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有富家娶新媳妇，整日痴呆，医治无果，特地来请叶先生。叶先生叫富家安排一间房子，挖一个池子，池子里贮满猪牛狗粪，粪上放置一床凉簟，将这媳妇抬到上面，把门关上，臭气熏天，人人皆掩鼻。过了大半天，听到那小屋里大喊，叶先生即嘱家人扶将出来，没想到，那痴呆症状不治而愈。旁人叩问所以然，叶先生说，这美眉性好香，脸上擦香，身上洒香，屋里贮香，时刻都是香气环绕，“此香闭也”。只有恶臭才能治疗“香闭”之症。叶先生为人治天花，治肺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都有奇方异法，传世之事，几乎近神，时誉为“二百年来名医以叶天士为第一”。
二百年来第一名医，治他人之病，手到疾去，药到病除，然而用于自己人了，却是束手无策，得假他人之手。其老母偶病，叶先生奉侍于侧，开了许多方子都治不好。眼看病情日重，叶先生忧烦不已。他只得问仆人，哪里有好医生？仆人说，这条街有个姓章的，自称医术过人，只是没人上门求过医，诊所冷落，病人罕至。真是病急乱投医，叶先生叫人去请。章先生上得门来，索往日方，思索良久，说，先生的方子没错，只是药中少了一服黄连，于是开了两服药，“一剂而安，再投而愈矣”。原来是叶先生对待老母亲，怕“家母年高，恐减真火，故不敢用耳”。章先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且有病则病治之，用之何害？”
治疗他人，什么方子都敢开，什么猛药都敢下，治疗自己却是畏手畏脚，优柔寡断。是不是治疗他人，将他人当试验品了？治活了，是能耐；治死了，是天要灭曹？人啊，批评他人头头是道，献策他人条条真理，整治他人慷慨激昂，用于自身则如何？
近日读报，看到一则故事，说有婚姻女专家，天天为人释疑解惑，传道授业，所有爱情婚姻家庭里的疑难杂症，都给人家开方子，轮到自己了，那方子就有点邪门。原来这专家得了妇科病，不能与老公行周公之事，经年累月，一个壮汉哪里过得了？这专家给老公开了一方：在保家庭完整的原则上，可以去养个“小蜜”。按此操作，开始相安无事，然而，人情不全是人欲，日久自然生情，闹得要离婚去结婚。女专家死也不肯离婚，于是花了大笔钱，打发小蜜走人。小蜜走是走了，问题依然没解决啊，女专家又开了一方：可以去找“小姐”，暂时得以“妥处”。没几日，问题又来了，老公出去没几回，染了一身病。又开方子：女专家买了一大兜萎阳药，和着好酒给老公服下，使壮年老公成了太监，最后结果是：离婚，赔偿，对簿公堂，一双佳人成旷世怨偶。
第46节：治人难自治(2)
腐败成恶疾，人人都在开方子。晚清刘鹗著了一部《老残游记》，对官场蝇营狗苟之恶浊勾当揭露甚是着力，算得上是个“反腐作家”。刘大作家在野时际，为反腐败开过不少方子，发表过不少时评，可是，刘大作家在地方大员的多次推荐下于甲午战争那年终于考取了总理衙门公务员。当了京官了啊，地方官员就要来跑“部”“钱”进。刘大作家利用在京之便，做了腐败“中介经理”，得过不少介绍费。他还曾携“字画数十件余”前往帝王师兼老乡翁同龢家，老翁觉得这样直白送礼太缺乏技术含量，也就拒绝了。老翁在其日记里给刘大作家另外记了一笔：“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刘大作家后来下海办“经济实体”，在山西开了一家“国营煤矿”，牌子是国家的，银子是民营的。他一边高唱反腐大调，一边大搞腐败之事，最后终被朝廷下令缉拿，流放到了新疆，家产均被查抄。刘大作家的徒子徒孙，想来是不少的，比如，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长李太银，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曾当过市长、省工商局局长，官至正厅级，他因创作多部反腐小说而享誉文坛和政界，被称为“反腐作家”、“市长作家”。可是，就是这个闻名一时的“反腐作家”，最终竟栽在了腐败上。李太银因为滥用职权而造成国有资金368万余元无法收回，被判有期徒刑5年。
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有一首打油诗：“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个钱泳胆子真小，看到猫儿叫，怎么不敢叫呢？我们许多人看到猫儿叫春，虽然“老僧也有猫儿意”，但看到别人在叫，常常手操手杖，口呼口号，喊打喊杀，若轮到自己可以叫春了，那是越叫越精神的。许多医病手，许多医心手，许多医情手，许多医政手，许多医国手都是这样，治人易如反掌，治己难上加难。看那些所谓“自查自纠，自我整顿”的，有几人治好了？不是不知病情，只是不肯给自己下猛药。
第47节：朝里有人好做官(1)
6．朝里有人好做官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非常之人，立下了非常之功，男人到此，算是无怨无悔了。曾国藩力挽狂澜于既倒，近乎独木撑起了清廷江山。左宗棠收复新疆，稳定边境，被人称作“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曾左两汉子，能够如此建功立业，是时代的风云际会使然，是个人先天与后天练就的禀质使然。然而，历史常常成就于细节，曾、左两人在晚清时节运筹帷幄，都曾得益于朝廷上曾有人替其遮拦，替其“说话”，而且恩人都是一个：肃顺。
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曾国藩从按部就班的庸常官场生活中脱颖而出。在服丧期间，曾国藩奉咸丰之命，于湖南组织“民兵队伍”，锻炼乡勇，以一介书生杀入战场，创了奇功。但是，在驰骋之初，却多方掣肘，几难运转。一般而言，打了胜仗即可受赏封官，而曾国藩在晚清特有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情况中却是另番景象。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湖南出发，进攻九省通衢的武汉，攻克了太平军的防线，取得了清政府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咸丰皇帝喜不自禁，夸赞有加：“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咸丰马上给曾国藩封官为湖北巡抚，然而这“文件”刚刚“签发”，尚未下达即被“销毁”，为什么君有如此戏言？无他，民族矛盾使然。这“文件”印而未发，军机大臣隽藻对咸丰附耳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侧，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间，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这话正中咸丰隐忧，道出了其心中之痛，所以他“默然变色久之”，最后却是收回成命，仅以虚职“兵部侍郎”授之。这个职务并无实权，尤其是无法调遣地方军队，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那简直是要人的命。曾国藩左支右绌，受尽刁难，本来是一腔忠心，舍命报国，却不被信任。曾国藩的性格一向沉着，但也忍不住对好友刘蓉大发牢骚：“所至龃龉，百不遂心，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发了“死不瞑目”的毒誓，可以想见此时曾氏的“愤青”心态。
如果曾国藩一直这样戴着不被信任的镣铐跳舞，那他纵然再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是寸步难行了。在咸丰对曾国藩或者说对整个汉人心怀疑忌，不敢真正起用汉人之时，当时咸丰极为倚重的满族大臣肃顺却给曾国藩说了话：“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身为满族，却说那些八旗子弟“胡涂不通，惟知要钱”，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抛却“民族偏见”的高迈见识，也正因为这句话，改变了咸丰的用人方针，使曾国藩等天纵之才活跃于晚清历史成为可能。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咸丰欲调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却另有创见：“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长江上下游俱得人矣。”也正因为这话，曾国藩不但在地方上任为两江总督，而且在“中央机关”也获了高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因为在中央与地方都能“通吃”，所以曾国藩也就纵横捭阖，立就了“通天之功”。人还是那个人，能还是那样能，戴上了乌纱帽，情形大不同。
在清廷，曾国藩若无肃顺给他“说话”，不大不小的官是当得成的，立大功恐怕难。而左宗棠呢，别说大功，也别说大官，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左宗棠老大考上举人，却居于下僚，替人当秘书糊口饭吃，但他不知好歹，恃才狂悖，惹出了大乱子。咸丰九年，满族人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湖南巡抚骆秉章准备“参一本”。樊找到了时任骆秉章“秘书”的左宗棠说情，但他见左时未行跪拜大礼，仅是作了一揖，左秘书大怒，质问他为何不行大礼，将樊燮骂了个狗血喷头，拂袖而去。樊燮身为二品大员，岂能向“秘书”行大礼？樊燮抓住这点，越级向骆秉章的上级湖北总督官文告状，官文也是满族人，他闻听此事，甚怒，即刻向朝廷密报。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其中交织着贯穿于清朝政府始终的民族矛盾，这事就闹大了。咸丰立刻作了“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批示够吓人的，闻听这一消息，左宗棠与骆秉章赶紧运作，通过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最后找上了肃顺请的“家庭教师”王闿运，王即刻向肃顺求情，并向肃顺说左宗棠是如何如何难得的大器之才。肃顺看了左宗棠的资料，觉得这人确实不错，所以就答应下来，开始了说情“运作”。肃顺在领导身边混惯了，他当然知道如何运作才最有效：“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所以就有侍读学士潘祖荫上奏：“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把左宗棠抬举之高，无复加焉，于是咸丰帝就转身问肃顺，肃顺不多说话，只说一句：“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别人说话，一万句顶不了一句，肃顺则一句顶一万句。左宗棠不但免了生死大祸，而且人生自此转圜。咸丰给左宗棠“压担子”了，提了级别，以四品卿衔调到曾国藩身边当秘书，“襄办军务”，开辟了其锦绣仕途。
第48节：朝里有人好做官(2)
朝廷有人好做官，这话多有贬义，举凡那些庸人贪官，非得朝廷有人才行，然而那些能吏大才，忠臣干将呢，恐怕也得朝廷有人才行。朝廷上没人给你说话，即使你满腹经纶一腔忠胆，恐怕也是枉然。替国家立功都不行吗？对，可能真不行。做贪官污吏需要后台硬，做忠臣干将也得有硬后台。岳飞“精忠报国”，舞得一手好枪棍，但是没谁给他说话，给他说话的没在朝廷，在朝廷给他说话的秦桧说的是“坏话”。岳飞想为国立功，为国建业，也是没门，还要搭上自己一条性命。
历史是相当怪异的，肃顺当年做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朝廷人”，最后因为没有“朝廷人”替自己遮护，把自己的命也赔了。
肃顺，满族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根正苗红。咸丰爹死，咸丰即位，正年幼，其爹道光临终托孤，给咸丰留下了“三人团”的政治遗产，即文庆、肃顺以及肃顺他哥端华，嘱咐三人辅佐。三人当中，唯肃顺具才干。他谈不上有管仲之才，史有评论曰“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后遂入军机，屡兴大狱，窃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贼害，其人固无足论矣。然常心折曾文正之识量、胡文忠之才略”。这个评论，看上去是五五开，其实未必很公允，因为这是后来人也就是肃顺被慈禧太后以“大奸臣”名义斩决之后的评论，多有被“抹黑”。肃顺利用其在“三人团”最宠之位，也许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替曾国藩与左宗棠“说话”与“斡旋”，不能不说是其“正面大功”。一朝天子一朝人，咸丰死后，肃顺迅速从“三人团”退了出来，从“宠臣”变为了“弃妇”，朝廷里一切消息都得不到了，遑论“内幕”！咸丰死，肃顺被慈禧“安排”护送灵柩去安葬，行至密云，被慈禧派来的人逮捕。我肃顺会被逮捕？他傻乎乎地问：“吾顾命大臣，谁敢尔者？”可见他对慈禧太后要杀他是一点也不知情的，结果肃顺被“斩立决”。昔年，他是他人的“朝廷人”，为他人说话，使他人立功，现在他自己“朝廷”也没人了，没谁给他遮护，没谁给他说话，立功是奢望，命都保不住了。唉，人治社会里，在各种“生产关系”当中，人真的是“决定因素”。
第49节：势不利
7．势不利
我有五六分的把握，敢负五六分的责任，来肯定汉朝的严子陵先生是个势不利的人。严先生家道殷实，银子经常兜在裤袋里叮当叮当响；人是特别聪明的，脑袋里的主意比谁都多，眼珠一转，一个计策就出来了。眼珠与计谋好比是弓与箭的关系，弓一拉，箭就射出了。老严成名也很“趁早”，年纪轻轻就是个有名望的人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先生既有势不利的资格，也有势不利的资本；袋里有钱，可以随时布施；人聪明，可以多给智力支持；出名早，这点对于拉人气特别重要，明星来帮助竞选，号召力大。
严先生确实是凭这三般来帮助刘秀同志的。严先生与刘秀同志是大学同学，都是在长安上的学。那时的刘秀同志成绩差，考试时，严先生常常给他丢纸团；袋子空，严先生常常给他送饭票；特别是志向低，严先生就经常对他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总之，严先生身上是个大煤矿，经常雪中给刘秀同志送炭，这当然让刘秀感激涕零。刘秀暗暗地发誓：苟富贵，勿相忘。刘秀当然只能是发暗誓，他觉得他那个样子，能成什么大器？
刘秀同志本来只想毕业之后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小打小闹，多弄几个钱养家糊口。哪想毕业即失业，他索性大吵大闹，嘿嘿，成了大器，而且不是一般大器，是天下第一大器。他的需求当然不是蹭饭票等低档次的了，他也得站在道德高地做带头大哥。他想起来了曾经的铁哥们儿严子陵先生，他想努力做个知恩图报的好榜样、好表率。而这时候，严先生躲起来了，藏猫猫了，刘秀同志派人到处寻找，找也找不着，他就请艺术家根据他的口述描绘了一张严先生的画像，在全国各地张贴“寻人启事”，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务必将铁哥们儿严子陵找到，以成全他知恩感恩的道德形象。全国人民都来人肉搜索了，哪有搜不到的？于是连拉带拖把严先生弄了来。刘秀很怀旧，怀想当年同寝室一床被子睡上铺的情景，他就来重温了一把，跟皇后妃子们打了一声招呼：今晚我不回家睡，我跟我老同学去睡。这一夜，时光倒流，又回到了从前。严先生的优越感又产生了，所以他把脚伸到刘秀同志的肚皮上，再次过高高在上的瘾，害得全国臣民吓了一跳：昨夜星像显示，有客星侵犯御座星，情形危急。刘秀同志就说：没事，昨夜是我与老同学睡一个被卧。刘秀同志说了：哥们儿，你就在我这里干吧，三公六卿，你随便挑。
再怎么三公六卿，不也在你之下吗？严子陵同志脸上挂不住，一趁没人，立刻就跑了，跑到富春山钓鱼去了。这一跑去钓鱼，鳙鱼钓了多少不知道，但荣誉是钓了盆满钵满的，大家都称赞老严是个道德最高尚的人。有这样的好同学来请当官都不当，要是换了个人，早就屁颠屁颠巴结都来不及呢。从这里看，严先生绝对不是个势利小人，势利小人是看到人家富而且贵了，马上就四只脚跑来给人家守大门，马上就双膝着地、双手抱大腿喊爷爷，严先生可不是这样的势利小人。不是势利人，那严先生是什么人呢？我觉得他是个势不利的人，人家比他有权比他有势，他不来攀，他理都不理；人家如果是个比他穷比他贱的人，他就来救苦救难。
这样的人是好人啊，哈哈，我们一直都把这样的人当好人的。比如，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举着支票，旁边站着一位衣衫褴褛快辍学的孩子，企业家把支票送给孩子，这样的企业家都是要上电视，都是要上报纸的，人家是好人。现在，严先生比老同学刘秀差远了，但他比另外一些人肯定强多了。他吃不上燕窝龙髓，但河鱼还是有吃的，许多人还吃不上鱼啊！他在刘秀等强势的同志那里找不到感觉了，他从另外一些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找到那种感觉。所以，我估计是，严先生在富春山钓了许多鱼之后，一定会送给一些“瓜菜代”的人，这样，他一定会上电视，他满面红光，笑靥如花，旁边呢，站着的是一脸菜色、满含泪花的苦难人民。没有大多数人的苦难，就没有少数人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的场面，严先生那感觉一定爽极了。若是刘秀在场，那就轮到刘秀一张笑脸，严先生一张哭脸，严先生那样爱面子的人，他干吗？他愿意笑还是愿意哭呢？他肯定马上就跑了。严先生从刘秀同志那里就是这样跑的。
第50节：跟慈禧玩业务麻将(1)
所以，我有五六分的把握认定严先生是个势不利的人。之所以只有五六分，是因为刘秀同志是皇帝，皇帝确实是不好交朋友的，他爱杀人，杀起人来连老朋友也格杀勿论。好像刘秀还算个“好皇帝”，他虽然也是个开国大帝，却好像不太怎么杀功臣的。自然，即或如此，也不能排除严先生不与刘秀再做朋友，其中有三四分的可能性，是因为怕他万一神经不正常。何况皇帝那里，杀人是一万的概率，不杀只是万一。但是，你若不是与皇帝交朋友，而是与一般人交朋友，他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在你特别弱势的时候，在你特别不幸的时候，给你又送棉被又送煤炭，你一旦翻身了，强大起来，富而且贵了，他却再也不理你了，那么我敢肯定，你的这位患难朋友十有八九是个势不利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同甘，只能共苦？不，甘确实是不能同甘，苦也不是共苦，而是供苦，他不是共担苦难，而是只供应苦难，你有苦难，他乐意向你供应物资，乐意向你布施慈善。
有经济学家说，要给富人说话，要替穷人做事。嘿嘿，这样的人，最好别跟他玩。在富人那里，他是势利的人；在穷人这里，他是势不利的人。小人都是很可怕的，单是势利或者单是势不利都很可怕，而既势利又势不利，跟这样的人好玩吗？可别把人吓死了。
8．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都说跟慈禧不好玩。有个太监跟慈禧下象棋，下得忘乎所以了，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兴头上大叫一声：我吃了老佛爷的马。这老佛爷名为佛，实为魔，不是老佛爷，是个老魔头，听得这话，立刻甩了棋盘，说了一句：我杀了你奴才的头。吃了领导棋盘上的马，领导就要你血淋淋的脑壳。玩棋的太监以及玩政治的大臣，都说跟慈禧这样的领导不好玩。
但是，谁都应该知道，只知道跟领导干，不知道跟领导玩，那么你这人一点前途也没有。这里头有个要诀，白送给各位时刻念着：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烂的，烂的不如跟领导玩的。干的不用解释，八小时以内死干的，干死也是白死。烂的就是捣蛋的，哪个领导都怕人来捣蛋嘛，所以，《水浒传》里的赵官家要招安宋江。烂的毕竟不是领导心甘情愿用的，最多给根骨头而已，比如宋江，被招安后，位置安排并不好，结局也不太好。而玩的不同，什么人才能跟领导玩？跟领导干，很多人都有资格，能跟领导经常玩的有几个？跟领导玩当然有风险，但有高风险才有高收益。跟领导不好玩，玩不好会掉脑壳。但不能不玩，如果会玩，那就特别好玩。一言之，跟领导好不好玩，就看你会不会玩。
慈禧特别喜欢玩，举凡下棋看戏都喜欢，还喜欢闲逛，“每日晚膳后，必游幸各处”。慈禧老公早死，她不像山阴公主一样要36个面首，她就要一个李莲英玩，天天跟一个男的玩，玩多了也没意思，所以她就喜欢玩其他项目。晚膳后逛街，逛街后呢，长夜漫漫，实在无聊，她就打麻将，“那拉后宫居无聊，每召集诸王福晋格格斗雀”。慈禧玩麻将，她当然也是“带秘书走”的，后面必定站着一个秘书，这秘书一边观慈禧手上的牌，一边向其他牌鬼打手势。这秘书竖一根手指，直的，那就是叫你出“幺鸡”，弯的，那就是叫你出“幺万”，圆的，那就是叫你出“幺饼”，一块手板是“白板”，双手一捧是“发财”，等等。“那拉每有诸对，侍赌者必出以足成之”。她手上有对子，你就必须拆对子打给她，即使“放炮”也当奋不顾身，踊跃当炮手。百把年后，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先生出了一本《国画》，里面写领导打牌，正是这样子的打法。你别以为这是“小说家言”，他是有出处的，其典故就是这慈禧打麻将。
第51节：跟慈禧玩业务麻将(2)
慈禧打麻将，当然是天天赢，盘盘赢，是个常胜麻婆。领导常常赢，领导天赋聪明嘛，现成的奉承话谁不会说？问题在这里，领导赢，那就是说你输，你输了，会不会“发输火”？牌桌上是最见性情的、最容易露本相的，那太监下棋下得兴起，叫了一声“我吃了老佛爷的马”，就是其本性暴露使然；高明也在这里，领导次次赢，你盘盘输，你输了之后，脸上得是三月阳春，灿烂无比。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做到了的就不是一般人。但你既然跟领导来打“业务麻将”，这一点起码的“修养”必须有，你必须“输得起”。奴才要被杀头了，奴才还得向着主子跪拜道谢：“谢主隆恩。”你输了钱，你当然也得向领导叩头谢谢，谢谢领导看得起你才来赢你的钱。慈禧与人打牌，赌者“输钱亦必叩头，求太后赏”。这样太后一高兴，就有可能一声喊：今天我请客。一呼拉，叫大家去洗脚、去按摩、去桑拿。慈禧一般不体恤下人，但在这时候，常常体恤“牌友”，打麻将赢了大把之后“既成，必出席庆贺”。这么说来，慈禧难道也搞“人民打牌领导赢，领导赢了为人民”？人家慈禧可是封建统治者，没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她赢的，就自己兜了，她请的，那是从国库里开销。领导在一起消费，打牌也好，按摩也好，谁人埋过单？都是喊一声：老板，签单！
“上了牌桌，没有不想赢的”，据说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牌桌定律”，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样富有真理性。可是，这真理在这里是不是失灵了？这里，四个人只有一个想“赢”，其他三个都是想“输”的。是不是这里有三个是人类之“杂种”，与众不同？非也，其实也一样，他们都是想来赢的，而且是想来赢大钱的。你一次输一万十万，十次输十万百万，那么领导一划拉，给你分个项目，一个项目成千万上亿，够你赚一大把的吧。不聪明的人打牌，只在牌桌上赢，赢的也只是几个小钱；聪明人打牌，在牌桌上输，在官场上赢，这样一赢，就赢个一本万利。为什么有人越输越高兴？为什么有人输了还要叩头？是因为“牌场如失意，情场就得意”、“牌场走霉运，官场走红运”嘛。天天输，次次输，夜夜输，盘盘输，输了很多次后，那就可以“提要求”了。跟慈禧打牌的人，打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向这位一把手谈帽子问题了，“至于累负博进，无可得赏，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所负也”。怎么样？赢了吧，赢了一把大的吧。跟领导经常打牌，而且经常输的，他们要求去的地方当然是“美缺”，当然是财政部门、人事部门等要害部门。去了这美缺，去了这要害部门，当年所输的钱，一下子就挣回来了。至于是不是十倍，那就看你怎么玩，会玩的莫说十倍，几十倍都是很容易的。
第52节：越挨骂越快乐(1)
跟领导玩牌，谁不喜欢玩呢？玩都可以玩出十倍、百倍利润，爽啊！所以，脑瓜子活络的人，思想道德上不给自己添堵设禁区的人都不喜欢干，而是都喜欢跟领导没日没夜地玩。
9．越挨骂越快乐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有个绅士叫四大人，有权有势，只是轻易不与人搭话，人人都以与绅士说话为莫大之荣耀。某日，有个小瘪三兴高采烈地来到人群里，眉飞色舞地说：“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有人就问：“四大人跟你说什么？”这个小瘪三说：“这天我站在他家门口，四大人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
我原先一直以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杜撰，现在才知道，先生撰文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就这故事吧，其蓝本就隔今不远，离先生更近，其大人也确实是大人，而且是个很大很大的人，只是小瘪三却不是个小瘪三，最少也是个“师以上干部”。
这“四大人”，不是别人，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李中堂。这“小瘪三”呢，很可惜，史上没给他留下姓名，只说他是“武人”，级别不低，是“督粤”的将领，应该最少是个省级军区司令吧，姑且称之为小瘪三司令。这小瘪三当官到了地方司令这一级，自然想往上爬，准备爬到“中军”位置上去，但是他与直接分管他的领导很不和，经常闹别扭。与领导关系不好，还想升官？旁边的人对这小瘪三司令很不看好，“或言君欲中军而与藩司不洽，似不可”。你想升官却与领导闹得很僵，恐怕不行吧。可是这小瘪三司令却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是无虑，前日中堂，已骂我滚矣。”这个小瘪三，可能是“前日”到李鸿章李大人那里跑了官，他有十二分的把握证明他升迁有望，证据何在？把握何凭？其据其凭非他，就是李鸿章骂了他一句话：“滚。”
果真是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见外？
也许是真的吧，与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若是一直对你恭恭敬敬，称呼都是称“您”的话，那么你的恋爱就没戏了；若是他给你擂了个粉拳，骂了一句“你这个坏蛋”，那也许就“此事谐矣”。
官场也是这样的“撒娇场”？
如果是个女下级对男上司，那也许官场就是“撒娇场”。但是，一般而言，官场的性别关系是男女组合的少，男男组合的多，男男之间有什么娇可撒？与其说官场是个“撒娇场”，莫如说是个“撒气场”。人当官了，就有脾气了，级别越长脾气越大。这么多脾气压在心里，往哪里撒？总不能乱撒一气吧？谁给他当撒气筒，他就肯定喜欢谁，比如一只马桶，你不是马桶，他要亲近你，最少会隔一层布，你当了马桶，他就对你亲密无间、无遮无拦了。你获得了上司向你“排泄”的资格，自然也就获得了与上司亲近的资格。
第53节：越挨骂越快乐(2)
所以说，获得了给领导当出气筒的资格，那是一种机遇；获得了给领导当马桶的机会，那是一种大运。领导对你恭而敬之，你想升官？做梦去吧；领导经常骂你，骂儿子一样地骂，那就恭喜你，他把你当自己人啦，当他的儿子了！
据说在清朝，汉人当官，皇上是不能称之为“奴才”的，一旦称你为奴才，那就意味着把你当身边人看待了。所以一般人也是不能自称奴才的，这让当时的大官小吏痛苦无比，想当奴才而不得，那多惨？清末刚刚废除下跪礼，引起了太监们的惊慌，个个嘟囔道：“如果不用再下跪，那膝盖长着还有什么用？”在已经“当稳了的奴隶”那里，膝盖生来是为了跪的，耳朵生来是为了被拧的，脸蛋生来是为了被抽的，额头生来是为了叩地板的，屁股生来是为了挨棍子的……末代皇帝溥仪，曾经把那些太监放出宫，还他们一个自由身。想来是个“大善举”，却不料让太监们如丧考妣，个个号啕大哭，人人抱着“皇帝”的大腿表忠心：“奴才愿意天天给皇上端茶端尿啊。”据说，这些抱皇上大腿的太监，最后被“枪杆子”顶着他们的后脑壳逼着离开了皇宫。
北洋军阀的老牌将领王怀庆，他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先把这人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一顿拳脚，大刑伺候，骂他一个狗血淋头，骂得越凶，升得越高。所以呢，那个小瘪三司令被李鸿章大骂了一声“滚”，他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么？
所以，在官场里，若是有上司骂你，那么你的运气就来啦，福气也来啦，你就可以当奴才啦。骂你越重，你当越高兴。
第54节：李泌强睡唐肃宗(1)
10．李泌强睡唐肃宗
唐朝的李泌是个很好玩的人。说他是隐士吧，他出入魏阙皇宫；说他是官僚吧，他又常常居于山林泉下。隐时学道练功，成就了一副仙风道骨；仕时经时济世，甘当了一个马奔牛走；傲时敢与皇帝叫板，弱即听由君主揉拿。《太平广记》说他出生不凡，在娘肚子里足足待了三年，天生是个“异人”。人是特别聪明的，经史子集无所不阅，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少聪敏，博涉经史，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十来岁时，有神童之誉，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宰相张九龄对他格外器重，寄予厚望。像他这样“起笔不凡”的人，混个公侯是唾手可得的吧。
可是，他偏不上这个道，要他科举他不科举，“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他是不是想走另外一条“终南捷径”？可能是吧，他十五六岁即云游天下，遍走名山，访仙问道，求佛拜禅，仿佛飘飘在三界之外，悠悠不在五行之中。羲皇上人做得名气大了，他却忽然挂念人间俗事了，写了一篇策论，从嵩山山上直飞天子案头，力陈时局，被唐玄宗召进宫来，授予翰林院待诏，供职太子东宫。到了这“体制里头”，他却不懂得如何游戏，继续保持在野作风，常常“讽刺时政”，所以就被皇上捉弄了一把，把他贬到遥远的湖北去了。李泌此时无牵无挂，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走人，“乃潜隐名山，以习隐自适”去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引咎辞职”，把位置让给了其子肃宗。几十上百年的天下太平与歌舞升平造就了千万“太平臣子”，这些太平臣子很会享受“太平”，却不会如何应对“不平”。肃宗上台伊始，除了头上那顶皇冠很有力量之外，其余可以借助的力量寥寥无几，有人给其数了数，其身边的文武大臣，总共才30人，多半不可用。于是李泌“乘虚而入”，奔走到肃宗名下。李泌智高心慧，胸中有韬略千般，雄兵百万，成为肃宗唯一可以依赖的“智囊”。肃宗靖宇天下、扫除胡尘，其计其策，几乎都从李出。由此，肃宗对李泌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恩宠无复加焉，“卧则同榻，行则同车”，一时间，“四方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
李泌“权逾宰相”，但他不是宰相，不是不让他当宰相，而是他不愿意当宰相。他只当“山人”，肃宗对其物质奖赏与精神鼓励，他都谢绝。安史之乱平息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以李泌为第一，肃宗对李泌说：“只要先生开口，朕将倾其所有相与。”李泌听到这话，心中有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了上来，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把皇帝的尊严耍一耍，于是他就说：“臣但求枕陛下胫腿酣眠一睡。”他是想把皇帝当枕头给他“垫脑壳”睡一觉，这个要求高吗？有什么高的呢？供人“睡一下”，不花什么成本；这要求不高吗？把皇帝当睡觉的枕头，九五之尊严何在？肃宗倒是伸出了一条腿来，将李泌的头轻轻托起，放在自己的腿上。旁边的人看见了，觉得这不得了，马上就赶来，想把李泌抬起，丢到“阴间里去”，却被肃宗制止，李泌于是在皇帝的腿上安然睡了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美觉”。
李泌待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就辞职不干了。肃宗“假装无知”，问他这是为什么，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所谓“功太高”，就是说革命胜利了，走狗该走了；所谓“迹太奇”，就是把皇帝当枕头睡这事啊，肃宗能把这事情忘记么？赶快走人确实是高招。李泌于是就这么走了，到南岳衡山去修道去了。
肃宗后来把自己给李泌当枕头的事情彻底忘了，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忘。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对自己老爸被李泌“乘人之危”强行地“睡了一回”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意思是：你李泌强奸了我老爸的尊严，那么我就要强奸你李泌的操守。所以他就把李泌从南岳请进朝庙来，天天当“中兴功臣”以待，好酒好菜伺候着。
唐大历三年端午，朝廷文武百官个个都给代宗献礼物，独李泌一无所有，一个人上穿汗衫，下着短裤，衣衫不整，一副“名士加痞子相”地上朝来。代宗就问：“先生何独一无所献？”李泌答道：“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唯一身耳。”我李泌所穿的东西从上到下都是您给我的，我哪里有东西献给您哪，如果硬要我送礼物，我只有这“人一个，身一条”。
第55节：李泌强睡唐肃宗(2)
这话在李泌那里是开玩笑的，可是代宗就拍掌连连叫好：“先帝欲以宰相委屈先生而不可得（听听，他记得那老爸当枕头的事了吧），自今既献其身，当听朕安排，由不得先生矣。”怎么安排呢？“朕欲先生食酒肉，娶妻成家，受禄位，为俗人！”果然，代宗把酒杯端到李泌的嘴边，天子给李泌倒酒来了，不喝也得喝；天子把一位漂亮的卢氏女子送来了，来破李泌这“佛身”了；天子把“红头文件”的“任命书”下发了，把官帽给李泌戴上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妻子忘不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帽子忘不了……这样，就把五行与三界外的李泌彻底地关在了“体制内”。
你李泌不在体制内，你可以拿捏皇帝，那么现在你李泌在体制内了，我皇帝就可以任意地拿捏你了：李泌的宰相帽子戴上去不久，就被代宗贬为江南西道判官；不久，又被贬为楚州刺史。李泌不再是过去的李泌，他已有家室之累，帽子之箍，还能有过去当“山人”的精神自由么？还敢讽刺时政么？还敢叫皇帝给他当枕头睡觉么？他只有老老实实服从安排，恭恭敬敬地听从调遣，规规矩矩地任从摆布了。
诸位明白了吧：在体制外，你可以戏弄皇帝；到了体制内，那就得由皇帝戏弄你了。
第56节：养猪养士养瘦马
11．养猪养士养瘦马
世上利润最大的生意是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是恩情生意。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利润多么高啊！施与一滴水，获得一汪泉，而且得的是涌泉，绵绵不断的酬报，回报率估计是百分之一亿了吧，世上哪有这么高利润的生意呢？施与一碗饭，叫人家还一生情；施与一副马肝，叫人家肝脑涂地偿还，这里的投资与产出比，可谓暴利。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景色已经是非常美了，干吗还要去扬州那小城市耍呢？是因为扬州服务业非常发达，那里“三月烟花”撩人得紧啊。扬州山川秀美，水质养人，盛产美人，美人都很温柔婉转，仪态万方，所以第三产业格外兴旺。三月了啊，扬州水边多丽人，那些烟花女子啊，“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谁不想去耍他一耍？所以啊，在扬州催生了一种别的地方很少有的行业：养瘦马。
扬州的瘦马是这么养的：兜里兜几个钱，到乡下或者一些棚户区去，寻访十三四五岁的美人胚子，三吊五贯银子将她买下来，然后放在家里养着。请来一些健美教练、瑜伽教练、礼仪教练，给她练体形，给她练台步，给她练露八个牙齿的微笑……苹果啊，豆腐啊，隔三差五打回牙祭啊，天天关在屋子里防晒啊，一年半载，就可以把一个脸黑面枯形容饥瘦的“村里的小芳”培养成为“走台的模特”，然后卖到烟花巷子里，或者卖与他人做小妾。这就叫做扬州养瘦马。这么养出来的“瘦马”，多么讨人爱啊，这不让那些登徒子喜煞？所以，那些包工头、房地产商、企业老板、上市老总以及领导同志们，常常都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万百万带着，到那里去消费。
做这养瘦马生意的人真不少啊，“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这生意做得啊，养她一年半载，就有了养育之恩，她就得绵绵不断地给回报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扬州瘦马女子，卖到了青楼里，即或是青春饭，怕也要挣到三十七八。即便之后“老大嫁做商人妇”，养瘦马的还是她的娘家，她还得知恩图报，她得用整个青春整个一生来偿还养瘦马者一时半刻的“养育之恩”。一年付出，赚人家一生，利润还不高吗？
这养瘦马想来比有些养士要费时费力，这要一定的时间嘛，成本是不是比养士高一些？这倒不一定，但产出肯定没有养士的高。养瘦马到底没要人家的命啊，养士那是得以英雄一命相答谢的。比如燕太子丹养荆轲，好像就只付出一副马肝。燕国的太子丹原先是留在秦国当人质，他看到秦王嬴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他恨啊，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他的经济头脑特别发达，他不想打仗，打仗成本太高啊，若是发动战争，他肯定“敢于胜利”，却未必能够“善于胜利”，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经济的办法：养一个士，造个“人体炸弹”，去搞“斩首行动”。这一思路出来后，他就到处采购“人体”，终于采购到了荆轲。把荆轲买了来之后，好生养着，“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这里看来，太子丹很是舍得花成本的，给荆轲豪华套间住着，给荆轲奇珍异宝玩着，给荆轲香车美女耍着。可是这些东西是荆轲的吗？不是。这些东西，太子丹以后都是要收回去的，只是临时给荆轲耍一下几下。
真正给了荆轲的，可能就是一副马肝，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那副马肝才到了他肚子里。
一日，荆轲与太子丹一同骑马兜风耍子。荆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美食知识，他随口说“千里马肝美”，这个太子丹倒也爽快，叫人把那马给杀了，专取这马肝炒着，给荆轲做下酒菜。其实想来，这也不算什么太大方，死刑犯要上路了，也得给他一顿佳肴嘛，让他到那边不做饿死鬼。而这副马肝养了一下荆轲的胃口，就对荆轲有了养育之恩了，那么荆轲就应该“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就应该“下辈子也要给你当牛做马”，所以，荆轲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自己一个人头还人家一副马肝，用一条命去报一餐饭。
这生意谁赚大了？谁亏大了？一副马肝赚人家一条命，有比这生意“性价比”更高的吗？
这生意很多人都是喜欢做的，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或者那些亚帝王将相，一般生意不做，做的生意就不一般。他们可不会在山河里养几条鱼赚个小钱，他们想的是养几条小鱼赚大片山河。吕不韦同志本来是个小商人，做的是小生意，后来觉得利润都不高，高的是养士生意。他问他老爸：“耕田之利几倍？”父曰：“十倍。”又问：“贩卖珠玉之利几倍？”父曰：“百倍。”又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笑曰：“安得王而立之？气力千万倍，不可计矣！”所以他就养了“异人”。太子丹是这样拨拉算盘的：花一副马肝，养个荆轲，杀掉秦王，保住燕国，因此灭掉秦国，再因此灭掉六国，自己不就是天下老大了吗？养荆轲这士，利润无算矣。“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取英雄到白头”，这长策是什么呢？就是做养士生意啊，直言之吧，就是做英雄的人头生意。
第57节：补缺一千年(1)
12．补缺一千年
清朝的官帽有点定制的意思，更有点像愿买愿卖的市场经济。比方说吧，你愿买知县这顶帽子，那你就先报名，说我买知县；你愿买京官，那你就填个报京官的表格；当然，这都得先预交一笔钱。像我们老家买猪崽，猪婆怀孕或没怀孕，放个定金先。猪婆是肯定要怀孕的，好比官职肯定是需要的（人都会自然亡，领导也是人啊！还有，反一次腐败总要倒个把人几个人，位置也能够空出来）。但是呢，猪婆怀了几只猪崽？却是个未知数（官员都会自然亡，而什么时候亡，谁也说不准；官员什么时候被反腐搞倒，谁也说不准），这就产生了清朝干部使用制度的一个特有现象：补缺。
浙江绍兴的李慈铭先生，也是进士出身。本来呢，毕业应该分配工作的，可是，就业形势特别紧张，有当官的资格，却没当官的位置，奈何？他为了早日当上公务员，听了他妹夫周先生的话，走上了补缺这条路，“乃售出田产，决意捐纳”（土地是命根，他都舍得了，可见当官的诱惑力有多大）。他与妹夫同时拿出了一笔款子，他妹夫报知县，他报的是京官。也许那时候对身份证的查验不是特别严格吧，钱去了，人没去，也是可以的，所以李慈铭先生人没去，叫他妹夫把钱带去。这一疏忽，也就出了问题。他俩都是精准计算了的，并没多带预算外的备用金（也难怪，连田土都卖的人，有多少家产？），而清朝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多交钱的可以优先，大体上是可以享受VIP待遇的意思。吏部的干部科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给周妹夫，“查福建省同知，如捐小花样，即可补缺”。意思是，你多给点帽子费，马上就可以去当官，于是周妹夫就挪用了他舅爷的买官款，将其原捐“不论单双月”者，只为他舅爷捐了“双月”。不论单双月，补缺快；只捐双月，补缺慢。
这下，周妹夫一手交钱，一头戴帽（这实在是个特例，恰好福建空了个位置，更有信息对了称——书吏给了内部信息），往福建当县领导去了，而李慈铭先生因为多与老婆缠绵了几夜，待他赶上京城，却再无位置。他也许理论过，但肯定没理论赢，清政府不是不给他翎带，而是暂时没有。这个理由把李慈铭先生给噎住了，做声不得，有什么办法？等吧，死等吧。等待的日子难啊，度日如年，何况李慈铭先生寄居别人家，“李到京，不能到部，乃住畇叔家”。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他天天眼巴巴地望着紫禁城发帽子。等了一年两年，等到了一个春节，家家户户，高高兴兴贴春联，李慈铭先生却是辛酸得紧，于是，他在居处贴了一副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主事，补缺一千年。“藏书十万卷”，那是真的，李慈铭先生是清朝大儒，“未及冠，文名震越中”，“及官京师，益延接群士，俨文社主盟”。而“补缺一千年”呢？不知是怎么计算的。清朝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也曾经捐了江西知县，等了N年，都没等上，等得心躁，雅不起来了，风度不起来了，于是以文人艺术家特有方式发牢骚了，他把书房里的匾额取了下来，换了一块新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隺斋。隺是县长的意思，1729是当年清朝的县域数。可能是赵书法家一个县一个县地扫视过去，觉得每个县长的身体都健康得很，补缺要到猴年马月呢！
第58节：补缺一千年(2)
补缺1000年，也是文人爱夸张，真要那么长吗？如果官员交流与换岗比较快的话，比如，县长去年你来做，今年到我家，那么不要1000年，420年就够了。李日先生给算了一账：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纳和军功记名为提督者近8000人，候补总兵者20000人。当时全国共有提督位置19名，总兵位置可能多一些，如果一年一换的话，只要420年，估计每人都可过个官瘾。
苦啊，这日子真难过。但李慈铭与赵之谦怎么说也是名人，有名人的光辉照耀在那里，情况不会那么悲凉。一是帮忙的人多，二是名人不用，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可大了去了，政府也不能不优先考虑。所以，没等几年，李慈铭先生补上了户部主事，而且不久也升了上去，当了御史，弄了个省部级。只是那些倾囊买官却又名气不彰者，那日子才真正难熬啊。李慈铭先生为了革命工作，把田产给卖了，其实还不算豪气，有位老兄把裤带都给卖了，他买的是个候补巡检。苦等多年，依然没能补上，平时还好过，寒冬腊月了，还常常是雪天戴破帽，雪地打赤脚。那间破屋，门窗都没，“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多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
身苦不为苦，心苦才真苦。湖北有个候补道员名叫恭钊者，他的家庭还算可以吧，反正是经常搬家的，每搬一次家，他都叫仆人把墙壁给砸破。他可不是弄时尚，把刚买来的新裤子铰烂当沧桑，他的意思是，炒股炒得心理亏了，承受能力差了，回家不喊爸爸叫爹（跌），而叫兄长（疯涨）了。墙壁砸破了之后就问仆人：“此缺何不补？”仆人在那里高声应：“老爷，快补了！快补了！”
这真让人纳闷。这些候补干部与后备领导不搞集体上访，我是不纳闷的，你是干部，你也上访？看我开除你！交了钱，却买不到帽子，我也不纳闷。向领导私人买帽子，那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不交货，那我告你。但清朝的情况不同，这是国家政策，什么事情只要干部把国家政策一拿出来，谁敢放个屁？我所纳闷的是，清朝政府对这些人怎么如此刻薄呢？解决这些人的工作问题、职务问题，也许确实困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是不去想他们的死活，还是思路没打开？办法好多啊，而且很现成：设一正N副，还设N个县长助理、N个市长助理，不就解决一大批？如果还不行，可以设立调研员之类的嘛，多弄些助调、局调、巡视员、主任科员，所有候补都消化了！反正这些非领导职务，是个大框，没编制限制，有多少可以装多少。而且不要他们工作，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来争实缺，只要级别升那么一级，工资加那么一级，他们大都愿意。这样问题就轻松解决了，普天同庆，皆颂皇恩也。
第59节：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1)
13．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
文人爱搞寓教育于娱乐，我们爱搞寓考察于旅游，领导也爱搞寓政治于玩耍的。乾隆南巡，听说为的是考察江南美眉，但也不妨碍他为大清王朝考察干部。那回走到南京地界，他听说有个好官叫张伯行，就在南巡的轿车上完成了对张氏的考察。乾隆问省里的领导：“张伯行居官如何？”省领导答：“好！”乾隆问：“张伯行真不要钱？”省里领导答：“真不要钱！”乾隆转身又问随行的大学士张玉书：“江南还有如此好官否？”张玉书答：“再没有这样的好官了！”
乾隆听到这里，突然批评起省里领导与大学士张玉书来了：“然则汝等何以不保举之？”既然张伯行是天下无双的好官，你们为甚不向我推荐？怎么硬叫我来签字画押做推荐人？
乾隆这一问，我们听起来总感觉不对劲。推举提拔干部，是一把手最不愿意与人分权的事，这个乾隆莫非是只怪鸟，不要这个权？谁推荐谁签字，出了问题，谁就与问题官员一同兜起来。乾隆那会儿，好像还没搞这样的推荐连带责任制，乾隆用不着担担子。
原来是：“今朕自保举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原来乾隆不是怕什么推荐连带责任制，不是要调动下面积极用人的积极性，也不是搞什么分级负责的民主，而是要保证他永远正确。如果张伯行到死都是革命的一生，那好说，可以证明领导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而若张伯行是贪腐的一生或者说是由清廉转贪腐的一生呢，那么将给乾隆抹黑了，不能证明他永远正确了。乾隆的一世英名寄托在一名官员的贪廉之上，这太赌博了吧！这一赌，乾隆还真拿不准。但他不怕，他有办法。
西谚云：国王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东方西方都一样啊。然则，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大概领导是比圣贤更圣贤的，所以他才从不犯错误，压根从来就没错误。
他们有什么好法子，能够保证百分百没问题没错误呢？我们一般认为，他们一般使用的是慈禧太后的无错术：
190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主席团会议，中心议题是向西方列强和还是战。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刚毅、载漪、徐桐等。慈禧心中已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送死万民，保她一人，却在会上广泛发动民主，问战与和。许景澄等说万万战不得：“如与各国开战，恐将来洋兵杀进京来，必至鸡犬不留！”慈禧勃然大怒，发签拿人：来啊，给我把这些投降派推出去斩了。只听见一片“咔嚓”声，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人的脑壳都掉了地，被狗吃了！
第60节：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2)
主和的都是卖国贼，慈禧当然要杀，她是正确的嘛；主战的都是爱国者？一与列强开战，北京城三五两下即被攻破，慈禧屁滚尿流向祖国的纵深地带西安跑。若追到了西安来，怎么办？到底还是投降好！谁叫开战的？谁害得国破家亡的？谁害得老佛爷惶惶如丧家狗的？是那些主战的嘛：“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挟制朝廷，妄行攻战……”于是，也咔嚓咔嚓咔嚓，刚毅、载漪、徐桐等人头落地，为其错误埋单。
开战，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投降，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她呢，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从来就不犯错误！
她说红就是红，她说黑就是黑，显然，慈禧的正确来自于权力。她这种混账正确，大家都是不认可的，即使认可也是口服而心不服的，这种正确术，完全是领导霸术啊。这霸术，在慈禧那会儿，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使用，搁到现在呢？这招数恐怕没那么好使了。
那么是不是不能保证领导永远正确了？
办法是有的，不能用领导霸术，那就可以用领导艺术啊。这领导艺术就是乾隆所运用的那方法：有风险的事，有危险的事，有问题有麻烦的事，拿不准的事，搞不定的事，改革创新的事，直接面对群众的事……首先呢，都是由副职去干。副职都冲到试错的第一线去。他呢，站在正确的二线三线，保持着永远正确的广阔空间！“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而“若贪赃枉法，天下不会笑朕不识人！”不识人的，是下面那干吃粪的！副职用身家性命挡住错误，保证领导永远正确！
领导的正确率为什么这么高呢？首先他运用领导艺术，万一不行呢？他就运用领导霸术，一术不行，两术结合用，就万无一失了。比如乾隆提拔了张氏不久，就有人罗列七宗罪而弹劾张氏，乾隆说了：“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汝等体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无所畏忌，则海内享升平之福矣。”乾隆这一板拍了下去，谁还敢说半个非？有人说，张伯行遭遇弹劾，非关贪腐与清廉，是因为他弹劾了当时的权臣噶礼，遭到噶礼报复性的弹劾。到底如何？是像我们搞爱国卫生一样，一纸薄膜遮了垃圾，还是本来就很干净？是政治斗争还是政治安排？真相难考，但可肯定的是，张伯行的贪腐与否，事关乾隆是否永远正确，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大家都来“体朕保全清官”之“至私”之意了。乾隆自己是两术并用，以切实保证他永远正确。
第61节：雍正的誓言(1)
14．雍正的誓言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唐朝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皇帝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雍正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出人意料。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天打雷劈……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康熙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年氏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第62节：雍正的誓言(2)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第63节：乾隆翻案风(1)
15．乾隆翻案风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入云霄，一个踩入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入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第64节：乾隆翻案风(2)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第65节：乾隆翻案风(3)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清，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第66节：四态“才”、“官”、“财”(1)
16．四态“才”、“官”、“财”
萨孟武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的官本位社会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治国，萨老把其列为公式是：才—官—才，即学而优则仕，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有了才干便可做官，然后运用自己的才干来治国齐家平天下；另一种是读书、做官、发财，萨老给其列出的公式是：财—官—财，即用自己的钱去买公家的官来做，做公家的官是为了发自己的财。萨老是大家，对于历史深有研究，尤在社会学上算得上是执牛耳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校长，后来去了台湾，所长政治学与社会学。所以，他对中国社会看得是很通透的。比如他列出的这两个公式，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很有化钢铁为绕指柔的功夫。
萨老概括的两种形态，也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历史上还有不太基本却也存在的官本位形态，或者说是变体吧。在下以为，最少另外还有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发财，可以列为公式是：才—官—财；一是花钱、做官、治国，可以列为公式是：财—官—才。
才—官—才，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做官并不是什么大坏事，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官”这个平台。如果谁也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社会要么是到了天堂，要么是堕入了地狱，而且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更大。治国是必须有才干的，才干是必须通过学习的，有学于胸是应该展现出来的。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做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载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感。“才—官—才”这种形态如果成为社会的绝对形态，或者退一步说，成为主流形态，如是，则“官”这个字将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个词，社会自然也就会政通人和，那是朗朗乾坤，清清世界了。
但是，这种“才—官—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官—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把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财—官—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官—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入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入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这条路径。
第67节：四态“才”、“官”、“财”(2)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官—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
如果说，“才—官—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官—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官—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官—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官—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官—才”呢？公务员的准入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官—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官—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官—才”，“才—官—财”，“财—官—才”，“财—官—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第68节：魏徵的妩媚(1)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很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入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第69节：魏徵的妩媚(2)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初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是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
第70节：袁世凯出书
18．袁世凯出书
为什么人居下僚时，总是好像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人一旦居于高位，便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政军学商都是先知先觉？在人下人时要装傻，在人上人时要装慧，这是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焉。
然而，装傻是容易的，装慧是难的，1＋1这道数学题与1＋1这道哥德巴赫猜想，不管你是真知还是真不知，你都说不知，这傻就装成了。而装慧就不这么简单，前者你可以报出答案，后者你能演算出来吗？所以说，装慧需要智慧作底，不是什么傻宝都能装的，本身智力不够，如何若愚充大智呢？袁世凯的手法便是窃。
袁世凯不傻吧，但他读书一直“乱弹琴”，成绩老是上不去。他曾两次参加“乡试”，两次都名落孙山。“乡试”这种“中考”复习了一届，都考不上“普通高中”，更遑论“殿试”那个“高考”考“重点大学”了。看来袁世凯的傻是不用装的。但袁世凯傻吗？他当然不傻，他若没有一手，他怎么当得上“直隶总督”？怎么当得上“洪宪皇帝”？他读不了人写的书，但他能写书给人读。“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所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当其一盼也”。袁世凯“名誉既著”，成了“成功人士”了，千载唯有孙吴可堪伯仲间了，人就成了当然的“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读书既然是其天生短处，袁世凯于是急着把“短腿拉长”。“继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中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甚炽”。书都囫囵读不进的，谈何著书？袁氏“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句子都写不通顺、遣词不达意的人要著书传世？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袁氏“著书之心甚炽”，他就“招商引智”，借用“外脑”，招了一名“枪手”，“枪手”果然是高手，当即就拟定了著书方案：一、搜罗外国兵书学译本，采辑其精华，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充我材料。盖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事点窜，便可成书。而“他人鉴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
这法子好啊，那搔首断须的苦功夫化做剪刀加糨糊，著书何其易也？某君点了袁氏这个榆木脑壳，袁氏就鸿蒙洞开，豁然通了。但是，就这样让枪手作著述操盘手？这是“枪手”之慧，非袁氏之慧也，人家说出去，它不长了他人之智而灭自家之智？袁氏“闻之”，心里已“然其说”，但脸上叱之：“吾所谓著述者，名山千秋之业，岂比生员应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乎？”这话说得义正词严字调铿锵，相形之下，枪手之品质何其低，袁氏之风格何其高尚！果然，“枪手”闻言，自愧而退。袁世凯呀，他聪明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闭口不言，“项城自此不复言著书事。久之，以他故辞某君去”。当即辞了“枪手”，显得多不地道，设若以“此故”辞了“枪手”，又易“露馅”，久之而以他故辞去，这就好办了。枪手既去，袁氏就“别召一客，使之代笔著书，且授以方法”。什么方法呢？“一一如某君所言”。这样，最佳效果出来了，“此君见项城言有条理，知其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未几书成，名之曰《治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颇加称许”。袁氏不但在后面那位“枪手”面前露了一把脸，而且在官界军界社会各界中显露了一手。这智慧装得多像、多逼真啊！
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又以“羊毫管”传天下，这几成中华“官族”的优良传统。吕不韦一介商人，以“政治献金”和“政治投机”而谋取秦国相位后，也想出出书著著学耍一耍玩一玩。于是招了一班秘书，专门成立了“创作委员会”，连“编”带“著”弄了一本《吕氏春秋》，悬赏千金征求一字之改，因此而“赢得生前身后名”，在天下人面前展示了其能文能武能商能政的“高大全”的形象，凭空把自己的智商提高到了“十分”。吕氏如此，流风所及，几成通则。大凡当官的、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经商的、耍刀的乃至行乞的、卖身的，一旦成名，便个个著书立说，在文化里玩一把几把。官者以学者为荣，学者以官者为耀，有文有武，既文既武，乃文乃武，能文能武，歪才成专才，专才成通才，通才成全才，全才成奇才，奇才成天才。一通百通，一知百知，凭小成功赢大成功，凭大成功赢极成功。在当总督时，他当然不能满足于当“土八路”，当只识弯弓的“兵痞子”，他要装聪明，要装通才装天才，才能赢得更多声誉更大资本，才能晋升做大官。所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乘胜就成总统，当了总统，乘胜就当皇帝。
值得补议的是，吕不韦弄《吕氏春秋》，他手段还不高，吕氏只当召集人，并不懂得把自己当著述者。在吕氏那里，人家的智是人家的，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一是一，二是二。哪比袁世凯，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人家的智也经巧取豪夺成了自己的，这才是“真聪明”，这聪明不但给自己长脸，而且给自己省钱！
第71节：只能和曹操赛呆(1)
据说，袁氏之书成后，袁氏赠代笔者数十金。其人嫌其轻，袁氏便怒曰：“此书全系发挥我之意见，间有参考之书，亦我所指点采择，君不过一抄书之吏耳！我赠君数十金，已待君厚矣，何不自量也！”某君闻言，不敢与论而罢。谁敢与论？袁世凯能文能武的！来文的，可讲这番道理；来武的，那你可要小心脑袋！某君当然只能“罢了”！著述权自然也不敢要了。
19．只能和曹操赛呆
曹操煮酒论英雄与杨修之死，是《三国演义》中两个经典的故事。这两个正反对照的故事谆谆教育我们：只能和曹操赛呆。
当然不能和曹操赛聪明，杨修不懂这个道道。曹操造了一座花园，在门内写了一个“活”字，众人不解，独杨修晓得“门”内有“活”是为“阔”；曹操在酥盒上写了“一合酥”，杨修招呼众人吃了。曹操问为何要吃领导的东西，杨修一脸坏笑地说：“盒上明写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前者是杨修猜字谜，后者是杨修搞点恶作剧，其表现出来的是杨修的高智商焉，曹操自然也就心甚恶之。但曹操要面露喜色，为有这样聪明的下属而高兴而自豪。曹操梦中杀人，杨修一眼窥破其中的玄机，曹操教子答策，杨修对植暗授机宜。杨修之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得比曹操还智慧了，比领导还高明，比上司还聪明，那还了得？此时曹操欲杀杨修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主意早已打定，只待一时机。时机终于到了，“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恰好这时候厨师上鸡汤，碗中有鸡肋，曹操随口以“鸡肋”两字作夜间口号，杨修从极其有限的“鸡肋”信息中破译了曹操心中的全部密码，自作主张教士兵收拾行装班师回朝。曹操逮住杀人机会啦，便以扰乱军心之名，以军法正法杨修了。名正言顺，冠冕堂皇，谁敢谁能说一个“非”字？官僚们钩心斗角，你倾我轧，恨不得早点置对手于死地，但聪明的官僚总要先装装傻，早想动手却是不乱动手的，出师当有名，出手当有柄，这样才能一刀见血，一剑封喉，干净利索，不给人留口实。
所以，只能和曹操赛呆，刘备最懂这个秘诀。刘备寄居在曹操篱下，不问家事国事天下事，终日在后院里挖土锄草，种菜为乐，甘做一名田舍翁。嘴里头一直叨念着天下社稷的刘备，怎么一到曹操的眼皮底下就换了个人？刘备的铁哥们儿加贴心兄弟关羽张飞甚是不解：“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并不言语，只是挥汗挥锄侍弄“小白菜”。一日，曹操邀刘备煮黄梅酒，问天下谁是英雄。刘备先后列举了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等等，尽是些无能之辈。刘备对所举人物都是知根知底，都知道他们称不上英雄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好像小学生猜ABCD选择题。曹操咄咄逼人杀气腾腾，刘备步步为营招凌虚，最后一声炸雷，刘备所执筷子应声落地。应对之及时，落地之快捷，无人出其右，可见刘备装傻的技巧何其游刃，装傻之素养何其深厚。刘备之志大矣，立志恢复汉室独尊天下，但他装傻，甘做田舍翁；刘备之识高矣，他时时放眼世界纵览天下，但他装傻，甘当小学生；刘备之胆壮矣，他准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一个炸雷却把他吓得尿湿裤子，他装傻甘当胆小鬼。
第72节：只能和曹操赛呆(2)
杨修与曹操赛聪明，结果呢？把脑壳都赛落了地；刘备和曹操赛愚蠢，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一；司马懿更厉害，刘备和曹操赛呆，只赢到三分之一的天地，司马懿和曹家赛呆，把整个天下都赛到手上了。
聪明的人不能和曹操赛聪明，只有愚蠢的人才去和曹操赛聪明；和曹操赛聪明，再聪明也是愚蠢；和曹操赛愚蠢，再愚蠢也是聪明。这是曹操那丞相府里的一种“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比如，杨修是再聪明不过的人，但连自己的脑壳都保不住，能算聪明吗？而刘备算不上聪明人，碰到难题，除了垂袖抹眼泪之外，什么都是一筹莫展的，但人家不但“无灾无难到公卿”，而且“有福有禄到皇帝”哩。考杨修，文化之小脑发达，政治之大脑幼稚；考刘备，文化之小脑有点呆，政治之大脑特别智。在官场里头，谁跟你玩文化呢？人家都是玩政治的！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低到幼儿园肆业，也能把地球玩得团团转；而只会玩文化不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高达博士及博士后水平，也只能把自己的脑壳当足球让人家踢。
现在讲杨修之死的故事，实在有点老掉牙，现在讲只能和曹操赛呆的道理，也实在有点老掉牙，但世人尽管“常被聪明误一生”，也个个想“比人家显聪明”，结果，历史上有很多人在老掉牙的故事与老掉牙的道理面前总是掉脑壳。当然，现在掉脑壳的事不那么容易发生了，因为没有哪个领导有一言定人生死的权力了，但领导一言不能定你生死，而一言定你升降的权力还是有的。
第73节：向皇上的“性福”生活喊停
20．向皇上的“性福”生活喊停
在我们的眼里，皇帝老子是天下第一霸，三宫六院，美女万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谁敢管他？其实不然，比如，皇上兴趣来了，想跟妃子们繁育皇子皇孙，那情形，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爽歪歪，是可尽兴不可完全尽兴的。因为门外站着一个“敬事房太监”，给他“卡表计时”。也许皇上正在兴头上，太监就在门外高声唱喏了“是时候了”。皇上不听，他就叫个不停，叫得你心慌意乱，兴味索然。太监活生生地打断皇上的春梦，皇上还得没脾气。因为，随时叫停皇上的“性福”生活，是“王法国法”赋予太监的神圣权力与职责。
太监是专司其职的，他不这样干，那是“严重”的“渎职”，那么其他人呢？谁还敢狗胆包天，管皇上这种事？其实还是有的。“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宋仁宗就被“下面的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停过“性福”生活。
宋仁宗刚刚上台，体味到了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能拔，不但采皇妃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的“市长”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的。”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容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给“范市长”，眼睁睁地看着美女被带走。
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仁宗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按仁宗的说法，王家与赵家是“世交”，关系铁。大概仁宗觉得中国是个关系的社会，法律拐不了弯的事情，关系也许就能让他转弯，所以，仁宗就向王素拉起关系来了：“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没有通融余地，仁宗无奈，只能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看到这样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天子之怒伏尸百万”的皇帝，居然连享受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而剥夺他“性爱”权力的竟然是他的奴才，是他一手可以提拔一脚可以踩死的臣子。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千年前的故事现在看来有点类似神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让人不解：一是仁宗是一把手啊，真正的一把手，天下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居然也有人敢管他？二是太监也好，范讽也好，王素也好，他们都是普天之下的王臣，敢向皇帝叫板？以下可以凌上？下属居然监督上级，而且“成效显著”，皇帝也要向臣子臣服？不，不是“臣服”，是“皇服”。“臣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皇服”有点天方夜谭。三是管就管了，监督也就监督了，怎么管到皇帝“八小时之外”去了？管到“床上”去了？而且皇帝非但没嫉恨，没给王素们穿小鞋，反而像犯了错的孩子，老实服罪。真不敢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全无羁绊？封建专制是妖魔，但是我们对皇权是否有点不太“客观”呢？平心而论，皇权不是或者不全是“独裁”的，在皇权之间，还有一个“监督权”。那种独有监督权而无皇权的情况固然从没有过，但那种独有皇权而无监督权的情形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处于“中庸”状态，处于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拉锯之中，有时甚至监督权还被置于皇权之上。不说唐太宗等所谓开明君主，就是心狠手辣如武则天，杀人如麻如朱元璋，对来自臣子的监督，有时也得服输。在史上，确实有“死谏”因而“谏死”者，但也有纳谏且乐于受监者。正因为有了这个监督，多多少少能使皇权纳入某种“善政”、“仁政”之中。我们一直骂封建“腐朽”，也许他们自觉还是“不朽”呢。无疑，监督在皇朝的存在，不说挽救，最少是延缓了封建专制的“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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