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海嘴。”
对拿粗木棒的人说：
“您好，巴伯。”
又对着用肚子说话的人：
“敬礼，铁牙。”
这时，他发现了被匪徒俘虏的人，自从警察进来以后，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老低着头。
“替这位先生解开绳子！”沙威说，“谁也不许出去。”
说过后，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桌子跟前，桌上还摆着烛台和写字用具，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公文纸，开始写他的报告。
当他写完最初几行套语以后，他抬起眼睛说：
“把刚才被这些先生们捆住的那位先生带上来。”
警察们朝四面望。
“怎么了，”沙威问道，“他在哪儿？”
匪徒们的俘虏，白先生，玉尔邦·法白尔先生，玉秀儿或百灵鸟的父亲，不见了。
门是有人守着的，窗子却没人守着。他看见自己已经松了绑，当沙威正在写报告时，他便利用大家还在哄乱，喧哗，你推我挤，烛光昏暗，人们的注意力都不在他身上的一刹那间，跳出窗口了。
一个警察跑到窗口去望。外面也不见人。
那软梯却还在颤动。
“见鬼！”沙威咬牙切齿地说，“也许这正是最肥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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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在第三册①中叫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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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书法文版初版时共分十册。此处所说的第三册，即指本译本第二部第三卷第一章《孟费郿的用水问题》的最后一段，见第二部469页。
在医院路那所房子里发生这些事的次日，有一个男孩，仿佛来自奥斯特里茨桥的那面，顺着大路右边的平行小道走向枫丹白露便门。当时天已全黑。这孩子，脸色苍白，一身瘦骨，穿着撕条挂缕的衣服，二月里还穿一条布裤，却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在小银行家街的转角处，一个老婆子正弯着腰在回光灯下掏垃圾堆，孩子走过时，撞了她一下，随即后退，一面喊道：
“哟！我还以为是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他的第二个“非常大的”是用那种恶意的刻薄声调说出来的，只有用大号字才稍稍可以把那味道表达出来：是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狗呢！
老婆子伸直了腰，怒容满面。
“戴铁枷的小鬼！”她嘟囔着，“要是我没有弯着腰，让你瞧瞧我脚尖会踢在你的什么地方！”
那孩子早已走远了。
“我的乖！我的乖！”他说，“看来也许我并没有搞错。”
老婆子恨得喉咙也梗塞了，完全挺直了腰板，路灯的带红色的光照在她那土灰色的脸上，显出满脸的骨头影子和皱纹，眼角上的鹅掌纹一条条直绕到嘴角。她身体隐在黑影中，只现出一个头，好象是黑夜中被一道微光切削下来的一个耄龄老妇人的脸壳子。那孩子向她仔细望去，说道：
“在下没福气消受这样美丽的娘子。”
他仍旧赶他的路，放开嗓子唱着：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唱了这三句，他便停下来了。他已到了五○一五二号门前，发现那门是关着的，便用脚去踢，踢得又响又猛，那股劲儿来自他脚上穿的那双大人鞋，并非完全由于他的小人脚。
这时，他在小银行家街转角处遇见的那个老妇人跟在他后面赶来了，嘴里不断叫嚷，手也乱挥乱舞。
“什么事？什么事？上帝救世主！门要被踢穿了！房子要被捅垮了！”
孩子照旧踢门。
“难道今天人们是这样照料房子的吗！”
她忽然停下来，认出了那孩子。
“怎么！原来是这个魔鬼！”
“哟，原来是姥姥，”孩子说，“您好，毕尔贡妈。我来看我的祖先。”
老妇人作了个表情复杂的鬼脸，那是厌恶、衰龄和丑态的巧妙结合，只可惜在黑暗中没人看见。她回答说：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牛魔王！”
“去他的！”孩子接着说，“我父亲在哪儿？”
“在拉弗尔斯。”
“哟！我妈呢？”
“在圣辣匝禄。”
“好吧！我的两个姐呢？”
“在玛德栾内特。”①那孩子抓抓自己的耳朵背后，望着毕尔贡妈说：
“啊！”
①以上三处都是监狱的名称。
接着他旋起脚跟，来了个向后转，过一会儿，老妇人站在门外的台阶上，还听见他清脆年轻的嗓子在唱歌，一直唱到在寒风中瑟缩的那些榆树下面去了：
大王“踢木鞋”
出门去打猎，
出门打老鸦，
踩在高跷上。
谁打他的下面过，
还得给他两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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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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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着七月革命的这两年，是历史上的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个山头似的出现在这以前的几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之间。它们具有革命的伟大意义。人们在这期间能看到许多危崖陡壁。在这期间，各种社会的群众，文明的基础，种种因上下关连和互相依附的利益而形成的坚强组合，法兰西古旧社会的苍老面貌，都随时忽现忽隐在多种制度、狂热和理论的风云激荡中。这种显现和隐灭曾被称为抵抗和运动。人们在其中能望见真理——人类灵魂的光——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时期相当短暂，已开始离我们相当远了，趁早回顾一下，却还能抓住它的主要线索。
让我们来试试。
王朝复辟是那种难于下定义的中间局面里的一种；这里有疲乏、窃窃的议论、悄悄的耳语、沉睡、喧扰，这些都只说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刚赶完了一段路程。那样的时代是奇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们发生错觉。起初，国人只要求休息！人们只有一种渴望：和平，也只有一个野心：蜷缩起来。换句话说，便是要过安静日子。大事业，大机会，大风险，大人物，谢天谢地，全都见够了，再也接受不下去了。人们宁肯为了普吕西亚斯①而舍弃恺撒，宁肯为伊弗佗王②而舍弃拿破仑。
①普吕西亚斯（Prusias），指比西尼亚的普吕西亚斯二世，他将汉尼拔出卖给罗马人。
②伊弗佗王（roidGYvetoFt），法国贝朗瑞民歌叠句中的人物。
“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国王！”人们从天明走起，辛辛苦苦，长途跋涉了一整天，直走到天黑；跟着米拉波赶了第一程，跟着罗伯斯庇尔赶了第二程，跟着波拿巴赶了第三程；大家全精疲力竭了。人人都希望有一张床。
疲敝的忠诚，衰退了的英雄主义，满足了的野心，既得的利益，都在寻找、索取、恳请、央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安乐窝，它们到手了。它们获得了安宁、平静、闲逸，心满意足了。可是与此同时，某些既成事实又冒出了头，要求人们承认，并敲着它们旁边的门。这些事实是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是活生生存在着的，它们理应定居于社会，并且已定居在社会中了，而这些事实又通常是为种种主义准备住处的军需官和勤务兵。
因而在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在疲乏了的人们要求休息的同时，既成事实也要求保证。
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是同一回事。
英国在护国公以后向斯图亚特家族提出的要求是这个；
法国在帝国以后向波旁家族提出的要求也是这个。保证是时代的需要。是非给不可的。亲王们“赐予”保证，而实际给保证的却是事实自身的力量。这是一条值得认识的深刻的真理，斯图亚特家族在一六六二年对此不曾怀疑，波旁家族在一八一四年却瞅也不屑瞅一眼。
随着拿破仑垮台而回到法国的那个事先选定了的家族，头脑简单到不可救药，它认为一切都是由它给的，给过以后，并且可以由它收回；它还认为波旁家族享有神权，而法兰西则毫无所享，在路易十八的宪章中让予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这神权上的一根枝桠，由波旁家族采摘下来，堂而皇之地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高兴时，便可随时收回。其实，波旁家族作此恩赐，并非出于心甘情愿，它早就应当意识到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由它恩赐的。
它满腔戾气地觑着十九世纪。人民每次欢欣鼓舞，它便怒形于色。我们采用一个不中听的词儿，就是说一个通俗而真实的词儿：它老在咬牙切齿，人民早已看见了。
它自以为强大，因为帝国在它眼前象戏台上的一幕场景似的被搬走了。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正是那样搬来的。它没有看出它是被捏在搬走拿破仑的那同一只手里。
它自以为有根，因为它是过去。它想错了；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的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绝不是生在波旁家族里，而是生在人民中。构成这些深入土中生气勃勃的根须的，绝不是一个什么家族的权利，而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伸到四处，王位底下却没有。
波旁家族，对法兰西来说，是它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疤，但已不是它的命运的主要成分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础；人们完全可以把波旁家族丢开，确也把它丢开过二十二年，照样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而他们竟没有见到这一点。他们这伙在热月九日还认为路易十七是统治者，在马伦哥胜利之日也还认为路易十八是统治者的人，又怎能见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象这些亲王们那样无视于从实际事物中孕育出来的这部分神权。人们称为王权的这种人间妄念也从没有把上界的权否认到如此程度。
绝大的谬见导使这家族收回了它在一八一四年所“赐予”的保证，也就是它所谓的那些让步。可叹得很！它所谓的它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斗争果实；它所谓的我们的蹂躏，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已在国内扎稳了根，就是说，自以为力量强大和根基深厚，一旦认为时机到了，便突然作出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一个早晨，它在法兰西面前站起来，并且大声否认了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之本和公民之所以为公民之本。
这里就是所谓七月敕令的那些著名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理。可是，应当指出，它并没有绝对敌视进步的一切形式。许多大事完成时它是在场的。
在复辟王朝统治下，人民已习惯于平静气氛中的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已习惯于和平中的强大，这是帝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自由、强大的法兰西对欧洲其他各国来说，成了起鼓舞作用的舞台。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发了言，大炮在波拿巴时期发了言，轮到才智发言，那只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统治之下。风停息了，火炬又燃了起来。人们望见在宁静的顶峰上闪颤着思想的纯洁光辉。灿烂、有益和动人的景象。在这十五年中，在和平环境和完全公开的场合，人们见到这样的一些伟大原理，在思想家眼里已非常陈旧而在政治家的认识上却还是崭新的原理：为法律地位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量才授职的甄拔制度而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八三○年。波旁家族是被粉碎在天命手中的一种文明工具。
波旁家族的下台是充满了伟大气势的，这不是就他们那方面来说，而是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大模大样地，但不是威风凛凛地，离开了宝座。他们这种进黑洞似的下台并不是能使后代黯然怀念的那种大张旗鼓的退出；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鬼魂似的沉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雄鹰似的长啸。他们离去了，如是而已。他们放下了冠冕，却没有保留光轮。他们有了面子，却丢了威仪。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那种正视灾难的尊严气派。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成方的，他对这种危难中的仪式比那崩溃中的君权更关心。这种琐碎的作风叫忠于王室的人和热爱种族的严肃的人都灰心失望。至于人民，却是可敬佩的。全国人民在一个早上遭到了一种王家叛变的武装进攻，却感到自己的力量异常强大，因而不曾动怒。人民进行了自卫，克制着自己，恢复了秩序，把政府纳入了法律的轨道，流放了波旁家族，可惜！便止步不前了。他们把老王查理十世从那覆护过路易十四的帏盖下取出来，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怀着凄切和审慎的心情去接触那些王族中人的身体。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而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法兰西，它仿佛想起了并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实行了纪尧姆·德·维尔在巷战①那天以后所说的严肃的话：“对那些平时习惯于博取君王们的欢心，并象一只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树枝的小鸟那样，对从危难中的荣誉跳到昌盛中的荣誉的人们来说，要表示自己大胆，敢于反对反抗中的君王，那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对我来说，我的君王们的荣誉始终是应当尊敬的，尤其是那些处于患难中的君王。”
①巷战，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巴黎爆发的社会下层群众起义。次年，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继承了王位。纪尧姆·德·维尔（G Vair）是当时的一个政治活动家。
波旁家族带去了尊敬的心，却没有带走惋惜的心。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自己。他们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有了朋友和敌人。有些人欢欣鼓舞地奔向这次革命，另一些人背对着它，各人性格不同。欧洲的君王们，起初都象旭日前的猫头鹰，闭上了眼睛，伤心，失措，直到要进行威胁的时候，才又睁开了眼睛。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愤慨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特的革命几乎没有发生震动，它对被击败的王室，甚至连把它当作敌人来对待并流它的血的光荣也没有给。专制政府总喜欢看见自由发生内讧，在那些专制政府的眼里，这次七月革命不应当进行得那么威猛有力而又流于温和。没有出现任何反对这次革命的阴谋诡计。最不满意、最愤慨、最惊悸的人都向它表示了敬意。不管我们的私心和宿怨是多么重，从种种事态中却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敬意，人们从这里感到一种高出于人力之上的力量在进行合作。
七月革命是人权粉碎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光辉灿烂的东西。
人权粉碎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温和也是从这里来的。胜利的人权丝毫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便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便是永远保持美好和纯洁。事实上，即使在表面上是最需要的，即使是当代的人所最赞同的，如果它只作为事实存在下去，如果它包含的人权过少或根本不包含人权，通过时间的演进，必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畸形的、败坏的、甚至荒谬的。如果我们要立即证实事实可以达到怎样的丑恶程度，我们只须上溯几百年，看一看马基雅弗利①。马基雅弗利绝不是个凶神，也不是个魔鬼，也不是个无耻的烂污作家，他只是事实罢了。并且这不只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十六世纪的事实。他仿佛恶劣不堪，从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确也如此。
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曾写过一本《君主论》，主张王侯们在处理政事时不要受通常道德的约束。
这种人权和事实的斗争，从有社会以来是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的。结束决斗，让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实际相结合，用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便是哲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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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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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人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就止步不前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人立即破坏这搁浅的船。
机灵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都自加封号，自命为政治家；因而政治家这个词儿到后来多少有点行话的味道。我们确实不应当忘记，凡是有机智的地方，就必然有小家气。所谓机灵人，也就是庸俗人。
同样，所谓政治家，有时也就等于说：民贼。
按照那些机灵人的说法，革命，象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动脉管破裂，应当赶快把它缝起来。人权，如果要求过高，便会发生动荡。因此，人权一经认可以后，就应巩固政府。自由有了保障以后，就应想到政权。
到这里，哲人还不至于和机灵人分离，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戒心。政权，好吧。但是，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政权？其次，政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机灵人似乎听不见这种窃窃私议的反对意见，仍旧继续他们的勾当。
根据那些善于伪称于己有利的意图为实际需要的聪明政治家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个君主国的人民来说，便是找一个王室的后裔。这样，他们认为，便能在革命以后享有和平，就是说，享有医治创伤和修补房屋的时间。旧王朝可以遮掩脚手架和伤兵医疗站。
但是要找到一个王室的后裔不总是那么容易的。
严格地说，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个有钱的人都够格当国王。波拿巴是前一种例子，伊土比德①是后一种例子。
①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将军，一八二一年称帝，一八二四年被处决。
可是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拿来当作一个王族的世系。还得多少有点古老的根源才行，几个世纪的皱纹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们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观点去看——当然，我们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见——，在革命以后，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可以是并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说，亲自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在那里面插过手的，不问他是否败坏或建立了声望，不问他使过的是斧子还是剑。
一个王裔应当具备哪些优越条件呢？他应当是民族主义的，就是说，不即不离的革命者，这不是从他具体的行动看，而是从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应和已往的历史有渊源，又能对未来起作用，并且还是富于同情心的。
这一切便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革命能满足于选择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却非选择一个家族不可，不伦瑞克家族或奥尔良家族。
这些王室颇象印度的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树的枝条能垂向地面，并在土里生根，成为另一棵无花果树。每一根树枝都能建成一个王朝。唯一的条件是向人民低下头来。
这便是那些机灵人的理论。
因而出现了这样的伟大艺术：使胜利多少响起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使利用胜利的人同时也为胜利发抖，每前进一步便散布一点恐怖气氛，拉长过渡工作中的弯路以使进步迟缓下来，冲淡初现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热情的谋划，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捂住欢呼胜利的嘴，给人权穿上龙钟肥厚的衣服，把魁伟高大的人民裹在法兰绒里，叫他们赶快去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铁汉子接受初愈病人的饮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请那些害远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掺了甘草水的蜜酒，采取种种措施来防止过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个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采用了这种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国已使用过的理论。
①一六八八年奥伦治家族取代斯图亚特家族登上英国王位。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里停了下来的革命。半吊子进步，表面的人权。逻辑可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不离，绝对象太阳不承认蜡烛那样。
是谁使历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饿，今天是饱，明天将是胀。
出现在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以后的情况又出现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后。
人们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人民中得到满足的那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中的人是那种现在有时间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但是，由于过早地要求坐下，人们甚至要停止人类前进的步伐。这向来是资产阶级犯下的错误。
人并不因为犯一次错误而成为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并且，说话应当公正，即使对利己主义，也应当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动以后，人民中间所谓资产阶级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并不是由淡漠和懒惰所构成并含着一点羞愧心情的那种无所作为的局面，也不是那种类似沉沉入梦暂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词儿，含有一种奇特的并且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对行进中的部队来说是前进，对进驻来说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着武器的警觉的休息，是布置哨兵进行防卫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间站。
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战斗也可以称为进步。
因此，无论对资产阶级或对政治家们来说，都必须有一个人出来发布这个命令：立定。一个“虽然·因为”。一个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稳定，换言之，一个能以其调和过去和未来的显明力量来巩固现在的两面人。
这个人是“现成摆着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礼。他称他为“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的天主堂。①这样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绩”。
①法国革命前国王在兰斯的教堂里举行加冕礼。
那些机灵人的大功告成以后，他们的灵药的大毛病便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无视于绝对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对人权喊了一声：“我抗议！”紧跟着，一种可怕的现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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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易－菲力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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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灵巧的手，打得坚定，选得好。即使不彻底，甚至蜕化了，变了种，并且降到了雏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几乎必定能保住足够的天赋的明智，不至于走投无路。革命的挫折从来不会是失败。
但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革命也一样能犯错误，并且有过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是来谈谈一八三○。一八三○在它的歧路上是幸运的。在那次突然中止的革命以后建立的所谓秩序的措施中，国王应当优于王权。路易－菲力浦是个难得的人。
他的父亲在历史上固然只能得到一个低微的地位，但他本人是值得敬重的，正如他父亲值得受谴责。他有全部私德和好几种公德。他关心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程、自己的安全、自己的事业。他认识一分钟的价值，却不一定认识一年的价值。节俭，宁静，温良，能干，好好先生和好好亲王。和妻子同宿，在他的王宫里有仆从负责引导绅商们去参观他们夫妇的卧榻（在当年嫡系专爱夸耀淫风以后，这种展示严肃家规的作法是有好处的）。他能懂并且能说欧洲的任何种语言，尤其难得的是能懂能说代表各种利益的语言。他是“中等阶级”的可钦佩的代言人，但又超出了它，并且，从所有各方面看，都比它更伟大。他尽管尊重自己的血统，但又聪敏过人，特别重视自身的真实价值，尤其是在宗枝问题上，他宣称自己属于奥尔良系，不属于波旁系；当他还只是个至宁极静亲王殿下的时候，他俨然以直系亲王自居，一旦成了国王陛下，却又是个诚实的平民。在大众面前，不拘形迹，与友朋相处，平易近人；有吝啬的名声，但未经证实；其实，他原不难为自己的豪兴或职责而从事挥霍，但他能勤俭持家。有文学修养，但不大关心文采；为人倜傥而不风流，朴素安详而又坚强。受到家人和族人的爱戴，谈吐娓娓动听，是一个知过能改、内心冷淡、服从目前利益、事必躬亲、不知报怨也不知报德、善于无情地利用庸材来削弱雄才，利用议会中的多数来挫败那些在王权下面隐隐责难的一致意见。爱说真心话，真心话有时说得不谨慎，不谨慎处又有非凡的高明处。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面部表情，长于装模作样。常用欧洲来恫吓法国，又常用法国来恫吓欧洲。不容置辩地爱他的祖国，但更爱他的家庭。视治理重于权力，视权力重于尊严，这种性格，在事事求成方面，有它的短处，它允许耍花招，并不绝对排斥卑劣手段，但也有它的长处，它挽救了政治上的激烈冲突，国家的分裂和社会的灾难。精细，正确，警惕，关心，机敏，不辞疲劳；有时自相矛盾，继又自我纠正。在安科纳大胆地反抗奥地利，在西班牙顽强地反抗英国，炮轰安特卫普，赔偿卜利查①。满怀信心地歌唱《马赛曲》，不知道有颓丧疲劳，对美和理想的爱好，大无畏的豪气，乌托邦，幻想，愤怒，虚荣心，恐惧，具有个人奋战的各种形式。瓦尔米的将军，热马普的士兵，八次险遭暗杀，仍一贯笑容满面，和榴弹兵一样勇敢，和思想家一样坚强。只在欧洲动荡的机会面前担忧，不可能在政治上冒大风险，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从不放松自己的事业，用影响来掩盖自己的意图，使人们把他当作一个英才而不是当作一个国王来服从，长于观察而不善于揣度，不甚重视人的才智，但有知人之明，就是说，不以耳代目。明快锐利的感觉，重视实利的智力，辩才无碍，强记过人；不断地借用这种记忆，这是他唯一象恺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地方。知道实况、细节、日期、具体的名字；不知趋势、热情、群众的天才、内心的呼吁、灵魂的隐秘动乱，简言之，一切人可以称为良知良能的那一切无形活动。为上层所接受，但和法兰西的下层不甚融洽，通权达变，管理过多，统治不足，自己当自己的内阁大臣，极善于用一点小小事物来阻挡思想的洪流，在教化、整顿和组织等方面的真正创造力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讲究程序、斤斤计较的精神状态。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和享有人，有些地方象查理大帝，有些地方又象个书吏，总之，是个超卓不凡的形象，是个能在法国群情惶惑的情况下建立政权并在欧洲心怀嫉妒的情况下巩固势力的亲王。路易－菲力浦将被列于他这一世纪中杰出人物之列，并且，假使他稍稍爱慕荣誉，假使他对伟大事物的感情能和他对实用事物的感情达到同样的高度，他还可以跻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统治者之列。
①卜利查（George Pritchard，1796—1883），英国传教士，毁坏他在塔希提岛的财产是引起一八四三年英法冲突的导火线。
路易－菲力浦生得俊美，老了以后，仍然有风采；不一定受到全国人的赞许，却得到了一般老百姓的好感；他能讨人喜欢。他有这么一种天赋：魅力。他缺少威仪，虽是国王，却不戴王冕，虽是老人，却没有白发。他的态度是旧时代的，习惯却是新时代的，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混合体，正适合一八三○的要求。路易－菲力浦代表王权占统治地位的过渡时期，他保持古代的语音和写法，用来为新思想服务，他爱波兰和匈牙利，但却常写成Polonois，说成hongrais。①他象查理十世那样，穿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制服，象拿破仑那样，佩一条荣誉勋章的勋标。
①正确的拼法应为polonais（波兰人）和hongrois（匈牙利人）。
他很少去礼拜堂，从不去打猎，绝不去歌剧院。不受教士、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这和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有关系的。他没有侍臣。他出门时，胳膊下常夹着一把雨伞，这雨伞一直是他头顶上的光轮。他懂一点泥瓦工手艺，也懂一点园艺，也懂一点医道，他曾为一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车夫放血，路易－菲力浦身上老揣着一把手术刀，正如亨利三世老揣着一把匕首一样。保王派常嘲笑这可笑的国王，笑他是第一个用放血来治病的国王。
在历史对路易－菲力浦的指责方面，有一个减法要做。有对王权的控诉，有对王政的控诉，也有对国王的控诉，三笔账，每一笔的总数都不同。民主权利被废除，进步成了第二位利益，市民的抗议被暴力平息，起义被武装镇压，骚乱被刺刀戳通，特兰斯诺南街①，军事委员会，真正的国家被合法的国家所合并，和三十万特权人物对半分账的政策是王权的业绩；比利时被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征服得过分猛烈，并且，正如英国对待印度那样，野蛮手段多于文明方法，对阿布德－艾尔－喀德②的背信，白莱伊、德茨被收买，卜利查受赔偿，这些是王政的业绩；家庭重于国家的政策，这是国王的业绩。
①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
②阿布德－艾尔－喀德（A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
可以看到，账目清理以后，国王的负担便轻了。
他的大缺点是：在代表法国时，他过于谦逊了。
这缺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我们来谈谈。
路易－菲力浦，作为一个国王，他太过于以父职为重；人们希望能把一个家庭孵化为一个朝代，而他处处害怕，不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了过度的畏怯，使这具有七月十四日民权传统和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厌烦。
此外，如果我们把那些应当最先履行的公职放下不谈，路易－菲力浦对他家庭的那种深切关怀是和他那一家人相称的。那一家人，德才兼备，值得敬佩。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她的族名送进了艺苑，正如查理·德·奥尔良把它送上了诗坛。她感情充沛地塑造过一尊名为《贞德》的石像。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曾从梅特涅的嘴里得到这样一句带盅惑性的恭维话：“这是两个不多见的青年，也是两个没见到过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菲力浦不减一分也不增一分的真情实况。
蓄意要作一个平等亲王，本身具有王朝复辟和革命之间的矛盾，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些便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幸运；人和时势之间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圆满的配合；各得其所，而且具体体现。这就是路易－菲力浦在一八三○的运气。此外，他还有这样一个登上王位的大好条件：流亡。他曾被放逐，四处奔波，穷苦。他曾靠自己的劳力过活。在瑞士，这个法国最富饶的亲王采地的承袭者曾卖掉一匹老马来填饱肚子。他曾在赖兴诺为人补习数学，他的妹子阿黛拉伊德从事刺绣和缝纫。一个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中人所津津乐道的。他曾亲手拆毁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是路易十一所建立，并曾被路易十五使用过的。他是杜木里埃①的袍泽故旧，拉斐德的朋友，他参加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拍过他的肩膀，丹东曾称呼他为年轻人！九三年时，他二十四岁，还是德·沙特尔先生②，他曾坐在国民公会的一间黑暗的小隔厢底里，目击对那个被人非常恰当地称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的判决。革命的昏昧的灼见，处理君主以粉碎君权，凭借君权以粉碎君主，在思想的粗暴压力下几乎没有注意那个人，审判大会上的那种漫天风暴，纷纷质问的群众愤怒，卡佩③不知怎样回答，国王的脑袋在阴风中岌岌可危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所有的人，判决者和被判决者，在这悲剧中的相对清白，这些事物，他都见过，这些惊险场面，他都注视过；他看见了若干个世纪在国民公会的公案前受审；他看见了屹立在路易十六——这个应负责的倒霉蛋——背后黑影中的那个骇人的被告：君主制；他在他的灵魂里一直保存着对那种几乎和天谴一样无私而又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的敬畏心情。
①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②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
③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
革命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回忆仿佛是那些伟大岁月一分钟接一分钟的生动图片。一天，他曾面对一个我们无法怀疑的目击者，把制宪议会那份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名单中的A字部分，单凭记忆，就全部加以改正。
路易－菲力浦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出版是自由的，开会是自由的，信仰和言论也都是自由的。九月的法律是疏略的。他虽然懂得阳光对特权的侵蚀作用，但仍把他的王位敞在阳光下。历史对这种赤诚，将来自有公论。
路易－菲力浦，和其他一切下了台的历史人物一样，今天正受着人类良心的审判。他的案子，还只是在初步审查期间。
历史爽朗直率发言的时刻，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现在还不到对这国王下定论的时候；严正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便已减缓了自己最初的判词；路易－菲力浦是由两个半吊子，所谓二二一和一八三○选出来的，就是说，是由半个议会和半截革命选出来的；并且，无论如何，从哲学所应有的高度来看，我们只能在以绝对民主为原则作出的某些保留情况下来评论他，正如读者已在前面大致见到过的那样；在绝对原则的眼睛里，凡是处于这两种权利——首先是人权，其次是民权——之外的，全是篡夺；但是，在作了这些保留后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总而言之，无论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就路易－菲力浦本人并从他本性善良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引用古代史中的一句老话，说他仍将被认为是历代最好的君王之一。”
他有什么是应当反对的呢？无非是那个王位。从路易－菲力浦身上去掉国王的身份，便剩下了那个人。那个人却是好的。他有时甚至好到令人钦佩。常常，在最严重的忧患中，和大陆上所有外交进行了一整天的斗争之后，天黑了，他才回到他的寓所，精疲力竭，睡意很浓，这时，他干什么呢？他拿起一沓卷宗，披阅一桩刑事案件，直到深夜，认为这也是和欧洲较量有关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刽子手争夺一条人命。他常和司法大臣强辩力争，和检察长争断头台前的一寸土，他常称他们为“罗嗦法学家”。有时，他的桌上满是成堆的案卷，他一定要一一研究，对于他，放弃那些凄惨的犯人头是件痛心的事。一天，他曾对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那同一个目击者说：“今天晚上，我赢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最初几年中，死刑几乎被废除了，重建的断头台是对这位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已随嫡系消逝了’继又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格雷沃刑场，被命名为圣雅克便门刑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感到需要一个大致合法的断头台，这是代表资产阶级里狭隘思想的那部分人的卡齐米尔·佩里埃①对代表自由主义派的路易－菲力浦的胜利之一。路易－菲力浦曾亲手注释贝卡里亚的著作。在菲埃斯基②的炸弹被破获以后，他喊着说：“真不幸，我没有受伤！否则我便可以赦免了。”另一次，我们这时代最高尚的人之一被判为政治犯，他在处理这案件时，联想到内阁方面的阻力，曾作出这样的批示：“同意赦免，仍待我去争取。”路易－菲力浦和路易九世一样温和，也和亨利四世一样善良。
因此，对我们来说，善良既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便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路易－菲力浦受到某些人严峻的评论，也许还受到另一些人粗鲁的评论，一个曾熟悉这位国王、今日已成游魂的人③，来到历史面前为他作证，那也是极自然的；这种证词，不管怎样，首先，明明白白，是不含私意的；一个死人写出的墓志铭总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安慰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里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用害怕人们指着海外的两堆黄土说：“这堆土向那堆土献媚。”
①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
②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
③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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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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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菲力浦当国的初期，天空已多次被惨淡的乌云所笼罩，我们叙述的故事即将进入当时的一阵乌云的深处，本书对这位国王，必须有所阐述，不能模棱两可。
路易－菲力浦掌握王权，并非通过他本人的直接行动，也没使用暴力，而是由于革命性质的一种转变，这和那次革命的真正目的显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奥尔良公爵的他，在其中绝无主动的努力。他生来就是亲王，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的。他绝没有为自己加上这一称号，他一点没有争取，别人把这称号送来给他，他加以接受罢了；他深信，当然错了，但他深信授予是基于人权，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是善意的。我们也真心诚意地说，路易－菲力浦享国是出于善意，民主主义的进攻也是出于善意，种种社会斗争所引起的那一点恐怖，既不能归咎于国王，也不能归咎于民主主义。主义之间的冲突有如物质间的冲突。海洋护卫水，狂风护卫空气，国王护卫王权，民主主义护卫人民；相对抗拒绝对，就是说，君主制抗拒共和制；社会常在这种冲突中流血，但是它今天所受的痛苦将在日后成为它的幸福；并且，不管怎样，那些进行斗争的人在此地是丝毫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两派中的一派显然是错了，人权并不象罗得岛的巨像①那样，同时脚跨两岸，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一只脚踏在君权方面；它是分不开的，只能站在一边；但是错了的人是错得光明的，盲人并不是罪人，正如旺代人不是土匪。我们只能把这些猛烈的冲突归咎于事物的必然性。不问这些风暴的性质如何，其中人负不了责任。
①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胯下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
让我们来完成这一叙述。
一八三○年的政府立即面对困难的生活。它昨天刚生下来，今日便得战斗。
七月的国家机器还刚刚搭起，装配得还很不牢固，便已感到处处暗藏着拖后腿的力量。
阻力在第二天便出现了，也许在前一天便已存在。
对抗势力一月一月壮大起来，并且暗斗变成了明争。
七月革命，我们已经说过，在法国国外并没受到君王们的欢迎，在国内又遇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把它明显的意图通过种种事件揭示给人们，那原是一种晦涩难解的天书。人们拿来立即加以解释，解释得草率不正确，充满了错误、漏洞和反义。很少人能理解神的语言。最聪明、最冷静、最深刻的人慢慢加以分析，可是，当他们把译文拿出来时，事情早已定局了，公共的广场上早已有了二十种译本。每一种译本产生一个党，每一个反义产生一个派，并且每一个党都自以为掌握了唯一正确的译文，每一个派也自以为光明在自己的一边。
当权者本身往往自成一派。
革命中常有逆流游泳的人，这些人都属于旧党派。
旧党派自以为秉承上帝的恩宠，拥有继承权，他们认为革命是由反抗的权利产生出来的，他们便也有反抗革命的权利。错了。因为，在革命中反抗的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恰恰是反抗的反面。任何革命都是一种正常的事业，它本身具有它的合法性，有时会被假革命者所玷污，但是，尽管被玷污，它仍然要坚持下去，尽管满身血迹，也一样要生存下去。革命不是由偶然事件产生的，而是由需要产生的。革命是去伪存真。它是因为不得不发生而发生的。
旧正统主义派也凭着谬误的理解所产生的全部戾气对一八三○年革命大肆攻击。谬见常是极好的炮弹。它能巧妙地打中那次革命的要害，打中它的铁甲的弱点，打中它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主义派抓住了王权问题来攻击那次革命。他们吼道：“革命，为什么要这国王？”瞎子也真能瞄准。这种吼声，也是共和派常常发出的。但是，出自他们，这吼声便合逻辑。这话出自正统主义派的口是瞎说，出自民主主义派的口却是灼见。一八三○曾使人民破产。愤激的民主主义要向它问罪。
七月政权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两面夹击中挣扎。它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政体和永恒的人权之间的那一刹那。
此外，在对外方面，一八三○既已不是革命，并且变成了君主制，它便非跟着欧洲走不可。要保住和平，问题便更加复杂。违反潮流，倒转去寻求和洽，往往比进行战争更为棘手。从这种经常忍气而不尽吞声的暗斗中产生了武装和平——一种连文明自身也信不过的殃民办法。七月王朝无可奈何地象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御的辕轭间腾起前蹄打蹦儿。梅特涅一心要勒紧缰绳。七月王朝在法国受着进步力量的推动，又在欧洲推动那些君主国，那伙行走缓慢的动物。它被拖，也拖人。
同时，在国内，社会上存在着一大堆问题：贫穷、无产阶级、工资、教育、刑罚、卖淫、妇女的命运、财富、饥寒、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币制、信贷、资本的权利、劳工的权利等，情势岌岌可危。
在真正的政党以外，还出现另一种动态。和民主主义的酝酿相呼应的还有哲学方面的酝酿。优秀人物和一般群众都感到困惑，情况各不同，但同在困惑中。
有些思想家在思考，然而土壤，就是说，人民大众，受到了革命潮流的冲击，却在他们下面，被一种无以名之的癫痫震荡着。这些思想家，有的单干，有的汇合成派，并且几乎结为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冷静而深入地揭示出来；这些坚忍的无动于衷的地下工人把他们的坑道静静地挖向火山的深处，几乎不为潜在的震动和隐约可辨的烈焰所动摇。
那种平静并非是那动荡时代最不美的景象。
那些人把各种权利问题留给政党，他们一心致力于幸福问题。
人的福利，这才是他们要从社会中提炼出来的东西。
他们把物质问题，农业、工业、商业等问题提到了几乎和宗教同样高贵的地位。文明的构成，成于上帝的少，成于人类的多，在其中，各种利益都以某一种动力的规律彼此结合、汇集、搀和，从而构成一种真正坚硬的岩石，这已由那些经济学家——政治上的地质学家——耐心研究过的。
他们试图凿穿这岩石，使人类无上幸福的源泉从那里源源喷出，这些人，各自聚集在不同的名称下面，但一律可用社会主义者这个属名来称呼他们。
他们的工程包括一切，从断头台问题直到战争问题都被包括在内。在法兰西革命所宣告的人权之外，他们还加上了妇女的权利和儿童的权利。
这点是不足为奇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一一从理论上作出详尽的论述，我们只打算略提一下。
社会主义者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如果把那些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都撇开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
生产财富。
第二个问题：
分配财富。
第一个问题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包括工资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劳力的使用。
第二个涉及享受的配给。
从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大众的权力。
从享受的合理配给产生个人的幸福。
所谓合理的配给，并非平均的配给，而是公平的配给。最首要的平等是公正。
把外面的大众权力和里面的个人幸福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便产生了社会的繁荣。
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它出色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失当。这种只完成一个方面的解决办法必然把它引向这样两个极端：丑恶不堪的豪华和丑恶不堪的穷苦。全部享受归于几个人，全部贫乏归于其余的人，就是说，归于人民；特权、例外、垄断、封建制都从劳动中产生。把大众的权力建立在私人的穷苦上面，国家的强盛扎根于个人的痛苦中，这是一种虚假的、危险的形势。这是一种组织得不好的强盛，这里面只有全部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以为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他们搞错了。他们的分配扼杀生产。平均的授予取消竞争。从而也取消劳动。这是那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法。因此，不可能停留在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上。扼杀财富并不是分配财富。
这两个问题必须一同解决，才能解决得当。两个问题必须并为一个来加以解决。
只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吧，你将成为威尼斯，你将成为英格兰。你将和威尼斯一样只有一种虚假的强盛，或是象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上的强盛，你将成为一个恶霸。你将在暴力前灭亡，象威尼斯的末日那样，或是在破产中灭亡，象英格兰的将来那样。并且世界将让你死亡，让你倒下，因为凡是专门利己，凡是不能为人类代表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事物，世界总是让它们倒下去，死去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民族，而是那些社会结构，指高踞在那些民族上面的寡头政治，不是那些民族本身。对于那些民族，我们始终是尊敬、同情的。威尼斯的民族必将再生，英格兰的贵族必将倾覆，英格兰的民族却是不朽的。这话说了以后，我们继续谈下去。解决那两个问题，鼓励富人，保护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所施的不合理的剥削，煞住走在路上的人对已达目的的人所怀的不公道的嫉妒，精确地并兄弟般地调整对劳动的报酬，结合儿童的成长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并使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在利用体力的同时发展人们的智力，让我们成为一个强国的人民，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实行财产民主化，不是废除财产，而是普及财产，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都成为有产者，这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总而言之，要知道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这样，你便能既有物质上的强大，也有精神上的强大，这样，你才有资格自称为法兰西。
这便是不同于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并高出于它们之上的社会主义所说的，这便是它在实际事物中所探索的，这便是它在理想中所设计的。
可贵的毅力！神圣的意图！
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阻力，国务活动家必须和哲学家们一同正视的那种出人意料的需要，一些零乱而隐约可见的论据，一种有待于创始、既能调和旧社会而又不过分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不得不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①的形势，对从暴动中明显反映出来的进步力量的预感，议会和街道，发生在他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竞争，他对革命的信念，也许是模糊地接受了一种从正式而崇高的权利里产生的临时退让心情，他重视自己血统的意志，他的家庭观念，他对人民的真诚尊重，他自己的忠厚，这一切，常使路易－菲力浦心神不定，几乎感到痛苦，并且，有时，尽管他是那么坚强、勇敢，也使他在当国王的困难前感到灰心丧气。
他觉得在他脚下有种可怕的分裂活动，但又不是土崩瓦解，因为法兰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
阴霾遮住天边。一团奇特的黑影越移越近，在人、物、思想的上空慢慢散开，是种种仇恨和种种派系的黑影。被突然堵住了的一切又在移动酝酿了。有时，这忠厚人的良心不能不在那种夹杂诡辩和真理的令人极不舒畅的空气里倒抽一口气。人们的心情如同风暴将临时的树叶，在烦惑的社会中发抖。电压是那么强，以致常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种时刻突然闪过。接着又是一片黑暗昏黄。间或有几声闷雷在远处隐隐轰鸣，使人们意识到云中蕴蓄着的电量。
七月革命发生后还不到二十个月，一八三二年便在紧急危殆的气氛中开始了。人民的疾苦，没有面包的劳动人民，最后一个孔代亲王的横死②，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而驱逐纳索家族的布鲁塞尔，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而终被交给一个英格兰亲王的比利时，尼古拉的俄罗斯仇恨，站在我们背后的两个南方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意大利的地震，把手伸向博洛尼亚的梅特涅，在安科纳以强硬手段对付奥地利的法兰西，从北方传来把波兰钉进棺材的那阵无限悲凉的锤子声音，整个欧洲瞪眼望着法国的那种愤激目光，随时准备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不可靠的盟国英格兰，躲在贝卡里亚背后拒绝向法律交出四颗人头的贵族院，从国王车子上刮掉的百合花，从圣母院拔去的十字架，物化了的拉斐德，破产了的拉菲特，死于贫困的班加曼·贡斯当，死于力竭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在这王国的两个都市中——一个思想的城市，一个劳动的城市——同时发生的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的民权战争，里昂的奴役战争，两个城市中的同一种烈焰，出现在人民额头上的那种类似火山爆发的紫光，狂烈的南方，动荡的西方，待在旺代的德·贝里公爵夫人，阴谋，颠覆活动，暴乱，霍乱，这些都在种种思潮的纷争之上增添了种种事变的纷起。
①在法国一八三○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臣。
②孔代（Condé），波旁家族的一个支系，一八三○年孔代亲王被人吊死在野外，未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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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史所自出而为历史所不知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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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四月底时，一切情况都严重起来了。酝酿成了沸腾。从一八三○年起，这里那里都有过一些局部的小骚动，立即遭到了扑灭，但是随扑随起，这是地下暗流进行大汇合的信号。大动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种可能的革命已露出若隐若现的迹象。法国望着巴黎，巴黎望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暗中早已火热，即将进入沸腾。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是严肃而汹涌澎湃的，虽然把这两组形容词连在一起来谈那些店是显得有些特别的。
在那些地方，人们根本或干脆不把政府放在眼里。人们在那里公开讨论“是打还是呆着不动的问题”。在那些店的一些后间里，有人在听取一些工人宣誓：“一听到告警的呼声，便立即跑到街上，并且不问敌人多少，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一个坐在那店角落里的人便“敞着嗓门”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有时，那人还走到一层楼上的一间关上了门的屋子里，并在那里举行一种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仪式。那人教初入组织的人作出诺言：“为他服务，如同对家长那样。”那是一种公式。
在那些矮厅里，有人在阅读“颠覆性”的小册子。“他们冒犯政府”，当时一个秘密报告这样说。
在那些地方，人们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不知道首领们的姓名。我们，要到最后的两个钟头才能知道日期。”一个工人在说：“我们一共三百人，每人十个苏吧，就会有一百五十法郎，可以用来制造枪弹和火药。”另一个工人说：“我不指望六个月，也不指望两个月。不到两星期我们便要和政府面对面了。有了两万五千人，便可以交一下手。”另一个说：“我从不睡，因为我整夜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不时走来“耍派头”，“指手画脚”和那些“重要角色”握握手，便走了。他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十分钟。人们低声谈着一些有深意的话：“布置已经完成，事情已经到了头了。”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所有在场的人都嗡嗡地那样说。”群情是那样激奋，以致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道：“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大兵们有！”这样便无意中引用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还说：“更重要的秘密，他们不在那些地方传达。”旁人不大明了他们在说了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以后还瞒着些什么。
那些会有时是定期举行的。在某些会里，从来不超过八个或十个人，并且老是原来那几个。另外一些会，任人随意参加，会场便拥挤到有些人非立着不可。到会的人，有的是出于激情和狂热，有的是因为“那是找工作的路子”。和革命时期一样，在那些饮料店里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她们拥抱那些新到会的人。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意义的事。
有一个人走进一家饮料店，喝过以后，走出店门说道：“酒老板，欠账，革命会照付的。”
人们常在夏罗纳街对面、一个饮料店老板的家里选派革命工作人员。选票是投在鸭舌帽里的。
有些工人在柯特街一个收学生的剑术教师家里聚会。他家里陈列了各种武器：木剑、棍、棒、花剑。一天，他们把那些花剑头上的套子全去掉了。有个工人说：“我们是二十五个人，但是他们不把我算在内，因为他们把我看作一个饭桶。”这饭桶便是日后的凯尼赛①。
①凯尼赛（Quénisset），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三日谋刺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
预先思考过的种种琐事也渐渐传开了。一个扫着大门台阶的妇人曾对另一个妇人说：“大家早已在拼命赶做枪弹了。”人们也对着街上的人群宣读一些对各省县国民自卫军发出的宣言。有一份宣言的签字人是“酒商，布尔托”。
一天，在勒努瓦市场的一个酒铺门前，有个生着络腮胡子、带意大利口音的人立在一块墙角石上，高声朗读一篇仿佛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文告。一群群的人向他的四周聚拢来，并对他鼓掌。那些最使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搜集记录下来：“……我们的学说被禁止了，我们的宣言被撕毁了，我们的宣传员受到了暗中侦察并被囚禁起来了……”“……最近棉纱市场的混乱现象替我们说服了许多中间派……”“……人民的将来要由我们这个惨淡的行列来经营……”“……摆着的问题就是这样：动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时代，人们已不承认有什么无为状态或不动状态。为人民还是反人民，问题就在这里。再没有旁的。”“……等到有一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适合你们的要求了，粉碎我们就是，但是在那以前，请协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公开说的。
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事，正因为它们大胆，引起了人民的怀疑。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跳上一块圣玛格丽特街转角处的墙角石并且喊道：“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人民在他那巴贝夫的下面嗅到了吉斯凯的臭味①。
①吉斯凯（Gisquet），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一八三一年曾任警署署长。
那个人还说了许多话，其中有这么一段：
“打倒私有财产！左派的反对是无耻的，口是心非的。当他们要显示自己正确的时候，他们便宣传革命。可是，为了不失败，他们又自称是民主派，为了不战斗，他们又自称是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一些生着羽毛的动物。你们得对共和主义者提高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闭嘴，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这样喊。
这一声喊便堵住了那篇演说。
还发生过一些费解的事。
天快黑时，一个工人在运河附近遇见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人”对他说：“你去什么地方，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却认识你，我。”那人接着还说：“你不用怕。我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怀疑你不怎么可靠。你知道，要是你走漏消急，人家的眼睛便盯在你身上。”接着，他和那工人握了一下手，临走时还说：“我们不久再见。”
不止是在那些饮料店里，在街上，伸着耳朵的警察们也听到一些奇怪的对话：“赶快申请参加。”一个纺织工人对一个细木工说。
“为什么？”
“不久就要开火了。”
两个衣服破烂的人在街上一面走，一面说出了这么几句耐人寻味、富有明显的扎克雷①味道的话：
“谁统治我们？”
“菲力浦先生。”
“不对，是资产阶级。”
①扎克雷（Jacquerie），指一二五八年法国的农民起义。
谁要是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到“扎克雷味道”含有恶意，那他便误会了。扎克雷，指的是穷人。而挨饿的人都有权利。另一次，有两个人走过，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进攻计划。”
四个人蹲在宝座便门圆路边的土坑里谈心，旁人只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他不再在巴黎蹓跶。”
谁呀，“他”？吓坏人的闷葫芦。
那些“主要头儿”——这是郊区的人常用的称号——不露面。人们认为他们常在圣厄斯塔什突角附近的一家饮料店里开讨论会。一个叫奥古什么的人，蒙德都街缝衣业互助社的首领，被认为是那些头儿和圣安东尼郊区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是头儿们的情况始终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任何一点具体事实能回击一个被告日后在贵族院作出的那句怪傲慢的答词：
“您的首领是什么人？”
“我一个也不知道，一个也不认得。”
这也只不过是一些隐隐闪闪的片言只语，有时，也只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另外还有一些偶然出现的迹象。
一个木工在勒伊街一处房屋建筑工地周围的栅栏上钉木板时，在工地上拾到一封被撕破的信的一个片段，从那上面还可以看出这样几行字：
“……委员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为防止各种不同的社团在各组征调人员……”
另有附言：
“据我们了解，在郊区鱼市街附五号，一个武器商人家的院子里有五千或六千支步枪。本组毫无武器。”
使那木工惊奇并把这东西递给他的伙伴们看的是，在相隔几步的地方，他又拾到另外一张纸，同样是撕破了的，但更有意义，这种奇特的材料具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照原样把它抄录下来：
QCDE 请将本表内容背熟记牢。随后加
以撕毁。已被接纳人员，在接受了你
们所传达的指示以后，也应同样办
理。
敬礼和博爱。
uoga
1
fe L。
当日发现这张表格并为之保密的那几个人直到日后才知道那四个大写字母的含义：Quinturions（五人队长），CenturiAons（百人队长），Décurions（十人队长），Eclaireurs（先锋队），
uoga
1
fe这几个字母代表一个日期：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在每个大写字母下面，登记着姓名和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例如：Q．巴纳雷尔，步枪8支，枪弹83粒，人可靠。C．布比埃尔，手枪1支，枪弹40粒。D．罗莱，花剑1柄，手枪1支，火药1斤。E．德西埃，马刀1把，枪弹匣1个，准时。德赫尔，步枪8支，勇敢。等等。
木工在同一处工地上，还找到第三张纸，纸上用铅笔很清楚地写了这么一个费解的单子：
团结。布朗夏尔。枯树。6。
巴拉。索阿兹。伯爵厅。
柯丘斯科。奥白利屠夫？
J．J．R．
凯尤斯·格拉古。
审核权。迪丰。富尔。
吉伦特派垮台。德尔巴克。莫布埃。
华盛顿。班松。手枪1，弹86。
《马赛曲》。
人民主权。米歇尔。坎康布瓦。马刀。
奥什。
马尔索。柏拉图。枯树。
华沙。蒂伊，《人民报》叫卖。
那个保存这张单子的诚实的市民知道它的含义。据说这单子上是人权社第四区各组组长的姓名住址的全部登记。所有这些被埋没了的事到今天已成历史，我们不妨把它公开出来。还应当补充一点，人权社的成立似乎是在发现这张单子的日期以后。这也许只是一个初步名单。
可是，在那些片言只语和道听途说以后，在那些纸上的一鳞半爪以后，又有一些具体事实开始冒出头来。
波邦古街，在一个旧货商人的铺子里，人们从一张抽斗柜的一个抽斗里搜出了七张一式一样从长里一折四的灰色纸，这几张纸下面还有二十六张用同样的灰色纸裁成的四方块，并且卷成了枪弹筒的形状，另外还有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
硝 十二英两
硫磺 二英两
炭 二英两半
水 二英两
搜查报告还证明抽斗里有强烈的火药味。
一个收工回家的泥瓦工人把他的一个小包忘了，丢在奥斯特里茨桥旁的一条长凳上。这小包被人送到警察哨所。打开来看，包里有两份问答体的印刷品，作者叫拉奥杰尔，还有一首题名为《工人们，团结起来》的歌，和一个盛满了枪弹的白铁盒子。
一个工人在和一个同伴喝酒时，要那同伴摸摸他多么热，那同伴发现他的褂子下有一支手枪。
一群孩子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和宝座便门之间、那段行人最少的公路旁的坑里游戏，他们从一堆刨花和垃圾下找出了一个布口袋，袋里盛着一个做枪弹的模子，一根做枪弹筒的木棍，一个还剩有一些猎枪火药的瓢和一个生铁锅，锅里留有明显的熔铅痕迹。
几个警务人员在早晨五点钟突然冲进一个叫帕尔东的人的家里，发现他正立在床边，手里拿着几个枪弹筒在做。这人便是日后参加美里街垒的一员，一八三四年四月起义时牺牲了的。
快到工人们休息时，有人看见两个人在比克布斯便门和夏朗东便门之间，在两堵墙间的一条巡逻小道旁的一家大门前、有一套暹罗游戏的饮料店附近碰头。一个从工作服下取出一支手枪，把它交给另一个。正要给他时，他发现胸口上的汗水把火药浸潮了一点。他重新上那支手枪，在药池里原有的火药上添上一些火药。随后，那两个人便分头走开了。
一个名叫加雷、日后四月事件发生那天在博布尔街被杀的人，常夸口说在他家里有七百发子弹和二十四颗火石。
政府在某天得到通知说最近有人向郊区散发了一些武器和二十万发枪弹。一星期过后，又散发了枪弹三万发。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一点也没有破获。一封被截留的信里说：“八万爱国志士在四个钟头以内一齐拿起武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所有这些酝酿活动全是公开的，几乎可以说是安然无事的。即将发作的暴动从容不迫地在政府面前准备它的风雷。这种仍在暗中进行、但已隐约可见的危机可说是无奇不有。资产阶级泰然自若地和工人们谈论着正在准备中的事。人们问道：“暴动进行得怎么样了？”问这话的语气正如问：“您的女人身体健康吧？”
莫罗街的一个木器商人问道：“你们几时进攻呀？”
另一个店铺老板说：
“马上就要进攻了。我知道。一个月以前，你们是一万五千人，现在你们有两万五千人了。”他献出了他的步枪，一个邻居还愿意出让一支小手枪，讨价七法郎。
总之，革命的热潮正在高涨。无论是在巴黎或法国，没有一处能例外。动脉处处在跳动。正如某些炎症所引起、在人体内形成的那种薄膜那样，秘密组织的网已开始在全国四散蔓延。从那既公开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产生了人权社，这人权社曾在它的一份议事日程上写上这样的日期：“共和纪元四十年雨月”，虽经重罪裁判所宣判勒令解散，它仍继续活动，并用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名称为它的小组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