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奥列格在想：这位基托夫拉斯和十五世纪的这些手稿抄录者是多么富有人性，同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群狼。
如今谁会以折断肋骨为代价去听软话？……
但卡德明夫妇的信还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奥列格从床头柜上摸到了信。他们写道：
亲爱的奥列格！
我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茹克被打死了。
村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我们把托比克藏了起来，可是茄克却冲了出去向他们狂吠。要知道，它一向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它已有那么一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水渠边上，脑袋垂向渠道。我们赶到它跟前时，它的身体还在抽动。它的躯体是那么大，抽动起来惨不忍睹。
您能想像，屋里变得空寂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茄克，因为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的角落里，靠近亭子……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像茹克的模样。不是想像它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水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的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口叫他开门的情状。
第三十章 老医生
奥列先科夫医生已在世上度过75个年头了，给人治了半个世纪的病，未能挣得一座砖瓦楼房，但毕竟买了一所带小花园的木头平房。那还是20年代的事情。从那时起他就住在那里。这所房屋坐落在一条静谧的街上，这条街不但有开阔的林荫道式的街心花园，还有宽敞的人行便道，使房屋同街面相隔足有15米之远。便道上排列着还是上一世纪就栽植起来的一株株粗干大树，到了夏天，树顶连接成蔽日的绿荫，每棵树干下面的土都被翻松，收拾得干净齐整，并用铁栅围了起来。盛暑中，人们走在那里，不会觉得烈日炎炎，便道旁边铺瓦的水渠中流动着清凉的灌溉渠水。这条穹顶覆盖的街道环绕着本城建筑最好。市容最漂亮的一个地区，街道本身也成为最美的点缀之一。（不过，市苏维埃里有人在嘴咕，说这些平房零落分散，很不紧凑，装置各种设备费用太贵，不如把它们统统拆除，另建五层楼的住宅。）
公共汽车并不挨近奥列先科夫的住处停靠，所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徒步走上一段。这是一个十分暖和、干燥的傍晚，天色尚未暗下来，还看得见那些或多或少地披着柔嫩绒的树木在准备过夜，而状似蜡烛的白杨还一点也没有绿意。但是东佐娃只瞧着脚下，不往上看。这一年的春天并无欢乐可言，一切都是受制约的，很难预料这些树木长满绿叶、待到秋天变黄和脱落的时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会怎样。过去她也是那么忙得没工夫停下脚步，昂起头来，眯着眼睛仔细看上一眼。
奥列先科夫的房屋有并排的两扇门：一扇是便门，另一扇是带铜把手的老式正门，镶着凸起门心板。在这种房子里，类似这种年头已久的大门通常都被打死，必须经便门出入。然而，这里门前的两雕石阶并没长出芜草和青苔，携刻着手写斜体“多·吉·奥列先科夫医生”字样的铜牌依然被擦得程亮。碗状的电铃也没有弃置不用的样子。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按了按那个电铃。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奥列先科夫亲自来开门了，他身穿一套当年属于上等料子的咖啡色旧西装，衬衫领子敞着。
“噢，是柳多奇卡，”他只是微微抬起了嘴角，但这在他来说，已意味着是最显著的微笑了。“我正在等您。请进。我很高兴。高兴，尽管又不高兴。您来见我这老头子，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消息。”
东佐娃曾给他打过电话，请求允许前来见他。她本可以把求他的事情在电话中全部讲出来，但这样做似乎不大礼貌。此刻她怀着歉意向他解释，说前来看他不见得有什么坏消息。其时奥列先科夫正忙着帮她脱大衣，不让她自己动手。
“让我来帮您，我还没有衰老不堪！”
他把她的大衣挂在为许多来访者备着的深色抛光长衣帽架上，带领她沿着漆得光滑的地板往里走。他们沿着走廊从这所房子最好、最亮堂的一个房间门前经过（这个房间里边放着一架大钢琴，谱架竖起，乐谱翻开，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这是奥列先科夫的大孙女住的）；穿过饭厅（它那朝向院子的窗户被此时还光秃秃的葡萄藤掩映着，室内有一台很值钱的收音电唱两用机）；来到四壁全都围着书架、里边摆着一张笨重的老式写字台。一张旧沙发和几把舒适圈椅的书房。
“据我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东佐娃眯缝着眼睛环视四周。“您的书比以前更多了。”
“没，没多，”奥列先科夫稍微摇了摇他那像是金属浇铸的大脑袋。“不过，前不久我确实买了大约20本，而您知道我是从谁手里买来的吗？”他微微现出欣喜的神色。“是从阿兹纳切耶夫那里买来的。他退休了，您瞧，已经满60岁了。就在那一天，大家才发现他根本不愿当放射科专家，不愿再跟医学多打一天交道，原来他从内心里喜欢养蜜蜂，今后将把全副精力放在养蜂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儿？”他问头发有点花白、上了年纪的东佐娃。接着就自己代她作出了决定：“瞧，坐在这把圈椅里您会感到很舒适。”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一会儿就走，”东佐娃嘴上这样说，但已深深地坐进那把柔软的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可说是确信待会儿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必定是上策。经常性负责的重担，作为一个头头的重担，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的时候，就彻底被丢在脑后了。她怀着轻松的心情缓缓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而深受感动，那不是新式的盥水盆，而是下面放着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来，非常清洁。
她直接望了望奥列先科夫，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担一切忧愁。奥列先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没有一点腰弯背驼的倾向，肩膀和头部的姿势还是显得那样硬朗。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信心十足，仿佛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治病，而自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给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谢顶，甚至须眉也未全白，分梳两边的头发还算光滑，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感情动容的一种类型，五官始终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显示出感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进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交谈。在这种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深褐色橡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根医用的镀镍金属棒（用于检查咽喉）、一只带钢盖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色深得像波尔多葡萄酒的浓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交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眼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把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传染病科乃至眼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射科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65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理解倒是能够理解，柳多奇卡，但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您干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应当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您应该懂得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广东佐娃叹了口气。“生活让人忙得团团转。当然，应该早点来……不过，我这还不算来得太晚，您别这样想！”她又恢复了那种急切爽快的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一切情况都一清二楚，能够想像继发现象、后果和并发症是怎样的情况，可为什么肿瘤病却偏偏临到我自己身上？…”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浑厚、富有节奏感的话语声很有说服力。“相反，这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专业范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怎么能谈得上公平？要什么真正的考验？他这样考虑问题，无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病。）
“您记得那个护士帕尼妞·费奥多罗娃吗？她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变得不体贴了？看来我自己又该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这样难过！’冻佐姓把手指互相握得关节直响。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那您说说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症状？”
她开始述说，起先只是说个大概，可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说得越详细越好。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根本不想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去给我作爱克斯光检查……”
“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难道您还不知道？在使用爱克斯光机之前我岂不工作了20年？什么样的诊断没有做出来！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症状都不能忽视，因为一切症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这样的诊断，亲爱的，使所有的症状都能得到解释——不错，正是这样！使用爱克斯光机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计时器一样，只要有它们帮忙，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很快就能适应。对医生来说困难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轻松了些，少做一些检查。”
于是东佐娃开始叙述，把各种症状加以分门别类，尽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诊断的细节（尽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细微之处，想听到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柳多奇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的情况，说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标偏高。奥列先科夫仔细听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没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东佐娃脑子里一闪：就实质来说，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爱克斯光透视那天。但是，此刻马上直接问他，且不管正确与否，直接了解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几天缓冲一下！
他们在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然而现在她前来像承认罪行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不是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平等，现在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先科夫没有提出马上就们触病痛的部位。他还是那样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似乎是在建议她同时处在两个阶层，可是她精神上已经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种镇定了。
“说实在的，蔽罗奇卡·汉加尔特现在的诊断水平，已足以使我信得过她，”东佐娃说话还是那样急切，一句接一句，这是一向排得很紧的工作日使她养成的习惯。“不过，既然有您在，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决定……”
奥列先科夫还是那么凝视着她。此时东佐娃虽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经有两年工夫注意到奥列先科夫专注的目光中经常闪现出一种被摈弃的神情。这神情是在他老伴死后出现的。
“暗，要是确有必要…··嗷病休一个时期，好不好？就是说，让毅罗奇卡顶替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个时期”！他使用了最温和的措辞！但，这意味着她的病并不是小事一桩？……）
“行。她已经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奥列先科夫点了点头，捋了捋一绝疏朗的银须：
“成熟倒是成熟了，可是结婚了没有呢？……”
东位娃摇了摇头。
“我的孙女儿也是这样。’澳列先科夫毫无必要地压低了嗓门。“怎么也找不到合意的人。真不好办。”
他眉角的细微移动反映了内心的不安。
他自己提出要抓紧时间，星期一就给东佐娃检查，而不要拖延。
（为什么如此匆忙？……）
此时出现了冷场，也许这是起身道谢和告辞的适宜时刻。东佐娃站了起来。但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坐下来喝杯茶。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要他相信。
“可是我想喝！现在正是我喝茶的时候。”
他是在努力将她从罪恶的病人行列里往无望的健康人行列里拉！
“您那小俩口在家吗？”
其实，那“小俩口”的年龄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相上下。
‘环在家。孙女儿也不在。只我一个人。”
“这么说，还得由您亲自动手招待我？那可不成！”
“用不着动手做什么。保暖瓶里有满满一瓶茶。而各种糕点和小吃都在食品柜里，好吧，您去拿出来就是了。”
于是他们转移到饭厅里去，坐在方形橡木桌的角旁喝茶。这张桌子简直经得住一只大象在上面跳舞，可是要把它从这里搬走，恐怕任何一扇门也出不去。墙上的挂钟也已有了年头了，指针表明时间还不算太晚。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开始谈他心爱的孙女儿的事。她前不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钢琴弹得很出色，既聪明又漂亮，这在音乐家之中也属少见。奥列先科夫还把她的一张近影拿给客人看，但他说话不多，并没打算以有关他孙女儿的话题吸引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注意力。况且，她已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她的心思已四处分散，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了。是的，说来倒也十分奇怪：跟你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喝着茶的人，已经能够设想你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或许连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预见到了，但却只字不提，只是把饼干推过来敬客。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有可谈的话题，但不是关于离婚的女儿，那会使她十分伤心，而是关于儿子。儿子念书念到八年级，忽然心血来潮地宣称，继续念书毫无意义！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找不到论据说服他，所有的论据对他都不起作用。比方你对他说：应当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会反问你：“为了什么？”你说“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他就会说：“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快活。”但是不念书你就不可能有一技之长！“我才不要呢。’那就是说你愿意当个普通工人是不是？“不，要我当牛做马我不干。”那你将来靠什么生活呢？“总能找到办法。只要有本领。”他结交了形迹可疑的一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相当担心。
奥列先科夫的表情似乎说明，即使不听她说，这事情他也早已听说了。
“要知道，在年轻人的导师中间，我们还少了一位很重要的导师——家庭医生！”他说。“女孩子到14岁，男孩子到16岁，必须让他们同医生谈心。不是在40个人的教室里一起谈（即使这样的谈话机会也没有），也不是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每隔3分钟放一个人进去。这必须是从小给他们检查咽喉、经常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位医生伯伯。这位公正、善良而严厉的医生伯伯可不比父母，孩子撒娇也好央求也好对他是不起作用的，现在要是他忽然同女孩子或男孩子关在书房里进行秘密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定是渐渐变得十分奇异、既羞于开口又很有意义的，对年轻人不必作什么盘诸，医生自会猜透一切，自会回答最主要的和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把年轻人叫去再做一次这样的谈心。要是能够这样，要知道，医生不仅可以告诫他们不要犯错误，防止虚假的激情冲动，不要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而且还有助于澄清和端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呢。只要他们在最忐忑不安的问题上，在最主要的探索方面得到理解，他们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是那么毫无希望得到理解。从此，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其他各种论点了。”
奥列先科夫的话语声很洪亮，尚未露出半点苍老的沙音；他两眼炯然有神，使话语更具有说服力，但东佐娃注意到，适才在书房的目椅里一度使她头脑清醒的内心宁静正一分钟比一分钟减少，一种浑浊、迷惆的感觉在胸中徐徐升起，她似乎觉得失去了什么，甚或当她此刻倾听这番真知灼见的时候也正在失去什么；真想起身告辞、匆匆离去，尽管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有什么目的。
“这是对的，”东佐娃表示同意。“我们忽视了有关性知识的教育。”
东佐娃脸上这种一闪而过的不安、焦躁的张皇是瞒不住奥列先科夫的眼睛的。不过，既然她不愿意知道真相，那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谈什么症状，等星期一往爱克斯光屏后面一站岂不就行了，现在应该通过随便交谈让她散散心。
“总而言之，家庭医生是生活中最需要的角色，可这样的角色却非常难找。要知道，在我们的时代，找一个知心的医生，甚至比找一个如意的对象还难。”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皱起了眉头。
“能这样当然很好，可是这就需要多少家庭医生啊？这跟我国的人民普及免费医疗制度是不相适应的。”
“要说‘普及’是可以的，说‘免费’则不然。’澳列先科夫坚持自己的看法，声音浑厚洪亮。
“免费医疗是我国主要的成就。”
“成就是那么了不起吗？什么晔免费’？医生们不是免费工作的。只不过不是由病人，而是由国家预算付给他们报酬；至于预算，岂不还是从病人那里来的。这种医疗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与本人不直接发生关系罢了。现在你不知道，花多少钱才能看一次真心诚意的门诊，到处都讲定额、指标，医生没问几句话就叫下一个病号了！再说去医院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一张病假条，为了一张伤残证明单，而医生就不得不把这种事儿戳穿。病人和医生成了冤家对头——难道这是医学？”
这种那种症状都钻进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脑子里，形成了最为不妙的一种……
“我并不是说，全部医疗都应该收费。但是最初的医疗一定得收费。等到确定病人必须住院和接受器械治疗，那时免费才合理。不过即使如此，就拿你们医院来说：为什么动手术只有两个外科大夫承担，而另外3个却傻呆着？因为他们反正有工资可拿，有什么可担心的？可要是钱由病人直接掏，那就没有一个病人去找他们看病，那时你们的哈尔穆哈梅多夫或潘焦希娜的腿就会跑得勤快些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柳多奇卡，总得让医生有赖于他给病人留下的印象，有赖于他的名望才对。”
“哦，上帝保佑，可别让医生依赖所有的病人吧！别依赖那胡搅蛮缠的女人……”
“难道依赖院长就好些吧？难道像一名官吏那样领取薪俸就诚实些？”
“可是有一些病人喜欢什么都问，老是拿一些理论问题跟你纠缠，难道对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回答？”
“是的。什么都要回答。”
“哪来那么多时间呢？”东佐娃感到气愤，这谈话使她激动了起来。他做着拖鞋在这房间里踱来踱去当然很自在。“您想过没有，目前医疗单位的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您没有那样的切身体会。”
奥列先科夫根据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疲惫的脸色和频频眨巴的眼睛看出，这次分散注意力的谈话对她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恰巧阳台的门开了，从外面进来……一条狗，但它是那样高大、和善和不可思议，仿佛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不知为什么四肢着地的人。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正担心它会不会咬人，但它跟一个眼神忧郁的有理性的人一样不可能让你害怕。
它在屋子里轻轻地走动，甚至是在沉思，根本没有料到走到这里来会引起什么人的惊异。只有一次，它竖起蓬松的、白扫帚似的尾巴，在空中甩了一下，随即垂下，表示进门打了个招呼。除了耷拉着的黑耳朵，它全身的毛皮由白色和棕红色组成复杂的图案：它背上好像披了一件白色的背心，肚皮两侧呈鲜明的棕红色，屁股甚至近乎橘红。诚然，它曾走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跟前，噢过她的两膝，但一点也不缠人。它没挨近桌子让自己那橘红色的屁股坐下来，像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任何一条狗那样，对于比它的头顶高出不多的桌面上的吃食也毫无兴趣，而只是四足着地站在那里，用一对圆鼓鼓、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望着桌子上方，完全是一种超脱的神态。
“啄，这狗是什么种？”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完全忘却自己和自己的病痛。
“圣伯纳德种，”奥列先科夫用鼓励的神情望着那狗。“要不是耳朵太长，吃食时老是拖到盒子里去，一切都可说是挺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仔细观察这条狗。这样的狗大概不会在街头上无谓地奔跑，这样的狗想必不会允许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正像雪人只能待在喜马拉雅山中一样，这样的狗也只能生活在带花园的平房里。
奥列先科夫切了一块蛋糕给狗吃，但不是像给一般的狗那样一扔，而是以平等相待的态度请它吃蛋糕，狗也就以平等的身份从容不迫地从他那作为盘子的手掌上衔下蛋糕，也许它并不饿，而只是出于礼貌。
不知为什么，这条安详沉静、若有所思的狗的到来，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产生了一种清新、喜悦之感，即使她从桌旁起身之后，心里还想，她的情况毕竟不是那么太糟，即使要动手术，似乎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然而，想到没有认真听取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的忠告，她说：
“我大失礼了！我只顾来向您诉说自己的病痛，竟没有问问您的身体怎样。您好吗？”
他站在东往娃对面，腰板儿很直，甚至相当魁伟，一点也没有老年人那种风泪眼的样子，耳朵什么都听得见，要说他比她年长25岁，简直难以相信。
“暂时还没什么。我反正拿定主意临死时不让自己生病。俗话说，死也要死得痛快。”
他送东佐娃走后，回到饭厅，在摇椅里坐下。这是一张黑漆弯木摇椅，网状的椅背因年深月久已被磨黄。他坐下时把椅子轻轻一摇，等它自己停下来之后，就不再摇动。就在摇椅提供的这种像是失去平衡和不受牵制的特殊状态中，他默默地坐了许久，动也不动。
现在他经常需要这样休息。他的身体需要通过这样的休息恢复精力，他的内心状态，特别是在他老伴去世以后，同样需要清静和沉思，不受外界声音、谈话的干扰，摆脱工作上的考虑，甚至摆脱作为一个医生必不可少的种种念头。他的内心状态仿佛需要清洗、净化。
在这样的时刻，他觉得生存的全部意义，包括他本人漫长过去和短暂未来的一生，他的亡妻的一生、他那年轻的孙女儿以及一切人的生存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倾注全部心力和兴趣并为他人所知的主要活动，而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第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就像平静的水潭里映照着一轮银月。
第三十一章 市场偶像
一种内心的紧张产生之后便一直存在着，但这不是折磨人的那种紧张，而是愉快的紧张。他甚至能够确切地感觉到它在什么位置；在胸腔前部肋骨底下。这种紧张像一团热乎乎的气体轻轻地往外挤压；疼痛中令人感到舒服；甚至还会发出声响，但不是耳朵听得见的那种尘世音响。
这是另一种感受，不是前几个星期每逢晚上将他往卓妞身边吸引的那种感受。
他把这种紧张怀在胸中，珍爱它，不时谛听它的声音。如今他能够回忆起，青年时代也曾有过这种感受，可是后来竟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它能持续多久而不成为虚妄？它是否完全取决于引起这种感受的那个女人，抑或还有别的缘故。比如说，这个女人尚未完全与体贴心），以后就会渐渐恢复平静？
不过．贴心这两个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说不定还是有意义的？……胸中的这种感受是仅存的一点希望，所以奥列格才那么爱护它。它成为充实生活和点缀生活的主要东西。该加的存在使整座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座楼之所以没有变成一口枯井，全赖他俩……友好相处，而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也感到奇怪。其实，奥列格很少见到她，有时只是匆匆瞥一眼罢了。前几天她又给他输过一回血。他们又谈得很投机，尽管不是那么能敞开心扉，因为有一名护士在场。
先前他是多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出院的日期渐渐迫近，他倒恋恋不舍了。回到乌什一捷列克之后他就再也看不到熊加。这该怎么办呢？
今天是星期日，他恰恰没有希望见到该加。可天气晴朗，阳光和煦，空气像凝住似的，一片暖融融的景象，于是，奥列格到院子里去散步，一面呼吸着愈来愈浓郁的暖气，感到舒展，一面试图想像，她是怎样度过这个星期日的？在忙些什么？
他现在行动懒散，不比过去了。他已不再按既定的直线路径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路的尽头便陡然转身了。他步履疲软，小心翼翼，经常在长椅上坐下来歇一会，要是长椅上没有别的人坐着，他就会伸开腿躺在上面。
今天也是如此。他敞着病号长衫的衣襟，微微驼着个背，慢慢腾腾地走着，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着树木。有些树已经半绿了，另一些树刚刚露青，而橡树却不见一片绿叶或嫩芽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这里那里无声无息、不知不觉已钻出不少青草，有的已相当高了，要不是那么嫩绿的话，简直可以被认为是去年留下的草。
在一条没有树荫的小径上，奥列格看见舒卢宾在晒太阳。舒卢宾坐在一条用窄条木板马马虎虎钉就的长凳上，重心集中在两股，身子像是有点儿前俯，又像是有点儿后倾，而两只胳膊伸得挺直，两手十指交叉，夹在两膝之间。就这样，再加上耷拉着脑袋，坐在一条孤零零的长凳上，光线明暗对比鲜明，他简直像一座神情忧伤的雕像。
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老头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
“谁会信以为真？”
“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
“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交性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
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
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
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
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
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
“这种人我也见过……”
“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地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说得好！”奥列格非常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是这样！”
“最后，还有市场偶像。”
“嗅！这是最容易想像的！人头攒聚的集市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
“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烟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
舒卢宾神经质地时而挥动左手，时而挥动右手，以加强感叹的语气——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歪歪斜斜检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
不像春天那样的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但舒卢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晃动着举得高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
“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雷雨的迹象，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来这种浓厚的阴云，晦暗提前到来，整个世界变得凄凉，使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
“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过好几门专业知识——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后来一棵棵橡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托夫。教授们成批地被抓了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也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也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是属于这百分之几里的。我转而专门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么个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也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甘愿做一个小人物！”
这个在病房里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谈！他的话是如此滔滔不绝。仿佛演说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
他还笑了起来，这只发了疯的乌鸦！
“…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炉子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还成为区级报社的编辑，她写过这样的抒情诗：
不，我不想后退！
求饶我可不会。
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
是亲爹又怎么样？还不是照脖子上捶！”
他的病号长衫像无力腾飞的翅膀耷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