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心理学浅测佛教心理学浅测（5）
七
佛说五蕴，不外破除我相，因为常人都妄执五蕴为我。《成实论》（卷十）说：
“《韦陀》中说：‘冥初时，大丈夫神色如日光，若人知此，能度生死，更无余道。小人则小，大人则大，住身窟中。有坐禅入得光明相，见身中神如净珠中缕。’如是等人，计色为我。粗思惟者，说受是我，以木石等中无受故，不知受即是我。中思惟者，说想是我，以苦乐虽过，犹有想我心故。细思惟者，说行为我。……深思惟者，说识为我，是思虽过故，犹有识我心故。”
色、受、想、行、识，本是心理活动过程由粗人细的五种记号，常人不察，往往误认他全部或一部是我。最幼稚的思想，以为躯壳中住表个灵魂，如《韦陀》所说：“身中神如净珠中缕。”数论派所谓“神我”正指这种境界。中国方士讲的什么“元神出窃”，基督教讲的什么“圣灵复活”，都属此类。其实他们的“身中神”，就佛法看来，不过“法处所摄之无表色”，不过五蕴中之一种事实，认这种色相为我，可笑可怜已极。进一步的，稍为用有些内省工夫认心理过程中之“受、想、行”为我，最高的认“识”为我，所谓“我思故我存”一类见解，内中尤以认“识”为我者最多，如前所引《杂集论》所说：“世间有情，多于识蕴计执为我，余蕴计执我所。”就佛法看来，他们指为观察对象之“第一我”（阿赖耶识）与他们认作能观察的主体之“第二我”（末那识），不过时间上差别之同质的精神作用，一经彻底研究，则知一切自我活动，皆“唯识所变”而已。《成实论》（卷十）说：
“五阴中，我心名为‘身见’，实无我故。说缘五阴，五阴名身，于中生见，名为身见。于无我中而取我相，故名为见。”
“身见”两字说得最好。“于无我中而取我相”不过一种错觉，把错觉矫正，才有正觉出来。
何以见得“身见”一定是错觉呢？只要懂得“蕴聚”的意义，便可以证明。《顺正理论》（卷三）说：
“言聚，离聚所依，无别实有聚体可得。如是言我，色等蕴外，不应别求实有我体，蕴相续中假说我故。如世间聚，我非实有。”
“离聚所依，无别实有聚体可得”这句话怎么讲呢？《大智度论》（卷三十六）所引比喻，可以互相发明。他说：
“诸法性空，但名字，因缘和合故有。如山河、草木、土地、人民、州郡、城邑名之为国，巷里、市陌、庐馆、宫殿名之为都，梁、柱、缘、栋、瓦、竹、壁、石名之为殿。……离是因缘名字则无有法，今除山河、土地因缘名字更无国名，除庐、里、道、陌因缘名字则无都名，除梁、椽、竹、瓦因缘名字更无殿名。……”
这种道理很易明白。如聚了许多树，不能没有个总名，假定如此如此便名为林。聚了许多兵官兵卒，不能没有个总名，假定如此如此便名为师、为旅。树是林名所依，兵是师旅名所依，离了树和兵，哪（原作“那”，今改。）里别有林、师旅等实体？五蕴相续的统一状态假名为我，亦复如是。
蕴即是聚，前已说过。然则五聚之无常相、无实体，较然甚明。比如说某处森林，森林虽历久尚存，那组织成林的树已不知多少回新陈新谢，五蕴的相，正复如此，渐次集积，渐次散坏，无一常住。所以《成实论》（卷十）说：
“是五阴空，如幻如炎，相续生故。”
《杂阿毗昙心论》（卷二）亦说：
“一切有为法，生住及异灭，展转更相为。”
所谓人生，所谓宇宙，只是事情和事情的交互，状态和状态和衔接，随生随住，随变随灭，随灭复随生，便是五蕴皆空的道理，也便是无我的道理。
然则佛家讲无我有什么好处呢？主意不外教人脱离无常、苦恼的生活状态，归到清净轻安的生活状态。无常是不安定、不确实的意思，自然常常惹起苦恼。清净是纯粹真理的代名，佛家以为必须超越无常，才算合理生活，合理便是清净。《随相论》（卷下）说：
“有生有灭，故名无常。有为法有生灭故，不得是常。生即是有，灭即是无，先有后无，故是无常。生何故非常生，灭何故非常灭，而言生灭是无常耶？解言：生坏于灭，故灭非常。灭复坏生，故生亦无常。相违性故名苦，五阴是苦聚，恒违逆众生心令其受苦。……所以恒违逆众生心者，由所缘境界非真实故，违逆生苦。”
我们因为不明白五蕴皆空的道理，误认五蕴相续的状态为我，于是生出我见。因我见便有我痴、我慢，我痴、我慢的结果，不惟伤害人，而且令自己生无限苦恼。其实这全不是合理的生活，因为“他所缘境界非常真实，违逆众生心”。人类沉迷于这种生活，闹到内界精神生活不能统一，长在交战混乱的状态中，所以如此者，全由不明真理，佛家叫他“无明”。我们如何才能脱离这种无明状态呢？要靠智慧去胜他，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转识成智”。怎么才转识为智呢？用佛家所设的方法，虚心努力研究这种高深精密心理学，便是最妙法门。
我很惭愧我学力浅薄，不知道所讲对不对？我热心盼望诸君和海内佛学大家指教匡正。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1）（图）
罗汉图 金廷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
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 ，遣张骞 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以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干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佑《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出，流寓交趾。不惟一未尝为太慰，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迁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土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河北佛教渐以光大。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处，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梁启超原注：《高僧传•佛图澄传》：“石勒问澄：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支咒水上涌，旁僧嘉叹大圣人。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然二千年米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参半耳。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2）（图）
六尊者像 卢棱伽 唐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元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极”之士大夫，闻“万得无常”诸法无我”三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新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扁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太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果。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三八五）。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3）（图）
老人入墓 榆林窟第25窟 中唐经文说：在弥勒世界，人寿将终时，自己到墓冢而死，图中表现的正是这一情景：墓中的老人正与家人告别，亲人们悲悲切切，老人头戴乌纱帽，全身素白，腰束青带，右手扶着虅杖，孙辈伏地叩头，家人以袖拭泪。
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三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谘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桓玄、王■、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十一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随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则道士也。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欢著《夷夏论》，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佑等驳之。南朝萧齐时，张融著《门论》，周■驳之。道士复假融名著《三破论》，刘勰著《辩惑论》驳之。其最著者也，所谓道教者，并非老庄之“道家言”，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及睹佛经，乃剽窃其一二，而肤浅矛盾，无一是处，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谓佛道实出于彼，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谓夷夏论者，此较足以动人。谢、朱辈本非佛徒，亦起而驳之，于学术无国界之义，略有所发挥焉，盖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北朝则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曰“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曰：“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又再集佛道徒使计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五七二），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入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间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者之好恶为兴替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部问题。庾冰、恒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元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北方之迷信的佛教，其发达之速实可惊。《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今录如下：
年代寺数僧尼数
太和元年（四七七）六•四七八七七•二五八
延昌二年（五一八）一三•七二七不详
武定八年（五五○）三○•○○○二•○○○•○○○
前后七十三年间，而寺数由六千余增至三万，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可以知其梗概。志云：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
“和平初，昙曜秦：‘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洒扫。’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永平四年，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斯■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僧职）、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投尤甚。于量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据此，可见当时制度：（一）有各种僧职，权力极大，最高者为“沙门统”，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三）挂名寺户可避徭投。（四）犯罪者及奴婢，凭藉教力，可免罪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滥横暴，至于此极。佛法精神，扫地尽矣。其帝室营造之侈靡，犹令人惊骇，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若永宁寺，据《释老志》，《牍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犹在，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睹石像攒若蜂窠，即在琉璃厂求魏齐造像拓片，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议。虽庸妄可笑，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兴也，不甚凭藉政治势力，以视北方，清明多矣。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竟，今还叙其光明方面。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4）
四
从中国佛学史大量观察，可中分为二期：一曰输入期，两晋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已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已。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建设事业，则诸宗成立也。今欲使学者得一简明之概念，且略知各部分事业之联络，故以极简单之文句，先述如下。
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中国亦不逾斯轨。然小乘之行于中国，时期甚短，势力亦弱，非如印度西域之以小乘为正统、而大乘为闰位也。后汉、三国所译经典，虽小乘较多，然大乘亦已间译。至两晋以后，则以译大乘为主业。诸大乘经中，方等先昌。支谶之《般舟三昧》，佛调之《法镜》，支谦之《维摩》、《首楞》，法护之《宝积》、《大集》、《普曜》，皆其先河也。般若之兴，亦略同时。支谶之《道行》，法护之《光赞》，叔兰之《放光》，罗什《摩河》，皆其选也。此两部分，皆起于西历二世纪中，而发达于四世纪末。《法华》之来，则在四世纪，法护、罗什前后两译。《涅磐》、《华严》最晚出，昙谶、佛驮所译，皆在五世纪初元。至五世纪初元，而大乘要经略备，小乘之《四阿含》亦次第完成，译事告一段落焉。道安，此方弘法之祖也，遍注诸经，而犹精《般若》，可谓“空宗”最初之建设者。其弟子慧远，在庐山结莲社念佛，今之“净土宗”尊为初祖焉。罗什入关，气象万千，后此大乘之“三论宗”、小乘之“成实宗”，皆于此托始。其弟子僧肇、僧睿、道生等，皆为一时龙象。自此以前，为输入全盛、建设萌芽之时期。
在此期中，有两种事实，颇足资研究兴趣者。其一，则小乘派殆无反抗力也。印度大乘初起，其与小乘之对抗极烈。即在今日之日本尚有持“大乘非佛论”者，独我国则大乘一至，靡然从风。其持小乘以非毁大乘者，今所考见，才得数人。一、慧导疑《大品般若》。二、昙乐非拨《法华》。三、僧渊诽谤《涅磐》。四、竺法度禁一切大乘经典，不听读诵（见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五末两篇）。僧睿著《喻疑》篇，专为当时疑《涅磐》者而发。中有言曰：“三十六国，小乘人也。此■流于秦地。”可知当是西域诸僧在中国者，非无反抗大乘之人，特力不足以张其军耳。其二，则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也，朱士行读《道行般若》，知其未尽，矢志往求（《高僧传》本传）。道安订正旧译诸经，其后罗什重译，适与冥合，初无乖舛（《魏书•释老志》）。凡此之类，具征深智。道生尝叹：“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于是校练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义。笼罩旧说，剖析佛性，洞入幽微，说阿阐提人（译言多贪）皆得成佛。于是《大涅磐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迕众。旧学僧党，讥忿滋甚，摈而遣之。俄而《大涅磐》至，果言阐提有佛性，与生说若合符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吾读此等记载，发生两种感想。其一，可见我先民富于“研究心”，虽于其所极尊仰之经典，并非一意盲信。其二，可见我先民有创作之能，虽于所未闻之学说，而精思所运，能与符契，后此能蔚然建设“中国的佛教”，盖世由矣。以上为东晋之重要事业。
印度大乘性、相两宗，罗什传来者则性宗也，而相宗则未之闻。梁陈之交，真谛创翻《摄论》、《俱舍》，法泰、智恺最能传其业，于是开大乘之“摄论宗”与小乘之“俱舍宗”。“摄宗”即后此“法相宗”之前驱也。世亲依《华严•十地品》作《十地经论》，元魏时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之。北齐惠光治之最明，于是创“十地宗”，即后此“华严宗”之前驱也。以上为南北朝之重要事业。
自罗什译《中》、《百》、《十二门》三论，后百余年间传习极盛，至隋吉藏（嘉祥大师）大成之，创“三论宗”。此宗入唐转衰，其一部分入“天台宗”，一部分入“禅宗”焉。自《法华》《涅磐》输入后，研究极盛，六朝时有所谓“法华宗”、“涅磐宗”者。至隋智■（智者大师）神悟独运，依《法华》创“四教五时”之义，立止观之法，学者以■居天台，名之曰“天台宗”。其后唐湛然（荆溪）益大弘之，中国人前无所受而自创一宗者，自“天台”始也。此为隋代之重要事业。
唐玄奘三藏孤游天竺，十有七年，归而译书千三百卷，为我学界第一恩人。而其所最服膺者为戒贤显识之论，于是大阐之，立“法相宗”，亦称“唯识宗”。其弟子窥基最能传其学，基住持慈恩寺，故此宗或称“慈恩宗”焉。自“十地宗”成立以后，华严研究日盛，唐法藏（贤首国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乃大阐扬之，立“华严宗”，亦可谓中国自创之宗也。此后宗密（圭峰）、澄观（清凉）盛弘其业。自慧远提倡念佛，至唐善导大成之，是为“净土宗”。自道安提倡戒律，至唐道宣大成之，是为“律宗”。自唐善无畏、金刚智传授密咒真言，是为“密宗”。此诸宗皆盛于唐，而其传最广而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相传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惟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宗”。其徒南岳让、青原思传之，后为衍为“云门”、“法眼”、“临济”、“沩仰”、“曹洞”之五宗，数百年间，遍天下焉。此宗虽称来自印度，然自六祖以前，既一无传布，则虽谓中国自创之宗焉可耳。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皆极盛于唐，彼三者称“教下三家”，禅宗则称“教外别传”，此为唐代之重要事业。
以上诸宗，实为我国佛学之中坚。通计佛教盛于中国前后将及千年，法海波澜，不无起伏。最初输入小乘，墨守所谓“三法印”，即“万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之教，以尘世为可厌，以涅磐为可乐。既而闻方等般若之说，谓涅磐真空。既并涅磐而空，则乐涅磐者丧其所据，此慧导、昙乐之徒所为大怖而盛诘也。般若昌明以后，空义既闻而习之矣。及《法及》、《涅磐》传来，又明佛性不空。浅根闻之，疑非佛说，故道生阐提成佛之论，旧学指为邪说，集众而摈之也。诸大经次第都来，群疑亦既涣释。而“相宗”之入，犹滋疑议。所以者何？诸宗所说皆当今世西欧哲学所谓“形而上学”之一部分，相宗所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而其所说，则当其所谓“认识论”之一部分也。前此既未之闻，而其所用“因明”又为外道所同用，其论心物之法，又与小乘之《俱舍》相翼辅，重以繁重艰深，不易明习，则厌而蔑焉。故法泰“屡演《摄论》，道俗无受”（《高僧传》本传）。直至奘师归来，乃始大昌，而数十年后已莫能为继也。教下三家，鼎立盛行，诸经义解，发挥略尽，然诵习愈广，渐陷贫子说金之讥，故禅宗出而荡其障。惟密传心印，取信实难，呵佛骂祖，滋疑尤众，故六祖得法黄梅，十年乃布，而荆溪著《金刚■》以非难之。自比于距杨、墨，新说推行之不易，自古然矣。及夫两■开基，五花结实，禅宗掩袭天下而诸宗俱废，公案如麻，语录充栋，佛法于兹极盛，而佛法即于是就衷矣。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5）
五
唐以后殆无佛学。唐以后何故无佛学耶？其内部之原因，则禅宗盛行，诸派俱绝。踞座棒喝之人，吾辈实无标准以测其深浅。其外部之原因，则儒者方剽窃佛理，自立门户，国中上驷咸趋此途，而僧界益乏才。若在宋代求佛教史上有价值之人，吾惟数一延寿（永明禅师），倡“禅净合一”之教，“净宗”复兴，实受赐焉。戒环（温陵）之理解，抑其次也。元代师礼蕃僧，颇兴密教，其于显说，则未有闻。有明末叶，莲池（■宏）、交光（真鉴）、妙峰（福登）、憨山（德清）、■益（智旭）先后崛起，斯道称中兴焉。入清转衷，清诸帝虽皆佞佛，然实政治作用，于宗教无与，于学术益无与也。清僧亦无可特纪者，惟居士中差有人。晚有杨文会者，得力于《华严》，而教人以“净土”，流通经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学者，什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也。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附录：佛教大事表
表例：
一、表至唐末而止，以后无大事也。
二、年代用西历，省混杂，便省览，惟诸帝纪元仍附注于下。
三、年代不能确考者，下附疑号（？）。
二四七　（吴赤乌十）立建初寺，江南有寺之始
二五三　（吴建兴二）支谦卒，谦译经百种
二六○　（魏景元元）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
二六六　(晋秦始二) 法护始译经
二六九　（秦始五）《方等泥洹经》初出（护译）
二七二　（秦始八）《道行般若》再出（护译）
二八八　(晋太康九)《法华》初出（护译）、《光赞般若》初出（护译）
二九一　（晋元康元）《放光般若》再出（竺叔兰译）
三○二　（晋太安元）《维摩诘经》再出（护译），护卒（？）
三七七　（苻秦建元九）道安入长安
三八四　（晋太元九）惠远入庐山
三八七　（建元十九）《阿毗昙》初出（道安监译）
三八九　（建元二十一）道安卒
三九七　（晋隆安元）《中阿含》、《增一阿含》出
三九九　（隆安三）法显往印度
四○○　（姚秦弘始二）鸠摩罗什至长安
四○二　（晋元兴元）智猛往印度
四○三　（秦弘始五）《摩诃般若》三出（什译）
（晋元兴二）《阿毗昙毗婆娑》初出（觉铠译）
四○四　（弘始六）《百论》出（什译）
四○五　（弘始七）《大智度论》出（什译）
四○六　（弘始八）《法华》定本出、《维摩诘》定本出（什译）
四○八　（弘始十）《小品般若》三出、《十二门论》出（什译）
四○九　（弘始十一）《中论》出（什译）
四一一　（弘始十三）《成实论》出（什译）
四一二　（弘始十四）罗什卒
（凉玄始元）昙无谶至凉
四一三　（弘始十五）《长阿含》出（佛念译）
四一四　（凉玄始三）《涅磐》定本出（谶译）
　（晋义熙十） 惠远结白莲社念佛
四一六　（义熙十二）法显归国
四一七　（玄始五）《大集》出（？）（谶译）
四一八　（义熙十四）《大般泥洹》三出（？）（法显译）
四二○　（宋永初元） 晋初《华严》出（佛驮译）
四三五　（宋元嘉十二）《楞伽》定本出（求那译）
四四六　（魏太平真君七）魏焚佛经，坑沙门
四五二　（魏兴安元）魏复佛法
五○○　（魏景明元）菩提流支至洛阳
五○四　（梁天监三）武帝集道俗二万人发愿皈佛法
五一一　（魏永平四）《十地论》出（流支译）
五一六　（魏熙平元）遣宋云、惠生求经于印度
五一九　（梁天监十八）慧皎著《高僧传》成
五二二　（魏正光三）惠生等赍经百七十部归
五二七　（梁大通元）达摩至建业
五五三　（梁承圣二）《大乘起信论》出（直谛译）
五六三　（陈天熹四）《摄大乘论》、《俱舍论》出（真谛译）
五七二　（周建德元）周废佛道二教
五七五　（陈太建七）智珝初入天台
五九四　（隋开皇十四）敕法经等撰《众经目录》
五九七　（开皇十七）智珝卒
六二四　（唐武德七）傅奕前七上书请废佛法，不报
六二八　（唐贞观二）玄奘适印度
六四五　（贞观十九）玄奘归国始译经，《显扬论》出
六四八　（贞观二十二）《瑜伽师地论》出
六五○　(永徽二)《俱舍论》再出
六五九　（显庆四）《大毗婆沙论》出、《成唯识论》出
六六三　（龙朔三）《大般若经》出（以上俱玄奘译）
六六四　（麟德元）玄奘卒
六七四　（上元元）惠能受衣钵于弘忍
六七六　（仪凤元）惠能在曹溪开演宗门
六八二　（永淳元）窥基卒
六九四　（武周证圣元）义净适印度
七○○　（武周久视元）唐译《华严》出（难陀译，法藏同译）
七○一　（武周大圣元）法藏始在长安讲新译《华严》
七○五　（唐神龙元）《佛顶首楞严》出（密帝、房融同译）
七一二　（先天元）惠能卒
七一四　（开元二）无畏至京师
七三○　(开元十八）智■撰《开元释教录》
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之初输入（图）
苦修佛像 莫高窟第248窟 北魏苦修是释迦为修成佛道而经历的最重要的修行阶段。据说，他在经历漫长的苦修后，最终在菩提树下成佛。佛像形体枯瘦，筋骨突现，但在端庄中蕴含着自信与执着，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刚毅。
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讨论者，第一为佛教最初输入年代之问题，第二为最初输入地之问题。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韩愈《论佛骨表》语），此二语殆成为二千年来公认之史实。吾人心目中，总以为后汉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观，乃参稽考证，而殊觉其不然。《后汉书•西域传》论云：“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据此足证两汉时人，鲜有知佛。官书地志，一无所载。学者立言，绝未称引。王充者，后汉学者中学识最赅博而最富于批判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论衡》对于当时社会流行之思想，无一不加以批判矫正，独于佛教，未尝一字论列。此即当时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证。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历代三宝记》卷一引）。此经录本不甚可信。此种断片且传疑的史实，似无征引之价值，但最当注意者，秦始皇实与阿育王同时（秦始皇：西纪前二四六——二一○,阿育王：西纪前二六六——二三○）。阿育派遣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于各地。其派在亚洲者，北至俄属土耳其斯坦，南至缅甸，仅有确证，且当时中印海路交通似已开（法人拉克伯里考据此事颇详）。然则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佛门掌故称，育王起八万四千塔，其二在中国。此虽荒诞，然或是育王与中国有关系之一种暗示）。但藉曰有之，然既与当时被坑之儒同一命运，则可谓与我思想界没交涉也。
其二，鱼豢《魏略•西戎传》云：“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魏书•释老志》祖述其说）。此事在历史上虽为孤证，然其时大月氏王丘就却，正征服■宾，而■宾实当时佛教极盛之地，则月氏使臣对于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学子之怀抱新思想者，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但既无著述，亦无传授，则影响固不及于思想界耳。
其三，《后汉书•楚王英传》云：“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此为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为光武子），而服其教，则在社会中先已有相当之根柢可知。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
其四，《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九年楷上疏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语见诸奏牍，必为事实无疑。帝王奉佛，盖自此始。此盖在永平百年后矣。
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记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释家旋采彼说，展转附会，谋张吾军。两造皆乡曲不学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后涂附之迹，历然可寻。治佛学史者，须先将此段伪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觉思想进展之路，不致歧谬也。
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一：汉明求法说辨伪（图）
金刚曼陀罗 莫高窟第465窟 元金刚曼陀罗，曼陀罗主尊是大幅上乐金刚，男女双身，相互紧抱，勾腿交臂，嘴角相亲。脚下各踩一人，一仰一伏。
汉明求法说，最初见者为西晋王浮之《老子化胡经》。王浮盖一妖妄道士，造为老子出关西度流沙之说，指彼佛陀为老子弟子也。其书经六朝唐数次禁毁，稍有识者皆知其妄，独所造汉明求法说，反由佛教徒为之传播。洵一怪事也。其述此事概略云：
“永平七年甲子，星昼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傅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磐，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
此种记载之荒谬，一望而知。莫如张骞姓名，盖以二百年前之人物，插入此剧本中，其固陋太可怜矣。但尤有极强之反证，为世人所罕注意者，则西域交通之历史也。考《后汉书•西域传》云：
“王莽篡位，贬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此记西域通绝年岁，谨严详明。永平七年，正西域受胁匈奴、构乱猖獗之时，下距十六年之复通且十岁，安能有遣使经三十六国入印度之时。其不学杜撰，正与攀引张骞同一愚谬耳。即此一反证，而汉明求法说，已根本推翻，无复成立之余地。
然则王浮曷为造此说耶？彼不外欲证成其佛陀为老子后学之说。因佛经中言佛出世、成道、涅磐、皆有六种震动等瑞应，因谓恒星昼现，为佛成道之象，强派佛陀为汉明帝时人耳。故又言汉使至而佛已涅磐也。然则彼又曷为必托诸明帝耶？则永平八年赐楚王英之诏书，为其作伪取资之动机，殆可断言。盖此诏书，必为当时佛教徒所最乐称道。因此不知不觉间，将汉明帝与佛教生出关系，伪造故实者，遂因而托之，殊不思彼诏书中，“浮屠”、“伊蒲塞”、“桑门”等新名词已累累满纸，岂待闻傅毅之对而始知世间有所谓佛耶！
其次，踵述此说者，为东晋初年石虎著作郎王度奏议，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二语（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又次，则袁宏《后汉纪》（卷十）云：
“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而问其道，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其言皆极简单，不过姑沿俗说而已。又次，则《四十二章经序》记此事渐铺张扩大矣。此序见梁僧祐《出三藏记》卷六，注云“未详作者”。然《四十二章经》，实吴晋人伪作（详下）。其序又当在经后，殆出东晋无疑。序云：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此序当注意者，则于“使者张骞”外，添出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又所写经有《四十二章》之目。奉使之地，乃易印度为月氏，殆作此序者较博雅，知张骞仅曾到月氏，未到印度，故毅然矫正前失耶。秦景之名，盖影射受经伊存之博士弟子秦景宪而漏却一字。又误记其官，而别造一博士弟子名王遵者，实则羽林中郎将，汉家并无此官名也。
复次，踵此序而增饰之者，则《牟子理惑论》也。此论见《弘明集》卷一，旧题汉牟融撰，实则东晋刘宋间人伪作。（详下）其叙此事，前半全同《四十二章经序》，惟改秦景官名羽林郎中耳。然此官亦非汉所有也。下半则内容更加扩大。其文云：
“……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立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前序称“写取经在十四石函中”似是指经在彼土藏以石函，至是则忽变为兰台石室第十四间牟。前诸书只言迎取经像，至是则言立寺洛阳，且指其地点牟。复次则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四十二章经》条下云：
“……使者张骞、羽林郎中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
此文与前异者，前书只言“写取佛经”，至是则写本变为译本。又于使节之外，忽添出一同来之竺摩腾，求法之成绩，益增上矣。及梁慧皎作《高僧传》时，“汉明求法”之传说，又生变化，其《摄摩腾传》云：
“汉永平中……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
窃思彼时佛徒历史之学乃骤进，居然知张骞与明帝并不同时，急急抽换，乃杜撰出蔡愔其人者以为代。愔为大使，不可无官也，即以副使之官官之；又觉羽林中郎将为武职，非求法使臣所宜也，则删削颠之为“郎中”；其尤淹博可佩者，居然更知历年派充副使之秦景，其职业实为博士弟子，亟为之正名定分，而将随员中冒充博士弟子之王遵革去。所惜者，秦博士向伊存受经时，上距永平已七十余岁，垂老而远行役，未免不情耳。然以较旧说，则已周密数倍，后此《魏书•释老志》、《历代三宝记》等，皆祖述之。遂成为佛门铁公案矣。《高僧传》又云：
“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摄摩腾传》）
“蔡愔至中天竺，时竺法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达洛阳，与腾同止……善汉言，译《十地断结》、……《四十二章》等经五部。”（《竺法兰传》）
使臣归国之结果，初但言赍还经像耳。第二步变为立寺，第三步则寺有所在地点，第四步则并寺名而有之矣。初则言使臣独归，第二步添出一译经之摩腾，第三步又添出一法兰，第四步则法兰译经且多种矣。凡此皆作伪进化之迹，历历可寻者也。
《汉法本内传》者，见唐道宣所撰《广弘明集》卷一，注云：“未详作者”，勘其事状及文体，盖出于元魏高齐释道交哄最烈时，其述此事，益极荒诞，略言：
“蔡愔偕摩腾、法兰归，道家积不能平，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抗表请比对，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诸道士于白马寺，使与腾、兰二人赛法。道经皆焚烬，腾等现各种神通。道士费叔才惭死，吕惠通等六百余人出家，宫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余人出家。”
呜呼！作此伪至此，叹观止矣。信如《法本内传》所说，则当时出家者已盈千累万，而三百年后王度秦事，乃谓汉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许出家，此等语安能形诸秦牍？信如《高僧传》所说，则摩腾、法兰已大兴译事，而下距安世高之来，垂百年间，无一新译，佛徒之辱其宗，不变亦耶！
综以上所考证，吾敢断言曰：汉明求法，乃一羌无故实之谈。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诬，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二千年竟未有人敢致疑焉。吾所以不能已于辩者，以非将此迷雾廓清，则佛教发展之阶段，无由说明，而思想进化之公例破矣。其有舛失，愿来哲匡之。
佛教之初输入附寻二：《四十二章经》辨伪（1）（图）
红衣罗汉图 赵孟頫 辽宁省博物馆藏赵孟頫的人物画大多出于想象，但也有写实之作，只是传世较少，此《红衣罗汉图》堪称代表作之一。图中身着红色袈裟的罗汉盘腿坐于大树下面的青石之上，左手前伸，神态安详坚毅，似在说法。根据作者题记所言，因常与西域僧人往来，“耳目相接”，故能对西域僧人的神态特征刻画入微。图中罗汉取梵相，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段取法唐代阎立本。此图作于作者五十一岁时，是高度表现了其艺术创造力的一幅杰作。
藏中本经，标题云：“《佛说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同竺法兰译。”《高僧传》云：“汉地现存诸经，惟此经为始。”此语盖二千年来佛徒所公认。摩腾之姓，或作竺，或作摄，或作迦叶。此经或云摩腾译，或云法兰译，或云腾兰同译。两人籍贯，或云月支，或云天竺。此皆枝末异说，未有从根本上致疑于其伪者。如吾前文所考证，汉明求法，既羌无故实，腾、兰二人，皆子虚乌有，则此经托命之点，已根本动摇。然则此经果何时代何人所作乎？此问题向佛典目录学中求之，或可解答一二也。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省称《长房录》）本经条下云：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
此言此经性质最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比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撰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然则谁实撰之耶？吾以教理及文体衡之，则其撰人应具有下列三条件：（一）在大乘经典输入以后而其人颇通大乘教理者。（二）深通老庄之学，怀抱调和释道思想者。（三）文学优美者。故其人不能于汉代译家中求之，只能向三四两晋著作家中求之。
现存经录最古者，为梁僧祐《出三藏集记》（省称《祐录》），《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即始于彼。原注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安法师者，即道安。其所撰录，即所谓《安录》是也（今佚）。此经既不著于安录，则可断言为道安所未见。盖《安录》记载极博，虽疑伪之经，犹不阙遗。苟其见之，必当有所论列也。道安与苻坚同时，安既不见此经，则其出固当在东晋之中晚矣。但犹有一事当注意者，《祐录》、《长房录》中所引“旧录”，为何人所撰，撰者在道安前抑在其后？若能得其出处，则《四十二章》之时代可以大明。因此又当牵涉及“经录研究”。据长房以后诸书所引，有曹魏朱士行著《汉录》，其书若真，则年代在《安录》前。然以僧祐博极群书，何以于此《汉录》一无征引。《高僧传•道安传》云：“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之人，名字费说。后人追录，莫测年代。安乃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
然则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士行《汉录》之伪托盖不待辩，而此所谓“旧录”者，断非士行录，更不待辩。然则道安以后、僧祐以前之经录共有几种耶？据《大唐内典录》所记，有东晋竺道祖《众经录》回部，有东晋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别录》一部。有萧齐王宗《经录》二卷。此所谓“旧录”者，总不能出此三种以外。又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则凡僧祐所谓“旧录”，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始矣。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敏度又尝将《首楞严》、《维摩诘》两经诸家旧译，汇而抄之，其序见《■寻》中。然则敏度盖有抄经癖，所谓“撮要引俗”者，实其专长。或此经即出敏度手，亦未可知也。
尤有一点应注意者，《长房录》于支谦条下，亦 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
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然则度所编集，有两本矣。此经理趣文笔，皆与支谦诸书，系统相近，指为谦作，亦近情理。
要之，此书必为中国人作而非译自印度，作者必为南人而非北人。其年代，最早不过吴，最晚不过东晋，而其与汉明无关系，则可断言也。
今当研究佛教初输入地之问题。——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人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支、■宾交通之迹考之， 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梁启超原注：《汉书•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安皆今县名），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平帝时，王莽厚遗黄支王，令遣使送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右所列国名，除黄支外，皆难确考其今地。大约皆在南洋群岛、锡兰及南印度境也。宫书中记其行程，则交通已颇频繁，盖可想见。）。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梁启超原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条下云：“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徼外来献。”又“大秦国”条下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字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安敦即罗马皇旁Antony也。此皆中国海通最古之史迹。）。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佛教之初输入附寻二：《四十二章经》辨伪（2）
楚王英奉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视实、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文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间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 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味，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汉书•南粤传》）此后百数十年中，粤准间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即播莳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种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今镇江）人笮融，在徐州广陵（今扬州）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每浴佛辄多设钦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教宗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梁启超原注：安世高传记，几纯属神话的性质，颇难悉认为史料。即其年代，非无可征信。通常之说，谓为汉桓帝时入中国，然有谓晋时犹生存者。又有谓彼前身死于广州，再世为安息王太子重来中国者。《高僧传》博采众说，言世高曾两到州，曾往庐山度■亭庙神，曾在荆州城东南隅立白马寺，丹阳立瓦官寺，最后卒于会稽。其史迹多诡诞，不可尽信。然以情理度之，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东登岸，经江西北上，而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故到处有其神话也。世高原籍安息（今波斯）。时中印海运业，皆在安息人手。世高遵海来，最近于事实。）。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梁启超原注：严佛调所襄译事，或云安世高，或云安玄。然吾颇疑并无安玄其人者，或即世高之异名耳。）。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得其反矣。
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之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看《梁高僧传》本传）。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欧人分印度佛教为南北宗：北宗指迦湿弥罗、犍陀罗所传者；南宗指锡兰所传者。因习闻中国佛教出西域，遂指为北宗所衍。欧人此种分类，吾本不以为然。但即如彼说，吾国亦两宗兼承，海通传南，陆通传北。而南宗之来，且视北为早焉。以现存译本论，世高所译，皆《阿含》中单品及上座部所传禅定法，其与锡兰之巴利藏同一系统甚明。支谶所译，皆《华严》、《般若》、《宝积》中单品，大乘最昌时那烂陀派诵习也。故初期两译师，实足为两宗代表也。顾吾于两宗之说，素不心折，但藉此验时代先后，明彼我思想骈进之状况而已（梁启超原注：汉明求法说虽不足信。但其所依附各事迹，自必属于初期传说。因此转可以证明佛教之自南而北。彼言明帝所梦为“金人”。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证，北印度佛像无涂金者。“金人”说殆因笮融造金像而起，此南印度案达罗派之雕涂也。又言蔡■赍来之佛像为“倚像”。倚像明属西印度系统。若北方犍陀罗所造，则皆立像也。又言“西雍门外之佛寺，千乘万骑，群象绕塔”。此明属西印度之图案也。以上区别，今世印度美术专家多能言之，吾因此益信汉魏间佛教，皆欧人所谓南宗也）。
两晋以降，南北皆大师辈出（此指中国之南北，非印度之南北）。但衡大势比相比较，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带哲学的色彩；北人信仰为坚，南人理解力强；北学尚专笃，南学尚调融，在在皆足以表风气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纷呈其特色以光饰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汉代，虽渐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犹为功令所禁。苻坚时著作郎王度奏云：“汉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与唐贞观间许景教徒阿罗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盖我国历代相传“怀柔远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于本国人之信仰，则尚加以限制。《历代三宝记》卷三年表中于魏甘露五年条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晋之篡魏仅四年耳，则谓此禁至晋始开焉可也。要之，秦景宪为中国人诵佛经之始，楚王英中国人祀佛之始，严调为中国襄译佛经之始，笮融为中国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为中国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门掌故，信而有征者，不出此矣。
最后尤有一事当置辩者，即所谓《牟子理惑论》也。此书旧题汉牟融撰，若不谬者，则汉代佛教，可云已极光大。而本章所考证者，皆为多事，但吾终不信此书为汉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说也。
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三：《牟子理惑论》辨伪
《理惑论》三十七章，全文见梁僧佑《弘明集》卷一，题汉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有《牟子》二卷，注云：“后汉太尉牟融撰”，殆即是书。融，字子优，不字子博，《后汉书》有传。其为太尉，在明帝永平十二年，史不称其有著书。本书称“孝明皇帝云云”，其决非太尉融所撰，更不俟辩。即谓汉末有同姓名者，然书中自序，称“灵帝崩后……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谒请署吏”，则苍梧平民，非太守也。故仅就原书标题论，已支离不可究诘。序中又言笮融事，而文义不相属。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伪作。初托诸笮融，或以笮字形近转讹为牟，或因笮融不得其死，传此书者欲别依托一有令誉之人，偶见后汉名融者有一牟太尉，又事热心求法之明帝，与佛有缘，遂展转嫁名于彼。此所推测，虽不敢必当，要之，后汉初之牟融，决未尝著《理惑论》而后汉末并无牟融其人者，则可断言也。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其中更有数点最足证明伪迹者。
（一）原文云：“仆尝游于阗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考《后汉书•西域传》：“于阗自王敬矫命造乱被戕，桓帝不能讨，自此与中国绝。”灵献之交，中国人安得游于阗？此必在朱士行西行求法以后，于阗交通盛开，作伪者乃有此言耳。
（二）原文云：“今沙门剃头”，“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录献时安得有中国人为沙门者。据此文所述僧徒风纪已极败坏，必在石赵姚秦极力提倡举世风靡之后，始有此现象耳。
（三）原书凡三十七章，自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故法之焉。”佛经皆译“章”为“品”。作伪者乃窃取斯义，考“三十七品”之名，始见于《维摩诘经》之佛国品，乃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之总名，亦名三十七法，非篇章之谓也。作伪者耳食误用，殊为可笑，即可证其书出支谦罗什所译《维摩》盛行之后矣。
（四）原文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法，”后汉人著述，亡佚虽多，其传于今者亦不少，至如单篇零札，裒而录之，可逾千篇，除襄楷奏议外，吾未有一语及佛法者。王充《论衡》，专以批判为业，亦未齿及。此实汉代士大夫不知有佛学之明证。既无闻见，安有毁誉？此作伪者，道晋宋间情状耳。
此书■■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此盖在顾欢《夷夏论》出世前后，其他辨毁容，辨无后，皆东晋间三教辩争之主要问题。而作此书之人，颇以调和三教为职志，亦正属彼时一部分之时代精神。故断为晋后伪书，当无大过，但理既肤浅，文复靡弱，其价值又出《四十二章经》下矣。
惟有一事足资旁证者，著书之地，托诸交趾。原序云：“时交趾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此或为汉末交趾佛教颇盛之一种暗示，盖当时中印交通实以日南为孔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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