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不放他们回去，主要是担心他们在当地根深蒂固，势力盘根错节，将来无法对付。从眼下来看，他们当然是表示效忠朝廷的。但是，谁敢保证他们不会步彭宠、隗嚣、公孙述之后尘？要是放这些人回去，谁敢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兵割据造反？即便他们不生事，也难保他们的子弟不生事。他们的子弟要是叛乱，不仅会让他们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对于刘秀自己的用人声誉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将这些人全部召集到洛阳定居，授予高官显爵，就是要全其令名而终。一方面，彻底斩断他们割据自立的想法，从根本上铲除发生不安定事件的土壤，维护来之不易的统一、安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保全名节，让其得以善终。从这点来看，刘秀为了维护天下统一、和谐安定，又为了窦融、梁统、耿况等人的生前身后，真是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凉州既已安定，刘秀还要对付最后一个敌人―――卢芳。只有驱逐、消灭了他，全国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统一。打天下，要经历多少艰险啊……
（三十七）四海归一
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十六年），刘秀在关注南线战事的同时，对于其他各地的平叛、安抚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此刻他只想着早日平息实现天下太平。
自从十四年前舂陵起兵以来，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老百姓的血，流的够多的了！这个仗，他是一天也不想打了！
光阴如梭，星转斗移，不知不觉之中，十四年过去了，刘秀从一个乌发挽首的二十八岁青年，变成鬓角斑白的中年人。战马背上的殊死厮杀，中军帐中的殚精竭虑，已经让他有些疲惫不堪。令他惆怅百结的是，早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们，不断地凋零物故。看着这一长串亡故者名单，刘秀不禁有些感伤：
建武二年春，骁骑将军、昌城侯刘植围剿流民军时阵亡于河南郡密县。同年十月，骠骑大将军景丹病故于弘农郡华阴县军中。
建武二年秋，右将军、槐里侯万修病故在南阳军中。
建武四年十月，太傅、褒德侯卓茂病故。
建武五年冬，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病故在信都太守任上。
建武六年，前和戎太守、灵寿侯邳彤病故。
建武九年春，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病故于汧县军中。
建武十年，前虎牙大将军、韂尉、安成侯铫期病故于洛阳。同年夏，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病故于冀县落门军中。
建武十一年三月，中郎将、征羌侯来歙在武都郡河池军中遇刺身亡。十月，征南大将军、归德侯岑彭在犍为郡武阳县遇刺身亡。
建武十二年，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病故于涿郡故安县军中；
东郡太守、耿乡侯耿纯病故于太守任上。前上谷太守、牟平侯耿况病故于洛阳
建武十三年大年初一，大司徒侯霸病故于洛阳……
如此之多的能臣猛将的物故，使刘秀伤感不已。近三五年来，他本人也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风眩之症。稍微一用脑过度或者长时间久坐，四肢就不能动弹。打了十几年了，还在打。多年的戎马生涯，令他头上早早地萌出了华发。他时常顾影感慨：“这个仗，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难道要打到须发皆白么？”
建武十二年冬，隗嚣、公孙述虽死，战争却还在继续。卢芳集团的存在，还是让刘秀难以安枕。由于帐下无人，北线战场未免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残存的将领之中，重新挑选北线主将人选。由于汉军主力在南线，无法及时北调。他只好以骠骑大将军杜茂、讨虏将军王霸二人为主，组织汉军二线部队进行防御。
王霸在建武九年以后，一直作为上谷太守镇守北边。由于汉军主力南去，又遭到高柳之败，士气低迷。另外，匈奴骑兵的军力强大，来去如风，机动性极强。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在北边对于其毫无还手之力。匈奴人在北边一点，肆意飞驰。对于匈奴，各郡拘于“逗留法”的限制，不敢越境追剿，每每让其大肆抢掠一番之后，从容走脱，满载而归。
为此，刘秀专门下了一道明诏，通令北边诸郡：“捕击胡虏，无拘郡界。”也就是说，不必拘泥于“逗留法”之约束，只要能够击退匈奴的进攻，无论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但是，由于兵力严重不足，王霸虽然有心杀贼，却是无力改变现状。建武十年春，大司马吴汉率领王霸、王常、朱祐、侯进一起北征，大破匈奴于平城，将其全部驱逐出塞。从此以后，北边暂时得到了安定。
然而，此后的几年，北边诸郡一直动荡不安。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合，数次犯边。刘秀派骠骑大将军杜茂等将兵镇守北边，修建飞狐道，修筑亭障，建立烽燧，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茂与王霸携手，与匈奴、乌桓等外寇展开了大小数百次战役，双方互有胜负。然而，由于杜茂、王霸所部，并非汉军主力。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实力上，都明显出于劣势。因此，始终无法彻底击败匈奴。
为了彻底解决北方边境问题，刘秀不得不于建武十二年冬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将天下各郡的囚犯从鉴于里释放出来，组成一支特殊的军队，派谒者段忠率领，开往北方戍边！
段忠到了北方之后，与杜茂回合。段忠发动北方士卒动手修筑戍卒守望亭台，修建烽燧，以为边境报警之用。又从内地向边境运输大量的丝缣、布帛、金银以慰劳镇守边关的士卒。运输战争物资的马车络绎不绝，行成一条长龙，冠盖相望。杜茂也在楼烦城周围屯田，用驴车向东转运军需物资。通过不懈的艰苦努力，刘秀终于使得北方不利的军事局面得到扭转。在给养物资供应的大问题解决之后，刘秀一直在等待机会。只要时机成熟，他打算尽遣主力北上，一举将卢芳集团彻底歼灭！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吴汉所部平蜀归来！
到了建武十三年春，刘秀终于迎来了战机……
这年二月，刘秀诏令捕虏将军马武率领汉军北上，屯扎在虖沱河一线，以备匈奴。就在刘秀为如何驱逐卢芳大伤脑筋之时，在雁门郡传来了一个令刘秀振奋的消息：卢芳逃走，北边五郡全部收服了！这次，为朝廷立功的是雁门太守郭凉。
郭凉字公文，是右北平郡人。他是个身高八尺（一米八四）的彪形大汉，力气威壮。这人虽是个武将，却饱读诗书，精于谋略，智勇双全。他久在北边，对边陲军政事务非常熟悉，经验丰富，威望很高。建武二年二月以前，彭宠还未反叛之时。幽州牧朱浮发现郭凉是个人才，将他召辟到门下，任命为兵曹掾，专职负责北边军事。此后，彭宠、张丰陆续反叛，郭凉协助朱浮抗击叛军，为朝廷屡立功勋，因功被加封为广武侯。彭宠、张丰败灭之后，郭凉积功擢升为雁门太守，专门对付卢芳。
建武十二年冬，郭凉向刘秀上奏：“卢芳部将贾丹、霍匡、解胜杀了主将尹由，持着他的首级向朝廷投降了！”
原来，几年前，尹由被卢芳所派遣，进入雁门抢掠烧杀。胁裹雁门人贾丹、霍匡、解胜参加他们的队伍，并任命其为将军，共同镇守平城。此时，贾丹等人听说卢芳攻击云中不利，于是决定反正归汉。贾丹、霍匡、解胜三人合谋，杀了尹由，拿着他的首级到雁门向郭凉投降。刘秀览奏大喜，将贾丹、霍匡、解胜三人都封为列侯。并下诏运输金帛，赏赐杜茂、郭凉手下的将士以及平城投降的民众。平城举城归汉之后，不断有卢芳属下的城池派人前来要求投降。郭凉亲自前去接收，杀掉了奸猾豪强，抚恤老弱百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雁门郡境内被卢芳集团窃踞的城池几乎全部反正。
此时，卢芳令部将随昱留守九原，正在亲率本部攻略云中郡，企图继续与汉军对抗。然而，在汉军的严密防守之下，卢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无法拿下云中城。随昱也听说了尹由被杀的事，觉得再跟着卢芳干下去也没有什么前途，遂与部下密谋劫持卢芳向汉军投降。
不了，消息却走漏了。卢芳觉察到了身边有异象，又得到雁门郡已经全部反正归汉的消息，恐惧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深知自己不得人心，担心自己被部下劫持。一旦落到这种田地，只怕是性命难保。他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穷途末路之际，卢芳顾不得许多了。于是，卢芳带着亲信十余人弃军而去，逃入匈奴境内避难去了。卢芳逃走之后，其部下群龙无首，都前去依附随昱。随昱立即率领随从南下洛阳，向朝廷诣阙请罪，附首投降。刘秀任命随昱为五原太守，加封镌胡侯。重赏随昱，让他回去继续任职。
为了表彰雁门太守、广武侯郭凉在解决卢芳集团的过程中为朝廷立下的大功，刘秀下诏改封郭凉为修侯，为其增加所食县邑。又任命郭凉的儿子为中郎，让其在自己左右宿卫，以示荣宠。
卢芳集团的最终覆灭，标志着天下的最终完全统一。刘秀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再造汉室的伟大理想。
遥想当年那个初冬时节，刘秀跟着大哥刘縯，带着刘氏举族老小，散尽家财，慨然而起，首先树起复兴汉室的旗帜。舂陵老宅燃起熊熊烈火，映红了他坚毅的脸庞。这声冲天的惊雷，奏响了他人生中最壮丽的乐章。
他在大哥刘縯带领下，手持长剑，骑着耕牛，与舂陵刘氏举族男女一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抗王莽暴政、复兴汉室河山的漫漫征程。他以惊人的胆略，迈出了建功立业的第一步。他经历了十五年的血战，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使得国家重新统一。至此，九州同轨，四海归一。赤县神州，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荡之后，终于安宁了下来。
回首刘秀的统一之路，艰难无比。刘秀几乎是白手起家，却扫平了诸多实力远强于自的天下群雄，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在他的名作《读通鉴论》中，认为刘秀创业之艰难，无以伦比，其人“神武不可测”。他甚至认为：“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而大已醇矣！” 倒在刘秀重拳之下的枭雄们，只能怪自己错生了时代！最后，让我们来数一数他们的名字吧！
王寻、王邑为主将的王莽政权主力―――四十三万大军；
王郎为代表的数十万河北割据势力；
樊崇为首的赤眉、铜马诸部百万流民军；
朱鲔、李轶、尹尊等人为代表的四十余万更始政权军队；
秦丰、田戎、李宪为首的南方数十万割据势力；
彭宠、张丰、刘扬为代表的数十万北方军阀集团；
董宪、佼强为代表数十万的五校流民军残部；
延岑为代表的二十余万西部军阀势力；
苏茂、周建、庞萌为代表的更始叛军；
张满为代表的西部少数民族割据势力；
邓奉、董?为首的南方叛军；
张步为代表的青州、徐州地方割据集团；
隗嚣为代表的陇西、天水地方割据集团；
公孙述为代表的巴蜀地方割据集团；
卢芳为代表的北地、安定、雁门地方割据集团；
……
当年，汉高祖刘邦取天下，只用了不到六年时间，而刘秀却整整用了十五年！不管怎么说，历尽了千难万险，国家总算是最终得到了重新统一。此刻的神州大地，熊熊烽火已经熄灭，文景、昭宣之后的第三个盛世―――建武盛世，就要来临了……
六、建武盛世
（一）勋臣归宿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春，全国大业宣告完成。这时，刘秀正在考虑着：如何对待打天下的老臣，今后应用谁来治理国家呢？
按一般常理，谁打江山，当然由谁来坐。治理国家，开国功臣毫无疑问应是首选。但是，刘秀却并不这么看，他的思虑更为深远。在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决定：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功臣们一律不用，全部以侯爵身份归第闲居。笔者认为，刘秀此举用意有三：
一是防止功臣功高震主，避免尾大不掉、权臣干政的发生；
二是避免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避免皇帝对其依法惩处，以全君臣之谊，令其善保晚节；
三世提拔选用新人，避免人才被旧臣压制，便于后任君主控制。
刘秀不用功臣治国，是一个非常正确、妥善的决定，体现出了他的宽仁之心与深谋远虑。
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任用开国功臣治理国家，却使得他们每每不得善终，留下无尽的遗恨。这种结果，不但让功臣们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且使迫不得已对功臣下狠手的君主们在史册中留下了不尽骂名。
比如，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夫差父子与名将孙武、伍子胥就是典型例子。孙武在破楚成功之后，为了保全性命，辞职让爵，飘然隐遁而去，得以善终。伍子胥却恋栈不去，最终被迫自杀。
无独有偶，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文种，其结局也与之类似。范蠡、文种在帮助勾践灭了吴国之后，范蠡看出了门道，心生去意。他曾给文种写信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脖仔细颈，口如鸟喙。这种相貌的人，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去呢？”文种将信将疑，不听范蠡的劝告。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官职爵位，称病不朝，企图以此韬晦避祸。结果又如何呢？在勾践授意之下，有人诬告文种企图谋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宝剑，对他说：“文先生！当年您曾教给寡人灭掉吴国的七种方法。如今，寡人只用了三种就成功了！其余四法都存先生的心中，实在是遗憾啊！请先生将它们带到先王那里去尝试一下！”文种这才明白，勾践是要逼自己自杀！他心中后悔不迭，可惜已经晚了！最终，他伏剑而死。同为勋臣的范蠡，由于不辞而别，侥幸保住了一条性命。
吴越两国之事，何其酷似！孙武、范蠡飘然而去，伍子胥、文种不得善终，夫差、勾践落下了千秋骂名！
再比如，刘秀的老祖宗刘邦，也与夫差、勾践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尽骂名。屠杀功臣，成为他最被后人诟病、非议的一个方面。其实，刘邦何尝想杀人？何尝不想给自己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他实在是有他的难言之隐。对于张良、萧何、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臣们，他是最了解不过了。
对于功臣们，刘邦曾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公开评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张良。治理国家，抚慰百姓，论功行赏，保障军粮给养，朕不如萧何。率领百万之众，战则必胜，攻则必取，朕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朕能用之，此朕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此被我所擒！”
对于功臣们的特长、能力以及作用，他的认识很深刻。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刘邦却认为功臣们在打天下时的特长、能力，恰恰成了今后对皇权的最大威胁。为了确保子孙后代坐稳江山，他被迫开始了有步骤的清除功臣计划。
张良是个聪明人，与范蠡一样，他远遁山林，不问世事，最后得以善终。萧何也是聪明人，不惜自污，用贪赃枉法的丑行自损品德，降低声望。最终，他也侥幸逃脱了这一劫。可是，其他的贪图富贵权力的功臣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汉初所分封的八个异姓王：韩信、韩王信、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除了张耳、吴芮早死之外，其他六人无一善终。实际上，他们算是运气好，要是多活几年的话，也是难逃一死！事实上，他们的后人王爵被废，九死一生，最终靠着运气才苟活了下来。韩王信、卢绾被逼外逃，韩信、黥布、臧荼被迫谋反，身首异处。最可怜的是彭越，忠心耿耿为刘邦效力，最后却被冤杀，其尸剁成肉酱，被刘邦分赐给朝臣们吃！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君臣之间从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死敌，真是莫大的悲哀！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时，刘秀身边健在的老臣宿将们，还有邓禹、吴汉、贾复、耿弇、盖延、寇恂、朱祐、坚镡、臧宫等人。在战争年代，功臣们冒着飞矢走石，出生入死，为汉室的中兴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披肝沥胆，舍生忘死，对朝廷都是忠贞不二。开国之后，如何对待他们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用他们治国的话，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假如功臣居功自傲，违法乱纪，滥用职权，皇帝是处理还是不处理？如果处理的话，轻则罢官革爵，重的还要杀头灭族。
开国皇帝一直在考虑身后：自己若有个三长两短，早早撒手人寰的话，柔弱的太子，如何能够统驭这些人？君弱臣强，干纤枝盛，岂不是又要改朝换代？
功臣们为了打消皇帝的顾虑，举手投足谨小慎微，生怕被抓住把柄。皇帝则千方百计地搜集证据，罗织罪名，必定要置功臣们于死地不可。韩信、彭越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杀他们？刘邦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要是不除了这些后患，自己两腿一蹬，老婆、孩子成了孤儿寡母，谁能对付的了他们？为了确保子孙的御座不被功臣们夺去，开国之君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清除功臣，甚至不惜背上滥杀无辜的恶名。
但是，如此一来，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不仅功臣们辛辛苦苦半辈子获得的功勋一笔勾销，皇帝还落了一个“屠戮功臣”的恶名，君臣之间几十年积累的情谊全部化为乌有，荡然无存。合作了几十年了，到了最后还要撕破脸皮？真是太伤感情了！真是两败俱伤！
对此，刘秀也是深感困惑，忧心忡忡，惆怅不已。他在思考一个两全其美的万全之计。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所有功臣，绝大多数不用！今后他们什么也不用干，朕把他们养起来！收回他们的所有权力，另选他人治国！
建武十三年四月，大司马吴汉班师回京。此后不久，蜀郡太守张堪派人将公孙述遗留的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等御用品送到洛阳。刘秀虽已登基十三年，由于忙于征战，这些东西他还真没有见过！这下好了，御用器物都配备齐全了。可怜公孙述，“忙活半世，却为他人做了嫁衣，”真是可悲可叹！
这天，刘秀显得分外高兴。他亲自主持朝会，重新封赏宗室、功臣、外戚，并设宴款待有功人员。这次分封的规模比十一年前的那次要大的多。新封者、增封者总有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刘氏宗室以及樊、郭、阴等三姓外戚四十五人封王、封侯，其余的三百二十人全部是勋臣。
刘秀以邓禹功高，当然应排第一。加封其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位居次席的是吴汉，就封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四县（与建武二年相比，维持不变）。东汉一代，人臣就封最高不过四县之地，从此立为定制。其余健在的功臣如贾复、耿弇、寇恂、盖延等人，皆就食一县。
对于在征西、征南过程中独当一面，为国家统一立下赫赫战功业已故去的冯异、岑彭、来歙三人，刘秀给他们的后人予以特别封赏。改封冯异之长子―――阳夏侯冯彰为东缗侯，食邑三县（阳夏、东缗以外，其他一县不祥），次子冯?为析乡侯不变。岑彭长子岑遵就封细阳侯不变，特封岑遵之弟岑淮为穀阳侯。来歙之子征羌侯来褒维持原封不变，特封来歙之弟来由为宜西侯。
冯异两子得封，冯彰、冯?二人总共得封四县，一门两侯。岑彭、来歙家族得封两侯，不过只食两县而已。其他故去的老臣，如祭遵、铫期、景丹、耿纯等，刘秀也一一封赏其子孙。
封赏完毕，刘秀正要开言劝老臣们退休回家。不料，太子刘彊却突然从中插了一杠。
刘彊是皇后郭圣通所生之长子，如今已是十三岁翩翩少年了。十几年来，刘秀一直很注重对皇子们的培养、教育。对于刘彊、刘阳两人，他用心最深。他让名儒王丹、张湛先后做太子太傅，给刘彊做专职导师。阴丽华所生的东海王刘阳也已经九岁了，刘秀也给请了学问大家丁鸿做老师。刘秀一直在暗中观察，看刘彊、刘阳两人哪个才是未来大汉的真正天子！但是，二人一般的谦虚好学，难分伯仲。对此，刘秀一直心中迟疑，犹豫不定。
此刻，刘彊向父亲刘秀当众提问：“久闻父皇善于用兵，今日能否为儿臣讲述一下排兵布阵之道？”刘秀一听这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长期的戎马生涯，使得刘秀患上了风眩之症，经常莫名其妙地头晕。多年征战，民生凋敝，已经无力再战。对打仗，他是深恶痛疾、极度厌烦。本来，他今日正是想设法收取诸将手中的兵权，止戈息武，休养生息，太子刘彊居然当众请教如何作战，这岂不是添乱吗？
邓禹、吴汉、贾复等人一看圣上不高兴了，他们知道刘秀的脾气，也都吓得不敢吭声。刘秀沉默良久，缓缓地道：“昔日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中阵法，圣人不答。太子！军中诸务烦杂，不宜尔所知！”刘彊本来是想借机讨好一下父皇，不料拍马拍在马蹄子上，惶恐不已。
刘秀笑笑，并没有继续责怪不懂事的太子。他转脸对邓禹、贾复等人道：“诸君！你们多年以来随朕征战，真是辛苦了！如今天下已定，朕不想让各位再劳力了！治国之道，错综复杂，吃力不讨好。如果出了差错，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回家颐养天年，与子孙一起共享天伦，岂不美哉？”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在场的邓禹、贾复等人听了，马上明白了刘秀的心思。散朝之后，邓禹、贾复立即回府与各自的家人商议。几天之后，他们二人分别上奏，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以列侯身份就第，不再参与朝政，回家专心研究儒学。
邓禹、贾复二人一带头，耿弇、盖延、朱祐等人也不甘落后。他们纷纷献上大将军、将军印绶，表示愿以列侯就第，主动要求不再承担任何具体军政事务。
由于功臣们“深体朕意”，刘秀大心中喜。几天之后，他正式颁诏，宣布从此革除左、右将军官名，建威大将军、虎牙大将军、建义大将军之类的“杂号将军”职务一并废除。对于耿弇、盖延、朱祐等功臣们，全部加以“特进”之位，回家里居。就这样，此前实权在握的功臣们，都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国策顾问”。功臣们之中，惟有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例外。邓禹等三人时常与现任的三公九卿商议朝政。其他的功臣除非特别召见，一律不再过问政事。
由此来看，刘秀处理功臣问题的思路是：“朕用高官厚禄把你们都养起来。只要你们不谋反、不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你们随便好了！你们以及子弟所犯的小错，朕都包容！朕有这个气度！”同时，他还特别指示有司：“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先赐功臣列侯，然后才归皇室享用！”就这样，刘秀通过巧妙地“顺水推舟”之计，顺利地将诸将掌握的兵权全部收回。
解决了功臣问题，刘秀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治理好国家上来。“创业难，守业更难。”打天下经历了千难万险，守江山更要如履薄冰。要使天下乂安、太平祥和，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要想恢复昔日大汉朝的天威与荣光，要想使四夷宾服、海不扬波，要想使就必须使国家强大起来！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刘秀首先要做的，是如何才能处理好面前这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二）海宇初平
自从登基以来，刘秀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当时，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王莽究竟为什么垮台呢？想当年，自己和大哥起兵还不到一年，王莽政权就垮台。王莽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为什么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被起义的怒潮推翻，让刘秀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就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民，他们揭竿而起之时，他们的力量是何等的巨大，何等的可怕！那么，王莽垮台的原因，究竟何在？
在刘秀看来，王莽之所以垮台，无非是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社会劳动力问题。奴婢数量恶性膨胀，造成从事生产劳动力短缺。另外，奴婢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做人的尊严，过着非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反抗也最强烈。赤眉军中，逃亡的奴婢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是明证！
二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皇室成员、诸侯王奢侈无度。官员数量巨大、冗员充斥，加重了民众的供养负担，使得国家经济不堪重负，使得国家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三是土地兼并过度问题。托古改制，尤其是多次改革货币制度，使得经济发生多次大动荡。加深了西汉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危机。老百姓丧失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口粮，也就断绝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对于这些积弊，刘秀当然心知肚明，早已是洞若观火。因此，他一登基，就采取了一些列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难题。
他的目标很简单，他要让国家这个深患沉疴的病人，起死回生。他要让这个残破凋敝、混乱不堪的国家，恢复正常的秩序，重新进入正常的轨道。他要用“柔道”这把无形的手术刀，来解决各种问题。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家，他能够回春妙手吗？
从建武元年开始，他就开始了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每当平地一地，他都会用温厚的策略去抚慰。经过十三年的不懈的努力，除了新收复的陇右、益州以外，其他各地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刘秀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奴婢问题。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刘欣以及王莽的新朝政府都想解决，但是都失败了。刘秀即位后，立即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定都洛阳之后，刘秀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到建武十四年，刘秀先后下达了八道诏书，用法律的形式严禁各地虐杀奴婢，违者严惩不怠！
建武二年（西元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刘秀下诏：“若是民众中有人要把妻子嫁给别人以求财物，或者卖掉自己的子女，用得到的金钱以回去孝养父母双亲的，任其所为，任何人不得干涉。如果有人敢于阻拦，依法严惩！”
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刘秀又下诏：“凡王莽篡国时被各级官吏罚没为奴婢的民众，当时的官府执法依据与朝廷旧法有抵触的，一律解除奴婢身份，免为庶民。”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刘秀颁诏：“凡遭遇饥荒、战乱以及被青、徐二州流贼劫持为奴婢的平民，其归属去留由自己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如果有人敢对其非法拘禁不准其回家，以私自买卖人口论处！”
建武十一年（西元三十五年）二月八日，刘秀再次下诏：“天地之间人为贵。凡是杀害奴婢的，以杀人论处，一律不得减罪！”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刘秀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是胆敢虐待奴婢的，依律论罪。解除被迫害虐待的人奴婢身份，全部免为平民！”这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秀下诏：“废除奴婢杀伤人依弃市罪严惩的法律，以平民伤杀人同罪论处！”
建武十二年（西元三十六年）三月九日，刘秀下诏：“陇西、巴蜀二地被虏掠为奴婢的人，凡是到官府鸣冤的，即便官府没有作出判决，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恢复为平民身份。”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刘秀颁诏：“新收复的益州十郡，自建武八年（西元三十二年）以来被虏掠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平民。其中被人强娶为小妾的，如果她们要回家，一律遣散回家。有敢于拘禁强留者，依照青、徐之判例，一概以擅自买卖人口论处！”
刘秀如此不遗余力、雷厉风行地推行“解放奴婢”政策，主要目的是：
一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彻底解决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以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
二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打击以致豪强势力。豪强势力过大，不仅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社会不稳定。更重要的是，河南、河北等地的地主、豪强，拥有大量的奴婢以及数量巨大的土地。他们财力雄厚，富可敌国，在各地为非作歹，严重地威胁到了朝廷的权威。推行解放奴婢政策，目的是削弱豪强势力，降低其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虽然限于历史局限性，刘秀不可能从根本上废除奴婢畜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铲除奴婢产生的土壤。然而，出于他本身的统治需要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需要，他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推行解放奴婢政策，抑止地主豪强、为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服务。在客观上来看，刘秀的这一政策，无疑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
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刘秀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此期间，他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从而为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土地兼并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秀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是官僚队伍过于庞大的问题。
西汉中期以来，随着政局的不断变化，冗官泛滥、闲职过多的现象日益严重。由于要养活只吃饭不干事的冗官，黎民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
汉朝实行郡县制度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制度。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关中三辅有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都尉。其余地区分为十二个州，各设置州牧（刺史）一名。每郡设太守一名，郡下设县、乡，设县令、乡长。各个宗室诸侯王国，也有与之相类似的地方官。
拿最基层的县、乡两级来说，有县、邑、道三种，相当于现在的县（市、区）。各县户籍总数再万户以上设置县令，不满者设置县长。其中，大县（邑、道）设县令一人，品秩为千石。稍微小一点的，设置县长（邑长、道长）一人，品秩为四百石。再小一点的也叫做县长，品秩为三百石；侯国丞相，品秩次第也与之相同。官爵最低微的乡长置有秩、三老、游徼（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品秩百石。
当时的月俸制度是：“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诸受奉，钱谷各半。”
斛是容器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如果用大米来衡量，一升米相当于现在的两公斤，也就是四市斤。一斛也就是四百斤！
先看基层官员们的收入，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来估计，以平均价每斤三元计算，级别最低―――品秩为百石的乡长（有秩、三老、游徼）们，月收入是十六斛，折合现金一万九千二百元。年薪二十三万零三百元。小县的县长四百石，折合现金四万八千元，年薪五十七万六千元。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等三公以及首席辅政大臣―――大将军品秩皆为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也就是十四万斤大米！折合成现金是四十二万元！年薪则是五百零四万元！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天下总共十三个州。二百零四个郡，数以万计的乡，老百姓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要养活多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再不改革制度，再这么下去的话，绿林、赤眉们，还要揭竿而起！
刘秀在民间生活了二十八年，当了接近十七、八年的农夫，对于这些积弊，怎么会不了解？老百姓活的真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
他深知，行政区域设置不合理、官员数量过多过滥，国家财政无力供养，是造成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肆意盘剥百姓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家经济困难，不能按时发放各级官员们的月俸，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不得不强取豪夺、鱼肉百姓。老百姓活不下去，怎么会不造反？在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之时，已经到了令民众无法负担的地步！
改革官制、调整行政区划、精兵简政、汰省冗官，减少官员数量，这就是刘秀开出的“药方“。
精兵简政，要从中央做起。如果中央政府体制不理顺，想要解决地方政府的积弊根本不可能成功。
刘秀熟读史书，他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避免霍光、王莽这样的权臣再度出现，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措施。在建武之初，刘秀不动声色地加强了尚书台权力，有意限制削弱三公的权力。对于主要的军国大事，刘秀一般都是直接通过尚书台来下达，不再经过三公各府。
本来，按照西汉汉武帝以来的旧制，大司马主管军事，是最高军事长官，是三公之首。大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从建武之初开始，原本是从属少府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取代了三公各府，成了朝廷中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在中央一级，刘秀决定不再设立辅政大臣―――大将军。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防止类似霍光、王莽权臣的出现，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重新设立了尚书台，大大加强了尚书台的职权，扩大了它的机构，增设很多属官。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三公曹﹑吏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其中三公曹尚书为二人﹐故称"六曹"。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六曹”，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自然无法与品秩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其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从此，“三公有名无实，尚书有实无名”的格局正式出现，一直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直至东汉灭亡。
在使尚书台擅政外朝的同时，刘秀还加强了内廷的控制。他将设置在宫廷内的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职务，由原来的宦官、士人混合担任，改为一律由宦官担任。从此，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进呈尚书台文书之权，落在了宦官的手中。刘秀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不可能取得专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在理顺了外朝、内廷官制之后，刘秀开始着手改革地方官制。在即位之初，他就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
御史台。下设有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
司隶校尉。下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刘秀将河南郡与关中三辅合并，改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中央直辖地，以司隶校尉为最高首长。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大司农江冯迎合刘秀之意，上奏声称：“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不过，此议却遭到了司空府掾吏陈元的坚决反对。陈元奏道：“江冯之建议，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最终此议作罢。从此之后，除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而外，一切朝廷官员，都受司隶校尉节制。由此可见，东汉的司隶校尉，比西汉的廷尉的权力大了许多。
州刺史。刘秀将天下各郡分为十二州，在各郡太守之上设立州刺史，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诏书大意是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却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各个郡国中的县级机构不足以设置官员、官吏的，可以申请撤减合并，各地应将情况申报到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这一年，全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供养负担，刘秀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能省则省，就连大司徒府里面的司直这样的官员都裁省掉了。
刘秀不仅要裁撤冗官，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要裁军。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刘秀在下诏大规模裁撤官吏的同时，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决定大量地裁减军队。刘秀在诏书中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大意是：“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三月四日，刘秀再次颁布了第二道裁军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当时，在隗嚣、公孙述、卢芳集团仍然存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之时，裁撤军队无疑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策。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迫于无奈之举。
通过精兵简政、裁撤军队，使得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在当时，能够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通过这一些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了建武十五年左右，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规，太平盛世的熙攘景象初步出现。
解放奴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精兵简政，基本解决了民众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他解决：土地问题！
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奴婢们，需要获得土地。被豪强、地主侵占了田产的平民们，也需要重新分配土地。还有一个问题特别严重，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瞒报、虚报田产数字的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果是：地方豪强越来越富，国库却不见充盈，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很苦。在全国统一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四月，刘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度田！朕倒要看看，这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可耕之田！
孰料，建武朝历史上几桩空前大案，围绕着“度田”一事波涛汹涌地展开了……
（三）励精图治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之后，刘秀多次颁布诏书，对天下黎民厚加抚恤，逐步医治战争创伤。当时战火已息，为了休养生息，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体察民生疾苦，务求宽简。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征遣，只有前代的十分之一。他深知天下久疲，民力不堪，作出决策：从此以后，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国家需要安定，再不能打继续仗了！
他很清楚，九州大地这片膏腴之土，随便撒把种子，都能够打到粮食！全国民众有几千万，只要朝廷与官员们不胡乱折腾，他们就能够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因此，在建武的前期，刘秀的策略只有两个字：宽厚。用宽厚的政策去抚慰这些战争幸存者们。当然，执行宽厚政策也并不是让官员们无所作为，必要的管理还是应该的。
此刻，既然功臣告退还第，谁来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呢？江山自有才人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慧眼识才的伯乐！在刘秀―――这位旷世明主的大力拔擢之下，一批新的精英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之上。
从中央到地方，刘秀先后选拔了三类人才。
第一类是道德高士。在中央一级，陆续提拔卓茂、伏湛、侯霸﹑宋弘、杜林﹑张湛﹑郭伋、郭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等人到中央来任职，给予高爵显位。对于这类人士的安排，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刘秀是在含蓄的告诉天下人：如此众多君子入朝做官，这样的朝廷难道会没有信誉吗？
第二类是善于抚慰怀柔的能臣。在地方一级，刘秀提拔了杜诗、郭伋、张堪、韂飒、茨充、任延等干练之臣为地方官，作为治国的中坚。
第三类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之臣。为了严明法纪、打击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还是需要敢于碰硬、六亲不认的刀笔之臣。因此，董宣、樊晔、李章等人也就应运而出。
很显然，刘秀的治国思路与理念是：道德教化与法制约束并用，双管齐下。重振民气、重拾民心、重塑民德！
这一为政思路，显然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西汉末年，特别是新莽篡汉以来，民气萎靡不振。朝野民间，奢侈之风日烈，无力应付突发事变；二十多年的战乱中，民心淆乱，匹夫横起，各地动辄聚众叛乱，久之竟成习惯；民德污秽，奸邪之风盛行，仁爱之道旷废，忠孝之节不再。放眼天下，奸淫烧杀、吃人食肉者比比皆是！
为了妥安天下，刘秀认为，只有自己亲自带头，与朝廷上下官员一道，“言行一致”地施政，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收拾人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本身就是一个“言必行，信必果”的国士，再加上如此之多的能臣共同辅佐，怎么可能不成功？
刘秀的人事布置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伏湛、侯霸、宋弘等高士朝中做顾问，朝野上下，纲纪肃然。凭着他们崇高的名望，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招抚、宣慰。天下高风亮节之士，无不对朝廷心悦诚服。
而杜诗、郭伋、张堪、韂飒、茨充、任延等地方官们，也都是一样地争气。
这个杜诗，就是那个一进洛阳就诛杀了悍将萧广的侍御史杜诗。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时任汝南都尉的杜诗被提拔为南阳太守。他为人勤俭，一向为政清平。到任之后，诛杀奸猾以立威，人心大悦。他善于计划谋略，爱惜民力，征发徭役能省就省，尽量避免烦扰百姓。
杜诗不仅是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当时，南阳郡冶铁时所用的鼓风器大都是皮囊。一座炉子用好几个囊，排放在一起，故称“排囊”。杜诗看到在冶铁时用人力推动“排囊”鼓风，费时费力，民众们异常辛苦。恰好，他正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在疏通灌溉水渠的过程，他发现，若用水力推动排囊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他精思极虑，终于绘出了水排设计图，下令依样铸造。投入生产实践后，“水排”大获成功，它能提供稳定、持久的风力鼓风，使得铁器铸造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省时、省力。水排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利用自然力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欧洲人直到十四世纪才利用类似的装置，首次冶炼出了生铁。杜诗的发明，足足比欧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杜诗的勤政奉公与发明创造，不仅大大便利了生产，民心悦服。南阳郡人将其与西汉名臣召信臣并列，深情地讴歌：“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中原地区的其他地方官们，在刘秀的坐镇指导下，也是一样的能干。颍川太守郭伋，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建武九年，颖川郡民赵宏、召吴等聚集数百人在山上落草为寇。郭伋假传朝廷诏书，宣称凡是主动投诚者，以前所犯罪行，一概既往不咎。赵宏、召吴等人感激，前来归降，郭伋命令他们回家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不要再做强盗了。此后，颖川郡的叛乱基本上得到平定。郭伋虽然为朝廷立了功，然而，依照汉朝法律，矫诏可是大罪。可是，当郭伋上书请罪时，刘秀非但没有怪罪他，深美其策，让他依旧治理当地。此后，赵宏、召吴的余党听说郭伋威严诚信，不远千里，前来归附，表示愿意投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从江南赶来，有的从幽州、冀州一带赶来，不期而同时投降，骆驿不绝。郭伋的卓越表现，为中原地区的平叛、稳定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原地区的杜诗、郭伋，边疆地区的地方官们也干的不错。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号称“圣童”的张堪，在担任蜀郡太守两年期间，秋毫无所取，吏民称赞。此后，他被调任渔阳太守。他对外抗击匈奴入侵，屡立战功。对内则奖励农桑，他在狐奴县新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鼓励人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张堪在渔阳八年，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感激，歌之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有一次，刘秀召见诸郡计吏（属官），当面垂询：“诸卿！你们都说说各自的太守，为政都怎么样啊？”蜀郡计掾樊显奏道：“渔阳太守张堪昔日在蜀期间，其仁以惠下，其威能讨奸。此前，大军破公孙述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张大人去职之日，乘折辕车，粗布被囊而已！”刘秀听了，叹息良久。他当场提升樊显为巴郡鱼复县的县长，作为他为国荐贤的奖励。就在刘秀准备将张堪调到中央来任职之时，张堪却病故了。刘秀非常惋惜，下诏褒扬其功绩，赐其家属帛百匹。
除了“张圣童”以外，还有一个“任圣童”―――任延。任延字长孙，是南阳郡宛城人。他是边疆地方官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此人是个禀赋极高的大才，十二岁就求学长安。明于《诗》、《易》、《春秋》，时人称为“任圣童”。他十九岁那年，就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会稽郡都尉。他善于抚民，与当地名士董子仪、严子陵交情甚厚，抚慰当地有善政。建武之初，任延上书洛阳，表示愿意归附。刘秀亲自召见，赏赐给任延御马、丝缯。刘秀令任延的家小留居洛阳，而将任延该派到万里之外的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清化一带）去做太守！真不知刘秀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想让这位二十几岁的二千石历练一下。
在当时，会稽郡本身就属于偏远荒蛮地区了，更何况更远的九真！九真郡在洛阳之南一万一千五百八十里，首府胥浦县。全郡仅辖五城，只有四万六千余户，不到二十一万人，还不如河南、南阳等大郡的一个县人口多。可是，任延二话不说，立即启程南下上任。
当时，九真郡民众大多数是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土人，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而且“烧草种田”之风盛行，农作物产量极低。粮食经常不够吃，往往要到北边的交阯郡去借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任延到任后，铸造犁地田器，教他们如何使用耕牛，如何开垦荒地。几年之间，耕地年年扩大，当地民众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
当地的民众属于骆越部落，还未开化。男女之间，男以强壮为雄，女以艳丽为美。婚配无礼法，不分辈分，婚姻全靠天性使之，民风淫荡。由于男女择偶“各取所需”，兄妹、姐弟乱伦者甚众。为此，任延下令各属县，专门规范婚姻制度：凡是男子年满二十至五十周岁，可与年满十五至四十的女子婚配。男女双方必须按比较接近的年龄婚配，不得随意自行择偶。任延还下令：从今而后，男方若娶妻，必须先给女方家送聘礼。凡是因家贫无力送聘礼者，由政府各相关官吏节省出俸禄以赈助之。任延这道命令下达之后，九真郡真是热闹非凡。这天，同时娶妻者高达两千余人！虽然不算是“集体婚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些“集体婚礼”的味道。也许，是任延的行动感动了上天，这一年海啸、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躲的远远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此之后，九真郡的后人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谁，第一次有了“姓”。对此，当地人对任延感激万分，都说：“要不是任使君，我等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谁啊！”很多初为人父的男人们，都给儿子取名为“任”，以示感激与怀念。任延在九真干了整整四年，他离去之日，当地民众恋恋不舍，自发地为他吏人生为立祠。
任延在奉诏北上洛阳的过程中，由于途中生病稽留，被朝廷降职为睢阳县令。数年之后，到了建武十二年冬，任延被起复为武威太守。由于武威是窦融的老巢，刘秀很不放心。他亲自召见任延，叮嘱他说：“到了武威，一定要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正色回答：“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刘秀自知失言，叹息道：“卿言是也！”
任延一到武威，就了解到了将兵长史田绀违法案件。原来，田绀纵容宾客子弟鱼肉百姓，民愤极大。任延大怒，立即下令将田绀父子以及涉案五六人等捉拿归案，明正典刑。田绀父子嗣后。其幼子田尚聚众数百人，自称“将军”，于夜里前来攻击姑臧城。任延发兵击破田尚，至此威行境内，全境军民都得以安居。
武威郡北接匈奴，南连西羌。由于畏惧夷人袭扰，当地人多废农耕，改而经商。任延到任之后，精选熟军务之士千余人，令他们率领周边部落骑兵屯驻要害之地。任延告诉他们：“一旦有边警，立即出击！本官赏罚严明，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西羌、匈奴多次来犯，都被任延的伏兵所击退，由于遭到了重创，他们再也不敢进犯。
由于武威全境干旱少雨，人畜饮水很困难。任延下令在各地设置供水官，修理沟渠，打井汲泉，当地的民众吃上了水。解决了饮水问题，他又下令开办学校，为当地培养人才。他规定，自太守府掾史以下的所有官员的子弟，必须到学校接受教育。任延还特别通令，凡是去上学读书的，免除其傜役。凡是搞懂了经书章句的，都要推荐给朝廷去做官。至此，与中原一样，五经的甘泉第一次渗入武威这片辽阔的土地。这个边塞苦寒之地，也有了自己的儒雅之士。
除了任延，桂阳郡两任太守韂飒、茨充，也在边疆地区有善政。韂飒下车伊始，即大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又凿山开信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省徭役，杜绝奸猾之吏，召还流民，渐成聚邑。在韂飒的努力之下，从无交纳租赋习惯的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古越人也与平民一样，开始向国家交租纳税。
桂阳郡下辖的耒阳县，盛产铁矿，交州一带的赵陀故地越人经常跑到这里来私自开采铁矿，非法铸造钱币。由于利益的驱动，耒阳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法采矿区。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亡命之徒，斗殴频发，成为治安案件高发区域。
为此，韂飒上奏朝廷，建议在当地设立起铁官，严禁民间私铸铁钱，违者严惩不怠！禁绝私采盗铸之后，当地治安大为好转，朝廷在这里每年增收五百余万！韂飒在桂阳做了十年太守，对于民众厚加抚恤，居官为政如同居家处理家务，所施之政，无不合于物宜。桂阳郡被他治理的井井有条，民众们过上了太平日子。此后，南阳郡人茨充接替韂飒为桂阳太守。他一如韂飒之所谓，继续推行前任留下的善政。他还教当地民众种殖桑柘麻纻，发展丝织生产。下令境内严禁砍伐桑树，鼓励民间养蚕织履。经过韂飒、茨充两任太守，桂阳郡的民众也逐渐富裕起来。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刘秀的亲自主持与大力倡导之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国家的元气正在慢慢的恢复，民间的道德、风俗在重建，各地的民心在重拾。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到了建武十三年夏，除了陇右、益州、幽州等新收取的地方以外，中原大部地区逐渐走上了正轨。民气逐渐舒展、民心得以安定、民德变得淳厚起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逐渐发现，一味地单纯使用宽厚政策，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了。看来，对于那些不知好歹的奸猾之徒，的确是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了。宽厚之心要长存，雷霆之怒也必不可少。还是应了那句古话：“擂巨鼓用重锤，治乱世用重典！”
（四）刑用重典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刘秀作为一个从民间走向的朝堂的天子，对此感触甚深。二十八年的民间生活经历，十七、八年的农亩生涯，使得他对朝廷的弊政、民间的疾苦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现如今，自己做了皇帝，又该如何施政抚民呢？自己的朝廷，怎样做才能够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辙呢？刘秀一直在深深地思考，不断地摸索。
实际上，刘秀的执政风格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以前是以宽厚抚恤为主，为政之道，崇尚宽大。建武十四年（西元三十八年）至建武二十七年（西元五十一年），为政逐渐刚猛。为政之道宽严并济。建武二十七年以后，则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以严法威刑治国。很显然，宽厚――>宽严并济――>严猛，刘秀的执政思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那么，刘秀的执政思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大的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呢？
建武十三年之前，特别是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之前，中原地区尚未完全统一。刘秀的洛阳朝廷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区域很不稳定，完全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刘秀对于此刻的内政治理工作，是一种战时策略机制。刘秀为了争取人心，为了显示洛阳朝廷的宽厚仁德，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六次大赦天下：
建武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建武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建武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武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然而，从此之后，刘秀再也没有下诏大赦。直到二十五年后的建武中元（西元五十六年）元年，才久违地“大赦”了一次。大赦诏书，是政治的风向标，也是执政测试气球。由此可以看出，刘秀执政思想的巨大转变。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宽厚的政策，对于平叛工作非常不利。
在宽厚政策主导之下，由于频繁地实行大赦，事事宽厚，使得奸猾分子借机逃脱法网，首恶分子得不到惩办，致使各地屡叛屡平，屡平屡叛，使朝廷疲于奔命，经济压力极大。长此以往，必然对国家实现完全统一以及保持稳定极其不利。因此，刘秀汲取了教训，出于对隗嚣、公孙述、卢芳的作战需要，从建武八年开始不再进行大赦。
第二，宽厚的政策，对于约束贵戚、功臣的不法行为非常不利。
以贵戚、功臣为代表的豪强势力的过度膨胀，无论是对于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普通民众的利益都是非常有害的。当初，刘秀是倚仗南阳、颖川以及河北的豪强势力起家的。舂陵刘氏宗室、南阳、颖川各地的勋臣家族以及幽、并二州的地主豪强，仗恃着自己是有功于国，在当地气焰熏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劣迹斑斑。对于这些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刘秀也早有耳闻。如果继续实行宽厚政策、年年实行大赦的话，贵戚、功臣以及豪强势力过度膨胀，必然会形成官逼民反的局面，对国家的稳定十分不利。
第三，宽厚的政策，为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盘剥百姓提供了土壤。事实上，很多官员都在王莽时期做过官。在投奔洛阳朝廷之后，贪赃枉法、欺压百姓，霸占田产的事情屡有发生。刘秀久在民间，对于政府官员仗势欺人的恶行体会极深，早已是深恶痛绝。在刘秀看来，违法乱纪的官员们得不到依法惩处，就是对老百姓的犯罪！他深切地感到，在开国之初，在自己执政之时都是如此，自己百年之后，这还得了？防微杜渐，必须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给子孙留下后患！
为了大汉王朝的江山永固，刘秀不再一味坚持宽厚政策。建武七年之后，刘秀下定了决心，他要尝试出一条新的治国之路：决不能一味地无原则地宽容下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当然，这种从“宽厚”到“严猛”的过程，并不是一百八十度的剧烈转变，而是渐进的、平滑的转变。从具体的措施上看，它是由宽厚到“严宽并济” ，然后再过渡到“严猛”。
通过接近七年的实践，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这个庞大的国家，逐步走上了正轨。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刘秀的设想发展。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到了建武十三年春，朝中波澜不断，大案要案一件接着一件案子出现，震动了整个朝野。这年三月十二日，刘秀提升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接替于两个月前去世的侯霸之职。刘秀没有想到，韩歆被任命为大司徒，揭开了建武三大案的第一页！
这个韩歆，也就是当年给邓禹做西征军军师的那位。建武三年（西元二十七年）闰正月，邓禹率领二十四骑逃回宜阳，韩歆就在其中。对于西征失利，刘秀没有过多地追究韩他的责任。此后，韩歆被任命为沛郡太守，又被封为扶阳侯。
韩歆的性格倔强，有几分“书生呆气”。在朝堂论事，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毫不客气地当众指责，对刘秀一点面子都不给，经常弄得刘秀当众下不来台，在群臣面前很尴尬。而且，他的用词极其尖刻，就连一向以气度恢弘著称的刘秀，都感到有些无法忍受了！
韩歆未上任之时，就得知刘秀曾与隗嚣、公孙述有书信来往。有一次，刘秀在读隗嚣、公孙述信后叹道：“可惜了。其实，此二人也有才。” 韩歆一直对朝廷招降隗嚣、公孙述的策略有非议，一直很不以为然。此刻，他应声答道：“亡国之君都有才！桀、纣之流更有才！”本来气定神闲的刘秀，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难道朕是桀纣之君么！”最终，他还是强按下胸中的火，什么也没说。
建武十三年三月，侯霸去世后，鉴于韩歆的名望，刘秀还是决定提拔其为大司徒。如果说此前刘秀与伏湛、侯霸的合作用“融洽”概括的话，在接近两年时间里，那么他与韩歆的关系，只能用“恶劣”二字来形容！对于韩歆的多次当众“无礼顶撞”，刘秀几乎无法容忍。但他还是深知韩歆为国为民的一片忠心，因而并没有太多计较。谁知，韩歆却得寸进尺，越发没大没小起来。说话用词，完全没有顾忌。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韩歆的“狂言无羁”，终于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正月，韩歆不知出于何因，突然向刘秀上书声称：“陛下！今年必然是凶岁，庄稼肯定会歉收，各地会有大量饥民出现！请陛下早作打算！”刘秀览奏，感到莫名其妙：“韩司徒！你言之凿凿，依据何在？”但是，韩歆却说不上个子丑寅卯，只是指天画地的发誓：“今年之事必然如此！陛下如若不信，敬请拭目以待！”刘秀听了，气的几乎要发昏：“韩歆！大正月的，朕难道连句吉利话都听不到么？你位列三公，无根无据，却说这些没由头的话，岂非妖言惑众？”这次，刘秀真是动怒了：“这个书呆子大司徒，朕受够了！”
正月二十三日，怒气冲天的刘秀正式颁诏，将韩歆免职遣送回乡。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不解气。只要一想到韩歆那些没由头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朝臣们都像他这样胡说八道，这还了得？韩歆，这次朕要办了你！”于是，他又下了一道诏书，派使者去路上继续追责韩歆。
按照汉法，对于有罪贬谪的官员，如果在路上被诏书责问，就是逼其认罪自杀。司隶校尉鲍永听说这个消息，急忙前去劝谏，请求刘秀收回成命。此时的刘秀，正在火头上，如何能够听的进去？几天之后，韩歆与其子韩婴在路上接到责问诏书，当即伏剑自杀。
韩歆之死，立即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韩歆在朝廷的声望极高，群称们对他的莫明被斥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次，他们父子二人双双道死，很多人都感到不平：“韩司徒直言而死，实在是冤枉啊！” 朝野上下对此一直议论纷纷，人心不服。
听到韩歆父子死于非命的消息，刘秀此刻也有些后悔。为了弥补前过，他下诏对韩家追赐金钱、粮食，又令有司以大司徒之礼安葬，并对其家属予以安慰抚恤。
对于韩歆被逼自杀事件，司马光评论道：从前，商王武丁曾对宰相师说说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是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目眩，则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率直之言，对臣子本人不利，却是国家之福！故而历代贤君王日夜寻求直言，唯恐自己听不到。而在刘秀当国之时，韩歆却因为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之所缺欠吗？
对于温公的这一论断，笔者不敢苟同。难道，刘秀真的缺乏“仁义圣明”吗？
诚然，韩歆之死，主要责任是在刘秀。但是，难道韩歆的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公平地说，韩歆之死，刘秀与韩歆本人都有责任。当然刘秀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刘秀既然不喜欢韩歆，感觉与他无法合作，将其罢官就算了，为什么要将他逼死？这是刘秀的处置失当之处。
然而，难道全怪刘秀不成？韩歆在新年来临之际，为什么不能说点吉利话？就算他对于当年的农业形势有担忧、有看法，也应该是准备好充足的理由再上奏！任何一个结论的得出，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作为中央政府重要官员，难道可以随便信口开河吗？他毫无理由地宣扬毫无来由的言论，只能是在社会上制造恐慌，确有“诽谤朝政、讥君邀名”之嫌。再说，他与刘秀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激怒刘秀让其处置他，除了可以为自己邀得一个“直言之臣”的名誉，于国于民何益？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年全国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灾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歆之死，是长期以来双方矛盾积累，乃至不可调和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歆的下场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没有此前一些列矛盾的铺垫，刘秀就是火再大，也断然不会逼他自杀。而温公将此事上升到“仁明之累”的高度，对刘秀进行了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指责。这个评价，难道不是有些过于严厉、有失公允吗？
纵观刘秀一生，一直以仁厚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待百姓方面，他终身未变，始终不渝。他执政的中后期，的确对官员、豪强们下了狠手，杀了一些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奸猾之徒。对于韩歆以及欧阳歙、戴涉等人的处置，确实有点过重。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刘秀缺乏应有的“仁义圣明”，难道不是有些以偏概全么？
实际上，严惩韩歆是刘秀由宽厚到宽严并济、严猛的开始。他拿三公之一的大司徒开刀，就是要警告全国的大小官吏：要依法办事，不要信口开河，切勿违法乱纪。否则，朕将严惩不怠！
刘秀虽然对各级官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天下百姓的态度却始终未变。对官员、豪强“狠”，对黎民百姓“宽”，这是刘秀执政中后期的一个值得玩味的策略。
韩歆之死，不过是一个“个案”而已。韩歆一案只能算是小意思，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韩歆被免职的第六天，也就是建武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刘秀晋升汝南太守欧阳歙为新任大司徒。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兴以来举国震惊的一场空前大案，就要上演了……
（五）南宫疑局
建武十五年的上半年，洛阳朝廷在刘秀的主持下，在新任大司徒欧阳歙的协助之下，一切工作似乎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
这年的春天，北方边陲并不宁静。匈奴人再次入塞，北方各郡饱受蹂躏，人民流离失所。这个国家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百废待兴，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对付匈奴的南侵，刘秀再次对北边采取了守势。这年的二月，刘秀再次将大司马吴汉派上战场。命他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上迎战。刘秀此举根本没有奢求吴汉彻底解决北边问题，只求将其驱逐出境。他又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三郡之地的六万余口黎民迁移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以躲避匈奴人的骚扰、袭击。由于匈奴势力太大，其中左贤王部匈奴人逐步在长城以南占据了大片土地，并且在此游牧，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刘秀又下令向北边各郡增兵，每部增加边兵千人，以加强防御。安顿好了北边，刘秀终于送了一口气，开始着手安顿内部。
四月十一日，诏封皇子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邪公。十七日，刘秀追封大哥刘縯为齐武公，二哥刘仲为鲁哀公。对于大哥的早死，刘秀很是伤感。对他的两个遗孤刘章、刘兴，刘秀一直是倍加爱护，视如己出。两个侄儿也很懂事，与叔皇的关系也很好。刘秀知道，他们从小身份尊贵，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难免会沾染骄奢之气，不利于成材。于是，刘秀为了锻炼他们的才干，任命担任平阴县的县令，刘兴为缑氏县县令。二人没有辜负刘秀的期望，此后分别被拔擢为梁郡太守、弘农太守。
天下已定之后，外患已去，外朝、内廷的局势却再次微妙起来。古往今来，后宫就是没有烽火的战场。此刻，形势对皇后郭圣通已经不乐观了。自从舅舅刘扬被杀之后，他在外朝援兵断绝。而对手阴丽华的阴氏家族无论是在外朝还是帝乡等地，势力也越来越大。不过，儿子刘彊还是太子，自己还是皇后，这是她唯一一点优势。刘彊是刘秀长子，已经十六岁了。几年来一直在外朝陪侍刘秀，共同参与国政。
纵然如此，郭圣通也很清楚，一切都是表面现象，母子二人的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废！几年来，几件大事的发生，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她能深切地感到，阴丽华、刘阳对她与刘彊的地位威胁是何等的巨大！
郭圣通清楚地记得，十一年前（建武四年）四月末，刘秀率军亲征彭宠，居然非要带着即将临产的阴丽华北上！十几天就是在常山郡元氏县，阴丽华生下了刘阳。
刘秀的举动令郭圣通感到，刘秀对阴丽华的关怀，非同一般！对于自己的戒心，更是非同寻常！每思及此，郭圣通总是感到阵阵寒意，令她愤恨不已。
郭圣通每想到这些，心中怨气冲天：好你个刘秀！当年，要是没有我舅舅的帮助，你能有今日么？他被耿纯那贼害死，你为何不追究？还有良心么？
你啥时候这样对过我？我生刘彊时，你怎么不带上我？我每次要求跟着你一起去，你都不同意，说什么军中不能带家属！那阴丽华不也是家属么？为啥不把她留在洛阳生产？你这是干啥啊？拿我当乱贼么？你在提防谁？难道我会对那个女人下手么？！
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她时常对刘秀发火。原本，她不过是赌气而已，想让刘秀回心转意，一如从前那样对她。孰料，刘秀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从此很少到她的宫里来。阴贵人那边，刘秀倒是三天两头就去一趟，有时甚至几个月不挪窝。见着这架势，郭圣通似乎也明白了几分：谁让人家是结发夫妻？感情到底不一般！慢慢地，刘秀对郭圣通大失所望，两人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
郭、阴两人的关系，如今是摆在刘秀面前最大的难题！他甚至觉得：当年打仗，朕都没这么挠心！阴丽华性情温婉，倒也罢了。可郭圣通性情刚烈，绝不是那么容易对付！
在内心中，刘秀不得不承认，在阴、郭两人中，从感情上他更偏向于阴丽华。正是出于担心阴氏在临盆之际被人暗害，他不得不防，因此才煞费苦心地将她带到军中生产！刘秀明知此举会加深两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也确实没办法。无奈之余，时常也是长吁短叹。
建武九年秋，阴丽华之母邓氏其弟邓?的护送下回南阳省亲。在半路上遇到土匪，邓氏与邓?全部陨命遇难。噩耗传来，阴丽华悲痛欲绝，哀号不已。她是个孝顺的女子，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时常怀念父亲，每次提到都要落泪沾襟，以至于亲人们从来不敢在她面前提及其父。这一次，母亲与舅舅的双双遇难，阴丽华的精神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
刘秀得报，心中伤感。为了安慰阴家，他决定加封阴贵人之弟阴就为宣恩侯。刘秀还觉得不够，还想再为阴家再做一点什么。他突然想起，阴就之兄阴兴在朝廷里做侍中，还没有封侯。于是，他里面下诏召阴兴入宫，连侯爵印绶都刻好了！
阴兴入宫谒见，一看这个阵势，连连叩头辞让：“陛下！小臣阴兴无才德薄，又无尺寸军功，怎敢接受侯爵之印绶？若因一人之故，阴家一门都封了侯，天下人会如何看待陛下？在沙场浴血多年却未封侯的将士们，会如何看待陛下？请收回成名！小臣不敢奉诏！”阴兴深明大义，令刘秀很是感动，此事就此作罢。
数日之后，阴兴进宫谒见。阴丽华问：“兄长！为何不受侯爵之位？”阴兴答道：“外戚之家，最大之患不在于荣宠不盛，而在于不知道盛极必衰之道！不懂谦虚退让，焉得不败？前代外戚，有女必嫁诸侯之子。有子必娶皇室之公主！如此贪心不足，岂是长久之道？！你且想想看，历代外戚，至今传世者有几人？哪家没被族灭！每思至此，我都是不寒而栗！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啊！夸奢耀侈之家，纵然不顾后福，眼下岂不惧天下汹汹公议？” 阴兴的义举，传遍朝野内外，广受好评。
阴兴的话，深深感染了阴丽华。从此，她在宫中安分守己，再也不为亲属求爵位。刘秀得知后，对于阴丽华以及阴家，在内心之中，又多了一分赞赏。对阴丽华的早年结发之情、对阴家不幸遭遇的同情，再加上阴兴这个深明大义的大舅兄的表现，刘秀对阴氏上下充满了好感。他在心中盘算着一件事：这锦绣江山，将来应该交给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阴丽华所生之子刘阳已经长成了十一岁的少年。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这孩子禀赋聪颖，刘秀非常喜欢。而太子刘彊虽然也很不错，却似乎不怎么被刘秀喜欢。尤其是两年前刘彊那次关于军事问题的提问，预示着前景的黯淡。那一次，刘彊非但没有获得刘秀的好感，还失掉了一些印象分。
这一切，郭圣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眼看着阴家的人连连得分，名利双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却是毫无办法，只好自己生闷气。女人天生就爱嫉妒，心情往往会表现在脸上。刘秀有时为了搞“平衡”，也到郭圣通宫中就寝，郭圣通心里有气，难免给刘秀一点脸色看，言语往往不逊。
由于多年征战、治国操劳，刘秀此刻患上了相当严重的风眩之症。他是个极其勤政之人，起早贪黑，忙碌不停。他在回到宫中，本想好好休息。郭圣通这么一闹，让刘秀一见她就心烦。慢慢地，刘秀就不大愿到皇后宫中去了。
洛阳城的南宫之中，迷雾重重。郭、阴两家，谁能占据上风？刘彊与刘阳，谁个最终能得大位？真是让人捉摸不定
但是，发生在几个月后的一桩大案，似乎预示了最终的结局……
（六）汝南“度田”案
开国已经十五年了，天下已经完全统一。解决土地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刘秀雄心勃勃，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制土地过度集中，扭转兼并日趋剧烈的趋势，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不给子孙后代留下后患。此前，刘秀虽然也革除了新莽时期的一些土地弊政，使土地矛盾稍有缓和。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
当时许多地方豪强不仅占据着大量的土地，而且拥有私人武装，叫做“大姓兵长”。他们向朝廷申报的土地数量、蓄积的奴婢数量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故意向朝廷漏报、少报实际拥有的土地数量，借此来逃避国家税收。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当然是极其不利的。
早在新莽时期，全国各地谎报土地数量的现象就很严重。这还不算，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大乱之后，全国除了原有的土地以外，还有一些新开垦的田地数量没有统计上来。而且，经过战乱之后，也有必要重新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作为国家征发兵役、徭役的依据。因此，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四月下诏各州、郡清查各家各户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龄。其目的是：
一是限制豪强大户兼并土地和奴隶人口的数量；
二是在核查土地数量的同时，继续解放奴婢，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
三是便于国家征收赋税、征发徭役，以保持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可是，诏书下达之后，却立即在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豪强们的强烈不满。由于触及了其根本利益，他们本能地对这个政策采取了反对、抵制的态度，甚至开始武装对抗。
一方面，各地豪强们用金钱收买地方官，令其为自己谎报数字，欺骗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对拒不接受贿赂的地方官，他们采取武装、恐吓的方式，拒绝丈量。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各郡国的政策落实情况很不理想。有的地方官吏畏惧豪强势力，不敢据实上报。有的则贪图贿赂，互相勾结，任凭其谎报。可是，由于谎报、瞒报土地数量而形成巨大的“数字缺口”，如何来弥补呢？这些贪官污吏自然有办法：他们把罪恶之手伸向了农民！
他们的鬼蜮伎俩是：以丈量土地为名，把所有的农民无论老幼都骗在田地中，严禁离开。然后，他们开始下令丈量土地。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数字当然是毫无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地方官们又派另外一批人把农民们住的房舍、院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两者相加，就是官员们向朝廷上报的最后数字！
如此一来，田地多、奴婢多的豪强们纳税的数字，应向朝廷从征的徭役数量大大减少。反过来，土地本来就少，人口就少的普通百姓却背上了沉重的税务包袱！广大农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精神上感到极大痛苦。
他们不甘被欺压，纷纷遮道啼呼，痛陈冤屈。而官员们对此却置之不理，不闻不问。地主豪强们以为自己有官府撑腰，越发肆无忌惮地欺压良善，随意侵占百姓田产！大量失去田产的平民，被迫卖身沦为奴婢。
尤其是河南、南阳二郡的地主豪强们，或是早年曾跟着刘秀打天下的勋臣亲属，或是对起义军进行过经济资助的故旧。他们仗恃着“朝中有人”，仗恃着昔日援助义军之功，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欺压良善、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地方官畏惧他们的权势，根本不敢过问。故而，“度田”诏书在这两个地方，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执行效果很不明显，进展甚微。
“纸里包不住火，雪地中埋不住死人”。真相是隐瞒不住的！刘秀是何等人？他不是养尊处优的王莽，更不是昏聩的秦二世胡亥！
他是从民间走出的天子，是受过二十年稼樯艰难的农夫。对各地上报的数字，刘秀一眼就看出其中有问题：十几年过去了，怎么各郡的土地数字怎么越来越少？新开垦的土地哪里去了？其他的地方倒不管，南阳郡的土地数目居然比新莽时期还少？！真是见鬼了！他虽然对此表示严重怀疑，但苦于缺乏证据，一时没有发作。
四月，刘秀正在批阅奏章，亲自审查各地上报的土地、户口帐册。突然，他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当他在翻看陈留郡上报的简牍时，发现了几段莫名其妙的文字，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只见上面写着：“颍川、弘农二郡的情况可以问，河南、南阳二郡不可问！”
刘秀猛然意识到了什么，马上传诏：“来人！速令陈留郡土地官员入宫见朕！”陈留土地赶到，刘秀把简牍掷于地上，厉声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若有隐瞒，定斩不赦！快讲！”
陈留官员跪在地上，两股战栗，吓得冷汗直冒。他哆哆嗦嗦地奏道：“陛下！这不是小臣所写的，而是在洛阳城长奉街上拣到的！”刘秀见他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觉得其中肯定有鬼，勃然大怒，他气的一拍桌子，正要准备治他的罪。
不料，突然从帷幕后出来一人，跪下深施一礼，轻声奏道：“陛下息怒！儿臣知道是怎么回事！”刘秀一看，原来是阴丽华之子、东海公刘阳。他天资聪颖，今年才十一岁，却享受着皇太子才有特殊待遇。由此，足见刘秀对他的器重。
正在刘秀满腹狐疑之际，只见刘阳不慌不忙地奏道：“这段话，是陈留郡太守下的命令。其意在于把本郡的土地数目与其他郡做比较，然后再上报朝廷！”刘秀奇怪地问：“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河南、南阳二郡不可问？难道这两个地方的数字就那么重要么？”刘阳答道：“河南郡是京畿之地，田主多是陛下之亲信近臣！南阳是陛下龙兴之地，皇亲国戚之田大都在那里！他们所上报的田地数字，都是假的，不能作为标准！”刘秀又问：“各郡为何要相互参考？”刘阳道：“除了河南、南阳二郡以外，只要其他各郡上报的数字大致差不多，就可瞒过陛下。法不责众，自然可以免责！”
刘秀这才恍然大悟，他气的脸色铁青：“这些狗官！胆子也太大了！难道他们都不想要脑袋了？”他立即下令：“虎贲武士何在？速将陈留郡一干人等下狱拷问！”几日之后，司隶校尉的审查结果出来了。最终查清的事实，竟然与刘阳说的完全相同！刘秀听了汇报，他在心中暗自称奇：十一岁的孩子，真是不简单啊！
“陈留土地案”的“东窗事发”，使刘秀终于对土地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为了大致了解民间实情，他当即秘密派出谒者到各地去核查情况。他特别交代：重点是对各地二千石以上豪强的土地予以核实。
十月底，谒者们全部回到了洛阳，将各地的情况向刘秀作了汇报。
谒者们都是刘秀的心腹，他们经过整整半年的细致调查，有了全面的结果。事情的真相是：违法乱纪、谎报田地、瞒报户口的现象非常普遍。各地方官们贪贿成凤，接受豪强贿赂已经是家常便饭。其中，大司徒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受贿数额达到了千万钱之巨！
对于这个结果，刘秀震惊了：一直被自己倚重、信赖的大司徒欧阳歙居然是一个欺君罔上的腐败分子！朝廷之中，岂有腐败分子的容身之地？这还了得！他气的胡子都要翘起来了：“来人！宣欧阳歙进宫！朕要当年讯问！”欧阳歙面对如山铁证，面如死灰，不得不低头认罪。
十一月一日，刘秀下诏将欧阳歙撤职下狱。东汉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大的贪污案。最高行政长官因为贪污而下狱，这一消息，立即震动了整个朝廷。这个欧阳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郡千乘县人，他的远祖欧阳生是西汉一个著名的儒生。欧阳生的老师，就是当年秦朝的博士伏胜！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欧阳生深得《尚书》精髓。至此，欧阳氏自成一家，在 “伏生尚书”基础上，在理论上独具创见，世称“欧阳尚书”。而且它被朝廷认可，被立于太学并设立了博士职位。欧阳氏子弟多精通《尚书》，世传家学。自西汉以来，连续八世都是 “欧阳尚书”博士。
欧阳歙继承祖先的家传学术，学问造诣精深。为人谦恭好礼，尊崇礼让，享有极高的威望、声誉。新莽、更始时期，他先后做过颖川郡长社县（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县宰、原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
当初，刘秀在中原征战期间，欧阳歙率原武县军民举境归附。刘秀考察了当地民政，看到原武政风清廉，人民安居乐业，认为欧阳歙是个干才，立即将其提拔为河南郡都尉，后又晋升其为“行太守事”（代理太守）。刘秀登基后，又提拔欧阳歙为河南尹、加封被阳侯。欧阳歙的这段履历无可挑剔，从这段“光辉历史”来看，他确实是一个“革命前辈”，也有一定的行政能力。
然而，欧阳歙的问题主要发生在此之后。建武五年，因为受到某事的牵连，欧阳歙被罢官。可他在家只呆了一年，就被起复为扬州牧。不久，又被调到汝南做太守。
欧阳歙在担任汝南太守期间，选贤任能，声望卓著。被负责考绩的官员评定尉优等，声称其“政绩卓著”。建武九年，又被朝廷改封为夜侯。建武十五年正月，因欧阳歙的“政绩”再次被考评为“优异”，他才接替韩歆为大司徒，成为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主持日常工作。从当年四月开始，他又作为刘秀的主要助手之一，全面负责全国的“度田”工作。
欧阳歙从建武六年开始做汝南太守，一直到被提升为大司徒为止，他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九年。从表面上看，于公德而言，他做官是一个“清官”，汝南郡的工作屡次被朝廷嘉奖、表彰。于私而论，他作为“欧阳尚书”的正嫡传人，公务之余，在郡里开馆授徒，仅仅是门下的弟子就达到几百人之多，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革命前辈”、“清官”、学者，这些光环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经谒者的调查，欧阳歙在汝南郡做太守期间，谎报土地、户口帐册，造成上报的数据严重失实，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收受当地的地主、豪强贿赂，数额达到了一千余万钱！
话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欧阳歙如此违法乱纪、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为什么会被朝廷考评为“优秀”？这样一个赃官，为什么会得到提升？
其实，这并不奇怪。朝廷里的高官集团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当然要选择能为自己说话的代理人。故而，他们选择了欧阳歙！欧阳歙为了博得盛名，取得高官厚禄，自然会投桃报李，帮着豪强集团欺压百姓。
从士大夫这个角度看，欧阳歙一生都是“无可挑剔”的。有了高官集团为欧阳歙说话，他能够得到“政绩卓著”的评语，何足为奇？但是，从老百姓这个角度看，他确实罪大恶极！只不过，有资格给他评定“政绩”的是朝中的官僚们。而被欧阳歙欺压盘剥、逼的家破人亡的汝南老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至于他被提升了大司徒，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欧阳歙本身就是“谎报土地数目”的始作俑者，让他来主持“度田”工作，要是能查清真实数字，那才是咄咄怪事！
让刘秀吃惊的还不仅于此。自从欧阳歙下了狱，前来为他喊冤说情的人络绎不绝。为他鸣冤叫屈的大多数是一些儒生，尤以太学里的学生居多，总数竟高达一千多人！
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是他昔日的学生及其好友。这些人跪在皇宫门外，递交了请愿书，极力请求朝廷饶欧阳歙一命。有人甘愿自处髡刑（剃光头发）和剃刑（剃光全身毛发），表示愿意代替其接受法律的任何惩处。更有甚者，有人竟然表示愿意代替欧阳歙去死！对此，刘秀坚决不答应，始终不予接见。
数日之后，朝廷即将对“汝南度田”一案进行判决。欧阳歙的门生―――年仅十七岁的平原郡人礼震，骑马飞驰来京师，伏于宫门外很久，希望谒见刘秀，却未能如愿。
突然，他又听说欧阳歙被关押在河内郡获嘉县，急忙赶到获嘉，他自系于狱，然后托人向刘秀上书，请求朝廷宽恕欧阳歙。
礼震在请愿书中说：“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
礼震在这封书信中，说的声泪俱下。他认为，欧阳歙虽然身犯重罪，但他的学术泰斗地位在当时无人可以替代，希望刘秀看在其学问精湛的份上，绕他一命！另外，礼震又强调，欧阳歙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年龄还小。如果杀了欧阳歙，“欧阳尚书”学术有可能失传，刘秀还会在历史上落下一个“杀害贤才”的恶名，还会使当世损失了一个好老师。礼震以此为由，请求刘秀法外施恩，赦免欧阳歙。他甚至表示，如果一定要依法处理的话，自己可以代替欧阳歙一死。
等到礼震的请愿书送到刘秀手中之时，欧阳歙已然死在狱中了（多半是自杀或者被灭口），大司徒府掾吏陈元再次上书为其鸣冤，严辞非常恳切。刘秀似乎有些后悔，为其赐予棺木，追赠印绶，并赏赐赙缣三千匹。
从表面上看，刘秀似乎最终是想赦免欧阳歙的，只是因为他没有多熬几天，其实不然。他收拾欧阳歙的手段，与前年对付韩歆如出一辙。刘秀是何等人？他是绝对不会赦免欧阳歙，也绝不会让他活着出狱的！如果不处死欧阳歙，后果极其严重：
一是不能平息民愤，重拾民心。河南、南阳等地混乱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甚至会激起民变。
二是 “度田”工作将无法继续进行。土地、户口数字如果不能统计准确，国家的税收、征役工作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积以时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是官场中的贪墨成风的局面就无法得到根本扭转。开国才十五年，腐败就如此严重。长此以往，这还得了？自古以来，大臣获罪身死者不计其数。过若干年，被平反昭雪者也是屡见不鲜。然而，很少有赃官被平反的。
四是地方豪强、朝廷既得利益集团就不会收敛，土地兼并、私蓄奴婢、欺压百姓的现象只能是愈演愈烈，最终无法收拾。
五是会给后世开一个很坏的先例：群体性上访可以干扰司法判决。如果因儒生们的上访闹事而赦免欧阳歙，国家纲纪何在？朝廷权威何存？
因此，刘秀下了决心：绝不允许欧阳歙活着出狱！儒生们的上访情愿，反倒更加坚定了他严惩欧阳歙的意志。不久，在主审官的拷问之下，欧阳歙最终死在了狱中。
至于欧阳歙死后赏赐、追赠的行为，只不过是安抚人心的一种策略而已。毕竟，欧阳歙是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学者。虽然犯罪当死，毕竟以前还是有些功劳的。基于各种考虑，刘秀还是决定厚葬并且抚恤欧阳歙的家属。主要原因无非如下：
一是尽量洗刷自己“杀贤”的恶名，敷衍、应付那些书呆子儒生喋喋不休的抗议；
二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的宽厚、仁德。
三是为了平衡各个方面关系，尽快了解此事，尽快将朝廷得工作重点转移到“度田”中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闹的沸沸扬扬的“汝南度田案”终于尘埃落定。这一天，刘秀下诏，任命关内侯戴涉为新任大司徒。
按说，欧阳歙死了，案子也结了，新任大司徒也上任了，似乎一切又风平浪静了。不过，大司徒这个职位，最近两任似乎有些晦气。韩歆、欧阳歙，都在这个看上去炙手可热的位子上翻了船。戴司徒的命运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但是，无论谁入主大司徒府，“度田查户”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下去！这是刘秀得既定国策！
建武十五年的冬天是寒冷的，北边的卢芳又在匈奴的支持下开始骚扰北边，北部诸郡又出现了骚动。在遥远的南方，交阯郡方面也萌发了的即将发生叛乱迹象。在中原，“度田”工作依然在艰难地进行，其进展却似乎不怎么顺利。
刘秀此刻精力已经大不如以前，身体状况很差，不禁令朝臣们隐隐地有些担心。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屡屡出现在刘秀的身边，或隐或现，若即若离。更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却很少能看到皇太子刘彊的身影。
这一切，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实际情况：泰山郡当时已在汉军手中，张步如何严守平原、泰山二郡防线？既然泰山郡已经归汉，那么“汉军出了东郡”有些说不过去，史书中明确记载汉军是从济南郡的朝阳县渡过济水和黄河的，则他们事先应该在泰山郡进行集结。泰山郡与济南郡是接壤的。东郡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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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兄在此段中说，“史书中明确记载汉军是从济南郡的朝阳县渡过济水和黄河的”，这个的确没错。
《后汉书》中说，（耿弇）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从朝阳桥济河以度。对于朝阳，李贤的注解是：“朝阳，县名，属济南郡，在朝水之阳。今朝城在济水北，有漯河，在今齐州临济县东。”
不过，请学兄注意一点：耿弇究竟是从哪里出发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资治通鉴》中说：“（建武五年二月），吴汉率耿弇、王常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追讨馀党，至勃海，降者上万馀人。上因诏弇进讨张步。”《后汉书.耿弇列传》也说：“帝遣弇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万余人。”由此可见，耿弇在率军攻击张步之前，是与吴汉携手在平原郡攻击富平、获索二部流民军。
可是，此后耿弇去了哪里？史书上含糊不清。
当时，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跟随主将吴汉继续直奔西南方向，进入东郡境内，追剿富平、获索残部；二是就地不动，监视东、南方向济南郡、泰山郡、千乘郡。
根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青州部分，再结合《后汉书.吴汉传》的军情来仔细分析：
当时流民军在渤海、平原、东郡、东海诸郡势力极大，已经连片。“明年（建武六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身为副将的耿弇，军情如此紧急，岂可坐等平原，不跟着主将吴汉出去剿贼？
从吴汉的行军路线来看，他肯定是取道东郡南下东海，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要进入东海郡，只有走平原－－》东郡－－》东平国－－》鲁国一线，才能进入东海郡境内剿贼！因此，我认为，耿弇在协助吴汉平定了渤海、平原二地的流民军之后，必然跟着吴汉南下进入东郡境内。
只是走到了这里，他接到了刘秀的诏书，令其“率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引兵而东”。注意，只有在东郡驻扎之时，攻击泰山郡才能用“引兵而东”，否则的话，就是“引兵而南”了！
由此足见，耿弇必然是从东郡东北部靠近平原郡的地区出发的。如果他不从东郡出发沿着黄河北岸全力东进，张步会这么布置么？难道他是傻子么？
老兄说，“泰山郡当时已在汉军手中，张步如何严守平原、泰山二郡防线？”
事实上，泰山郡面积极大，汉军根本没有完全控制住全郡，只不过占据了泰山西部一小部分地区。请不要被陈俊的泰山太守的头衔所迷惑。甚至可以说，泰山郡大部分掌握在张步的手中！
此外，根据耿弇的攻击方向来看，他是由西向东发起攻击。事实上，张步的纺线如何布置的呢？“张步闻耿弇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
也就是说，他在济南郡之南的泰山郡、之北的平原郡，设置了一条长达数百里的防线。这条防线北起平原郡的钟城（今山东省禹城县东南）、南至泰山郡首府奉高县（山东省泰安市东），张步在此列营数十座，调集了重兵进行防御。看过地图就会很清楚了，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防线！
至于老兄所说的“汉军是从济南郡的朝阳县渡过济水和黄河”，很好解释，这是在耿弇击破了“钟城－－奉高”防线之后才从朝阳渡河南下的。
这一段中的“加上各地府库的存粮大都被汉军在撤退前焚毁”更是不可思议！第二次平陇之战最后失败，是因为汉军的粮食要吃完了。他们怎么会在撤退前将各地府库的存粮焚毁呢？事实上，如果汉军的粮食不出问题，就不需要打第三次平陇之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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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无法带走的辎重、粮食，一直是汉军的习惯做法。如《后汉书.光武本纪上》以及《资治通鉴》都称：“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筭，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在军情不利，即将全面撤退之时，不烧了粮草辎重，难道是要留给敌人么？建武六年、八年的两次大撤退，包括来歙在略阳城中的粮草，难道会留给敌军么？
“就连身为陇右最高长官的隗嚣，也只能以陈年黄豆制成的干饭充饥。”这是史有明文的：“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建武八年第二次陇右大战之初，汉军大获全胜，几乎将隗嚣逼入绝境。陇右地区在汉时并不像现在这么干旱，物产丰饶。因为当时的情况太紧急，不撤走就要全军覆没。汉军缴获的粮食哪里去了？总不会是全部吃掉或者带走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解释连隗嚣都没粮食吃？居然连陇右之王都要饿肚子？陇右再穷，也不至于穷成这样吧？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除去战争中消耗的部分而外，其他各地的粮库都被汉军撤退时全部烧掉了！
这一段内容是严重失实的，其他不说，只说“窦融走后，汉军的总兵力就不足了，为即将爆发的变故埋下了隐患”这一句，也是莫名其妙，汉军的总兵力不成问题，主要问题是粮食！让郡兵回去，是为了保证攻城部队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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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此刻令窦融西归河西，根本不是出于粮食问题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原因。
按《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大军会高平第一。
窦融带着辎重车五千余辆，何愁没有粮食吃？何况，高平县第一城距离武威郡的首府（河西最富的地方）只有七八百里。他要是缺粮食，谁信？
窦融久在河西，毗邻陇右。刘秀的担心有两个：
一是防止隗嚣败死之后窦融的势力趁机东进；
二是担心窦融率领主力离开河西之后，西羌、匈奴乘机进犯。
总体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主因。刘秀认为，隗嚣已经穷途末路，单靠官军足够收拾他了。他绝不允许窦融势力膨胀，因此才严令窦融返回河西。
另：临淄即临菑、淄川即菑川，淄与菑是相通的，倒是雪兄的“甾（zāi） 川”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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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甾川国，汉置，后汉并入北海，故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三十一里。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写作“甾川”，中华书局本《汉书》也写作“菑川”，如《汉书.公孙弘传》云：公孙弘，菑川薛人也。
由此可见，“甾”通“菑”，至于“甾”与“淄”是否互通，我不是山东人，不敢妄言。
泰山郡在建武四年就被陈俊搞定了，因此战前的确已在汉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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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误会《资治通鉴》的文意了。
《资治通鉴》中说：“（建武四年冬，泰山豪杰多与张步连兵。吴汉荐强驽大将军陈俊为泰山太守，击破步兵，遂定泰山。”
如果陈俊真的拿下了泰山全郡，
那么，如何解释“（建武五年十月，）张步闻耿弇将至，使其大将军费邑军历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
为何张步还能在“钟城－－奉高”一带连营数十座，布置如此漫长的防线？奉高在哪里？要知道它就是泰山郡的首府！这可是建武五年十月的事啊！“遂定泰山”四字，到底是何意？这不过是司马光直接从范晔的《后汉书.陈俊传》中直接裁减出来的。连首府奉高都在张步的手中，谈何完全平定泰山？
由此可以断言，陈俊根本没有完全控制泰山郡。
雪兄这里把一个关键的时间给搞错了，难怪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了。引文中的“明年春”不是指“建武六年”，而是指“建武五年”，这就是雪兄出错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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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韩再芬”学兄：连我都差点被你忽悠了。
《资治通鉴》中说：“（建武六年正月，）吴汉等拔朐，斩董宪、庞萌，江、淮、山东悉平。”
对照《通鉴》我引《吴汉传》之文，有什么“严重错误”？
“明年（建武六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老兄所言“这些事情，在建武五年二月都完成了。”不知从依据何在？
到底是我搞错了，还是老兄一眼看花了？
至于吴汉与耿弇的作战任务在建武五年二月之后的不同，我何尝不知？我引用《吴汉传》的原文，不过是为了证明耿弇在此时的确是受吴汉节制，是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至于建武六年以后吴汉的事，与耿弇无关。
综上，我的论点是：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我爱韩再芬”兄，你说的我明白。适才我查了一下，你说的这段话是对的：“明年（应该是“建武五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吴）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众。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建武五年七月）又从征董宪，围（东海郡）朐城。”
我的引文虽然把有误，却不影响我的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武五年二月”，而不在此后。
我的结论依旧不变：
第一，建武五年二月之前，耿弇是受吴汉节制，在渤海、平原、东郡、东平一带围剿流民军。
第二，陈俊在建武四年冬只是刚刚到泰山上任，他只控制了泰山郡的西部，没有控制泰山全郡。
第三，耿弇攻击张步，是由陈俊的辖区由西向东发起攻击，而不是由北向南。
据地图推断，耿弇所部汉军在建武五年十月总攻张步之时，应是从东郡出发。
（七）治盗之术
建武十六年，在刘秀铁腕手段的推动之下，“度田检籍”工作在全国范围之内广泛推行。欧阳歙的汝南赃案事发之后，刘秀再次加强了对地方官廉洁情况的监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结果再次令刘秀大吃一惊。据谒者的调查，各地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之中，普遍存在着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恶劣风气。
九月，刘秀看罢有关报告，大怒，下令将以河南尹张伋为首的诸郡太守、国相等十余涉案高官捉拿下狱。不久又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以儆效尤。刘秀的这一严厉举措，意在扭转官员队伍中的贪墨习气，告诫各地官员必须廉洁从政。无论是欧阳歙这样的中央政府高官，还是张伋这样的地方官，一旦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得到查证，朝廷绝不会姑息迁就，必将严惩不怠。
几个月来，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看到刘秀如此大力惩治贪污、用铁拳打击腐败，一个个再也不敢怠慢，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欺上瞒下的恶劣风气逐步得到了遏制，官场风气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此基础上，“度田检籍”工作继续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继续推行。依照刘秀的性格，对于任何事情，一旦下定了决心要做，是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拦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不仅是卢芳、匈奴的骚扰让刘秀忧心，中原地区的“度田”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让刘秀也感到有些焦躁不安。还有，更让他烦心的是，历来比较安定的南方也发生了徴側叛乱。刘秀此时，确实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交阯叛乱这样复杂的问题，牵扯到很多复杂的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干才方能处理好。于是，他想到了陇西太守马援。在刘秀的印象中，马援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也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更是一个民族问题专家。
不久，刘秀将马援调到洛阳担任虎贲中郎将。此时各地叛乱不息，刘秀似乎对前几个月处死十几名太守、国相感到有些后悔。也许，在很短的时间里，处死这么多有地方管理经验的地方官，对平叛工作不利。在召见马援时，刘秀对他说：“前些日子，朕杀了那么多的太守、国相，真是后悔杀的有些多了！”马援风趣地答道：“这些人犯罪当斩，死有余辜，何多之有！唯一的一点遗憾就是，死了的就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刘秀被马援的幽默回答逗乐了，不禁哈哈大笑。
不过，说笑归说笑，烦恼问题还是一大堆。北方的卢芳、匈奴不时地南下骚扰，这已经够让他头疼了。然而，更令他感到忧虑的是，各个郡国的地主、豪强由于对“度田检籍”政策不满，已经与朝廷开始公开对抗。一时之间，河北、河南各个郡国，群盗并起，组织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反叛。有些是青、徐、幽、冀四州，对于“度田检籍”工作的反抗最为剧烈，叛乱也闹的最凶。当地的官员组织军队追讨之时，这些盗贼是一哄而散。军队返回驻地之后，这些人又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叛乱。就这样，屡叛屡平，屡平屡叛，进展甚微。搞的各地疲惫不堪，一筹莫展。
“太阳低下没有新鲜事。”刘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的前辈们也遇到过。那么，刘秀的先辈是怎么做的呢？
在汉武帝末年，各地农民由于衣食无着，揭竿蜂起，聚集在一起，武装对抗官府。大一点的队伍，有几千人之众。小一点的，也有数百人之多。汉武帝刘彻的办法很简单：武力镇压。他派出多名使者，拿着节仗、虎符，到各地平叛。由于这些使者都穿着绸绣做的衣服，人们都管这些使者叫做也“绣衣使者”。他们手持节仗，又手持虎符，不仅有权调动军队，而且有权就地处置官吏。他们的权力极大，对各地官吏、军民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各地官员的升迁奖惩，甚至性命能否保住，都在其一念之间。
“绣衣使者”确实很厉害，他们到了地方上之后，用虎符调兵，围剿盗贼。这些老百姓组成的起义军怎么是官军的对手？很快，起义被镇压了下去，官军斩杀首级一万余级。汉武帝得报，非常得意。他为了彻底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做“沈命法”的法令。这道法令说：“从今以后，各地若是发生盗贼聚集叛乱，如果当地官员没有及时发觉，或者发觉了却没有将其全部剿灭的，从二千石以下到小官吏全部处死！”
事实证明，这个貌似高明的方法却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此后，即便各地再次出现了盗贼，乡里的小吏即便发现了，却因为畏惧 “沈命法”之诛，不敢上报。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不能全部捕获盗贼，就会连累到郡、县的官员。郡、县的官员也害怕受到牵连，就装聋作哑，闭口不言。从此之后，各级官员为避免被朝廷追究责任，上上下下相互遮蔽，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的结果是，实行了“沈命法”之后，盗贼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成了千古笑柄。
对刘秀来说，汉武帝治盗的故事他当然知道。他绝不会步其后尘，而是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这年十月，他派出使者到各地去，向各地宣布了朝廷的政策：
第一，听任盗贼相互检举、揭发、攻击其他同伙。如有五个人共杀一个同伙向朝廷投降的，则免除其罪；
第二，即便各级官吏畏怯、逗留的限制而导致盗贼逃逸的，一律不再追究其责任。允许其在围寇剿贼过程中的立功自效。其具体表现，视其成效再予以奖惩。
第三，各地的州牧、太守、县令、县长，因为境内有盗贼而不收捕的，或者因为畏惧怯懦放弃城池逃跑、擅离职守的，全部不予处罚，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衡量政绩、排列先后名次。
这三条政策，真是厉害至极。第一条是分化瓦解盗贼内部，使得其内部不战先乱，人人自危。第二条是免除致使盗贼泛滥成灾官吏的责任，允许他们戴罪立功，勉励他们积极作为，不要背思想包袱。第三条主要是调动各级官吏平叛的积极性。
这一政策几乎如同大赦，几乎免除了与盗贼有牵连的官员的一切罪责。再次重申只要能够消灭盗贼，以前的过错不但一概不予追究，而且各级能够凭借捕获盗贼数量的多少论功行赏。
在刘秀的政策鼓励之下，各级官吏消除了畏惧情绪，解除了思想负担，开始积极地工作。各地大肆搜捕盗贼，将其全部解散。对于前来投降的盗贼首领，朝廷将其迁移到其他郡异地居住，分拨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供应粮食，使他们安心生产。不过，朝廷为了防止生变，禁止其与故旧来往。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乱河北、河南数年之久的盗贼问题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此后，老百姓在城外放牧的牛马，晚上都不用牵引回家。
各个城市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中原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片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
这年冬，虎贲中郎将马援向朝廷上奏说：应该按照旧制铸造五铢钱。刘秀采纳了这个建议。五铢钱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西元前一一八年）开始铸造的。从这一年开始，汉武帝决定“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形圆，有方孔，正面和背面都有外郭，外郭同文字一样高低，可保钱文不受磨损，钱重五铢(约合今天三点三三克)，正面铸有篆字“五铢”二字。汉初允许私铸 ，“钱益多而轻”，币制混乱。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下诏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令郡国销毁旧钱，由上林苑的钟官、辨铜令、技巧令（一说为均输）三官统一督造，故又称上林钱、三官钱。王莽篡位后，下令废黜五铢钱，造成币制动荡。五铢钱在民间通行了一百多年，老百姓非常喜欢用。主要原因是：官铸的五铢钱轻重适宜，量足成色好，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
此次刘秀采纳了马援的建议，一方面使得天下的老百姓都感到使用的方便。一方面也使得一度混乱的货币制度逐渐规范。
这年的冬天，逃往匈奴栖身的卢芳，由于与匈奴方面发生了矛盾，南下入居高柳（今山西省定襄县）。卢芳与部将闵堪请求向朝廷投降。卢芳派出的使者是闵堪之兄闵林。刘秀一见卢芳遣使求和，立即应允。刘秀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国国相，闵林为代国太傅，赐缯二万匹，又派使者与匈奴通和。
卢芳给刘秀上表：“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觽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胏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
对于卢芳入朝觐见的请求，刘秀告诉他明年正月再来洛阳朝见。刘秀为什么拒绝卢芳觐见呢？
因为刘秀此时身体很不好，眩晕症时常发作。刘秀非常熟悉历史掌故，在西汉时期，曾经发生过几个偶然事件：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单于归国。十二月，汉宣帝驾崩；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五月，汉元帝驾崩。到了汉哀帝之时，单于表示愿意朝见，当时汉哀帝也是疾病缠身。有人上奏说：匈奴从北方来很烦人，惹恼了上天。也向汉哀帝说了这两件事情，因此，皇帝拒绝了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的要求。此后，扬雄又上奏哀帝，请求准许其来朝，哀帝又答应了。元寿二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见。六月，汉哀帝驾崩。
由于从匈奴来的人身上似乎带有什么不祥之气，加上刘秀恰好又患病，因此，他拒绝了卢芳要求朝见的请求。
可是，卢芳好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执意要去洛阳。刚刚走到昌平，得到刘秀的诏书：“现在不要来洛阳了，明年正月再来。”卢芳觉得刘秀对自己还是不信任，因此起了疑心。卢芳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觉得还是北逃匈奴去安身比较安全。在半路上，他带着妻子、儿子逃走。不久，卢芳再次宣布与汉朝翻脸，带领军队攻击代国，与昔日的老部下闵堪、闵林交战。双方激战了数月之久，互有胜负。不久，匈奴派遣数百名骑兵迎接卢芳及妻子、儿女出塞北上。从此，卢芳集团彻底瓦解，不复存在。此后，卢芳一直在匈奴定居。十余年后，病故于塞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