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有东西吃吗？”那人问。
“得稍微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这时，新来的客人正转过背去烘火，那位象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又从丢在窗台旁小桌子上的那张旧报纸上扯下一角。他在那白报纸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又把这张破纸折好，并不封，交给一个好象是他的厨役又同时是他的跑腿的小厮。旅舍主人还在那小伙计耳边说了一句话，小伙计便朝着市政厅的方向跑去了。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些经过。
他又问了一次：
“马上有东西吃吗？”
“还得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那孩子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纸。主人急忙把它打开，好象一个等候回音的人，他仿佛细心地读了一遍，随后又点头，想了想。他终于朝着那心神似乎不大安定的旅客走上一步。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您。”
那个人从他的坐位上半挺着身子。
“怎么！您恐怕我不付钱吗？您要不要我先会账？我有钱呢，我告诉您。”
“不是为那个。”
“那么是为什么？”
“您有钱……”
“有。”那人说。
“但是我，”主人说，“我没有房间。”
那人和颜悦色地说：“把我安顿在马房里就是了。”
“我不能。”
“为什么？”
“那些马把所有的地方都占了。”
“那么，”那人又说，“阁楼上面的一个角落也可以。一捆草就够了。我们吃了饭再看吧。”
“我不能开饭给您吃。”
那个外来人对这种有分寸而又坚硬的表示感到严重了，他站立起来。
“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出来，我就走起。走了十二法里①的路程。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①一法里等于现在的四公里。
“我一点东西也没有。”旅舍主人说。
那汉子放声大笑，转身朝着那炉灶。
“没有东西！那是什么？”
“那些东西全是客人定了的。”
“谁定的？”
“那些车夫先生定了的。”
“他们多少人？”
“十二个人。”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东西。”
“那都是预先定好并且付了钱的。”
那个人又坐下去，用同样的口吻说：
“我已经到了这客栈里，我饿了，我不走。”
那主人弯下身子，凑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吻说：
“快走。”
这时，那旅客弯下腰去了，用他棍子的铁梢拨着火里的红炭，他蓦地转过身来，正要开口辩驳，可是那旅舍主人的眼睛盯着他，照先头一样低声说：
“我说，废话已经说够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一见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
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那张完全打开了的、从旅舍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转回旅舍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会不响，接着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我素来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还是走吧。”
那人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好象一个受了侮辱、满腔委屈的人，他紧靠着墙壁，信步往前走。他的头一次也没有回转过。假使他回转头来，他就会看见那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正立在他门口，旅舍里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围着他，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长论短；并且从那一堆人的惊疑的目光里，他还可以猜想到他的出现不久就要搞得满城风雨。
那些经过，他完全没有瞧见。心情沮丧的人，总是不朝后面看的。他们只觉得恶运正追着他们。
他那样走了一些时候，不停地往前走，信步穿过了许多街道，都是他不认识的，忘了自身的疲乏，人在颓丧时是常有这种情况的。忽然，他感到饿得难熬。天也要黑了。他向四周望去，想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既享以闭门羹，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
恰好在那条街的尽头，燃起了一盏灯，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显出一根松枝，悬在一条曲铁上。他向那地方走去。
那确是一家酒店。就是沙佛街上的那家酒店。
那行人停了一会，从玻璃窗口望那酒家底层厅房的内部，看见桌上的灯正点着，壁炉里的火也正燃着。几个人在里面喝酒。老板也傍着火。一只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焰中烧得发响。
这家酒店，同时也是一种客栈，它有两扇门，一扇临街，另一扇通一个粪土混积的小天井。
那行人不敢由临街的门进去。他先溜进天井，待了一会，再轻轻地提起门闩，把门推开。
“来的是谁？”那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的，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可以住。”
跟着，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他这面有灯光照着，那面有火光照着。当他解下那口袋时，大家都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那老板向他说：
“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一阵香味从锅里冲出。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当时所能辨别出来的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神情，同时又搀杂着另外一种由于长期苦痛而起的愁容。
那是一副坚强有力而又忧郁的侧形。这相貌是稀有的，一眼看去象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正象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当时，在那些围着桌子坐下的人中有个鱼贩子。他在走进沙佛街这家酒店以前，到过拉巴尔的旅舍，把他的马寄放在马房里，当天早晨他又偶然碰见过这个面恶的外来人在阿塞湾和……（我已忘了那地名，我想是爱斯古布龙）之间走着。那外来人在遇见他时曾请求让他坐在马臀上，他当时已显得非常困顿了，那鱼贩子却一面支吾，一面加鞭走了。半点钟以前，那鱼贩子也是围着雅甘·拉巴尔那堆人中的一个，并且他亲自把当天早晨那次不愉快的遭遇告诉了柯耳巴十字架旅舍里的那些人。这时他从他座上向那酒店老板使了个眼色。酒店老板就走到他身边。彼此低声交谈了几句。那个赶路的客人却正在想他的心事。
酒店老板回到壁炉旁边，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
“你得离开此地。”
那个生客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
“唉！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舍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那人提起他的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出店门，又遇到几个孩子，扔着石子打他，那起孩子是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专在门口候他出来的。他狼狈地回转来，扬着棍子表示要打，孩子们也就象一群小鸟似的散了。
他走过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便拉动那口钟。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宵？”
有个人的声音回答说：
“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那小墙洞又闭上了。
他走到一条有许多花园的小街。其中的几处只用篱笆围着，那样可以使街道显得更生动。在那些花园和篱笆之间，他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有灯光。他从那玻璃窗朝里看，正好象他先头望那酒店一样。那是一大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床，床上铺着印花棉布的床单，屋角里有只摇篮，几张木椅，墙上挂着一枝双管枪。屋子中间有桌子，桌上正摆着食物。一盏铜灯照着那块洁白宽大的台布，一把灿烂如银的盛满了酒的锡壶和一只热气腾腾的栗黄汤钵。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喜笑颜开的男子，他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纪正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的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这个异乡人在那种温柔宁静的景物前出了一会神。他心里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来。也许他正想着那样一个快乐的家庭应当是肯待客的吧，他在眼前的那片福地上也许找得着一点恻隐之心吧。
他在玻璃窗上极轻地敲了一下。
没有人听见。
他敲第二下。
他听见那妇人说：
“当家的，好象有人敲门。”
“没有。”她丈夫回答。
他敲第三下。
那丈夫立起来，拿着灯，走去把门开了。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半农半工模样的人。身上围着一件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他的左肩，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红手巾、一只火药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由一根腰带兜住，在他的肚子上鼓起来。他的头朝后仰着，一件翻领衬衫大大敞开，露出了白皙光滑的牛脖子。他有浓厚的眉毛，腮帮上留着一大片黑胡须，眼睛不凹，下颏突出，在那样的面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怡然自得的神气。
“先生，”那过路人说，“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宵？请您说，您可以吗，假使我出钱的话？”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那人回答说：
“我是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农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客栈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没有的事。今天又不是演杂技的日子，又不是赶集的日子。您到拉巴尔家去过没有？”
“去过了。”
“怎样呢？”
那过路人感到为难，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他不肯接待我。”
“您到沙佛街上那叫做什么的家里去过没有？”
那个外来人更感困难了，他吞吞吐吐地说：
“他也不肯接待我。”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起了戒惧的神情，他从头到脚打量那陌生人，并且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说：
“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
他又对那外来人看了一眼，向后退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了他的枪。
那妇人听见那农民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以后，也立了起来，抱着她的两个孩子，赶忙躲在她丈夫背后，惊慌失措地瞧着那个陌生人，敞着胸口，睁大了眼睛，她低声说：“佐马洛德。”①这些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快些。屋主把那“人”当作毒蛇观察了一番之后，又回到门前，说道：
“滚！”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一枪！”农民说。
①佐马洛德（tsoCmaraude），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即野猫。——作者原注。
随后他把门使劲关上，那人还听见他推动两条大门闩的声音。过一会儿，板窗也关上了，一阵上铁门的声音直达外面。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望去仿佛是草墩搭起来的。他下定决心，越过一道木栅栏，便到了那园里。他朝着那茅棚走去，它的门只是一个狭而很低的洞，正象那些筑路工人替自己在道旁盖起的那种风雨棚。他当然也认为那确实是一个筑路工人歇脚的地方，现在他感到又冷又饿，实在难熬。他虽然已不再希望得到食物，但至少那还是一个避寒的地方。那种棚子照例在晚上是没有人住的。他全身躺下，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一会，他实在太疲倦了，一点也不能动。随后，因为他背上还压着一个口袋，使他很不舒服，再说，这正是一个现成的枕头，他便动手解开那捆口袋的皮带。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抬起眼睛。黑暗中瞧见在那茅棚的洞口显出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自己本是胆大力壮，猛不可当的人，他拿起他的棍子，当作武器，拿着布袋当作藤牌，慢慢地从那狗窝里爬了出来，只是他那身褴褛的衣服已变得更加破烂了。
他又走出花园，逼得朝后退出去，运用棍术教师们所谓“盖蔷薇”的那种棍法去招架那条恶狗。
他费尽力气，越过木栅栏，回到了街心，孤零零，没有栖身之所，没有避风雨的地方，连那堆麦秸和那个不堪的狗窝也不容他涉足，他就让自己落（不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有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骂道：“我连狗也不如了！”
不久，他又立起来，往前走。他出了城，希望能在田野中找到一棵树或是一个干草堆，可以靠一下。
他那样走了一段时间，老低着头。直到他感到自己已和那些人家离得远了，他才抬起眼睛，四面张望。他已到了田野中，在他前面，有一片矮丘，丘上覆着齐地割了的麦茬，那矮丘在收获之后就象推光了的头一样。
天边已全黑了，那不仅是夜间的黑暗，仿佛还有极低的云层，压在那一片矮丘上面，继又渐渐浮起，满布天空。但是，由于月亮正待上来，穹苍中也还留着一点暮色的余辉，浮云朵朵，在天空构成了一种乳白的圆顶，一线微光从那顶上反照下来。
因此地面反比天空显得稍亮一些，那是一种特别阴森的景色，那片矮丘的轮廓，荒凉枯瘦，被黑暗的天边衬托得模糊难辨，色如死灰。所有这一切都是丑恶、卑陋、黯淡、无意义的。在那片田野中和矮丘上，空无所有，只见一棵不成形的树，在和这个流浪人相距几步的地方，蜷曲着它的枝干，摇曳不定。
显然，这个人在智慧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谈不上有那些细腻的习气，因而对事物的神秘现象也就无动于衷；可是当时，在那样的天空中，那样的矮丘上，那样的原野里，那样的树杪头，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凄凉意味，因此他在凝神伫立一阵以后，也就猛然折回头走了。有些人的本能常使他们感到自然界是含有恶意的。
他顺着原路回去。迪涅的城门都已关上了。迪涅城在宗教战争①中受过围攻，直到一八一五年，它周围还有那种加建了方形碉楼的旧城墙，日后才被拆毁。他便经过那样一个缺口回到城里。
①指十六世纪中叶法国新旧两派宗教进行的战争。
当时应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因为他不认识街道，他只得信步走去。他这样走到了省长公署，过后又到了教士培养所。在经过天主堂广场时，他狠狠地对着天主堂扬起了拳头。
在那广场角上有个印刷局。从前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亲自口授，继又带回大陆的诏书及《羽林军告军人书》便是在这个印刷局里第一次排印的。
他已经困惫不堪，也不再希望什么，便走到那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下来。
恰巧有个老妇人从那天主堂里出来，她看见这个人躺在黑暗里，便说：
“您在这儿干什么，朋友？”
他气冲冲地、粗暴地回答说：
“您瞧见的，老太婆，我在睡觉。”
那老太婆，确也当得起这个称呼，她是R侯爵夫人。
“睡在这石凳上吗？”她又问。
“我已经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人说，“今天要来睡睡石板褥子了。”
“您当过兵吗？”
“是呀，老太婆。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到客栈里去？”
“因为我没有钱。”
“唉！”R夫人说，“我荷包里也只有四个苏。”
“给我就是。”
那人拿了那四个苏。R夫人继续说：
“这一点钱，不够您住客栈。不过您去试过没有？您总不能就这样过夜呀。您一定又饿又冷。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宵。”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
“怎样呢？”
“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太婆”推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院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
“所有的门，”她又说，“您都敲过了？”
“敲过了。”
“敲过那扇没有呢？”
“没有。”
“去敲那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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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智慧提出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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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从城里散步回来，便关上房门，在自己屋子里一径待到相当晚的时候。当时他正对“义务”问题进行一种巨大的著述工作，可惜没有完成。他起初要把从前那些神甫和博士们就这一严重问题发表过的言论细心清理出来。他的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的义务，第二部分是各个阶层中个人的义务。大众的义务是重要义务。共分四种。根据圣马太的指示，分作对天主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节），对他人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对众生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十五节），关于其他各种义务，主教又在旁的地方搜集了一些关于其他各种义务的指示和规定，人主和臣民的义务，在《罗马人书》里；官吏、妻子、母亲、青年男子的义务，是圣保罗明定了的；丈夫、父亲、孩童、仆婢的义务，在《以弗所书》里；信徒的义务，在《希伯来书》里；闺女的义务，在《哥林多书》里。他正苦心孤诣地着手把所有这些条规编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供世人阅读。
八点钟他还在工作，当马格洛大娘按平日习惯到他床边壁柜里去取银器时，他正在一张小方纸上勉强写着字，因为他膝头上正摊着一本碍手碍脚的厚书。过了一会，主教觉得餐具已经摆好，他的妹子也许在等待，他才阖上书本，起身走进餐室。
那餐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有个壁炉，门对着街（我们已经说过），窗子对着花园。
马格洛大娘刚刚把餐具摆好。
她尽管忙于工作，却仍和巴狄斯丁姑娘聊天。
桌子靠近壁炉，桌上放了一盏灯。炉里正燃着相当大的火。
我们不难想见那两个都已年逾六十的妇人：马格洛大娘矮小、肥胖、活跃，巴狄斯丁姑娘温和、瘦削、脆弱，比她哥稍高一点，穿件蚤色绸袍，那是一八○六年流行的颜色，是她那年在巴黎买的，一径保存到现在。如果我们用粗俗的字眼来说（有些思想往往写 还说不清楚，可是单用一个俗字便可表达出来），马格洛大娘的神气象个“村婆”，巴狄斯丁姑娘却象“夫人”。马格洛大娘戴顶白楞边帽，颈上挂个小金十字，算是这家里独一无二的首饰了。她身穿玄青粗呢袍，袖子宽而短，领口里露出一条雪白的围脖，一根绿带子拦腰束住一条红绿方块花纹的棉布围裙，外加一块同样布料的胸巾，用别针扣住上面的两只角，脚上穿双马赛妇女穿的那种大鞋和黄袜。巴狄斯丁姑娘的袍子是照一八○六年的式样裁剪的，上身短，腰围紧，双肩高耸，盘花扣绊。她用一顶幼童式的波状假发遮着自己的斑白头发。马格洛大娘的神气是伶俐、活泼、善良的，她的两只嘴角，一高一低，上唇厚，下唇薄，使她显得怫郁和躁急。只要主教不说话，她总用一种恭敬而又不拘形迹的态度和他谈个不休；主教一开口，她又和那位姑娘一样，服服帖帖唯命是从了，这是大家都见过的。巴狄斯丁姑娘连话也不说。她谨守在听命与承欢的范围以内。即使是少年时期她也并不漂亮，她的蓝眼睛鼓齐面部，鼻子长而曲；但是她的整个面庞和整个人都含有一种说不出的贤淑气度，那是我们在开始时谈过的，她生性仁厚，而信仰、慈悲、愿望，这三种使心灵温暖的美德又渐渐把那种仁厚升为圣德了。她天生就是一头驯羊，宗教却已使她成为天使。可怜的圣女！不可复得的甘美的回忆！
巴狄斯丁姑娘曾把当天晚上发生在主教院里的那些事对人传述过无数次，以致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记得极其详尽。
主教先生走进来时，马格洛大娘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话。她正和“姑娘”谈着一个她所熟悉而主教也听惯了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大门的门闩问题。
好象是马格洛大娘在买晚餐食料时，在好几处听见了许多话。大家说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宵小，一个形迹可疑的恶棍，他大约已到了城里的某个地方，今晚打算深夜回家的人也许会遭殃，而且警务又办得很坏，省长和市长又互不相容，彼此都想惹出一些事故，好嫁祸于人。所以聪明人只有自己负起警察的责任，好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应当小心，把各人的房子好好地关起，闩起，堵塞起来，尤其要好好地把各人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大娘把最后那句话说得格外响些，但是主教从他那间冷冰冰的屋子里走进来坐在壁炉面前烤着火，又想着旁的事了。他没有让马格洛大娘刚才说的话产生影响。她只得再说一遍，于是巴狄斯丁姑娘为了想救马格洛大娘的面子而又不触犯阿哥，便冒着险，轻轻说道：
“哥，您听见马格洛大娘说的话没有？”
“我多少听见了一点。”主教回答说。
随后，他把椅子转过一半，两手放在膝上，炉火也正从下面照着他那副笑容可掬的诚恳面孔，他抬起头对着那年老的女仆说：
“好好的。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难道我们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
于是马格洛大娘又把整个故事从头说起，无意中也不免稍稍说得过火一些。据说有一个游民，一个赤脚大汉，一个恶叫化子这时已到了城里。他到过雅甘·拉巴尔家里去求宿，拉巴尔不肯收留他，有人看见他沿着加桑第大路走来，在街上迷雾里荡来荡去。他是一个有袋子、有绳子、面孔凶恶的人。
“真的吗？”主教说。
他既肯向她探问，马格洛大娘自然更起劲了，在她看来，这好象表明主教已有意戒备了，她洋洋得意地追着说：“是呀，主教。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城里一定要出乱子。大家都这样说。加以警务又办得那样坏（这是值得再提到的）。住在山区里，到了夜里，衔上连路灯也没有！出了门就是一个黑洞。我说过，主教，那边的姑娘也这样说……”
“我，”妹子岔着说，“我没有意见。我哥做的事总是好的。”
马格洛大娘仍继续说下去，好象没有人反对过她似的：
“我们说这房子一点也不安全，如果主教准许，我就去找普兰·缪斯博瓦铜匠，要他来把从前那些铁门闩重新装上去，那些东西都在，不过是一分钟的事，我还要说，主教，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夜也应当有铁门闩，因为，我说，一扇只有活闩的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外面开进来，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加以主教平素总是让人随意进出，况且，就是在夜半，呵，我的天主！也不用先得许可……”
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并且敲得相当凶。
“请进来。”主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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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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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
门一下子便大大地开了，好象有人使了大劲和决心推它似的。
有个人进来了。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便是我们刚才见过，往来求宿的那个过路人。
他走进来，向前踏上一步，停住，让门在他背后敞着。他的肩上有个布袋，手里有根木棍，眼睛里有种粗鲁、放肆、困惫和强暴的神情。壁炉里的火正照着他，他那样子真是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马格洛大娘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大吃一惊，变得目瞪口呆。
巴狄斯丁姑娘回头瞧见那人朝门里走，吓得站不直身子，过了一会才慢慢地转过头去，对着壁炉，望着她哥，她的面色又转成深沉恬静的了。
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那人。
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双手靠在他的棍上，把老人和两个妇人来回地看着，不等主教开口，便大声说：
“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来，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今天一天就走了十二法里。天黑时才到这地方，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那又是非请验不可的。我又走到另外一家客店。他们对我说：‘滚！’这家不要我。那家也不要我。我又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也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那狗咬了我，也把我撵了出来，好象它也是人似的，好象它也知道我是谁似的。我就跑到田里，打算露天过一宵。可是天上没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又没有好天主阻挡下雨，我再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那边，在那空地里，有一块石板，我正躺下去，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瞧，对我说：‘您去敲敲那扇门。’我已经敲过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的工夫作工赚来的。可以付账。那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困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台上的那盏灯。“不是，”他说，仿佛他没有听懂似的，“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作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您要念吗？我能念，我，我在牢里念过书。那里有个学校，愿意读书的人都可以进去。您听吧，这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您不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处狱中凡十九年。计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这是客店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我们已解释过那两个妇人的服从性是怎样的。
马格洛大娘即刻出去执行命令。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
“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那人才完全懂了。他的那副一向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变得很奇特，他好象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
“真的吗？怎么？您留我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做‘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我还以为您一定会撵我走呢。并且我一上来就说明我是谁。呵！那个好婆婆，她把这地方告诉了我。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一张有褥子、垫单的床！和旁人一样！十九年我没有睡在床上了，您当真不要我走！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我自然要付账的。对不起，客店老板先生，您贵姓？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一个神甫！”那人说。“呵，好一个神甫！那么您不要我的钱吗？本堂神甫，是吗？那个大教堂里的本堂神甫。对呀！真是，我多么蠢，我刚才还没有注意看您的小帽子！”
他一面说，一面把布袋和棍子放在屋角里，随后又把护照插进衣袋，然后坐下去，巴狄斯丁姑娘和蔼地瞧着他。他继续说：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真是好。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
“我的钱，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我就得和您说，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您知道，我不会说话；对我来说，实在说不好！您知道，象我们这种人！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那玩意几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大炮，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拿着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象一杯水对于墨杜萨①的遭难音。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这盏灯，”主教说，“太不亮了。”
①墨杜萨（Méduse），船名，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地方遇险。一百四十九个旅客改乘木排，在海上飘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饥渴死去。得救者十五人。
马格洛大娘会意，走到主教的卧室里，从壁炉上拿了那两个银烛台，点好放在桌上。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
“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穿红衣，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编到苦囚队里，挨棍子！没有一点事也得拖上夹链条。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就这样。”
“是呀，”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您听吧。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开出来了。一盆用白开水、植物油、面包和盐做的汤，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无花果、新鲜乳酪和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食物之外，主动加了一瓶陈年母福酒。
主教的脸上忽然起了好客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神情。
“请坐。”他连忙说。如同平日留客晚餐一样，他请那人坐在他的右边，巴狄斯丁姑娘，完全宁静自如，坐在他的左边。
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忽然说：“桌上好象少了一件东西。”
马格洛大娘的确没有摆上那三副绝不可少的餐具。照这一家人的习惯，主教留客晚餐时，总得在台布上陈设上那六份银器，这其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陈设。那种温雅的假奢华是这一家人的一种饶有情趣的稚气，把清寒的景象提高到富华的气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副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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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蓬塔利埃乳酪厂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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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了把那餐桌上经过的事大致地说一说，最好是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波瓦舍佛隆夫人的信中的一段抄下来，那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那上面都有了坦率而细致的叙述。
“……那人对谁也不注意。他饿鬼似的贪婪地吃着。吃完汤以后，他说：
“‘慈悲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东西对我来说还确确实实是太好了，但是我得说，不肯和我一道吃饭的那些车夫比您还吃得好些呢。’
“说句私话，我觉得这种观察有些刺耳。我哥答道：
“‘他们要比我疲劳些。’
“‘不，’那人接着说，‘他们的钱多些。您穷。我看得出来。您也许连本堂神甫也还不是吧。您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吧？岂有此理，如果慈悲上帝是公平的话，您理应当个神甫。’
“‘公平两字远远不能全部表达慈悲上帝的好处。’我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我想他一定是那样说的。随后他接着说：
“‘明天一早我就得动身。这段路是很难走的。晚上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倒是个好地方，’我哥说，‘在革命时期我家破了产，起初我躲在法兰什·康地，靠自己的两条胳膊作工度日。我的毅力好。在那里我找到许多工作，只要我们肯选择。有造纸厂、制革广、蒸馏厂、榨油厂、大规模的钟表制造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在洛兹、夏蒂荣、奥当库尔和白尔，这些厂都是很大的。’
“我想我没有搞错吧，我哥说的几个名字一定就是那几个了，随后他自己又把话打断，对我说：
“‘亲爱的妹子，我们有些亲戚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说：
“‘我们从前有过的，在那些亲戚里有德·吕司内先生，革命以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的，’我哥接着说，‘但到了九三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都只靠自己的两只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您，冉阿让先生，将要去的那地方，有一种历史悠久而极有趣的实业，我的妹妹，这就是他们叫做果品厂的那些乳酪厂。’
“于是我哥一面劝那人吃，一面把篷塔利埃果品厂的内容非常详细地说给他听。厂分两种，‘大仓’是富人的，里面有四十或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季可以产七千到八千个酪饼；还有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半山里的乡下人把他们的牛合起来大伙公养，产品也由大伙分享。他们雇用一个制酪工人，管他叫格鲁阑；格鲁阑把各会友的牛乳收下来，每天三次，同时把分量记在双合板上。四月末，乳酪厂的工作开始；六月中，那些制酪工人就把他们的牛牵到山里去了。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哥拿那种好的母福酒给他喝，他自己却不喝，因为他说那种酒贵。我哥带着您所知道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琐事讲给他听，谈时还不时露出殷勤的态度。他再三重复说那些格鲁阑的情况良好，好象他既迫切希望那人能懂得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而又感到不便直截了当开导他似的。有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那人的来历我已向您说过了，可是，我的哥，在晚餐期间直到就寝前，除了在他刚进门时说了几句关于耶稣的话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可以使那人回忆起他自己是谁，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使那人看出我的哥是谁。在那种场合，似乎很可以告诫他几句，并且可以把主教压在罪犯的头上，暂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是别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可怜人，他也许会认为，在给以物质食粮的同时，还应当给以精神食粮，不妨在谴责当中附带教训开导一番，或是说些怜惜的话勉励他以后好好做人。我哥却连他的籍贯和历史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历史里，有他的过失，我哥仿佛要避免一切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些事的话。他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只说他们接近青天，工作舒适。他还说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罪过，正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唯恐他无心说出的那两个字含有可以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过以后，自信领会了我哥的心思。他心里想，那个叫作冉阿让的人，脑子里苦恼太多了，最好是装出完全没有事的样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使他认为他是和旁人一样的一个人。那样，即使只是片刻，也是好的。那岂不是对慈善的最深切的了解吗？我慈祥的夫人，他那样撇开告诫、教训、暗示，岂不是体贴入微，确实高明无比吗？人有痛处，最好的爱护，难道不是绝不去碰它吗？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哥心里的想法了。无论怎样，我可以说，即使他有过那些心思，却对我也不曾流露过，自然至终，他完全是平时那个人，他那晚和冉阿让进餐，正和他陪着瑞德翁·勒普莱服先生或是总司铎管辖区的司铎进晚餐一样。
“晚餐快完，大家吃着无花果时，有个人来敲门。那是瑞波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我哥吻了吻那孩子的额头，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个苏，给了瑞波妈妈。那人到了这时，已经不大留心，注意力已不怎么集中了。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倦。可怜的老瑞波走了以后，我哥念了谢食文，随后又转过身去，向那人说：‘您大概很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大娘赶忙收拾桌子。我知道我们应当走开，让那旅客去休息，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楼。过了一会，我又派马格洛大娘把我房里的那张黑森林麂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间冰冷，那东西可以御寒。可惜那张皮已经旧了，毛已落光。它是我哥从前住在德国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多德林根城时买的，我在餐桌上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也是在那地方同时买的。
“马格洛大娘几乎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洗衣服的屋子里祷告了上帝，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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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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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子道过晚安以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一个交给他的客人，说：
“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人跟着他走。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那所房子的结构形式，到那间有壁厢的祈祷室里去，或是从里面出来，都得经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那屋子时，马格洛大娘正把那些银杯盏塞进他床头的壁橱，那是她每晚就寝以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
那人把烛台放在一张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好好唾一晚吧。明天早晨，您在动身以前，再喝一杯我们家里的热牛奶。”
“谢谢教士先生。”那人说。
那句极平静的话刚说出口，他忽然加上一个奇怪的动作，假使那两个圣女看见了，她们一定会吓得发呆的。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于肯定他当时是受了什么力量的主使。他是要给个警告还是想进行恐吓呢？还是他受了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了解的本能的冲动呢？他蓦地转过身来对着那老人，叉起胳膊，用一种凶横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并且粗声地喊道：
“呀哈！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吗？”
他又接上一阵狰狞的笑声，说道：
“您全想清楚了吗？谁向您说我不曾杀过人呢？”
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
“那只干上帝的事。”
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好象一个做祷告或自言自语的人，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并没有低头，他不掉头也不朝后看，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壁厢里有人住时，他总把一方大哗叽帷布拉开，遮住神座。主教走过帷布跟前，跪下去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祷。过了一会，他到了他的园里，散步。潜思，默想，心灵和思想全寄托在上帝在晚间为所有尚未合眼的人显示的伟大神秘的事物上面。
至于那人，确是太困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他用鼻孔（这是囚犯们的作法）吹灭了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即睡熟了。
主教从园中回到他住宅时，钟正敲着十二点。
几分钟过后，那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全都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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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冉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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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弟，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浑名，也是“阿让来了”
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无足轻重的味儿，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诊治失当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象一种天职似的，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火。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在干着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中消磨过去的。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想爱情问题。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遮着他的眼睛，只管吃，好象全没看见，让人家拿。
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斜对面的地方，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他们有时冒他们母亲的名，到玛丽－克洛德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拿那奶罐抢来抢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到泼得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一定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的。冉阿让气冲冲，嘴里唠叨不绝，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过后他就替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作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
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拚命逃，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
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好，有时并且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有天壤之别。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①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Buona－Parte②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③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象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象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①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
②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
③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大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张木椅，小孩便睡在屋角里，紧紧抱着一只猫，可以少受一点冻。到七点，学校开门了，他便跑进去。以上便是冉阿让听到的话。人家那天把这消息告诉他，那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好象一扇窗子忽然开了，让他看了一眼他心爱的那些亲人的命运后随即一切又都隔绝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人家说到过他们，永远没有得到过关于他们的其他消息，永远没有和他们再见面，也永远没有遇见过他们，并且就是在这一段悲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的同伙帮助他逃走，这类事是同处困境中人常会发生的。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受包围，时时朝后看，听见一点声音便吃惊，害怕一切，害怕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狗叫、马跑、钟鸣、看得见东西的白昼、看不见东西的黑夜、大路、小路、树丛、睡眠。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三十六个钟头以来他没有吃也没有睡。海港法庭对他这次过失，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要利用那机会，但是他没能逃脱。点名时他不在。警炮响了，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在一只正在建造的船骨里找到了他，他拒捕，但是被捕了。越狱并且拒捕，那种被特别法典预见的事受了加禁五年的处罚。五年当中，要受两年的夹链。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又要趁机试一试，仍没有成功。那次的新企图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内，他试了最后的一次，所得的成绩只是在四个钟头之后又被拘捕。那四个钟头换来了三年的监禁。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此地不妨说一句题外的话。本书作者在他对刑法问题和法律裁判的研究里遇见的那种为了窃取一个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局的案情，这是第二次。克洛德·格①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英国的一个统计家说，在伦敦五件窃案里，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①克洛德·格（ClaudeGueux）。雨果一八三四年为穷苦人民呼吁的小说《克洛德·格》的主角。
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
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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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失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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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试述一下。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只是个无知识的人，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里的那一点微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库上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
他自己组织法庭。
他开始审问自己。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受的处分也没有过分。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莽的行为；假使当初他肯向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无论给与不给，他总应当从别人的哀怜或自己的工作中去等待那块面包；有些人说肚子饿了也能等待么？这并不是一种无可非难的理由；真正饿死的事根本就很少见到；并且无论是幸或不幸，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即使是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着想，那样做也比较妥当些；象他那样一个不幸的贱人也敢挺身和整个社会搏斗，还自以为依靠偷窃，就可以解除困难，那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落入不名誉的境地，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总之，他错了。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唯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砝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越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
他再问自己：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贫富的形成往往由于机会，在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