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
　　她抿紧了嘴唇，慢吞吞地把针穿过抹布，抽出一长段灰色的线。
　　莱昂看了有气。艾玛的手指头似乎给抹布擦粗了；他脑子里闪出了一句献殷勤的话，但又不敢大胆说出口。
　　“你不再学了吗？”他接着说。
　　“什么？”她赶快说，“音乐吗？啊！我的上帝，是呵：难道我不要管家务了，不要照料丈夫了，说来说去，要干的活多着呢，难道份内的事不要先做！”
　　她看看钟。夏尔还没回来。于是她装出担心的样子。她三番两次说：
　　“他人多么好！”
　　实习生对包法利先生也有感情。不过妻子对丈夫感情太深反倒使他意外，使他不快，但他还是接着说医生的好话。他说，他听见大家都说他好，尤其是药剂师。
　　“啊！他是一个好人，”艾玛接着说。
　　“当然，”实习生接嘴道。他又谈起奥默太太来，他们平常老是笑她衣着随便，邋里邋遢。
　　“那有什么关系？”艾玛打断他说。“一个做母亲的人，哪里顾得上打扮自己！”
　　然后，她又不说话了。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她的谈话，她的姿态，统统都改变了。人家看见她把家务事放在心上，又按时上教堂，对女佣人也管得更严格了。
　　她把贝尔特从奶妈那里接回家。一有客人，费莉西就把她抱出来，包法利夫人撩起孩子的衣服，让客人看她的胳膊和腿。她说她爱孩子；孩子是她的安慰，她的乐趣，她的癖好。她一边抚摸她，一边抒发感情，如果不是知道底细的荣镇人，恐怕要把她错当做《巴黎圣母院》里的好妈妈呢。
　　夏尔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拖鞋总在壁炉边上烘着。现在，他的背心衬里不再脱线，他的衬衫也不再缺纽扣，他甚至高兴地看到：他的睡帽也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壁橱里面。她不再像从前一样，不乐意去花园里消愁解闷；无论他提什么建议，她都同意，虽然她并没有猜到他的意图，她也毫无怨言地顺从；——莱昂看见他餐后坐在炉边，双手放在肚子上，两脚蹬着炉架，面孔饱得发红，眼睛浸润在幸福中，孩子在地毯上爬，而这个腰身苗条的少妇，竟俯在椅子背上吻他的前额。
　　“我想到哪里去了！”他自言自语。“怎么可能到手呵？”
　　在他看来，她显得这样贤惠，这样圣洁不可侵犯，甚至连最渺茫的希望也烟消云散了。
　　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情况，更把她抬高到了超凡入圣的地位，对他说来，他既然得不到她的肉体，她似乎也就摆脱了凡胎俗骨；在他心里，她总是扶摇直上，远离人间，好像成了仙的圣徒，令人目眩神迷地飞上九霄云外去了。这是一种纯洁的感情，它并不会妨碍日常生活的运行；人们培养这种感情，因为情也以稀为贵，有了这种感情使人得到的享受，远远少于失去这种感情给人造成的痛苦。
　　艾玛瘦了，脸色变得苍白，面孔也拉长了。她的黑头发从中间分开，紧紧贴住两鬓。她的眼睛大，鼻子直，走起路来像只小鸟，现在老是沉默寡言，难道不像蜻蜓点水似地度过人生，而且额头上隐约地露出了负有崇高使命的迹象？她是这样忧郁而又平静，温柔而又持重，使人觉得她有一种冷若冰霜的魅力，就像一座冰凉的大理石教堂，虽然花香扑鼻，也会使人寒颤一样。即使莱昂以外的人也会感到这种不可抗拒的引诱。
　　药剂师就说过：“她的姿质不凡，即使县长夫人也不如她。”
　　老板娘称赞她节省，病人称赞她客气，穷人称赞她慈善。
　　其实她却贪心不足，容易生气，怨天尤人。她的纹丝不乱的直褶裙包藏着一颗动荡不安的祸心，她的羞人答答的嘴唇讲不出内心的苦恼。她爱上了莱昂，却寻求孤独，好无拘无束地在想象中自得其乐。看见了真人反而扰乱了沉思默想的乐趣。艾玛听见他的脚步，心就扑扑地跳；在他面前，激动的感情反而低落，使她莫明其妙，最后陷入一片惆怅。
　　莱昂并不知道，当他灰心失望地离开她家的时候，她却站了起来，在他后面看着他走到街上。他的行动使她挂念；她暗中观察他的脸色，甚至凭空捏造，找个借口到他房间里去。药剂师的老婆在她看来真是幸运，能够和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她的思想不断落在这所房子上，就像金狮旅店的鸽子老是飞来这里，把白羽红爪浸在檐沟里一样。艾玛越是发觉自己堕入情网，越是压制自己的感情，好不流露出来，让它慢慢削弱。她并不是不想莱昂猜到她的心事；她甚至想出一些机会，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好使他恍然大悟。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当然，不是行动太慢就是心里害怕，还有不好意思。她想到她的拒绝也许做得过份，已经错过了时机，无法挽回了。当然，她的自尊心，自封“贤妻良母”带来的喜悦，无可奈何的顾影自怜得到的安慰，总算聊胜于无，可以弥补一点她自认为作出了的牺牲。
　　于是，肉体的七情六欲，对金钱的垂涎三尺，还有热情带来的伤感，全都混在一起，成了一种痛苦；——而她不但不求解脱，反而越陷越深，自寻烦恼。一盘菜烧得不好，一扇门关得不紧，她都有气；她埋怨自己没有丝绒衣服，错过了幸福，没有实现太高的理想，住的房子太窄。
　　她最恼火的是，夏尔似乎想都没有想到她在受苦。他居然以为是他使她幸福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在她看来，筒直是一种侮辱，而他的心安理得，就是无情无义。她为谁做贤妻良母的？难道他不是一切幸福的障碍，一切苦难的根源，像一根复复杂杂的皮带上的尖扣针一样，从四面八方把她紧紧扣在他的身上？
　　因此，她由于烦闷无聊而产生的种种怨恨，都转移到他头上， 她想努力减轻痛苦，结果反而加重了愤怒，因为这种徒劳无益的努 力，更增加了她灰心失望的理由，扩大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她对自己的温存体贴也起了反感。家庭生活的平凡使她向往奢俗豪华，夫 妇生活的恩爱却使她幻想婚外的恋情。她恨不得夏尔打她一顿，她 才好理直气壮地僧恨他，报复他。有时她会大吃一惊：自己居然会起这样无情的念头；然而她不得不继续露出笑容，自己骗自己说：“我很幸福，”然后装出幸福的模样，骗别人相信自己真幸福。
　　其实，她讨厌这样口是心非。她也起过同莱昂私奔的念头，随便到哪里去，也不管多么远，只要能尝尝新的生活；但一想到私奔，她的灵魂深处立刻裂开，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而且他已经不再爱我了，”她心里想。“怎么办呢？还能指望谁来帮忙，谁来安慰，谁来减轻我的痛苦？”
　　她已经精疲力竭，气急败坏，如痴似呆，老是低声哭泣，眼泪直流。
　　“为什么不告诉先生呢？”女佣人碰到她发病的时候进来，就这样问。
　　“这是神经有毛病，”艾玛答道。“不要告诉他，免得他难过。”
　　“啊！对了，”费莉西接着说，“你就像小盖兰一样。她是在波莱打渔的老盖兰的女儿，我到你们家来以前，在迪厄普认识的。她老是愁眉苦脸，站在门口，好像报丧的裹尸布。她的病看起来似乎是脑袋里起了雾，医生无能为力，神甫也没办法。病得太厉害了，她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海关人员巡查的时候，老看见她伏在地上，爬在鹅卵石上哭呢。后来，说也奇怪，她一嫁人，病就好啦。”
　　“啊！对了，”费莉西接着说，“你就像小盖兰一样。她是在波莱打渔的老盖兰的女儿，我到你们家来以前，在迪厄普认识的。她老是愁眉苦脸，站在门口，好像报丧的裹尸布。她的病看起来似乎是脑袋里起了雾，医生无能为力，神甫也没办法。病得太厉害了，她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海关人员巡查的时候，老看见她伏在地上，爬在鹅卵石上哭呢。后来，说也奇怪，她一嫁人，病就好啦。”
　　“可是我呢，”艾玛接过来说，“我的病是嫁人后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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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傍晚时分，她坐在打开的窗前，刚刚看见教堂管事勒斯蒂布社瓦修剪黄杨，忽然就听见晚祷的钟声响了。
　　时间是四月初，报春花已经开放；一阵暖洋洋的风卷过新翻土的花坛，花园也像女人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来迎接夏天的良辰美景。从花棚的栅栏向外一望，可以看见婉蜒曲折的河水在草原上漫游的行迹。暮霭穿过落了叶的杨树，使树的轮廓呈现出淡淡的紫色，仿佛在树枝上挂了一层朦胧的透明轻纱似的。远处有牲口在走动，但听不见它们的脚步声，也听不到它们的哞叫。晚钟一直在响，在空气中散发出哀而不怨的长叹。
　　听到漫长的叮当钟声，少妇的情思又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她的青年时代，回忆起当年的寄宿生活。她想起了圣坛上的大蜡烛台，比摆满了鲜花的花瓶和圣龛的小圆柱都要高得多。她真想像从前一样，和修女们打成一片，排成长长的一行，看着白面纱中夹杂着一顶顶黑色的硬风帽，全都伏在跪凳上析祷。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她一抬起头来，就看见淡蓝色的香烟缭绕着圣母慈祥的面容。想到这里，她的心有动于衷了；她觉得自己柔弱无力，无依无靠，就像一只小鸟身上的绒毛，在暴风雨中晕头转向；就是这样，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却已经走上了去教堂的路。她准备献身给宗教，不管哪种信仰都行，只要她能够把灵魂全部投进去，只要她能忘掉人间的烦恼。
　　她在广场上碰见勒斯帮布杜瓦回来；因为他为了充分利用一天的时间，宁愿打断工作，回头再做，所以他只在他方便的时候敲晚祷钟。再说，早点敲钟还可以提醒孩子们上教理课。
　　有几个孩子已经来了，在墓地的石板上玩弹子。另外几个骑在墙头，摆动两条腿，用木鞋弄断围墙和新坟之间的荨麻。这是唯一的有绿色植物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石头，上面老是蒙着一层浮土，圣器室的扫帚也扫不干净。孩子们穿着软底鞋在石板上跑来跑去，仿佛这是特意为他们铺好的拼花地板，他们的叫声笑声，比叮当的钟声还响得多。粗粗的钟绳从高高的钟楼上吊下来，一头拖在地上，摆动得越来越少，钟声也就越来越小。几只燕子飞过，发出唧唧啁啁的叫声，用翅膀划破了长空，迅速地飞回滴水檐下黄色的燕子窝。教堂里首点了一些灯，这就是说，挂了一个玻璃盏，里面点着一根灯芯，从远处看，灯光好像一个白点，在灯油上摇曳不定。一道长长的阳光穿过教堂的中殿，使两边的侧道和四围的角落，显得更加阴沉。
　　“神甫在哪里？”包法利夫人问一个小孩子，他正在摇晃活动栅门上一根已经松了的栏杆。
　　“他就要来了，”他回答道。果然，教士住宅的门咯吱一响，布尼贤神甫出来了。
　　孩子们乱嘈嘈地挤进了教堂。
　　“这些小淘气！”教士嘀咕说，“总是这样！”
　　他一脚碰到一本破破烂烂的《教理回答入门》，就捡起来说：
　　“什么都不爱惜。”他一眼看见了包法利夫人，
　　“对不起，”他说，“我没有认出来是你。”
　　他把《教理入门》塞进衣服口袋，就站住了，两个手指还在摆动圣器室沉重的钥匙。
　　夕阳的光辉照在他脸上，使他的毛料道袍显得颜色暗淡了，胳膊肘下面已经磨得发亮，下摆还脱了线。油污和烟熏的痕迹，一点接着一点。就像他宽阔的胸前那一排小纽扣在延长似的，离他的大翻领越远，污点也就越多；翻领之上，露出他红皮肤的皱折；皮肤上还星罗棋布地撒上了一些黄色斑点。直到灰色的胡子遮住了粗糙的皮肤，才看不见，他刚用过晚餐，呼气吸气声音都响。
　　“你身体好吗？”他接着问道。
　　“不好，”艾玛答道，“我很难受。”
　　“可不是!我也一样，”教士接着说。“这些日子天气一热，说也奇怪，人就软弱无力了，对不对？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生来就是受罪的，圣·保罗不是说过吗？不过，包法利先生怎么说？”
　　“他呀！”她说时做了一个瞧不起的手势。
　　“怎么！”好神甫吃了一惊，接着就说，“他没有给你开药方吗？”
　　“啊！”艾玛说，“我要的不是世上治病的药方。”
　　但是神甫时刻望着教堂里面，顽童们都跪在那里，互相用肩膀你推我挤，好像竖着摆成一行、一推就倒的纸牌。
　　“我想知道……”她接着说。
　　“等着，等着，理不得，”教士生气地喊道，“我要打你耳光，打得你耳朵发烧，调皮鬼！”然后，他又转身对艾玛说：
　　“他是布德木匠的儿子，父母有钱．把他惯坏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学好的，只要他肯用功，因为他满聪明。我有时候开开玩笑，就叫他‘理布德’，因为去玛罗姆要走过一个叫做‘理布德’的山坡，我甚至叫他作‘理布德坡’。哈哈！‘理不得坡’：有一天，我把这个叫法告诉了主教大人，大人居然笑了……大人真给面子，居然笑了。——哦，包法利先生怎么样了？”
　　她仿佛没有听见。他又接着说：
　　“当然非常忙罗？因为他和我，我们两个人在教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他呀，他是治疗身体的医生，”他笨拙地笑着加了一句，“我呢，我是拯救灵魂的医生。”
　　她用哀求的眼神盯着教士。
　　“是啊……”她说，“你是救苦救难的。”
　　“啊！不用说客气话啦，包法利太太：就在今天早上，我还不得不到下狄奥镇去了一趟，一条母牛‘肚子胀’，他们说是着了魔。他们的母牛，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不过，对不起：隆格玛和布德这两个该死的小鬼：你们有没有个完？”他一步就跳进了教堂。
　　那时，淘气的孩子们正挤在大讲经台周围，爬到领唱人的凳子，上，打开了祈祷书；有几个还蹑手蹑足，胆大得就要走进忏悔室。但是，神甫突然来了，巴掌像雹子似地落下，打了大家一顿耳光。他抓住他们的上衣领子，把他们从地上提起来，使劲要他们双膝跪在祭坛的石板地上，仿佛要把他们像树木似的栽进去。
　　“唉！”他回到艾玛身边，拿出一条印花大手帕，用牙齿咬住一个角说，“这些可怜的乡巴佬！”
　　“还有别的可怜人，”她答道。
　　“当然！比如说，城里的工人。”
　　“我不是说他们……”
　　“对不起！我也认识一些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家庭的好主妇，我敢说，简直就是女圣徒，但是却连面包也没得吃。”
　　“不过还有些人，”艾玛说的时候，嘴角都抽搐了，“神甫先生，有些人虽然有面包，却没有……”
　　“冬天没有火炉，”教士说道。
　　“哎！那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温饱……因为说到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叹了一口气。
　　“你不舒服了？”他有点担心的样子，把身子向前移动了一下，“恐怕是消化不好吧？顶好是回家去，包法利太太，喝一杯茶，或者喝上一杯新鲜的红糖水，就有劲了。”
　　“为什么？”
　　她好像如梦初醒的样子。
　　“因为你把手放在额头上，我以为你头晕了。”
　　然后，他又改变话题：“你本来要问我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
　　“我吗？没什么……没什么……”艾玛重复说。
　　她向周围看看，目光慢慢地落在穿道袍的老神甫身上。他们两人面对面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话说。
　　“那么，包法利太太，”他到底说了，“请你原谅，因为你也知道我的职责第一。我得打发那些调皮的小家伙去了。马上要第一次领圣体。我怕我们还会乱套！因此，从升天节起，我要他们每星期三准时来加上一堂课。这些可怜的孩子！指引他们走上主的道路，总不会嫌太早的。其实，主已经通过圣子的口，向我们指出了正路……祝你身体好，太太，替我向你丈夫问候！”
　　他走进教堂去，在门口还屈一下膝。
　　艾玛看着他头朝一边歪，双手微微张开，手心朝外，脚步沉重，走到两排长凳中间去了。
　　于是她也掉转脚跟，整个身子就像一座雕像在基石上转动，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但神甫的粗嗓子，顽童的尖嗓子，还是传到了她的耳边，在她背后喊着：
　　“你是基督徒吗？”
　　“是的，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什么人？”
　　“基督徒就是一个受过洗礼……受过洗礼……受过洗礼……”
　　她扶住栏杆，走上楼梯，一进卧房，就倒在一张扶手椅里。
　　苍茫的暮色透过玻璃窗，后浪推着前浪，慢慢地降临了。家具摆在原处不动，仿佛已经僵化，在阴影笼罩下，似乎落入了黑暗的海洋。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挂钟一直在滴嗒滴嗒地响。艾玛模模糊糊地感到惊讶，为什么周围的环境这样安静，而她的内心却是一片混乱。那时，小贝尔特站在窗子和女红桌子之间，穿着毛线织的小靴，摇摇晃晃地要到母亲身边来，揪住她围裙带子的末端。
　　“不要打搅我！”母亲说的时候用手把她推开。
　　小女儿不久又来了，离母亲的膝盖更近；她把胳膊靠在母亲膝上，抬起蓝色的大眼睛望着母亲，嘴里流出一道纯口水，滴在母亲的绸子围裙上。
　　“不要打扰我！”少妇烦了，又说一遍。
　　她的面孔把孩子吓坏了，女儿就哭起来。
　　“咳！不要烦我呀！”她说时用胳膊推了女儿一下。
　　贝尔特摔倒在五斗柜脚下，碰在铜花饰上，划破了脸，血流出来了。包法利夫人赶快把她扶起来，拼命叫女佣人，把传呼铃的带子都拉断了，正要咒骂自己，忽然一眼看见了夏尔。原来已经到了他回家吃晚餐的时间。
　　“你看，好朋友，”艾玛没事人似的对他说，“小东西玩时不小心，在地上摔伤了，”
　　夏尔叫她不用担心，情况并不严重，然后就找胶布去了。
　　包法利夫人没有下楼到餐厅去，她要一个人守着孩子。看到她睡着了，她的担心才慢慢地消散，回想起来，她自己显得既愚蠢，又善良，为了刚才那么一点小事，居然会搅得心烦意乱。的确，贝尔特已经不再哭泣了。现在，也觉察不到她的呼吸还能不能使棉被上下起伏。大颗的眼泪留在她眼皮半开的眼角里，睫毛当中露出了两个暗淡无光、深深下陷的眼珠；胶布贴在脸上，使她皮肤绷紧，把脸也拉歪了。
　　“说也奇怪，”艾玛心里想，“这孩子怎么这样难看！”
　　夏尔餐后把没用完的胶布还给药房，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家，看见妻子还站在摇篮旁边。
　　“既然我已经和你讲过，不会出什么事的，”他一边吻她的额头，一边说道，“那就不要自寻烦恼了，可怜的小亲亲，你这样会搞出病来的！”
　　其实他也在药房里待了很久。虽然他并没有显得非常着急，但是奥默先生还是尽力要他坚强一点，要他“鼓起勇气”。于是他们谈起儿童时代要经历的各种风险，佣人可能做出的糊涂事。奥默太太就有亲身的体会，她胸部还留下了小时候烫伤的痕迹，那是一个女厨子把一碗滚烫的热汤打翻在她的小罩衫上造成的。因此，她的慈父良母采取了种种预防的措施：刀子从来不磨得太快，房间里的地板也从来不打蜡。窗子上装了铁栏杆，壁炉前装上牢固的小柱子。那些小奥默虽然纵容惯了，其实动一动就有人在后面看住的；只要得了一点伤风感冒，父亲就给他们灌祛痰止咳药，哪怕过了四岁，也毫不通融地要他们戴防风防跌的软垫帽。其实，这是奥默太太的怪主意。她的丈夫心里担忧，生怕这样紧紧地箍着脑袋，可能会使他们的脑子受到影响，有一次居然脱口说出：
　　“你难道当真要把他们变成西印度群岛的土著，还是巴西的印第安人？”
　　夏尔有好几次要打断他的话，
　　“我有话想要对你讲，”他低声对着实习生的耳朵说，实习生上楼时走在前头。
　　“难道他猜到什么啦？”莱昂心里寻思。他的心跳得厉害了，于是越发胡思乱想。
　　最后，夏尔关上门，请他去卢昂打听一下，买一个好照相机要多少钱；他想使他的妻子喜出望外，想向她表示无微不至的关心，想送她一张穿黑色燕尾服的照片。但他事先要“心中有数”。这大概不太费莱昂的事，因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进一次城。
　　进城有什么事？奥默猜想这是年轻人的通病，有什么风流勾当。但是他猜错了，莱昂在城里并没有一个相好。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忧郁。勒方苏瓦老板娘一眼就看得出，他盘子里剩的菜现在多起来了。她要寻根究底，就去找税务员打听；比内让她碰了一鼻子的灰，说“警察局并没有雇佣他作耳目”。不过，在他后来，他的伙伴也真古怪，因为莱昂老是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双手一伸，空空洞洞地说什么人生没有意思。
　　“那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消遣呀，”税务员说。
　　“什么消遣呢？”
　　“我要是你，我就玩玩车床！”
　　“可我不会车东西呀，”实习生回嘴说。
　　“说得也是！”对方摸摸下巴。藐视中夹杂了几分得意的神气。
　　莱昂对没有结果的恋爱感到厌倦了，再说，他开始觉得毫无变化的生活成了沉重的负担，既没有兴趣来引导，又没有希望来支持。他对荣镇和荣镇人都感到如此乏味，一看到某些人，某些房子，他就恼火得无法控制；而药剂师呢，不管他人多好，也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了。然而，展望前途，若要换个地方，对他既有几分引诱，却也有几分害怕。害怕很快就变成了焦急，于是巴黎在远方向他招手，吹起了化妆舞会的铜管乐．发出了轻佻姑娘的笑声。既然他要去那里读完法律，为什么不早点去？有谁阻拦他吗？于是他心里开始作准备，预先安排他的活动。他在头脑里设计，怎样布置房间里的家具。他要过艺术家的生活！他要学六弦琴！他要穿室内装，戴无边软帽，穿蓝色丝绒拖鞋！他想得出神，似乎已经在欣赏壁炉上交叉地挂着的两把花式剑，还有高头的死人脑壳和六弦琴了。
　　困难的是要得到他母亲的同意，然而，她的同意似乎又是合乎情理的事。甚至他的老板也劝他换一个事务所，可能更有发展前途。于是莱昂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要到卢昂去找一个二等帮办的差事，可惜没有找到。最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说明了他要尽早去巴黎的理由。母亲同意了。
　　其实，他一点也不着急。整整一个月来，伊韦尔每天帮他把大箱小箱、大包小包、从荣镇运到卢昂，从卢昂运到荣镇；等到他添置了衣服，修理了三把扶手椅，买好了一大批绸巾，总而言之，准备的东西多得周游世界也用不完，但他还是拖了一个星期又是一个星期，一直拖到母亲来第二封信，催他赶快动身，否则，他就来不及在放假前通过考试了。
　　互相拥抱吻别的时间终于来到。奥默太太哭了起来，朱斯坦也在啜泣。奥默是男子汉，感情不便外露，只说要帮他的朋友拿大衣，亲自把他送到公证人的铁树门前，公证人再用自己的马车把莱昂送到卢昂去。莱昂就只剩下一点时间，去向包法利先生告别。
　　他走到楼梯高头，就站住了，因为他觉得呼吸紧张，上气不接下气。他一进来，包法利夫人赶紧站起。
　　“是我，还是我！”莱昂说。
　　“我早就知道了！”
　　她咬咬嘴唇，血像潮水似的往上涌。她脸红了。从头发根部到衣领边上，皮肤都变成了玫瑰色的。她站着不动，肩膀靠住护壁板。
　　“先生不在家吗？”
　　“他出去了。”
　　她再说一遍：“他出去了。”
　　于是—阵沉默。他们互相瞧着，他们的思想在共同的焦虑中混成一片，紧紧搂在一起，就像两个扑扑跳动的胸脯。
　　“我想亲一亲贝尔持，”莱昂说。
　　艾玛走下几步楼梯，去叫费莉西米。
　　他赶快向周围笼笼统统地扫了一眼，眼光依依不舍地落在墙壁上，架子上，壁炉上，恨不得能钻进去，或者都带走。
　　但是艾玛又进来了，女佣人牵着贝尔特，贝尔特用绳子拉着一架头朝下的风车。
　　莱昂吻她的小脖子，吻了一遍又一遍。“再见，可怜的孩子！再见，亲爱的小宝贝，再见！”
　　他把孩子交还母亲。
　　“带走吧，”母亲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包法利夫人转过身去，脸靠住玻璃窗；莱昂手里拿着鸭舌帽，从上到下轻轻地拍着自己的屁股。
　　“要下雨了，”艾玛说。
　　“我有外套，”他答道。
　　“啊！”
　　她又转回身来，下巴低着，脸孔朝前看。阳光照着她的额头，好—像照着一块大理石，划出了她眉毛的曲线，谁也不知道艾玛在天边看见了什么，也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好了，再见吧：”他叹口气说。
　　她突然一下抬起头来。
　　“是的，再见了……走吧！”
　　他们彼此向着对方走去；他伸出手来，她犹豫了一下。
　　“那么，照英国规矩吧，”她说，一面伸过手去，勉强笑了一笑。
　　莱昂感到他的指头捏住了她的手，他的整个生命似乎也都化为流体，流入了她的手掌。
　　然后，他松开了手；他们还是眼睛望着眼睛，他就这样走了。
　　他则走到菜场又站住，藏在一根柱子后面，要最后一次看看这白色的房屋和那四个绿色的窗帘。他仿佛看见卧室窗口有一个人影；窗帘似乎没有人碰，就自动脱离了帘钩，长长的、斜斜的褶纹慢慢地移动。忽然一下，所有的括纹都铺开了，窗帘已经挂直，一动不动，好像是一堵石灰墙。莱昂跑了起来。
　　他远远看见他老板的轻便马车停在大路上，旁边有一个系着粗布围裙的男人，手拉着马。奥默和吉约曼先生在谈天。他们等着他呢。
　　“拥抱我吧，”药剂师说，眼睛里还有眼泪。“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当心不要着凉！好好照顾自己！多多保重！”
　　“好了，莱昂，上车吧！”公证人说。
　　奥默弯腰站在挡泥板旁边，说一个字呜咽一声，才说出了这句断肠话：
　　“一路平安！”
　　“再见，”吉约曼先生答道。“走吧！”
　　他们走了，奥默也回家了。
　　包法利夫人打开朝着花园的窗子，看看天上的云。
　　朝西，在卢昂那一边，乌云密集，奔腾翻滚。卷起了螺旋形的黑色波浪，在层云后面，太阳像高悬的金盾，发出条条金光，就像盾上射出的支支金箭，而在别的地方，天上却是空的，像瓷器一样白。但是一阵狂风吹来，吹得杨树弯腰，突然落下一阵急雨，噼噼啪啪地打在绿色树叶上。随后，太阳又出来了，母鸡咯咯地叫，麻雀在淋湿的小树丛中拍打翅膀，沙上的小水洼往低处流，带走了洋槐的粉红落花。
　　“啊！他恐怕已经走远了！”她心里想。
　　奥默先生还和过去一样，在他们六点半钟吃晚餐的时间过来。
　　“好了！”他坐下来说道。“我们刚才总算把我们的年轻人送走了吧？”
　　“总算送走了！”医生答道。然后，他坐着转过身来问道：
　　“你们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大事。只是我的女人，今天下午有点感情冲动。你知道，女人味，一点小事都会叫她们难过！尤其是我家里那一口子！若是你要怪她们，那就不对了，因为她们的脑神经组织，本来就比我们的脆弱。”
　　“可怜的莱昂！”夏尔说道，“他到了巴黎怎么打发日子呢？……他会过得惯吗？”
　　包法利夫人叹了一口气。
　　“得了！”药剂师咂咂舌头说，“饭店老板会做好的给他吃！还有化妆舞会！喝香槟酒！我敢保证，日子过得快活着呢！”
　　“我不相信他会胡来，”包法利反驳道。
　　“我也不相信！”奥默先生赶紧接着说，“虽然他恐怕不得不跟别人一样胡来，否则人家就会说他是伪君子。唉！你不知道这些轻浮的学生在拉丁区和女戏子过的是什么生活！再说，他们在巴黎还很吃得开。只要他们有一点寻欢作乐的本事，上流社会就会接待他们，甚至圣·日耳曼市郊的贵妇人还会爱上他们呢，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攀龙附凤的机会。”
　　“不过，”医生说，“我担心他在那里……”
　　“你说得对，”药剂师打断他说。“这是事情的阴暗面！那就不得不老是用手捏紧钱包。假如说，你在公园里碰到一个人，穿得讲究，甚至挂了勋章，你会以为他是个外交官；他走过来，和你闲谈，讨你好，请你吸烟，帮你捡帽子。然后关系更密切了；他带你上咖啡馆，请你去乡间别墅，等你半醉时，让你结识各色人等。其实，大部分时间只是要抢你的钱，或者拉你下水干坏事。”
　　“不错，”夏尔答道，“但我更怕他们生病，比如说，伤寒就老是拿外省学生开刀。”
　　艾玛发抖了。
　　“这是饮食失调的缘故，”药剂师接着说，“还有过分节省造成的紊乱。再说，巴黎的水，你知道！饭馆的菜，样样都加香料，结果吃得你发烧，随便怎么说也比不上一锅牛肉汤。我呢，我总是喜欢实惠的菜，也对健康更有益！因此，我在卢昂念药剂学的时候，就住在寄宿学校里，和老师一起吃。”
　　他就这样高谈阔论，谈个人的好恶，一直谈到朱斯坦来找他回去配制蛋黄甜奶。
　　“没有一点休息！”他喊道，“总是锁着！不能出来一分钟！得像牛马一样流血流汗！多苦的命！”
　　然后，等他走到门口。“忘了问你，”他说，“你听到消息了吗？”
　　“什么消息？”
　　“非常可能，”奥默接着竖起眉毛，认真地说，“下塞纳区的农业展览会今年要在荣镇一修道院举办。消息至少是传开了。今天早上，报上还提过。这对本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下次再谈吧。我看得见，不用点灯了，朱斯坦有提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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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第二天对艾玛来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日子。一切都似乎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外部弥漫着一片迷雾，痛苦沉入了心灵的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呼啸，就像冬天的风吹过一片废墟。这是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魂牵梦萦、大功告成后感到的心力交瘁，习以为常的行动忽然被打断，或者经久不息的震荡突然中止带来的痛苦。
　　就像那年从沃比萨回来，合舞的形象还在头脑里旋转一样，她觉得闷闷不乐，灰心失望，甚至麻木不仁。莱昂又出现了，更高大，更漂亮，更温存，更模糊；他虽然走了，但并没有离开她，他还在这里，房屋的墙壁似乎把他的影子留了下来。她的眼睛舍不得离开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后浪慢慢推着前浪，顺着滑溜的河堤流过去。他们在这里散过多少次步，听着水波潺潺地流过长满了青苔的石子。他们享受过多么美好的阳光！多么美好的下午，单单两个人，在花园深处的树荫下！他不戴帽子，坐在一张木条长凳上，高声朗诵；草原上的清风吹得一页一页的书哗哗作响，棚架上的旱金莲簌簌摆动……啊，他走了，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使幸福有可能实现的唯一希望！幸福出现的时候，她怎么不紧紧抓住！幸福就要消逝的时候，为什么不双膝跪下，双手拉住不放？她诅咒自己为什么不敢爱莱昂；她多么渴望吻莱昂的嘴唇。她甚至想跑去追他，扑进他的怀抱，对他说：“是我呀，我是你的了！”但是艾玛一想到重重的困难，心里先就起了一片混乱，而她的欲望却因为后悔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从这时起，对莱昂的回忆仿佛是她忧郁的中心；回忆在忧郁中闪闪发光，好像漂泊的游子在俄罗斯大草原的雪地里留下的一堆火。她赶快向这堆火跑去，蹲在火旁，轻巧地拨动快要熄灭的火堆，到处寻找能够把火烧旺的柴草；于是最遥远的回忆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感觉到的和想象到的，烟消云散了的对肉欲的渴望，像风中枯枝一样摇摇欲坠的如意算盘，没有开花结果的道德观，已经落空了的希望，家庭里的鸡毛蒜皮，她都集拢了，捡起来，加到火堆里去，使她的忧郁变得暖和一点。
　　然而火焰却越烧越低了，也许是燃料不够，或者是堆积太多。情人不在眼前，爱情也就渐渐熄灭，习惯的压力太大，压得她出不了气；火光映红过她灰色的天空，后来笼罩在阴影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她的头脑昏昏沉沉，误以为讨厌丈夫就是思念情人，怨恨的创伤就是柔情重温。但是狂风一直在吹，热情已经烧成灰烬，没有人来援助，没有太阳照耀。她感到四面八方一片黑暗，自己失落在彻骨的寒冷中。
　　于是托特的坏日子又重新开始了。她认为现在比那时还更不幸，因为她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并且相信痛苦是没完没了的。
　　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勉强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只好在花哨的小玩艺中寻求满足。她买了一个哥特式的跪凳，一个月买了十四个法郎的柠檬来洗指甲；她写信去卢昂买一件卡什米蓝袍；她在勒合店里挑了一条最漂亮的绸巾；她把绸巾当室内服的腰带用；她把窗板关上，手里拿一本书，穿着这身奇装异服，躺在一张长沙发上。
　　她常常改变头发的式样：她梳中国式的头发，有时云鬓蓬松，有时编成发辫；她把头发中间的分缝留在一边，像男人的头发一样在下边卷起。她心血来潮要学意大利文：她买了几本词典，一本文法，一些白纸。她试着认真读书，读历史和哲学。夜里，有时夏尔忽然惊醒，以为有人找他看病：
　　“就来，”他含糊地说。其实只是艾玛擦火柴的声响，她要点灯看书。不过她读书也像刺绣一样，刚开个头，就塞到衣橱里去了；她读读停停，一本没完，又换一本。
　　她一赌气，就容易走极端。一天，她和丈夫打赌，硬说一大杯烧酒，她也能喝个半杯，夏尔笨得说了声不信，她就一口把酒喝完。
　　艾玛虽然看起来轻飘飘的（这是荣镇的女人议论她的话），但是并不显得快活，习惯使她嘴角上保留了一条固定不动的皱纹，就像失意的政客或老处女的脸一样。她的脸色苍白，好像一块白布；鼻子上的皮朝着鼻孔的方向拉得更紧，眼睛看人显得心不在焉。她在鬓角上发现了三根灰头发，就说自己老了。
　　她时常昏倒。有一天，她甚至吐了一口血，夏尔心里一急，外表也就显得不安。
　　“得了！”她回答道，“这有什么关系？”
　　夏尔跑到诊室里去；他坐在大扶手椅里，胳膊肘拄在桌子上，对着做成标本的人头哭了起来。
　　于是他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求她来一趟，他们在一起谈艾玛的事，谈了很久。
　　能够作出什么决定呢？既然她拒绝治疗，那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你的女人？”包利法奶奶回答说，“那就是逼她去做事，用两只手干活！要是她像别人一样，不得不挣钱过日子，她就不会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晕头转向了。”
　　“不过，她并不是无所事事呀！”夏尔说。
　　“啊！她有事做！什么事呀？看小说，读坏书，读反对宗教的书，用伏尔泰的话讥笑神甫。还不止这些呢，我可怜的儿子，一个不信教的人总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他们决定不让艾玛看小说。这似乎不容易做到。好奶奶包下来了：等她路过卢昂的时候，她要亲自去找租书的人，说艾玛不再租阅了。万一书店硬要做这种毒害人心的勾当，难道他们不会告到警察局去？
　　婆婆和媳妇的告别是干巴巴的。她们在一起呆了三个星期，可没有说过几句话，只不过在餐桌上见面时，或者夜晚上床以前问一声好，说一句客套话而已。
　　包法利奶奶星期三走，这是荣镇赶集的日子。
　　广场从早晨起，就挤满了大车，都是车头朝下，车辕朝天，从教堂到客店，顺着房屋，摆了长长的一排。对面是搭帆布棚的小摊子，出卖布帛，被褥，毛袜，还有马笼头和蓝丝带，丝带一头露在布包外面，随风飞舞。地上摆着粗糙的铜器铁器，一边是金字塔形的鸡蛋堆，一边是放着干酪的小柳条筐，垫底的草粘粘地伸出筐外；在打麦机旁边，咯咯叫的母鸡从扁平的笼子里伸出头来。老乡挤进了药房的门就站着不动，有时简直要把铺面挤塌。每逢星期三，药房里总是人满满的，大家挤进去，与其说是买药，不如说是看病，奥默先生的大名在周围的村子里可响着呢。他胆大脸厚，哄得乡巴佬五体投地。他们把他当作比真医生还更伟大的医生。
　　艾玛靠着窗子（她时常靠着窗子看热闹：在外省，窗口可以取代剧院和散步场），望着乱糟糟的乡巴佬，消遣时光，忽然看见一个穿着绿色丝绒外套的先生。他戴了一副黄色的手套，虽然脚上罩着粗皮的鞋罩；他向着医生的住宅走来，后面跟着一个乡下人，低着脑袋，好像心里有事似的。
　　“医生在家吗？”他问在门口和费莉西谈天的朱斯坦。
　　他以为朱斯坦是医生的佣人，就说：
　　“请通报一声：于谢堡的罗多夫·布朗瑞先生要见他。”
　　新来的人并不是为了炫耀他有地产，才把地名放在他的姓名前面，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他的身份。于谢堡的确是荣镇附近的一片地产，他不久前买下了城堡，还有两个农场，亲自耕种，但是并不太费工夫，他过的是单身生活，人家说他“一年起码有一万五千法郎的收入”。
　　夏尔走进了会客厅。布朗瑞先生指着他的佣人说：他要放血，因为他觉得“浑身有蚂蚁咬似的”。
　　“放血就不痒了，”佣人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
　　于是包法利要人拿来一捆绷带，一个脸盆，并且请朱斯坦端住盆子，然后，他对脸色已经发白的乡下人说：
　　“不要害怕，老乡。”
　　“我不怕，”乡下人答道，“动手好了！”
　　他假装好汉，伸出了粗胳膊。柳叶刀一刺，血就喷了出来，一直溅到镜子上。
　　“把盆子端过来！”夏尔喊道。
　　“瞧！”乡下人说，“人家会说是一小道泉水在流！我的血多红呵！这该是好兆头，对不对？”
　　“有时候，”医官接着说，“开头不觉得怎么样，忽然一下就昏倒了，特别是身体结实的人，像他这样的。”
　　乡下人一听这话，手指头转动的匣子拿不住了。肩膀突然往后一倒，把椅子背压得嘎吱响，帽子也掉在地上。
　　“我早就说过了，”包法利用手指捺住血管说。
　　脸盆开始在朱斯坦手里摇晃；他的膝盖在打哆啸，脸也白了。
　　“太太：太太！”夏尔喊道。
　　她一步跳下楼梯。
　　“拿醋来！”他叫道。“啊！我的上帝：一下子倒了两个！”
　　他一紧张，纱布也绑不好。
　　“不要紧，”布朗瑞先生把朱斯坦抱在怀里，没事人似的说道。
　　他把他抱到桌上，背靠墙坐着。
　　包法利夫人动手解开他的领带。衬衫的带子打了一个死结；她轻巧的手指花了几分钟，才把年轻人颈上的死结解开；然后她把醋倒在她的麻纱手绢上；她一下一下地擦他的太阳穴，并且小心在意地擦一下，吹一口气。
　　赶车的乡下人醒过来了；但朱斯坦还是昏迷不醒，蓝眼珠给灰白的巩膜遮住了，就像牛奶中的蓝花一样。
　　“不要让他看见血，”夏尔说。
　　包法利夫人拿起脸盆。她要弯腰才能把盆子放到桌子底下，弯腰时她的袍子（这是一件夏天穿的袍子，有四道绉褶，黄颜色，腰身长，裙幅宽）就像喇叭花一样摊开在周围的石板地上；因为艾玛俯下身子，伸开胳膊时，有一点站不稳，鼓起来的衣服有些地方紧紧贴住身子，露出了她上半身的曲线。随后，她去拿瓶水来，溶化了几块糖，那时候药剂师才到。女佣人去找他，他正在发脾气；看见他的学徒睁开了眼睛，他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围着学徒兜圈子，从上到下地打量他。
　　“不中用！”他说，“小笨蛋，的的确确，三个字：不中用！放放血到底算得了什么呀！你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好汉呢！大家看，他就是爬上树梢也不头晕、还能摇落核桃的松鼠呢！啊！对了，说吧，吹牛吧！难道这是将来开药房的人才吗？因为说不定有一天，情况紧急，法院会传你去医治法官的良心呢。那时你可不能毛手毛脚，一定要冷冷静静，说话头头是道，像一个男子汉，否则，就要当大傻瓜了！”
　　朱斯坦没有回答。药剂师继续说：
　　“谁请你来的？你老给包法利先生和太太添麻烦！再说，星期三我更少不了你。现在，药房里还有一大堆人呢。为了关心你，我什么都丢下不管了。得了，走吧！快跑！等着我，不要打了瓶子！”
　　等到朱斯坦穿好衣服走了之后，大家又谈到昏倒的事。包法利夫人从来没有晕倒过。
　　“女人不晕倒，真了不起！”布朗瑞先生说。“其实，有些男人都太脆弱。有一次决斗，我就看到一个见证人，只听到手枪装子弹就昏过去了。”
　　“我呢，”药剂师说，“看见别人出血，我一点也不在乎；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血在流，若是想得太多，我就要昏倒了。”
　　这时，布朗瑞先生把他的佣人打发走，叫他放心，因为他已经如愿以偿了。
　　“他一心血来潮，倒使我认识了你们，”他又加了一句。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瞧着艾玛。然后，他把三个法郎放在桌子角上，随随便便打个招呼就走了。
　　他不消多久就到了河对岸（那是他回于谢堡必经之路）；艾玛看见他在草原上，在白杨树下走着，走走又放慢了脚步，好像一个有心事的人。
　　“她很讨人喜欢！”他心里想。“她很讨人喜欢，这个医生的太太！牙齿很白，眼睛很黑，脚很迷人，样子好像一个巴黎女人。她到底是哪里来的？那个笨头笨脑的小子又是从哪里搞到她的？”
　　罗多夫·布朗瑞先生三十四岁，脾气粗暴，眼光敏锐，和女人往来很多，对风流事了如指掌。他看中了这个女人，就打她的主意，也考虑她的丈夫。
　　“我想他一定很蠢，不消说，她对他感到厌倦了。他的指甲很脏，胡子三天没刮。他在外头看病人的时候，她呆在家里补袜子。她一定很无聊！想住到城里去，每天晚上跳波尔卡舞！可怜的小娘儿！她渴望爱情，就像砧板上的鲤鱼渴望水一样。只要三句情话，她就会服服帖帖：她一定温柔！可爱！……是的，不过事成以后，怎样摆脱她呢？”
　　隐隐约约预见到寻欢作乐会带来的困难，他又想起他的情妇来了。那是他供养的一个卢昂的女戏子：一回想她的形象，他就觉得腻味。
　　“啊！包法利夫人，”他想，“比她漂亮多了，特别是鲜艳多了。维吉妮肯定在发胖。玩她也没意思。再说，她长臂虾都吃上了瘾！”
　　田野里没有人，罗多夫只听见他的靴子有节奏地碰到草的飒飒声，蟋蟀伏在远处的燕麦下发出的唧唧声。他仿佛又看见艾玛在厅子里，穿着他刚才看到的衣服，他把她的衣服剥光了。
　　“我要把她搞到手！”他喊了起来，一手杖把面前的土块敲了个粉碎。
　　他立刻盘算如何耍手腕。他问自己：
　　“在哪里会面？怎么要她来？她还要不断管孩子、女仆、邻居、丈夫，各种各样的头痛事。去它的吧！”他说，“太花时间了！”
　　然而他又重新想起：“只是她的眼睛，就像钻子一样钻进你的心里。还有梦一般的脸色！……我就爱这样迷离恍惚的女人！……”
　　到了阿格伊山坡高头，他的决心已经下定。
　　“只等找机会了。有啦！偶尔去看看他们，送些野味，送些鸡鸭；需要的话，我去放血；成了朋友，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啊！不必了！”他心中又起了一个主意，“不是快开展览会了吗？她会来的，我会见到她的。一开了头，只要大胆，这不就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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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这名闻遐迩的展览会果然开慕了！从盛大节日的早上开始，居民就在门口说长道短，议论准备工作做得怎样；镇公所门口装饰了常春藤；草地上搭起了一座帐篷，准备摆酒席，而广场当中，教堂前面，有一架中世纪的射石炮，等到州长光临，或者农民受奖的时候，就要鸣炮。国民自卫队从比希开来（荣镇没有自卫队），和比内率领的消防队联合参加检阅。这一天，比内的衣领比平时还高，制服紧紧裹在身上，胸部挺起，一动不动，仿佛只有下半身两条腿才会动似的，抬腿也有节奏，一步一拍，动作一致。税务官和联队长似乎要见个高低，显显本领，就要部下各自操练。观众只见自卫队的红肩章和消防队的黑胸甲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红的才走，黑的又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场面！好些人家头一天就把房屋打扫干净；三色的国旗挂在半开半关的窗子外面；家家酒店都是高朋满座；天气晴朗，上了浆的帽子，金十字架和花围巾在阳光下闪耀，似乎比雪还白，在星罗棋布的五颜六色衬托之下，深色的外套和蓝色的工装越发显得单调了。附近的农村妇女生怕弄脏了长袍，就把下摆卷起，甩大别针紧紧扣在身上，一直等到下马的时候才解开；她们的丈夫却相反，只爱惜他们的帽子，把手帕遮在上而，还用牙齿咬住手帕的一个角。
　　人群从村子的两头走上大街。小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时不时地听得见门环响，戴线手套的太太们出来看热闹，门就关上了。大家特别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长长的三角架，上面挂满了灯笼，竖立在要人们就座的主席台两边。另外，在镇公所门前的四根圆柱上，绑了四根旗竿，每根竿子上挂了一面淡绿色的小旗，旗子上绣了金字，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商业，另一面是农业，第三面是工业，第四面是艺术。
　　大家兴高采烈，人人笑逐颜开，只有勒方苏瓦老板娘一个人显得闷闷不乐。她站在厨房的台阶上，仿佛下巴在嘀咕似地说道：
　　“真是胡闹！这些帆布篷子真是胡闹！难道他们以为州长也像一个街头艺人，会坐在帐篷底下吃午餐吗？这些阻碍交通的摊子，难道能说是造福乡里吗！早知道这样，犯得着到新堡去找一个蹩脚厨子来吗！为什么找人呢？为这些放牛的！为赤脚的流浪汉！……”
　　药剂师过来了。他穿着黑色的礼服，一条米黄色的裤子，一双狸毛皮鞋，尤其难得的是戴了一顶小礼帽。
　　“对不起！”他说，“鄙人很忙。”
　　胖胖的寡妇问他到哪里去。
　　“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一直钻在实验室里，就像拉·封丹寓言中写的老鼠钻在干酪里一样。”
　　“什么干酪？”老板娘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奥默接着说。“我只是跟你讲，勒方苏瓦太太，我习惯于一个人呆在家里。不过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不得不……”
　　“啊！你到那边去？”她说时露出一副瞧不起的神气。
　　“是的，到那边去，”药剂师诧异地回答道。“我不是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吗？”
　　勒方苏瓦大娘打量了他几分钟，最后笑着说：
　　“那是另外一码事！耕田种地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懂得那一套吗？”
　　“当然懂得，因为我是药剂师，也就是化学家嘛！而化学的目的，勒方苏瓦太太，就是认识自然界一切物体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农业当然也包括在化学的范围之内了！事实上，肥料的合成，酒精的发酵，煤气的分析，瘴气的影响，这一切的一切，我要问你，不是不折不扣的化学吗？”
　　老板娘无言对答。奥默又接着说：
　　“你以为做一个农学家，就要自己耕田种地，养鸡喂鸭吗？其实，他更需要知道的倒是物质的成分，地层的分类，大气的作用，土地、矿床、水源的性质，各种物体的密度和毛细管现象！其他等等。一定要彻底掌握了卫生原理，才能指导、批评如何建筑房屋，喂养牲口，供应仆人食物！勒方苏瓦太太，还要掌握植物学，学会分辨草木，你明白吗？哪些对健康有益，哪些有害；哪些产量低，哪些营养高；是不是应该在这边拔，再在那边种；繁殖一种，消灭另一种；总而言之，要读小册子和报刊杂志，才能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总要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才能指出改进的方法……”
　　老板娘的眼睛没有离开法兰西咖啡馆的门，药剂师却接着说：
　　“上帝保佑，假如我们的农民都是农学家，或者他们至少能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那就好了！因此，我最近写了一本很有用的小册子，一篇有七十二页的学术论文，题目是：《论苹果酒的制作法及其效用；附新思考》。我送到卢昂农学会去了，并且很荣幸地被接受为会员，分在农业组果树类。哎，要是我的作品能够公布于世……”
　　但是药剂师住口了，因为勒方苏瓦大娘看来心不在焉。
　　“看他们！”她说，“真不懂！简直不成话！”
　　她耸一耸肩膀，把胸前毛衣的网眼也绷开了。她伸出两只手来，指着她对手开的小餐馆，里面传出了歌声。
　　“你看，这长久得了吗？”她又说了一句。“不到一个星期，不关门才怪呢！”
　　奥默一听，吓得倒退了两步。她却走下三级台阶，在他耳边说道：
　　“怎么！你不晓得？这个星期就要查封了。是勒合害了他。他的借票都到期了。”
　　“那真是祸从天降！”药剂师叫了起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他总不会没有话说。
　　于是老板娘就讲起这件事来，她是听吉约曼先生的佣人特奥多讲的。虽然她恨小餐馆的老板特利耶，但也不肯放过勒合。他是一个骗子，一条爬虫。
　　“啊！且慢！”她说，“菜市场里那个人不就是他吗？他正向包法利夫人打招呼呢；夫人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她还挎着布朗瑞先生的胳膊。”
　　“包法利夫人吗？”奥默说。“我得过去招呼一下。说不定她要在院子里，在柱廊下找个座位。”
　　勒方苏瓦大娘想叫住药剂师，还要罗罗嗦嗦地讲下去，可是他不听她的，赶快走开了，嘴上还挂着微笑，腿伸得直直的，碰到人就打招呼，黑礼服的下摆在后面随风飘动，占了好多地方。
　　罗多夫老远就看见了他，却加快了脚步，但是包法利夫人喘气了，他只好又放慢步子，不太客气地微笑着对她说：
　　“我是要躲开那个胖子：你知道，我说的是药剂师。”
　　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他心里想。
　　他继续往前走，一面斜着眼睛看她。
　　她的侧影很安静，简直叫人猜不透。她的脸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她戴着椭圆形的帽子，浅色的帽带好像芦苇的叶子。她的眼睛在弯弯的长睫毛下望着前面，虽然睁得很大。但由于白净的皮肤下面血在流动，看来有点受到颧骨的抑制。她的鼻孔透出攻瑰般的红颜色。她头一歪，看得见两片嘴唇之间珍珠般的白牙齿。
　　“难道她是在笑我？”罗多夫心里想。
　　其实，艾玛捅他，只是要他当心；因为勒合先生陪着他们，没话找话地说上一两句：
　　“今天天气真好：大家都出来了！今天刮的是东风。”
　　包法利夫人和罗多夫一样、都懒得回答，但是只要他们稍微一动，他就凑到他们身边问道：“有什么吩咐吗？”并且做出要脱帽的手势。
　　他们走到铁匠店前，罗多夫突然不从大路到栅栏门去，拉着包法利夫人走上了一条小路，并且喊道：
　　“再见，勒合先生：祝你快乐！”
　　“你真会打发人！”她笑着说。
　　“为什么，”他回答说，“要让别人打搅？既然今天我三生有幸……”
　　艾玛脸红了，他没有说完他的话。于是他又谈起好天气，谈起草地上散步的乐趣来。有些雏菊已经长出来了。
　　“这些温存体贴的雏菊，”他说，“够本地害相思的姑娘用来求神问卦的了。”
　　他又加上一句：
　　“要是我也摘一朵呢！你说好不好呀？”
　　“难道你也在恋爱吗？”她咳嗽了一声说。
　　“哎！哎！那谁晓得？”罗多夫答道。
　　草地上的人多起来了，管家婆拿着大雨伞，大菜篮，带着小孩子横冲直撞。你还要时常躲开一溜乡下女人，穿蓝袜子、平底鞋、戴银戒指的女佣人，你走她们身边过，就闻得到牛奶味。她们手拉着手，顺着草地走来，从那排拍手杨到宴会的帐篷，到处是人。好在评审的时间到了，庄稼汉一个接着一个，走进了一块用绳子拴着木桩圈出来的空场子。牲口也在里面，鼻孔冲着绳子，大大小小的屁股乱嘈嘈地挤成一排。有几头猪似睡非睡地在用嘴拱土；有些小牛在哞哞叫，小羊在咩咩呼喊；母牛弯着后腿，肚皮贴着草地，在慢慢地咀嚼，还不停地眨着沉重的眼皮，牛蝇围着它们嗡嗡飞。几个赶大车的车夫光着胳膊，拉住公马的笼头，公马尥起蹶子，朝着母马扯开嗓子嘶叫。母马却老老实实地待着，伸长了鬣毛下垂的脖子，小马驹躺在母马身子下面，有时站起吮几口奶；这些牲口挤在一起，排成一行，动起来就像波浪随风起伏一样，这里冒出雪白的鬃毛，那里露出牛羊的尖角，或者是来回攒动的人头，在围场外面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头黑色的大公牛，戴了嘴套，鼻孔上穿了一个铁环，一动不动，好像一头铜牛。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绳子牵着它。
　　这时，在两排牲口中间，来了几位大人先生，他们走的脚步很重，每检查一只牲口之后，就彼此低声商量。他们当中有一位显得更重要，一边走，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他就是评判委员会的主席：邦镇的德罗泽雷先生。他一认出了罗多夫，就兴冲冲地走过来，做出讨人欢喜的模样，微笑着对他说：
　　“怎么，布朗瑞先生，你放得下大伙儿的事情不管吗？”
　　罗多夫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来。但等主席一走，
　　“说老实话，”他就对艾玛说，“我才不去呢。陪他哪里比得上陪你有意思！”
　　罗多夫虽然不把展览会放在眼里，但是为了行动方便，却向警察出示自己的蓝色请帖，有时还在一件“展品”面前站住，可惜包法利夫人对展品不感兴趣。他一发现，马上就改变话题，嘲笑荣镇女人的打扮；接着又请艾玛原谅他的衣着随便。他的装束显得不太协调，既普通，又讲究，看惯了平常人的衣服，一般老百姓会看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他的感情越出常轨，艺术对他的专横影响，还总夹杂着某种瞧不起社会习俗的心理。这对人既有吸引力，又使人恼火。他的细麻布衬衫袖口上有绉褶，他的背心是灰色斜纹布的，只要一起风，衬衫就会从背心领口那儿鼓出来；他的裤子上有宽宽的条纹，在脚踝骨那儿露出了一双南京布面的漆皮鞋。鞋上镶的漆皮很亮，连草都照得出来。他就穿着这样贼亮的皮鞋在马粪上走，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草帽歪戴在头上。
　　“再说，”他又补充一句，“一个人住在乡下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白费劲，”艾玛说。
　　“你说得对！”罗多夫接过来说。“想想看，这些乡巴佬，没有一个人知道礼服的式样！”
　　于是他们谈到乡下的土气，压得喘不出气的生活，幻灭了的希望。
　　“因此，”罗多夫说，“我沉在忧郁的深渊里……”
　　“你吗！”她惊讶得叫了起来。“我还以为你很快活呢？”
　　“啊！是的，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在人群中，我总在脸上戴了一个嘻嘻哈哈的假面具。但是只要一看见坟墓，在月光之下，我有多少回在心里寻思：是不是追随长眠地下的人好些……”
　　“哎呀！那你的朋友呢？”她说，“难道你就不想他们！”
　　“我的朋友吗？那是什么人呀？我有朋友吗？谁关心我呀？”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嘴里不知不觉地吹出了口哨的声音。
　　但是他们不得不分开一下，因为有一个人抱着一大堆椅子从后面走来了。椅子堆得这样高，只看得见他的木头鞋尖和张开的十个指头。来的人是掘坟墓的勒斯蒂布杜瓦，他把教堂里的椅子搬出来给大家坐。只要和他的利益有关，他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所以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要从展览会捞一点好处；他的想法不错，因为要租椅子的人太多，他不知道听谁的好。的确，乡下人一热，就抢着租椅子，因为草垫子闻起来有香烛的气味，厚厚的椅背上还沾着熔化了的蜡，于是他们毕恭毕敬地坐了上去。
　　包法利夫人再挽住罗多夫的胳膊。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起来：
　　“是啊！我总是一个人！错过了多少机会！啊！要是生活有个目的，要是我碰到一个真情实意的人，要是我能找到……哎呀！我多么愿意用尽我的精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一切障碍！”
　　“可是，在我看来，”艾玛说，“你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啊！你这样想？”罗多夫说。
　　“因为，说到底……”她接着说，“你是自由的。”
　　她犹豫了一下说：“你还有钱呢。”
　　“不要拿我开玩笑了，”他回答说。
　　她发誓不是开玩笑。忽然听见一声炮响，大家立刻一窝蜂似地挤到村子里去。
　　不料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州长先生还没有来，评判委员们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应该开会，还是该再等一等。
　　到底，在广场的尽头，出现了一辆租来的双篷四轮大马车，拉车的是两匹瘦马，一个戴白帽的车夫正在挥舞马鞭。比内还来得及喊：“取枪！”联队长也不甘落后。大家跑去取架好的枪。大家都争先恐后。有些人还忘记了戴领章。好在州长的车驾似乎也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两匹并驾齐驱的瘦马，咬着马辔小链，左摇右摆，小步跑到了镇公所的四根圆柱前，正好国民自卫队和消防队来得及摆好队伍，打着鼓在原地踏步。
　　“站稳！”比内喊道。
　　“立定！”联队长喊道。“向左看齐！”于是持枪敬礼，枪箍卡里卡拉一响，好像铜锅滚下楼梯一般，然后枪都放下。
　　于是就看见马车里走下一位先生，穿了一件银线绣花的短礼服，前额秃了，后脑有一撮头发，脸色灰白，看起来很和善。他的两只眼睛很大，眼皮很厚，半开半闭地打量了一眼在场的群众，同时仰起他的尖鼻子，使瘪下去的嘴巴露出微笑来。他认出了佩绶带的镇长，就对他解释，说州长不能来了。他本人是州议员；接着，他又表示了歉意。杜瓦施回答了几句恭维话，州议员表示不敢当；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前额几乎碰到前额，四周围着评判委员、乡镇议员、知名人士、国民自卫队和群众。州议员先生把黑色的小三角罢放在胸前，一再还礼，而杜瓦施也把腰弯得像一张弓，一面微笑着，结结巴巴地搜索枯肠，要表明他对王室的忠心，对贵宾光临荣镇的感激。
　　客店的小伙计伊波利特走过来，接过了马车夫手里的缰绳，虽然他跛了一只脚，还是把马牵到金狮客店的门廊下．那里有很多乡下人挤在一起看马车。于是击鼓鸣炮。先生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主席台，坐上杜瓦施夫人借给大会的红色粗绒扶手椅。
　　大人先生的模样都差不多。他们脸上的皮肤松驰，给太阳晒得有点黑了，看起来像甜苹果酒的颜色，他们蓬松的连鬓胡子显露在硬领外面，领子上系了白领带，还结了一个玫瑰领花，他们的背心都是丝绒的，都有个圆翻领，他们的表带末端都挂了一个椭圆形的红玉印章；他们都把手放在大腿上，两腿小心地分开，裤裆的料子没有褪色，磨得比靴皮还亮。
　　有身分地位的女士们坐在后面，在柱廊里，在圆柱子中间，而普通老百姓就站在对面，或者坐在椅子上。的确，勒斯蒂布杜瓦把原先搬到草地上的椅子又都搬到这里来了，他甚至还一刻不停地跑到教堂里去找椅子，由于他这样来回做买卖，造成了变通堵塞，要想走到主席台的小梯子前，也都很困难了。
　　“我认为，”勒合先生碰到回座位去的药剂师，就搭话说，“我们应该竖两根威尼斯旗杆，挂上一些庄严肃穆、富丽堂皇的东西，就像时新的服饰用品一样，那才好看呢！”
　　“的确，”奥默答道。“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镇长一手包办的呀！他的口味不高，可怜的杜瓦施，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的天分。”
　　这时，罗多夫带着包法利夫人上了镇公所的二楼，走进了“会议厅”，里面没有人，他就说：“在这里瞧热闹舒服多了，”他在摆着国王半身像的椭圆桌边搬了三个凳子，放在一个窗前，于是他们并肩坐着。
　　主席台上正在互相推让，不断地交头接耳，低声商量。最后，州议员先生站了起来，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姓略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姓氏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他核对了一下几页讲稿，眼睛凑在纸上，开口讲道：
　　“诸位先生，首先，在谈到今天盛会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我们大家共有的感情。我说，我要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最高行政当局，政府，君主，诸位先生，我是说我们至高无上、无比爱戴的国王，无论我们国家的繁荣，或是个人事业的兴隆，国王无不关心，并且坚定明智，驾御国家这辆大车，经过千难万险，惊涛骇浪，无论是平时或是战时，都能振兴工业，商业，农业，艺术。”
　　“我看．”罗多夫说，“我该靠后一点坐。”
　　“为什么？”艾玛问道。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州议员的声音提得特别高。他激动地讲道：
　　“诸位先生，内战血染广场，工商业主夜半被警钟惊醒，标语口号颠覆国家的基础，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因为，”罗多夫接着说，“下面的人看得见我；这样一来，我要花半个月来道歉还怕不够呢！你要晓得，像我这样名声不好的人……”
　　“哎呀！你怎么糟踏自己！”艾玛说。
　　“不，不，我的名声是糟透了，我说的是真话。”
　　“但是，诸位先生，”州议员接着说，“如果我们不去回想这些黑暗的情景，而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我们美丽祖国的现实情况上来，我们又会看见什么呢？到处的商业和艺术都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就像国家机体内的新动脉一样，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动；宗教更加巩固，向所有的心灵微笑；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恢复，法兰西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罗多夫补充说，“从社会的观点看来，他们也许有理。”
　　“怎么有理？”她问。
　　“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有些人的灵魂不断受到折磨？他们有时需要理想，有时需要行动，有时需要最纯洁的热情，有时却需要最疯狂的享受，人就这样投身于各式各祥的狂想，怪癖。”
　　于是她瞧着他，好像打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接着又说：
　　“我们却连这种享受也没有呢！多么可怜的女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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