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中学以后，母亲对我的自主权更加尊重。记得那是中学一年级的夏天，有一天我对母亲说：
“我想在暑假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青森。”
这是我第一次用意志的口吻向母亲说话。对于我的这一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我猜想，母亲听了我的话，肯定会说“和朋友一起，危险啊”、“大人不去，能行吗？”之类的劝阻的话，没想到母亲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啊，是吗?什么时候出发?几天?”
我如坠五里雾中；“哎……同意了?为什么?”
“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家，离家多长时间，我们也好安排我们的旅游的事啊。”
就这样，8月中旬我和朋友去了青森，父母在送走我们的第二天就去了香港。
一般情况下，为人父母往往过于呵护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我的父母却不这样，不但敢于放任儿子离家，而且还趁此机会外出旅游，好像巴不得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儿子当成残疾人。
这样最好!
过于呵护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觉得他“可怜”。如果父母先有这种想法，时时处处小心翼翼，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可怜”的意念传染给孩子，孩子也就会自以为“可怜”，那么他就不可能勇敢地迈上今后的人生之路。
我在父母的养育下，自四五岁懂事起一直到快二十岁，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因此也就从未因自己的残疾而苦恼过。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听父母说过要我正视现实、克服残疾之类安慰、鼓励的话，也许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慰或鼓励对于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认为，之所以对我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说这类话。
常常听人们说“残疾能塑造人的个性”，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至少我不敢当。我小的时候是把我的残疾当成一种“特长”，现在我又认为我的残疾是我的身体的一个“特征”。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只要把残疾当成自己身体的特征，你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
使我获得这一教益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感谢他们；他们养育我直到现在，我感谢他们。
(本文作者：（日）乙武洋匡)
------------
笑容是这样练成的
------------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威廉怀拉是美国推销寿险的顶尖高手，年收入高达百万美元。他的秘诀就在于拥有一张令顾客无法抗拒的笑脸。那张迷人的笑脸并不是天生的，是长期苦练出来的。
威廉原来是全美家喻户晓的职业棒球明星，到了40岁因体力日衰而被迫退休，尔后去应征保险公司推销员。
他自以为靠他的知名度理应被录取，没想到竟被拒绝。人事经理对他说：“保险公司推销员必须有一张迷人的笑脸，而你却没有。”
听了经理的话，威廉没有气馁，立志苦练笑脸。他每天在家里放声大笑百次，邻居都以为他因失业而发神经了。为避免误解，他干脆躲在厕所里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他去见经理。可经理说：“还是不行。”
威廉不泄气，仍旧继续苦练，他搜集了许多公众人物迷人的笑脸照片，贴满屋子，以便随时观摩。
他还买了一面与身体同高的大镜子摆在厕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隔了一阵子，他又去见经理，经理冷淡地说：“好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够吸引人。”
威廉不认输，回去加紧练习。有一天，他散步时碰到社区的管理员，很自然地笑了笑，跟管理员打招呼，管理员对他说：“怀拉先生，你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句话使他信心大增，立刻又跑去见经理，经理对他说：“是有点味道了，不过那仍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威廉不死心。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有志者事竟成，威廉苦练笑容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个不会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人生的美妙。
把自己卖出去
一切只能靠自己
王红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9届的学生，在今天的大气候下，人大新闻系学生仍然走俏市场，王红梅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她从大二开始便瞄上了这家全国有名的大报社了。
读中文学新闻的学生都认为进报社当编辑做记者是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这种一提名字文化人都知道的大报社，发行量大，品位高，经济效益也自然不差。就是凭一个记者证那种潇洒的劲儿也足够让人羡慕的，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啊!
报社有名而且报酬不低，其门槛也就自然不低。在这个“自由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中，择业讲究的是有真实本事。而作为新闻专业的红梅，也自然知道求职应该要有哪些硬件：专业成绩不俗自不用说，最好是拿下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至少也会操作，这是当今时髦。更加重要的是，要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最好有点“大部头”著作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大家都盯着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呢。
红梅一无背景，二无关系，更糟糕的是她的文笔一直很普通。到大三了，只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自己都嫌拿不出手，更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也正因为这样，红梅一直把这个想进大报社的念头压在心底，从未对他人谈起过，恐怕被他人耻笑。每每大家谈到将来工作的事情，她就采取低调态度，说随便找家什么单位平凡过一生得了。事实上，她并不是这么想的，她是个极要强的女孩，并不甘心低人一等，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那家大报社的记者。因此，她在学习期间努力练笔，多方投稿，争取取得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王红梅事后对我谈起这些事，很谦虚地说：“当时的情况，我在班上算丑小鸭一类，并不被大家看好。”
爱屋及乌，从大二开始，王红梅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起那份报纸来，并不断地向这家报社投稿，争取多积累战绩，到时成为向这家报社求职的敲门砖。到了大三时，班上的同学纷纷出击，物色单位了，红梅仍然不为所动，密切关注动态，希望找到什么突破口，最好是找到机会去这家单位实习，而按惯例，这家报社很少来要人实习。因此，必须自己来创造机会，实现第一步目标。
机会终于来了。1998年元旦期间，这家报社的副刊搞了个征文比赛，面向社会各界征稿并将评奖和颁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红梅立刻根据其要求，到图书馆查资料并开始动笔写草稿，写完第一稿后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又重新写了一遍，让班上同学看，让他们提意见，大家说写得不错。她仍然不放心，又把这篇稿子送给专业写作老师看，并很真诚地和老师谈了这篇稿子的重要性，希望老师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争取拿个奖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完善，最后认为差不多了，才把这篇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好，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
等待是漫长的，更何况这种决定个人前途的等待。过了两个月，获奖情况终于在报上登出来了，老天不负有心人，王红梅的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并将出席颁奖大会。
颁奖活动上，王红梅装扮得极为得体、活泼，让人一看有种极清纯的印象，充分展示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并且言谈举止表现出色，当场给报社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介绍给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回到学校不久，红梅就给报纸副刊编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言辞真诚的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这家报社实习。正因为有了征文获奖、以及颁奖活动上的出色表现，报社负责人对她极为赏识，答应让她来报社实习。得到这个消息，王红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成功了，这是她求职生涯中一次成功的“诺曼底登陆”。
王红梅当然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来之不易，能否进入这家报社也就在此一举了。所以，她把一切都押在实习上。在这三个月里，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匆匆洗漱完毕，就开始乘车向报社出发。换两次车到达报社，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红梅提前进入办公室，把地拖干净，把开水打好放在桌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每张桌上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把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有时还买来鲜花插在窗台上的花瓶里。也许这办公室里已许久没有这样焕然一新了，当她第一次把这一切干好后，来上班的办公室人员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当知道这一切是这个实习的小姑娘干的之后，当然免不了一番夸奖，王红梅也自然因此而获得了一笔无形资产。实习期间，虽然业务是一片陌生，但她仍全心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既要跑新闻想选题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又要融洽关系。三个月下来，红梅整整瘦了5斤，但是也正是这三个月的实习，为她进入这家报社工作赢得了入场券。
当王红梅如愿以偿地和报社签下协议时。她甜甜地笑了，笑得舒畅了。消息传出，立刻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不明详情的人还以为王红梅可能有很硬的后台，走了一条捷径。当我问她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猜测时，她十分感慨地说了这一番话：“别人怎么看，这无所谓，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我奋斗得来的。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出身农村、没有社会关系可依靠的年轻人来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句歌词说得好：‘不要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她显得很平静。我相信，今后的人生之路，在她脚下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赵叶飞)
------------
杨振宁为谁流泪
------------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是谁创造了奇迹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已经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头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含着友善的微笑打量着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道老者是浙江人。庚于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尤。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里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宜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爆的就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处于兴奋之中的杨振宁都在默默哼唱着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奇迹?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会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为奇的。而中国呢，仅凭本国的科学家和并不强大的国力，怎么能造出原子弹?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可知，只有问邓稼先了。据多家报刊披露，邓稼先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从1949年，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与他一别就是15年！
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香古色的仿膳设宴招待回国访问的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老友见面，亲切万分，一阵阵笑声中，大家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圆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上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直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待呀!”
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Hinton——中文名寒春，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他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七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阴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无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根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
市革委会的领导人有分寸的热情、措辞准确的欢迎词，包括鼓掌与微笑的时机，都让杨振宁感觉到那是在演戏。
他想起在北京周总理宴请时，气氛多么热烈多么亲切。席间，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如，让杨振宁充分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
而此刻，在黄浦江畔，面对满桌的佳肴，他却缺乏胃口。
一位秘书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开文件夹：“杨振宁博士，这是你的信。”
信封上是他熟悉的字：
请交：
杨振宁博士
邓托
是稼先的信!稼先赶在我回美国之前托人专门送来此信，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杨振宁立即把信拆开，信很短，却有一行字挟着惊雷闪电：
我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仿佛稼先就在身旁亲切耳语，口气非常坚定、自信。杨振宁完全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也听不到主人在说些什么，只觉得胸臆间有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在翻腾，远比七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他带来的震撼强烈得多。现已证实：不管是“苏联帮助”还是“美国寒春帮助”都不存在了!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对不起，我要去洗手间。”杨振宁慌忙离席。
走进洗手间，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双眼发红，泪流满面。什么时候像这样流过泪?是15岁，在长江上看见日机轰炸后岸上火光冲天的城镇；是劫后余生在龙院村，母亲深夜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衫；是当年告别故土，突然发觉父亲华发早生?是在纽约的夜行列车，从老华侨脸上读到了百年屈辱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童年的歌又在耳畔回响。当年，父亲教他唱这首歌时，中国的天空和大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父亲说他出生那年——1896年，中国刚签了《马关条约》。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占了广州湾，英国又进一步占了威海卫与香港新界……父亲悲愤不已：“宁儿，中国的天空，不属于中国呵!”他分明看见父亲眼中充满泪水。
此刻，他双手捂着脸，尽量使自己不要哭出声来。泪水汹涌着，从指缝间溢出，两代人的屈辱瞬间被荡尽了。他仿佛听见了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中国，用震天撼地的音响宣布：中国的天空，永远属于中国!
稼先，我为你骄傲!中华民族，我为你自豪!
(本文作者：覃白)
------------
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
------------
他说，信念值多少钱?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然而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
罗杰罗尔斯是纽约第五十三任州长，也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他出生在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是偷渡者和流浪汉的聚集地。在这儿出生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逃学、打架、偷窃甚至吸毒，长大后很少有人获得较体面的职业。然而，罗杰罗尔斯是个例外，他不仅考入了大学，而且成了州长。
在就职的记者招待会上，到会的记者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什么把你推向州长宝座的?面对三百多名记者，罗尔斯对自己的奋斗史只字未提，他仅说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皮尔保罗。后来人们才知道，皮尔保罗。是他小学的一位校长。
1961年，皮尔保罗被聘为诺必塔小学的董事兼校长。当地正值美国嬉皮士流行的时代。他走进大沙头诺必塔小学的时候，发现这儿的穷孩子比“迷惘的一代”还要无所事事，他们不与老师合作。他们旷课、斗欧，甚至砸烂教室的黑板。皮尔保罗想了很多办法来引导他们，可是没有一个是有效的。后来他发现这些孩子都很迷信。于是在他上课的时候就多了一项内容——给学生看手相。凡经他看过手相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是州长、议员或富翁的。
当罗尔斯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皮尔保罗说，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是纽约州的州长。当时，罗尔斯大吃一惊，因为长这么大，只有他姐姐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这一次，皮尔保罗先生竟说他可以成为纽约州的州长，着实出乎他的意料。他记下了这句话，并且相信了它。
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像一面旗帜。他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他说话时也不再夹杂污言秽语，他开始挺直腰杆走路，他成了班主席。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五十一岁那年，他真的成了州长。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信念值多少钱?信念是不值钱的，它有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欺骗，然而你一旦坚持下去，它就会迅速升值。
在这个世界上，信念这种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所有积累了庞大财富和达到目的的人，最初都是从一个小小的信念开始的。信念是所有奇迹的萌发点。
(本文作者：刘燕敏)
------------
不能没有你
------------
焰火放起来的时候，白斯正在洗什么。她看着美丽的火柱拖着长长的尾巴升向空中，然后骤然炸开，放出千万点火花。
几秒钟后，第二束烟花又升向了空中。白斯站起来，将双臂伸向空中，像要接住那纷纷坠落的花瓣。
嘉德跑过来，从背后搂着白斯，平静地说：“我得走了。”
“别……”白斯声音很轻，很低，“别……，请不要……”
明天就是嘉德在海岸救卫队里做志愿者的最后一天。白斯一直在默默祈祷，不要再有任务，不要再紧急出动了。
嘉德已经做了他应做的一切。打从他离开学校，志愿成为一名海岸救卫队员以来，他出生人死了无数次。现在，他有了白斯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再出动，太危险了。
白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嘉德过不了最后一关。只要他再出动就会命归大海，再也不会回来。
“我知道你担心我最后一次出动。”嘉德说，看起来有点别扭似的，“我给你一些事做做，帮助你度过这段难熬的时间。”
白斯发现嘉德手里捧着一个光亮的、有着五颜六色小碎片的盒子，以为他在开玩笑。在这些漂亮的碎纸片上的是各种各样的小鸟、蝴蝶和花的图案。
“两千片哩，”白斯强作笑容，但她仍然能够感受到内心的伤痛，“我记不起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做这种拼图游戏了。反正，我从来没有做完过它们。”
“我们会帮助你的，妈妈!”孩子们叫起来了。
“放心，我会在你们做完这个游戏之前回来的。”嘉德盯着白斯的眼睛，说：“我向你保证!”
没有太多的时间告别了。嘉德吸了一口气，将两个小孩都抱起来，在每个孩子的小脸蛋上都吻了吻。
白斯看见嘉德的微笑在脸上荡漾，但他的眼里深藏着痛苦的泪水。
“他已经这样告别过上百次了，但这次不同。”白斯想。
“我爱你!”嘉德叫了一声，就被别人喊走了。白斯无法阻拦嘉德。她看着那个五颜六色的盒子，心想，嘉德一定为这次买了一盒特殊的拼图游戏。因为嘉德知道她是多么替他担心啊!
“我们还等什么呢?”白斯对两个孩子说，她坐到地板上，将盒子里满满的小纸片全部倒了出来。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十岁的儿子丹尼望着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小纸片，有点茫然地问。
“你首先做外面的一部分，对不对，妈妈?”小女儿艾伯蕾建议道。
“你说得对。”白斯有点心不在焉地答道。在两个多小时的拼图游戏中，与其说白斯在拼凑一只猫头鹰的图形，还不如说她一直在担心嘉德为什么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外面，天空变得越来越黑。“我去给大家弄点饮料来。”白斯说着，站了起来。单独来到厨房的时候，白斯强忍住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在孩子们面前，她总是表现得很镇定。
“门铃响了!”小女儿艾伯蕾尖叫一声，打破了房间的平静。
家里的狗也叫了起来。
“噢，是哈里叔叔。”
“哈里?”白斯急忙走进客厅，一般彻骨的寒冷猛地攫住了她：哈里来是要告诉我嘉德是不是已经……
“事情还没有肯定，亲爱的。”哈里连忙安慰她说，“我只是来让你们看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清楚地告诉白斯，嘉德在一艘下沉的货船上救援受难的群众。但货船被炸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发现嘉德了。因为天太黑，抢救工作陷入困境。
白斯一言不发，脸上写满了坚毅。
哈里紧紧地抱着她的胳膊，轻声说：“大家终会发现他的，亲爱的。”
孩子们在休息室里喝饮料的时候，哈里告辞了，他不停地回头向白斯致意。
“继续干吧，孩子们。”白斯一到孩子们面前，她的勇气就十分容易战胜悲伤。
孩子们太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听妈妈的话没错。
白斯不再东想西想，而是集中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拼图。她也没有按照“益智规则和要求”去做，她拼得十分简单，只反复拼凑“我们爱你”“我们不能没有你”这几个字。
可是，每一次，白斯都无法完整地拼出这几个字来，不是缺这就是少那。白斯感到难受，她到处寻找，看是不是孩子们把小纸片不小心弄丢了一些。可是没有发现。她的心情很烦，真想朝孩子们吼一声什么，但她不能这么做。她像嘉德一样，爱这些孩子们，孩子们也十分爱他们。她不敢想像这个家没有了嘉德，那是多么……她真不敢想像!
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
是什么将天空染得如此之黑?
白斯极力克制自己，继续与孩子们做拼图游戏。因为无法完整地拼出那几个字，白斯想了个更加简单的办法，只拼一个字“爱”。孩子们学着妈妈的样子，也拼出许多形形色色的“爱”来。屋子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爱”。
“妈，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游戏规则呢?”儿子丹尼问。
“你不觉得这样更好吗?”白斯答道。
“妈，为什么要拼这么多的‘爱’呢?”女儿艾伯蕾问。
“你不知道爱是永远不嫌多的吗?”白斯答道。
孩子们觉得有道理，埋下头，继续拼图。
可一会儿，儿子丹尼还是忍不住问起来：
“妈，爸还能回来吗?”
白斯身子猛地一抽，但随即强忍住内心
的痛楚，拍了拍丹尼的头说：“爸当然会回来的，不是吗?”
“他怎么还不回来啊?妈!”艾伯蕾叫起来，“我想他了。”
“我再去给你们弄点饮料来。”白斯说完，迅速站起来，朝厨房走去。
一进门，白斯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她知道，时间越长，嘉德生还的希望就越少。
孩子们在房间里喊起来，白斯匆匆擦干眼泪，拿着饮料走了过去。
见妈妈走来了，孩刊1就不再吭声，继续拼自己的图。
孩子们竟然又一次拼出了几个字“我们爱你”、“我们不能没有你”。虽然字歪歪扭扭，虽然字并不完整，可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白斯的心上。
“孩子们，你们要喝点什么吗?”白斯说。
没有回答，孩子们不要饮料。白斯知道他们要的是同一个对象，那就是：无数次从风暴的海洋里勇敢走回来的那个人。
白斯不再说什么，放下饮料，也埋下头来，继续与孩子们拼那几行字。可无论多么努力，他们仍然感觉不完整。
白斯终于发现，小纸片里总是缺少“我们不能没有你”中的那个完整的“你”，严格地说缺少的是右边“尔”下面的“小”字这三片纸。
天已经快亮了。可白斯和孩子们没有一丝睡意。
白斯怔怔地望着地板上无数个“我们爱你”“我们不能没有你”的字样，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这时，一只粗壮的大手从背后伸来，将缺失的三片小纸片稳稳地贴在了“你”字下面。
“爸!……”
“嘉德!……”
白斯和孩子们都惊叫着，扑进了嘉德的怀里。
“我说过，在你们做完这个游戏之前，我会回来的。”嘉德顾不上浑身的伤痛，紧紧地搂着母子三人，轻轻地说，“爱比海大，海淹不死我。不是吗?”
“爸，我们爱你!”丹尼大声说。
“爸，我们不能没有你!”艾伯蕾也嚷道。
“我也一样!孩子们。”嘉德欣慰地说。
“哎，瞧瞧我们的拼图。”白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泪水夺眶而出，“这下我们完整了。”
(本文作者：(新西兰)聂茂)
------------
距离产生目标
------------
你与你的目标之间无论有怎样遥远的距离，都不要担心。把你的精神常常集中在5个街口的短短距离，别让那遥远的未来使你烦闷异常。
25岁的时候，我因失业而挨饿，以前在君士坦丁堡，在巴黎，在罗马，都尝过贫穷和挨饿的滋味。然而，在这个纽约城，处处充溢着豪华气息，尤其使我觉得失业的可悲。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局面，因为我胜任的工作非常有限。我能写文章，但不会用英文写作。白天就在马路上东奔西走，目的倒不是为了锻炼身体，因为这是躲避房东讨债的最好办法。
一天，我在42号街碰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大高个儿，立刻认出他是俄国的著名歌唱家夏里宾先生。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在莫斯科帝国剧院的门口，排在观众的行列中间，等待好久之后，方能购得一张票子，去欣赏这位先生的艺术。后来我在巴黎当新闻记者，曾经去访问过他。我以为他当时是不会认识我的，然而他却还记得我的名字。
“很忙吗?”他问我。
我含糊地回答了他，我想他已一眼看出了我的境遇。
“我住的旅馆在第103号街，百老汇那边，跟我一同走过去，好不好?”他问我。
走过去?其时是中午，我已走了5个小时的马路了。
“但是，夏里宾先生，还要走60个街口，路不近呢。”
“胡说，”他笑着说，“只有5个街口。”
“5个街口?”我觉得很诧异。
“是的，”他说，“但我不是说到我的旅馆，而是到第6号街的一家射击游艺场。”
这有些答非所问，但我却顺从地跟着他走。一下子就到了射击游艺场的门口，看到两名水兵好几次都打不中目标。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现在，”夏里宾说，“只有11个街口了。”
我摇了摇头。
不多一会儿，走到卡纳奇大戏院。夏里宾说，他要看看那些购买月戏票子的观众究竟是什么样子，几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前进。
“现在，”夏里宾愉快地说，“咱们离中央公园的动物园只有5个街口了，动物园里有一只猩猩，它的脸很像我所认识的唱次中音的朋友。我们去看看那只猩猩。”
又走了12个街口，已经来到百老汇，我们在一家小吃店面前停了下来。橱窗里放着一坛咸萝卜。夏里宾奉医生的医嘱不能吃咸菜，因此他只好隔窗望了望。
“这东西不坏呢。”他说，“它使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期。”，我走了许多路，原该筋疲力尽的了。可是奇怪得很，今天反而比往常好些。这样忽断忽续地走着，走到夏里宾住的旅馆的时候，他满意地笑着：“并不太远吧?现在让我们来吃中饭。”
在那满意的午餐之前，夏里宾向我解释为什么要我走这许多路的理由。
“今天的走路，你可以常常记在心里。”这位大音乐家严肃地说，“这是生活艺术的一个教训：你与你的目标之间无论有怎样遥远的距离，都不要担心。把你的精神常常集中在5个街口的短短距离，别让那遥远的未来使你烦闷异常。常常注意于未来24小时内使你觉得有趣的小玩意儿。”
屈指到今，已经19年了，夏里宾也已长辞人世。我们共同走过马路的那一天永远值得我纪念，因为尽管那些马路如今大都已经变了样子，可是夏里宾的实用哲学，有好多次都解决了我的难题。
这个分段实现大目标的故事，实际上的距离并没有缩短，但是心理上却减轻了压力与不安，让人容易坚持走下去。
(本文作者：(美)雷因)
------------
推开成功之门
------------
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很多成功的门都是虚掩着的，你只要不被眼前的森严吓倒，勇敢地走进去，也许，呈现在你面前的将会是一个开阔的新天地。
公司招进了一批新员工。总经理叮嘱员工们说：“谁也不得走进6楼那间没挂门牌的房间。”大家牢牢记忆住了总经理的叮嘱，谁也不敢进那间没挂门牌的房间。
“为什么?”只有一个年轻人在下面小声嘀咕了一句。“不为什么，”总经理一脸严肃地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
那个年轻人还在不解地思考着总经理的话，其他人都劝他只管干好他自己的工作，别的不用瞎操心。听总经理的，没错!可年轻人偏偏来了犟脾气，非要走进那个房间看看。他走上了6楼，轻轻敲门，没有响应，用手轻轻一推，门开了——原来门是虚掩的。他打量了一下房间，不大的房间里只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走近一看，上面还写着一行醒目的粗体字：“务请把纸条送给总经理!”
年轻人十分困惑地拿起那张已落了一层灰尘的纸条，走出了门。许多同事都为他担心，劝他赶紧把纸条放加原处，大伙一再表示愿为他保密。可年轻人却谢绝了众人的好意，他决心把纸条拿给总经理。当他将那纸条送到总经理手上时，总经理微笑着立即宣布了一项让整个公司都震惊的消息——年轻人被任命为营销部经理。
不被条条框框束缚、勇于闯入“禁区”、敢做敢当、行事果断负责，这些正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成功者首先必须具备的。
这是一个起初的故事。故事中的年轻人就是刚刚卸任的德国戴斯勒热能工业总公司总裁麦克尔雷勒。在此后几十年的经营中，每每公司营运中出现了困难，麦克尔雷勒都会用自身的这个例子去教导员工，鼓励员工勇于开拓、创新。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很多成功的门都是虚掩着的，你只要不被眼前的森严吓倒，勇敢地走进去，也许，呈现在你面前的将会是一个开阔的新天地。
(本文作者：陈建春)
------------
让松下幸之助感动的故事
------------
如果我们能以店主的那种姿态来对待人生，能时时去感受、体会作为人的生存喜悦和感动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恐怕就会变得非常快乐和充实了。
这个故事是我刚刚开始经商时从一位老人那里听说的，至今印象深刻。
从前一个镇子上有—家专卖高级点心的铺于。—天，铺子里的伙计接待了一个衣衫槛楼的男人，他来这儿要买一个豆沙包。
要知道这是一家只卖价格昂贵的点心的铺子。因此，这个人只是来买一个豆沙包是一件极其稀罕的事。所以铺子里的小伙计尽管已装好了一个包子，但还是在为是否要像对待普通顾客那样递过去丽感到犹豫不决；此时，目睹了这一幕韵店主对小伙计发话了：
“等一会儿；让我来做。”说着店主亲自把装好的包子递到那人手中。在接过钱的同时，老板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光临。待那个男人出了店门后，小伙计不解地问店主：“我记得以前店里不论来了什么样的顾客，老板您从来没有亲自为其递送物品，这一切都是由我们伙计和经理来接待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您特地来亲自接待呢?”
对此，店主是这样回答的：
“的确，平时这一切都是由你们和经理来完成的。所以你感到奇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要好好记住，这就是所谓的经商的好处。之所以这么说，的确是因为平时来光顾我们店的每一位顾客都是值得感谢的。但是，今天的那位顾客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什么不同呢?”
“平时来我们店里光顾的大多是有钱人。所以他们来我们店一点也不奇怪。可是今天的这位顾客却是为了品尝一下我们店里的包子而把自己的一分钱、两分钱，可以说是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倾囊而出了。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难能可贵的事了吧?对于这样的顾客，作为店主的我亲自来接待是理所当然功。这可是商人的经营之道呀!”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从听到这个故事到现在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我却感到它一直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当时刚刚从电灯公司辞职独自一个人开始做生意。由于是个地道的门外汉，所以当时自己就处于一种连做生意是什么都不了解的状态。但是我却被这个故事给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我感到这个店主所拥有的感激之情，才是生意人应有的真正姿态。我想。自己就是经常抱着在经商之外，尽可能多地去品味那种店主所说的经商的好处的信念才拼搏努力到今天的。
然而，如今重新回味这个故事时，我感到店主的那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不单单是生意经，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恐怕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以店主的那种姿态来对待人生，能时时去感受、体会作为人的生存喜悦和感动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恐怕就会变得非常快乐和充实了。
一个衣衫褴楼的男人来店里买包子，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对于这个事实，可以有多种看法，基于不同的看法，又可以有不同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这样的高级点心铺来这种破烂打扮的人真是让人费解；也可能有这样的看法；即使是这样的人，只要他能付得起钱，也应和其他顾客一视同仁。可是这位店主却更进一步认为：再也没有比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倾囊而出来买自己店里的包子更令人感动的事了。因此店主体会到作为生意人所具有的充分的伟大。如果能有这样的看法和行为，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说是处处都有令人感动的源泉。
最近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令人感动的事情变少了。的确，社会整体的变化速度在加快，人们相互之间也变得忙乱起来，对于事物很难有充分观察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由于传媒的发达，各种各样的信息纷至沓来，对于即使不了解的事物也会产生一种好像已了解其真相的感觉。这样的例子正在增多。所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不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人们已经变得体会不到太多的感动。
说到底，我想，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和看法只要采取包子铺老板的姿态和行为，人们就可以拥有更加意味深长，内含丰富的人生。
(本文作者：韩广欣译)
------------
我是私生女
------------
我终于对自己的出身平静了，我已经可以直面现实。和那些持有偏见的人相反，我知道不是我，而是社会的偏见，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原来我是“私生女”
在那个寒冬的下午，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多么不同。那天，老师让我们做卡片，一张给父亲，一张给母亲。别人都已经动了起来。但我不知道怎么制作“父亲卡”，我也不知道父亲是谁。5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乡下外祖父母家里，把外公、外婆当成父母。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女儿——我的亲妈突然出现，把我的东西一股脑儿卷起来，搬进一套公寓，跟一个名叫韦普的陌生男人住在一起。妈妈不让我再管外公叫爸爸，她咬着我的耳朵说：“那不是你爸爸广但谁是爸爸?她却不肯告诉我。后来，我也折了两张卡片应付了事，但是一到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把那张又小又破的“父亲卡”扔到了垃圾箱里。
以后，妈妈结婚又离婚，这些对我影响并不大，我只想知道真正的爸爸是谁?
我变得越来越疯狂。妈妈不在家时，我翻遍了她卧室所有的抽屉，希望找到一些有关爸爸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我找到了一张英俊少年的照片，觉得很像自己，就问妈妈他是不是爸爸，但她告诉我那不过是她的高中同学而已。我才不在乎这些呢，我在照片背后题上“给克里斯，我全部的爱——爸爸”，拿给所有问起他的人看。
我上的是一所出色的私立中学，外祖父母资助了我。我的外公是福特公司的汽车设计师，外婆是中学校长，都是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是他们让我获得每一次成功机会。但是一开学，我就又发现了自己和别人的差异。
一天早晨，全班彩排节目时，我不经意间听到一个同学的母亲对她的儿子说我是一个“私生女”，我立刻冲进图书馆去查这个词的含义。第一条“非婚生子女”倒没让我觉得太难受，因为我当时坚信父母是结过婚的，但下面的解释就让我心惊肉跳：“不合法的，不被认可的，不道德的，不真实的……”天那!如果被当成这样的人，我以后还能干什么!
害怕被认出
11岁那年，妈妈终于被我纠缠不过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她歪在柔软的天鹅绒沙发上，翻着一本封面上印着“火”、“风”字样的旧相册对我说：“克里斯，你爸爸在我生下你时已经结了婚，现在他死了。”一瞬间，我所编织的一切有关父亲的神话都被击得粉碎，我只觉天旋地转。爸爸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更重要的是，他和别人结婚粉碎了我心目中关于父母的梦想。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些女朋友的母亲从不邀请妈妈和她们一起喝葡萄酒，也明白了为什么从没有人让我们母女俩参加任何一个社区组织。那些太太们都知道妈妈的身份，在她们看来，她不是一个好女人。而且，因为她的缘故，她们认为我也是。
上高中后，我发现我们这个圈子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出身。上流社会排斥我，对我窃窃私语、冷眼相向。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妈妈的影响，命中注定我永远要接受这样严厉的注视，他们仿佛在说：“克里斯会不会变得和她妈妈一样?”
整个高中和大学期间，我都是一个优等生，和老师、同学、朋友的关系极好。我不顾一切地想融人人们之中，参加各种俱乐部，穿名牌牛仔，每门功课都得A或B，还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但是无论我在学习或是社会活动中取得多大的成功，每次当我遇到陌生人、结识新朋友时，还是会感到恐慌。我坚信一旦人们知道我是一个私生女，就不会再把我当朋友了。我的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利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在大学里，我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我的爸爸在纽约，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但是继母非常严厉；不准父亲来看我。我对每个人撒谎，甚至连男朋友也不信任。我检查每个和我约会的男孩子的东西，希望在他们发现我的秘密之前也发现他们的秘密。一旦我发现什么“罪状”，诸如有女人签名的卡片之类的东西，就会立刻摔到他们脸上，以此为借口离开他们，省得他们先抛弃我。
融化坚冰的勇气
直到1992年，我遇到格瑞格安思尼，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这羞耻凝成的死结才终于松动。
在一个为成年人举办的晚会上，我们相识了。后来，我们都热切地参加了有关家庭价值的讨论，当他毫不在意地说出他从未见过亲生父亲时，我激动地支持他的观点，自己的秘密也冲口而出。也就在这刹那间，多年羞耻的坚冰
化解了。我只觉自己面前站着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坚强、自信、自立。他给了我揭开秘密的勇气，这秘密已经让我害怕、焦虑、羞耻了近二十年。
现在，作为一个30岁的快乐的已婚妇女，一个即将做母亲的人和一个作家(在做了一年的见习律师后，我决定改行写作)，我还不敢说自己作为私生女的痛苦经历已经成为过去。我还会想起曾经受过的轻视，还会听到别人对妈妈尖刻的评论。她仍然不肯告诉我父亲的身份或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也依然为此感到难过。直到今天，每次听到属于中产阶级的邻居们刻薄地谈沦私生子，我都会为之伤感。但是我终于对自己的出身平静了，我已经可以直面现实。和那些持有偏见的人相反，我知道不是我，而是社会的偏见，才是真正不道德的。
(本文作者：慕安荻编译)
------------
装在帆布包里的梦想
------------
不愉快的事情总会发生：我只是不再流泪、不再惊慌失措，并且日渐从容和坚强。商业需要你长久的耐力、顽强的坚持和永不懈怠的责任心。
在我决定辞职做帆布包时，除了我的妹妹，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异想天开。
寒冷的冬天，我和妹妹把所有在风和日丽的季节里挣来的钱都做成了各种各样的帆布包，拿到朋友们的小店里去卖。帆布的价格很贵，我们又没有能力定染帆布，就从别人定染后剩下的帆布里挑选自己喜爱的颜色。小小的家成了设计室、库房兼卧室。我总是大包小包地站在寒风里打车送货，在历尽千辛万苦销完第一批产品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赢利。
曾经累得晕倒，也曾痛哭，但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1995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我的帆布包大受青睐，无数的人对我说：“红英，我喜欢你的包。”
我的想法不多，但我努力使每一个想法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在朋友们的评价里，我从一个“异想天开的人”变成了一个“敢想敢做的人”。我敢做是因为我的梦想来自于我的积累——学识、能力、智慧的积累，我不做没有基础的梦。
一个小小的梦想能成为现实，只要你去做，一个伟大的梦想也能成为现实，只要你肯干。
1996年夏天，我在人大附近开的“自由马”第一家专卖店大获全胜，第一年我又在西单的长安街边开了第二家专卖店。
7月1日，香港回归。长安街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店前的道路被铁栅栏封住，人潮涌动的车站一个不漏被挪走。通往西单店的道路一下子变得崎岖而艰难，客流量和销售额一落千丈。
西单店的店长是个东北女孩儿，聪明又漂亮，但却使银台少了几千块钱。她写了一张欠条说是要赔，之后再也不见踪影。有一天又来了一个长发齐肩的男孩儿，自称甘肃嘉峪关人，毕业于沈阳大学，喜欢唱歌。我把他安排在西单店，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东北女孩走后，这个西北男孩儿做了店长。
有一个星期一，西北男孩儿应该到公司对账，到了下午都没来，大家都预感到要出事。到了晚上，西北男孩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他拿走了2万多营业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说他太需要钱了，他很抱歉这么做，然后挂了电话。我几乎疯了，即使赔钱时我都没有这么伤心过，难道道德不比金钱更重要吗?！
50年国庆，长安街要拓宽，我们的西单店拆了。
不愉快的事情总会发生：我只是不再流泪、不再惊慌失措，并且日渐从容和坚强。
有很多人把我想象成一个神秘、飘逸、风情万种的女人，让我心怀内疚，因为生活中的红英不神秘不飘逸更不风情。
每天，我都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枯燥琐碎的事：和会计对账、向导购询问销售情况、与生产厂家讨价还价、打扫办公室等等。商业需要你长久的耐力、顽强的坚持和永不懈怠的责任心。
今天的自由马最大程度地诠释了我浪漫的心情，许多人被它吸引加入了自由马的队伍，然后失望地离去。他们不知道：在商场，浪漫是诞生于残酷与琐碎之中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红英专卖店墙上那个英俊的马头，是李松松的设计。松松才华横溢，但他的不守时能把人气疯。当初请他设计时，我等了很久很久，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有一天下午李松松让我去他的画室取，我兴冲冲地跑去了。一见面，李松松便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他还没有画，我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他却不紧不慢地劝我别着急，说等他画完作业就回家给我画。
好不容易等他画完作业，我们路过操场时，又碰上有人在踢球。他问我：“今天的天气真好是吗?”我说是啊，他又说：“这么好的天气踢会儿球行吗?”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恨恨地站一边等，一直等到日落西山，等到他过足球瘾。
那天黄昏，一匹自由马诞生了。
今天，李松松不但是我最优秀的员工，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人无完人，具有出众才华的人一定也具有致命的弱点。很多人因为不能包容这些弱点而一并放弃了这些才华，但我能包容。
这也是为什么，从服装设计师到导购，自由马能够汇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原因——他们是自由马腾空的力量。
(本文作者：飘飘)
------------
日本有个奇女子
------------
记者问她为何不削去刺青，她却说这是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不想涂掉自己的过去，这样，才能随时警惕自己，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冷漠的学校
光代是她父母年近不惑才生下的独生女，从小备受宠爱，虽然父母都在上班，却有个慈祥的祖母天天等她放学。初一时光代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区，以便和祖母同住。太平日子没多久，某天她竟不小心得罪了班上的“大姊大”，从此全班没有人敢和光代讲一句话，她陷入完全孤立的处境。不仅如此，班上同学开始在人前人后骂她，在课桌上刻污辱她的字句，甚至趁她离开教室时将她的学习用品扔进垃圾桶。有一天光代上厕所时，突然一盆冷水由天而降，她浑身哆嗦着打开门，等在外面的一群同学围着她叫骂“湿老鼠”。
光代受尽同学欺凌却不敢报告冷峻的老师，也不敢告诉父母，怕遭到同学变本加厉的报复。她开始称病不肯上学，直到母亲再三逼问，才不得已道出实情。光代父亲翌日立即向老师和校长抗议，三天后老师告知一切都解决了，请光代安心上学。光代依言进人老师办公室，却见到那个“大姊大”同学冷冰冰地站在老师身旁，等着和她握手“言和”。光代永远记得当时她握到的那只湿黏的手，和老师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结果当然一切都没有解决，光代进了教室，继续当全班的眼中钉和阶下囚。
升上初二重新分班，光代好不容易才摆脱“大姊大”，也交到两三名好友，她以为自己终于苦尽甘来了。第二学期伊始，光代突然在放学后被一群同学留下来“批斗”，人群中有三个冷笑的身影，竟然是光代自以为交到的知心好友!
自杀不成走上黑道
光代在同学喊“去死”的叫声中奔逃回家，想到她的人生真是绝望了，她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遗书，写下所有伤害她的同学的姓名，放进抽屉，便出门拦了一辆计程车到偏远的河岸，在草丛中掏出水果刀，朝自己腹部刺去。她以为最激烈的手段是切腹，却不知方法，连刺五刀，已经鲜血横流却意识犹在。光代不觉恐惧，呼喊救命，直到一对男女由桥上经过，才慌忙叫救护车送她去医院。
光代捡回一命，在治疗过程中却尝到极大痛苦，她觉悟自杀实在太不值得了，不但没有达到报复他人的目的，反而报复到自己身上了。
身体复原后，光代又接到—个可怕的消息，原来她父母和学校交涉的结果，竟是要她回到原来的班，再面对同样的同学。光代反抗无用，更得不到师友同情，还被当作嘲笑把柄。她开始逃学，在街上游荡，出入青少年娱乐场所，结果认识了一群同是逃家，却靠盗窃、勒索和飙车度日的不良少年男女。他们教光代抽烟、吸强力胶、出人男女乱交场所……光代只要有人对她亲切，便不顾一切豁出去了。偶尔返家要钱，光代对母亲拳打脚踢，捣毁家具，母亲只是躲在角落哭泣，既不敢还手也不斥骂。
到了16岁时，光代竟然当上日本称为“暴力团”的某黑道组织的老大夫人。虽然是“大姐级”，那些四五十岁的黑道干将哪肯把16岁的光代放在眼里。光代为了争取认同，竟忍受极大的痛楚让人在背上刺了大片刺青，成为永远的烙印。
脱离风尘做律师
光代的婚姻只维持6年，离婚后她仍辗转风尘，直到有一天她上班的酒廊来了一位客人，仔细一看竟是童年时常抱她在膝上玩的父亲的好友。虽然光代躲躲藏藏，这位大平先生仍然一眼认出浓妆艳抹的她，临走前约她一定要找机会谈谈。光代不情愿地赴约，听大平先生讲人生道理，她既不耐烦，又出言不逊。大平先生却不放弃，依旧每周约光代恳谈，直到光代逐渐回心转意。最后她终于离开风尘，决心重新做人。
光代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求职四处碰壁。当她心灰意冷时，大平先生鼓励她何不考个资格。光代半信半疑开始读书，参加补习班。然而她的基础太差，许多字都得查字典，可说事倍功半。但是在大平先生慰勉下，光代—鼓作气，竟然在三年内通过不动产仲介士考试，并考上代书资格。光代无法忘记当年不把她当人看的同学。大平先生告诉她，爬到人生的顶峰就是对那些人最好的报复，结果光代立志参加司法官和律师考合一的“司法试验”。当时她还不知道，原来司法试验是全日本最难的考试。
就在光代的人生渐上轨道时，突然传来她父亲得晚期癌症的消息。光代惊痛之余，决心要在父亲余生考上律师执照，以报亲恩。她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念书，就是做家务时也戴着耳机，背诵自己朗读教科书的录音。这是一段漫长痛苦的日子，但是最后光代创造了奇迹，她在半年内连过三关，通过司法试验的一般考、论文考和最终口试，时年29岁。不久光代的父亲也含笑而逝。
光代在31岁时正式取得日本律师资格，她以协助不良少年为职责，不但替少年犯辩护，还做家庭调查，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日本读卖电视台曾为大平光代做过一个专辑，最后光代背对镜头，毅然亮出大片刺青……记者问她为何不削去刺青，她却说这是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不想涂掉自己的过去，这样，才能随时警惕自己，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大平光代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后来成为她养父的大平先生送的：“现在就是出发点。我的将来就从现在开始。”
(本文作者：林宣和)
------------
幼稚园大学
------------
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凌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l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宇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
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学、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到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做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了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本文作者：龙应台)
------------
家，心的港湾
------------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在演艺圈漂泊了几年之后，蓦然发现我最为钟情的地方是家，是家人的亲情、纯朴的家风和亲人团聚时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在拍戏小憩的时候，在异乡漫步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最多的是家，有时是家中餐桌上的那盘风味咸菜，有时是妈妈身上的那件破旧的毛衣。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些?
慢慢地我懂了，心会随家一起走。因为家滋润了我、培育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家的风气、家的精神都会在我的行为中延续，产生新的活力。家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作为公众人物，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贬损是常有的事，自己深感心力疲惫，孤独也是常有的。这时我一定会想起家。一想到家，我就会有力量。家一直作为一种力量支撑我、伴随我，我前行的步履才变得轻盈。
和黄和祥结婚前，我专程回老家接母亲赴香港参加婚礼，才得知母亲患了重病住在医院。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深深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她老人家惟一的女儿，我没有理由在她要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之时不在她的身边，但在香港举行的婚礼请柬已经发出，如被媒体探知延期，会对我产生什么后果，我不用想也知道。
母亲以更改婚期对我不吉利为由，坚持要我先期回港；三个哥要我以公众信誉为重，如期举行婚礼。他们都是我至爱的亲人，他们的理解让我觉得我立足于社会不是孤单的，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工作。我油然升腾出一种力量。
母亲有一件酱紫色套头毛衣，是我几年前为她买的，被虫子咬过，已经很旧了。母亲得了脑血栓之后，右臂抬上抬下有困难，穿套头衫很费劲儿。我想给她买件开衫，淘汰这件旧的，母亲不允。她请姨母帮忙，把毛衣中间剪开，找颜色接近的毛线织了一条边，把套头改成了开衫。
我看着母亲这样做，真是很感动，他们那代人都是伴着苦和汗生活的，现在儿女有条件让他们享福了，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命里，影响着我，我做任何事，别无选择地带着家的印迹。
有一次，在饭店吃完饭打包回家，有位记者写了《巩俐吃不了“兜”着走》一文。其实，我妈每次都这样。妈妈有一句说了很多遍的名言：“谁也没有贤格糟蹋粮食。”那次，我和妈妈一起在外边吃饭，要的鲫鱼汤上晚了，每人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我觉得汤不好拿，就说算了。妈妈说：“不行。”她让小姐把剩汤倒出去，把鲫鱼和豆腐装包带回家。第二天，我们喝到了她重新做的白白的鲫鱼豆腐汤。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经常到北京的“秀水街”地摊买衣服，一是因为我平时的衣着都很简单，那地摊上的衣服就能满足我的需要；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把自己包装得雍荣华贵而脱离最舒适、最人本化的生活，也就是说，身外的一切都是为人眼务的。这就是家给予我的最基本的生活认识。只要不是演戏和应酬，我平时几乎不戴任何首饰。我不喜欢珠光宝气，因为母亲就是这样。她70多岁的人，没扎过耳朵眼儿。这是很少见的。她甚至像对小孩那样给我讲奢华的弊端。我给她买过的一些首饰，她从来不戴，似乎她的乐趣只在收藏。
剖析成功者的家庭，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家庭土壤里长着勤奋、俭朴、上进、诚实的大树，每一棵大树都能给家人必需的成长绿荫。从这样的家庭走出来的人，不管辉煌与否，起码在做人上是会得到一致肯定的。
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能有今天，非常感谢父母为我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家，这个家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力，而且会一直支持我走下去。
(本文作者：巩俐)
------------
人格是最高的学位
------------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本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卡萨尔斯面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年少，老人回答时所透露出的含义我还理解不多，然而随着采访中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回答就在我脑海中越印越深。
在采访北大教授季羡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有—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
几日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强烈地感觉到：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这之后我又在医院采访了世纪老人冰心。我问先生，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老人的回答简单而动人：是年老病人的状况。
当时的冰心已接近自己人生的终点，而这位在八十年前五四爆发那一天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人心中对芸芸众生的关爱之情历经近八十年的岁月而仍然未老。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传统!
冰心的身躯并不强壮，即使年轻时也少有飒爽英姿的模样，然而她这一生却用自己当笔，拿岁月当稿纸，写下了一篇关于爱是一种力量的文章，然后在离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背影。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八十年前那场运动中的呐喊、呼号、血泪都已变成一种文字停留在典籍中，每当我们这些后人翻阅的时候，历史都是平静地看着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八十年前的事已经距今太久了。
然而，当你有机会和经过五四或受过五四影响的老人接触后，你就知道，历史和传统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
世纪老人在陆续地离去，他们留下的爱国心和高深的学问却一直在我们心中不老。但在今天，我还想加上一条，这些世纪老人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是不是也该作为一种传统被我们向后延续?
前几天我在北大听到一个新故事，清新而感人。
一批刚刚走进校园的年轻人，相约去看季羡林先生，走到门口，却开始犹豫，他们怕冒失地打扰了先生。最后决定每人用竹子在季老家门口的土地上留下问候的话语，然后才满意地离去。
这该是怎样美丽的一幅画面!离季老家不远，是北大的伯雅塔在未名湖中留下的投影，而在季老家门口的问候语中，是不是也有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学子心中留下的投影呢?只是在生活中，这样的人格投影在我们的心中还是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