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手拉着手，而是一起捧着那膨胀得像足球似的氧气袋往楼上走去，任何一人脚步的震动都会通过氧气袋传给对方。
这反正跟手拉着手一样。
而在楼梯平台上，在一天到晚有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匆匆经过的通道床位上，是那个面黄肌瘦、胸廓干瘪的病人靠在枕头中间，他已经不咳嗽了，（留着分头的头发已所剩无几）他不住用脑袋去撞支起来的膝头，也许他的前额把膝盖当成了密封的墙。
他还活着，但他周围却没有活人在。
可能他正是今天咽气——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人，其实就是奥列格的兄弟、奥列格的同类。要是奥列格能坐到他的床边，在这里陪他度过一夜，说不定能够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只是把氧气袋给他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他们来说，垂死者的这只氧气袋，他最后要吸的这几毫升的氧气，只不过是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前接吻的借口而已。
奥列格跟在卓娅后面，像被绳索牵着似地沿着楼梯走上去。他考虑的并不是背后那个垂死的人（半个月前他自己就是那副模样，而半年以后有可能也是这样），而是这个姑娘，这个女人，这个娘儿们，考虑怎样说服她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情。
他本来已完全忘记那是什么滋味了，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甚至弄得有点儿粗糙和肿胀的痛感，就更加觉得突然——这感觉有如青春的热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并不是任何人都把妈妈叫妈妈，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15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可是扎齐尔科一家的瓦季姆、鲍里斯和尤里就从未感到叫妈妈有什么难为情的。他们和陵地爱着自己的妈妈，父亲生前如此，父亲被枪杀之后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龄相差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是齐头并进，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积极向上，没有染上街头不良习气，也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小时候他们一起照过一张相，后来为了有个比较，每过两年她就带他们全体去一趟照相馆（后来则是用自家的照相机拍），于是一张又一张相片陆续放进家庭照相簿：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是淡黄头发，而3个儿子都是黑头发——大概是从当年娶了他们的扎波罗热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虏那里继承的。旁人不总是能够分清相片上他们哪个在哪儿。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长大和壮实，赶过妈妈；她则不知不觉地变老，但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医生，在自己城市里很有名，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不过，即使她生平再没有为社会做过别的有益的事情，仅凭把这样3个儿子抚养大了的功劳，也可说没有虚度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进入同一所工学院：老大在地质系毕业，老二在电视系毕业，老三马上就要在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获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东位姓的电报，说是需要胶体金。星期日电复东佐娃，说自己马上去莫斯科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就能到达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设法求见部长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战时父亲没有撤离，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而遭德国人枪决），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惜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东佐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发什么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时间关心他。只是不会导致她发电报提到胶体金的事罢了。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毫无疑问，她一定会乘飞机送来。要是没有弄到，那她也会飞来。瓦季姆从这医院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加，倒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无路，就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土医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找他，并表示歉意，说不该服从一个娘儿们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药酒倒掉了，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还有那老头的地址，而老头如果当真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奥列格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季姆。）
既然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现在就没法安心生活。妈妈会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没有必要或多此一举。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他有加尔卡照顾。瓦季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听到和看到，他的那个肿瘤本身归根结底是由于妈妈对他过分地关心和爱护而引起的：他从小腿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色素斑，妈妈作为一个医生，看来是知道发生质变的危险的；她常常找各种借口摸摸这个斑块，有一次她还坚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给儿子动了预防性的手术——可是很显然，这个手术恰恰不应该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临死亡的威胁是由于妈妈造成的，他也不能责怪妈妈，无论是当着她的面还是在背后。不能成为光看效果的实际主义者，比较合乎情理的是，根据动机去看问题。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壮志未酬去怪罪妈妈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没有他这个人，要不是妈妈给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里还谈得上工作热情和雄心壮志。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齿，瞧它们是多么平和地生长，死又是多么安详！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谅妈妈，却不能迁就出现了的这种情况！他连一平方厘米的皮膜也不肯放弃！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不咬牙切齿。
啊，这可诅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像割草一样将他斩断！
的确，瓦季姆从童年开始就一直有一种预感，似乎他的时间将不够用。逢有女客或街坊来东扯西拉地说个没完，耽误妈妈和他的时间，他总是很懊丧。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他对任何集体活动都实际上把时间定得提前一两个钟头开始而十分恼火，比方说劳动、参观、联欢、游行，总是把人们必定迟到的时间也算进去。瓦季姆一贯讨厌半小时的新闻广播，因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内容5分钟就容纳得了，其余都是水分。能把他气炸的事情是：到任何一家商店去，十次当中会有一次赶上那里正在关门结账、盘点、过货，而这又是永远无法预见的。任何一处村苏维埃，任何一处村邮政所都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不办公——这在25千米以外也是永远无法预见的。
也许，吝惜光阴是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根。父亲也不喜欢无所事事，瓦季姆还记得父亲怎样把他夹在两联之间摇晃，还对他说：“瓦季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一小时、一天，甚至一生都会被你白白浪费掉。”
不，不！对时间的这种不知岸足的贪心，即使没有父亲的影响，也从小就在他身上扎了根。只要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稍稍变得没有意思，他便不愿硬着头皮跟他们呆在大门口，而马上就离去，并不在乎他们的嘲笑。只要他一觉得这本书谈而无味，就会马上搁下，不再看下去，而是另找内容充实的书看。倘若一部影片头几个镜头就使他觉得无聊透顶（而事先你对一部影片几乎永远都什么也不知道，那是人们故意安排的），他便为花了冤钱而自认倒霉，随着杨子的砰然响声离座而去，以挽救剩下的时间和未被污染的头脑。他讨厌那些能把学生训上10分钟、弄得来不及讲课的教员，他们有的地方一带而过，有的地方又讲得十分繁琐，而打了下课铃才布置家庭作业。他们无法想像，一个学生的课间休息时间会安排得比他们上课的时候还有条理。
也或许，他从小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感觉到潜伏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危险？完全无辜的他，从小就处在这个色素斑的威胁之下！他童年时就那么珍惜时间，把吝惜光明的习惯传给两个弟弟，上学之前就开始着大人的书，六年级的时候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化学实验室——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在跟未来的肿瘤抢时间，但这是在暗中赛跑，看不见对手在什么地方，而敌人却什么都看得清楚，在最关键的时刻扑上来咬住不放！这可说不是疾病，而是毒蛇。就连它的名称也像是蛇：恶性黑色素瘤。
瓦季姆没有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是在阿尔泰山脊考察的时候。起初是那色斑变硬，后来开始疼痛，再后来是溃破了觉得好些，继而又变硬，受到衣服的磨擦几乎疼得不能走路。然而，他既没写信告诉妈妈，也没把工作放下，因为他正在收集第一批资料，必须带着这些资料到莫斯科去。
他们的考察队只是研究带放射性的水，根本没有找矿的任务。但是瓦季姆虽然年龄不大，却读过很多书，尤其喜欢并非每个地质学家都精通的化学，不知他是预见到还是预感到，在这一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探矿方法。考察队长对他的这种爱好并不怎么支持，队长所需要的是完成计划。
瓦季姆要求去莫斯科，队长不许他为此目的去出差。于是瓦季姆让他看了肿瘤，取得了病假证明，便来到了这个医疗中心。他当即了解到医生的诊断，而且，院方要他马上住院，说事情不能再耽误下去。他拿到住院证明，却乘飞机到莫斯科去了，希望见到此时正在那里开会的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从未见过他，只读过他主编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有人提醒他，说切列戈罗德采夫多一句话都不愿听，他会根据头一句话作出判断，是否有必要跟该人谈话。在去莫斯科的整个途中，瓦季姆都在为这头一句话措词。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他在小卖部门口被介绍给切列戈罗德采夫。瓦季姆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的这句话，切列戈罗德采夫改变了去小卖部的打算，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一旁。这五分钟的谈话——瓦季姆觉得紧张到白热化了——难就难在必须连续陈述自己的见解，又不能漏了回答对方的疑问，既要充分显示自己的学识，又不能和盘托出，得把关键的东西暂时保留。切列戈罗德采夫立刻向他倾泻了一大堆反驳意见，其中心思想则是：带放射性的水无非是间接标志，不能成为基本特征，据此找矿势必落空。他话是这么说，但看来倒是希望对方能把自己说服了，他等着瓦季姆回答，大约等了一分钟没有下文，便放他走了。瓦季姆似乎还明白了一点：整个莫斯科的这一研究所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踏步不前，而他一个人在阿尔泰山区的石砾中跋涉考察。
暂时也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目前正需要埋头工作！
可是现在又不得不住进医院……还得把真情告诉妈妈。他本来可以去新切尔卡斯克，但他喜欢这个地方，加上这里高他的山区较近。
在莫斯科，他不只是了解了水和矿五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得了黑色素细胞瘤的患者无一幸免：活上一年的很少，通常只能活8个月。
正像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在运转的物体一样，他的时间和他的质量现在已变得与别的物体、别的人不同：时间更浓缩了，质量更具穿透力了。岁月对他来说已压缩成几周，几天则编成几分钟。他一生总是抓紧时间，但只是现在他才真正开始匆忙起来。连傻瓜度过60年的安稳日子，也能在科学方面成为一个博士。可他还不到27岁，能有多少成就呢？
对岁相当于莱蒙托夫的一生。莱蒙托夫当年也是不愿意死的。（瓦季姆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儿像莱蒙托夫：同样是个子不高，头发漆黑，手小腰细，只是没有胡鬓。燃而，他把自己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让我们记上100年，而是永远记着！
死神已经和他并排躺在同一张床上，面对这只扭动着黑色身子、抽打着尾巴的豹子，瓦季姆作为一个理智的人，应当找到一种如何与它为邻共处的方式。如果说还剩下几个月的话，那么怎样去卓有成效地度过这段时间呢？他应当把死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新因素来对待。经过这样的分析，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跟它习惯了，甚至也不见外了。
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比方说：要是他能长寿，该有多么幸福，可以到哪些地方去，可以得到些什么。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然而年轻时死去的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永远是年轻的。临死前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会永不熄灭。瓦季姆通过最近几个星期的沉思，悟出了一个重要的、乍看起来有点荒诞的道理：天才比庸才较为容易理解和接受死亡。可事实上，天才之死比庸才之死所失去的东西多得多！庸才非长寿而决不会满足。
当然，这样去想也是令人神往的：只要能坚持那么3年4年，在我们这个科技全面蓬勃发展、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是一定能够找到对付黑色素细胞瘤的有效药物的。但瓦季姆决定排除延长生命这种幻想，不去幻想痊愈，哪怕夜里也不在这毫无意义的念头上浪费时间，而是咬紧牙关，努力工作，在自己身后给人们留下新的找矿方法。
他希望以此来补偿自己的夭折，可以死而无憾。
是的，26年来，他体验到最充实、最丰满和最和谐的感觉，莫过于使时间过得有益这样一种感觉。正应该这样，把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也最合理地度过。
瓦季姆正是怀着这样的工作热情，夹着好几本书走进病房的。
他估计，在病房里将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广播喇叭，瓦季姆准备用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跟它作斗争：先是说服邻近的病人，之后用针去造成短路，而必要时把插座从墙壁上挖掉。这非装不可的广播喇叭，不知为什么在我国到处都被视为文化普及的标志，其实恰恰相反，正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它只会鼓励思想上的懒惰，但是瓦季姆从未来得及说服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这喇叭不停的絮叨，以及穿插播送非你所要了解的新闻和非你所要欣赏的音乐，无异于盗窃时间和空耗精神，而这对那些思想上的懒汉来说是很方便的，对那些肯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来说则是无法容忍的。有了长生之道的傻瓜，大概除了听广播就不知该怎样消磨这无穷的日子了。
不过，瓦季姆走进病房之后，感到喜出望外的是没有发现广播喇叭！二楼别的地方也没有。（这项设施之所以省略了，是因为医院年复一年地等待搬迁——要搬到另一栋设备较好的楼房里去，那里必会配备完整的广播装置。）
瓦季姆想像中的第二个敌人是黑暗——熄灯早，开灯晚，离窗户远。不过，心胸开阔的焦姆卡把靠窗的床位让给了他，这么一来，瓦季姆从第一天起就适应了：跟大家一起很早就寝，天一亮就醒来开始用功，充分利用一天中最好和最安静的几个小时。
有可能成为第三个敌人的是，病房里过多的闲聊。事实上闲聊也的确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瓦季姆对病房里的人员组成还是满意的，这首先是从安静方面来看。
他对叶根别尔季耶夫最有好感，因为叶根别尔季耶夫几乎总是默默不语，对任何人都微微动一动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厚厚的脸腮、露出憨厚勇士般的笑容。
穆尔萨利莫夫和艾哈迈占也不讨人嫌，都很可爱。他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的时候，一点也不妨碍瓦季姆，何况他们说话总是很审慎，心平气和。穆尔萨利莫夫看上去像一位富有智慧的老翁，这样的贤哲瓦季姆在山区经常碰到。只有一次穆尔萨利莫夫突然激动起来，相当生气地跟艾哈迈占争论不休。瓦季姆请他们翻译一下，到底争论什么。原来穆尔萨利莫夫对于在取名字方面的独出心裁——把几个词儿拼在一起作为一个名字一一一一又不满意。他断言，真正属于先知留下的名字只有四十个，其余的名字都是不正确的。
艾哈迈占也是个与人为善的小伙子。如果请他说话声音轻些，他总是马上就把声音压低。有一次瓦季姆给他讲埃文基人的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想像力。一连两天艾哈迈占都在反复思考这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向瓦季姆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说说，这些埃文基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瓦季姆即刻回答他，于是艾哈迈占便会几个小时沉浸在深思中。但是过后他又会一瘸一拐地走过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埃文基人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第二天早晨他又问：
“你说说，他们每天都有什么任务呢？”
说埃文基人“就那么生活”，这种解释他不能接受。
常常来跟艾哈迈占下跳棋的西布加托夫，也是一个沉静而又有礼貌的人。明摆着，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不知为什么却懂得大声说话不体面，不应该。即使在跟艾哈迈占发生争论的时候，他的话似乎也会使对方镇静：
“这里的葡萄难道是真正的葡萄？这里的甜瓜难道也算是真正的甜瓜？”
“那你说，哪里有真正的？”艾哈迈占激动了起来。
‘境里米亚…你要是能去看一下就好了……”
焦姆卡也是个好孩子，瓦季姆看得出他不是个只会空谈的人。焦姆卡善于动脑子，也善于实践。诚然，他脸上没有天才的光辉烙印，当他听到某种出乎意料的思想时，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愁眉不展。学习的道路对他来说并不平坦，智力的开发也不轻松，但这种笨鸟先飞的人往往会大有作为。
鲁萨诺夫也没使瓦季姆受不了。这是个一生都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尽管没从天上把星星摘下来。他的见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不会深入浅出地表达，只会生硬地照本宣科。
科斯托格洛托夫起初给瓦季姆的印象并不好：过于粗鲁，喜欢嚷嚷。可后来发现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并不傲慢，甚至还比较随和，只是他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以致性情暴躁。看来，他的种种遭遇，根源也在于他那倔强的性格。他的病正在好转，也还来得及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只要他有这种决心，并能较为严格地要求自己。他主要的毛病是吊儿郎当，把时间都浪费掉了：一会儿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地徘徊，一会儿看看闲书，而且特别爱缠女人。
但在死亡的边缘上，瓦季姆无论如何也不会为追姑娘而分心。加尔卡在考察队等他，盼望着跟他结婚，但他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属于加尔卡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他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了。
这就是必须全部清偿的代价。某种欲望一旦占据了我们的心，也就取代了一切其他的欲望。
要说病房里有使瓦季姆感到十分讨厌的人，这便是波杜耶夫。波杜耶夫凶悍、强横，可是一下子垮了下来，成了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的信徒。瓦季姆无法容忍并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宣扬顺从和爱他人的蛊惑性神话，其内容无非是要人们牺牲自己，傻乎乎地等候机会给素昧平生的人提供帮助。至于对方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还是招摇撞骗的坏蛋，则根本不管！这种空泛而乏味的所谓真理，同瓦季姆那富有朝气的坚毅性格，同他像孩上之箭急于贡献自己力量的愿望是格格不久的。要知道，他也是成竹在胸，决心只予不取，但不是小恩小惠，不是蹒跚地走一步，施舍一点，而是要建树辉煌的功勋，一下子献给全国人民和全人类！
因此，当波技耶夫出院，浅色头发的费德拉乌搬到他床位上的时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兴。费德拉乌才算是真正的老实人，整个病房里没有谁比他还沉静的了！他会整天不说话，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作为一个邻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错。您现在应当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尽管费德拉乌很腼腆，但却很执拗。“我带着党证有14个年头了，会有什么差错！当初曾把我们召集到区委会去，并且向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我们不会把你们同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在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归登记，而你们的党费还要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应起劳动模范作用。’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鲁萨诺夫叹了口气。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来了，说话也感到十分困难。
前天打的第二针，一点也没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未变软，还像一个铁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今天，周身乏力的鲁萨诺夫，正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话妄。他跟卡芭已经商量好了，如果3针不见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在这时他才感到了无可幸免的前景：不管3针还是10针，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药物对肿瘤不起作用，就会拿肿瘤没有办法。不错，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变成残废、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没有看到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直到昨天为止。那个看了不少医书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还没给别人讲解过，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绝对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当然，鲁萨诺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安排后事。但那是在某个时候．而不是现在！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腔的公民热血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了——跟丑恶的错误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昨天，啃骨者还向院长谎称自己是垦荒者，可只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口，说两句话，啃骨者就会马上从这里滚蛋。
可他什么也没说，自始至终沉默。从公民觉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他的职责就是戳穿谎言。但不知为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竟然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或者害怕啃骨者会报复，不，不是因为这个。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而今天啃骨者就更出丑了。化验室的一个姑娘来统计选民名单（病人在医院里也要参加选举），她向大家收身份证，所有的人都交了身份证或集体农庄的证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什么证件也没有。化验员自然感到惊讶，一定要他出示身份证。就这样，科斯托格洛托夫居然大吵大闹了起来，说她应该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流放者有各种各样，她不妨打电话到某处去问；说他有选举权，不过万不得已他也可以不参加投票。
这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才意识到，自己邻床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胡搅蛮缠和不可救药的家伙！但是，这本该使鲁萨诺夫感到后怕，后悔自己住进这所医院无异于陷入一个贼窝，竟然躺在这样的人中间，可他反倒缺乏斗志，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费德拉马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西布加托夫爱怎样就怎样好了。让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这里治病好了。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只要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能活下来就行。
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
让他们都活着好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不再去追问他们的老底，不再去审查他们。不过这得有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也不得探听他的底细。任何人都不得算老账。过去的就算过去了，如今再去翻老底，看18年前谁在哪方面犯了错误，也是不公正的。
从穿堂里传来了护理员内利妞刺耳的声音，全院只有她才有这样的尖嗓门。这是她大约隔着20米在问谁，甚至任何称呼都不喊：
“喂，这双提亮的皮鞋值多少钱？”
对面那个姑娘回答了什么，倒是听不清楚，接着又是内利妞在喊：
“暧呀呀，我要是穿上这双鞋，成群的花花公子就会围着我转！”
对方大概并不完全同意，内利妞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噢，一点不错！我头一回穿卡普隆丝袜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谢尔盖扔了根火柴，马上就烧了个窟窿，这畜生！”
这时她拿着刷子走进了病房，问道：
“赔，小伙子们，听说昨天已经把地板彻底擦洗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稍稍擦洗一下了，是不是？……哦，对了！有一条新闻广她想起来了，便指着费德拉乌得意洋洋地宣布：“你们这儿的那个人已经盖上被单了！一命呜呼啦！”
连亨里希·雅各博维奇这样沉得住气的人也耸了耸肩膀，觉得很不自在。
大家没明白内利妞的意思，于是她又继续解释：
“赔，就是那个有麻子的！脖子上缠着老粗的绷带！昨天在火车站上。靠近卖票的地方。现在已把尸体运来解剖了。”
“天哪！’鲁萨诺夫吃力地说。“您讲话怎么一点也不讲究分寸，护理员同志！这类令人丧气的消息您何必传播呢？”
病房里都陷入了沉思。这倒是真的，叶夫列姆动不动就提到死，看来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就在这条通道上他经常停住脚步，从牙缝里吐出话来正告大家：
“咱们的事情可真有点不妙啊！……”
然而，大家毕竟没有见到叶夫列姆走的这最后一步，他离开医院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活生生的。可是现在不得不想像，前天那个人还在这通道上踱来踱去，此刻已躺在太平间里，正面腹部被开膛，像一截胀裂了的灌肠。
“你最好能给我们讲点什么开心的事儿！”艾哈迈占对她说。
“叫人开心的事儿也有，我讲出来，准会让你们笑痛肚皮。不过，有点不怎么体面……”
“没关系，讲吧！讲吧！’”
“对了！”内利姐又想起了什么。“好乖乖，叫你去照爱克斯先呢！叫你，叫你呀广她指着瓦季姆。
瓦季姆把手中的书搁在窗台上。他两手扶着病腿，小心翼翼地使它着地，然后又放下另一条腿。他朝门口走去。要不是这条不听使唤、得时时当心的病腿，他的身段可说完全跟芭蕾舞演员一样。
他听到了波杜耶夫的死噩，但没觉得惋惜。对于社会来说，波杜耶夫没什么价值，就像这个举止放肆的护理员一样。而人类的价值，归根结底，不在于可怕增长的数量，而在于至臻完美的质量。
这时化验员拿着一份报纸走了进来。
而跟在她后面的是啃骨者。他眼看就要把报纸抢过去。
“给我！给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伸出一只手，声音微弱地说。
他总算拿到了报纸。
眼镜还没有戴上他就已经看到，整个头版都是大幅照片和大字标题。他不慌不忙地把身子垫高些，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看到了他预料之中的事情——最高苏维埃会议闭幕了：主席团和会议大厅的巨幅照片，紧接着便是用大字排出来的最新的重要决议。
这些决议的字体如此醒目，使人不必再去翻找某段不引人注目、但却意味深长的阐述。
“什么？？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控制不住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跟这病房里的任何人说话，面对着报纸如此惊讶和发问，毕竟有失体面。
原来，头版头条用大字刊登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格·马·马林科夫自动请求解除他的职务，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满足这一请求。
鲁萨诺夫本以为是通过预算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他感到浑身疲软，报纸也从他的两手中掉落了。他无法再往下看了。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能看明白的指示，他却无法看懂了。但他知道，发生了转折，而且是重大转折！
好像是在极深极深的地底下，共处的地质岩层发出了咕啥啥的响声，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产生了轻微的颤动，可这一下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乃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床。
但是，身穿刚刚熨过的白长衫的汉加尔特医生却面带鼓励的笑容，拿着注射器，从门口迈着轻软、平稳的步子向他走来，根本没有觉察房间和地板曾发生过震动。
“喂，打针吧厂她和蔼地对他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鲁萨诺夫腿旁把报纸扯了过去，也立刻着到了这条消息。
看过这条消息之后，他站了起来。他坐不住了。
他也不明白这条消息的确切的全部涵义。
不过，既然前天最高法院全部改组，今天又更换了部长会议主席，那就是说，此乃历史的步伐！
不能想像，也不能相信，历史的步伐会引向更坏的地方。
还是在前天他就用两手按住想要跳出来的心，不准自己相信，不准自己抱什么希望！
但过了两天，还是贝多芬那4下有提示意味的叩门声仿佛响彻天空，震动耳鼓。
然而病人们却安静地躺在床上，居然没有听见！
藏拉·汉加尔特还是那么安详地把思比兴注入鲁萨诺夫的静脉。
奥列格匆匆地跑了出去——散步去了！
到广阔的天地去了！
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
不，他早就不许自己存任何幻想了！他甚至不敢让自己有高兴的念头！
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消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车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是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混浊不堪。而大赦则一拖再拖——从胜利纪念日拖到十月革命节，从十月革命节拖到最高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大赦像肥皂泡那样破灭，要么只宣布赦免窃贼、骗子、逃兵，而打过仗、吃过苦的人则一次次失望。
为了欢乐，造物主在我们心上所创造的那些细胞，也都由于没有用处而渐渐衰亡。胸中供信心栖身的那几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也因经年空置而萎缩。
尝够了幻想破灭的滋味，做够了获释回家的美梦，最后，他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一捷列克！是的，那是他心爱的地方！说也奇怪，正是从这医院里，从这个大城市，从这个奥列格觉得自己适应不了、而且恐怕也不想去适应的结构复杂的世界遥想他那一角流放之地，着实感到十分亲切。
乌什一捷列克的意思是“3棵白杨”。它因远在10千米以外的草原上也望得见的3棵古老的白杨而得名。3棵白杨挨得很近。它们不像一般白杨那样挺拔，甚至还有点腰弯背驼。它们大概都有400年的历史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它们不再往上长，而是向旁边扩展，在一条主要的灌溉渠上方织成浓密的萌盖。据说，这样的老树当年村子里还有不少，但在1931年布琼尼镇压哥萨克人的时候都被砍光了。后来这种树就再也植不活。不管少先队员们栽多少，一抽芽就被山羊啃得活不了。只有美洲枫树在区委会门前的大街上还能扎根成活。
在世上，是要爱你从孩提时期就苦恋、对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地方呢？还是爱第一次对你说“行啦，不用押送了！您自己去吧！”的地方？
迈开自己的两条腿走！“带上你的铺盖，走吧！”
那是获得半自由时的头一夜！监督处暂时还监视着他们，不让进村子里去，但允许随便睡在内务部大院的干草棚下面。棚檐下几匹站着不动的马整夜轻轻地嚼着干草——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甜美的声音了！
然而奥列格半宿没能睡着。院子的石铺地面被月亮照得整个儿泛白，于是他像个精神失常的人起来按对角线方向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没有任何降望哨，没有任何人看着他，在高低不平的院子里他幸福地走着，磕磕绊绊，昂首仰望白色的夜空，似乎一直在朝某个地方走去，又仿佛担心来不及赶到，似乎明天不是要去一个不毛之地的小村子，而是要进一个凯歌高奏的广阔世界。南方早春的温暖空气里没有一点儿宁静：如同一个布局松散的大火车站上空机车的汽笛声此起彼伏，彻夜呼应，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整夜都有毛驴和骆驼在各自的围栏和院子里像吹号似地发出急切、得意的嘶鸣，表达它们求偶的情欲和对传宗接代的信心。这种求仍的呼声在奥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鸣。
难道还有比你度过这样一夜更为可爱的地方吗？
就在那天夜里，他又恢复了希望和信心，尽管他已多次责备过自己。
经过劳改营的生活以后，流放者的世界不能说是残酷的，尽管这里在灌溉季节也会为争水而舞动农具进行械斗，有时还砍脚。流放者的世界宽广得多，轻松得多，不那么单调。但这里也有它残酷的一面，要往地下扎根可不那么容易，要让茎部吸收养分也不那么容易。还得左躲右闪，不让监督处把你打发到150千米的沙漠腹地去。还得找一个茅屋栖身，付点钱给女房东，可实际上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支付。每天的面包得花钱去买，还得在食堂里买点什么。必须找到工作做，可是挥了7年十字镐，怎么也不愿拿起农具去灌水种地。虽然村里的一些寡妇有土房、自留园甚至奶牛，也都愿意招一个单身流放者做丈夫，但他觉得把自己卖出去当男人还为时尚早，因为生活似乎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以前在劳改营里的时候，估计有多少个男人到了外面也不会剩下，囚犯们以为只要摆脱了押解者的监视，碰上的第一个女人也就是你的了。都以为她们孤孤单单，整天哭哭啼啼，除了男人什么也不想。但到了村里一看，孩子多得不得了，妇女们也似乎整天忙于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单身女人还是姑娘们，都不愿就那么同居，而一定要正式结婚，并在村子里显而易见的地方盖一座房屋。乌什一捷列克的风俗习惯还是延续上一个世纪的。
奥列格早已不受押解者的监视了，可他还是像关在铁丝网围墙之内的那些年头一样，过着没有女人的日子，尽管村里也有像画上那样的黑头发的希腊女子和勤劳的日耳曼金发姑娘。
他们被送往流放地的单子上已写明永久性，奥列格理智上也认了命，准备永久性地呆下去，不可能设想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是就在这里结婚——这想法不知为什么却不往心里去。贝利亚被推倒了，他那中空的塑像也顷刻间轰隆隆地坍塌了，大家都在期待发生剧变，然而变化像爬行般缓慢，且又是微小变化。后来，奥列格找到了从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放地跟她通过几封信。他还打算跟很早以前在列宁格勒相识的一个女子通信，好几个月一直指望她会到这里来。（然而，谁会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到他这鬼地方来？）就在这时肿瘤出现了，它以持续难忍的疼痛排斥了其他的一切，连女人也不比一般的好』动人更有吸引人的地方了。
奥列格体会到，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这一点即使根据文学作品，人人也会知道（不是你所喜欢的地方；不是你所愿意与其相处的人），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这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倒霉的倒不是被流放的人，而是领到带有“第39条”污点的身份证的那些人，他们必须不停地奔波，设法安身，寻找工作，可是又到处碰壁，老是为每一个细节的失检而责备自己。可来到流放地，囚犯反而觉得名正言顺，因为不是他心血来潮要到这里，所以谁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当局已为他作了安排，他已不再担心会失去某处的好位置，不再为谋求更好的待遇而忙活。他知道他只有这惟一的一条路可走，这样倒也使他精神振奋。
现在，身体开始康复的奥列格，又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生活，他为有乌什一捷列克这样一小块福地而感到愉快，那里为他作了一定的安排，那里一切都清清楚楚，那里大家似乎也把他完全当做公民看待，很快他就会像回家一样回到那里去。那边已有一些亲缘的纽带在牵动着他，他也由衷想把那个地方称为“我们那儿”。
在这之前，奥列格在乌什一捷列克呆的一年里有9个月是生病，所以很少仔细观察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细微之处，很少仔细地欣赏。对一个病人来说，草原似乎灰尘太多，阳光似乎过于灼人，宅旁的园地似乎被烤得过焦，和泥制作砖坯似乎太费力气。
而现在，就像那些叫春的毛驴一样，当生命的号角又在他身上吹响的时候，奥列格一边在这个树多、人多、色彩多样、砖房座座的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漫步，一边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乌什一捷列克那个世界里平淡无奇的一草一木。那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更为可贵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世界，至死是自己的，水流是自己的世界，而这里却是临时的，暂住的。
他回想起草原上的“茹桑”——苦味有如黄连，又是那么使人感到亲切！他也想起了多刺的“让塔克”。还想起刺儿更多的“金吉尔”，这种植物会爬满篱笆，五月里开紫花，芬芳袭人，有如丁香。还有那“芝杜”树——它的花香浓得令人头晕，一如欲念超过限度、香水喷得过多的女人。
这又是多么奇怪，一个同俄罗斯的小片丛林、小块田地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俄罗斯人，总是眷恋俄罗斯中部那沉静而拘谨的自然景色，可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这里来以后，竟会爱上这个时而炎热、时而狂风突起的荒僻旷野，把无风的阴天当做休息日，雨天则视若过节，而且，直到老死都住在这里似乎也俯首听命。他对像萨雷姆贝托夫、捷列根诺夫、毛乌凯耶夫、斯科科夫兄弟这样一些人似乎已经有了感情，尽管还没有掌握他们的语言；透过虚妄与虔诚相混的心态乃至感情的冲动，透过他们对古老氏族的愚忠，他看出这是一个本质上纯朴的民族，永远都是坦诚相见，以美好的愿望报答美好的愿望。
奥列格已经34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都不收35岁以上的学生。他已经永远得不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没有这种机会也就算了。还是在前不久他从一个砖坯工提升为土地测量员助手（他向卓娅说是测量员，那是撒了个谎，其实只是助手，工资为350卢布）。他的上司，区土地测量员，对于测杆上的刻度还不甚明了，因此奥列格的工作按说是够多的了，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因为集体农庄都有永久（又是永久）使用分给它们的那些土地的证书只是偶尔才需要他去把集体农庄的土地割出一部分作为扩大村镇建设使用。他还远不如一个米拉勒！这农田灌溉的主宰米拉勃，眼睛不看也能感觉出背后土地的水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列格大概也会把生活安排得好些。但即使在目前，他回想起乌什一捷列克来心里也总是那么热乎乎的，只等疗程结束就回到那边去，哪怕健康只恢复了一半也要去那里，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自己的流放地怀着满肚子怨气，憎恨它，诅咒它，岂不更合乎情理？其实不然，就连本该受到讽刺作家鞭挞的事情，在奥列格看来也不过是笑料而已。就拿新来的校长阿本·别尔杰诺夫来说，他从墙上把萨夫拉索夫的《白嘴鸭》这幅画撕下来扔到了柜子后面（因为他看到画上有教堂，认为那是宗教宣传品）。还有那位区卫生局长，一位精力充沛的俄罗斯女同志，她经常在讲台上向区里的知识分子做报告，私下里却以两倍的价钱向当他的女士们销售一种新花色的中国绔纱，直到这种料子在区百货商店也出现了为止。还有，救护车常常是烟尘滚滚地疾驰而过，但往往不是运载病人，而是充当区委会的小轿车，要么就是给当官的家里分送面粉和奶油。还有，小小的零售店负责人奥列姆巴耶夫的“批发’买卖：在他的小小食品店里总是空空如也，然而房顶上——卖掉的商品的空箱子却堆积如山；他因超额完成销售计划而获得奖金，平时经常在店门口打瞌睡。卖东西他懒得零称零卖，懒得分散包装。对所有的权势人物都供应足了以后，他就去选他认为有资格的对象，悄悄地对对方说：“拿一箱通心粉去，要就是一箱”，“搬一袋白糖去，要就是一袋”。就这样，整袋或整箱的食品从仓库直接搬进住宅里去，可都作为奥列姆巴耶夫的零售营业额。还有，区委第三书记一心想以校外学员的身份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可是任何一门数学他都一窍不通，于是夜里他偷偷地去向一个流放教师请教，送给他一张羊羔皮。
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微微一笑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狠改营（劳改营）之后所见。不消说，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这里的什么事情不像笑话？什么事情不使你觉得像休息？
要知道，这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啊——傍晚的时候，穿上白衬衫（惟一的一件，领口已经磨破了，至于穿什么样的裤子和皮鞋，那就别问了），沿着村里的那条大街走一走。在俱乐部门前的芦席棚下可以看到海报：“缴获的新故事片……”，还可以看到那个傻帽儿瓦夏在招徐所有的人进去看电影。你可以花两个卢布买一张最便宜的票——第一排，跟孩子们坐在一起。个月去过一次痛——花两个半卢布到茶馆里去挤在车臣族司机们中间喝一杯啤酒。
这种带着笑声和经常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对待流放生活的态度，奥列格多半是从卡德明夫妇——妇科医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那里学来的。在流放中卡德明夫妇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这样说：
“真是太好了！这比过去好了多少啊！我们能来到这样一个好地方可真是走运啊！”
他们要是弄到了一只白面包，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今天俱乐部上映一部好电影——高兴得不得了！书店里有两卷本帕乌斯托夫斯基选集——高兴得不得了！来了专家镶牙——高兴得不得了！又派来了一位妇科医师，也是流放者——他们同样会觉得非常好！让她专着妇科病，悄悄管打胎的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管一般内科病，钱虽然少些，但却比较安稳。遇到瑞瑰色、粉红色、火红色、猩红色乃至血红色的草原夕照，那简直是一种享受！身躯细长、头发花白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挽着臂粗腰圆、不无病态地愈益发胖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步履稳重地走到村边的几所房子外面去欣赏这夕阳余辉的晚景。
但生活作为种种乐趣所点缀起来的火树银花，是从他们为自己买下一座带宅旁园地的低矮土房子那一天开始的。他们明白，这是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是他们终其天年的最后归宿。（他们已经约好，死一起死：一个归西，另一个随之而去，否则留下来还有什么活头？）他们没有任何家具，便请霍姆拉托维奇老头（也是个流放者）给他们在屋角里用土坯砌了个平台。这就成为一张双人床——多宽敞！多方便！这可真叫人高兴！缝了一只大口袋，里边塞满了麦秆——这就是床垫。还请霍姆拉托维奇做一张桌子，而且一定做成圆的。霍姆拉托维奇有点纳闷：活在世上60多年了，可从未见过圆桌。干吗要做圆的呢？“这就请您别管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搓着他那妇科医师白净而灵巧的手说。“反正一定要圆的广下一件操心的事儿是没法弄到一盏玻璃的，而不是铁皮的高脚煤油灯，要灯芯一英寸宽的那种，而不要零点七的，此外，要有备用的玻璃罩子。在乌什一捷列克没有这样的灯卖，他们是托好心人从老远的地方逐渐带来的。于是，他们的圆桌上也就放上了这样一盏灯，而且还加上了一只自制的灯伞。1954年，当大都市里人们竞相购置落地灯柱的时候，当世界上连氢弹都有了的时候，在这乌什一捷列克，自制圆桌上的这盏灯竟把简陋的土屋变成了18世纪的豪华客厅了！多么阔气啊！他们3人围桌而坐，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激动地说：
“啊，奥列格，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哇！您知道，如果童年不算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广
她说得对！因为人们的幸福并不取决于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观。这两点永远由我们自己作主，而这就是说，人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得到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他。
战前他们同卡德明的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区。婆婆的性格如此不能客人，老是吹毛求疵，而儿子对母亲又是百依百顺，以至当时已届中年油食其力、也不是第一次结婚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经常感到心情压抑。现在她把那些年头叫做自己的“中世纪”。正需要发生一场灾难性的不幸，好让清新的空气涌进他们的家庭。
不幸也的确降临到了头上，那是她婆婆本人牵的线：战争的头一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前来要求暂避。婆婆对家里人十分苛刻，但又恰守基督教的普遍信条，她收留了那个逃兵，甚至没跟儿子、媳妇商量一下。逃兵在她家里住了两夜就离去了，后来在别的地方被逮住，审讯时他交待出留他住宿的人家。婆婆当时已年近八旬，当局没有碰她，但认为应当把她50岁的儿子和40岁的媳妇抓起来。提审时间及，拥逃兵是不是他们的亲戚；如果是的话，后果的严重性就会大大减轻，因为这不过是河私行为，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情有可原。但逃兵同他们非亲非故，只是路过罢了，结果卡德明夫妇不是作为逃兵的窝藏者，而是作为有意识破坏红军战斗力的祖国公敌各判10年徒刑。战争结束了，那个逃兵已在1945年斯大林大赦中获释（历史学家将会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逃兵最先得到宽恕，而没有任何限制）。他已经忘了当初在哪户人家借宿过，连累了什么人。而卡德明夫妇跟那次大赦却沾不到边儿，因为他们不是逃兵，而是敌人。他们眼满了10年徒刑，可还是不放他们回家，因为他们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一个集团，一个组织——丈夫和妻子！所以必须永久流放。卡德明夫妇预见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事先就提出申请，希望至少能把他们流放到同一个地方。当时，似乎谁也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这一请求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丈夫还是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南方，妻子被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也许是有意把他们分开，因为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成员？……
不，这倒不是为了惩罚他们，不是故意刁难，只不过内务部机构里没有分管照顾夫妇关系的专职人员，所以他们也就分开了。年近半百、手脚浮肿的妻子被放逐到原始森林，那里除了在劳改营时已经熟悉的伐木外，没有别的活可干。（但直到现在她回忆起叶尼塞河流域的原始森林时，也不免赞叹地说：那里的风景多美啊！）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不停地往莫斯科写信求告，最后总算派来一名特别递解员把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带到乌什一捷列克这里来。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们怎会不高兴！他们怎会不爱乌什一捷列克！怎会不爱自己的小泥屋！他们还会想过什么样的好日子？
永久流放就永久流放好了！在这永久流放的时间里是足以研究乌什一捷列克的气候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挂出了一支温度计，安放了一只计算降水量的罐子，而风力则去向英娜·施特廖姆了解。英娜是10年制中学毕业生，在管国家气象站的一个点。气象站如果还观察到什么情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也都—一记入精确统计的气象日志，令人叹服。
还是小时候他就从当交通工程师的父亲那儿养成困不住的工作习惯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不管柯罗连科是否有点迂夫子气，但他说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引用他的原话）：‘识要事情井井有条，我们的心里就觉得平静。”卡德明医生还有一句喜欢常说的口头掸：“事物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事物本身知道，而我们只要做到不妨碍它们就行了。
在冬天的晚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喜欢把这样一件事当作消遣：装订书籍。他喜欢把蓬乱、松散、扭曲的书整理得平整熨贴、赏心悦目。在乌什一捷列克，他甚至清人做了一台装订压书机和一把极其锋利的切纸刀。
付清了土房子钱以后，卡德明夫妇依然在各方面都很节约，衣服总是穿！日的，逐月省下来的一点钱好买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他们得先跟文化用品商店的库尔德族售货员说好为他们留一些电池，因为电池与收音机是分别到货，而且不是经常有。他们还必须克服所有流放者对收音机所怀有的恐惧心理：内务部的官员会怎么想？买收音机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收听BBC？恐惧心理克服了，电池也弄到了，收音机打开了，于是传出了音乐声，对囚犯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只有天堂才有。但这是靠3截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发出来的，是普契尼、西贝柳斯、鲍尔特尼扬斯基③等人的作品，在卡德明的土屋里，每天都从节目中选出来收听。就这样，收音机充实了他们的世界，不仅没有什么需要取自外界，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匀给别人。
但春天一到，晚上就没有多少时间听收音机了，他得抓紧时间照看宅旁的园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自己的这块园地安排得如此精细和富有生机，简直使老公爵包尔康斯基和他那荒山田庄上特聘的建筑师也相形见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年已花甲，但在医院里还十分活跃，一个人顶一个半人工作，无论哪天夜里随时都准备跑去接生。在村子里，他走路总是急急匆匆，健步如飞，不因自己须发斑白而不好意思，人们只见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给他缝的那件帆布上衣的衣襟迎风飘扬。然而使起铁锹来，他却显得力气不够，早晨干半个小时，也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但尽管两手和心脏跟不上，规划设计得却十分完美。他带领奥列格在以两株小树为界的宅旁空地上参观，边走边夸耀地说：
“您瞧那儿，奥列格，整个这块地将有一条小径贯穿过去。左面，您将来会看到三棵杏树，这已经种下去了。右边将辟为葡萄园，这无疑也会扎下根去。小径的尽头将出现一座亭子——一座真正的亭子，乌什一捷列克还从未见过的那种！亭子的基石已经安好，那里放一张半圆形的土坯砖台（还是那霍姆拉托维奇问：“为什么要半圆形的？”），这里插一些树条，让啤酒花攀藤。旁边将种上芬芳扑鼻的烟草。白天我们将在这里避暑，晚上生上荣炊在这里喝茶，那时也请您光临！”（不过，茶炊还没有买呢。）
他们的园子里还会长出什么来，目前尚不知道，现在肯定不会种的东西有土豆、卷心菜、黄瓜、西红柿和南瓜，这些东西邻居们家里都有。卡德明夫妇会不以为然地说：“要知道，这都能够买到！”乌什一捷列克的定居者都善于经营和持家，自己养牛，养猪，养羊，养鸡。卡德明夫妇也不完全反对饲养家畜，但他们的饲养方针不能得到实惠，因为他们所养的都是狗和猫。卡德明夫妇是这么想的：牛奶也罢，肉也罢，市场上都能买到，但狗的忠心能上哪儿买去？难道光花钱就能叫那毛像宫狐、大得像狗熊的茹克或小巧玲珑、全身雪白、可是有两只灵活的黑耳朵的托比克那么又跳又蹦地欢迎你？
我们现在把人们喜欢动物看得一文不值，甚至别人爱猫也必然遭到我们取笑。但我们一开始讨厌动物，以后会不会必然发展到对人也讨厌呢？
卡德明夫妇对自己所蓄养的每一只动物爱的并不是它们的皮毛，而是它们的性灵。从老两口身上焕发出来的共同的热诚，不需要任何训练，几乎马上就能被他们的动物所把握。卡德明夫妇跟它们说话的时候，它们总是非常重视，会久久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这些动物特别珍惜自己跟主人的朋友关系，并以到处伴随主人而感到自豪。如果托比克躺在房间里（狗出入房间不受限制），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穿大衣，拿起拎包，它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会儿是要到村子里去散步，而且马上就会爬起身来，跑到花园里去找茹克，不一会儿就会跟它一起回到屋里来。托比克在那里用狗的语言告诉它有关散步的消息，于是茹克就兴冲冲地跑来，准备跟主人一起出发。
茹克的时间观念很强。把卡德明夫妇送到电影场以后，它不是趴在俱乐部门口，而是悄然离去，但电影散场的时候它总是会回到门口等。有一次影片放映的时间特别短，结果它回来晚了。起初它是多么难过啊，而后来又蹦呀跳呀不知有多高兴哪！
狗从不伴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去上班，它们懂得，那样做是不适当的。如果傍晚的时候卡德明医生迈着敏捷的步伐出门，狗会根据某种心灵的微波感应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他是去探望一个产妇（那它们就不去）还是去游泳（那它们就去）。游泳的地方很远，要走5千米的路才能到楚河去游。本地人也好，流放者也好，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都不是每天到那里游泳，因为太远了。只有男孩子经常去，再就是卡德明医生带着他的狗去。说实在的，惟有这种出游狗才没得到任何乐趣，因为草原上的这条小路地硬草刺多，茹克的爪子划破了好几个地方，直到现在还疼，而托比克，有一次呛了几口水，很怕再掉下水里去。不过，责任感高于一切，它们还是坚持伴随主人往返。只是在离河三百米的安全地带托比克就开始落后，为的是不被拖下水，它又晃耳朵又摇尾巴，表示歉意，然后就躺下来等着。茹克则一直走到陡峭的岸边，在这里蹲下它那高大的身躯，像一座雕像从岸上俯视主人游泳。
托比克认为对奥列格也有随从的义务，因为奥列格是卡德明家的常客。（奥列格到他们家去得那么勤，终于引起管理部门的不安，当局的一名官员曾分别盘问他们：“你们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密切？你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你们都谈些什么？”）奥列格离开卡德明家的时候，茹克可以不去送，但托比克必定会去，甚至风雨无阻。有时外面在下雨，街上是烂泥，爪子会又冷又湿，托比克实在不想去送，它就种种前腿，又挺挺后腿，最终还是会去！托比克同时还是卡德明与奥列格之间的信差。如果有必要通知奥列格，告诉他今天有好电影，或者电台要播送好的音乐节目，或者食品店、百货店里有什么紧俏商品，那么，给托比克套上一个布制的颈圈，里边附一张字条，把方向指给它看，明确说“到奥列格那儿去！”就行了。无论什么天气它都会迈动细长的腿乖乖地跑去找奥列格。要是奥列格不在家，它就会在门口等他。最令人惊奇的是，谁也没有教过它，没有对它进行训练过，而它从第一次执行任务起，就什么都明白了，从此一直那么做。（诚然，为了坚定它的思想决心，奥列格每次都为它所跑的邮递路程给予物质鼓励。）
茹克，就身量和体型来说，像德国牧羊犬，但它身上没有牧羊犬的警觉和凶悍，而是充满了高大强壮动物的和善。它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好几家的主人都喂养过它，而卡德明家是它自己选的。在这之前，它属于一个小酒馆主人（茶馆掌柜）所有。主人用链条拴住它，让它看守放空器皿的箱子，偶尔放它出去咬邻居的狗取乐。打起架来茹克非常勇猛，以至当地的一些没精打采的黄狗见了它就胆战心惊。有一次它被解去链条到卡德明家附近参加狗的婚礼，从此它对卡德明家的院子产生了一种亲切感，经常跑到这里来，尽管这里并没给它吃的东西。酒馆主人离开此地时，把茹克送给了同遭流放的女友埃米利妞。埃米利姐给它充足的吃食，可它还是一再挣脱束缚，跑到卡德明家去。埃米利哑很生卡德明夫妇的气，每次把茹克领回去都重新用链条把它挂起来，可它照样挣脱离去。于是埃米利妞用链条把它同一只汽车轮胎拴在一起。忽然，茹克从院子里看到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街上走，尽管叶连娜还故意把头扭向了一边。茹克不顾一切地向她冲去，像一匹拉车的马用自己的脖子托着轮胎，喘吁吁地拖了一百来米，直到摔倒在地为止。此后，埃米利妞便放弃了茹克。茹克在新主人那里很快就感受到博爱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也作为自己的主要行为准则。街上所有的狗也都不再怕它了；对待路上的行人，茹克的态度也和气起来，但不是连媚讨好。
然而，在乌什一捷列克也有人喜欢开枪打动物。他们如果想不出更好的野昧，就喝得醉醺醺地在街上找狗捕杀。茹克有两次遭到过枪击。现在，任何对准它的管口，包括照相机镜头，都使它感到害怕，所以它不让照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