。售货员还算耐心，补充道：这种箱子是进口货，已脱销了，这是只样品。
年轻的木匠无心再逛商场了，走出商场门口又不舍离去，那只木箱260元的“天价”惊得他心如鹿撞。他跟随父亲学木匠十多年，制作肩担、尿桶、犁耙等农具，也替人打制过不少樟木箱。在他的家乡，樟木藉的价钱是以“寸”来计算的，一寸一元，28寸，28元；而刚才那只，一经雕刻，竟能卖出十来倍的价，而且供不应求!真是坐在井里不知天有多大，他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那位售货员不是说已脱销了吗?我何不试试?兴许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呢。这么想着时，他抑制不住仔怦的心跳。终于，他壮了壮胆，返回商场找到那位售货员，告诉她，他是一家木器厂的厂长，他们厂也生产这种樟木箱。售货员说：你拿几只样品来看看。
二十年前，樟木箱是娶亲嫁女时女方陪嫁的必备之物，也是新婚夫妇卧室内的“三大件”之一，一般送一对，体面的送四只，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婚嫁彩礼也未能免俗，故而需求量颇大。小木匠回到老家，搬出家中包括为姐姐结婚备下的樟木板，请来两位民间雕刻师傅，精心加工。四只精致的雕花樟木箱子制作完工，随车托运至上海“一百”。商场负责人看过样品，当即签下200只的合同。这一笔生意净赚了一万多元，使小木匠率先成为当时尚属凤毛麟角的“万元户”。
就这样，这个与父亲一起以制作农具为主兼做樟木箱养家糊口的小木匠，在家乡办起了第一家木雕厂，雕花樟木箱由上海而推向其他大城市，继而东渡扶桑。在日本，他还制作家家必备的佛龛木雕与遍布长岛的庙宇木雕，并在日本建立公司。当地一著名“株式会社”赐他一金字匾额：东方雕刻第一家。资本日积月累，商艺触类旁通，由木雕而铜雕、金雕，海内外市场日益拓展，并以海外市场作为主要目标；日后又投资房地产、娱乐业、餐饮业，不到十年时间，他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跑道上第一方阵的风云人物。80年代末，他被评为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全国“十大富豪”；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美国《时代周刊)载文称他是“中国的艾柯卡”。
他叫张果喜，江西余江果喜集团总裁。二十年过去了，回顾艰辛而辉煌的创业历程，张果喜总会想起那只改写了他的命运的木箱，那是一只“百宝箱”。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登山BF〗，登山家答：因为那座山在那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缘分千里一线相牵，那只箱子静静地摆在那里，川流不息的顾客也许都看到了，而只有张果喜的慧眼看到了那只木箱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商机，并且抓住机会立即行动。这就是成功者的不同凡响之处。BFQ〗
(本文作者：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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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自己的生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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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重大决定，是由心规划的，像一道预先计算好的框架，等待着你的星座运行。如期望改变我们的命运，请首先改变心的轨迹。
朋友参加过一堂很别致的讲座，对我详细地描绘了一番。
她说：讲座叫做“拍卖你的生涯”。外籍老师发给每人一张纸，其上打印着数十行字。
1．豪宅
2．巨富
3．一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
4．美貌贤惠的妻子或英俊博学的丈夫
5．一门精湛的技艺
6．一个小岛
7．一座宏大的图书馆
8．和你的情人浪迹天涯
9．一个勤劳忠诚的仆人
10．三五个知心朋友
11．一份价值五十万美元并每年可获得25％纯利收入的股票
12．名垂青史
13．一张免费旅游世界的机票
14．和家人共度周末
15．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
老师拿起一把小锤子，说我手里是一把旧锤子，但今天它有某种权威——暂时充当拍卖锤。我要拍卖的东西，就是在座诸位的生涯。
老师说，我现在象征性地发给每人一千块钱，代表你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我会把这张纸上所列的诸项境况，裁成片，一一举起，这就等于开始了拍卖。你们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积蓄，购买我的这些可能性。一百块钱起叫，欢迎竞价。当我连喊三次，无人再出高价的时候，锤子就会落下，这项生涯就属于你了。注意，我说的是可能性，并非是真正的事实，它的意思就是——你用九百九十九元竞得了豪宅，但并不等于你真的拥有了一片仙境般的别墅，只是说你将穷尽一生的精力，来为自己争取。相信只要你竭尽全力，把目标当成整个生涯的支撑点，达到的可能性甚大。
教室里的气氛，骚动之后有些沉凝，这游戏的分量举轻若重，它把我们人生的繁杂目的，约分并形象化了——拼此一生，你到底要什么?
老师举起了第一项拍卖品——拥有一个小岛，起价一百元。
全场寂静。一个小岛，它在哪里?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面积若何?人口多少?有无石油和珊瑚礁?风光怎样？
疑声鹊起，大家迫切希望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关于那个小岛，关于风土人情，老师一脸肃然，坚定地举着那个纸片，拒绝做更进一步的解说。
于是，我们明白了。小岛，就是小小的平平凡凡的一个无名岛，你愿不愿以一生做赌，去赢得这块海洋中的绿地?终于，一个平日最爱探险、充满生命活力的女生，大声地喊出了第一个竞价——我出二百!
一个男生几乎是下意识地报出：五百!他的心理在那一瞬很简单，买下荒凉岛屿这样的事情，就该是男子汉干的勾当。
但那名个子不高却意志顽强的女生志在必得了，她涨红着脸，一下子喊出了……一千!
这是天价了，每个人只有一千块钱的储备，也就是说，她已下定以毕生的精力，赢得这个小岛的决心。别的人，只有望洋兴叹!
那个男生有些悻悻地说，竞价应该一点点攀升，比如她要出六百，我喊七百……这样也可给别人一个机会。
老师淡然一笑说，我们只是象征性的拍卖，所以可能不合规矩。大家要记住，生涯也如战场，假如你已坚定地确认了自己的目标，就紧紧锁定它。机遇仿佛闪电的翎毛。
大家明白了竞争的激烈，肃静中有了潜藏的紧迫和若隐若显的敌意。
拍卖的第二项是美貌贤惠的妻子或英俊博学的丈夫。
我原以为此项会导致激烈的竞拍，没想到一时门可罗雀。也许因为它太传统和古杖、被其他更刺激的生涯吸引，大伙不愿在刚开场不久，就把自己的一生拴入伴侣的怀抱。好在和美的家庭，终对人有不衰的吸引力，在竞争不激烈的情形下，被一位性情温和的男子以七百元买去。
拍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时，引起空前激烈的争抢。聪明人已发现，所列的诸项，某些外延交叉涵盖，可互相替代。有同学小声嘀咕，有了信用卡，巨富不巨富的，也不吃紧了，想干什么，还不如探囊索物?于是信用卡成了最具弹性和热度的饽饽。一时群情激昂，最后被一奋勇女将自重围中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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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自己的生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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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诸项拍卖，险象环生，有些简直可以说是个人价值取向甚至隐秘的大曝光。一位众人眼中极腼腆内向的男同学，取走了免费旅游世界的机票，让人刮目相看。一位正在离婚风波中的女子，选择了和情人浪迹天涯，于是有人暗中揣测，她是否已有了意中人?一位手脚麻利助人为乐的同学，居然选了勤快忠诚的仆人，让全体大跌眼镜，细一琢磨，推算可能他总当一个勤快人，已经厌烦，但又无力摆脱这约定俗成的形象，出于补偿的心理，干脆倾其所有，买下对另一个人的指挥权吧。一旦咀嚼出这选择背后的韵味，旁观者就有些许酸涩。
一位爱喝酒的同仁，一锤定音买下了“三五个知心朋友”，让我在想象中，立即狠狠掴了自己一掌。从前，我劝过他不要喝那么多的酒，他笑说，我喜欢和朋友在一起。我不死心，便再劝，他却一直不改。此番看了他的选择，我方晓得朋友在他的心秤上如此沉重。我决定，该闭嘴时就闭嘴吧。
光顾了看别人的收成，差点耽误了自己地里的活计。同桌悦悄问，你到底打算买何种生涯?
我说，没拿定主意啊。我想要那座图书馆。
同桌说，傻了不是?我看你不妨要那张价值五十万美元且年年递增25％的股票，要知道这可是一只会下金蛋的火鸡。
只要有了钱，什么图书馆置办不出来呢?你要把图书馆换成别的资产，就很困难了。如今信息时代，资料都储藏在光盘里，整个大英博物馆也不过是若干张碟的事，图书馆是落后的工业时代的遗物了……
他话还没说完，老师举起了新的一张卡片。他见利忘友，立刻抛开我，大喊了一声：嗨!这个我要定了。一千!
我定睛一看，他倾囊而出购买回来的是：一门精湛的技艺。我窃笑道，你这才是游牧时代的遗物呢，整个一小农经济。他很认真地说，我总记着老爸的话，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
我暗笑，哈，人啊，真是环境的产物。
同桌的话也不无道理，有了足够的钱，当然可以买下图书馆或是任何光碟，但你没有这些钱之前，你就干瞪眼。钱在前?还是图书馆在前?两者的顺序便有了原则的不同。我愿自己在两鬓油黑耳聪目明之时，就拥有一座窗明几净汗牛充栋庭院深深斗拱飞檐的图书馆。再说，光碟和图书馆哪能同日而语?我不仅想看到那些古往今来的智慧头脑留下的珍珠，还喜欢那种静谧幽深的空间和气氛，让弥漫在阳光中的纸张味道鼓胀自己的肺……这些，用钱买来的新书和光碟，仿得出来吗？正这样想着，老师举起了“图书馆”，我也学同桌，破釜沉舟地大喊了一声：一千!
于是，宏大的图书馆就落到了我的手中。那一刻，虽明知是个模拟的游戏，心中还是扩散起喜悦的巨大涟漪。
老师说，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有三项生涯，当我开价一百元之后，没有人应拍，也就是说不曾成交。这种卖不出去的物品，按规矩，是要拍卖行收回的。但我决定还是把它们留下。也许你们想想之后，还会把它们选作自己的生涯目标。
这三项是：
1．名垂青史
2．和家人共度周末
3．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
同学们大眼瞪小眼，刚才都只专注于购买各自的生涯，不曾注意被遗落冷淡的项目。听老师这样一说，就都默然。
我一一揣摩，在心中回答老师。
和家人共度周末?
老师别恼，不曾购买它以做自己的生涯，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以为这是很平淡的事，不必把它定做目标。凡夫俗子们，估摸着自己就是不打算和家人共度周末，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件被迫的几平命中注定的事，何必要选择?还有的人，是一些不愿归巢的鸟，从心眼里不打算和家人共度周末。现今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和家人共度周末。有本事的人，是专要和外人度周末的。
青史留名?
可叹现代人(当然也包括我)，对史的概念已如此脆弱，仿佛站在一个修鞋摊子旁边，只在平立等可取，只在平急功近利，当我们连清洁的水源和绵延的绿色，都不愿给子孙留下的时候，拥挤的大脑中，如何还存得下一块森严的石壁，以反射青史遥远的回声?
勇敢和真诚?
它固然是人类曾经自豪和骄傲的源泉，但如今怯懦和虚伪，更成了安身立命的通行证。预定了终身的勇敢和真诚，就把一把利刃悬在了颅顶，需要怎样的坚韧和稳定?!我们表面的不屑，是因为骨子里的不敢。我们没有承诺勇敢的勇气，我们没有面对真诚的真诚。
游戏结束了，不曾结束的是思考。
在弥漫着世俗气息的“我”之外，从一个“孩子”的视角，重新剖析自己的价值观和生存质量，内心就有了激烈的碰撞和痛苦的反思。
在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我们一天忙得视丹成绿，很难得有这种生省察自我的机会，这一瞬让我们返璞归真。
人生的重大决定，是由心规划的，像一道预先计算好的框架，等待着你的星座运行。如期望改变我们的命运，请首先改变心的轨迹。
(本文作者：毕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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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企鹅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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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时间里，那只企鹅是坐在我的梳妆台上了——它暗示着爱是旅行中最好的伙伴。在过去那些奔波在旅途中的岁月里，它一直陪伴着我。
我是个商人，经常要到外地去洽谈生意，我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跟一大群商人在某家汽车旅馆的咖啡店里一起就餐更令人感到孤独的了。
有一年，在我出差之前，我那五岁的女儿珍妮把一件礼物塞到我的手里。它外面的包装纸皱巴巴的，用了至少一英里长的磁带把礼物包裹成一团，无角无棱，不成形状。
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随便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就是那种父亲通常给予女儿的亲吻——然后开始动手拆开她送给我的小包裹。我感觉到里面的东西很柔软，因此我很小心，生怕把礼物弄坏。在我拆开她送给我的惊喜的时候，她站在我身旁，身上穿着那件稍稍显小的睡衣。
最先露出来的是一双珍珠般的黑色眼睛，然后是一个黄色的嘴巴，一个红色的蝴蝶领结，和一双橘黄色的脚。原来它是一只玩具企鹅，站起来大约有五英寸高。
它的右翼上用糨糊粘着一个小小的木头牌子，糨糊仍然是湿湿的，木头牌子上有手写的一句话：“我爱我的爸爸!”在它的下面是一颗手工绘制的心，并且用蜡笔涂上了颜色。
眼泪顿时涌入我的眼睛，迷糊了我的双眼，我立即在梳妆台上为它选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总是频繁地出差，每次出差回来在家里的时间总不会很长。一天早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那只企鹅扔进行李箱里了。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家，珍妮显得很沮丧，她说那只企鹅不见了。“亲爱的，它在我这儿。”我解释道，“我一直带着它呢。”
从那以后，她总是帮我整理行李，亲眼看着那只小企鹅和我的袜子、修胡子的工具一起放进箱子里。在其后的许多年中，那只小企鹅伴随我走过了千万英里的路程，从美国到欧洲，跨越了千山万水。我们一起在旅途中结识了很多朋友。
有一次到阿尔伯克基，我在一家旅馆里订好房间后，就扔下行李，匆匆赶去参加事先约好的约会。当我回到旅馆里，却发现床铺已经铺好，那只企鹅正靠在枕头上呢。
有一次在波士顿，一天晚上我回到我的房间，发现有人把它放在床头几上的一只空酒杯里——它还从来没有站得那么直呢。第二天早上，我把它放在一把椅子里。可是到了晚上，却发现它又站在那只空酒杯里了。
有一次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一位海关检查员冷冷地要求我打开行李箱检查。我打开了。在我的行李箱顶部，就放着我那亲密的小旅伴——女儿送我的企鹅。海关检查员把它拿起来，笑着说，“这是我干这一行以来，到现在所见过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感谢上帝!我们对爱不收税。”
有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打开行李箱，突然发现我的企鹅不见了，那时我从所住的那家旅馆已经驾车行驶了一百多英里。
我慌忙给旅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旅馆职员不相信我说的话，他态度有点儿冷淡。他大笑着说还没有人把它交到他那里去。但是，半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说我的企鹅被找到了。
那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不在乎。我坐进汽车，开着它行驶了几个小时只是为了重新找回我的旅行伙伴。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那只企鹅正坐在旅馆的前台上等着我呢。在休息大厅里，疲惫的商人、旅行者们看着我们的重逢——从他们注视着我们的眼神里，看得出他们很羡慕我。一些人走过来和我握手。其中一个男人告诉我，他甚至自愿要求在第二天亲自把它给我送过去。
珍妮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出差了。在多数时间里，那只企鹅是坐在我的梳妆台上了——它暗示着爱是旅行中最好的伙伴。在过去那些奔波在旅途中的岁月里，它一直陪伴着我。
(本文作者：江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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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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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被赞美而感到快乐，他快乐所以我也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免费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在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以后仍然出现在记忆中。
有一天，我去邮局发一封挂号信。我注意到里面的营业员很忙碌，根本顾不上抬头看一眼面前都是什么样的顾客。我想：营业员每天都这样辛苦，给信件称重、递邮票、找零钱、填挂号单，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早调的工作，我对他来说只是又一封挂号信而已。于是，我对自己说：“我要让这个营业员喜欢我，起码会让他感到心情愉快。”我开始问自己：“话该从何说起呢?他身上有哪些东西确实值得赞扬呢?”有时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对方是个陌生人时就更难回答。但这一次我发现很容易，因为我很快发现了我可以大加赞赏的东西。
当他正在给我的信件称重时，我热情地说：“我真希望也能有你这么好的头发。”他半带惊异地抬起头来，脸上挂着微笑，礼貌地说：“哦!但不如从前那么好了。”我满有把握地对他说：“你的头发可能不如以前漂亮，但现在仍很好看。”他感到很高兴，继续和我谈了几句，最后他说：“很多人都很羡慕我的头发。”
互道感谢后，哦离开了那家邮局。我敢保证，那位营业员还会带着愉悦的微笑接待好几位顾客，也许一直到吃午饭时，仍会因想起这句话感到快乐。晚上回家后，还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然后对着镜子照来照去，自言自语地说：“多么漂亮的头发啊!”
也许会有人问我：“你这样做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
是的，我确实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而且，我得到了。我所得到的正是那种为别人做了一些事情而无需任何报答的感觉。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取得并不一定要有物质方面的条件或是交易。我和那位营业员都没有失去什么，几句真诚的话语就让我们同时拥有了快乐。他因被赞美而感到快乐，他快乐所以我也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免费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在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以后仍然出现在记忆中。
(本文作者：丁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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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暴走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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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走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暴，席卷之处虽狼藉一片，但也把生活中失望的不值一提的东西全掳向遥远的大海，还激荡出冰封在心底的浪漫和激情。
四年来，我生活在深圳这座冰冷的城市，已忘了快乐的滋味。
干广告策划这行，白天有忙不完的活，晚上还要陪老板见客户，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感受酒精在胃里灼烧直至痉挛。终日渴睡的双眼不得不靠最浓烈的咖啡来支撑，男友在过了桃红柳绿的纷乱之后终因无法许我一个未来，毅然从同居三年的房子里搬走了。痛苦很真实地和我较着真儿，那些日子我近乎绝望。
直到有一天，我在深圳的户外电视上看到了一行广告语：“放逐现实，寻找未来!”我决定逃离深圳，到深圳周边的生猛地带暴走一回，要在不停自虐的艰苦行走之中忘记城市的喧嚣、奢靡。想到这里，我的身体在阳光下激动地颤抖起来。
第二天清晨5点，我穿着侧兜的长裤，戴着棒球帽，扛着大包，看了一眼囚笼般的蜗居，头也不回地走了。我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到深圳最东面的海边，这一带有深圳最险峻的野生山林。
我开始爬山了。阳光洒在我身上，像羽毛一样轻盈温暖。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山间的阳光开始变得炙烈起来，像有重量似地击在人的头上，让人昏昏沉沉。开始的美妙感受瞬间即逝，我难受得直想一头栽倒。
爬上半山腰时，天气骤变，瞬间惊雷四起，暴雨倾盆，这是深圳特有的天气。我走在丛林里就像游泳一样，连嘴里都灌满了水，每只鞋足有一斤多重。每走一步都要使上全身的劲。
渐渐地，树林越来越茂密，几乎已无路可走了。我在雨中惊惶地发现自己迷路了。我眯缝着被雨水灌得涩涩的双眼望开去，只见山连着山，林挨着林，密密层层，哪里还找得到路。四周时有小动物倏忽而过，我吓得急忙掏出小刀一阵乱砍，然后警惕地环视四周，生怕被野兽袭击或者掉进狩猎者设下的陷阱里。我时不时地猛然间转身，仿佛身后有很真实的危险，想到自己这种神经质的动作，再想到自己平时温文尔雅的白领做派，竟忍俊不禁嘿嘿地窃笑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涤荡着一种放纵的快感，嘴角牵动的感觉真实地引诱着我，我越笑越爽，越笑越不惧怕，最后我在雨里大笑不止，任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恣意流淌。
突然，一个一身黑亮的东西朝我移过来，我呆呆地，笑声也凝固了，最后我看到了一张隐在雨衣里的男人的脸。他大声问：“我听到笑声，你没事吧?”我张着惊惶的大嘴，半天不能反应。那男人接着说：“你一个人很危险，要上山的话，可以跟着我走!”说完他几乎没做停留就自顾自地走起来。眼看着他越走越远，我慌乱地赶紧尾随着他朝山顶爬去。
下午5点钟，雨过天晴时，我们胜利地爬上了山顶。城市像积木似地堆积在我们的脚下，清澈的空气似能听到大地的低语，蓝天伸手可触。我兴奋得振臂嚎叫呐喊，任凭海风迎面狂突猛撞。我坐到地上脱下鞋子，脚已被泡得白花雪亮，两个大拇趾甲都翘起来渗着鲜血。我把鞋子里的水倒干晾在一边，心里琢磨着天黑之前必须赶下山。
我想起那个带我上山的男人，他静静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古铜色的脸，油渍麻花的牛仔裤，满是泥浆和鲜鱼大开口的旧皮鞋。然而他竟掏出一个精致的银制烟匣，点一支万宝路香烟抽起来。他见我看他，也转头好奇地看了我良久，然后嘿嘿地笑起来，他的笑声氤氲着烟雾和雨后潮湿的空气，清朗而温暖。我想也许是我的样子太狼狈可笑吧!我很释然，反而感觉他亲近了许多，两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原来他也是个自虐的都市暴走客。他给我讲他的故事：他是一家外企的副总，算是那种前街男孩、后街女孩羡慕的“钻石级王老五”。但他很忙，忙到七天飞六个城市。他还有一打女友，他的女友们都像挖土机一样，想把他口袋里的钱挖光。我跟他讲我的故事，讲我像一架赚钱的机器无可奈何地被挤压在城市底层。我不时用手掩一下嘴，担心自己说得太多太急而无法将嘴合上。
天渐渐黑下来，遥远的灯火和星星点缀着如墨的天空。我们开始结伴下山。突然，我一脚踏空，整个人沿着路旁边的崖壁急速滑下去。
我本能地乱抓一气，拉住了几株细小的木本植物，并用脚尖使劲插到石缝里，整个身体终于在滑下一米后停住了。我的心一阵狂跳，以致我不敢相信它竟有这样强劲的动力。我缓过神来，只听那男人在上面已经焦急地叫成一片了!我喘着气回应他：“我还在，我还活着!”我听到他惊喜的声音，然后我看到我的头顶伸出了一只硕大的手，他匍匐在崖壁上，很艰难地把我拉了上去。我一屁股坐到地上，有种死而后生的悲壮。那个男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关切地望着我，他的脸隐在微明的树影里，坚毅真实，伸手可触。此时，我想生活对于我来说太美了，真心关爱的男女、广博的大地森林、明媚的星辰。我闭上眼，深深呼吸。
他拉起我的手，搀扶着我继续赶路，我们一路默契无语。
当我们走到山脚的公路上时，我想那情形肯定不亚于“刑场上的婚礼”，他帮我整整散乱的头发，我帮他拍拍胸前的泥浆，大家都快乐得笑出了声!然后我们就像几米笔下的男女一样，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继续行走。我想有太多的人因固守各自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永远无法相遇，而生活在不同境遇中的我们却因瞬间进发的激情，改变了日复一日的习惯在悠远的郊外相遇了。我们彼此相信，在每一次改变生活方式中都会逢着一个这样神奇而又温馨的惊喜!所以大家都没有留下关于对方的只言片语。
我衣着褴楼、披头散发地在公路上拦到了回深圳市的公车，我的“破败”与那些体面的“都市人”形成明显的对比。我有一种无可名状的解构主义的快感。暴走就像一场猝不及防的风暴，席卷之处虽狼藉一片，但也把生活中失望的不值一提的东西全掳向遥远的大海，还激荡出冰封在心底的浪漫和激情。暴走之后，我没有离开深圳，我依然在这个城市继续找金，但现在我始终记得这次暴走经历带给我的惊喜和勇气，它常常提醒我试着改变一下太熟悉太无奈的生活，去迎接一个神秘的惊喜。
(本文作者：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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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提醒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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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家做更多和个人、国家都有关的大梦，成为一种关注，进而成为一种惯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今天，作为师兄身份来这里，一下车便感到，与老北大的同学比，你们更有优势，有更多脚踏实地的感觉。也许会有一点点受挫感，与理想有不一样的地方。然而，拥有某种心理受挫感的人更易成功。当有些东西暂时得不到时，会有更大的创造力，得到时，却会变得麻木。你们有着渴望的眼神，渴望成长，渴望与外界沟通。今天来这里，我主要想谈谈大学四年里该珍惜及格外重视的是什么。
尽情享受友谊
我想说，大学里最珍贵的，是“友情”，之所以说友情珍贵，因为它随处存在，你可以随时挥霍。比如，你想个性一下、孤独一下，便提了书包去自习室，但你突然想和同学待在一起聊聊天，你可以马上回宿舍。我敢肯定，即使北大，每天晚上也有一些呆在宿舍不去学习的同学，你们可以彻彻底底地聊一晚上或谈我们这个年龄已不大可能涉及的话题。正如舒婷说：“人到中年，友情之树日渐凋零。”我现在已经不能挥霍友情了，因为它很少，有时会有人问我：“白岩松打麻将吗?”“打。”“带钱吗?”“带不多。”这样也许给人留下赌徒的印象，其实完全是为聚会找理由，人大了理由也变了。现在，周末朋友聚会，总不能打电话说：“喂，哥们儿，到我们家来聊聊人生、聊聊理想。”而说：“哥们儿，三缺一。”
我这么说，如果你和宿舍同学关系不好，改善它；如果你和宿舍同学关系很好，强化它。大学的友情，是人群的友情，我不反对大家淡恋爱，当然，得有谈成的可能。大学恋爱，只是二人生活的提前开始，集体友情，却是不可再有的，即使谈恋爱，也不可只沉浸于二人世界。我现在单打独斗，妻子、孩子、老人，人生已走向正轨，友情对我不易，而你们却正在享受它。以后我无法再获得，尤其是团队的。
改变你的眼光
用大学的四年学会变化。刚进校时，你注定是以十六七岁孩子的稚嫩的眼光看世界。当你离开时，你应以专业的眼光看：(1)你应该有可能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人；(2)带着改变自己的愿望；(3)明确知道你在这个社会经纬线上明确的点；(4)带着技能。
那么如何具备社会人士、专业人士的眼光呢？比如说，如果你是新闻系的，就以新闻工作者的眼光看世界；如果你是学法律的，就该以法律人士的眼光看世界，假如与刚进校时差别不大，就有问题了。
你的未来是梦
大学是做梦的最佳时期，但要注意几个问题：(1)自己做梦，别干扰别人，也别打击别人的梦；(2)别梦游，我现在注定不能做化学家的梦了，因为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的梦变得很具体：比如说，谈到爱情时，我的眼前只会浮现我爱人的照片。当然，你有足够的想像力和辨认力，你眼前可能浮现成千上万人的照片，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帅哥靓女。
人生的梦有很多。我现在已不能做流浪世界的梦了：我上有老，下有小。但大学时可以。梦想有多大，成功的可能就有多大。梦想赚一万的人可能赚到一千，而梦想赚十元的人只能赚到五元，差别就这么大。十年后，你们的分野与梦想有关，请把梦做大，梦想当将军的可能混到大校；什么梦想也没有的可能做到少尉就退休了。
以上是有关个人的梦，下面谈谈与国家民族有关的梦。近百年来，每个转折处，都是年轻的孩子先跳出来。他们虽然稚嫩，却唤醒了麻木的中年人。他们不是直接改变历史的人，但他们的热情，带着眼泪、带着呼唤，感动了更多人，那些人在孩子的眼睛里看到“我不应该按既有的惯性继续前行，是应该有一些改变了”之后，真正的改变诞生了。
随着年龄增大，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做有关社会、民族、国家、哲学的梦了。他们也很难这样，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现代社会的男人必须成功，女人似乎也必须成功，男人要挣很多的钱，女人也要挣很多钱。要成为模范的丈夫，模范的儿子，模范的父亲，模范的工作人员，模范的领导，等等等等。所以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人在大学期间读的书等于半辈子读的书，难怪有人说：“我们的畅销书，大都是大学生买的。”你怎能想象忙得连书都不读的人去做国家、民族的梦。我希望大学生多做这样的梦，以督促决策者在压力下理性决策，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前进。我们还须将这四年做梦的惯性形成一个更长的惯性，你关注的时间越长，关注得越理性，心中拥有的知识越多，社会列车就越有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动。当然，有人也会开玩笑：“北大的学生，十年前反腐败，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搞腐败”。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地方。
让我们大家做更多和个人、国家都有关的大梦，成为一种关注，进而成为一种惯性，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本文作者：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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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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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哥哥从家里去广州做工，特地到学校来看我。
哥只大我一岁，他很喜欢画漫画。高三那年，他没考上美术学院。眼看着我也要上高三，弟升高一，哥对妈说：“弟妹读书要很多钱，我不读了，我去广东打工吧。”钱啊，妈也没办法。哥这一去到如今，5年了，他用每个月刷油漆、做木雕的1000块钱供着我和弟弟读书。
哥站在我面前，笑着说：“大学生，带我去你们课堂上听听，看你们都学些什么东西。”
这节是古诗创作与鉴赏课，同学们一如既往地聊天、睡觉、看小说。哥哥惊奇地问我：“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这样上课的呀?也太浪费家里的钱了吧?”他无奈地摇摇头，认真听起课来。
“孔夫子”老师大声说道：“虽说古诗的形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时代趋势了，啊，可是能写出好句子、能品出好诗的神韵，可不是三脚猫的文学修养可以办得到的啊!来来来，今天谁能对出我的下句，我就违反教学纪律——提前下课!”
教室里顿时轰叫起来。“孔夫子”大叫：“乾坤容我静——”
大家安静了一秒，又吵闹起来。哥哥很兴奋，然后好一会儿没做声，眨眨眼睛，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推推我说：“阿妹，你试试这一句。”
我一看，立刻举起了手。“孔夫子”眼睛一亮，指着我：“想必是位才女，念来听听!”同学们都笑着叫道：“才女，提前下课就靠你啦!”我却使劲推哥哥，小声催他站起来念。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俩。哥哥涨红了脸，只好站起来大声说：“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全堂哗然!大家忽然鼓起掌来，夫子眼睛大放光彩：“难得，难得!才思敏捷，对仗工整，意境高超，实在难得!你叫什么名字?把学号报上来，我要给你加分！”
课堂上一阵哄笑，“他是中央派来的听课嘉宾!”“孔夫子”连连称道：“那更是难得！”
哥哥激动地坐下来，我知道，他很开心。
下一节课，我们到多媒体教室去上外国文学史。哥哥看着墙上的电脑投影画面，很羡慕地说：“你们可真幸福，能享受这么现代的教学，怪不得学费这么贵!”
我还带哥哥去上网，看我们学院的“容谷”网站，打开漫画频道让他看学生的作品，鸟山鸣风格的有，北条司风格的也有，还有蔡志忠的。哥哥仔细看完后，扭过头很认真地跟我说：“阿妹，要是我像你们一样有空，我绝对比他们都画得好，你信吧?”“那当然!”
哥哥的神情却黯淡了下来：“我要是能上美术学院，现在或许已小有成就了。”我鼻子一酸：“哥，以后你把你画的画寄过来，我帮你传到网上去，让别人也看到你的作品，还可以投稿呢。”哥哥长呼了一口气，伸出手来给我看：“这么久雕木头、刷油漆，我的手指都硬了，拿笔的感觉没以前灵敏了。”他又笑起来，“不过一有空，我还会画的。”
晚上我送哥哥去车站搭汽车，车快开时，哥哥忽然从又臭又闷的车厢里探出身子来，叫我到面前来小声说道：“阿妹，你可别随便像别的同学一样跟人同居啊，免得被男人骗，知道吗?还有啊，认真听点课，挺好听的，别浪费钱。行了，你回去吧。”
我站在车窗边抽着鼻子，不争气地流着眼泪。长大以后，我还没在哥哥面前哭过。我看着车子走了，我知道哥哥回去后，就像许多年少出门打工的人们一样，常常只靠成龙、周星驰的影片来获取短暂畅快的笑声。电影结束后，明天的劳苦又在等待着他们，冷酷而沉默。
(本文作者：邓必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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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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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
不玩深沉
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260多个皇帝，还有260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
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侯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于是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50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因此，我将自勉，不犹豫不退缩地这样一路做下去就是。
(本文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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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安顿的“绝对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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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写隐私的人成了最没隐私的人
《绝对隐私》面世不久，安顿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甚至影响到同事的工作，她不得不拔下电话。在这个“名人难见”的时代，安顿做了一件让圈内圈外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她在北京某大报刊上赫然公布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寻呼、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为了让我的志愿受访者能够找到我。”她说。写“隐私”的人反而成了最没有隐私的人。各种传闻不绝于耳，有说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所以她需要靠这样一些故事的写作来求得心理平衡，在《绝对隐私》首发式上，第—个发问者就毫不拐弯儿地提出：“安顿，说说你自己的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当下会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热烈的掌声。安顿说，当时的心情真是从容而不轻松，因为丈夫就在听众席中。
安顿自己说她的婚姻是“非常态”的，并且就因为她认准了这“非常态”的婚姻里就有她引为幸福的爱情，她为此甘愿付出，忍受许多。踏上红地毯的路说长似乎不长，她和丈夫陈菽相爱，奇异而又自然。相识第四天，爱已到论及婚嫁。而一向对女儿把握极准的母亲，为安顿好难过：“为什么我那年轻姣好的女儿不能体会到应当属于她的两人世界?为什么选择一走进婚姻就给一个6岁的男孩做后妈?”安顿一句话，母亲让她嫁了：“他是我这一生该等的人，不让我去我会很遗憾。”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相守，安顿付出很多。丈夫此前那次失败的婚姻对他的自信心和对于婚姻爱情家庭的信心都有很大打击，这使得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常常要触及些安顿现在想来都非常沉重的话题。他曾反复地问年轻的安顿关于家庭、婚姻、责任感等等的看法，试探着寻找对于未来的信心。安顿从那时起就已经知道自己在这份爱情中担当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有那么多的阻力要跨越，她的家庭，他的心情，孩子、前妻、父母……然而作出嫁给陈菽的决定时，她没有想太多，像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准备好要为这份感情去付出，去努力，似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怎么去做。结婚近五年了，安顿的感觉是自己学会了在婚姻中怎么去启发一个人对于爱的信心和责任感……
婚姻生活中，安顿的付出很具体，比如：在《北京青年报》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承担起全部家务；无论丈夫从公婆家回来多晚，一定坚持等他回来一起吃迟至午夜的“晚饭”，饿了就先吃块饼干；给年幼的陈涵冰又做姐姐又当妈，同他滚在地毯上踢球，出席他的家长会，结识他的小朋友，听他讲对爸爸也要保密的心事；有的时候，涵冰受欺负，她挺身“护驹”，涵冰闯祸，她又十分尴尬地带他登门道歉……爱情，在生活的面前，变得无比具体而琐碎，然而安顿仍然保持那初婚时的笑容和发自心底的快乐。丈夫受过伤害，安顿又把他的世界补充完整了。
谁安顿了安顿
丈夫陈菽出身于一个有着家学渊源的家庭，身在商界，但不乏人文素养，这为他们的交流锦上添花，但也意味着年轻女孩顿在走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并尝试为老人们接受的努力中，要遇到比平民百姓家更甚的困难。老人有他们的考虑和忧虑，于是有了安顿那一个个关于等待的辛酸的故事……
五年后的今天，事情有了它们相对成型的样子，安顿感到自己已经很好地努力过了，因此挺满意。她相信自己得到的是最好的爱。
人们惊讶29岁的安顿和她10岁的儿子之间似母子，又似姐弟，然而许多时候更似朋友的关系，更为小涵冰从后母这里得到的温情而感动。儿子大叫着带球在前面跑，安顿笑着在后面追；为了抢一个球，两人在房间地板上滚作一团，难怪“大大”连连摇头，“你阿姨不是像小孩，是太像小孩了。”
说起儿子，安顿没有疲倦的时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母亲”，尤其一结婚就给已经6岁的男孩做母亲。起初那份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十分戒备我”。然而心是肉长的，童心又最“无欺”，小涵冰开始发现，这个总是能够跟他玩到一起的阿姨，这个不会轻易对他说“不”的阿姨，渐渐成了他的小秘密的惟一听众，她知道自己幼儿园里小朋友和小学校里同学的名字，她成了家里惟一自己可以随便“欺负”的人……涵冰开始相信，这个对爸爸那么好的阿姨，完全有可能对“爸爸”的儿子也一样好。
孩子的逻辑无比简单，于是行动也无比直接和纯粹。现在他是扎扎实实把安顿当作自己可依赖并为之骄傲的人。安顿出书了，涵冰在好朋友面前掩不住心底的自豪；带他去商店，有读者认出又有些犹疑时，他人声对人介绍：“是的，安顿就是她。”去大连采访，为读者签名，他要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妈妈旁边，还对读者逗乐：“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用。”而对安顿来说，再忙，也不会忘了为儿子的小储蓄罐里投下换来的钢崩儿。儿子平时住奶奶家，两周来度一次周末，那么周四周五她就要和丈夫紧锣密鼓地张罗安排这个周末的计划。几年了，北京的好地方儿子都去过，几乎都是安顿带着他去的……
问安顿想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她立即地回答：“想，但不是现在。”
她曾对涵冰一本正经地谈过这个问题。一次游园走过石雕小白兔，她问儿子：“阿姨将来给你生一个属兔儿的小妹妹，好不好？”涵冰想了想，“叔叔(陈菽的弟弟)也属兔……”十分慷慨地，他拉起安顿的手回到小兔儿旁边：“那么我们在这里照张相吧！”安顿十分感动，并因此确‘信心，那个“小兔儿妹妹”的出世不会影响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这张照片也从此让她倍加珍惜，同事们也都知道安顿是多么得意她的这个儿子，天天把涵冰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美滋滋的。
当初起安顿这个笔名的时候是她开办“口述实录”之初，同事打趣这个爱笑的女孩儿居然在从事这样沉重的“替别人开解不幸”压力的工作，笑她“连自己都安顿不了，还要去安顿别人”，她索性从中取了调侃，来做了自己的名儿，倒也符合安顿的脾气。
又有“市场火眼”曾经看好安顿和爱人之间很有些特别的感情故事，邀安顿的丈夫写书，书是没写，但私下里丈夫笑语“如果写，书名就叫《我安顿了安顿》”，两人都觉妙极，大笑此名道出了安顿的“不安顿”。
(本文作者：吴荣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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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去心灵的“唱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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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师范毕业那年，我因为各科成绩不错，班主任向学校推荐保送我去师专深造。遗憾的是，节骨眼上仅有的两个名额被另外两个有背景的人夺去了。而手执分配单到县教育局注册时，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有关领导置学校指定分配的一所城郊小学于不顾，硬是把我塞进一所山旮旯学校。令人气愤的是，另外两位分配到乡村学校的同学却堂而皇之地进了那所城郊学校。
我一个既无背景且一穷二白的农家子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顶了我的位置，病恹恹地夹着行李来到那所山村小学。
校长是位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民师转正后不久，脸上洋溢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气。他大老远地看见我来了，迈着大步迎了上来，朗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可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看来今年我们学校有希望在全乡排名靠前了。”领我同其他老师见过面后，他把我安顿在一间光线不错的房间里。我推开窗户，一棵小叶杨迎风而立，似乎在等我和它相依相伴。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单调。尽管校长在每周的例会上都要大谈特谈学校的前景，尽管众教师摩拳擦掌并且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心里并不把这当回事。我压根儿不想和他们抢时间争名次。我变得异常懒散，备课敷衍了事，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后不是捧本杂志听音乐，就是关门闭窗蒙头大睡。休息日我也不屑和其他老师交流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迷上了玩气枪，特意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从城里买回一把气枪，一有空闲便带着枪到山上或河边游逛。几个月下来，鸟没打着几只，一颗失意的心却被击得千疮百孔。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所教科目的成绩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二。校长跟我谈话的口气不那么热情了，甚至我从村口小卖部买完东西离开后都能感觉到背后一束束异样的目光。
当时，近乎麻木的我开始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我请求校长向上边反映把我调走。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我激他说，就说你讨厌我不要我总可以吧?谁知他不吃这一套，而是推心置腹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说：“你的分配情况我都知道了，但人生在世谁没不顺心的时候?我那年差点连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样吧，这个学期，我们准备购买一套音响设备，你兼放广播，少上几节课，多看些书充实充实自己，以后有机会多留个心眼再图发展。”
一套在当时还算高档的音响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在山村露面了。调试、放磁带、录音扩音，都很顺利。放唱片时唱片在转，唱针也放上去了，却怎么也不出声儿。反复几次，都是如此。一屋子的人没见过这种带唱机的录音机，你按一下，他捏一下，最后都把目光投到我这个“文化最高的人”身上。我这人平时眼高手低的，刚才已经很没面子了，便想找说明书看一下。不巧的是说明书又不知放哪儿去了。我心里开始发怵，又不愿当众现丑，便对大家说：“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再调试调试。”可大伙正在兴头上，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从外面挤进一个中年人，我认出是村里经常外出揽活的王木匠。他仔细看了一下唱片的转动情况后，很快找出了问题。他把唱针上那个薄薄的塑料套子摘去后再放到唱片上去，唱片立即发出一阵悦耳的乐声。王木匠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丢下一句“都是外行”后兀自离去。我像是当众被人猛抽了一个耳光，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恨不得在地上找个裂缝钻下去。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这次不仅仅因为王木匠的举手之劳使我当众丢了丑，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一年来的迷惘和消沉感到万分愧疚。我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一只笨拙的驼鸟罢了。我想起了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它(驼鸟)认为跑得很快，却没有很好的自卫手段。当情况紧急再也跑不脱时，便把头钻进沙堆，自以为很安全，其实已是苟延残喘了。”看来，我的这种驼鸟心态非改不可了。
第二天，我主动要求校长不要减我的课，并兼任校广播员工作。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一只步履蹒跚、自以为是的驼鸟。
我把气枪藏了起来。更多的时候，我出现在学生的课桌旁，端坐在深夜的台灯下。第二年，我所教的班级成绩在全乡统考中名列第二。此后一年，我拿下了中文大专的自学考试文凭。调入一所中学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并潜心写作，在教学受到老师和学生好评之余，我终于凭着近百篇报刊作品跻身县委宣传部。
几年来，我从一只自甘沉沦的“驼鸟”变成一只勤奋的“叫天子”，无不得益于那个薄薄的唱针套。是的，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本文作者：詹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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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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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19B3年，伯森汉姆徒手攀登，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在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同时，也赢得“蜘蛛人”的称号。
美国恐高症康复联席会得知这一消息，致电“蜘蛛人”汉姆，打算聘请他做康复协会的心理顾问，因为在美国有八万多人患有恐高症，他们被这种疾病困扰着，有的甚至不敢站在一把椅子上换一只灯泡。
伯森汉姆接到聘书，打电话给联席会主席诺曼斯，让他查一查第1042号会员。这位会员很快被查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伯森汉姆。原来他们要聘做顾问的这位“蜘蛛人”，本身就是一位恐高症患者。
诺曼斯对此大为惊讶。一个站在一楼阳台上都心跳加快的人，竟然能徒手攀上四百多米高的大楼，这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伯森汉姆。
诺曼斯来到费城郊外的伯森住所。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庆祝会，十几名记者正围着一位老太太拍照采访。原来伯森汉姆94岁的曾祖母听说汉姆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特意从一百公里外的葛拉斯堡罗徒步赶来，她想以这一行动，为汉姆的纪录添彩。谁知这一异想天开的想法，无意间竟创造了一个耄耋老人徒步百里的世界纪录。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问她，当你打算徒步而来的时候，你是否因年龄关系而动摇过?老太太精神矍铄，说，小伙子，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恐高症康复联席会主席诺曼斯站在一旁，一下明白了伯森汉姆登上帝国大厦的奥秘，原来他有向上攀登一步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奇迹的人，凭借的都不是最初的那点勇气，但是只要把最初那点微不足道的勇气保留到底，任句人都会创造奇迹。
(本文作者：刘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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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快乐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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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每年出国时间超过200天，呆在国内时，视察各地的业务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内人和孩子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常常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我很忙碌，但我太热爱工作了，有人说我是工作着魔的工作狂，而我并不在意。我坚信倾注全力投入是成功的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全力以赴的人会失败。
一般人难以了解为什么我宁可变成工作的奴隶，也不愿意调节工作和休闲，让生活多些乐趣。但是，这种思考模式来自那些从未真正品尝过工作乐趣的人，来自那些从未目睹全神贯注工作者散发出“美”的人，更来自那些未曾体验过成就和满足感带来的狂喜的人。
我认为那些着迷于五光十色，却只把工作当成谋生工具的人很可悲。想到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原本应该充满远大的梦想、蓬勃的精力和上进心，竟然觉得工作令人厌烦，实在令我难过。当你不从成就、满足感、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思考工作的意义、乐趣和努力，光考虑金钱报酬，这对工作伦理是莫大的伤害。工作是极珍贵的，绝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评估。工作就像念书，你必须勤奋用功到有人说你已经读得过度了。你是否注视过专心一致念书的学生眼中闪耀的光芒?
碰到别人询问我的嗜好，常让我一阵困窘，因为我想不出一项特别的嗜好，尤其当嗜好是指某件费时间的消遣。虽然也偶尔下下围棋，但却不能称作嗜好，这对真正的围棋高手是种侮辱，他们可不把下棋当作排遣光阴的玩意儿。我也没打过高尔夫球、没上过戏院或听过音乐会。若真要追根究底，做什么事能让我得到莫大乐趣，答案还是工作。我没有强迫自己工作过，也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做过。如果“嗜好”的定义是带来愉悦和满足的活动，我的嗜好就是工作。
假若一个生意人把工作当嗜好乐在其中，事业必定蒸蒸日上，大展鸿图。同样的，一个能够享受读书乐趣的学生，学业成绩和表现都会进步。如果你不相信，何不试试看呢?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在创业之前7年，在远亲开的一家公司上班。虽然有亲戚关系，我也只是领薪水的员工，却卖力得仿佛是公司老板。不用等别人吩咐，我总是自动自发去找额外工作来忙，上班从不迟到，一天假也不休。由于成就带来的快乐不可言喻；至今我仍毫不懈怠。
偶尔，和陌生人交涉新案子会令我不太自在。我想象当运动员面对着考验自我能力的重大挑战，必然产生类似的紧张情绪。但是，愈艰巨的挑战、愈庞大的案子，我的心志愈集中、兴趣愈高昂。例如，谈判志在必得的合约时，若能洞悉对方底线而不致落入陷阱，最后双方达成圆满协议握手言欢，我总觉得全身爆发出一股新生的能量。
(本文作者：金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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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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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乡下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有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铁生，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副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铁生，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铁生，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铁生，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轰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
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铁生，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文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情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情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我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颤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你以卓绝的勇气向这些不能言说的困惑发起冲击，使C成为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的探索者。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读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作品总是撕扯人们的灵魂。其实，你也是。因此，你的很多作品我也不敢再读第二遍，比如《秋天的怀念》，《命若琴弦》……纯粹的凄美让我心中一片怅然，总想去一片寂静的山野，独自哭泣。
写作是残疾作家的翅膀，我们在飞，时间在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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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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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儿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依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彻地感受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的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凸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铁生，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过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着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述说这一切时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铁生，我不知道那会儿你是否看见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天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黏，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有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跟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铁生，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你说你去了美国。我说去美国路真远，我不知道怎样度过十几个飞行小时，所以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去。你教我去美国时在哪座城市转机休息，还有在飞机上怎样休息。你说海迪你一定去美国看看，你应该快点儿去。我说我会去的。这世界吸引我的地方很多，不过，铁生，你知道，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美国而是古巴。很多年前我就向往古巴。小时候我在一支歌里知道那儿有美丽的哈瓦那，还有一位大胡子领袖卡斯特罗。在武汉我的叔叔还背我上街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呢。一次我往稀饭里放糖，妈妈说我吃的是古巴糖。我问古巴在哪?古巴远吗?我妈妈说很远，你想象不出有多远。我那时向往很远的地方，因为古巴糖。
好多年过去了，我不再向往古巴糖，但我依然向往古巴。那是因为我读了《老人与海》。我读的是一本被人翻得皱巴巴的英文小说，当时在小小的县城里那本英文小说对我是多么珍贵啊。我试着翻译它，用我仅有的一本英汉小词典。在阅读翻译中，我被迷住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翻译的段落，我喜欢那些海上搏斗的描写，更为老桑地亚哥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感动：过去，他曾证明过一千次，但落空了，现在，他又去证明。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开端……我甚至在睡梦里都看见那片海上有一面千疮百孔的帆，它看上去就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其实人生可能很少有胜利的归航。起航时他也许正值豆蔻年华，意气风发，在人们渴望和艳羡交织的目光中怀着豪情和梦幻，去探寻理想的王国。沧海茫茫，迎接他的是永无止息的挑战，直至海风吹皱了他青春的面容，浪涛扑灭了他青春的火焰，冰霜染白了他的两鬓，他形容枯槁，嗓音苍老而沙哑，目光浑浊而凝滞，只有他那颗饱经磨砺的心还在不屈地跳动……在平庸的人看来，他也许一无所获，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以此为自豪——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铁生，我想我很快就会去美国，总有一天我也会去古巴的。
天上，白色的鸟，甚至雨中也在飞翔。
这是你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它久久地感动着我……
(本文作者：张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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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和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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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信箱里都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到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苹苹地一翻，随手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要想把这些东西部看过来，一天到晚就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那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及时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能让人对书生出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得读过，自己千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敢讲这样的大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粗读细读反正都要读一读，自信对当前的丈坛动态有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书滥了；丈字多了，文字的污染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人类的知识每隔几年就要增加一倍，人脑怎么、跟得上外界知识的爆炸?只能吞进对自己有用的和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书毕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东西，式样万千，所表达的人生经历、情感信息更是五花八门，可随身携带，可放于桌边，可置于床头，何等方便。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好书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总的说来，我对书的前途并不悲观。
(本文作者：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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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赵浩生谈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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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
我的家十分“国际化”——我是中国人，夫人是日本人，我们的家却定居在美国的麦迪逊市；女儿在纽约大学教书，她的小家自然也建在纽约；儿子在泰国，找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给我生了个孙子是泰国籍……看看，我这个家像不像个小联合国?
家这种地方，年轻的时候想离开，上了岁数又想回来。我已经到了想回家的年纪，飞走的儿女们还处在建立和完善自己小家的阶段，这其中的滋味，除了我这个“一家之主”，别人穷尽其想象力也无法体会……
我在麦迪逊有一所不错的大房子，要讲舒服是够舒服的，但太舒服了就写不出东西来。舒服而又不干事，最可怕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孤独!那股劲如百虫咬心，正如陶渊明《归去来辞》所言：“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做一套柔软体操，然后吃早饭。饭后夫人去上班，我到门外的邮筒拿报刊，读一个小时，又开始活动，绕着房子周围的车道走20圈，总计有1公里。休息一会儿吃午饭，很简单地在夫人留下的菜里放上点米饭力口热，吃过饭午睡，醒了再去开邮筒，下午中文报刊就来了，读完了就等着夫人下班回来。亲人团聚才是家，否则就只是一栋空房子，再大再舒服也不能算是家。我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片竹子，长得很好，当寂寞难挨时就对着竹子说话、吟诗。再难受了就唱，我喜欢京剧。但唱戏的都有个毛病，旁边有琴师，面前有听众，才会有激情，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一片竹子，干嚎上几句就没有情绪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没事不会出去串门吗?在美国串门是罪恶，大家都很忙有时间让你浪费。订一次约会要提前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提前约定好不能出去乱串。我们要到纽约看女儿，还要提前申请，女儿却经常说很忙。
我门常打电话询问女儿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但她常说要保密，譬如那本畅销书的收入是多少她就始终不说。地道的中国家庭，有人伦的联系，也有经济的联系，子女不会向父母保密，父母也不会瞒着子女。我们一个是正统的中国父亲，一个是正统的日本母亲，又不能经常见到女儿，似乎无法表达压在心里的亲情。
当初我们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决定让他们享受中国式的亲情，接受最优良的美国教育，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女儿和儿子的中学同学里有肯尼迪的儿子、布什的儿子，罗斯福家族的子弟也都上那个学校。暑假送孩子到贵族夏令营，寒假到欧洲旅游……
他们果然都彻底美国化了，自信心强，干得也都很成功。儿子拿到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后，应聘到美国最好的工商业顾问公司任职，几年后被派往泰国。事业成功的儿女忙于自己的事业，有这样成功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说也是成功的，可惜到老年却要享受这成功所带来的孤独。家不光是住人的地方，更是心的居所，是亲情扎根繁衍的地方。
我只要熬过白天，等夫人一回到家就好了，我们两个有说不完的话，这大概跟我们职业的有关。我当了一辈子的记者，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夫人一生都在教书，每天都要说话，养成了习惯不说不行。我讲我的梦，讲白天的所思所想；她讲她的家务，讲学校见闻，话题永远扯不完。我们交谈既不用日文，也不用中文，而是用第三者的语言——英文。
有的周末，如果是跟女儿约好了，我们就乘火车去纽约，跟女儿一块好好地吃顿饭。儿女们没空回来看我们，我们就去看他们，也一样算是回家。因为回家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房子，而是看人。
总之是要自得其乐，要有事干。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这不是有病吗?我就在自己的家里还想哪个家呢?想大陆的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到这时候才理解当年老舍和林语堂的心境——老舍是在大陆刚一解放的时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他的《骆驼祥子》已经译成英文，手里有一笔美元，有人劝他看一看、等一等再说，他说：“等不了啦，太寂寞了!”林语堂也一样，当时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吾土吾民》，经济条件很充裕，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还有一栋很好的房子，可就是想回家——在海外早就成了名成了家的人，却还是叫漂泊，叫游子，喜欢把回国说成是回家。他请我写一篇能表达这种思乡之情的访问记，我问他：“你住得这么舒服，向窗外一看，是五光十色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多漂亮。”他说：“我希望从窗子里向外一看，是绿树红墙。”闻一多有一句诗，“家乡是个贼，能偷去你的心。”“家”应该跟“乡”连在一块，两者分开来就容易像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所感叹的：“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自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并通过我的笔向海外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相，此后我便依次接触国家领导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开始每年回国三四趟，每趟回来都要住上一两个月。在老家呆长了老不回美国的家也不行，回去呆上两个月又想中国的家了，便又飞回来……长年处在思念之中，也长年处在回家的快乐之中。一个人只有回家才会有家，旅程的尽头就是家。有家不回等于没有家，永远都是一个浪子。老在旅程上，就没有安定感。有人说我把钱都送给航空公司了，这回家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但，我和我的夫人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来回跑，我肯定会发疯。因此我们觉得，没有比这些钱花得更值得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