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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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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一八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上午八时半，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一七九三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一八三二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恐怖的坟场，郊区寒怆的客店，保王派的沙龙，资产阶级的家庭，大学生聚集的拉丁区，惨厉绝伦的滑铁卢战场，战火纷飞的街垒，藏污纳垢的下水道……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纪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奥德修斯式的传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惊险，所有这一切都不下于古代史诗《奥德修记》中主人公的历险。与奥德修斯的史诗不同的是，冉阿让的史诗主要是以他向资产阶级社会强加在他头上的迫害、向不断威胁他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为内容的。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与编织得非常严密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的斗争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罕见的勇敢机智。冉阿让得到了所有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领使他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对他的迫害。不仅如此，他还被作者赋予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他从事工业，有所发明创造，一度成为了一个治理有方、改变了一个小城整个面貌的行政长官。雨果笔下的这个人物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
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象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正象他在传奇般的经历中要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险阻一样，他在精神历程中也要绕过、战胜种种为我的利己主义的暗礁，才能达到他那种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种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义举，而且，这种暗礁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险阻更难于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气与坚毅。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这是一种浩博精神的结晶，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晶。
雨果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是什么思想促使他去写这样一部讲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的悲怆命运问题？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一八○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处了五年劳役，出狱后又在就业中屡遭拒绝。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产生了写《悲惨世界》的意图。他把这个事件作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与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物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他这种同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浩博之感。
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柳 鸣 九
作者序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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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米里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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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五年，迪涅①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六年起，他已就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绝不触及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但为了全面精确起见，在此地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风闻与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是真是假，在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所作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②那职位，很早，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据说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③爆发了，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刚开始时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因早已害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①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意念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却能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①迪涅（Digne）在法国南部，是下阿尔卑斯省的省会。
②当时法院的官职是可以买的，并可传给儿孙。
③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①一七九三年是革命达到高潮的一年。
一八○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②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③，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
彼此都还上算。” ②拿破仑于一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称帝，十二月二日加冕。
③指费什。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极其诧异地得到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哪些是真实的？谁也不知道。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说话的嘴多而思考的头脑少的小城里总有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也许只是一些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语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那种强烈的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不管怎样，他住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成为那些小城市和小人们谈话的题材的闲话，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没有谁再敢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女仆，名叫马格洛大娘，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儿，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见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是个矮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的妇人，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所规定的仪节，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访，而他，在他那一面，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主教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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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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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涅的主教院是和医院毗连的。
主教院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世纪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贵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楼下朝花园的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公宴过这些要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点缀着那间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那医院却是一所狭隘低陋的房子，只有一层楼，带个小小花园。
主教到任三天以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只是一些小间，里面的空气很难流通。”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今年我们有过伤寒，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个病人，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总得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以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惊惶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象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错误。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这儿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有了错误，我告诉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一千五百利弗①
传教会津贴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四百利弗
囚犯抚慰及救济事业费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①利弗（livre）当时的一种币制，等于一法郎。
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这个分配办法。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那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的。米里哀先生对那位圣女来说，是她的阿哥，同时也是她的主教，是人世间的朋友和宗教中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说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洛大娘，稍微有些噜苏。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老头儿都在那一千五百法郎里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有办法招待他们。
那是由于马格洛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了！”
“当然罗！”马格洛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对从前的那几位主教，原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洛大娘。”
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那申请，通过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大嚷起来。有一个帝国元老院①的元老，他从前当过五百人院②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①，住在迪涅城附近一座富丽堂皇的元老宅第里，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函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人口不到四千的城里，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着马走。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所有的神甫全一样，又贪又吝。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象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咳！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当时正和罗马②发生磨擦。）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①指拿破仑帝国的元老院，由二十四人组成，任期是终身的。
②一七九五年十月，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热月党，根据自己制定的新宪法，由有产者投票选举，成立了元老院（上院）和五百人院（下院）。
①法兰西共和国八年雾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发动政变，开始了独裁统治。
②教皇庇护七世于一八○四年到巴黎为拿破仑加冕，后被拘禁在法国，直到拿破仑失败。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大为高兴。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主教在开始时只顾别人，但结果也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写了这样一张单子交给他的妹子。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一千五百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二百五十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二百五十利弗
救济被遗弃的孩子五百利弗
救济孤儿五百利弗
共计三千利弗
以上就是米里哀先生的预算表。
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到有钱人身上去取来给穷人；取得紧也给得急。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不到一年功夫，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过他的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使他在他所必需的用品以外增添一点多余的东西。
不但如此，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付出了，正好象旱地上的水一样；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从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照例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头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①主教。我们也将随时照样用那名字称呼他。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的意。
①卞福汝（Bienvenu）是“欢迎”的意思。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我们并不认为在此地所刻画的形象是逼真的，我们只说它近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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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主教碰到苦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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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先生并不因为他的马车变成了救济款而减少他的巡回视察工作。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巡视那一切，确成问题，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坐小马车；在山里，就乘骡兜。那两个高年的妇人还陪伴着他。如果路程对她们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一天，他骑着一头毛驴，走到塞内士，那是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正囊空如洗，不可能有别种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围着他笑。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跨着耶稣基督的坐
骑未免妄自尊大。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老实说，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蔼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素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不向远处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那些对待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地方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种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他们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坍了，就会有人替他们重盖，不要工资。这也可算得上是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没一个人犯过凶杀案。”
在那些斤斤计较利润和收获物的村子里，他说：“你们瞧瞧昂布伦地方的人吧。万一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到那感到困难的人的田里去替他收割，并且替他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在那些争讼成风，农民每因告状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口。我的上帝！那真象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执法官。处理一切的是乡长。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地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不取酬金，判处案情，不收讼费；大家也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的人中一个正直的人。”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他说，“一个只有十家到十五家人口的小地方，自然不能经常供养一个乡村教师，于是他们全谷公聘几个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在这村停留八天，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我们只须看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做一个无知无识的人多么可羞！
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谈着，严肃地，象父兄那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近而意远的话，用简括的词句和丰富的想象，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能自信，又能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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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言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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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他总要求自己适合那两个伴他过活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当他笑起来，那确是小学生的笑。
马格洛大娘诚心诚意地称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本书正在顶上的那一格。主教的身材矮小，达不到。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搬张椅子给我。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他的一个远亲，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爱在他跟前数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她有几个年纪很老行将就木的长辈，她那几个孩子自然是他们的继承人了。三个中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第二个承继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应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日常听这位做母亲的那些天真可恕的夸耀，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承继和“希望”时，他仿佛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她不耐烦地改变自己的话题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主教说，“一句怪话，大概出自圣奥古斯丁：‘把你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个无可承继者的身上吧。’”
另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一大张纸上所铺排的，除了亡人的各种荣衔以外，还把他所有一切亲属的各种封建的和贵族的尊称全列了上去。他叫着说：“死人的脊骨多么结实！别人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叫他轻快地背着！这些人也够聪明了，坟墓也被虚荣心所利用！”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着严正的意义。一次，在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在天主堂里讲道。他颇有口才，讲题是“慈善”。他要求富人拯救穷人，以免堕入他尽力形容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地狱，而进入据他所说非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在当时的听众中，有个叫惹波兰先生的歇了业的商人，这人平时爱放高利贷，在制造大布、哔叽、毛布和高呢帽时赚了五十万。惹波兰先生生平从没有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那次讲道以后，大家都看见他每逢星期日总拿一个苏①给天主堂大门口的那几个乞讨的老婆婆。她们六个人得去分那个苏。一天，主教撞见他在行那件善事，他笑嘻嘻向他的妹子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谈到慈善事业时，他即使碰壁也不退缩，并还想得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一次，他在城里某家客厅里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一个商特西侯爵，年老，有钱，吝啬，他有方法同时做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②派。那样的怪事是有过的。主教走到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几文。”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有我自己的穷人呢。”
①苏（sou），法国辅币名，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
②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一生强烈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僧侣的统治权。
“把他们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布道：
“我极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有一百三十二万所房子都只有三个洞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还有二十四万六千个棚子都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这是因为那种所谓门窗税才搞到如此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老太婆、小孩子塞在那些房子里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两个阿尔卑斯省，就是上下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连小车也没有，他们用自己的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点的
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那样的。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出来的。到了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放在水里浸上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四周的人多么受罪！”
他出生在南部，所以很容易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bé！moussu，sèssagé？”学下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anaraspassa？”学上多菲内省的方言：
“Puerteunbouenmoutouembeunbouenfroumageg
rase”
这样就博得了群众的欢心，大大帮助了他去接近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茅屋里或山中，正象在自己的家里，他知道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事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和一切心灵打成一片。
并且他对上层的人和人民大众都是一样的。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判断一件事。
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形容自己。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象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蒙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象一种地心吸力。”
当他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呢。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他对于人类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的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大家谈一桩正在研究调查、不久就要交付审判的案子。有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生路断绝时铸了私钱。铸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被捕了。他们把她抓了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告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他们再三追问。她仍坚决不招供。这样，检察长心生一计。他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许多信札的断片，来说服那个苦恼的女人，使她相信她有一个情敌，那男子有负心的行为。在妒恨悲愤之中，她终于举发她的情人，一切都招供了，一切都证实了。那男子是无法挽救了。不久他就得在艾克斯和他的同谋女犯一同受审。大家谈着那件事，每个人都称赞那官员的才干，说他能利用妒嫉之心，因愤怒而真相大白，法律的威力也因报复的心理而得以伸张。主教静悄悄地听着这一切，等到大家说完了，他问道：
“那一对男女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在地方厅。”
他又问：“那么，那位检察长将在什么地方受审呢？”
迪涅发生过一件惨事。有个人因谋害人命而被判处死刑。那个不幸的人并不是什么读书人，但也不是完全无知无识的人，他曾在市集上卖技，也摆过书信摊。城里的人对那案子非常关心。在行刑的前一日，驻狱神甫忽然害了病。必须有个神甫在那受刑的人临终时帮助他。有人去找本堂神甫。他好象有意拒绝，他说：“这不关我事。这种苦差事和那耍把戏的人和我都不相干，我也正害着病，况且那地方下属我的范围。”他这答复传到主教那儿去了。主教说：“本堂神甫说得对。那不属于他的范围，而是属于我的。”
他立刻跑到监狱去，下到那“耍把戏的人”的牢房里，他叫他的名字，搀着他的手，和他谈话。他在他的身旁整整过了一天一夜，饮食睡眠全忘了，他为那囚犯的灵魂向上帝祈祷，也祈求那囚犯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他和他谈着最善的、亦即最简单的真理。他直象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如果不是在祝福祈祷，他就一点也不象个主教。他在稳定他和安慰他的同时，把一切都教给他了。那个人原是要悲痛绝望而死的。在先，死对他好象是个万丈深渊，他站在那阴惨的边缘上，一面战栗，一面又心胆俱裂地向后退却。他并没有冥顽到对死活也绝不关心的地步。他受到的判决是一种剧烈的震撼，仿佛在他四周的某些地方，把隔在万物的神秘和我们所谓生命中间的那堵墙震倒了。他从那无法补救的缺口不停地望着这世界的外面，而所见的只是一片黑暗。主教却使他见到了一线光明。
第二天，他们来提这不幸的人了，主教仍在他身旁。他跟着他走。他披上紫披肩，颈上悬着主教的十字架，和那被缚在绳索中的临难人并肩站在大众的面前。
他和他一同上囚车，一同上断头台。那个受刑的人，昨天是那样愁惨，那样垂头丧气，现在却舒展兴奋起来了。他觉得他的灵魂得了救，他期待着上帝。主教拥抱了他，当刀子将要落下时，他说：“人所杀的人，上帝使他复活；弟兄们所驱逐的人得重见天父。祈祷，信仰，到生命里去。天父就在前面。”他从断头台上下来时，他的目光里有种东西使众人肃然退立。我们不知道究竟哪一样最使人肃然起敬，是他面色的惨白呢，还是他神宇的宁静。在回到他一惯戏称为“他的宫殿”的那所破屋子里时，他对他的妹子说：“我刚刚进行了一场隆重的大典。”
最卓越的东西也常是最难被人了解的东西，因此，城里有许多人在议论主教那一举动，说那是矫揉造作。不过那是上层阶级客厅里的一种说法。对圣事活动不怀恶意的人民却感动了，并且十分钦佩主教。
至于主教，对他来说，看断头台行刑确是一种震动；过了许久，他才镇定下来。
断头台，的确，当它被架起来屹立在那里时，是具有一种使人眩惑的力量的；在我们不曾亲眼见过断头台前，我们对死刑多少还能漠然视之，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置可否；但是，如果我们见到了一座，那种惊骇真是强烈，我们非作出决定，非表示赞同或反对不可。有些人赞叹它，如德·梅斯特尔①。有些人痛恨它，如贝卡里亚②。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产生最神秘的战栗。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断头台是想象。断头台不是一个架子。断头台不是一种机器。断头台不是由木条、铁器和绳索所构成的无生气的机械。它好象是种生物，具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森的主动能力。我们可以说那架子能看见，那座机器能听见，那种机械能了解，那些木条铁件和绳索都具有意识。当它的出现把我们的心灵抛入凶恶的梦想时，断头台就显得怪可怕，并和它所作所为的一切都结合在一起了。断头台是刽子手的同伙，它在吞噬东西，在吃肉，在饮血。断头台是法官和木工合造的怪物，是一种鬼怪，它以自己所制造的死亡为生命而进行活动。
①德·梅斯特尔（deMaistre，1753—1821），法国神学家。
②贝卡里亚（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法学家，主张宽刑。
那次的印象也确是可怕和深刻的，行刑的第二天和许多天以后，主教还表现出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送死时那种强迫的镇静已经消逝了，社会威权下的鬼魂和他纠缠不清，他平时工作回来，素来心安理得，神采奕奕，这时他却老象是在责备自己。有时，他自言自语，吞吞吐吐，低声说着一些凄惨的话。下面是他妹子在一天晚上听了记下来的一段：“我从前还不知道是那么可怕。只专心注意上帝的法则而不关心人的法律，那是错误的。死只属于上帝，人有什么权力过问那件未被认识的事呢？”
那些印象随着时间渐渐减褪或竟消失了，但是人们察觉到，从此以后，主教总避免经过那刑场。
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主教叫到病人和临死的人的床边。他深深知道他最大的职责和最大的任务是在那些地方。寡妇和孤女的家，不用请，他自己就会去的。他知道在失去爱妻的男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身旁静静坐上几个钟头。他既懂得闭口的时刻，也就懂得开口的时刻。呵！可敬可佩的安慰人的人！他不以遗忘来消除苦痛，却希望去使苦痛显得伟大和光荣。他说：“要注意您对死者的想法。不要在那溃烂的东西上去想。定神去看，您就会在穹苍的极尽处看到您亲爱的死者的生命之光。”他知道信仰能护人心身。他总设法去慰藉失望的人，使他们能退一步着想，使俯视墓穴的悲痛转为仰望星光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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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卞福汝主教的道袍穿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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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里哀先生的家庭生活，正如他的社会生活那样，是受同样的思想支配的。对那些有机会就近观察的人，迪涅主教所过的那种自甘淡泊的生活，确是严肃而动人。
和所有老年人及大部分思想家一样，他睡得少，但他的短暂的睡眠却是安稳的。早晨，他静修一个钟头，再念他的弥撒经，有时在天主堂里，有时在自己的经堂里。弥撒经念过以后，作为早餐，他吃一块黑麦面包，蘸着自家的牛的乳汁。随后，他开始工作。
主教总是相当忙的，他得每天接见主教区的秘书——通常是一个司祭神甫，并且几乎每天都得接见他的那些助理主教。他有许多会议要主持，整个宗教图书室要检查，还要诵弥撒经、教理问答、日课经等等；还有许多训示要写，许多讲稿要批示，还要和解教士与地方官之间的争执，还要办教务方面的信件、行政方面的信件，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宗教，总有作不完的事。
那些无穷尽的事务和他的日课以及祈祷所余下的时间，他首先用在贫病和痛苦的人身上；在痛苦和贫病的人之后留下的时间，他用在劳动上。他有时在园里铲土，有时阅读和写作。他对那两种工作只有一种叫法，他管这叫“种地”，他说：
“精神是一种园地。”
日中，他用午餐。午餐正和他的早餐一样。
将近两点时，如果天气好，他去乡间或城里散步，时常走进那些破烂的人家。人们看见他独自走着，低着眼睛，扶着一根长拐杖，穿着他那件相当温暖的紫棉袍，脚上穿着紫袜和粗笨的鞋子，头上戴着他的平顶帽，三束金流苏从帽顶的三只角里坠下来。
他经过的地方就象过节似的。我们可以说他一路走过，就一路在散布温暖和光明。孩子和老人都为主教而走到大门口来，有如迎接阳光。他祝福大家，大家也为他祝福。人们总把他的住所指给任何有所需求的人们看。
他随处停下来，和小男孩小女孩们谈话，也向着母亲们微笑。他只要有钱，总去找穷人；钱完了，便去找有钱人。
由于他的道袍穿得太久了，却又不愿被别人察觉，因此他进城就不得不套上那件紫棉袍。在夏季，那是会有点使他不好受的。
晚上八点半，他和他的妹子进晚餐，马格洛大娘立在他们的后面照应。再没有比那种晚餐更简单的了。但是如果主教留他的一位神甫晚餐，马格洛大娘就借此机会为主教做些鲜美的湖鱼或名贵的野味。所有的神甫都成了预备盛餐的借口，主教也让人摆布。此外，他日常的伙食总不外水煮蔬菜和素油汤。城里的人都说：“主教不吃神甫菜的时候，就吃苦修会的修士菜。”
晚餐过后，他和巴狄斯丁姑娘与马格洛大娘闲谈半小时，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事写作，有时写在单页纸上，有时写在对开本书本的空白边上。他是个文人，知识颇为渊博，他留下了五种或六种相当奇特的手稿，其中一种是关于《创世记》中“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①那一节的研究。他拿三种经文来作比较：阿拉伯译文作“上帝的风吹着”；弗拉菲于斯·约瑟夫②作“上界的风骤临下土”；最后翁格洛斯的迦勒底③文的注释性翻译则作“来自上帝的一阵风吹在水面上”。在另外一篇论文里，他研究了雨果关于神学的著作——雨果是普托利迈伊斯的主教，本书作者的叔曾祖；他还证明在前世纪以笔名巴勒古尔发表的各种小册子都应是那位主教的。
①这一句话原文见《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
②弗拉菲于斯·约瑟夫（FlaviusJosephe），一世纪末的犹太历史家。
③迦勒底（Chaldée），巴比伦一带地方的古称。
有时，他正在阅读，不问在他手里的是什么书，他会忽然堕入深远的思考，想完以后，立即在原书中写上几行。那样的几行字时常是和他手中的书毫无关系的。目下我们有他在一本四开本书的边上所写的注，书名是《贵人日耳曼和克林东、柯恩华立斯两将军以及美洲海域海军上将们的往来信札》，凡尔赛盘索书店及巴黎奥古斯丁河沿毕索书店印行。
注是这样的：
“呵！存在着的你！
“《传道书》称你为全能，马加比人称你为创造主，《以弗所书》称你为自由，巴录称你为广大，《诗篇》称你为智慧与真理，约翰称你为光明，《列王纪》称你为天主，《出埃及记》呼汝为主宰，《利未记》呼汝为神圣，以斯拉呼汝为公正，《创世记》称你为上帝，人称你为天父，但是所罗门称你为慈悲，这才是你名称中最美的一个。”
近九点钟时，两位妇女退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让他独自留在楼下，直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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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他托谁看守他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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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的房子，我们已经说过，是一所只有一层楼的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上一间气楼，后面有一个四分之一亩大的园子。两位妇女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第一间是他的餐室，第二间是卧室。第三间是经堂。从经堂出来，必须经过卧室；从卧室出来，又必须经过餐室。经堂底里，有半间小暖房，仅容一张留备客人寄宿的床。主教常把那床让给那些因管辖区的事务或需要来到迪涅的乡村神甫们住宿。
原来医院的药房是间小房子，通正屋，盖在园子里，现在已改为厨房和贮藏食物的地方了。
此外，园里还有一个牲口棚，最初是救济院的厨房，现在主教在那里养着两头母牛。无论那两头牛供给多少奶，他每天早晨总分一半给医院里的病人。“这是我付的什一税。”他说。
他的房间相当大，在恶劣的季节里相当难于保暖。由于木柴在迪涅非常贵，他便设法在牛棚里用板壁隔出了一小间。严寒季节便成了他夜间生活的地方。他叫那做“冬斋”。
在冬斋里，和在餐室里一样，除了一张白木方桌和四张麦秸心椅子外，再也没有旁的家具。餐室里却还陈设着一个涂了淡红胶的旧碗橱。主教还把一张同样的碗橱，适当地罩上白布帷和假花边，作为祭坛，点缀着他的经堂。
迪涅的那些有钱的女忏悔者和虔诚的妇女，多次凑了些钱，要为主教的经堂修一座美观的新祭坛，他每次把钱收下，却都送给了穷人。
“最美丽的祭坛，”他说，“是一个因得到安慰而感谢上帝的受苦人的灵魂。”
他有两张麦秸心的祈祷椅在他的经堂里，卧室里还有一张有扶手的围椅，也是麦秸心的。万一他同时接见七八个人，省长、将军或是驻军的参谋，或是教士培养所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得到牛棚里去找冬斋的椅子，经堂里去找祈祷椅，卧室里去找围椅。这样，他们可以收集到十一张待客的坐具。每次有人来访，总得搬空一间屋子。
有时来了十二个人，主教为了遮掩那种窘境，如果是在冬天，他便自己立在壁炉边，如果是在夏天，他就建议到园里去兜个圈子。
在那小暖房里，的确还有一张椅子，但是椅上的麦秸已经脱了一半，并且只有三只脚，只是靠在墙上才能用。巴狄斯丁姑娘也还有一张很大的木靠椅，从前是漆过金的，并有锦缎的椅套，但是那靠椅由于楼梯太窄，已从窗口吊上楼了，因而它不能作为机动的家具。
巴狄斯丁姑娘的奢望是想买一套客厅里用的荷兰黄底团花丝绒的天鹅颈式紫檀座架的家具，再配上长沙发。但是这至少得花五百法郎。她为那样一套东西省吃节用，五年当中，只省下四十二个法郎和十个苏，于是也就不再作此打算。而且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
去想象一下主教的卧室，再简单也没有了。一扇窗门朝着园子，对面是床——一张医院用的病床，铁的，带着绿哔叽帷子。在床里的阴暗处，帷的后面，还摆着梳妆用具，残留着他旧时在繁华社会中做人的那些漂亮习气；两扇门，一扇靠近壁炉，通经堂，一扇靠近书橱，通餐室；那书橱是一个大玻璃橱，装满了书；壁炉的木框，描上了仿大理石的花纹，炉里通常是没有火的；壁炉里有一对铁炉篦，篦的两端装饰着两个瓶，瓶上绕着花串和槽形直条花纹，并贴过银箔，那是主教等级的一种奢侈品；上面，在通常挂镜子的地方，有一个银色已褪的铜十字架，钉在一块破旧的黑线上，装在一个金色暗敝的木框里。窗门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摆了一个墨水瓶，桌上堆着零乱的纸张和大本的书籍。桌子前面，一张麦秸椅。床的前面，一张从经堂里搬来的祈祷椅。椭圆框里的两幅半身油画像挂在他床两旁的墙上。在画幅的素净的背景上有几个小金字写在像的旁边，标明一幅是圣克鲁的主教查里奥教士的像，一幅是夏尔特尔教区西多会大田修院院长阿格德的副主教杜尔多教士的像。主教在继医院病人之后住进那间房时，就已看见有这两幅画像，也就让它挂在原处。他们是神甫，也许是施主，这就是使他尊敬他们的两个理由。他所知道关于那两个人物的，只是他们在同一天，一七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由王命，一个授以教区，一个授以采地。马格洛大娘曾把那两幅画取下来掸灰尘，主教才在大田修院院长的像的后面，看见在一张用四片胶纸粘着四角、年久发黄的小方纸上，用淡墨汁注出的这两位人物的出身。
窗门上，有一条古老的粗毛呢窗帷，已经破旧不堪，为了节省新买一条的费用，马格洛大娘只得在正中大大地缝补一番，缝补的纹恰成一个十字形。主教常常叫人看。
“这缝得多好！”他说。
那房子里所有的房间，无论楼下楼上，没有一间不是用灰浆刷的，营房和医院照例如此。
但是，后来的几年中，马格洛大娘在巴狄斯丁姑娘房间的裱墙纸下面（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发现了一些壁画。这所房子，在成为医院以前，曾是一些士绅们的聚会场所。所以会有那种装饰。每间屋子的地上都铺了红砖，每星期洗一次，床的前面都铺着麦秸席。总之，这住宅，经那两位妇女的照料，从上到下，都变得异常清洁。那是主教所许可的唯一的奢华。他说：
“这并不损害穷人的利益。”
但是我们得说清楚，在他从前有过的东西里，还留下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我们既然要把迪涅的这位主教据实地写出来，就应当提到他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银器盛东西吃，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来的。那对烛台上插着两支烛，经常陈设在主教的壁炉上。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那两支烛，连着蜡台放在餐桌上。
在主教的卧室里，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那六套银器和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是从来不拿走的。
那个园子，在我们说过的那些相当丑陋的建筑物的陪衬下，也显得有些减色。园子里有四条小道，交叉成十字形，交叉处有一个水槽；另一条小道沿着白围墙绕园一周。小道与小道之间，形成四块方地，边沿上种了黄杨。马格洛大娘在三块方地上种着蔬菜，在第四块上，主教种了些花卉。几株果树散布在各处。
一次，马格洛大娘和蔼地打趣他说：“您处处都盘算，这儿却有一块方地没有用上。种上些生菜，不比花好吗？”“马格洛大娘，”主教回答说，“您弄错了。美和适用是一样有用的。”停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也许更有用些。”
那块方地又分作三四畦，主教在那地上所费的劳力和他在书本里所费的劳力是一样的。他乐意在这里花上一两个钟头，修枝，除草，这儿那儿，在土里搠一些窟窿，摆下种子。他并不象园艺工作者那样仇视昆虫。对植物学他没有任何幻想；他不知道分科，也不懂骨肉发病说；他绝不研究在杜纳福尔①和自然操作法之间应当有何取舍，既不替胞囊反对子叶，也不替舒习尔②反对林内③。他不研究植物，而赞赏花卉。他非常敬重科学家，更敬重无知识的人，在双方并重之下，每当夏季黄昏，他总提着一把绿漆白铁喷壶去浇他的花畦。
①杜纳福尔（Tournefort），法国十世纪的植物学家。
②舒习尔（Jussieu），法国十八世纪植物学家。
③林内（Linné），瑞典十八世纪生物学家，是植物和动物分类学的鼻祖。
那所房子没有一扇门是锁得上的。餐室的门，我们已经说过，开出去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正象一扇牢门。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因而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梢扣着。任何过路的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摇开。起初，那两位妇女为了那扇从来不关的门非常发愁，但是迪涅主教对她们说：“假如你们喜欢，不妨在你们的房门上装上铁闩。”到后来，她们看见他既然放心，也就放了心，或者说，至少她们装出放心的样子。马格洛大娘有时仍不免提心吊胆。主教的想法，已经在他在《圣经》边上所写的这三行字里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这里只有最微小的一点区别：
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
在一本叫做《医学的哲学》的书上，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们不和他们一样是医生吗？我一样有我的病人。首先我有他们称为病人的病人，其次我还有我称为不幸的人的病人。”
在另一处，他还写道：“对向你求宿的人，不可问名问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
有一天，忽然来了个大名鼎鼎的教士，我已经记不清是古娄布鲁教士，还是彭弼力教士，想起要问主教先生（那也许是受了马格洛大娘的指使），让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十分有把握不至于发生某种意外，是否不怕在那防范如此松懈的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在他肩上点了一下，对他说：“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家人，否则看守也徒然。”①他接着就谈旁的事。
①这两句话原文为拉丁文，即DisiDominuscustodieritdomum，invanumvigilantquicustodiunteam。
他常爱说：“教士有教士的勇敢，正如龙骑队长有龙骑队长的勇敢。”不过，他又加上一句：“我们的勇敢应当是宁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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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克拉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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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自然有着一件我们不应忽略的事，因为这件事足以说明迪涅的这位主教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加斯帕尔·白匪帮曾一度横行在阿柳尔峡一带，在被击溃以后，有个叫克拉华特的部将却还躲在山林里。他领着他的徒众，加斯帕尔·白的残部，在尼斯伯爵领地里藏匿了一些时候，继又转到皮埃蒙特区①，忽而又在法国境内巴塞隆内特附近出现。最初，有人曾在若齐埃见过他，过后又在翟伊尔见过他。他躲在鹰轭山洞里，从那里出来，经过玉碑和小玉碑峡谷，走向村落和乡镇。他甚至敢于进逼昂布伦，黑夜侵入天主堂，卷走圣衣库中的东西。他的劫掠使那一乡的人惴惴不安。警察追击也无用。他屡次逃脱，有时还公然抵抗。他是个大胆的恶汉。正当人心惶惶时主教来了。他正在那一乡巡视。乡长赶到沙斯特拉来找他，并且劝他转回去。当时克拉华特已占据那座山，直达阿什一带，甚至还更远。即使由卫队护送，也有危险。那不过是把三四个警察白白拿去送死罢了。
①皮埃蒙特区（Piémont），在意大利北部。
“那么，”主教说，“我打算不带卫兵去。”
“您怎么可以那样打算，主教？”那乡长说。
“我就那样打算，我绝对拒绝卫兵，并且一个钟头以内我就要走。”
“走？”
“走。”
“一个人去吗？”
“一个人。”
“主教，您不能那样做。”
“在那儿，”主教又说，“有个穷苦的小村子，才这么一点大，我三年没有见着他们了。那里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些和蔼诚实的牧人。他们牧羊，每三十头母羊里有一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能做各种颜色的羊毛绳，非常好看。他们用六孔小笛吹各种山歌。他们需要有人不时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主教如果也害怕，他们将说什么呢？假使我不到那里去一下，他们将说些什么呢？”
“可是，主教，您对那些强盗怎么办，万一您遇见了强盗！”
“对呀，”主教说，“我想起来了。您说得有理。我可以遇见他们。他们也需要有人和他们谈谈慈悲的上帝。”
“主教，那是一伙土匪呀，是一群狼呀！”
“乡长先生，也许耶稣正要我去当那一群狼的牧人呢，谁知道主宰的旨意？”
“主教，他们会把您抢光的。”
“我没有什么可抢的。”
“他们会杀害您的。”
“杀害一个念着消食经过路的老教士？啐！那有什么好处？”
“唉！我的上帝！万一您碰见他们！”
“我就请他们捐几文给我的穷人们。”
“主教，以上天之名，不要到那儿去吧！您冒着生命危险呢。”
“乡长先生，”主教说，“就只是这点小事吗？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只好让他走。他走了，只有一个自愿当向导的小孩伴着他。他那种蛮劲使那一乡议论纷纷，甚至个个替他捏一把汗。
他不愿带他的妹子，也没有带马格洛大娘。他骑上骡子，穿过山路，一个人也没有碰见，平平安安到了他的“好朋友”——牧人的家里。他在那里住了两星期，传道，行圣礼，教育人，感化人。到了快离开时，他决计用主教的仪式做一场大弥撒。他和本堂神甫商量。但是怎么办呢？没有主教的服饰。他们只能把简陋的乡间圣衣库供他使用，那里只有几件破旧的、装着假金线的锦缎祭服。
“没有关系！”主教说。“神甫先生，我们不妨把要做大弥撤那件事在下次礼拜时，向大众宣告一下，会有办法的。”
在附近的几个天主堂里都寻遍了。那些穷教堂里所有的精华，凑拢来还不能适当装饰一个大天主堂里的唱诗童子。
正在大家为难时，有两个陌生人，骑着马，带了一只大箱子，送来给主教先生，箱子放在本堂神甫家里人立即走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件金线呢披氅，一顶装有金刚钻的主教法冠，一个大主教的十字架，一条华美的法杖，一个月以前，在昂布伦圣母堂的圣衣库里被抢的法衣，全部都在。箱子里有张纸，上面写着：“克拉华特呈奉卞福汝主教。”
“我早说过会有办法的！”主教说，随后他含笑补充一句，“以神甫的白衣自足的人蒙上帝赐来大主教的披氅了。”
“我的主教，”神甫点头含笑低声说，“不是上帝便是魔鬼。”
主教用眼睛盯住神甫，一本正经地说：“是上帝！”
回沙斯特拉时一路上都有人来看他，引为奇谈。他在沙斯特拉的神甫家里，又和巴狄斯丁姑娘和马格洛大娘相见了，她们也正渴望他回来。他对他的妹子说：
“怎样，我的打算没有错吧？我这穷教士，两手空空，跑到山里那些穷百姓家里去过了，现在又满载而归。我当初出发时，只带着一片信仰上帝的诚心，回来时，却把一个天主堂的宝库带回了。”
晚上，他在睡前还说：
“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那是身外的危险。我们应当害怕自己。偏见便是盗贼，恶习便是杀人犯。重大的危险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危害我们脑袋和钱袋的人何足介意呢？我们只须想到危害灵魂的东西就得了。”
他又转过去对他妹子说：
“妹妹，教士永远不可提防他的邻人。邻人做的事，总是上帝允许的。我们在危险临头时，只应祷告上帝。祈求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兄弟因我们而犯罪。”
总之，他生平的特殊事故不多。我们就自己所知道的谈谈。不过他在他一生中，总是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他一年的一月，就象他一日的一时。
至于昂布伦天主堂的“财宝”下落如何，我们对这问题，却有些难于回答。那都是些美丽的、令人爱不忍释的、很值得偷去救济穷人的东西。况且那些东西是早已被人偷过了的。那种冒险行为已经完成了一半，余下的工作只须改变偷窃的目的，再向穷人那边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了。关于这问题，我们什么也不肯定。不过，曾经有人在主教的纸堆里发现过一张词意不明的条子，也许正是指那件事的，上面写着：“问题在于明确这东两应当归天主堂还是归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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