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
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对最高司法机关十分尊重，出于无奈，也只得在那里为自己辩护。他是敢于为自己辩护的！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有关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毁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残片送到有关部门去，并提供信息。而摆在侦察部门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这不是那么回事。侦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查清事实！而我只不过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职责。
他会对他们这样说：所有这些年头里，重要的事情是整顿社会！从思想上整顿！这就非把社会加以净化不可。而要净化社会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胜的人。
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腾，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烧，而且越想尽快倾吐出来。这时他甚至希望快点走到，快点被叫去，他可以冲着他们理直气壮地说：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过！你们为什么偏偏审问我？这事谁没参与？要是没提供过帮助，怎么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
古宗？他岂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处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仿佛已经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随即发现自己根本没喊，只是喉咙肿胀了起来。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里走，有人在后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么啦，病了吗？怎么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他打起了精神，走路似乎也像一个健康人了。他回过头去，看谁在叫他，原来是兹韦涅克，身穿突击队制服，腰束武装带。
“你到哪儿去，扬兹韦提克？”帕维尔问道，同时感到惊奇：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是说，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可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多少个年头？
“能到哪儿去呢？还不是跟你一样，到调查委员会去。”
“什么调查委员会？”帕维尔在想。他好像是被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跟上兹韦涅克的步伐，和他一起走得很快，精神抖擞，朝气勃勃。他感到自己还不满20岁，是个单身小伙子。
他们经过一个很大的办公厅，里面有许多办公桌，坐在那里办公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打着领带的老会计，蓄着神甫式的大胡须；有翻领钮绊上别着铆头徽章的工程师；有贵妇式的老女人；有浓妆艳抹、裙子短到膝盖以上的妙龄女郎打字员。他和兹韦提克清晰地踏着4只靴子的脚步一走进去，所有这30来个人就都把股转向他们，有的微微欠身，有的坐着哈腰，大家都目送着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神色惶惶，而帕维尔和扬兹韦涅克却十分得葛。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握手问好，然后坐在桌旁，文件夹则放在红色台布上。
“那就放人进来吧！”主席文卡吩咐道。
开始放人了。第一个进来的是冲压车间的格鲁莎阿姨。
“格鲁莎阿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文卡感到奇怪。“我们是在清洗机构，而你来做什么？怎么，你是钻进机构里的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
“唉，不是这么回事，”格鲁莎阿姨并不着急。“我有个女儿还没长大，得把她安置到幼儿园里去，行吗？”
“好吧，格鲁莎阿姨！’加维尔大声说。“你写个报告，我们来设法安置。你的女儿，我们一定会安置的！可现在你别干扰，我们马上就要清洗知识分子了！”
他伸手去取玻璃瓶，想倒点水喝，可是瓶子是空的。这时，他向邻座的人点点头，示意他把桌子另一头的玻璃瓶递过来。瓶子递了过来，但那也是空的。
他口渴难忍，喉头像着了火似的。
“喝水！”他请求道。“喝水！”
“马上就来，”汉加尔特医生说。‘喝上就会给您送水来。”
鲁萨诺夫睁开了眼睛。她坐在他身边的床上。
“我床头柜里有糖渍水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声音微弱地说。他浑身发冷、关节疼，脑袋里略略地敲个不停。
“好吧，我们这就给您倒糖渍水果，”汉加尔特的两片薄薄的嘴唇露出了微笑。她亲自打开了床头柜，取出一瓶糖渍水果和一只玻璃杯。
窗外想必洋溢着夕阳的光辉。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斜着眼睛在看汉加尔特倒糖渍水果，提防她偷偷撒进毒药什么的。
酸甜的糖渍水果沁人心脾。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在枕头上从汉加尔特手中把一杯都慢慢吃了下去。
“今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诉说道。
“还算不错，您顶过来了，”汉加尔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只不过因为我们给您加大了剂量。”
新的疑虑刺痛了鲁萨诺夫。
“怎么，每一次你们都要加大剂量吗？”
“以后每次就打这么多。您会习惯的，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难受了。”
然而，颌下的肿瘤依然像个蛤蟆似的趴在那里。
“那么最高法…”他欲问又止。
他已经闹糊涂了，分不清什么是梦吧，什么是真话。
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对鲁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连下班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顺序由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就用不着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奥林皮阿达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今天替换她的是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
鲁萨诺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还没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过针之后就让他服了安眠药，他虽然没有醒过，但老是翻身、扭动和呻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会儿，对他进行观察，听听他脉搏的跳动。他有时蟋缩着身子，有时又伸直两腿。他的脸已变得通红，歼淡淡的。他的这个不戴眼镜而又搁在枕头上的脑袋，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顶上所剩无几的稀疏白发紧紧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微笑始终没有从脸上消失。“既然是这样，您何必推辞呢？如今这差使也会使您满意的。”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会使我满意！而民主呢？您岂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病房的人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顺便说说，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说说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声音压低，让她一个人听见。鲁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科继续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啊。况且，我坐着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跟女同志谈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会儿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就会显得更蠢。您还是在我的床边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倒是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治上坐了下来。
“您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过的苦头，大多是由于热衷于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作风，就是说，允许大家议论。结果，1939年没选送我进军官学校，继续让我留下当兵。1940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顶撞领导而被清除了出来。直到1941年才勉强毕业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学校。说心里话，我没当上军官可真感到懊丧，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难受。不过，我还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汉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遭遇：很有才能，却始终是普遍一兵。”短暂的停顿、瞬间的沉默掠过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眼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很会顶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种和谐的美。
“我顶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出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道，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处，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流氓和骗子都放了出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进去自己都会感到难为情。有几处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身份证，而是流放证明，马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管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部。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马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处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根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流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交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道真有吗？”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处！光是坐电车就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流放地所属州监督处的证明交给他作抵押，并出示你们门诊部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进来呢！决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蕾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辈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美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汉加尔特不出声地笑着连连摇头。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头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筋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腼腆、羞怯的习性给人留下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根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诚然，他目光阴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点说，他任何时候都两种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道，他会以哪种态度对待你。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皮靴呢？您岂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时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道，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管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种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皮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部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皮靴，头上不戴帽子，黑发蓬乱，迈着坚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头，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就转过身来再走。他总是背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就会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的。”
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请求他，甚至带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带点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劝慰她：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证，他绝对发现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间里我也不会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林荫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就是他这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开个玩笑，不妨写封匿名信，告发我藏有皮靴，让他带两名护理员来搜好了，反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难道写告密信这种事也能做吗？”她又眯起了眼睛。
还有一点他不能理解：她干吗要涂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破坏了她的清秀。他叹了口气：
“反正有人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写的呀！写了还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个人证明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20世纪，即使一个人证明也是多此一举，一个人证也不需要了。”
她移开了视线。这种事情是不大好谈的。
“那么您打算把它们藏到哪里去呢？”
“靴子吗？办法有好几十种，要看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没生火的炉子里去，可以用绳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让人没法不笑，也让人没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过去。
“不过，头一天您是怎么耍了花招没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这可太简单了，在换衣服的那间小屋里，我把靴子放在门的背后。护理员把其余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带号牌的口袋里拿到中心保管处去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用报纸把靴子一裹，也就带进来了。”
他们这已经是在东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时间她为什么坐在这里闲聊呢？鲁萨诺夫睡得很不安稳，直出汗，但还算是睡着了，没出现呕吐。汉加尔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脉，正要离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回过头来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还没得到补充营养吗？”
“根本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着她看。
“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两只鸡蛋、两杯牛奶和50克黄油。”
“什——什么？不会是我听错了吧？要知道，一生中从来没给我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不过，您知道，这倒也公平。不消说，我是连病假补贴也得不到的。”
“这怎么会呢？”
“很简单。因为薇加入工会的时间还不满六个月。我也就什么权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么弄成了这样呢？”
“是啊，我已经没有这种生活习惯了。当初我到了流放地，岂不应该想到尽快加入工会？”
从一方面来说，这人是那么机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那么没有适应能力。这份补充营养还是汉加尔特为他争取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很不容易争取到的……不过她该走了，这样谈下去是能谈一整天的。
她已经快走到门口了，只听得科斯托格洛托夫带着讥讽的口气喊道：
“等一等，您是不是在笼络我这个病房小组长？要是我上任的头一天就落得贪赃受贿，我就会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
汉加尔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过午饭之后，她必然还得去看一下鲁萨诺夫。这时她已得悉，院长查病房的时间就定在明天。这样，病房里就又多出来一件事情要做——检查病人的床头柜，因为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特别注意床头柜，不许里面有糕点碎屑和过多的食品，最好是除了发给的面包和白糖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还检查卫生，连细心的女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来。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登上二楼，首先昂起头来察看天花板和柜子上面的一些地方。她好像看见西布加托夫病床上方的角落里有蜘蛛网（外面，太阳露出了脸儿，楼内更亮些了）。汉加尔特把护理员叫来（正好是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值班，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麻烦事儿总是落到她的身上），告诉她明天要检查卫生，而现在应该怎样打扫和洗刷，还指给她看那张蜘蛛网。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从长衫里边掏出眼镜来戴上，说：
“果然是，您说得一点不错。真不像话！”她摘下眼镜就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扫卫生时从来不戴眼镜。
接着，汉加尔特走进了男病房。鲁萨诺夫还是那样躺着，直出汗，但脉搏慢了下来，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了靴子和长衫，准备出去散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向全病房宣布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诊，请大家先把自己的床头柜整理一下，然后由她再进行检查。
“我们先从小组长查起，”她说。
其实，也不必从小组长查起，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向那个角落走去。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整个身段，就像两个顶点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三角形宽些，上面的三角形较窄。她的腰肢是那么细，简直能使两手的十指对接起来，而且把她举起。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做出任何这类举动，而只是乐呵呵地打开了自己的床头柜让她检查：
“请吧。”
“噢，对不起，请让我过去，”她一路济过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一旁。她紧挨着床头柜坐到他的床沿上，并开始检查。
她坐着，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的后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纤细线条，她的头发，颜色不深不浅，就那么盘在脑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派头。
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不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刚才她跟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天儿，然后就走了，可他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想着她。可是她呢？晚上回到家里，有丈夫拥抱她。
必须摆脱出来！但是，要想摆脱，又必须通过女人这条途径，否则便不可能。
他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她的后脑。她那长衫的后领竖了起来，形成一个尖顶小帽似的，于是一根圆鼓鼓的小骨头——脊椎骨最上面的一节现露了出来。真想用手指去抚摩一下。
“不用说，这床头柜是医院里最迅退的一只，”其时汉加尔特正在评论。“面包屑，油纸，还有马合烟、书和手套。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今天就得把这些东西统统收拾干净。”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她的脖颈，一声不吭。
她拉开床头柜上端的那只小抽屉，即刻在其他零星小东西中间发现一只盛有约40毫升褐色液体的小瓶。瓶口塞得很紧，旁边有一只好像旅行时携带的塑料小杯子，还有一支滴管。
“这是什么？药吗？”
科斯托格洛托夫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是什么药？我们没给过您这种东西。”
“那又怎么了，难道我不能自备一点药吗？”
“只要您住在我们医院里，而且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当然不能有自备药品！”
“咯，是我不好意思告诉您…位药水是治鸡眼的。”
然而，她把那只没贴标签的小瓶子在手中转来转去，想打开瓶塞噢一喷，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马上加以阻止。他把两只粗大的手掌一齐按在她的手上，并把她正要拔去瓶塞的那一只手扳开了。
这种手与手的接触，照例是谈话的必然继续……
“当心点，”他悄悄地提醒她。“这可需要有点学问。不能溅到手上，也不能噢。”
说着也就很自然地把小瓶拿了过来。
这毕竟超出了一切儿戏的限度！
“这是什么？”汉加尔特皱起了眉头。“一种烈性药剂，是吗广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她身旁坐下，一本正经地悄声说：
“一种很厉害的药剂。这是伊塞克湖草根。无论是用它泡的药水还是干根，都噢不得。所以塞得这么紧。如果手接触过这种草根，事后又没把手洗干净，而且无意中碰到了舌头上，那么命也就没了。”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感到后怕：
“那您要它干什么？”
“糟就糟在这里，”科斯托格洛托夫呼咕了起来，“被您发现了，我就有点麻烦。我该把它藏好……我是用它治病的，直到现在还在用呢。”
“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她审视着他。这会儿她的眼睛一点也不眯缝，此刻她是个医生，仅仅是个医生。
她虽然不失医生的威严，但眼睛却透出咖啡色的和悦目光。
“仅此而已，”他老老实实地说。
“说不定您是……留着必要时用的？”她依然不大放心。
“如果您想知道，我可以实说，在到这儿来的路上我的确有过那种念头。为的是不再多受折磨……但是后来疼痛消失了，这个念头也就打消了。不过，我还继续用它治病。”
“暗地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既然不给人以生活自由，那有什么办法呢？不是到处都有什么制度和规定吗？”
“那么用的剂量是多少？”
“按级数增减。从1滴到10滴，再从10滴到1滴，然后停上川天。眼下正处在间隔的阶段。老实说，我不相信我的疼痛的消失仅仅是由于照了爱克斯先。可能也由于草根的功效。”
他们俩都压低了谈话的声音。
“这是用什么泡的呢？”
“用伏特加酒。”
“您自己泡制的吗？”
“是啊！”
“浓度呢？”
“这怎么说呢……他给了我一小捆，说：这些可以泡一升半。我就大致分了一下。”
“但是，能称多重呢？”
“他也没称。只是大致估了估。”
“估了估？这种剧毒的东西只是估了估？这是毒性很厉害的乌头！您自己考虑考虑厂
“我有什么好考虑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点生气了。“您要是能尝尝一个人在整个宇宙中奄奄一息是什么滋味，而监督处又不让您跨出村子一步，那您倒是去考虑考虑这马头看看！还问能称多重！您可知道，为了这把草根我要冒多大风险吗？延长20年苦役！罪名是擅自离开流放地。可我还是去了。到150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那里的深山老林里住着一位姓克列缅佐夫的老人，胡须像巴甫洛夫院士。本世纪初他作为移民流刑犯去到了那里。是个不折不扣的立医生！他自己采药，自己规定剂量。他在自己所住的村里也被人取笑，在自己的故土更是谈不上权威。不过，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人到他那里去求医。《真理报》的一位记者还去采访过他。据说，那位记者也很信服。可是现在，传说这位老人被投进了监狱。因为不知是哪个傻瓜泡了半升药酒，随便放在厨房里，而过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家里请客，因为伏特加酒不够了，客人们在主人走开的时候把药酒喝了。结果死了3个人。还有一户人家的孩子也因为误服了药酒中了毒。可这跟老人有什么相干？他岂不警告过……”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发现所说的这些情况恰恰对自己不利，所以不再说下去了。
汉加尔特激动了起来：
“问题就在这里！公共病房里禁止存放烈性物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不幸事件的发生。快把那个小瓶交给我吧！”
“不，”他断然拒绝。
“交出来！”她双眉经成了一条线，把手伸向他握紧了的拳头。
科斯托格洛托夫那结实有力、干过许多活的大手握得很紧，手指掩得严严实实，连小瓶的影子也看不见。
他微微一笑：
“这样您是达不到目的的。”
她舒展开眉头：
“反正我知道您什么时候出去散步，趁您不在我会把瓶子没收。”
“您提醒我，这很好，我一定把它藏起来。”
“用绳子吊在窗外吗？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去告发吗？”
“我不相信您会去告发。您自己今天还谴责过告密行为！”
“可是您逼得我没有办法啊！”
“那就该去告密是不是？不体面。您担心药剂会被别人，比方说被这个鲁萨诺夫同志拿去喝了是不是？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把它包起来藏好。而我终究是要离开你们这里的，不用说，那时我还要用这种草根来治病！您不相信它的效力吧？”
“一点也不相信。这是愚昧者的迷信和拿生命当儿戏。我只相信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道理。老师们就是这样教我的。所有的肿瘤学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把小瓶拿来。”
她还是试图板开他最上面的那个指头。
他看着她那双气恼的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不但不愿再固执下去，和她争论，而且心甘情愿把这只小瓶交给她，甚至把整个床头柜都给她也愿意。但在信念上要他让步却十分困难。
“咳，神圣的科学啊！”他叹了口气。“如果这一切都是那么绝对正确的话，也就不会每过10年自己否定自己了。我该相信什么呢？相信你们的针剂吗？那为什么你们又决定给我打新的针剂呢？这新的针剂是什么？”
“是很有用的药物！对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她特别坚决地对他说出了这几句话，眼睛里闪耀着信心的光芒。“别以为您的病已经治好了！”
“那好，能说得确切点吗？这种针剂能起什么作用？”
“可为什么还要对您说得确切点呢！打这种针能治您的病。能抑制转移。讲得更确切，您反而不懂……好吧，那就把瓶子给我，而我向您保证，您什么时候出院，我就把它还给您！”
他们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他看上去十分滑稽——已经为出去散步穿好了女式病号长衫，腰里束着带五角星的皮带。
但是，她还是要他把瓶子交出来，态度是多么坚决！把小瓶交出去也算不了什么，他并不是舍不得，家里他还有比这多十倍的乌头呢。他感到遗憾的是另一件事情：这个有一双亮晶晶的咖啡色眼睛的可爱的女人，脸上是那么容光焕发，跟她谈话是那么愉快，然而要吻吻她是永远也不可能的。等到他回到自己那偏僻的流放地，就甚至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同这样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并肩坐在一起过，而且，她还想尽一切办法想拯救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生命！
其实，拯救他的生命，正是她力不能及的事情。
“交给您，我也不放心，”他开玩笑说。“说不定会被您家里的什么人误喝了。”
（谁！她家里谁可能误喝？！她是独居的。此刻说这样的话倒真的不合时宜，有点失体统了。）
“好吧，那就来上一个不分胜负。干脆把它倒掉好了。”
他笑了起来。使他遗憾的是，自己能为她做的事情竟如此之少。
“得了。我到外面去把它倒掉。”
不管怎么说，她没有必要涂口红。
“不，现在我可不相信您了。我得亲眼看到您这样做。”
“不过我有个好主意！何必倒掉呢？不如我把它送给一个你们反正救不了的人。说不定对他能起作用，您说呢？”
“这能给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