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卓英卡！您就彻底为我安排一个节日吧！这些白长衫让我腻烦透了。我希望您给我看的不是护士，而是一个漂亮的城市姑娘！要知道，在乌什一捷列克我是看不到城里姑娘的。”
“不过，我到哪儿去给您找一个漂亮的姑娘呢？”卓娅假意地说。
“只消您把白长衫脱去一会儿。再就是……走上那么几步！”
他把扶手椅往后移动了一下，指了指在什么地方行走。
“可我是在上班呀，”她还没有同意。“我不能在上班的时候…”
不知是关于阴暗的事情他们谈得时间太长了呢，还是夕阳的余辉使房间里那么美好，总之卓娅感到了一股冲动，她心血来潮，觉得这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切都会挺好。
她把手中的绣花活儿扔到一旁，陡然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着头解钮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样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几步，而是准备跑上一会儿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随即脱下来了。“还有一只！”卓娅以一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于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着脱下来了，白长衫也就顺势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娅便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像时装模特儿那么走——保持躯体适度的曲线，两臂时而摆动，时而稍稍举起。
她就这样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停住不动——胳膊依然微微伸开。
奥列格把卓娅的白长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很大，直盯着她。
“妙极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叭叭叫。”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自豪地窈动火焰色的嘴唇，仿佛还知道什么秘密似的，带着既调皮又严肃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直走到窗前。这时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像上回那样站着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却以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自下而上地向她凑近。
根据某些只能急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卓——妞！”奥列格拖长了声调说。“卓——妞！您对自己的名字是怎样理解的呢？”
“卓娅——这就是生命！”她认真地回答，像念标语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站在那里，整个身子微微侧向一边，重心移在一条腿上。奥列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跟动物有没有关系？有时候您没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吗？”
她笑了起来，以他的那种口吻说：
“我们大家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寻觅食物，喂养后代。难道这有什么不好？”
也许，她应该到此止步！然而，由于受到全神贯注的赞赏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在每个星期六的舞会上都能轻易搂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里，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励，她还进一步伸出两手打着柜子，扭动着整个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那样唱了起来：
“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但是奥列格突然脸色一沉，对她说：
“别唱了！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即刻就摆出规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反对俄罗斯人？”
奥列格把手从单妞的臂肘上移开，直了直腰。他轻轻摆了摆下颌：
“我不认为盗贼是俄罗斯人。”
奥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头摸了一下从下巴顺着腮颊的下缘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它抹去：
“就在那里，我也被砍了一刀。”
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归来
从星期六到星期日早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还是一点也没有消退，一点也没有软化。他还没有起床就明白了这一点。一大早，他就被乌兹别克老头吵醒了，那老头从天朦亮的时候就开始咳嗽，整个早晨都冲着他的耳朵咳个不停，真叫他心烦。
窗外已经露白了，阴晦无风的一天已经开始，同昨天、前天一样，只会增添更多的愁闷。那个哈萨克牧民一清早就盘着腿茫然地坐在床上，活像个树墩。今天不会有医生来巡诊，也没有人会被叫去照爱克斯光或包扎换药，所以，他大概直到天黑都能这样坐下去。老是让人感到不安的叶夫列姆又在埋头读托尔斯泰那抚慰灵魂的书；偶尔起来在通道上徘徊，震得病床发颤，但总算还好，没再缠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没跟别的人抬杠。
啃骨者出去了以后，病房里就一整天没有他的人影。地质学家——那个很有教养、给人好感的青年，在读自己的那本地质学，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其余的人，都安安分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妻子要来看他，心里感到宽慰。当然，妻子不可能给他任何具体的帮助，但至少可以向她诉诉苦：他是多么难受；打针没有一点效果；病房里都有些什么样令人可惜的人。听她说几句同情的话，心里也会轻松些。还可以让她带来书来看看，带本令人振奋的现代书来。再就是要她把钢笔带来，免得像昨天那样出洋相，跟一个小青年借铅笔记药方。对了，最主要的是嘱咐她烨树菌子的事。
归根结底，并非完全无路可走，药物治疗不起作用，还有其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里的环境也在渐渐地适应。早饭后，他继续看昨天的报纸，把上面登载的兹韦列夫那篇预算报告的结尾部分看完了。恰好，今天的报纸也及时送到。焦姆卡收下了报纸，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让焦姆卡把报纸先递给他，于是他立刻满意地读到孟戴斯一弗朗斯政府垮台的消息。雕叫你颁布绞刑！谁叫你把巴黎协定强加于人！）他准备回头再读自己所注意到的爱伦堡的一篇长文章，此刻先读另一篇文章，内容是贯彻执行一月中央全会关于大大提高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决议。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消磨时间，直至女护理员通知说他的妻子来了。一般说来，卧床病人的亲属是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的，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时没有精力去证明自己属于卧床病人，况且他自己也觉得，还是离开这些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的人到穿堂间里去比较自由些。于是鲁萨诺夫用绒围巾把脖子围上，到楼下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对妻子都像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卡色那样，在只差一年就是银婚纪念的时候，依然一往情深。的确，对他来说，一生中没有比卡色更亲近的人了，没有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善于同他共享成功的喜悦和分担不幸的忧愁。卡色是个十分能干的聪明女人，又是忠实的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夸赞说：“她的头脑相当于一个村苏维埃”。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来没产生过对她不忠的邪念，她也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据说，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丈夫就会渐渐羞于提及自己青年时代的伴侣，这完全是胡说。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与结婚时的水平相比，已是大大地提高了（当年她是通心粉厂的一名女工，最初跟他一起在那里的和面车间工作，但结婚之前鲁萨诺夫就被提拔到厂工会委员会里工作，管过安全生产，曾被派去加强商业企业部门共青团方面的工作，还当过一年厂办九年制学校的校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夫妻俩的感情没有发生裂痕，也没有由于地位的改变而瞧不起人。过节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以后，如果在座的都是普通客人，鲁萨诺夫夫妇还喜欢回忆自己在工厂里工作的往事，喜欢尽情地唱《艰难的岁月》和《我们的红骑兵，来，我们把自己唱一唱》。
现在，体胖的卡芭，连同她的双重褐狐色皮大衣、大小跟公文包相仿的手提包以及装满了食品的购物袋，在穿堂间最暖和的一个角落里的长椅上足足占去了3个人坐的地方。她站了起来，用柔软而温暖的嘴唇吻了吻丈夫，让他坐在自己那翻开的皮大衣的下摆上，使他感到暖和些。
“这里有一封信，”她牵动了一下嘴角说道，根据这一熟悉的动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断定，这是一封不愉快的信。在各个方面卡色都是一个深明事理和头脑冷静的人，可就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女人的习气：凡是得到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肚子里总是藏不住，一迈进门坎就会让它冒出来。
“那好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生气了，“索性把我整死好了！整吧，既然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让话冒出来以后，卡色心里就有所解脱，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有点后悔了。“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帕西克？打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因为星期五我给护士长打过电话，昨天上午也打过。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我早就赶来了。但我听说情况非常好，是吗？”
“打针的情况倒是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肯定了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坚强表示满意。“可这里的环境，卡芭…真够呛！”于是，这里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和有苦难言的事情，从叶夫列姆和啃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开始诉苦为好，结果却痛心地说：‘哪怕能用上个单人厕所也好！这里的厕所成什么样子！隔也不隔开！谁都看得见谁。”
（在工作单位里，鲁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那地方不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卡色理解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好，需要吐一吐怨气，所以不打断他的倾诉，反而一次次引导他说下去，直到他渐渐把满腹的怨气都倾吐出来，提出那个得不到回答而又无可奈何的问题：“给医生们发工资是为了什么？”卡芭详细问他打针过程中和打针以后的自我感觉，问他对肿瘤有什么感觉，并且解开他的围巾看了看，甚至还说，在她看来，肿瘤稍稍变得小了一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肿瘤并没有缩小，但是听说有可能小了些，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至少没有扩大，是吧？”
“没有，一点也没扩大！当然没有扩大！”卡色对此确有把握。
“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像在恳求，他的声音含着眼泪。“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否则，再这样发展下去，过一个星期，那还得了！·……那不就…”
不，他不敢说出这个词来，不敢往那黑洞洞的无底深渊里看」一眼。然而，他是多么不幸，这一切又是多么危险！
“下一针是明天打。星期三再打一针。万一不见效呢？那该怎么办？”
“那就去莫斯科！”卡芭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决定好了：如果再打两针还不见效，那就坐飞机去莫斯科。你星期五已经往那里打过电话了，而后来你自己改变了主意；我也给申佳乎挂过电话，还去找过阿雷莫夫夫妇，阿雷莫夫亲自往莫斯科打电话了解，原来不久前你的这种病只能在莫斯科治，所有的病人都往那里送，可他们，你瞧，为了培养当地的专家，便着手在这里接诊治疗。总而言之，反正医生都十分可恶！既然活人成了他们的加工原料，他们还有什么权利谈论生产成就？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恨这些个医生！”
“是，是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痛苦的心情表示同意。“是啊！这话我在这里也对他们说过！”
“我还讨厌那些个教书的！为了马伊卡的事，他们给我添了多少麻烦！而为了拉夫里克，岂不也是这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擦了擦眼镜：
“如果是在我当校长的时代，那还可以理解。当时，教书的都是异己分子，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而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使他们就范。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了吧！”
“对，你听我说！所以我认为把你转到莫斯科去不会有多大问题，走走门路，总可以找到理由。况且，阿雷莫夫已经跟他们说妥了，让他们在那边设法把你安置在一个较为满意的地方。怎么样？……等打了第三针再说，好吗？”
他们就这样商定了明确的计划，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也感到轻松些了。总不能在这个散发霉味的窟窿里乖乖地等死！鲁萨诺夫一家一辈子都是积极主动、讲究实干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才能保持平衡。
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只要能在这里跟妻子多坐一会儿而不回到病房里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有点儿冷，因为外面的门经常打开；卡皮托列娜·马特维耶夫娜便把自己肩上的披巾从大衣里边抽出来，把他裹上。长椅上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正好也都干干净净、很有教养。因此，不妨多坐一会。
他们不慌不忙地逐一讨论生活中由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病而中断了的各种问题。只有悬在他们头上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他们加以回避：病情恶化的结局。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们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诚然，妻子头脑里有时也闪过一些想法，比如，万一丈夫死了，财产和住房的分配方案，但是他俩如此受到乐观主义精神的熏陶，心里都觉得宁愿让这些事情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也比大伤脑筋预先安排或者立下什么悲观失望的遗嘱为好。）
他们谈到了工业管理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年从工厂的特殊部门调到那里去的）的同事所打来的电话，表示的慰问和祝愿。（当然，他并不亲自去抓工业问题，因为他没有那方面的专门知识，工业问题相应地由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去管，而鲁萨诺夫的任务则是专门负责对这些人进行监督。她的下属都爱戴他，此时得知他们关心他的病情，他感到得意。
他们也谈到关于他拿退休金的打算。不知怎么回事，他虽然长期处在相当显要的岗位上，工作中也没出过差错，可显然还实现不了自己毕生的理想——领取特种退休金。就连在数额和起始期上有些优待的那种机关干部退休金也没有他的份，原因是U39年他没能响应号召穿上肃反工作人员的服装。可惜啊，不过从最近两年不怎么稳定的局势来看，也并不可惜。也许，安宁更可贵。
他们也谈到近年来人们愈益明显表现出想改善生活的普遍愿望——穿得好些，住得舒适些，有较好的家具等等。谈到这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说，如果对丈夫的治疗进展顺利，正如事先向他们指出的那样需要拖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夫，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把他们的住房整修一下，倒也合适。浴室里的一条管子早就该移动一下了，厨房里的泄水盆得换个地方，厕所的墙壁需要贴上瓷砖，而饭厅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必须重新加以油漆：改换色调（她已经考虑过选择什么色调），并且一定要有金色的滚边，现在这很时髦。对这一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不反对，但马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虽然工人是按国家的派工单派来的，他们凭单子领取报酬，可他们还必定向住户勒索（不是要求，而硬是勒索）额外的钱。这并不是说舍不得钱（不过，也可以说是舍不得！），而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令人气恼的原则问题摆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凭什么要掏出钱来？为什么他自己除了领合法的工资和奖金，从来不要小费和外快？而这些不知羞耻的工人拿了工资还想要钱？在这个方面让步等于放弃原则，是对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不可容忍的让步。每当接触到这类问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是非常激动：
“你说说，卡芭，他们为什么这样不珍惜工人的荣誉？为什么我们在通心粉厂工作的时候就从来不提任何条件，从来不向工长要什么‘小费’？再说，这种想法还会跑到我们的头脑里去吗？……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往坏的方面滑下去！这跟受贿有什么不同？”
卡色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随即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要是不给他们钱，要是一开始或者中途不给他们“摆一桌”的话，他们必定会报复，必定会在活儿上捣鬼，让你后悔莫及。
“有人讲给我听，一位退休的上校非常坚持原则，他说：额外一个戈比也不给！结果工人们把一只死老鼠塞在他浴室的排水管里，弄得下水不畅，还散发臭气。”
就这样，关于修房子的事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妥。不论接触到哪一个方面，生活都是复杂的，非常之复杂。
他们还谈到了尤拉。这孩子长大了以后性格十分内向，缺乏鲁萨诺夫勇于进取的那股子劲。他学的是法律，应当说专业不错，大学毕业后又给他安排了很好的位置，不过，应当承认，他不是干这一工作的材料。无论是确立自己的地位，还是结交有门路的人物，他都一点也不会。这次出差，说不定会捐出漏子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很不放心。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则为儿子的婚事操心。开汽车是爸爸硬叫他学的，单独的住宅也得由爸爸帮他去弄，可是在婚姻问题上怎样关心和指点他，使他不犯错误呢？要知道，他是那么没有心眼儿，即使一个纺织女工也能把他迷得晕头转向，暗，就算他不可能遇上什么纺织女工吧，因为他从来不去那些地方，可现在他是在出差呀，能打保票么？要是他轻率地走了草草登记结婚这一步，那就不仅仅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毁了全家的业绩！申佳平的女儿就是这样，她差点儿嫁给医学院里的一个同班同学，可那青年家是在农村，他的母亲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在庄员，不妨设想一下：申佳平家的住宅，他们的室内陈设多么阔气，一些负责干部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做客，突然间餐桌旁出现了这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婆——他们的亲家母！鬼知道这算是怎么回事…，谢天谢地，总算在社会关系这条线上查出未婚夫的问题，才救了他们的女儿。
阿维叶塔，又叫做阿拉，则是另一回事。阿维叶塔是鲁萨诺夫家的明珠。父母不记得她什么时候给他们带来过烦恼或麻烦，当然，上小学时的淘气不算。她长得很漂亮，既聪明能干又富有朝气，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生活。不论在大的事情上，或者在小节方面，她都不会走错一步，所以，对她用不着处处留意和操心。她呢，只是由于自己的名字至今还在埋怨父母，说什么不该玩新的花样，现在就叫她阿拉得了。但是身份证上写的阿维叶塔·帕夫洛夫娜。再说，这名也很美。寒假快结束了，星期三她就会乘飞机回来，而且必定会马上赶到医院里来。
名字的事，可真不好办：生活的要求经常在变化，而名字却永远也不能改变。现在，连拉夫里克也为自己的名字在抱怨。目前在学校里还没什么，叫拉夫里克就拉夫里充好了，谁也不会拿他开心，可是今天他就该领身份证了。那上面会怎么写呢？拉夫连季·帕夫格维奇。当初父母的确怀有这种想法：让他跟一位部长、斯大林的不屈不挠的战友同名，并且在各个方面向他看齐。可是你瞧，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说出‘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这个名称来，就得极其小心才行。好在拉夫里克一心想进军事学校，而军队里是不按本名和父名称呼的。
要是私下里消声问：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呢？由佳平夫妇之间也在这样想，不过不向别人说罢了：就算贝利亚是个两面派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夺取政权的野心，那好吧，尽可审问他，尽可把他秘密处决，但是把这件事向普通老百姓宣布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为什么要在他们思想上引起怀疑？其实，本可发一个秘密文件到一定的级别，把整个问题加以解释就行了，而报纸上就说他因心肌梗塞而逝世。还可以举行隆重的葬礼。
他们也谈到了最小的女儿玛伊卡。在这一年里，玛伊卡所有的5分都黯然失色了，她不仅失去了优秀生的称号，从光荣榜上被除名，甚至连4分也没得多少。问题都是因为升入5年级引起。前几年一直是同一位女老师教她。她了解码伊卡，也了解家长；玛伊卡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可是这一年里，各科老师有20个，每个每周来教课一次，连学生的面孔都不认识，只是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而已，至于对孩子会带来怎样的损害，孩子的性格会受到何等摧残——难道这一点他会考虑？然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决计不惜代价，一定要通过家长委员会把这所学校的秩序整顿好。
他们就这样无所不谈地坐了不止一个小时，但都谈得没精打采；谈话的内容，每个人心里都觉得不着边际，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十分低落，不相信他们所谈论的人和事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什么也不想干了，甚至觉得，此时最好能够躺下身来，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蒙起头来睡觉。
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之所以极力维持这席谈话，是因为今天早晨收到她弟弟米纳伊从K市寄来一封信，这封信几乎把她的手提包烧穿。战前，鲁萨诺夫夫妇住在K市，在那里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那里他们结为伉俪，所有的孩子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但战时他们疏散到这里，此后再没有回K市，住房也就转给了卡芭的弟弟。
她明白，此时此刻，这类消息丈夫不会感兴趣，但是今天带来的这个消息，就连对知心的朋友也不能讲。要把事情的原委和经过说给什么人听听，全城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对象。结果是，她在这里竭力安慰丈夫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需要得到支持,她无法待在家里，把这个消息闷在自己心中。孩子们之中也许只能对阿维叶塔说明一切。对尤拉，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即使要告诉阿维叶塔，那也得先跟丈夫商量。
可是丈夫跟她在这里坐得越久，他就越显得萎靡不振，使她愈发感到没有可能同他谈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时间渐渐到了她该走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从购物包里把带来的食品—一掏出来给丈夫看。她那皮大衣袖子镶着褐色狐皮的翻口，大得几乎伸不进全张开着的袋口。
看见了食品（他的床头柜里还有不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马上想起对他来说比任何吃食和饮料都重要的事情，其实今天一开始就该先谈那件事。他想起的是恰加——样树菌子！他焕发了精神，开始向妻子述说这种奇迹，述说那封信、那个医生（说不定是江湖骗子）的情况，还对她说，必须马上想好给谁写信，请他在俄罗斯帮他们收集这种菌子。
“要知道，在我们那边，K市郊区，白禅树到处都是。这事让米纳伊帮我办办能有什么难处？！你马上给米纳伊写信！还可以给别的人写，我们岂不有一些老朋友，让他们也操点心！让大家都了解我的处境户
正好，他自己提到了米纳伊和K市！此时，卡芭把手提包的搭锁卡喀卡塔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却没把那封信掏出来，因为从弟弟写信的用辞来看，调子是低沉的。卡芭说：
“你知道，帕沙，让K市那边的人纷纷议论你是否妥当，这应好好考虑一下…休纳伊来信说……不过，这可能还不是事实……说……罗季切夫……在他们那边城里露面了……好像是被……恢复了名誉……这可能吗？”
在她说出又长又令人讨厌的“列一阿一比一利一季罗万”（恢复名誉）这个词儿和瞧着手提包的搭锁低头掏信的时候，正错过了那一瞬间，末能看到帕沙的脸是怎样变得比床单还白。
“你怎么啦？？”她惊叫了起来，丈夫的神色比这封信本身更使她害怕。“你怎么啦！？”
他靠在靠背上，以女人式的动作用她那头巾把自己裹紧了些。
“也许这还不是真的！”她那有力的双臂即刻抱住他的肩膀，一只手还拿着手提包，仿佛正尽力把它往丈夫肩上套。“还不一定有那么回事！米纳伊自己也没看到过他。不过，人们在议论…”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煞白的脸色渐渐消褪，但他浑身乏力，腰部、肩膀和两手都没有力气，而脑袋则被肿瘤扭得侧向了一边。
“你告诉我做什么？”他痛苦地说道，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接着，他牵动胸部和头部，做了两次没有眼泪的抽泣。
“略，原谅我，帕申卡！原谅我吧，帕西克！”她抱住他的肩膀，自己也在发抖，摇晃着梳成雄狮式的古铜色曹发的脑袋。“要知道，我实在是没了主意！难道说如今他会从米纳伊那里夺去一间屋子？不，这样下去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已经听到过两起类似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还管它什么屋子，让他要回去好了，那该诅咒的屋子，”他回答她，声音像是哭泣，又像是耳语。
“屋子有什么罪过？往后米纳伊怎么能挤得下？”
“你倒是为丈夫想想吧！你想一想，我会怎么样？……关于古宗，他信上提到没有？
“没提到古宗…如今要是他们都开始一个个地回来，那会怎么样呢？”
“我怎么知道！”丈夫压低了嗓门回答说。“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
第十四章 审判
鲁萨诺夫本来指望这次会见会使他精神上得到鼓励，不料心里反而更难受了，还不如卡芭别来。他扶着栏杆，摇摇晃晃顺着楼梯往上走，身上愈来愈觉得发冷。卡芭穿着大衣不能送他上楼，因为一名女护理员专门站在那里把守，对家属挡驾，于是卡芭就遣使她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送到病房，并把一袋食品带去。坐在值班小桌旁的就是那个眼睛有点凸出的护土卓妞，不知为什么鲁萨诺夫第一天晚上就对她有了好感，现在卓妞坐在那里，被一堆登记表挡着，正同没有教养的啃骨者调情，没把病人放在心上。鲁萨诺夫向她要一点阿斯匹灵，她即刻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阿斯匹灵只在晚上才发。不过，她还是量了量他的体温。随后给他送来了点药。
不消说，床头柜里的食品都换了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了下来，正像他渴望的那样，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这里有相当软的枕头，这一点出人意料，这就免得从自己家里往这儿拿了），连头带脑地蒙了起来。
千头万绪像火一样涌进他的脑海，如此翻腾、撞击，使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药似地失去了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的那些愚蠢的谈话，感觉不到叶夫列姆的走动，虽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随着叶夫列姆的脚步在颤动。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落山之前在什么地方露出了脸儿，因为夕照不向着楼房的这一边。时间的飞逝他也无所觉察。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因为吃了药，后来醒了。醒来之后见电灯已经开亮，于是又睡着了。直到午夜时分，在晦暗和寂静中他又醒来。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没有了，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雾幕已经消失。这时，恐惧马上袭来，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期愈紧。
千头万绪开始云集和翻滚：在鲁萨诺夫的脑海中，在房间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里。
这甚至不是什么思绪，而只是他感到害怕罢了。很简单，他就是感到害怕。他怕罗季切夫，说木定那人明天早晨就会冲破护士和护理员的一道道阻拦，闯进这里来揍他。鲁萨诺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审判，不是舆论的谴责，也不是出丑，而是挨揍。一生中他只挨过一次打，那是在学校里他上6年级也是念最后一年书的时候：傍晚，一帮人在校门口将他拦住了，不错，谁也没带刀子，可是那无情的硬拳头从四面八方袭来的这种可怕的感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某人是个青年，即使多年之后他已变成老头儿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死者依然是个青年。同样，罗季切夫在事隔18年之后归来，想必已成了个残废，也许变成了聋子，也许得了佝偻病，但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现在他还是当年那个黝黑健壮的汉子，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他们两家合用的长阳台上练哑铃和壶铃。他光着膀子在呼唤：
“帕什卡！你过来！暗，摸摸我的二头肌。唉，别嫌，使劲腐！现在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师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像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那样的佝偻病患者，我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可你，瞧瞧，变得有点虚弱了，老坐在门上包皮革的办公室里你非枯干了不可。到我们厂里来吧，我把你安排到车间里去，怎么样？你不愿意……确哈……”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即去洗脸擦身，边走边哼：
我们是打铁的，
我们富有朝气。
此时，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正是这个健壮的人挥动着拳头闯进病房里来。而他却无法摆脱这个虚幻的形象。
当初他跟罗季切夫是朋友，在同一个共青团支部里，这套住房也是他们共同从工厂分配得来的。后来罗季切夫走了进工农速成班和上大学这条路，而鲁萨诺夫则顺着领导工会工作和管人事档案这条线高升。起先是双方的妻子关系不好，后来他们两人也不和，罗季切夫跟鲁萨诺夫谈话时常常语气伤人，总的说来是过于不负责任，把自己同集体对立起来。紧挨在一起住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也感到很挤。就这样，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检举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里谈话时，曾对已被粉碎了的工业党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有在自己工厂里把暗害分子组织起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的不可调和丝毫用不着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已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是为他辩护。州报上也不可能出现揭露性的文章抨击鲁萨诺夫，因为亚历山大·米哈雷奇或尼尔·普罗科菲伊奇肯定会不让它出笼。而中央一级的报纸不可能过问下面鲁萨诺夫的事情。因此，对于报界他也从来没感到害怕过。
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旅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不用说，是对方先打招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严肃地还礼，但勿须微笑；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稍稍迟疑一下，仿佛是在考虑，应不应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这之后才给予相应的还礼（这里也有文章：是把头全转过去，还是半转过去，或是根本不转）。这一短暂的停顿永远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受到这种稍微迟疑或态度有点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脑子里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可见，这一短暂的停顿在工作人员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这也许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这种情况似乎为时已晚。
比较厉害的方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去一趟。”“现在可不可以？”对方必定会这样问，因为他想尽快弄清楚，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自然，几个人同时拥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见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去。
办公地点的这种设施以及放人进去的这种规定，对于周密思考和有条不紊地履行鲁萨诺夫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极其有利的。要是没有那个起保险作用的门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说，现实中一切现象都有辩证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来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不仅对火车上的普通车厢，就是对那对号的卧铺车厢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了，因为那里总是有人挤来挤去，有的穿着羊皮祆，有的带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后来，鲁萨诺夫夫妇改坐包间软席车厢。不消说，鲁萨诺夫任旅馆也总是事先订好了单间，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当然，要去休养的话，鲁萨诺夫夫妇也不是随便什么疗养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务周到、环境和条件称心如意的地方，那里的浴场和供漫步的林荫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类疗养院里同身份相等的人相处，她简直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那么惊慌。他倒并不是害怕罗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对他起诉，因为按法律程序他们是奈何不得鲁萨诺夫的。然而，如果他们依然保持着健壮的身体，并且想摸他呢？
不过，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罗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什么人已经返回的传闻，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还没感觉到有预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迹象。
再说，就算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鲁萨诺夫，而是需要自己处处留神，免得重新被撵出K市。
即使他已开始寻找鲁萨诺夫，那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通这里来的线索。到这里来，火车要跑3天3夜，穿过8个州。就算他坐火车来到了本市，他也总是先找到鲁萨诺夫家里去，而不是到医院里来。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在医院里恰恰最安全。
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是啊，既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那还不如死了。如果成天担心那些人一个个回来，还不如死了为好。把他们放回来——这是多么荒唐！何必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变老实了，何必把他们放回这里，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呢？……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算是度过了思想上的痛苦，打算重新入睡了。应当想办法睡着。
但他需要上趟厕所——这是在医院里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
他小心翼翼地翻身，小心翼翼地动弹（肿瘤像一个铁拳压在他脖子上），从翻开的被窝里爬起身来，穿上睡衣和拖鞋，戴上眼镜，轻轻地蹲着地面走出去。
严肃而黝黑的玛丽亚坐在桌旁值班，听到抄沙声便警觉地回过头来。
楼梯尽头一张床上有个新病号——手臂和腿都很长的一个希腊人——在那里不停地折腾和哼哼。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仿佛被窝里容纳不下他似的，他那一双惊恐的失眠的眼睛目送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一个面孔蜡黄、头发倒还梳得整齐的小个子，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吸防雨布料的氧气袋。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柑子、饼干、果汁糕，还有一瓶酸奶，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了，因为连普通的不用花钱的干净空气都不能按需要进入他的肺脏。
楼下走廊里还有几张躺着病人的床。有些病人睡着了。一个东方人模样的老妇人痛苦地仰面躺着，浓密的长发蓬乱地披散在枕头上。
随后，鲁萨诺夫走过一间斗室的门口，那里，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放在同一张不怎么干净的较短的小沙发上处理。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并未下定决心。
他又从灌肠室门口走过，又从头发蓬乱的哈萨克老姐床旁走过，又从睡在走廊里的病人身旁走过。
他又从那个吸氧气袋的垂危病人旁边经过。
而到了楼上，那个希腊人以其可怕的嘶哑的耳语声问：
“喂，老兄！这里——所有的病人都能治好吗？是不是也有死在这里的？”
鲁萨诺夫十分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在这一动作的同时，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已不能独自转动，非得像叶夫列姆那样跟整个身子一起转动才行。粘在脖子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向上顶着他的下颌，向上压迫着他的锁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他还会考虑什么？！他还会怕谁…还会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
他的命运就在这里——在下颌与锁骨之间决定了。
他将在这里受到审判。
在这种审判面前，过去的靠山和功绩，都为他辩护不了。
第十五章 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你多大年龄？”
“26岁。”
“喔，有那么大了?”
“你呢？”
“我16岁……你想想，16岁就得去掉一条腿怎么行？”
“他们想给你截到什么位置？”
“截到膝盖——这可以肯定，没有载得再少的，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这样。往往截去的还要多。就这样…剩下那残肢晃晃荡荡……”
“你安上一条假腿好了。你打算干什么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