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淡如水》
******************
------------
序言：只能陪你一程
春天的雨夜，好友提出告辞，我坚持要送他到车站。
最终，他拦住了我：“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反正只能陪我一程，就在门口止步吧。”
我尊重他的意见。
每一个人都只是穿插在他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注定永远只能陪人一程。你爱自己的父母，希望他们长命百岁，但你再孝顺他们，他们也会走在你前面，你只能陪父母一程；你喜欢自己的儿女，时刻梦想用自己的身躯为他们遮风挡雨，然而，你再高大，总有一天你也要走在他们前面，你只能陪儿女一程；你拥有一个心心相印的妻子，但是，她前面二十多年属于父母，后面几十年会被儿女、命运分割，你只能陪妻子一程；你看重两肋插刀的友谊，然而，不是朋友离开你，就是你离开朋友，你只能陪朋友一程……
因为只能陪人一程，你应该学会珍惜。他们饥饿时，你的关爱要成为一只苹果；他们寒冷时，你的呵护要变成一件棉衣；他们快乐时，你的笑容应该是最灿烂的；他们伤心时，你的抚慰应该是最真挚的……生活反复印证着：黑夜可以因为篝火的加入而变得明亮，冰雪却无法因为寒风的参与而化作温暖。
因为只能陪人一程，你也应该学会放弃。你父母只能抚养你长大，你不要期望他们是你永远的拐杖，可以支撑你全部的人生；儿女只是你创造的血肉相连的朋友，而不是你的奴隶，你要懂得尊重他们的人生选择；妻子向你奉献了爱情，但她的生命不是爱情的抵押品，你应该给她必要的私人空间；朋友可以温暖你，但这种光辉应该是开放的，你不能强行独占他们的友谊……
你只是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只能与人共走一段路，这注定了你给予别人的有限性，又怎能要求别人无限付出?
(本文作者：游宇明)
------------
一个祝福的价值
我们不要吝啬祝福，哪怕只是对一个陌生人，或许你我无意间送出的祝福将会带给他一生的温暖和幸福。
那年，我在美国的街头流浪。圣诞节那天，我在快餐店对面的树下站了一个下午，抽掉了整整两包香烟。街上人不多，快餐店里也没有往常热闹。我抽完了最后一支烟，看着满地的烟蒂叹了口气。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微微睁开了眼睛，暗淡的灯光让我心烦，就像自己黯淡的前程，令人忧伤。我的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口袋里的东西令我亢奋。我用嘴角挤出一丝微笑，用左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快要收工的快餐店。
就在我向街对面的快餐店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从旁边的街区里走出一个小女孩儿，卷卷的头发，红红的脸颊，天真快乐的笑容在脸上荡漾。她手里抱着一个芭比娃娃，蹦蹦跳跳朝我走来。我有些意外，收住了脚步。小女孩儿仰起头朝我深深一笑，甜甜地说：“叔叔，圣诞节快乐!”我猛地一愣，这些年来大家都把我给忘记了，从没有人记得送给我一个圣诞节的祝福。“你好，圣诞节快乐!”我笑着说。“你能给我的孩子一份礼物吗?”小女孩儿指了指手中的娃娃。“好的，可是……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感到难为情，我的身上除了裤子口袋里那样不能给别人的东西以外，真的一无所有。“你可以给她一个吻啊：”我吻了她的娃娃，也在小女孩儿的脸上留下深深的一吻。小女孩儿显得很快乐，对我说：“谢谢你，叔叔，明天会更好，明天再见!”我看着美丽的小女孩儿唱着歌远去，对着她的背影说：“是的，明天一定会好起来，明天一定会更好!”我离开了那个地方。
五年后的今天，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妻子温柔善良，孩子活泼健康。我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教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很尊重我，因为我能干而且自信。
又到了圣诞节。圣诞树上挂满了“星星”，孩子在搭积木，妻子端来了火鸡。用餐前，我闭上了眼睛，默默祈祷。祈祷完了，妻子问我，你在向上帝感谢什么呢?我静静地对她说，其实五年前我就不再相信上帝，因为他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每年圣诞节我也不是感谢他，我在感谢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小女孩儿。我对妻子说：“你知道我是进过监狱的。”“可那是过去。”妻子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爱意。“是的，那是过去。但是当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我的生活就全完了。我找不到工作，谁都不愿意和一个犯过罪的人共事。”我充满忧伤地回忆着，“连我以前的朋友也不再信任我，他们躲着我，没有人给我任何安慰和帮助。我开始对生活绝望，我发疯地想要报复这冷漠的社会。那天是圣诞节，我准备好了一把枪藏在裤子口袋里。我在一家快餐店对面寻找下手的时机，我想冲进去抢走店里所有的钱。”妻子睁大了眼睛，“杰，你疯了。”“我是疯了，我想了一个下午，最多不过是再被抓进去关在监狱里，在那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大家都很平等。”“后来怎么样?”妻子紧张地问。接下来，我对妻子讲了那个故事，“小女孩儿的祝福让我感到温暖。我走出监狱以来，从没有人给过我像她那样温暖的祝福。”我激动了，“亲爱的，你知道是什么改变了我的命运吗?”妻子盯着我的眼睛。“小女孩儿对我说‘明天会更好’，感谢她告诉我生活还在继续，明天还会更好。以后在困难和无助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我不再自卑，我充满自信。后来，我认识了你的父亲，他建议我回到中国来。接下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小女孩儿的一个祝福改变了我的一生。”妻子深情地看着我，把手放在胸前，动情地说：“让我们感谢她，祝福她幸福吧。”我再一次把手按在了胸前。
一个祝福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很多人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要吝啬祝福，哪怕只是对一个陌生人，或许你我无意间送出的祝福将会带给他一生的温暖和幸福。
(本文作者：康杰)
------------
生活的五个球
不要匆匆忙忙地过一生，以至于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不是一场速度赛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旅程。
生活就像是在空中抛接五个球的游戏。这五个球分别是：工作、家庭、健康、友谊和精神。将五个球同时在空中抛接的确是一门艺术。不久你会发现：惟有工作是一个橡皮球，掉在地上还会弹起来；而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的，掉在地上便会留下疤痕、裂缝，或摔得粉碎，总之不可能再恢复原样。所以我们要努力保持自己的平衡，才能把它们都在手里玩得转。
那么该怎样去做呢?
不要总把自己与别人比较，这样会愈看自己愈不值钱。如同你的指纹一样，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根据别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来制定自己的追求目标，而应当努力去争取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
不要以为最接近自己内心的东西与生俱来，可以像自来水一样随时予取予求。要如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它们。失去它们，你就会变成只有心脏而没有心灵的行尸走肉。
不要匆匆忙忙地过一生，以至于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不是一场速度赛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旅程。
不要耽于昨天或明天而任凭今天从指间流走。每一天只过每一天的日子，你总会享受到所有的日子。生命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来计算的。
如果你还可以付出，就不该轻言放弃。直到你停止努力的那一刻，什么也没有真正结束。
不要怕承认自己并不完美，我们就是靠一根脆弱的细丝相互连在一起的。
不要怕面对风险，我们都是在闯练中学会勇敢的。
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找到爱情而就此永远关闭大门。得到爱情最快的方法是给予，失去爱情最快的方法是像对待硬币一样紧紧捂在口袋里，保持爱情最好的办法是给它插上自由的翅膀。
不要忘记：一个人最大的感情需要是得到他人的理解。
不要怕去学新的东西。知识没有重量，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宝藏，没有人会被它压垮。而且愈多你愈身心矫健。
昨天是历史，明天是谜语，而今天是礼物，所以在英语中我们把今天称之为Rresent。
(本文作者：希里安戴森)
------------
一个茶壶一个杯
一个夕阳，古早人看起来和现代人看来是一样的。站在平地和站在山顶上看，夕阳也都是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夕阳永远没有最美的时刻。”
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集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
由于茶亭少有年轻人去，我刚去的时候，老人有些惊疑，后来知道我是后发哥仔的后生，立刻就冰释了，还热情地说：“来，这是你老仔生前常坐的地方。”
我发现老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几乎可以终日聊天而话题不断，从国会打架讲到强奸杀人，从春耕播种说到西瓜落价，从杭州的天气真好扯到屏东某村落三十天前下冰雹……。有时候对世事的知情与议论，一针见血的观点犹胜许多在电视上胡扯的知识分子。
有一天，一位阿伯仔突然在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多子“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子还要复杂。”
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样看的?”
“这真简单。”老人自信满满地说，“古早的人一支雨伞可以用很多天，现在的人一年用很多支雨伞。古早的人一双皮鞋穿十几天，现在的人一天买很多双皮鞋。古早的人一个春天只做耕种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做许多件事，无闲得超过以前的一个春天……”
他说得其他老人无不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议论犹未尽。老人的谈话有一特色：就是凡有议论都可以尽情发挥，别人不会随便插嘴。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皮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脑筋了。我孩子订了两份报纸，透早开门，厚厚两本：信箱也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情，咱的一世人加起来，也没有那两本报纸厚。现在的人光是看报纸，就浪费多少时间，生命哪能得到清闲呢?”
“复杂也没什么不好，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一个老人说。
阿伯仔讲：”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实了。一日到晚就像苍蝇找糖膏，飞过来又飞过去，不矢。道无闲是为了什么……”
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为大家斟茶，阿伯仔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壶一个杯，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叶。饮起来也真有滋味。假使一个茶壶几个杯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都是同款的茶，没什么计较。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茶杯，这就复杂了。大家总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用抢的。喝好茶的人也同款，想喝另外的那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和嫉妒，很少人得到平安。”
这一段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
阿伯仔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早人看起来和现代人看来是一样的。站在平地和站在山顶上看，夕阳也都是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夕阳永远没有最美的时刻。”
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经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来真是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
“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吃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最好。乞?’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
聊到这里，该是散会“阿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开讲，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些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飘到体育场两公里外的路上来了。
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觉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每天总是在追求一些目标，生命的过程往往就无意流失，加上我们的追求愈来愈复杂，使人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
我想到幼丰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完饭出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扒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呷那么紧，要去赴死吗?”然后她说：”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我们台湾的米多么好吃?”
有一次我看到报纸广告一种名牌跑车。广告词说：“力。速到一百公里，只要九秒钟。”就思及外祖母的话：”你驶那么紧，要去赴死吗?”台湾俗语里说：“呷紧弄破碗。”确实含有人生的至理。
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更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矢。道能坐下来谈天说地是生命的一种至美，使我们不矢。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活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酱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的。
我想到有一回看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一根脚毛放在桌上，义正词严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
众人愕愕。
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很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服，父母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则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一根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
”我们如果不能珍惜、赞叹，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是有负于天下了。”
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地飞来飞去能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呀！一切多变的云霞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天空的人。
好好地饮眼前的这杯茶吧!细细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本文作者：林清玄)
------------
爱的注视
她这么幸运，如此的幸运，因为他所给她的不仅仅是视力所能代替的，那是她不需要见到就能感到的珍贵的礼物——那是爱情，是爱情给她的黑暗世界所带来的光明与希望。
当那个漂亮迷人的女人拄着一根盲辊小心翼翼地上车时，全车的乘客都对她报以同情的目光。她把车钱付给司机，摸索着走到司机留给她的座位，然后坐下来，将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那根白色的棍子就靠在她的腿边。
她是34岁的苏珊，一年前由于一次医疗上的误诊，她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视力，从此被抛入黑暗、愤怒、沮丧和对自己的怜悯之中。她曾经是一位相当要强的人，但如今，命运的突然改变将她变成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成为周围人的负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不明白，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无论她怎样地哭喊、祈求，她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她永远失去了视力，将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度过余生。
阴云笼罩着苏珊曾经乐观的心灵。每一天，她都在痛苦沮丧与疲惫不堪中度过，而她惟一所依靠的就是她的丈夫——马克。
马克是一位空军军官，他深深地爱着苏珊。当看到失明令苏珊那么沮丧与痛苦时，他便决心要帮助妻子鼓起勇气与信心去开始新的生活。马克的军旅生涯曾训练他如何面对任何困难，但是他知道这一次却是最为困难的一场战斗。
最终，苏珊感到自己可以回去上班了。可她该如何到那儿呢?她过去是乘公交车，但现在害怕一个人去。尽管他们分别在城市的两端工作，马克自愿每天开车去迭她。刚开始时，这让苏珊感到宽慰，也让马克完成了保护自己失明妻子的任务。但是很快，马克意识到这种安排并不合适——时间太紧张，花费也太高了。他对自己说：“苏珊必须学会自己搭公交车上，班。”但是要向苏珊提出来实在让他有些难以说出口。她还是如此脆弱，失明引起的怨恨还没有从心中消除。这个时候提这些，她会怎么想?
正如马克所预料的那样，苏珊害怕再搭公交车。“我是个瞎子!”她愤怒地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想你是嫌我累赘了，想扔下我不管了!”
苏珊的这番话让马克的心都要碎了，但他知道什么是必须做的。他向苏珊保证每个早晨和晚上都会陪她一块乘车，接送她，直到她完全能够应付了为止。
事情就按照马克所说的那样发生了。接下来的整整两个星期，马克身穿制服，每天都同苏珊一起搭车。他教会她如何依靠自己的其他感官，特别是听力，来判断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如何适应周围新的环境。他帮助她与司机搞好关系，让他们照看她，为她留个座位。他逗她开心，不论是在苏珊摸摸索索不太顺利地下车时，还是在她把公文包丢在了车厢里的时候。
每天早上他们一起出发，把她送到地方以后，马克再乘出租车去自己的办公室。终于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苏珊离家前，伸出胳膊搂住马克——她的同伴、她的丈夫、她最好的朋友。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为马克的忠诚、耐心，以及对她挚爱而深深感动。她对他说再见，之后——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各自走各自的。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每一天苏珊都很顺利，她以前从没感到这样好过。她成功了!她终于可以自己去上班了!
星期五早上，苏珊像往常一样坐车去上班。当她付车费时，司机说：“孩子，我好羡慕你。”
苏珊不知道司机是否在同她说话，还有谁会羡慕一个双目失明、挣扎着寻找生活下去的勇气的女人呢?她不由得好奇地问：“为什么你会羡慕像我这样的人呢?”司机回答说：“因为照顾和保护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件快乐的事。”
司机的话让苏珊感到纳闷，于是她又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你知道吗？过去几天，每个早上，在你下车时，都有一个穿着一身军装的、长得很帅的小伙子站在拐角对面的街上注视着你，在确定你安全地穿过街道并走进办公室以后，他会向你的方向抛一个飞吻，然后才转身离开。你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幸福的泪水滑下苏珊的脸颊，尽管她再也无法看见马克，但她仍能感到他的存在。她这么幸运，如此的幸运，因为他所给她的不仅仅是视力所能代替的，那是她不需要见到就能感到的珍贵的礼物——那是爱情，是爱情给她的黑暗世界所带来的光明与希望。
(本文作者：张楚武编译)
------------
青果恋情
那年夏天，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是精卫填海的图案。上面只有一句话：“别忘记下雨的日子里那段青果似的恋情，你的和我的。”
自从开始主持有关情感的版面，我收到过不计其数的稿件，其中有很多来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的文字不同、写法各异，但是内容却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少年时代的恋情。
作为报纸的编辑，我曾经许多次被提醒，一定不能编发有关“早恋”的稿件，这些稿子几乎都被压在我的抽屉里。然而，抛开职业，仅仅作为才告别校园不足10年的我，真的从心底里尊重这些敢于把稿件寄来的作者，也真的理解那些被他们当作人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来描述的、青果似的恋情。
我尊重和理解他们，因为我也是从那个阶段走到今天的，我也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读过琼瑶的小说，还在读的过程中流下过真诚的眼泪；我和他们一样，写下过朦朦胧胧、不知所以的日记，写下过不敢示人的文字，给一个也许从来不曾存在过或者仅仅是一个心中的影像的人。我知道我和他们一样，从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而对爱情充满了向往到终于要把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深藏在心中，并且自己欣赏着自己忍痛的顽强，在人造的悲剧美中完成一个少年必须要体验的放弃的悲伤。
我了解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不能忘记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少年恋情的故事。每当读到陌生的作者写来的这样的稿件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回到我自己的少年时代，置身于十七八岁的阳光之中。握住别人的稿件，读那些陌生人的故事，我有的是感同身受的、怀旧的心情。
我18岁那一年，收到过一封信。那是怎样的一封令人晕眩的信啊。
早晨，把书包放进课桌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了它，一个白色的、用来装贺卡的信封，很厚，没有封口。
我没有立即打开信封，但是整个早晨，我的心都沉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狂乱和兴奋之中。我隐约知道有一双眼睛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注意着我，那是一种能够把我穿透的洞悉的目光。我不敢看，因为我知道那里面可能会写着些什么，还因为在我发现这个信封躺在我的课桌里的同时，也在心里相信了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
我故作平静地在课间操的时候溜进了体育老师放运动器材的小屋，背靠着一只跳箱，就着从极小的窗口穿进来的阳光，战战兢兢地打开信封，看到了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的信。我知道是他，一个个子很高、在理科班的男生，我熟悉他的字体。我们在同一个班上高一的时候，我就已经熟悉了他的每一个字都向左边倾斜的字体，看过一遍，就再也没有忘记。
那封信其实非常平和，他讲了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他说：“假如你的心是一片汪洋的海，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做那精卫?”他用很多笔墨来告诉我，他第一次注意我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趴在学校大厅的玻璃窗边上看着我从校门对面的小路上慢慢地走过来，杨花飘在我的脸上，我轻轻地拂掉。他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了我，他说他深信我也看见他了，而且他的影子在那个时候就反映在我的眼镜片上。
我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那天，在那个光线非常暗、飘着一种奇怪的发霉的气味的小屋，我的眼泪莫名其妙地打湿了这封言辞动人的信。我想，我在一个人的眼中是这样的美好，为什么另一个人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为什么写这封信的人是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注意、也很清楚他一直在观察着我的人，而不是我心里珍藏的那颗“钻石”?
我把这封信一点、一点地撕碎了，当洁白的信纸变成片片白色的小蝴蝶时，我决定永远不去牵动这个秘密，就让我假装不知道是谁，就让我一直装聋作哑下去吧。
然而自从有了这样的一封信之后，我还是感觉到自己有了变化：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旁若无人和自信，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特别是性别角色，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用一种所谓“淑女”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心里很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就在我收到这封信之后，学校里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同住了几个晚上，被老师发觉了。
对中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天大的事情。
这两个同学被老师分别关在不同的办公室里写“情况说明”，谁也不许跟对方通气，“各自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被关起来写检查的时候，我们照样上课。我们读书的学校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老校，整个学校的气氛中弥漫着令我们非常自豪的自由和民主的气息。但是，这两个同学的事情即使是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也是不能被姑息和容忍的。我们期待老师告诉我们学校的处理结果和这两个人的情况，而我们的老师对此只字不提。
同学之间悄悄地议论着他们，他们的身世和他们的恋情。
他们都生活在残缺不全的家庭里，都没有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他们当中女生的学习很好，男生的成绩很差。他们是因为相互同情走到一起的，因为双方都是没有家的孩子，他们彼此关心和爱惜对方。他们在同学中也曾经是孤单的，因为不愿意听到一起玩儿、一起读书的同伴在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又无奈又幸福地说“我要回家了”，他们选择了对方作为同伴，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谁都不会说回家的话，他们都没有必须要回的家。
同学说，他们住在一起，大概是“有了关系”。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也没有人愿意说清楚。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在谈论这件事，其中也包括收到信的我和写信给我的他。我们两个人都知道，在我和他之间有一个秘密，然而谁也没有把它说破。我们只是议论别人，议论这两个据说是因为“相爱”而被隔离起来的同学。
一个下毛毛雨的日子，我逃掉了自习课，背着书包到学校东南路上的大树下，我坐在绿色的长椅上。我终于等来了一张纸条：“自习课不要上，请到东南路第二个长椅等我。”字体依然是向左倾斜的。
他走过来了，个子很高、脸色苍白。他没有打伞，只穿了一件米色的、学生们通常不太会穿的风衣。
“出去走走吧。”他说。
我顺从地跟着他，同时与他保持着三步的距离。
他带来了那两个人的消息：他们都在稿纸上写了相同的话，“全是我的错，是我主动的，与××无关”。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办公室里冲进楼道，当着追出来的老师的面，说“你就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他们还是被老师拉进了各自写检讨的办公室，写的还是上面的那句话。
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一直在看着我，我低着头走路，什么也不说。
“我觉得他们特别了不起。”他说，说话的时候伸出手拉我的胳膊。
我躲开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做呢?”他停下来，我们就这样站在了我上学必须经过的居民区的一条小路边上。桃花已经落了，洒在潮湿的泥地上，雨开始大起来，我只有一把伞。
如果是我，我会像那个女孩子那样吗?我会吗?我不知道。但我想那不会是我的，因为我会从一开始就不让事情这样发展。我注定就是那种看别人做故事的人，故事的主人不会是我。我用了相同的话问他：“假如是你呢?”
“没有你，那个人就不会是我。”他果断地说，“就像没有了海，精卫衔着石头飞来飞去又有什么用?”
他指的是那封信，那封写着“假如你的心是一片汪洋的海，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去做那精卫?”的信。
雨越来越大，我从书包里掏出了伞。他很自然地拿过去，撑开，把我和他一起收进伞下。这样切近地站着，我有些恍惚，恍惚之中我觉得我必须对他讲真话，我必须告诉他，我一直用目光追逐的那个身影不是他，假如他注定是那精卫，我不是他俯瞰的那片海洋。我告诉他，我从听说了那两个同学的事情的时候，就认为他们是那么勇敢和纯洁，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很特别的、老师们不能理解的关系，我理解。而且，我也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但是我的答案和他的一样，假如没有我注视的那个人，另一个人就永远不会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隐隐地觉得有些莫名的疼痛，有点像小人鱼迈着艰难的步子、仿佛在尖刀上为王子起舞时的那种悲壮的奉献。
他站在伞下听完了我讲的、其实只是存在于我心里的一个没头没尾也永远不会有头有尾的故事。
他默默地送我到我家楼下。我坚持让他带走我的伞，他坚持拒绝了。我站在楼道的窗子边，看见他的风衣在雨雾中仍然能飘起来，显然，他走得非常快。
回到家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会记住这个雨天我们说的话，记住在收到他的信之后陡然增加的自信，我说他送给我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我也用了一个白色的、用来装贺卡的信封。所不同的是，我选择了邮寄的方式。
我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信，课间休息时，我曾亲眼看到那封信躺在传达室的桌子上。我们还会见面，在楼道里、在操场上，还是像以往那样点一点头。我增加了个新习惯，每天上学走到学校门口时，会偷偷地往楼上大厅窗子那里看一眼，有时候，我能看到他在玻璃的另一侧看着我。而我喜欢看的那个人已经毕业了。
我们最终没有从老师那里获知有关那两个同学的处理结果，他们又回到各自的班里去上课了，因为还有不多的时间我们就要参加高考。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公然在操场上手拉手地边走边背诵课文，我在这个没有了偶像的学校里默默读书，默默地在心里认为他们真勇敢。
高考之后，我们永远离开了母校。
那年夏天，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是精卫填海的图案。上面只有一句话：“别忘记下雨的日子里那段青果似的恋情，你的和我的。”
(本文作者：安顿)
------------
心中留下了什么
人生的岁月里，对于远去的仇恨，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起这三个小小的故事，叩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心中该留下些什么?
一本二战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纳粹准备活埋一些犹太人，其中有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他们被粗暴的纳粹分子推下了很深的土坑，孩子吓哭了。
老人说：“孩子，不要哭，这是在做游戏。”
孩子停住了哭声，他相信了老人的话，以为这真的是一个游戏。
泥土纷纷扬扬地撒落下来……
这是一段极其沉重极其黑暗的历史，但因为有这位不知名也不知是否为杜撰的老人的一句话，让人看到了人性的万丈光芒。
因为爱，所以孩子得到了死亡前一个美丽的谎言。
“文革”中，一位教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学生千万百计从他的讲义里找茬来批判他。
一个晚上，他又被拉到台上狠斗，终于昏倒了。他被人架回了家里，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学生是不是全批我了?”
他的夫人垂泪说：“除了一个女学生，他们都批你了。”
教授惊道：“这如何是好，她不批我，是会出事的，她还年轻啊!”
一本名为《最后的闺秀》的书中描述了类似的一个情节：
1968年的夏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她的屋子，他们给她5分钟，要求她检举揭发他人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她得到了自己的5分钟。于是，她坐在这群红卫兵的面前，开始端详起他们来。嘿，这个男孩子真漂亮，如果和女孩子谈恋爱，一定很温柔；左边的那个男孩子，长得黑一点，好像是个“猛张飞”；对面的则像赵子龙，他们都是好样的。
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如此残酷无情的岁月，在作者的心里竟然留下了“美好”。
人生的岁月里，对于远去的仇恨，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起这三个小小的故事，叩问一下自己的灵魂：在心中该留下些什么?
(本文作者：流沙)
------------
我写我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有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秒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考，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本文作者：季羡林)
------------
叫你倒下的是自己
很多时候，人打败自己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自己本身。
有两个人结伴穿越沙漠。走至半途，水喝完了，其中一人因中暑而不能行动。同伴把一支枪递给中暑者，再三吩咐：“枪里有五颗子弹，我走后，每隔两小时人就对空中鸣放一枪，枪声会指引我前来与你会合。”说完，同伴满怀信心找水去了。躺在沙漠中的中暑者却满腹狐疑：同伴能找到水吗?能听到枪声吗?会不会丢下自己这个“包袱”独自离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枪里只剩下一颗子弹，而同伴还没有回来。中暑者确信同伴早已离去，自己只能等待死亡。想象中，沙漠里的秃鹰飞来，狠狠地啄瞎他的眼睛，啄食他的身体……终于，中暑者彻底崩溃了，把最后一颗子弹送进了自己的太阳穴。枪声响过不久，同伴提着满壶清水赶来，找到了中暑者温热的尸体。
很多时候，人打败自己的不是外部环境，而是自己本身。就像那位中暑者，他不是被沙漠的恶劣气候吞没，而是被自己恶劣的心理所毁灭。
(本文作者：林维兵)
------------
一诺千金
一诺千金看来只是一种作风，一种实在，一种牢靠，可它的内涵涉及到对世界是否郑重。
我做女孩时曾遇上一个男生开口问我借钱，而且张口就是借两元钱。在当时，这相当于我两个月的零花钱。我有些犹豫，因为人人都知道那男生家很贫穷，他母亲仿佛是个职业孕妇，每年都为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她留给大家的形象不外乎两种：一是腹部隆起行走蹒跚；另一种是刚生产完毕，额上扎着布条抱着新生婴儿坐在家门口晒太阳。
我的为难令那男生难堪，他低下头，说那钱有急用，又说保证五天内归还。我不知怎么来拒绝他，只得把钱借给了他。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到了第五天，男生竟没来上学。整个白天，我都在心里责怪他，骂他不守信用，恍恍惚惚的总想哭上一通。
夜里快要睡觉时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我，打开窗，只见窗外站着那个男生，他的脸上淌着汗，手紧紧攥着拳头，哑着喉咙说：“看我变戏法!”他把拳头搁在窗台上，然后突然松开，手心里像开了花似的展开了两元钱的纸币。
我惊喜地叫起来，他也快活地笑了，仿佛我们共同办成了一件事，让一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他反复说：“我是从旱桥奔过来的。”
后来，从那男生的获奖作文中知道，他当时借钱是急着给患低血糖的母亲买葡萄糖，为了如期归还借款，他天天夜里到北站附近的旱桥下帮菜家推菜。到了第五天拂晓他终于攒足了两元钱，乏极下，就倒在桥洞中熟睡，没料到竟酣睡了一个白天和黄昏。醒来后他就开始狂奔，所有的路人都猜不透这个少年为何十万火急地穿行在夜色中。
那是我和那男生的惟一的一次交往，但它给我留下的震撼却是绵长深切的。以后再看到“优秀”、“守信用”这类的字眼，总会联系上他，因为他身上奔腾着一种感人的一诺千金的严谨。
那个男生后来据说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也许他早已遗忘了我们相处的这一段，可我总觉得那是他走向成功的源头。
一诺千金看来只是一种作风，一种实在，一种牢靠，可它的内涵涉及到对世界是否郑重。诚挚、严谨的人做人做事自然磊落、落地生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种准则的含义已超出了本身，而带着光彩的人类理想、精神和正气在其中。
然而处在大千世界，有着太多随意许诺，却从不兑现的人。那种人较之于一诺千金的人似乎活得轻松，可惜，这种情景不会长久，一个人失信多了，他的诺言也就被当成戏言，大打折扣，全面降价，且不说别人会怎样看轻他，就是他自己，那种无聊、倦怠都会渐渐袭上心。人一沾上那种潦倒的气味，做人的光彩就会大为逊色。
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天降大雨，那是场罕见的倾盆大雨，我打着伞去车站接一个朋友，我们曾约定，风雨无阻。我在车站久等也没见朋友露面，倒是看到一个少年，没带伞，抱着肩瑟瑟地站在车牌边守候。我把伞伸过去，他感激地说谢谢，告诉我说，他也是在这儿等一个朋友。车一辆一辆开过，雨在伞边上形成一道道雨帘，天地间白茫茫的，怎么也不见我们所盼望的人。我对少年说，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可少年固执地摇摇头。又来了一辆车，突然，车上跳下一个少年，无比欢欣地叫了一声。伞下的少年一下蹿了出去，两个人热烈地击掌问候，那份快乐是如此坦荡无愧，相互的欣赏流淌在那一击中，让目睹那画面的我感到一种灵魂的升华。
我终于未能等到我的那份欣喜；当我失望而归，却在家接到朋友的电话。她说雨实在太大，所以……我想说，当时约定时为何要说风雨无阻，区区风雨又何足畏惧?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地挂断了电话。因为对于并不怎么看重诺言的人，她会找出一千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而我，更爱腾出时间想想那两个相会暴雨中的少年。
(本文作者：秦文君)
------------
谢谢你刺痛我
每当我满足现状，停滞不前时，我就想起一件件往事，是那些刺痛我的人激励着我不断向前，走向成功。
写下这个题目，并非想哗众取宠，只是觉得在我的奋斗历程中，确实应该感谢那些刺痛我的人。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比较大的家族，众多亲属中有一位颇有能力的堂叔，很多亲戚都沾过他的光。从记事起，每逢春节亲朋好友相聚时，堂叔的周围都会被一张张讨好奉承的笑脸围绕着。正所谓看父敬子，我的一对堂弟、堂妹由此大沾其父之光，受到众人的另眼看待。而我这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自然难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次聚会完毕，一位开车的亲戚送我和堂弟回家，行驶至距我家尚有四五百米的一个高坡时，亲戚停下了车：“林涛，你从这儿走回去吧，我不往下拐了。”下车后，我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我毕竟是个孩子，这么黑的天让我自己走回去，要是换成堂弟，他会不送到家门口吗?要是我父亲有能耐，他会这样吗?”想着想着，我甚至埋怨起父亲的无能。于是，我流着泪在黑夜里一口气跑回家，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比他们强。那一年我14岁。
没想到事与愿违，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考上大学，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0年前能进效益不错的国营企业亦很不容易。起初虽挣钱不多，工作倒也安心顺当。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赤裸裸地表现在金钱和互利上，就连中学时代无话不说的同学聚会也变了味，成了论权比阔、炫耀身份的聚会。学生时代一位叫峰的男孩，上学时我俩形影不离，经常吃住在一起，好得胜似亲兄弟。然而参加工作后，峰靠着有背景的父亲很快有了起色，成了部门一个小头头。再见面，他似乎不屑与我这个小工人为伍，言行中流露出颐指气使的神色。朋友的变化，强烈地刺痛着我的自尊。可难过归难过，毕竟还要面对现实，命运只有靠自己去奋斗、去改变，正如“水不击不越，人不激不奋”一样。几番思忖，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职业作为事业冲刺的目标。可“无冕之王”的光环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戴在头上。文字功夫来不得半点取巧，于是，我自费上了电大中文班，买来新闻方面的书埋头苦读，笔耕不辍地向外投稿……可半年下来，我投出的稿件如石沉大海，半篇也没能在报刊上发表。一次次碰壁，更坚定了我自强自信的决心。我奋发写稿，一篇、两篇……渐渐地，报纸上有了我一些豆腐块文章。
正当全家人为我高兴时，一位好心人给我介绍了一位某报社负责人，看看是否有机会到他那儿去工作。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父亲特意给我买了件新衣服打扮一番，在一家比较不错的饭店订了一桌酒席，专门宴请“贵人”。开席后，这位姗姗来迟的负责人只和同来的几位侃侃而谈。尽管我们父子一再小心翼翼地陪话，但仍博得不了他的一丝笑意，当他听说我在车间当工人时，脸上更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虽然介绍人一再极力地推荐，可对方总是不置可否。整个过程，我第一次体验到求人难，低三下四求人更难的苦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晚被人蔑视、看人脸色的滋味。
也就在那个晚上，我深深读懂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含义。父亲是个性格耿直、不爱应酬、不爱求人的人，可为了我的将来，老父亲隐藏起真实的性情，忍辱负重地周旋在形形色色的权贵之间。那晚以后，我对父亲的种种埋怨和偏见，都化做了深深的愧疚。
都说成功垂青于勤奋的人，可尽管我很努力，成功还是与我擦肩而过。今年初，某系统电视台招人，为了这次机遇，我使出平生所学，经过两轮笔试、一轮面试，在300多人中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为了不出意外，我找了一位老师辅导。一天中午，赶上那位老师正与别人打牌，我饿着肚子一等就是两个小时。而那位老师出来后，却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一次次被人蔑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快被拉断了。直到有一天，电视台派人来厂对我进行考核，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真希望这次能圆了我的记者梦。然而希望还是破灭了，原因是，因为我是工人编制。其实我心里明白，原因不仅仅是一个编制问题，我当时已取得了大专文凭，正在念新闻本科函授班，其中有很多不可言传的内幕才是真正的原因。
虽然这次又失败了，可我成功的信心却比以前更强了，一次次的失败使我一步步成熟起来。我一定要给他们看看，我靠自己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一些大作家、大记者不也是工人、农民出身吗?
我现在从车间调到厂报做编辑已经两年有余，这期间，我事业、生活都有了一些长进。可以说，这些进步，都应该“归功”于那些蔑视、刺痛我的人。每当我满足现状，停滞不前时，我就想起一件件往事，是那些刺痛我的人激励着我不断向前，走向成功。
(本文作者：吴林涛)
------------
我有一个车夫爸爸（1）
捧着尚带着爸爸体温的包子，目送爸爸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泪如雨下。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爸爸对我那如大地般深沉的父爱……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很羡慕别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的爷爷总是把他们抱在怀里亲个没够。而我爷爷却总是紧绷着一张脸，从来就没给我一个好脸色，就更别提抱我亲我了。
有一次，我看爷爷笑眯眯地给大伯二伯的儿子买冰糖，我吮着手指怯生生地一步一步凑上前去，可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仿佛我压根儿就不是他的孙女。那天，我哭了，跑去问爸爸爷爷为什么不喜欢我。爸爸一把搂住我，眼泪刷刷地往下淌，我一下吓呆了，赶忙哭叫着：“爸爸，我不要吃糖了，也不要爷爷抱了，你别哭了……”哪知爸爸的眼泪顿时淌得更凶了，他一个劲地对我说：“倩倩乖，是爸爸不好，爸爸这就给你买糖去!”第一次看见爸爸流泪的情景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1988年，为了供我上学，爸爸买了一辆人力三轮，干起了蹬三轮挣钱的活。
上小学四年级的一天，我到偏房拿东西，看到墙上写着一行毛笔字：“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什么意思?我好奇地把这句话抄了下来去问爸爸，可爸爸只是满含歉意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爸爸越不说，我就越好奇，于是，我又把这句话抄下来带到学校去问语文老师。老师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女人和小人。尽管老师的话我半懂不懂，可在我心里，我好像明白了那句话中的“女子”就是指的我。
回到家里，我去问爸爸，这句话是不是谁写在那儿骂我的，爸爸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乖倩倩，你懂事了，有些事，爸爸也该告诉你了……”
原来，1979年12月26日，在乡电影队当放映员的爸爸已一个星期没回家了。为了不让田里的胡豆秆被雨淋湿，妈妈不顾自己已身怀8个月的身孕，咬着牙把近百斤重的胡豆秆挑回了家。不料动了胎气，当邻居将她送到县医院不久，便小产生下了我。
爷爷读过私塾，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爸爸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幺，两个伯伯先后都是生的儿子，爷爷一直将这视为曹家的荣幸，并十分希望爸爸能为曹家再添一个孙子。
我出生后，整整一个月，爷爷都没问过妈妈一句，也没看过我一眼。爸爸深怕他不在家时我和妈妈会受到爷爷的刁难，毅然辞去了令人羡慕的放映员工作，回家务农。
按老规矩，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都该在满月时由爷爷起。可一转眼我都两个月了，却还没有名字。一天，爸爸去偏房拿东西，看到墙上有一行爷爷刚写了不久的毛笔字——“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那一瞬间，他的心仿佛被针尖狠狠地扎了一下，回到房里，他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曹倩。因为“倩”是“歉”的谐音，爸爸一直对我怀着一份深深的歉意。
小学快毕业的一天，我趁爸爸忘了锁小木柜子，偷偷拿出了他藏在里面的几本笔记本。因为我已不止一次在半夜醒来时看到爸爸借着昏暗的灯光在笔记本上边写边流泪。
打开笔记本，我终于走进了爸爸那痛苦、无奈的心里。就因为我是个女孩，主宰家里经济大权的爷爷在所有事情上都对爸爸不公，爸爸稍有怨言，爷爷就是一句：“谁让你生的是女儿，如果你生的是儿子，我包管对你们一家比对谁都好。”……看到此处，我感到自己是个不该来到这世上的多余的人。迷惘中，我动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只要自己离开这个家，妈妈就能再生个弟弟，爷爷就会高兴了，爸爸也再不会受气了。
草草收拾好几件衣服装进书包，我噙着泪离开了家。就这样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突然，我看到前面围着一大堆人，从缝隙里，我看到爸爸正在被别人欺负。原来，一个醉汉坐了爸爸的车不但不给钱，还乘酒劲一拳打得爸爸嘴角流血。见爸爸挨了打，我顿时不顾一切地向那个醉汉扑了上去，拼命地叫着：“你敢打我爸！你敢打我爸……”用尽全身力气又抓又咬，在旁人的劝解下，醉汉扔下两块钱狼狈地跑了。我捡起地上的钱递给爸爸，他一把将我搂在怀里。
回到家里，爸爸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满盒皱巴巴的块票和角票，他小心翼翼地将盒子里的钱都倒在床上，高兴地对我说：“倩倩，看爸爸已经给你攒下了不少钱了，来，帮爸爸数一下一共有多少，看够你上初中的学费不?”一块、两块……数着数着我的眼泪就滴了下来，泪光中，我似乎清楚地看到了父亲在风雪和烈日下弯腰弓背地蹬着车，将一笔笔用汗水换来的钱揣进怀里，装进木盒，锁进木柜……擦干眼泪，我默默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让爸爸对我殷切的希望变成现实。
风雨相依
1993年6月，我不负父亲的期望，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郫县一中重点班。
进入中学后，我的学习费用越来越高。而妈妈自从小产生下我后身体一直就很糟，全家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爸爸一人的肩上。为了多挣一点钱供我读书和购买学习资料，他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的历程……
早上6点，爸爸起床为我做好早饭，等我吃完后再蹬车送我去学校，然后开始一天的蹬车工作。中午，他就在路边吃一点早上带出来的剩饭剩菜。为了能多挣一点钱，别的车夫嫌累赚钱少的活儿，爸爸总是毫不犹豫地都接下。彩电第一次大降价时，郫县抢购成风，一些楼层较高的居民买了彩电不好搬上去，爸爸就身兼车夫和搬运工，扛着大彩电一层一层地给乘客送到家里。由于用力过度，他那段时间腰疼得直都直不起来，只能趴在三轮车头上蹬车。
从上初中那天起，按学校规定，我每晚都得在学校上晚自习。家离学校有七里多路，而且位置又较偏僻，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爸爸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每晚8点便推掉所有生意，准时赶到学校门口接我回家，6年来，从未间断。
晚上，和我一起回家后，爸爸才能安安稳稳地坐到桌子边吃上一顿饭。这时，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因为我会把当天的收获一一向他汇报。有时，偶尔也会有考试发挥失常之类不好的消息。考好了，爸爸在表扬之余也不忘提醒我戒骄戒躁，考砸了，爸爸也始终是鼓励，是他帮助我保持着一份正常的心态。
每天吃完晚饭后，我就休息了，我一直以为辛苦了一天的爸爸也会早点上床睡觉的。可是，1993年11月的一个早上，我一觉醒来，却没有闻到熟悉的饭香，也没看到爸爸。等我在屋后的一块地里找到爸爸时，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爸爸正跪在地里，将头枕在平放在地上的左胳膊上睡得正香，右手还捏着一把不知何时拔起的杂草。
原来，为了不因经济上的拮据而影响我的学业，爸爸在得知时令蔬菜销路很好后，抽出时间在堂前屋后开出了几大块荒地，种起了时令蔬菜。白天要忙着蹬车，田里的活儿就只有留到晚上做了。晚上光线暗，锄草、松土时得蹲下身弓下腰几乎将脸贴在地上才能看清楚。这样，一趟草锄下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腰在“咯咯”发响，仿佛随时要断掉一般。
------------
我有一个车夫爸爸（2）
日子一长，他总结出一套独特的夜间作业方法：他不再蹲着，而是跪在田里，然后将上半身扭转90度，把头搁到平放在地上的一只胳膊上，以这种奇特的姿势半跪半趴在地上，用另一只手去干活。一只手累了，上半身就转个方向，趴在累了的手上，用那只休息过了的手去“换班”……这种方法比较省力，但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做着做着就容易睡着。
流着泪呆呆地看着爸爸在地里酣睡，我怎么也不忍心叫醒他，他累坏了，如果现在叫醒的话，他肯定会马上起来送我去学校的。最后，我从家里抱来一床被子轻轻给爸爸盖上，然后一个人走到了学校，我所能做的，就是让爸爸再多睡一会儿。
不料刚下自习，爸爸就一脸歉意地出现在了教室的门口，手里还拿着两个热腾腾的包子。原来，爸爸一觉醒来发现我已去了学校，担心我没吃早饭，赶忙瞪车赶到学校，买了两个包子捂在怀里一直等到我下自习。
捧着尚带着爸爸体温的包子，目送爸爸离去的背影，我不禁泪如雨下。不久后，在学习《背影》一课时，我读着读着便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爸爸对我那如大地般深沉的父爱……
进入高中后，只要一想到爸爸正在大街上为了我吃力地瞪着人力三轮，我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成绩在学校里总是数一数二，老师们都断言我将来是上北大的料。
为了多学一点东西，每晚下了晚自习后，我总要向老师请教一些超前的知识。1997年底的一天，天气异常寒冷，天上还下着小雨，我遇到了一道难题，下晚自习后向老师请教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弄懂。一走到学校门口，远远便看见父亲穿着破棉袄缩成一团坐在车上，双手放在嘴边不停呵着热气取暖。路过门房时，门卫在议论：“那三轮车夫想干什么?来了两个多小时了，一直停在那里。”我听到后心里觉得十分愧疚，上车后赶忙向爸爸道歉，说我以后再不会出来这么晚了。爸爸却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天好像预感到你会晚点出来，所以多做了几笔生意，也才刚来一小会儿。学习嘛，就该这样，今日事今日毕。爸爸知道你为了学习才出来这么晚，高兴都来不及，哪里会怪你呢?以后就要像这样，有问题就问，千万不要为我担心……”从那以后，爸爸每晚接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没忘了多问问老师吧？”
1998年3月，我上高二下学期的一天，同班同学送给我一颗高级奶糖，我没舍得吃，小心翼翼地把那颗糖放进了口袋。晚上回家后，我把那颗糖塞到爸爸手里，说：“爸爸，给，同学给的，你吃。”爸爸看着那颗奶糖，一下会错了意，赶忙向我道歉：“倩倩，是爸爸不好，一直忘了给你买零食，你都已经有整整两年没吃过糖了。明天，明天爸爸一定给你买一包‘大白兔’回来!”我的心顿时一颤，爸爸呀，自始至终，你的心里记挂的就一直是你的女儿，可你是否记得你已有9年没喝酒、6年没抽烟了呢?
最后，爸爸隔着纸把糖咬成3块，把一块放到我嘴里，一块放到妈妈嘴里，自己嘴里含一块。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细细品尝着那比糖更甜的亲情的滋味，三人眼中都有泪光闪烁……
真情回报
1999年7月，高考的日子，爸爸特地停了三天工，每天提前把我送到考场后便顶着烈日寸步不移地守在考场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自来水龙头下灌上一气。可等到考试快结束时，他就会跑到小卖部给我买上一瓶冰冰凉凉的可乐等我出来喝。
每当我问他喝过没有，他总是摸着我的头，大声说：“我也刚刚喝了一瓶，你就快喝吧!”接过可乐，我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爸爸平时连5毛钱一瓶的汽水都从不舍得喝，他哪里会去喝1．50元一瓶、对他来说相当于一天饭钱的可乐呀!我默默地喝下半瓶可乐，告诉爸爸，我喝不下了。看着爸爸一小口一小口珍惜地抿着可乐的样子，我在心中发誓，等自己以后挣钱了，一定要为爸爸买整整一大箱可乐回去，让他好好喝个够。
高考成绩揭榜，我的政治分数比成都市文科状元还高出15分。遗憾的是数学考试失误而拖了后腿，以三分的微弱差距与北大失之交臂，被四川省轻化工学院录取了。一想到爸爸这6年来的每个夜晚，我就觉得自己辜负了爸爸的满腔期望，后悔为什么要差那三分。爸爸看出了我的心事，笑着开导我说：“倩儿，你考上大学爸爸就已经很开心了，这次没考上北大怕什么?进大学后再努一把力，干脆一步到位考上北大的研究生。爸爸相信你的实力，只要你愿意读，爸爸硒锅卖铁也会供你的……”
开学后，我除了上课外，每天晚上总是第一个进阅览室，最后一个出阅览室，入学不久，我就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爸爸得知这一消息后，戒烟多年的他破天荒买了一包4块钱的“红梅”香烟，大方地向和自己一起瞪车的同伴们撒了一圈。
偶尔，爸爸也会来学校看我，每当此时，便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总是亲呢地挽着父亲的胳膊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他听。爸爸怕同学知道我是个三轮车夫的女儿看不起我，让我在校园里别挽着他，而我却一把将他挽得更紧了，我要让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车夫爸爸。
尽管爸爸在我进大学后更加卖命地工作，自己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他每月蹬三轮车所得的三四百元的收入还是很快就入不敷出了：我上大学的报名费是6400元，每年的学费是3200元，为了不让我在学校因为没钱而受苦，爸爸每月还是雷打不动地给我汇来300元生活费。
这一切可压得爸爸喘不过气啊，爷爷又在我入学后不久不慎摔倒，医药费一花就是一万多元。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他，爸爸不记前嫌，又把79岁的爷爷从城里接到家里供养。
我得知此事后，连忙给爸爸写了封信，告诉他我自己可以在学校勤工俭学，让他每个月只给我寄150元，把省下的150元用来给爷爷治病。可是，每到月初，一张300元的汇款单便会准时来到我的手中。
1999年12月26日，是我20岁的生日，我用自己的稿费给父亲买了一本精装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道：“亲爱的爸爸，过去，你的笔记本上总是记满了忧伤，如今，女儿长大了，希望这本笔记本能记下你人生中更多的美好时光。”妈妈爱看书，我给她买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另外，我还给爷爷买了一个电用暖手器，我在电暖器的纸盒上写道：“爷爷，我从出生以来，就从未享受过你抱我的快乐。不过我还是愿这个小小的电暖器能代替孙女的心，温暖一下您的双手。”
家人收到我寄去的东西后，都十分高兴，惟独爷爷接过电暖器却禁不住老泪纵横。在爸爸的搀扶下，他颤巍巍地来到偏房，站在20年前他亲笔写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前，用颤抖的手掌在墙上那一排字上磨着、磨着……直到他的双手开始破皮、出血，墙上的字迹开始模糊、消失，最后留下一道血痕……
我的故事已在郫县传开了，郫县的数百名三轮车夫都以我是一个三轮车夫的女儿引以为荣，他们说：“曹倩能考上大学，只要她读，我们都会在她背后坚定地支持她、帮助她，齐心协力造就一个响当当的女博士……”
(本文作者：瞿军)
------------
红发女郎
现代人因为生存环境里竞争激烈，压抑感多，往往焦虑不安。要用美化自己的方式，来消解焦虑，提升自信心，是已经流行了许久的心理自慰手段。
一位台湾文化界的女士来北京，约我在华侨饭店见面，说好在大堂会齐，因为几年没见，她怕我到时认不出她来，特意在电话里跟我强调：“我染了红头发啦!”年轻女土把黑发染红，在北京街头早巳不是什么稀罕景象，但我原来总以为，那是一种比较俗气的做法。记得读《格林童话》，那里头形容公主美丽，常说她有一头黑亮的长发。在德国访问时，瞒眼所见的女士，大多金发，或浅黄到接近发白，不知为什么他们讲童话，偏要把东方人的黑发视为最美。现在东方的中国开放度越来越大，一些本有白雪公主般黑发的中国女郎，却要把自己头发染成异族的红色，大概也是觉得，越与近处众人不同，便越美丽吧!
到了华侨饭店大堂，会到了那来自海峡那边的女土，啊，她并没有把整头的黑发染红，而是黑红杂糅的那么一种处理方式，并且严格而论，那红色也并非正经的红，而是接近褐色，又有点泛金光的格调。我随口说：“这其实算不得红头发呀!”她随口笑容：“最近的流行色么！”后来我们一起到咖啡厅叙谈，双方都没再涉及红头发的事。
谁知那以后到美国访伺，见到一位从大陆出去十多年，已经不仅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已谋到名牌大学教职的女士，她在酒会上出现时，头上的黑发，也染红了一绺，迎面而至时，十分夺目。本来各人爱怎么打扮，纯属私事，就是你觉得“不顺眼”，也无须置喙评说。不过我心下忍不住还是嘀咕：一般的市井女郎，热衷于把头发染出流行色，倒也罢了，怎么文化人，乃至大学副教授，也如此“闪亮登场”？
前两天，一位远房表妹从日本回来，到我家来看我，我刚一开门，便不由得“啊”了一声，再次地少见多怪了她整头的黑发，都染成了红色。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发型类似男孩的“学生头”，这位表妹呢，却是丰满的“鸡窝头”，实在让我“触目惊心”因为我们很熟，所以招待她时，我便直率地问她：“你自己真觉得你那头发很美吗？”她呵呵地笑答：“丑死了!”“丑，你还这么染!”她见我真地很是惶惑，便耐心地给我解释开了。
我这位表妹，是学心理学的。据她说，现代人因为生存环境里竞争激烈，压抑感多，往往焦虑不安。要用美化自己的方式，来消解焦虑，提升自信心，是已经流行了许久的心理自慰手段，不去多说了。但其实丑化自己，搞“丑容”，也同样可以取得一些释放焦虑的效果。用最离经叛道的方式，将自己怪异化，在西方早有“崩克族”的例子，中国人也早从图片、电视上见识过。不过，类似“崩克族”那样的做法未免太过头了，近年来，流行比较折中、含蓄的“丑容”方式，而且在潜移默化中、这势头已普及到中产阶级，比如所谓的“怪”，但与传统的“美”与“媚”，离得相当远了，那造型基本上是一种“凛然的冷漠”加“挺拔的迷惘”的调式。她说，像西方人设置出万圣节那样的节日，到了那一天，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把自己彻底地丑化为厉鬼游魂、妖魔怪物，尽情地恶作剧，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集中地把一年里积蓄心中的郁闷焦愁，来一次合法的大发泄。小孩子在那一天晚上，可以挨家挨户讨糖果点心，如果主人不给，他们在那一天破坏那家人的东西竟可以不受责罚——其实小孩子平时也苦，大人们为了让他们学乖，设下了多少清规戒律，惟其在万圣节这天，让他们有机会把自己丑化为“坏孩子”，把淤积在潜意识里的压抑感痛快地释放一番，他们才更有可能在平日坚持做好孩子!表妹还介绍说，在日本，有若干专为高级白领设置的俱乐部，比如有男性俱乐部，西服革履地进去却一律换成女装，甚至更奇形怪状地打扮起来。那并不是搞变态的堕落活动，而只是为平日坚持以男子汉身份竞争奋斗的人们，提供一个合法而安全的心理放松的机会……
表妹的侃侃而谈，令我增了不少见识，但我望着她那一头红发，还是不得要领。她见我表情迷惘，笑说：“至于染红头发，每一个体生命，可能都自有其独特的考虑，也许，有的人她就是以红发为美。有的人呢，则是故意‘出格’，用以构成一种锐意创新的挑战符码——你若问我为什么要这么‘丑容’，我就不想细说了!”
表妹走了好几天了，我下楼散步，又频频见到红发女郎。至少，我现在不会对入眼的这类事物，再予简单化的腹诽了。
(本文作者：刘心武)
------------
青城山下的男孩
见我装到兜里，他高兴地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咧着嘴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天真、顽皮，但愿他的笑能永远下去。
我从青城山下来，急急地往停车场走去。爬了半天的山，有点儿累了，我想快点坐到车上歇歇。突然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身后跟了个孩子，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模样，脏兮兮的脸上抹得一道一道的。看样子他是跟了我一阵子了，只是我忙着赶路，没注意身后有这么个小尾巴。我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哭咧咧地冲着我叨咕着什么。见我注意到他，他用眼睛盯着我又不出声了。我问他：“你跟着我干吗?”他怯生生地把攥着的小手张开了，手心里是一条项链：“你买了吧。”那是种最廉价的项链；一条白铁链下面吊着个玻璃珠，完全是哄小孩玩的那种。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我不买，我不戴这玩意儿。”可他仍旧一步不落地跟着我。我心里有数：别看他一直哭咧咧的，但他并没有眼泪。装的，我心想，这种孩子我见过，小奸巨滑的，离他远点。
到了车跟前，我回过身，冲着他随便往远处一指说：“你去那边看看吧，也许有人会买。”说完，我踏进了车门。那孩子一下子就哭了，这回他是真哭了，是那种又委屈又绝望的哭，仿佛那道车门关闭了他全部的希望。他一边哭一边说：“你买了吧，我上学还没有学费呢!”“上学?”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于是我又走下车，从他手里拿过那串项链：“几块钱?”我问他。“3元。”唉，不就是3块钱吗?给他吧。我一边掏钱一边对他说：“你真会做买卖。谁教你的?”那孩子没说话，只是用手不停地抹眼泪。旁边一个卖根雕的小伙子和一个老婆婆说：他爹妈都不在了，他是跟着奶奶过。原来是这样，难怪这么大点儿就出来奔波。我心里有点不平静。我打开钱包，没零钱，只有一张10元，一张50元的。就犹豫了一下，然后抽出那张50元的递给他。他睁大了眼睛有点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拉过他的手，轻轻地对他说：“拿着吧，好好学习。”那个老婆婆催促他说：“快谢谢阿姨，告诉阿姨，再来青城山，到你家去玩。”他接过钱，只是低着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突然，他转身跑了，越跑越远。我忽然觉得我是不是太轻率了，这么简单就把钱掏给人家了。
上了车，我一直望着他跑过的那条小路。突然我发现，那条小路的尽头又出现了他的身影，越来越近，他是跑着向这儿奔来的，这次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圆鼓鼓的。我心想：糟了，不知他又向我推销什么。我赶紧对司机说：“快关门，别让他上来。”他没上车，而是径直地跑到我座椅的窗下，仰起小脸，气喘吁吁地把那个塑料袋举给我，隔着薄膜我看清了，是栗子，这种栗子是青城山特有的品种，个不大，尖尖的，5块钱一斤。我以为他又向我兜售，就忙摆手对他说不要，但那孩子说是送给我的，说着，他还用他那小黑手抓出一把给我看。
我心头一热，一种复杂的感情在我心底升腾起来，我又走下车，来到他面前。只见他那小花脸抹得更脏了，头发里湿漉漉的都是汗，我蹲下来，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阿姨不要，阿姨回北京太远，拿不动。”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只是一个劲地说：“拿着嘛，拿着嘛。”我只好捧了一把。见我装到兜里，他高兴地冲着我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咧着嘴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天真、顽皮，但愿他的笑能永远下去。
(本文作者：曹桂玫)
------------
与天才一起生活的代价
人们尊敬和崇拜智者，但这个智者没有强壮的双臂拥抱我，没有体力给我带来渴望的舒适。我只能抓住我们之间理性的纽带来宽慰自己，
史蒂芬霍金教授的一部《时间简史》使他一下名扬天下：一个严重瘫痪的天才竟然能在轮椅上研究宇宙奥秘。但是，简霍金，与霍金结婚30年的妻子，以诚实和勇气诉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与这样一位名人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下面便是简霍金的自述：
在人们眼里，甚至连作为家庭一员的我几乎都开始相信，霍金的成功证明他已经战胜了病魔，这场战争他打赢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再需要帮助。
这是最残酷的一个讽刺，我们成为自己惊人成功的无辜受害者。在公共脸面和个人形象之间，不仅仅存在着差异，事实上，它们相互对立。
诚然，身为各种公共活动的座上宾是愉快有趣的，但那种关注不管对我们肉体还是感情上都于事无补，我们不单单需要这些。
运动神经疾病主导着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和露西的生活，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维持表面虚假的正常，以保有一点可怜的自尊。
尽管对父亲十分热爱和尊敬，但显然罗伯特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一个可以和他打斗玩耍、嬉闹游戏的人，一个可以在他失去童年又失落于青春期时给予慰藉的人，一个不求回报、特别是在肉体上不需要帮助的人。
有时，我的父母带孩子们到伦敦、上剧院，填补他们的生活空虚。但是，难以在父母面前启齿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却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们的邻居和忠诚的支持者泰尔玛撒切尔在1976年去世前，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敏锐而直截了当：“亲爱的，我简直无法想像，没有正常的性生活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但对史蒂芬的忠诚禁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对他而言，这和他的疾病一样都是忌讳。
我不允许自己向泰尔玛坦白，但我确实非常需要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倾听我诉说内心的焦虑。由于缺乏专业的帮助或指导，这种焦虑与日俱增：我担心从事性生活的努力会使史蒂芬丧命，尽管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总是作为消极的伙伴。这种经历是如此空洞和令人恐惧，它刺痛着我的神经，使我心烦意乱，也使我的身体焦躁不安和沮丧。
除此之外，我们的关系在其他意义上也极不协调。智力上，史蒂芬是一个巨人，他总坚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性，我对他的天才一直由衷钦佩；躯体上，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无助而依赖。我为他履行的更多的是母亲的职责，而不是婚姻的义务：我给他喂食、擦洗，给他穿衣、梳头和刷牙，我照顾他方方面面的生活起居。
渐渐地，我这个妻子沦为一个全天候的母亲角色。要对这样一个有着大屠杀受害者的身体和婴儿的需求的人产生欲望是很难，甚至是不正常的。
人们尊敬和崇拜智者，但这个智者没有强壮的双臂拥抱我，没有体力给我带来渴望的舒适。我只能抓住我们之间理性的纽带来宽慰自己，但我却看到婚姻关系正在无情地把我们拖向危险的心理流沙，它可能会以史蒂芬的突然死亡和我的长期精神错乱而告终。
在绝望中，我向医生寻求咨询。他语气超然，但他的话同泰尔玛一样坦诚：“你正面临的问题，简，通常只在老年人之间发生。但你是一个有着正常需求和渴望的年轻女人。我所能建议的是，你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处方。”离开医生后，我一个人不断咀嚼着这句话。而后，在一次前所未有的亲密表示中，史蒂芬的姐姐菲利帕说：“该到了你离他而去的时候了。真的，没人会责怪你的。”
不管她的动机如何，她的建议使我感到委屈。她似乎不明白，我再也不能离开史蒂芬了，就像不能遗弃一个孩子一样。我不能造成家庭破裂，那将会毁掉我生命中苦心经营的成就。
要假装对别的男人从来没发生过兴趣是不诚实的。但我从未有过外遇，只和史蒂芬一个人发生关系。我和那些吸引我的男人顶多局限于目光的接触。其实，很久以来我就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女人。我无法照医生和菲利帕说的那样去做。
我的一个朋友，史蒂芬从前的心理医生卡洛琳钱伯莲建议，我应该分分心，从事一些其他活动，例如到当地教堂唱诗班唱歌。“来圣马可教堂唱歌吧，”她说，“我们还需要唱颂歌的女高音。”
约拿旦海利尔琼斯是唱诗班领队。一次他走在露西和我身边，与我们交谈。许多年来，我已经没有这样和人谈过话了。
他告诉我关于圣马可教堂的故事，告诉我牧师比尔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他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里给予了他巨大的支持，坚定了他的信仰。
他没有细说那段艰难时期是什么，但我已经知道18个月前，与约拿旦共同生活一年的妻子简妮特死于白血病。
我们的下一次相遇很偶然，是在看文艺演出的时候。后来约拿旦周末来教露西学钢琴。露西十分热情，她的活泼驱散了他的严肃和犹豫。约拿旦开始在上课前来吃午饭，或课后留下来吃晚餐。他帮助史蒂芬，减轻了长久压在罗伯特身上的家务活。
当我们对约拿旦更熟悉时，罗伯特会在大门口等他。约拿旦一到，孩子会猛扑过去，将他翻滚在地，两人摔跤戏耍。约拿旦善意地回应成长中的男孩打闹玩笑的需要。
有些日子，约拿旦和我经常偶然相遇，都对这种巧合感到惊奇。我们会站在路边说话，忘却本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有这么多可交谈的话题，他谈他的丧妻之痛、他的孤寂、他的音乐志向；而我谈我对史蒂芬和孩子的牵挂和忧虑，以及我的绝望，因为人们总是要求我用忍受和耐心去做任何事，而我却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我发现自己遇见了一位经历过生死离别、了解生命的焦虑和紧张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过身体的接触，也不会这么做，我们意识到这种关系有潜在的通奸倾向。当我们开始承认相互吸引时，约拿旦会驱散那些疑虑，宽慰我，他说通过我们——所有的人——他已发现了一种目的，可以帮助减轻他自身的痛苦。
可以理解地，史蒂芬对约拿旦显示出男性的敌意。他尽力证明自己的智力优势，正如对一个新研究生所做的那样。但当意识到约拿旦根本不愿竞争时，他放弃了战争。
在约拿旦的影响下，史蒂芬变得平静了些，也宽容了些，似乎他允许自己松开了为与命运抗争而不得不披挂的盔甲。他看上去似乎很高兴，有人可以帮他卸下我对感情缺乏安全感的负担，允许他把更多精力投入重要的物理研究。
在夜深入静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向史蒂芬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坦露心扉。他慷慨而温和地承认，我们都需要帮助——尤其是他自己——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他将不会反对，只要我继续爱他。他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和我沟通，我怎么能不再爱他呢?
(本文作者：苏丽雅／编译)
------------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1）
------------
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能进入这所大学是很幸运的，可是，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四肢的人考进了这所大学吗?日本残疾青年乙武洋匡就做到了。他不但能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还是学校多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用残臂和脸颊夹着笔写字作画，他还去跑步、游泳、爬山、打球、拍电影，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全有赖于父母与老师向他灌输的一种做人态度：我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残疾只是我的生理特征。
沉重的门
我的父母为我的上学，可谓费尽心机。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接收残疾儿童入学，残疾儿就要上养护学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养护学校的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那是一种特殊教育，因此，我的父母很不情愿。他们一直存有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
可是，这一愿望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但联系来联系去，一切努力均化作泡影。难道说我要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是异想天开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入学体检通知书》，父母大喜过望，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会轻易地就能进入普通学校就学，何况这张《入学体检通知书》是一所已拒绝过我的公立学校发来的。出乎意料的是，那所学校的人竟说不知道我是一个重残疾儿。父母不会轻易放弃希望，好说歹说，校方也许被说动了，便说先让我到学校去面试一下。
入学检查的情形，就像逛动物园。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在狭窄的过道跑来跑去。有些孩子则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惧怕，哭闹声此起彼伏。而我，坐在轮椅上，很有礼貌地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医生竟对我称赞有加。母亲看到我像模像样的神态，更坚定了我可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信心。
所有的检查全部结束以后，母亲带我来到校长室。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紧张。当时的我，自然没有谨小慎微的自制力，但我却为此时此地的紧张气氛所感染，小心翼翼地尾随在母亲身后。
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可亲。母亲与校长谈话，我听不懂，自然感到无所事事；校长呢，则时不时地向我微微一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校长把眼眯成一条缝，母亲那原本僵硬的脸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而且充满一种欢乐的神情。
回到家，母亲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报告：“哎，我说，这孩子可以上普通学校了。”然而我们的喜悦，并没有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当时，校长确实是同意了。却认为让重残疾儿童接受普通教育，至今未有先例。
我走向接受普通教育的道路刚迈出几步，又不得不回到起点。可是，父母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把我送进这所学校不可。
父母前去找教育委员会的人进一步交涉。委员会的人果真是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母亲便把我带来，口气中带着一种骄傲：“真的，这孩子什么都会做。”
我明白现在到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候了。我心中有了一种冲动，一种炫耀的冲动。我侧头把铅笔夹在脸和残臂之间，一笔一划地写字；我把盘子中的刀叉交叉起来，利用机械的原理，靠残臂的平衡用力，从盘子中吃饭；我把剪刀的一边衔在口中，身体呈L型，用臀部和残腿的交互动作，自己一步一步挪动……
我每做一个动作，就会听到声声惊叹。我知道我完全把教育委员会的人征服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忘记了一切。
就这样，凭着父母的充满无限爱意的韧劲，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用贺小学的入学许可。
恩师高木
看了入学典礼上的同学合影，我的心头就情不自禁地掠过一丝苦笑。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使劲地向后仰着身子，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痉挛着。我非常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
我明白由于我的存在，周围的人无不感到慌乱和麻烦。
其中也有我的老师，尤其感到苦恼的是高木老师。高木老师是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年长老师；尽管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却从未教过像我这样的无手无足的学生。他与我无论做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是“第一次”。我觉得，我让高木老师感到苦恼的首先是班里的同学见到我的反应。
“他为什么没有手?”
“他为什么乘坐轮椅?”
有的同学还小心翼翼地过来触摸我的残臂。高木老师不知如何回答学生的疑问，我发现他的脸上竟冒出丝丝汗水。这类问题难住了高木老师，对于我来说却早就习以为常。我知道，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我与班里的同学成为朋友的桥梁。“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生过一场病……”我总是这样向同学们反复说明。
就这样，我化解了同学们对我的疑惑。过了一段时期，班里再也没有人间我为什么没有手和脚了，高木老师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谁也没想到由这件事又引出了另外的问题。
高木老师是一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老师，自己的班里有了我这样一位残疾学生，怎么办?他认为如果别的同学时时处处帮助我，对我并没有好处。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但他又不明确地对我和同学们讲，而是把这种意识压抑在心底，因为同学们的所作所为——对一位同学的帮助——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行为。高木老师不能干涉同学们帮助我，但他又实在担心同学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女同学，她们与生俱来的喜欢体贴照料他人的天性，会让我失去自理能力，完全依赖于他人。
高木老师非常苦恼。他想：大家都来帮助乙武，在理解乙武的同时班内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好风气，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阻止同学们帮助乙武，如果强行阻止，说不定还会引起同学们的抗议。可是，如果同学们对乙武的任何事情都给予帮助的话，乙武会不会滋生一种不良的性格——“我等着不干，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帮助我”的惰性呢?
------------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2）
------------
高木老师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向全班同学摊牌：“对于乙武来说，他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让他自己干；他自己干不了的事，我们再去帮助他。”同学们听了高木老师的话，心里老大不高兴，小嘴噘得老高。这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啊!但老师的话必须得听。“是——”同学们齐声回答。自此以后，主动前来帮助我的同学一个也没有了。
几天以后，让高木老师苦恼的事又发生了。班上的同学每人有一个橱柜，都放在教室的后面。橱柜里有“算术箱”，存放尺子和小弹子什么的；还有“工具箱”，存放糨糊，剪刀什么的。在上课时如果需要什么，随时可从橱柜中取。这样的事，我应该自己做。我的动作非常慢，老师说让取什么，同学们便一齐快捷地去取，我不能与同学们一起动作，要等到同学们回来以后才能动身。我必须用屁股和残肢一步一挪，在一条条腿之间挪动身体。如果与同学们一起簇拥着走，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我以为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我起身晚，而且到了橱前，打开箱子盖，从里边取工具，更是颇费周折，之后还要再盖上箱子盖。这一系列动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说得夸张一点儿，真比登天还难。
那一天，可以说我与工具箱进行的是一场殊死搏斗。要在以前，说不定哪位同学就会来帮我，可那一天没有人间我需要不需要帮助了，因为前一天高木老师刚对大家说了我能干的事尽量让我自己干。同学们看到我取工具的样子，尽管不忍心，但谁也不主动上前来帮忙。
课接着上，我仍然没能取出工具。我尽量探出身子，却怎么也取不出来，渐渐地鼻子发酸，我终于哭了起来。这是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流泪。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更有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高木老师听到我的哭声，大吃一惊，急忙跑过来安慰我：
“怎么了?你自己不是已经打开箱子盖了吗?再加一把劲儿!”
我听了老师的话，心情安定了许多，同时又感到似乎受到莫大委屈，不由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高木老师终于明白我不能与别的同学一样快速而方便地取出工具。他在想：乙武这孩子接受老师的吩咐，尽管知道自己要完成老师的吩咐是极为困难的，却没有任何不情愿。但他与别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有些他是做不来的。而且，即使他能与别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但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别的孩子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他。在这种时候，如果换一种方式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对他是会有好处的。
于是，高木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又专门为我设置了一个橱柜，加上原来的橱，工具箱和算术箱中的东西可以分别放到两个橱柜中了。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一个一个地开箱盖了，可以直接从橱中取东西，既方便又快捷。
高木老师就是这样想了一招又一招，一直在为我能有正常学生那样的学校生活而操心挂念。
刚入学的时候，我每天来到校园里，立刻就有小朋友围拢过来，好奇中带着友善，我感觉我是一个深受同学关注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手足的人，是他们迄今从未见过的残疾儿，而且还乘坐在轮椅上。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有人乘坐轮椅还真是一件稀罕事。特别是我乘坐的轮椅是一种新型的电动轮椅，我的手臂很短，操作轮椅的动作别人几乎注意不到。在小朋友们的眼中，这个轮椅好像是在自动地前进、转弯。于是他们便惊异、好奇，我也就成了“新闻人物”。
别的班和其他年级的孩子与我接触的机会不多、只在课间休息时间才能在一起。他们一旦发觉我来到了校园内，马上就跑过来，就像蚂蚁群发现了甜食。有的还一个劲儿地问：“你的手怎么了?”有的竟想乘坐到我的轮椅上玩玩。接着我同班的同学过来了，于是便出现一个美妙的场景：我同班的同学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自以为他们知道的有关我的事情比别的班或其他年级的同学多，煞有介事地讲解说：“乙武啊，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成了备受注目的人物。我的身影一出现，马上就聚来一圈又一圈的同学；我离开，同学们也必随我移动，呼呼啦啦，拥挤不堪。对于这种现象，我心中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我总是受到重视，处于人群的中心位置，作为一个孩子，心情怎么能不愉快呢？还有，我还把跟随在我身边的同学看成我的仆人一样，而我则自诩为“大王”，又欢又闹。
但终于有一天我感到了一种危机，是一种行将从“大王宝座”上掉下来的危机。高木老师在那一天突然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没有老师的同意，你不能在学校里坐轮椅。”高木老师禁止我在校内使用轮椅，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因为乘坐轮椅，我心中滋生出一种优越感。我坐在轮椅上，一些好事的同学则跟随在我的左右，相对于他们来说，我自然容易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高木老师对我说：“大家都跟在你的身后跑，其实不是羡慕你这个人，而是对电动轮椅感兴趣，你却洋洋自得，这怎么能行?”再说，“残疾儿”不能被特别看待。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有普通孩子一样的心态，而从乘坐轮椅无端生出的优越感，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另外，从体力上考虑，我也不能再乘坐轮椅了。小学生时代是成长发育期，虽然没有手和脚，但我也自有我的成长发育特征。如果在这一时期一直乘坐轮椅；身体活动的机会就会减少。为了我的将来打算，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从小就注重身体的锻炼。
高木老师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于一种严厉的指令。不管怎么说，轮椅是我的代步工具，如果没有轮椅，我只能用两条残腿撑在地上，靠着屁股的挪动而行。如果那样，校园在我的眼中将变得无边无际，而且我的体力也有限，真是一种万分痛苦的事。
当然，对于高木老师强行阻止我在校园里乘坐轮椅，也有人表示反对。我不再乘坐轮椅，而是靠残腿和屁股在校园里行动后没几天，以女老师为中心，许多老师纷纷慨叹我可怜，但高木老师不为所动。寒冬或是盛夏，我在校园中的行动更引起老师们阵阵唏嘘。屁股蹲在地上，两条残腿撑着地艰难挪动，我感觉我比任何人都更能痛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冷热。
还有，每日例行的“早操”对我来说也成问题。“早操”结束后，同学们合着音乐的节拍回教室。男生行列本来我是排头，因为我走得慢，我们班总是落在后面。老师没办法，就指示后面的同学超过我。我的眼前，一条条轻快的腿交替晃过，不一会儿工夫，偌大的校园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种情况，让主张允许我可以在校园中使用轮椅的呼声更高了。
------------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3）
------------
高木老师一如既往，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他说：“乙武现在看上去是怪可怜的，但有些事他必须自己做。他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这也是我的任务。”
高木老师的果决源于他对我的将来的期望。他的做法，现在看来完全正确。后来我入了初中、高中、大学，那些学校几乎都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靠了自己在小学时的磨练，一切都能对付。譬如上楼梯，我先把轮椅停在下面，然后从轮椅上下来，靠自己的手、足和屁股，上去，又下来，轻松自如，从不感到遇到了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
父母的温暖
父亲33岁结婚，35岁的时候有了我。中年得子，少了几分慌乱，多了几分沉着，而且不再时时处处炫耀威严。他有时甚至比我还显得孩子气，譬如：“巨人队”输了球，他会暴跳如雷；吃饭后水果，他会和我争抢；看电视，一旦有女明星出来唱歌，不管自己会不会唱，他一定要跟着哼哼。
他曾经对我说：“你没有兄弟姐妹，我也不能娇惯你，所以我既要做你的父亲，又要做你的兄弟。”父亲、兄弟的两个角色，他都扮演得非常出色，一点儿也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父亲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使我们的父子关系极为融洽。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感到父亲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在他面前，我也从来没有压抑、拘束的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自然而亲切。每到星期天，他会带我外出游玩；有时加班，他就与我约定傍晚到他的公司会合，他再带我一起去吃晚饭……
我的名字“洋匡”也是父亲给起的。据他解释：洋者，太平洋也；匡，匡救世界也。他希望我有一颗像太平洋一样宽阔的心，有匡救世界的凌云壮志。光有字面上的意义还不行，一向不计屑小的父亲，这次竟搬来大词典仔仔细细查对笔画，最后得出结论：“洋匡”的笔画数，预示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将会得到无数人给予的深挚的爱。
能否以太平洋般宽阔的心匡救世界，我没有信心，但我确实得到了无数人的深挚的爱。我喜欢我的名字，我为拥有这个名而自豪。
要写母亲，不能不写她陪我上学的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必须有人陪伴，母亲就充当了陪伴人的角色。去学校，她跟我一起；我上课，她就在教室前的走廊里等侯；放学了，她再陪我一起回家。
高木老师说：“残疾学生的家长总是对学校要求这要求那，可是乙武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非常尊重学校的决定，遇事特别好商量。”
学校规定不能在校园里驾乘轮椅，老师事前与母亲商量，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听老师的。”她对老师的教育方法从不妄加评说。
母亲不仅对老师特别尊重，就是对我也不过多干涉。入学当初，小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没有手脚，还时不时地触摸我残肢的断面，有的孩子还故意不穿袖子，一摇一摆，模仿我的样子戏弄我。老师有些担心，生怕母亲会怪罪学校，可母亲一笑置之，说：“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大人没必要管，让他自己解决就行了。”老师为母亲的宽宏大量深感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