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春秋·隐公元年》的全部内容：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篾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我们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情而已，却无法知道其中详情，至于“微言大义”的褒贬更无从得知。这就像我们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75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就算让圣人苦思十年，他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桓谭这话与《东观汉记》的记载相违，可信度很难确认，76但就算不是桓谭说的，至少也是一句很中肯的议论。当然，这也不是谁都认可的，宋代学风就喜欢“舍传求经”，认为要理解《春秋》真谛，就必须排除“三传”的干扰。
对于《春秋》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人说归说，偷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微言大义，而是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也只有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传》不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公》、《榖》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作伪，被认为是和《春秋》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77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的话，《左传》到底属于经学还是属于史学，大约相当于《资本论》到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唯一真理还是属于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78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时间罢了，然后才开始进入具体内容。《春秋》里的这个“元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于普通日记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确实如此，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涵义在？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字，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普通的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进入开始“三月”了，这显得不太合乎常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榖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译文】
问：什么叫“元年”？
答：就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问：“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开始。
问：“王”指谁？
答：指周文王。
问：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
答：因为这是周王历法的正月。
问：为什么要说周王历法的正月？
答：这是为了推重一统的缘故。（案：“大一统”的涵义较为复杂，后文详论。）
2．元年大义
从《公羊传》这段文本本身来看，元年意为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据《春秋公羊传注疏》里何休和徐彦的权威注释，这一问一答的涵义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称之为元年，诸侯是不能称元年的，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称元年，发问者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所以才这样提问的。从字面上说，“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纪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赋予了一个神秘的“气”的意义，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开始，所以，“元”之前自然空无一物，而“春”字系于“元”字之下便很是合情合理了。——至此可见，“元”与“气”这两个在先秦时代分属不同范畴的概念在汉人的观念里已经合而为一了，一种新的宇宙本体论藉此而成型，医学上也开始使用“元气”概念，这虽然是另一领域里的思想发展，但流风及于经学自是难免，日后元气理论还有很多发展，晚近者如被康有为发挥为人本主义，以反对程朱的天理至上论，79可见其涵义何其丰富。
从“元年”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这个“君”字是大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称侯，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是无论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80——“君”之子就是“君子”，此即“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这是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谓赋予鲁隐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81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而《春秋》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其背后的意义竟然如此深刻。不止如此，还有无数更为深刻的发挥，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82——说得很是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我们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公车上书，其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开始“正”起，然后影响到朝中大员、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
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具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不但把“元”和“气”捏合在了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解释道：“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即三才，一即乾元，三才之道都被天统摄，这就是“元”。83
三才已经很玄妙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曾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被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
经典之中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终极概念，比如《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无不高深莫测。那么，既然都是高深莫测、解释不清的，把它们捏合到一起自然也不会遭遇太有力的反对。如阮籍《通老子论》就把《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和《春秋》之“元”说成是一回事。84《大戴礼记》则以典型的儒家观念指出六经的编排都存在着“慎始敬终”的统一涵义：《春秋》之“元”，《易经》之乾、坤，《礼记》之《冠礼》、《婚礼》、《诗经》之《关雎》，都是这个意思，君子只有慎其始、正其本，才不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85
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一方称尊，《春秋》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86
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胡氏之说于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之间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
《春秋》刚一开篇，先是始隐问题，又是纪年问题，经师们各讲各话。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好比刚一起步就踏进了一个庞大的迷宫，大迷宫还套着小迷宫，歧路无穷。对这诸般解读，宋代学者黄仲炎《春秋通说》曾经择其大者作了一个归纳，说历来阐释元年问题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体元说”，二是“明僭说”。
所谓“体元说”，主张《春秋》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谓“明僭说”，认为古时候列国无权修史，也不该在封国之内自称元年，如果这么做了，就是僭越。——这就是元年问题的两派主要意见。
那么，黄仲炎自己算哪一派？——哪派都不算，他认为这两派的说法都有问题：“体元说”违反义理，会直接导向“黜周王鲁”的“错误结论”；“明僭说”违反史实，因为《尚书》里的《虞夏书》和《商书》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历法上用到“元”字，可见这并非《春秋》原创，而周代诸侯自有史官，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黄推翻两说，自家意见是：“元年”二字就是鲁史旧文，是鲁国的史料档案上原本就这么写的，孔子原文照录，仅此而已，后人非要从这里边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实在是研究过头了。87
事情可能还真像黄仲炎说的这样。黄的这番立论，约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学的专家当中较为朴实的一派。就宋代而言，黄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边的，胡安国站在对面一边，但谁是谁非还真很难说——胡安国虽然在学风上极尽深文周纳之能事，但他的经学紧扣时事、抨击弊政，更对北方被金人占领的失地始终在字里行间耿耿于怀。及至清朝，乾隆帝对诸家解经的意见很大，搞了个《御纂春秋直解》——所谓“直解”，就是说“你们都是误读，我这本书才是正解”，序言里还专门点了胡安国的名，叮嘱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国的胡说。88
胡安国大讲“尊王攘夷”，“攘夷”大犯满清忌讳，但胡的《春秋传》也确实臆断太多。甚至可以说，胡的学问带有陆游和辛弃疾那种气质，他的学术著作也确曾和陆游的诗、辛弃疾的文学作品一样，以复国的拳拳之心激励过无数士人，砥砺着忠君报国、抵御外侮的节操。所以，对胡的学问也许不该仅以学理来衡量，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就算在所有细节上都是错的，信念却是对的。
——这话绝无讽刺之意，颜元叹服胡安国论《春秋》的两句话“真得《春秋》之旨也夫”，这两句话便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89清代四库馆臣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虽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圣意，但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存在这样一种评语：宋儒吕大圭的《春秋或问》和《春秋五论》议论虽高但考据很差，尽管如此，看看吕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来、别人纷纷投降的时候，他却可以毅然死节，真可称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义。再来看他的书，虽然考据上不算扎实，但侃侃而论，大义凛然，确是很有卫道之功，所以，还是不该只用学术标准来衡量他。90
3．三种正确：事实、义理与政治
四库馆臣那么说，虽然对吕大圭的学问显得刻薄了些，道理说得却也一点不错。现在看来，作为“误读”对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即：事实正确、义理正确、政治正确。
所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只是针对文艺作品来说的，法官在面对证人们不同证词的时候显然就不大适合使用这种毫无标准的标准。那么，就“事实正确”来说，真相只有一个。学者们抽丝剥茧，是为了达致这一真相，达致这一唯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风尚怎么变，不管政治形势怎么变，真相始终就是那一个，永远不变。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也就是把经典从经学当中抽离出来，将之纳入了史学范畴，信者传信、疑者传疑。
“义理正确”在表现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过的贝格尔的意思，这是“人们给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不断赋予意义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就“义理正确”来说，胡安国和吕大圭都是典型。“义理正确”并不是唯一的，它会随时代风气而变，会随学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修养而变。两种相互对立的“义理正确”并不一定就可以证伪对方，它们既可以同时正确，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历史位置上各自正确。它们也可能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即便在同一个时间里。——当然，一般只有旁观者才会这么看，当事人自己往往坚信自己手中握到的就是那唯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确”来说，上述乾隆帝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汉代石渠阁和白虎观的两大会议，也都是“政治正确”的范例。儒学也好，墨学也罢，种种学说在“政治正确”的领域里几乎仅仅作为名义上的学派而存在，而实质性的学派只有一个，就是官学。“政治正确”当然也不是唯一的，它更容易随时代的不同而变化，随统治者的不同而变化。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大多都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在另一个时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确”了。
“正确”的这三个层次往往并不统一：义理正确，不一定事实正确；事实正确，也不一定政治正确。
再者，“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这句话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别人为误读的历史。
只要有正统，就必然有异端；自己越感觉自己正统，也就越容易感觉别人异端。在多元化观念兴起之前，对异端当然不会客气，因为打击异端至少符合“义理正确”，当然很多时候还同时符合“政治正确”。
回到学理上来，继续考察黄仲炎和胡安国的立论基础和推理手段。黄、胡二人给了我们两个相反的榜样。事情如果想朝着复杂一面发展，自然可以越来越复杂，但如果想朝着简单的一面发展，同样也可以越来越简单。若只以简单的头脑来推想之，从胡安国以上直到何休，这些在各自时代里顶尖的经学大师们，他们的阐释是否“在事实上”成立，这还真轻信不得。
朴素的反对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学者刘炫就曾在《归过》里很简单地说道：“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长”的意思，和“体元居正”之类没有关系。“元年”仅仅指的是“第一年”。91
如果把刘炫和黄仲炎的结论结合起来看：“元年”仅仅指的是“第一年”，而这个写法原来在鲁国史官的早期记录里便已如此，孔子拿来照抄而已，别无深意。
问题似乎是得到了解决，但我们还得问个问题：深文周纳的阐释尽管可疑，难道朴实无华的阐释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很多时候，读书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但问题是，即便正方被证明为错，并不意味着反方一定就对，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与反这两个选择。
常见的例子是：张三抵制日货，李四评价说：“张三很爱国。”——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者，他也可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或者博爱分子。
张三说：“中医不好。”李四质问道：“难道西医就好吗？”——张三其实只表达了“中医不好”，他既可能认为西医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医而无从发表看法。
张三说：“历代很多专家对《春秋》的解释在史实上未必站得住脚。”李四质问道：“难道《圣经》和《荷马史诗》就禁得起史实考据吗？”——张三也许认为《圣经》和《荷马史诗》更禁不起史实考据，也许对《圣经》和《荷马史诗》毫无了解，他在表达对《春秋》的这个看法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表达出对《圣经》和《荷马史诗》的任何意见。而且，他只是作了一个事实陈述（尽管这个陈述有可能是违反事实的），而不是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张三的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实证表述，而不是规范表述。
4．“元”之解：求义理，先求训诂——何休的大义与苏洵的诡辩
在二分法定式之外来看胡安国、刘炫、黄仲炎等人在解经上的分歧所在。这小小的一个字，既是文字训诂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或许不值得大费周章，后者却影响到立国之本。但是，如果本着求实的态度，政治正确最好还是要扎根在训诂正确（事实正确）的基础之上，这才让人感到塌实。那么，问题继续：对于“隐公元年”的这个“元”字，即便深文周纳的解释是错误的，刘炫等人那种朴素的阐述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元”为“始”义，刘炫说得似乎不错，因为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这么解释的：“元，始也，从一，从兀。”这是一个看似朴素的解释，但仔细琢磨的话，涵义也可以深刻——“从一，从兀”，这是可以和前述那个神秘的“气”联系在一起的。清代庄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学》，专门考校字义，对“元”字的解释是：下“兀”上“一”，构成了一个“元”字，考其涵义，徐锴曾经引《周易》说：“元者，善之长也”，是开始，是头一个，所以“元”字从“一”而来。那么，从“气”的角度来分析“元”，既然是气，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之上，而“兀”为“高”义。92
这个解释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几分微言大义的味道，但遗憾的是：这是错的，而且从许慎的《说文解字》那里就错了。
从许慎到庄有可，受限于时代，并没有甲骨卜辞可资参照，而如果实际一些来看，“兀”和“元”是同一个字的变形，许慎错把它们当成两个字了。93“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现在的字型并没有多大变化：上“二”下“人”。但是，这个“二”只是现代字型的“二”，一个短横加一个长横，在甲骨文里这个字其实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两横一般长，而如果上边是长横、下边是短横，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个会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狄人作战，晋国的先轸冲进狄人军中战死，而后“狄人归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轸的脑袋归还晋国，其面色宛如生时。在《孟子》里边，“元”字一共出现过两次，也都是“头”的意思。94
“头”是“元”的本义，“始”是“元”的引申义，杨树达还曾从造字之法加以凿实：“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头上加冠的表示。95从“头”这个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种种引申义，比如“元子”，一般是指嫡长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即“头一个”。而在被用来表示时间的时候，“元”字还有着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礼记·王制》有“元日习射上功”，孔颖达解释“元日”为“善日”；这个“元日”还指初一，比如《尚书·舜典》有“月正元日”，或为“元旦”之来源。
那么，“元年”吉利与否暂且不论，但“第一年”这个意思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谓只有天子的纪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称吗？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号吗？——这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暗示着公羊学的一个理论基础：《春秋》是“黜周王鲁”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认为天命移到了鲁国这里，或者说是孔子作《春秋》“托王于鲁”，如蒋庆说“《春秋》王鲁，并非真以鲁为王，而是托王于鲁，即假借鲁国的历史来说明孔子外王之义（孔子治理天下万世之义）”。96历来在这点上《左传》学就是和公羊学相对立的，这是今、古文经学的一个主要分歧所在。
那么，无权无势的孔子凭什么可以借《春秋》来作褒贬赏罚？又为什么要托王于鲁？为什么不托之于周天子或其他诸侯？——在这些问题上，苏洵虽然不是公羊学的专家，却在《春秋论》里作过比较清晰的分析。
苏洵认为，赏罚是公事，褒贬是私事。所以，只有天子、诸侯这些掌权的人才有资格来作赏罚，而普通人只能褒贬是非而已。这就像只有法官才能定人的罪、判人的刑，平民百姓只能在舆论上谴责坏人坏事。但是，一部《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行的是赏罚之事，所以说《春秋》是“天子之事”。问题是，孔子有这个地位吗？有这个权柄吗？他斥责乱臣贼子的僭越，他自己这么作难道不也是僭越吗？
所以孔子作《春秋》，并不把它当作私人著作。可以比照一下，孔子阐释《周易》的著作题为《系辞》，讲说孝道的著作题为《孝经》，都是自己取名的，是作为私家著作的，而《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是把《春秋》当作鲁国的书，当作鲁国的创作。所以，赏罚之权柄并不在孔子自己手上，而在鲁国手上。
但问题依然存在：《春秋》的赏罚并不限于鲁国的国境之内，而是遍及诸侯，这明明已经超出了鲁国的权力，而属于天子的权力，难道孔子是想把鲁国推到僭越的境地吗？——当然不是，天子的权柄是在周室，孔子不得已而把这个权柄交给鲁国。可以从以下的史实来理解这个道理：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周公考虑到周成王年纪太小，而天下又不可以没有赏罚，于是自己代行天子之权，以此来赏罚天下、保存周室。后来周室东迁，周平王居于天子之位，但他是个昏庸之主，所以孔子才说：天下不可以没有赏罚，而鲁国本是周公的封国，所以鲁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效法周公，在不得已之下假借天子的权柄来赏罚天下、保存周室。
那么，假借天子之权柄应该怎么作？孔子认为应该像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但是，孔子既然要鲁国效法齐桓公、晋文公，为什么不干脆把天子之权柄借给齐、晋？——因为齐桓、晋文只是表面上尊崇周室，实际上不过在扩张自家势力而已。所以孔子只赞赏他们的事功，却不认可他们的动机。
周公的动机却是保存周室。孔子推崇周公，认为只有先存周公之心，才可以行齐桓、晋文之事。所以他才不把天子之权柄托于齐、晋，而将之交给了作为周公之后的鲁国。孔子也知道凭鲁君的才干无法行周公之事。探究孔子的用心，他是认为当今天下因为没有了周公所以才乱成这样。所以，他把天子之权柄托于周公的子孙，以显示出对周公的缅怀。
考察《春秋》书法，尽是周公之法，而且详于内政而略于外事。想来孔子的意思是要鲁国效法周公，先管好自己再去赏罚别人。孔子叹息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象，当他听说了齐国田常弑君的消息，就沐浴而请求鲁君出兵讨伐。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孔子确确实实把天子权柄交托给了鲁国。
但是子贡这些学生并未理解老师的心意，续写《春秋》而留下了“孔丘卒”的记载。要知道，孔子辞世之前已经告老退休了，按照《春秋》体例，大夫告老退休之后去世是不该记载的。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天下之公，而不是要将之作为自己的私家著述。遗憾的是，孔子把《春秋》当作鲁国之书，子贡这些学生却把它当作了老师的私著。
后世有效法《春秋》的，我却很是疑惑。《春秋》行使天子之权柄，而如果天下有君，《春秋》就不该出现；如果天下无君，天子之权柄又该托付给谁？哪里还能找到像周公后人那般可以托付的人？所托非人则乱，亲自操刀则僭，无人可托则散。唉，后人效法《春秋》的，是乱、是僭，还是散？97
上述苏洵的解释和公羊传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公羊家认为孔子作《春秋》“黜周王鲁”，是压低周王室的地位的，而苏则认为孔子这是“尊周王鲁”，其“托王于鲁”的合法性源头还是在周王室身上。但苏对“托王于鲁”的阐释貌似有着很强的说服力，影响也大，但细想起来却会发觉他很有几分诡辩的味道。首先是偷换概念，他所谓的《春秋》之赏罚事实上只是褒贬而已，因为一部书的作用说到底也只能够形成道德舆论，无法构成实质性的予夺。这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因为赏罚这个概念当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意思就是实质性的予夺，而用在孔子身上的时候却意味着书中的褒贬。再有就是类比不当：苏用周公代行天子之赏罚来类比孔子代行天子之赏罚，然而周公那么作，既拥有实质性的权柄，又可以造成实质性的予夺，孔子却无位无权，毫无予夺之力，就算想去讨伐邻国弑君的田常，也只能尽心而已，却始终无能为力。
所以，即便不考虑苏洵于史实上的硬伤，单是在逻辑上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但这篇细密的论文仍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世乱而从权，至少表面上确实有些僭越的嫌疑。这个道理可能也确实难于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恐怕就是这个道理。98
《春秋》既为王者之事，自然该用王者的纪元，这也符合孔子“名正则言顺”的主张。借天子之权柄，行周公之法度，纪元问题自然也应该在这权与法的范畴之内吧？但是，义理如此，事实又如何？
5．何休的反对派——纪年的金文证据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一样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学的专家当中，提出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孔广森就在这个问题上说：天子和诸侯通称为“君”，古时候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纯臣之义”，和后世的所谓封疆大吏是不一样的，他们在自己的境内当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纪元。99
孔的这个说法，当本于《白虎通义》。所谓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是说诸侯与天子并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天子以宾礼敬待诸侯，诸侯则列土称君，南面而治。100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传解诂》的一段解释里也这样说，认为天子和诸侯职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间有着亲属关系，异姓呼为伯舅、叔舅，同姓呼为伯父、叔父。101
“有不纯臣之义”的这个质疑显示了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一处不同：秦汉以来，人们习惯于一个国家只有一种纪元，如唐朝贞观三年，无论在长安还是在洛阳，甚至在遥远的边疆，无一例外地都是贞观三年，如果当真出现了另外一个纪元和贞观纪元同时存在，那就说明有人造反了。所谓“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在专制时代确实如此，如朱元璋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就是改朝换代了。
不但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书也有类似的性质。秦、汉以后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会，很容易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时代眼光来判断古史，如薛士龙《春秋旨要序》就曾论证周代诸侯本来没有、也不该有自己的史书，他们的历史属于地方志性质，由中央政府派人编修并统辖管理。而从鲁隐公开始，改用自己的历法，编修自己的历史，诸侯的这种行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对薛士龙的这个说法，朱熹和王应麟就曾经有过辩驳。102我们以现代知识来看，先秦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和秦、汉以后大不一样。鲁国自然可以有鲁国的纪元，晋国也可以有晋国的纪元，这些纪元和周天子的纪元同时并存，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并不以为谁要造反。
清人何若瑶更举出了似乎显而易见的证据力驳何休之说，说统治天下的叫做君，统治一个诸侯国的也叫做君，《公羊传》里说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这个“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记》里也没少出现列国各自纪元的记载，所以何休的注释曲解了《公羊传》的原意。103晋人乐资《春秋后传》讲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过104——这位汾王，应该就是周厉王，105其时代正是周代兴衰的一个转捩点。
“元年”是否为孔子特笔，诸侯是否有权于境内改元，孔子以《春秋》变周正朔有没有合法性，学者们聚讼纷纭，争执不下。毕竟这都是些深刻的儒学义理问题，在古人眼里关乎国之根本，丝毫也马虎不得。
而在考据意义上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像陈立一样引用过《汉书·律历志》，不过引的是另外一段：“《汉书·律历志》引《商书·伊训》有‘太甲元年’，则元年之称，起源甚早。”106
《汉书·律历志》的这段引文是：“《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通行本《尚书·商书·伊训》里的这句话写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是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这一句和《汉书》引文有些出入，与当下论题相关的一个出入是：这里不作“元年”，而作“元祀”。据孔安国解说，所谓“祀”，也就是“年”——同样这个“年”，夏代称“岁”，商代称“祀”，107周代称“年”，唐虞之世称“载”。108虽然这个说法并不确切，109但这四种称谓直到现在竟以原义保留下来三个，也算源远流长了。
“太甲元年”这个说法无论可靠与否，但西周肯定已经有了“元年”这个说法了。杨伯峻引舀鼎铭文“惟王元年六月……”来作说明，说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为元年之实证”。110
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该是出自孔子的原创了。当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认为这是孔子原创，上文所说的黄仲炎就是一例，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说从尧舜以来一直如此。111考虑到《尚书·虞夏书》在当时的地位，戴溪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尧舜时代毕竟渺茫难征，不太好说，而考察一下商周彝器，就会发现有不少铭文都只记月、日而不记年。
在记年的青铜器当中，如西周中期的师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说法，112这里的“王”有说周恭王，有说周懿王，而这里居然也以“祀”来表示“年”，证实了前述孔安国的说法并不十分可靠。113“既生霸”是月相名称，“辛酉”是干支记日。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王”暂且认作周恭王的话，这句话就相当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这是一个年、月、日完整的时间记录体例。
▓【造字：月＋句】簋被认为是西周晚期之物，铭文说：“唯元年三月丙寅……”114又是一个年、月、日齐备的时间记录，也有“元年”的出现。
师兑簋的主人公有说是西周厉王、宣王时代的人，有说是幽王时人，115铭文说：“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116也是年、月、日齐全，也有“元年”出现。
师▓【造字：方＋史】簋，铭文有：“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这也是西周晚期之物。117
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118这是西周中期的。照此看来，“元年”这个用法至少在西周时期已经并不罕见了。
如果按照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元年”，也许仅仅是“第一年”的意思，并没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有时候“虚假的历史”往往比“真实的历史”更为真实，至少更为重要，尽管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还不能够审慎地判定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实无误的。比如，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儒家两个极其著名的概念“慎独”和“格物致知”极有可能被误解了上千年之久，但其本义在历史上几乎毫无影响，真正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它们被误解的意思。于是“了解错的”和“了解对的”或许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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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王正月
梳理经文，“元年”之后就是“春王正月”了，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让历代经学家们费尽了口舌。“春”，还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经学家解释《春秋》的得名，神秘主义一派的经典意见如《三统历》“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故名《春秋》”，朴素一些的说法如《春秋说》，说孔子作《春秋》春天动笔，秋天完成，所以名为《春秋》，119杜预还有过一种经典见解，说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来表示全年。120这个解释流行一时，唐代刘知几曾有质疑，说《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这类书并未编年，却也叫《春秋》；张舜徽作解道：古书以《春秋》为名的，大略有两种体裁：一是论治乱存亡之理，二是记治乱存亡之事，并非以编年与否为依据。121
再者，截取说也难以面对现在的考古证据：在周原发现的甲骨卜辞显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无冬夏，殷商同样如此。从中可以推测一年四季之分是相当后起之事，时间大约是在西周初年。122这就意味着，“春秋”二字并不见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来，其本身就足以标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说“今春”就等于说“今年”。123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很迷惑人的就是《尚书·尧典》，如果这篇文献真是历史实录的话，那么早在尧的时候就已经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这种称谓在殷商时代便已出现。124至此，隐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节、月份这三大时间要素已经齐备，但问题再次出现——问题不在于缺了什么，却在于多了什么。这一句记时之言多出来一个“王”字。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
（一）孔子特笔与公羊大义
1．王者孰谓
“王”字很多人认为是孔子特意写上去的，是谓“特笔”，但这个“特笔”意义何在？
“王”字的字形是三横一竖，似乎寓意宏大，古人有说三横象征着天、地、人，一竖是贯通了天、地、人，是谓以一贯三，是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125还有训“王”为“往”，取人民乐于前往归附之义，如纬书《春秋考灵曜》：“王者往也，人所输向，人所乐归”；126还有说一个“王”字囊括了五种涵义，“往”的涵义只是其中之一，董仲舒就是这么发挥的。127这种种深刻的哲理完全建基于错误的训诂和过于丰富的想像力之上，已经不为现代学者所取。但“王”字的本义是什么？这问题到现在也没被争论清楚。128
“王”的字义姑且不论，下一个问题是，这个“王”究竟指的是哪位国王？
《公羊传》认为，这个“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认为是周人当中第一位接受天命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种常见说法（比如孔颖达说）是：“王”指的是当时在位的周天子，即“时王”（周平王）。这也算治《公羊》和治《左传》者的一个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广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驳《左传》学者说：这个“王”怎么可能是时王？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没有下发历书了。129
这种争执，看似拘泥小节、无谓之至，实则大有深意，关乎立国之本。我在《春秋大义》里讲到过《公羊传》关于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一则大义如何被汉武帝拿来论证打击匈奴的必要性：当初，齐国受纪国陷害，国君被周天子扔到锅里煮了，经过九代之后，齐襄公要向纪国复仇。问题是：时隔九代，这个过于久远的仇恨难道还要报吗？《公羊传》的回答是：当然要报，因为对国君来说，国家与君主是一体的，国就是君，君就是国，而国君的位子世代相袭，所以前代的国君和后代的国君是一体的。侵犯国家就等于侵犯国君，侵犯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国家；侵犯前代国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国君，侵犯后代国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国君，如果结了仇，不管过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30
这个思路应该是从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来，诸侯立国，成为本国的大宗，嫡长子世代相传，形成所谓“百世不迁”的局面。131换句话说，有立国则有立宗，立为大宗则百世不迁。从周人的这个制度来讲，《公羊传》的上述说法也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问题是，到了汉武帝这时候，宗法社会早已解体，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还拿宗法制度下的思路来论说时政，这就太有刻舟求剑的嫌疑了。但是，皇帝需要理论支持，理论也就挺身而出了。当时汉武帝的意思就是：刘邦曾被匈奴欺负过，这个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好几代了，但根据春秋大义，该报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报！132
这就牵涉我们现在这个周文王的问题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天命委任。那么，按照公羊理论，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该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学派祖师庄存与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继体。所谓继体，是继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说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说是受之于太祖，自古如此。连周武王那样的圣王都要归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专，何况后世子孙？从文书诰命到政治体制，都打着周文王的旗号，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133
庄存与并不是一个求实风格的学者，134但他举的这个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贴切，这与《论语》“父亲死后，儿子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顺”的说法135也是比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为元年，积极筹备克商大业，可到第七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于是由儿子周武王继位。但周武王并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继位的这一年称为“八年”，行军的时候也带着周文王的灵位（木主136），这都是在强调自己对周文王的“继承”。庄存与的解说就是从这层意思而来的，被抽象出来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考量《公羊传》的这则春秋大义：国家与国君一体，前王和后王一体，看似牵强，但在先秦的宗法社会里，这么说是一点都不错的。所谓宗法社会，宗统就是君统，家就是国，家长就是国君，这都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和秦汉以后那种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经三传都萌生于宗法社会，而随着社会从宗法进入专制的转型，旧概念不再适应新社会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会转型期都会发生的那样，旧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动地沿用了下来，其内涵却已经被偷偷地换掉了。所以，在汉武帝打匈奴的那个例子里，《公羊传》的九世复仇理论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其实并不适用，汉武帝派出去为自家先祖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人绝大多数并不是汉朝刘家血缘上的亲属，也不是在汉朝享有政治权利的国民。
及至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谈到汉武帝对这一则春秋大义的应用，说儒者大多不赞成公羊家的这个理论，但朱熹力挺汉武帝，说何止九世、百世要复仇，就算万世也要复仇。就凭这个理论，公羊子便有大功于圣人之道。137
朱熹在《春秋》学上走的是非常朴实的一路，如此力挺复仇大义难免令人感觉诧异。考察出处，这话出自《戊午谠议序》，其实是借公羊理论来感慨时事的——耻于靖康之变，痛于秦桧之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138这种感时伤事、借古论今的学风于宋人学风在所多有。
但义理归义理，如果尊重逻辑的话，《春秋》在对这同一年的记载中，还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后文更有“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使荣叔归含，且赗”，“王使召伯来会葬”……如果同样一个“王”字有时指周文王，有时指时王，显然违反同一律。如果强为之说，那么《春秋》在指时王的时候多称“天王”，少数用到“王”的情况，难道所指不同？——汉儒贾逵说这是不同地区的人对王的称呼不同，“诸夏称天王，畿内曰王，夷狄曰天子”；孔颖达作过统计，说《春秋》称“天王”二十五次，称“王”六次，称“天子”一次，三者为通称。139
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所为，如果“春王正月”之“王”真的是指周文王，这既能从正面理解，也能从反面理解。正面是公羊家之见，反面则如清代尤侗认为：《春秋》若当真这么写，就有“鱼藻之意”，孔子真敢这么作吗？140
所谓“鱼藻之意”，《诗经·小雅》有一篇《鱼藻》，字面上赞美周武王的，而《毛诗序》认为，诗人之所以赞美周武王，是借以讽刺当时在位的周幽王，郑《笺》又发挥出“自是有危亡之祸”，孔颖达又解释说：这是诗人以武王时候的好来对比当下幽王的坏。141——的确，在政治舞台上，美化先王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隋朝大文豪薛道衡就是因为写了一篇赞美先皇隋文帝的宏文而被隋炀帝斥为“此《鱼藻》之意也”，最后下狱被杀。142
《春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释“王”为周文王，难道孔子真有“鱼藻之意”不成？
2．断句疑题：“春，王，正月”与“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的这个“王”字，在“事实正确”的层面上不过是个训诂之争，而在“政治正确”的层面上却关乎国本。回顾前文中庄存与对《公羊传》的解读，就文本论文本可以说大体无误，但问题是，即便庄对《公羊传》的解释堪称准确，但《公羊传》对《春秋》的解读也是准确无误的吗？“春王正月”的“王”当真指的是周文王吗？
如上所述，如果说是周文王，既符合历史背景，也符合逻辑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实就不好说了。现在的金文证据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从商朝就这么写了，而且所谓“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其中有楚王，也有晋王，大家各用各的历法，不一定都遵从周天子的。143
那么，有两点可以推断：一，“王”字由来已久，很难说是孔子特笔；二，不管楚国和晋国怎么搞，鲁国还是奉行周天子之历法，所以，《春秋》“王正月”，指的应该就是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订的历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这四个字的断句也就应该是“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四个字为历代学者所重，由此而阐发出来的春秋大义难以计数，不同解读之间的辩难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为这四个字还有专著出现，如明代张以宁《春王正月考》，可见其重要。
但是，无非是周历正月而已，其重要性究竟何在？这是不易被现代人理解的一个问题。好比说，无论世界各地，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2000年1月永远是2000年1月，任何地方都一样。但古代习惯是：不同的政权有不同的历法，如果是同一个国家，一旦改朝换代，不仅年号要变，就连月份也要变，比如把原来的十二月变成现在的一月。孔颖达说：所谓“王正月”，王者改朝换代，必然要改用新历法和新服色，好让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说法，夏代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这个说法虽然不是“事实正确”，却先后赢得了“义理正确”和“政治正确”，并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历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礼记·檀弓》说：“夏代以黑色为贵，殷商以白色为贵，周代以赤色为贵。”144
所谓建子、建丑、建寅，子、丑、寅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记时，无论年、月、日、时，都用这套干支系统来记录，就如同我们现在无论年、月、日、时，都用阿拉伯数字来记录一样。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为月份的名称，十二个地支正好是十二个月，子就是夏历（农历）的十一月。《说文·子部》：“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这是说“子”是从“万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转而来的，但考诸甲骨、金文，“子”应该是一个象形字，本义应是“幼儿”。145
《礼记·月令》“仲冬之月”，郑玄注释说：“仲冬者，日月会于星纪，而斗建子之辰也。”这就讲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字：“斗”。
这个“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个大勺子围绕着北极星转圈，一年转一圈，古人以此记时，于是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说法。146那么，如果把东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细分一下，联系上文讲过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想像一下黄道十二宫，把斗柄所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区，每一区以一个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个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历就是以“建子”作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一旦改朝换代，这些都得跟着改。——这是古代的一种主流解释，异议也是有的，比如祖冲之就很怀疑这种说法，这里就不作细辩。147
历法在古代既是一个生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改朝换代之后如果有人还坚持奉行旧朝代的正朔，这是最让当局忌讳的，也是前代遗民表达孤忠的一种方式。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所谓正朔，“正”是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一个月里的第一天。所谓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别对应于现在的农历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颖达的意思是：夏朝本来是以我们现在的农历正月作为正月的，殷商改朝换代，把夏代历法的十二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换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称作“三正”。
“三正”的说法来源很早，在《尚书·甘誓》里就有记载。《甘誓》据说是大禹或夏启在一次军事总动员上的训话，其中说到敌人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和“三正”对举，意思似乎是很明确的，所以直到宋代，对于“五行”，经学家们都没觉得这里边有什么问题。从元代以后，异说才开始出现，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夏时还没有出现相生相克那种意义上的五行观念，这个“五行”，或说是五种基本的物质分类（就好比我们把物质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一样），148或说这就是“天道”，149或者说这是指“五行”的本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150
对“三正”的解释从汉朝就有分歧了。《尚书大传》把“三正”解释为“三统”；马融解释为“建子、建丑、建寅”，是为“三正”；郑玄则说“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书大传》和马融的说法，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每次改朝换代都要这么变一下，历史纪年岂不乱了？
但正朔并不会永远这么变下去，并不会令人无比头痛地从“三正”最后变成“十二正”，而是“事不过三”。一种说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这三者之间反复循环；另一种说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151
当然，即便是事不过三，仅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环反复，这也会使历史纪年变得异常复杂。好在这种理论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被严格采用。在唐代肃宗皇帝以前，建寅、建子确实被改过几次，《史记》和《汉书》还曾因此而对历史记载做过追溯性的修改，而从唐肃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为岁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直到清末。152
作为政治哲学的“三正”之说影响深远，但作为事实的“三正”之说却未必板上钉钉。深究一下的话，又会发现歧义纷纭，莫衷一是。153对于《尚书·甘誓》里那个文献上最早的“三正”记录，学者们早就产生怀疑。到了现代，有人把“正”解释为“政”，意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吕绍纲），也有解释为长官的（刘起釪、于省吾），但无论取哪种说法，“建子、建寅、建丑”的旧说已经可以被废弃掉了。
其实，古代学者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也难免疑惑，甚至，即便一个对圣人典籍满怀信仰的人也会如此。——宋人吕大圭《春秋或问》在面对“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还是建寅的问题时，首先便感慨道：“此千百年未决之论也。”至于为什么千百年一直悬而未决，吕大圭说：如果持建子之说，那就会与《诗经》、《尚书》的相关记载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说，又会和《周礼》、《春秋》、《孟子》合不上拍。这些书全是圣人经典，说谁错都不合适。154——经典内部无法自洽，这就很难捍卫自身了。
时至现代，技术手段比古人强得多了，对“三正”的考据虽然还是充满异说，但总算前进了一步。以殷历而论，殷正应为建丑，可根据常玉芝从甲骨卜辞的考证，殷历的一月该是夏历的五月，155或如郑慧生“殷正建未”说，认为殷历一月该是夏历六月，156或如张培瑜、孟世凯“殷代岁首不固定”的说法，157也距离“建丑”不太近。
历法是专业性很强的知识，董作宾曾说：“我们历史上，称‘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随便命名的，不能说我们可以随便把一次月亮从朔到晦叫它一个名字，”这里边还牵涉着节气等等问题，158简而言之，如果想在感性上有个大概的认识，周历和夏历，我们大体可以将之理解为现在的公历和农历，其间的差异大约也就是现在公历和农历的差异。159
历法在古代是件大事：“相传周王朝于每年末颁明年历书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160杨伯峻还在解释《论语》“告朔之饩羊”一语的时候详细讲过个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这历书包括那年有无闰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颁告朔’。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祭庙叫做‘告朔’，听政叫做‘视朔’，或者‘听朔’。”161
杨伯峻的这个解释属于若干解释中的一种，钱穆还曾推测说：“盖周自幽、厉以后，即已无颁告朔之礼，畴人弟子分散，鲁秉周礼，自有历官，故自行告朔之礼也。”162（“畴人子弟”即周王室负责历法的专人，钱穆此说应是出自《汉书·律历志》。依《汉书·律历志》所说，应该存在着五种历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历》，也有《鲁历》。163）
杨说“相传”，钱说“盖”，语气都不那么肯定，但无论依据他们当中谁的说法，，在周王室颁布的历书和秉承周礼的鲁国自定的历书上，应该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谓“周正”，即以夏历十一月作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着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着鲁国奉行的是周王室的历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见，比如官▓【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164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165等等。杨考察两周的青铜器，认为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记录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这种说法，而东周器皿大多是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诸侯国内部的历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铭文说：“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诸侯国内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鲁国是和周王室最为亲近的诸侯国，一直奉行周正，《春秋》所载全部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从来都用周正，只是当时推算历法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所以些误算之处。166
的确，通观《春秋》全文，确实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一直奉行周正不辍。但是，杨伯峻这个立论的基础是：《春秋》是历代鲁国史官共同记录的作品，其间并没有孔子的手脚。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上述推论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真是孔子或“作”或“修”过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时间记录上的统一性其实是孔子加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赵伯雄便是站在问题的对立面上。167
据赵《〈春秋〉记事书时考》，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岁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历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类推，是谓“改月”，这在先秦其他文献当中是可以找到证据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见梁襄王，说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这是说如果七八月之间天气干旱，禾苗就会枯槁，但是，如果是农历（夏历）的七八月，禾苗已经接近成熟了，都快该收割了，这时候就算天旱也无所谓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时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是农历的五六月。而周历的七八月正好就是农历（夏历）的五六月。所以，孟子这里说的“七八月”应该就是周历的七八月。
《左传·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按夏历是在三月，按商历是在四月，按周历是在五月。这话就说得相当明确了。
“改月”倒也不会给实际生活造成多大障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公历，相对于农历来讲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还都照旧生活，没多少人会觉得这有多大的不变。然而，如果季节的说法也跟着变了，那就麻烦得多，而《春秋》恰恰就存在这个问题。
《春秋》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比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说：“鲁隐公元年，春天，周历正月”。但是，周历正月是夏历十一月，而夏历十一月无论如何也不该算是春天。本来按夏历的划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改成周历之后，居然还是一、二、三月是春天……这么排列下来的，月份一改，连季节也跟着改了。
古人称季节为“时”，所以把这一改动称为“改时”。可是，如果季节当真被这样改动过，难免会给农耕社会带来很大困扰。所以，如果《春秋》的时间记录当真是鲁国一代代史官忠实所记，如果鲁国当真奉行这样一种不但改月、而且改时的历法，这实在是难以想像的。
但是，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献，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即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的记载却一例也找不出来。赵的结论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
赵、杨的分歧于此可见。杨说：“四时之记，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为正，与实际时令相合。《春秋》之四时，则不合于实际时令。”168而赵的意思却是：《春秋》之“改时”，既在实际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则当属子虚乌有，《春秋》之四时不合于实际时令，这是为什么？——这就牵扯出《春秋》作者的问题了，杨曾从文本比较来作分析，认为《春秋》就是鲁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笔；169而赵则从时间记载入手，分析出《春秋》必然经过某人有意识的统筹。
杨列举了多条材料证实《春秋》只是鲁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2）《论语》对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前后体例有不统一的地方，不像经过统一编纂；（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
这些材料虽然说服力很强，但要把立论凿实似乎还不足够。比如，（1）孔子明知史书有误而不订正，可能只是一时一事之论，再说人到底是会变的，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某人三十岁那年立誓戒烟的史料就认定他五十岁抽烟的史料为伪；（2）《论语》没提并不意味着事情一定没有，也许是竹简脱落，也许是在后人的编纂过程中被人为删削，也许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这事（他觉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这点可以参考前述苏洵的《春秋论》）；（3）《春秋》前后体例不统一，也许是孔子没改完全，也许是他粗心大意，也许是隐含着什么微言大义而特意留下破绽等待后人发掘；（4）被认为孔子亲手修订的文字在晋国史书里竟然也是一样写的，有可能孔子对鲁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变，和其他诸侯国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鲁史原文的内容……
3．行夏之时：假天时以立义
赵伯雄的意见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绝对没有“改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里实实在在地记载着不合于实际时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该如何解释？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记载时间的语句，可以归纳为：其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载时间的语句中既有只包含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项俱全的，但绝无一例是“时”（季节）与“月”连书的。即以文体与《春秋》最为相近的《古本竹书纪年》而论，其中也绝无这种例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安排”。
对于古人记录时间的书写习惯，杨伯峻曾举商鞅量的铭文为例，铭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样，还有越王钟铭等两例，说明战国时代记时不但时、月连书，时还被进一步细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遗憾的是，杨所举出的是战国的例子。关于这个商鞅量，洪业在1937年的《春秋经传引得序》也曾提到。洪的意思是：最近金石学很热，两周青铜器铭文被释读了很多，从铭文来看，写了年、月、日、辰的多达上百，可写明季节的只有一个，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时间上要晚于《春秋》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从头到尾季节记录规规矩矩，这些记载“既不符于时令，复非出于旧史，故曰：增窜之迹，甚可疑也。”170
从洪业到赵伯雄，对这个看似细小问题的深入考证其实是在牵涉着有关《春秋》身份的一个根本问题：《春秋》到底是鲁国一代代史官积累下来的鲁史旧文，还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经过某人统一的加工整理？
的确，“王正月”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而“春王正月”却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古代经师也多有人以为这个“春”字是孔子所加（如朱熹《与张敬夫》）171，而程颐的说法是：周历正月并非春天，孔子之所以要这么写，是要“假天时以立义”；叶梦得考之《左传》，认为《春秋》和《左传》在记时上常有两月之差，由此推论《左传》的材料取自国史，而《春秋》则用周正；陈傅良《春秋后传》甚至由此推论出孔子有“尊周而罪鲁”的意思。172无论如何，这小小的一个时间记载上，在古人眼中确乎表达着某些难以言传又捉摸不定的深刻涵义。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无考》中归纳了一些古文献中常见而金文中却绝无发现的内容，举其大者列了八项，说这些是有助于判断文献真伪及其时代先后的重要参照。八项中的第一项就是“四时”。173
这样看来，“春王正月”的“春”字为后来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个呼之欲出的结论了。那么，前述王树民和张政烺对始隐问题的推断也就获得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论一下，假定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吗？赵伯雄说：“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
依照这个说法，如果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门后学的话，随即便又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孔子的时代是否太早，早到不会习惯“春王正月”这种语法；二是《论语·卫灵公》里有这样一段话：“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颜渊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关于“行夏之时”，杨伯峻注释：周历“虽然在观测天象方面比较以前进步，但实用起来却不及夏历方便于农业生产。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国家仍旧用夏朝历法。”174钱穆的意见也是：“孔子重农事，故主用夏时。”175这样看来，孔子分明是主张用夏历的，或者至少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主张使用“夏时”。那么，他又怎么会在《春秋》里从头到尾地去“改时”？即便要改，也应该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来体现自己治理国家要“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如果按赵伯雄所说“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该是统改为夏时才对。
“行夏之时”的这个问题，古人早就想到了，尽管他们所想的并不是上述这种疑惑。宋人胡安国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传”之地位的《春秋胡氏传》里提出了一个“以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认为《春秋》虽然改月，却没有改时，记月份用的是周历，记季节用的是夏历，这一点倒与赵伯雄遥相呼应。胡安国解释说：孔子为颜渊讲授治国之道说“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说“春王正月”，孔子这是说到做到了。至于有人提问：“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虽然是圣人，毕竟不是天子，他凭什么以《春秋》改正朔？”话虽在理，但孔子一方面“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据周历记事来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变正朔。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把“王”字加于“正”字之上，正如《公羊传》所谓是“大一统”的缘故。176
胡安国这个议论并非无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说到《春秋》用夏正，但说法太超前，当时信者寥寥，及至宋代，程颐大谈“行夏之时”，因为他是一代儒宗，影响力很大，此说一出，很快便应者如云。等这些历史铺垫都做好了，这才有胡安国借势而行，把程颐的新说又推进了一步，社会上也是因为有了上述的那些历史铺垫，一些人便也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个胡氏新理论。
胡安国努力弥合“行夏之时”和“春王正月”，虽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说服力还是稍嫌不足。这倒不是说“夏时冠周月”这个历法古怪，不合常理——其实是很合常理的，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以夏时冠公历月”，没人会认为公历的一、二、三月应该是春天。但在古人而言，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胡安国此说一出，赞同者多，争议也多。朱熹便直称“不敢信”，177觉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编年史编成这种古怪体例，况且孔子属于周朝治下，哪有改变周朝正朔之理？黄仲炎质疑说：“以夏时冠周月”这对孔子来说是变革当时的王制，而孔子一生都在反对僭越礼制，他自己如果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178至清人万斯同质疑：圣人作《春秋》垂法万世，哪能把时序搞得如此颠三倒四，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岂不全都错乱了？179后又有徐文靖详考历法，力驳胡安国之非，而反方尤为可观者是辨伪大家崔述的《三代正朔通考》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