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暗权力
作者：刘诚龙
第1节：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1)
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
肖仁福
我这人向来不思进取，人家考学考证，考处考厅，我都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至今学不入流，官不上品。有失必有得，不考这考那，不必读考试书，为考试经济做贡献，也就爱读什么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康德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读书不应作茧自缚，不想读什么就不读这什么，这才是自由阅读。这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阅读，总是享受的，快乐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吾已届天命，还眼不花，耳不聋，鼻不斜，嘴不歪，还有勉强活下去的勇气，主要得益于两乐：一是写作之乐，二是阅读之乐，我名之曰耕读之乐。
我就是在这阅读之乐中认识刘诚龙先生的。刘诚龙以杂文随笔见长，随手翻阅各类畅销书报，一不小心就能碰到他的大名。其实开始也不怎么在意刘诚龙三个字，杂文随笔作者队伍比较庞大，报刊用稿量不小，读这类作品主要是冲着感兴趣的话题去的，至于作者是谁一般不会在乎。渐渐才发觉，每每读到对味的随笔杂文，作者竟然常常是刘诚龙，才不得不关注起这个名字来，以后翻开报纸或刊物，只要有他的作品，必是首读。越读越喜欢，又忍不住推荐给周边朋友，美文共欣赏。朋友这才告知，刘诚龙就是咱们湖南邵阳人。我又惊又喜，立即联系上刘诚龙，从此成为文友。还将他招安到邵阳市作协，做了编外副主席，虽然他不如宋江乖巧，没托李师师找过我的门子。当然也怪不得诚龙，我与李师师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诚龙当过多年教师，后混入机关做刀笔吏，还做出点名堂，弄了个一官半职。却又觉得老给领导代笔，所写文字连自己的名字都署不上，不怎么心甘，也就想着名以文扬，让自己的芳名与文章一起在报刊上露一露。于是恳求组织，退出油水部门，到一个闲处，任一个闲职，干一个闲差，天天写些闲文，聊以自慰，同时也送到各地报刊上换些碎银，以补家用。官场生活的历练，给了诚龙体察人生的独特角度，其文字也就不由自主指向官场，包括现代官场和古代官场。其中尤以针砭古代官场，以古讽今的篇什最见功力，令人不忍释卷。
中国官场历来最让人牵肠挂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官场是种种资源的集散地，老百姓活不活得下去，有无可能活得稍像样点，官场最是攸关。君不见官场这只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波翻浪涌，引发强烈飓风和海啸，波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有人说大家喜欢看与官场有关的作品，是因为都有窥视之欲，想偷看官场内幕，我并不这么认为，与其说大家关注官场，不如说关注的是自己。官场如果黑主高悬霸王鞭，每一鞭子下去，都有可能抽在每个人身上，一鞭就有一痕；官场如菩萨轻洒杨柳枝，每一滴甘露洒下来，都可能落在每个人心头，一滴就是一福。既然官场一举一动，与民众福祉如此息息相关，谁能不关注，谁能不关心？诚龙透过历史烟尘，检阅古今庙堂里的形形色色，下笔如有神，所写作品颇受编辑和读者青睐，也是情理中的事。
第2节：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2)
我欣赏诚龙先生文章，还因为特别喜欢他的文风。他不装腔作势，把简单的事理说得云里雾里，故弄玄虚，卖弄聪明。文笔老辣干练，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能做到微言大义，颇有嚼味。随笔杂文作者往往容易犯低级错误，就是好为人师，板着面孔教育人，把文字弄得一本正经，结果不忍卒读。诚龙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笔调轻松，行文洒脱，幽默风趣，好玩可乐，读过还想读。我以读书为乐，不好玩不可乐，读不下去的东西，绝不会为难自己，硬着头皮接受教育。党和人民教育我多年，还要我受作者教育，没这个耐心。
我喜欢诚龙作品，也就希望更多人能够读得到，于是联系出版社的朋友，看能否结集出版。朋友说随笔杂文集不好销，一般不会考虑出版，不过人家求到你肖老师门下，你面子这么大，我们会认真看稿的。我说不是我面子大，刘诚龙也没求过我，是我喜欢他的作品，估计你们也会喜欢，才做了义务组稿员，又不拿你们的组稿费，你们喜欢不上，不出版就是。结果书稿到了编辑手里，他们比我更欣赏刘文，立即拍板出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暗权力》。
我老人家喜欢的作品，出版社也喜欢，且给予出版，我非常高兴，说明我还有些欣赏水平，不仅写得了叫做小说的东西，还做得鉴赏家。忙放下自己的小说写作，愉快地作了这篇文字。权当序言，请读者朋友明鉴，如果刘诚龙的作品读不下去，是我做了不负责任的虚假广告，只管上法院告我，我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第3节：和珅是一头圈养的兽
第一辑 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1．和珅是一头圈养的兽
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恐怕是皇帝们最爱玩的两种游戏。打仗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而打猎却人人都可玩，所以几乎皇上都喜欢打猎。兵荒马乱时节人食人，顾不上吃野兽，所以野兽放肆生息繁衍，极好打猎却没人去打，人都打不过来，哪有机会去打猎？到了盛世呢，不好意思人食人了，因此爱上了山珍海味那一口，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都吃光了，哪来的野兽？没有野兽，可是皇上又要享受捕猎的快感，怎么办呢？那就养些家兽吧，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放出来，直待皇帝纵马弯弓。
譬如乾隆皇帝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供其儿子嘉庆玩上一把。
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据说是非常“英明干练”的。大家也都知道，和珅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据说贪起来是非常“明目张胆”的。“和珅为乾隆朝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高宗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高宗既殁，始由仁宗正其罪哉？”检举揭发和珅者络绎于朝，如陕西监察御史曹锡宝、被誉为“烧车御史”的谢振定以及大文人纪晓岚，还有当过宰相的刘墉。这些“轻量级”、“重量级”的人物，暗地里打“小报告”或公开上“万言书”，三人成虎，乾隆对和珅就从不怀疑吗？和珅建的是高堂大厦，穿的是绫罗绸缎，养的是大奶小奶，家里堆的是金，砌的是银，“衣服、车马，皆有逾制之处”。乾隆那双“龙眼”看不到吗？和珅的大老婆死了，大官小吏个个去朝阳门外送葬，汲修主人昭梿（嘉庆朝袭礼亲王位）“亦从众而行”。送葬路上，到某村妇家里吃饭，老妇人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力，自伤其品？”果然，“不逾年，和相果败”。一个山间村媪，都知道和珅之贪，都知道其下场，地球人都知道了，谁说乾隆不知道？乾隆什么都知道，只是没谁知道乾隆“吾与汝有宿缘，故能如是，后之人将不容汝也”。这话是相当诡异的：一是说，放心吧，有我在，我会养肥你的；二是说，我死后，你恐怕得为我家做点贡献、做点牺牲。什么“牺牲”？猪牛马的“牺牲”嘛。
这样看来，乾隆是特地安排和珅作自己儿子嘉庆正式“登基”的“祭礼”的。和珅听了乾隆那话，没有生命的危机感吗？不会未雨绸缪吗？没用的！这是乾隆的安排，是乾隆特地给儿子留下做打猎用的“猎物”的。乾隆心里是这么计算的：你贪吧，贪吧，反正你也吃不完，得留在那里。国门朕都是锁着的，围猎场的篱笆朕扎得紧，你不可能把金子银子放到瑞士去存银行嘛，你插翅也不能把老婆、孩子、情妇、私生子先行送往国外，然后外逃嘛。和珅这么贪，确实是在挖乾隆家的家产与墙脚，乾隆知道。这家产给和珅，还是给儿子？英明的乾隆皇帝对这事情绝对是不糊涂的。但是，先放在和珅家里与放在国库里几乎没什么两样，随时可以把它弄到国库里来嘛，还可省些管理成本嘛。乾隆养和珅，就是替儿养肥猪。果然，“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把和珅贪污受贿的财产从和珅家里再搬到国库里，好家伙，可用二十年啦。乾隆给嘉庆的物质遗产真是够丰厚的！
和珅仅是乾隆留给嘉庆的物质遗产吗？非也，更是政治遗产。据说，如果没有天敌，老虎也会退化成猫。也真是，看历代开国之君，都猛如恶虎，而到了末代之帝，几乎都如病猫。所以他们都要搞些“军事演习”，搞些“野外实战”，以便保持“昂扬斗志”。聪明的老皇上培养接班人就是这样，要培养一些家兽放到围猎场去，供儿试刀、试胆量、试身手。嘉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历练，也没有经历官场的“残酷斗争”，能不能看守住江山？人家乾隆是“打猎世家”出身，深深懂得打猎能够培养“战斗力”。他更深深地懂得，放纵真正的野兽，体制外的野兽，那是相当难对付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但培养几只家兽，用体制内的家兽供接班人“练练手脚”，以防真正的“野兽”来袭，是安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乾隆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乾隆刚死，尸骨未寒，嘉庆马上就下手了。乾隆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一命呜呼，嘉庆第二天就把和珅给办了。乾隆死了，这是“举国悲痛”的“国葬”哪！放下老爸的丧事不办，先拿办老爸最爱的宠臣，这岂不是打老爸的耳光么？岂不是大不孝么？合理的解释是，乾隆在要死的时节，给儿做了一个“政治交代”：儿啊，我送个政治礼物给你吧，爹给你养了一头大肥猪，一只大老虎，趁这机会给猎杀了吧。这样，你就不愧是咱们猎手的后代。所以嘉庆把“国葬”放在一边，先办“国事”，他也就成为了吃肥肉的“美食家”，成为了打老虎的“大英雄”。
历史上的大腐败分子，在位时大腐大败，但是活得异常快活潇洒，过得异常招摇无忌，而最后被“反腐败”给反了。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家天下“交班之际”，就着力解决前朝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比如宋之蔡京，在宋徽宗那里养肥，被宋钦宗宰杀；比如清之鳌拜，在顺治那里圈养，被康熙围猎。这些大“腐败家”，在前任领导的荫庇下，从“偷针”开始，到“偷金”结束，在这长长的过程中，难道从来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老皇帝那眼睛毒着呢，神目如电呢。有人说，皇帝儿杀皇帝爸的功臣大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人使然。可上一朝天子与下一朝天子不是外人，都是一家人，干吗这么过不去？当然，在权力面前，有可能爹不认儿，儿也不认爹，但是更多的是爹为儿着想，家天下要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而为君啊。这哪里是什么斗争？要往斗争上说，那岂不是儿反爹？儿是不怎么反爹的，儿要继承祖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皇爹把贪官养大，是给皇儿留下一份政治遗产，由皇儿来处置，实际就是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新天子登基，往往要杀前朝大臣，这里头也是政治，他要借人头立威啊；那么如何来借人头呢？最好的办法是借腐败者的人头，不仅没人反对，相反啊，大家都会口颂万岁，纷纷上表，大表特表皇上圣明。封建王朝，反腐败在相当程度上不是“法制建设”的武器，而是“政治文明”的利器。
这种方法，在非家天下的体制里不能用，在家天下的体制里常常用。可惜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太懂。最聪明的朱元璋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他在位时节把贪官都杀尽了。他想，杀尽了贪官，子子孙孙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了，结果呢，其子孙没什么可试刀，就真的一个个睡大觉去了。
第4节：越腐有人越欢呼(1)
2．越腐有人越欢呼
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是清朝树立的清官模范，但再怎么清廉，家里银两还是有的，牵系到子女锦绣前程了，后门也是要走的。比如这个王亶望吧，数理化没学好，但有个好爸爸，给他捐了个官，连科举考试都不用，直接当县长了。
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王亶望后来有杀头的后果，委实有这个前因。乾隆把他从浙江调至甘肃任藩司，就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是清官，以血统推断，他也该是清官；二呢，王亶望捐资当了官，参加了革命，就是朝廷的精英。当了官都是得提拔的，乾隆把他从浙江调任甘肃，也是正常调动，正常给干部升级嘛。
王亶望是在甘肃藩司任上出的事。因考虑到干部队伍以及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那里有个悖论：他们种子好，条件优，但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高考分数线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发个秀才文凭，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亶望不就是这样当的官么？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大赚钱。乾隆隐隐然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捐监问题，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政策口子，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王亶望来到了甘肃这个“政策特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怎么解放思想呢？就是大胆地闯禁区，大胆地搞特区。怎么大胆呢？就是不唯上，不唯规，只唯钱；上面规定不准将粮食折算成银两，我就将粮食折算成银两；上面只准将监粮入国库，我偏偏将银两入私囊。王亶望在甘肃搞了不少新政策、新措施，比如，按照上面的规定，捐监起步价是50石粮食，他把这折算成银两47两。给你捐监得填表啊，得盖章啊，得发个本本啊，服务费加工本费是8两，共55两；55两还不行啊，王亶望还“上有老”——上有老领导嘛，“下有小”——下有小的们嘛，他把这些成本都计入里面，其中，赡养上与抚育下都是2两；还有不可预计的事情要应付，打了预算1两，加起来是60两，整数，给百姓少了找零的麻烦了嘛。
第5节：越腐有人越欢呼(2)
这个特区的特别政策，各位仔细一看就知道有一妙处：王亶望把上面的领导与下面的干部全部纳进了他的笼子里，要腐败大家一起腐败，谁也不能站到岸上。大家都拿好处，你不拿吗？为了拿着方便，王亶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了个“驻省办”，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王省长家里准备建房了，老婆准备过生日了，小妾准备旅游了，孩子准备留学了，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当时甘肃有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给1000两银子，可以跟你见个面，给2000两，留你吃个便饭，给3000两，可以给你办事了。
王亶望这样干着，干得有声有色。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大笔的银子转移支付来了。王亶望既然政绩如此突出，那么不提拔就对不起干部了，就体现不出用人的政策导向了，所以，乾隆就把他调任浙江去当巡抚了。
这家伙调到浙江后，有桩案子牵系到他。他感到山雨欲来，有可能将被双规了，他急了，他这么盘算着：我给国家做点儿贡献吧，乾隆应该保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嘛。于是他向乾隆表态，我捐款给国家搞建设，不是要治理海河吗？我捐50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露富哪行？他被双规了。
甘肃的案子因此浮出水面。案子一查，叫乾隆吓了一大跳，朝廷的干部不是坏了一个啊，整个甘肃的干部无一人没卷入其中。
现在轮到乾隆伤脑筋了。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县处级干部都得掉脑壳，甘肃干部不全部空了吗？反腐败也得实事求是嘛，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5000两的，那算了吧，反腐也得与时俱进呀。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乾隆对腐败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还是吓了一跳，得判死刑的还是多啊。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出台了司法解释，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年终考核得了嘉奖、立了三等功什么的，可以免死。呵呵，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一个省，县处级干部可以数千计，乾隆时没那么多，千儿八百大概是有的，科局级更多。但这个案子按照乾隆的说法是全省都烂了，而被处理者却不上200，其他干部呢，得益于你腐败我腐败大家都腐败，得益于乾隆把腐败的纸面立案标准由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反腐败被抓大放小，他们没啥事了，该当干部的继续当干部。
腐败的人越多，腐败的面越广，腐败者就越“安全”。王亶望拉大家来共腐，也许并没有形成这种理论性的韬略，但从造成的客观事实看，许多贪腐者因此尝到了甜头，这让那个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也有了忌惮。乾隆一再提高杀头门槛，本意哪里是什么宽仁？如果把一省的官员都杀光了，形成权力真空，西北就会出乱子。
第6节：道光的特供早餐(1)
3．道光的特供早餐
道光皇帝所居的时代与其他各位皇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这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红线，皇宫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衣食住行都给保障；皇宫外弄的是市场经济，生死穷富自个儿弄去。比如明朝，皇宫里的平时用度每年财政得安排120万两银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怕没有这个预算吧。比如慈禧太后那里，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要宰杀两三百头猪，一二百头牛，脂粉费啊车辆购置费啊防寒防暑费啊也都有常度。皇宫外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几人每天必须杀猪？皇家的闺女有花戴，其他人的闺女怕也很少能够扯上二尺红头绳扎起来。皇宫里的计划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府采购，采购什么、到哪里采购都是有规矩的。坦白地说吧，这种经济是以特供为主要形式的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的，何况这种经济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墙壁，也没几人能够看得懂。但是，道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可以看得懂。据说，道光皇帝是个好皇帝，别的不说，他很富有中华民族的节俭美德，“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皇帝之节俭美德是没人可比得上的。“然帝或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索”。他想吃东西了，都要先问个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银子，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皇帝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能不吃呢？
有天早晨，道光皇帝想吃粉条汤，他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放些辣椒、加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府的负责同志马上就报了一个坚决落实这一指示的特供方案，呈来道光皇帝审批。道光看了报告，傻了眼，他看不懂啊（对财政预算之类的报告，我们凡夫俗子常常看不懂，实在用不着自卑，皇帝都是特别英明的，都看不懂呢！），报告上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7.5万两。
第7节：道光的特供早餐(2)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粉条么？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出来：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建设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采购员、服务小姐等一干人马吧；您想吃粉条，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粉条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费6万两；常年费需1.5万两。”内务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我们常常是这么办的：领导不想走路，那么我们得给其买辆专车，得修条专路，得建个专门车库，还得建个轿车专门制造厂。
问题是，道光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道光皇帝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
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个冤大头了呢？在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大头，那么只有让百姓当冤大头了。
道光的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利好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皇家特供粉条挂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结果呢，他的饭馆被封了、被取缔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天，道光想吃粉条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粉条买不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的，四十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消费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府的一干人马去哪里喝西北风？现在，私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大清王朝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么？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打击了，马上就给取缔了。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汤不可得，可叹也！”呵呵，当了皇帝，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失去了谋生的一栋楼，失去了求生的一条路而叹息呢？道光为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内务府为荷包里的财政负增长而叹息不已，谁为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哀民生之多艰呢？
第8节：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1)
4．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
本来是个贪官，干的却是反贪工作；本来是该受法律惩罚的人，却在制定惩罚人的法律，本来当是最清瘦的部门，却是最可分肥的地方。这情形，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中国的事情，最不好讲。
譬如这个和珅吧，从目前为止的记录来看，大家都知道，和大人是中国巨贪，但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和大人曾经主持制定过一则反贪“和一条”，这“和一条”叫做议罪银，也叫罚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这“和一条”的适用范围是多为一品以上督抚大员（当官当大了，实在是特殊的，当然得制定一部特殊法），其主要内容是：凡大员触犯了法律法规，犯了渎职、违例、包庇、侵贪等不法情事，那么，你自己看着办。你的事情有多大，你就出多大价，是上缴1万两银子，还是1万5千两，这就看你的革命态度，看你的思想觉悟。态度好，觉悟高，响鼓不要重锤，好，那就没事了；态度不好，觉悟不高，好吧，那你等着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自己犯了错误，先是自己认识到位，自己处理到位，这议罪银又叫做自行议罪银，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大清王朝的领导干部自觉性确实很高。议罪银这“和一条”出来后，掀起了一个自觉“革命”的大高潮，据中国第一档案馆保存的《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官员交纳的议罪银特别多：
巴延三因辖区内民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奏缴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巴延三因盐务事，福康安代奏巴延三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请限八年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和珅代李天培因“遣犯逃脱，重囚监毙”奏缴议罪银四万两；
三宝奏缴自行议罪银共十一万两；
李质颖奏缴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
政策就是经济啊！这“和一条”开始实行，为大清王朝开辟了一个经济增长大点，财源滚滚，简直成了另类国家税务局，公务员几乎个个成了光荣的纳税人，个个争相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使皇上也特别高兴，巴不得他手下的官员犯点事情。比如，曾经惊动大清王朝的浙江巡抚王亶望案，王氏大贪特贪，贪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派了钦差大臣阿桂到浙江查办，王氏二话不说，低头认罪——不，是认罚：“自知罪重，自认罚银五十万两。”乾隆挺高兴的，这么一诈，就赚得了这么多银子，谁不高兴？乾隆于是交代办案人员，这事就算办完了，“只可如此”，还让老王继续工作吧，说不定下次还会缴五十万呀。若不是王亶望牵系到甘肃大案，他一定会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地缴纳议罪银的，死而后已。
第9节：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2)
大清王朝从这里尝到了甜味，举凡刑事案、民事案、渎职案、贪污案，都套这一条来处理。以往，官员犯事，常常用小命来抵罪，常常用职务来顶罪。现在不行了，你的狗命不值钱，不要你的命；你想把帽子当票子抵押犯罪？也不要，大清王朝的帽子三五几文就可以制定一顶，而你犯事，可以从你那里榨取好几万来！这算盘大清王朝比你会算，想用几文钱的帽子来逃避缴纳几万两罚银？休想。甘肃知府闵鹗元在其任内贪污公款1.98万两。案子暴露出来后，这闵知府说，我的事情交“吏部”处理吧。闵知府大概是这么谋算的：到吏部去，处分结果是摘掉帽子，或者还坐几年班房，但那银子可以归自己，从班房出来后，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不想接受那个“国家税务局”的议罪银处理。掌管这个“国家税务局”的和珅眼光很毒，一眼就看出了闵知府心里的小九九：“试想交吏部乎？仰革职？”你想到吏部革职了事？没门！老老实实交议罪银吧。于是令闵知府“以十倍罚出”，共计缴纳19万两议罪银。一个赚了笔大财，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个仍然官复原职，仍然可以用帽子去大肆搞钱。腐败与反腐败，实现了“双赢”。
当然，这不是腐败一方愿意这样“双赢”，应该说是反腐败那方愿意这样“双赢”。反腐败的往往这么干：你出了问题？没事！让我提了你的款走，你还是继续当你的官吧。
那些被议罪银处罚了的官员，于是也就成了鸬鹚。贪啊贪，吐出来，再贪啊贪，再吐出来。贪了吐，吐了贪，兢兢业业地贪，老老实实地吐，贪污工作干得那么勤勤恳恳、那么任劳任怨。据说鸬鹚很贪食，一昼夜它要吃掉3斤重的鱼。一条35厘米长、半斤重的鱼它能一口吞下。吞下后是在自己肚里消化么？当然，它也吃了不少的，但多数被渔翁挤出来了，渔翁就这么养鸬鹚，就如和珅养贪官。但和珅这个渔翁，其实也是一条大鸬鹚，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中国的事情真的不好说。
第10节：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1)
5．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第11节：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2)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第12节：你不知我也不知(1)
6．你不知我也不知
东汉的杨震先生不大敢做贪污之事。杨市长去东莱任太守，巨野县县长王密赶忙越过县界来迎迓，把杨市长安排到自己的地盘上视察工作。夜半时分，王县长“走夜路”，敲门来汇报工作，顺便把密码箱呈上来。杨市长不肯收，王县长于是就“劝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况且三更半夜的，没谁知晓。”杨市长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
据说，王县长只好悻悻地把金子重放到密码箱里去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里头，大家都应该明白，前“两知”，是杨市长打的官腔，等于是说：行贿是党纪不容许的啊，是法律不容许的啊！有资格纳贿的，谁没在台上这么说过？后“两知”才是真话，许多的贪墨案子被拱出来，就是因为你知我也知。其中的“你”若是被双规了，一五一十把行贿的情况交代出来，“我”能不承认？是直接送的，“我”在场，“你”在场，哪里耍赖去？杨震怕就是怕这一点。有怕就好，一怕，就怕出来一个“四知”佳话流传的清廉好领导来。
你知、我知这两知，其实是压在贪官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若是你不知我也不知，咱们不直接交易，成立一个中介公司，成立一个行贿受贿的办事处，那多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做的。这创举是一个没读多少书的太监李莲英弄的点子。
李莲英是个通天人物，能够通达最高领导榻榻米边的，都是通天的，所以，他是地方官员公关的第一人选。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接触，省长来京办事，他都可能睬都不睬，何况市长县长那六品七品芝麻官。他也不爱下基层去刮地皮，平时不太往地方去搞视察、搞检查。“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实在是一副油盐不进的凛然模样。但是，若想升官，却“非夤缘李莲英不可”。这给当时的大官、小官出了一个大难题，其难度真不亚于没火箭却想上月亮会嫦娥啊！
“有关道某者，得赀甚丰，入都谋干，欲升擢疆吏重任。”这个关道，在地方上贪污了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有钱了，应该升官了（有意思吧，贪了大钱就觉得有资格当大官），想升一级，去当封疆大吏，给国家“担更重的担子”。有告之者曰：这事情没有李莲英绝对办不成。可是，这个关道在京城钻营了近乎半年，怎么也无法接近李莲英。侯门深深深似海，皇门呢？
这个关道几乎死心了，一天，“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来拜访关道先生，听说他这么不开心，就邀请他去白云观一游，散散心，没想到竟碰到了李莲英陪“太后驾临也”。其实，这关道看到的只是一个“信息”，他要直接见李莲英，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到个背影就了不起了。尽管如此，这个关道的眼睛瞬间发亮（在官场里混惯了，捕捉攀缘领导机会的水平真的很高强啊），“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阴小坐探以己意”。这关道的意思是：李莲英经常来这里，一定与道士的关系特铁，把道士摆平了，就等于把李莲英搞定了。这京曹说有点为难：“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而关道自然觉得这个“京曹老友”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抬高“要价”，马上就说：“吾此行已拼二十万，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这京曹自然假意推脱一番，暗地里早已心许，答应替他“摆平”道士。
其实他们两人都不知道，白云观早就是李莲英的受贿“办事处”了的，而道长是这里的“驻京办主任”。李莲英把这办事处选在这里，不显山不露水。佛道之地，是神圣之所在，谁会疑心？谁疑心就是对佛的大不敬。道长是“四大皆空”的人，谁会怀疑到他头上去？在这里，没有不能谈的，只有谈不拢价的。20万？少了。关道只能管付款，不能与道士见面，他想直接跟道士去谈，道士一口回绝。道士只与京曹谈，京曹转述道士的话说：“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这里，到底是锣打鬼，还是鬼打锣？关道哪能知道？既然那么想当官，那么就得任由他们宰割了。关道也就咬了咬牙，40万就40万，“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
第13节：你不知我也不知(2)
40万送了出去，这关道心里七上八下的，中介公司靠得住么？会不会是“无业游民”打着领导亲戚、朋友的旗号？谢天谢地，这是真的公司，非皮包公司，是真能够办事的，不是搞诈骗的。钱送上去了，事马上就办了，立竿见影啊。“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竟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同志们哪，这官可是省部级要员喔，没有什么烦琐的“研究研究”，也根本就不用等到“换届”才换任，这办事效率特高啊！关道觉得爽啊，几乎像到超市里购物一样，钱一数，马上就可以提货；而人家李莲英更爽——“始终没与李一见也”。你以后想拱李莲英都没法拱，人家见都没见过你，谁相信他收了你的钱？告你“诽谤”罪去！
李莲英据说是不受慈禧太后之赏赐的，每有封赏，他都拒绝，也从不向慈禧太后提解决“职级待遇”的要求。“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所以“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李莲英一个太监，他要当什么官呢？他很会想啊，他不在官场里，自然，反贪官反不到他这里来，他官都不是，你反什么贪官？李莲英“庚子以前，前后共计所得，已数百万”，而“庚子以后，八年之中复事搜刮，所得不下二百万”。既然“你知”、“我知”的问题解决了，自然也就“无知者无畏”，放肆地去贪了。贪污受贿这么多，一点事情也没有，反贪污从没反到他头上来，得益于他那“中介公司”的好点子啊，他开创了买官卖官的一个“新时代”。所以，即使他的靠山倒了，西太后见阎王去了，他也一点事情都没有，没谁来揪他，他的日子也过得特别逍遥，“及太后崩，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他以贪贿之所得，当他的寓公去了，安享晚年去了。
第14节：带秤与带权
7．带秤与带权
要员们走州过府，应该带什么去呢？今儿个带的是西装袋子，能够装红包与购物卡、银行卡就行了；过去几年，带的是车屁股，大包小包往车屁股后一塞，啥都搞定；上溯十几年，得带上尼龙袋子或者麻布袋子，那些土特产都是散装没包裹的啊；再上溯，一直上溯到元代，诸位猜一猜，应该带什么下去呢？哈哈，应该带一杆秤，干什么用？称银子呗。
元代后期的腐败搞得实在不像样子，“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下至讨米的老朱朱元璋同志晓得了：“臣操威柄，官以贿求。”上至“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读书人叶子奇也知道了：“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闹得天天待在九重宫里依红偎翠的皇上也听说了：“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腐败会亡国的啊！元顺帝就怕起来了，准备“整顿衣裳起敛容”，不再搞“垂拱而治”，打算祭起“乱世重典”手段，重振纲纪。可是谁是贪官、谁是清官、谁是能官、谁是庸官？这个问题是革官僚命的首要问题，不把底子摸清，重拳打谁、重典击谁？元顺帝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清白得很，他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微服私访”：“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这个命令一宣布，一时间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钦差大臣满天飞。
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是反腐败来的。老百姓当然挺兴奋的，想来黄河将清，光明在前，多年冤狱将见皇天，谁不欢欣鼓舞？可是呢，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而是白白高兴了，原想的是来了一群“啄木鸟”，哪知道来的是一群“大蝗虫”！原先将那些“土青蛙”喂得比较饱了，现在又来了一帮“财中饿鬼”。“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原先官吏够黑的了，像一重厚皮把灯笼罩住，现在不是把那层“黑皮”扒掉，反而加了一重“黑皮”，更加暗无天日了啊！那些官吏听说皇上派了“风宪官”来，先是吓得尿了裤子，后来高兴得大呼小叫：“来嘛，来嘛，不就是添双筷子？”听说“风宪官”来，警车开道，歌舞夹道，一边到边界相迎，一边到宾馆接风。
腐败是一桩喷喷香的大餐，腐败者单独吃了“烂肚肠”，“腐败者”与“反腐败者”一起吃了则“喷喷香”。这些“钦差大臣”到腐败者的餐桌上是“添一双筷子”的事，丝毫也不影响他的食量，因为他们还会叫：“小姐，加几个菜。”而且因为不再担心有谁来“影响食欲”，所以大胆地大快剁朵。原先10个碗由百姓埋单，现在加到18个碗，依然是百姓埋单，所以百姓凭空就多了8个碗的负担。
这些奉使，名义上是来捣“腐败桌”的，实际上成为了来吃“腐败餐”的，所以这些“肃政廉访司”，“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矣”。他们一个个带着一杆秤，根据腐败者的“腐败程度”来“论价”称银子。你腐败得该判一缓一，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缓了，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刑，得判“株连九族”，那你看着办，你该拿出多少两银子？童叟无欺，按“腐”论价，一杆秤给你称，够公平，够公正，够公开吧。这情形，元代百姓用了四大“天地”来形容，“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个个欢天喜地，百姓家家啼天哭地”。
为什么这些“奉使”能够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秤来搞“检查”？为什么那些“土皇帝”这么老老实实把银子送到他们的秤钩上？无他，权力故尔。成立新的机构，不管是临时机构还是固定机构，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权力”。元代的这些“奉使”实际上只是“临时动议”，没有入编的，但是他们把“反腐败”抬得天高，也确实有天高，但他们不是真的把反腐败看得天高，他们为的是趁机要挟索取“天大的权力”罢了。在出发之前，他们在皇帝那里弄到了“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元顺帝授予的权力大得吓人：“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这权力够大了吧，市长县长想杀就杀，民间一切事情悉听尊便。所以这些反腐败的官员就敢于带上一杆大秤横行天下了。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在权力的内部循环，只会让权力在权力间转移或分享。
第15节：唐太宗给贪官发奖(1)
8．唐太宗给贪官发奖
在酒桌上迟到了、说错了话、敬酒敬错了顺序，大家都是要吆五喝六地大喊“罚一杯”的。可是“罚”字多不好听啊，于是便有人喊：“不是罚呢，是奖一杯。”奖字多好听啊，结果往往都是“罚酒”不吃吃“敬酒”，咕噜咕噜把那酒喝下去了。罚酒敬酒其意一也，反正要把你灌得够戗才罢、醉得半死方休。
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羹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第16节：唐太宗给贪官发奖(2)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腐败来倡廉政。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
第17节：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1)
9．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江湖险恶，官场也险恶。莫说官官相护是一种常态，官官相残也是一种常态，上级杀下级，下级杀上级，平级杀平级，不也多有耳闻？泼硫酸者有之，动刀子者有之，下毒药者有之。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因为有“笔架山”的美誉，由一个县教育局长直接升为浙江淳安县长。这下可好了，原先当的是条条上的官，要搞肃贪风暴也只能在教育系统内部搞，影响不大，现在当上了县里的一把手，那整个行政系统不都在其肃贪掌中？海瑞上任不久，时任中央都御史的鄢懋卿来浙江视察，中央要员不请自来，那不喜煞人了吗？千里迢迢都要上京去送礼，现在家门口就可尽“地主之谊”，多好的事。可是这事情被海瑞给搅黄了。海瑞给纪检书记鄢书记写了一封信：您说您“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可是我听说了您所到之处，“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如此名实两乖，到底是您做一套说一套，还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呢？鄢书记看到这信，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抓不到海瑞的小辫子，一气之下，不从你那里过了。这下让那些准备了大把银子的当地领导个个气愤，都说海瑞把自己的前途给搅了，海瑞的直接上司严州市长把他喊到府里臭骂了一顿：你多大的破官，你不升官不发财也就算了，干吗阻了大家的升官发财路？
浙江的官员都恨死海瑞了，可是找不出海瑞有什么错啊，把他干掉不可能，把他搞下去却一点把柄都没有，左思右想，思路跳出来了：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用那是国家的损失。海瑞的政声马上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海瑞从浙江官员名单中清除之后，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这下入了鄢书记的笼子了，鄢书记说这样的人还得先在地方历练历练，所以，一下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县，不升也不降。
这下害苦了江西官员。海瑞那臭脾气依然没改，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这不要了豪强的命吗？豪强与当地领导开了许多“联谊会”，觉得以浙江那办法来对付海瑞最好，于是豪强出金钱，官员出赞歌，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去跑官，先跑省里，再跑京里。这一招还真有效，海瑞到兴县任职不到两年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户部主事，从正处跃升为正司。而这户部主事干什么事呢？每天看看书，签签公文，可以八点上班九点到，喝喝茶水看看报。反腐败，那已经不是海瑞的事了，海瑞若再来搞反腐败，那不但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事情，那是严重违反“职责法”。越职言事，那是得打板子的。
晚清差点也出了个海瑞。晚清据说有“三屠”，张之洞谓屠财，曾国藩谓屠人，岑春煊谓屠官。“晚清海瑞”就是这个被称为屠官的岑春煊。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席卷北京，西太后像一只丧家狗般狼狈逃亡西安，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时，在甘肃任藩司的岑春煊抓住机遇，带了1000名兵勇誓死保卫老佛爷，岑春煊带的1000名兵勇本来啥事都干不了，但让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忠臣啊忠臣。岑春煊就这样成为慈禧的心腹。慈禧知恩图报，岑春煊先后任陕西巡抚、两广总督。
这个岑春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搞“廉政风暴”，他耗子也抓，老虎也打，铁心反腐。他在日记中说：“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政以贿而成，官以买而得，他们花一笔大钱来买个官做，就是为了过把官瘾吗？没有哪项投资不求回报的，投资官场，那是利润十倍百倍，是个大暴利产业。可是岑春煊一来，就要斩断他们的财路，谁甘心就戮？岑春煊到广东，打了两只小老虎，一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一是海关书办周荣曜。别说这两人官不大，能量大得很，他们与当朝“宰相级人物”奕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头上动土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岑春煊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硬是将这两人搞垮了。
第18节：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2)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其他官员吓得要死。当然，强龙难压地头蛇，对付岑春煊可以弹劾啊，可以买凶暗杀啊，可以泼硫酸啊，也可以制造车祸现场啊，但是岑春煊颇受慈禧之宠，说坏话，没用；说好话，有用。其位至总督，运用“做掉手法”绝对是下下策的。他们于是凑钱在香港开研讨会，主题是“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以钱买官的人，以钱去搞活动，真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了。这习惯思维还真管用，重赏之下，大家都活动开了，都往京城去“上天言好事”，说岑领导这好那好，万般都好，这样的官不升真没天理。恰在这时，云贵出现了匪患，大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进言机会，于是都说岑领导是将军出身，云贵匪患非得以干练知兵的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时被岑春煊掐了一把脖子的军机大臣奕劻“外举不避仇”，向慈禧推荐岑春煊去建功立业，树不世功勋。国防安全当然比反腐倡廉更重要，所以慈禧就把岑春煊调离两广了。两广官员大大嘘了一口气，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你升你的官，我发我的财。
从富庶的两广去瘴疠的云贵，老岑有点闹情绪，在上海装病不上任，拖了几月，慈禧就收回成命，让老岑上京，当了邮传部部长，也像海瑞一样，由地方官升为京官，这还真是贪官为他努力跑官的结果。贪官为他的前途出钱出力跑，老岑对他们是愤恨得咬牙切齿，还是高兴得打拱手？岑春煊好像没说过他的心情，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19节：漫说驿路
10．漫说驿路
驿路的设置不知始于何时，总归是历史悠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嗜食新鲜荔枝，便是依恃官驿千里迢迢送至的。以前读李白这句诗，只是遥想驿路传书递物的便利与浪漫，不曾想到其中蕴含着的腐败气息。
官驿自然为的是官，其设置由财政拨付专款，举凡政务往来，军务传递，官员升迁，都走官驿，其衣食住行都由驿传系统包开包支，一路上可以白吃白喝，白宿白行。当然这需要一种身份证明的凭证，这凭证就是关牒，类似于单位介绍信，有了这份关牒，便可以“手把文书口称敕”，千里之行，几乎不用自个儿掏腰包。这等好事当然谁都梦想的，官员不必说，他们是法定特权化的人，公事私事，都使用着公家的驿站。而其他人呢，也想分一杯羹，每位官员都有三朋四友，都有七大姑八大姨，他们也要走亲串戚，也想考东西之自然风光，察南北之人文胜地，自然就想沾驿路通关之光。明朝初年，对驿递管制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政务与钦差人员可以免费享受驿传，但至后来，由于驿传存在着天然的“制度性漏洞”，这一制度几乎失控，不仅官员人人可用关牒，而且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与官员沾亲带故“关系好”的，都可以借关，若借不到关，还可以买关。借关，当然不能白借，最起码你得肩扛些特产或手拿个红包感谢一下，比方当下你与某官关系再好，人家给你做了件事，你怎么也得表示意思；买关更是有好处，盖个章，收若干服务费，以之办个“小金库”，年头福利或平时用钱都方便一些。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持关通驿者渐至泛滥。
明之小吏陈全之记载说：江苏淮扬驿递，在嘉靖初年，每年接牒大约三千，十几二十年后，数量突破万件，其中有多少是“公事公办”的呢？“法当入驿者，十无一二，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
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曾在广西游历。他之寻芳览胜，属“个人行为”，本来无权使用公家驿站，但是，他凭着地方官员赠送的“介绍信”，一路上招摇复逍遥，不仅动辄要使用夫役，还要求“百姓送鱼送肉，煮蛋献浆”。其在《粤西游日记》中曾不无得意地“夫子自道”：某日，其使用的夫役不胜其吆喝与鞭子抽逼，到得一村，乘机逃散，徐氏便挥舞关牒大呼小叫。村人早已遁走，只有一位负责驿传的老汉赶来，徐霞客自豪地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其子孙，不得不来。但村里男人都逃了，徐便抓了两个妇女让“二妇人代舆”。徐霞客自述得挺自豪，很自炫。一个文人尚且如此，前呼后拥的官吏就更不用说了。
清官海瑞曾对驿路上的腐败深恶痛绝，他曾痛陈：“驿传之害，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每年上万过官，每天近乎三百余人次，其中很多自然需要一把手亲迎亲送，那么县官还有多少时间来审案断狱、关心民生呢？海瑞做过县官府官，他有亲身体验，因此，他曾愤激地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官僚当了招待所长，百姓更当了冤大头，沉重的招待费都取之于“百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驿传之害，既损官员精力，使之难问大政；又损民众利益，使之负担加重，因此历代都不乏清醒人。海瑞曾对此搞过“专项整顿”，甚至动用刑具，亲自执惊堂木，审讯过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逼其交代介绍信的来历。海瑞此举，大快民心，却招致了官僚集团的群起反对，最后以海瑞辞职收场。其原因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达于上，过客（持关之官）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海瑞这话道出了实质，历来是百姓哓哓之口比不过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悄悄耳语。对那些下来嘬餐的人，稍有不周，则会“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所以为官者，莫不将接待工作当做头等大事，常常是“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相陪，亲自鞍前马后的。县官们呢，也乐于做“驿丞”，厚待过客，可使之向上美言，赢得上级的欢心，“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同时也“不过一签单而已”。
明末驿路腐败已触目惊心，崇祯皇帝曾痛下决心，下令砍掉三分之一的驿站。他的想法是：没有了驿站，看你到哪里去敲骨吸髓。他的这次“机构改革”促使大批驿卒下岗，这下岗的“干部”中有一个叫李自成，把人家的既得利益给剥夺了，他不造反吗？后来，李自成举旗反明。听说，崇祯皇帝还算得上个好皇帝，他既不好色，也不贪财，为政也不懈怠，但最后自缢于景山，失了江山。这恐怕怪不得他。因为一个制度如果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好比尾大不掉，养虎成患，不付出大代价恐怕扳不过来，而即使付出大代价，到最后也可能扳不过来了。
第20节：生命不息贪心不止(1)
11．生命不息贪心不止
如果你不觉得烦琐枯燥，那么翻读和珅的家产清单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关于和珅被抄的家产，正史、野史均有记载，如《和珅犯罪全档案》中附有《御览抄产单》，《庸庵等记》也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分门别类，数字巨大，真是惊人。
和珅家产清单都是一册长卷，没有超长篇幅难以容纳，此处不列珍贵大件，单表其衣食类器具等琐碎，《御览抄产单》中记其碗碟有：金碗碟4288件、银碗碟4288件，记其烟壶有：白玉鼻壶374个、汉玉鼻烟壶276个；而《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有：绸缎绫罗14300匹，各种粗细皮56000张，皮衣服1300件，棉夹单衣服5624件……
从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日食三餐，夜眠八尺，贪占这么多的东西有啥用处呢？吃饭之碗够用就行，哪里需要万来只？这些东西不易朽，好收藏，或者收藏之后还可增值，倒也罢了，可是那些衣饰之物，久藏易失光华而腐烂，实非可藏品，和珅却动辄占上万匹，粗细皮竟然近6万张，用又用不着，穿又穿不了，弄那么多干啥呢？
我们这般升斗小民去度贪官之腹，总是以实用够用作推论之基点，以为赚钱赚物能保证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便心满意足，若还略有节余便是富翁，欣欣然可当太爷。但人之贪心永无止境。晋武帝后宫有妃2万余人，唐明皇后宫兴盛时达4万人，储女如此之多，隔三差五还赴民间采选，龙体仅此一具，哪里一一幸得过来？皇帝老爷之贪不是实用够用能够圆说的，其更在乎皇权皇威等抽象意义上的感受。富翁赚钱，越赚越多，多不可数，赚到后来，钱不过是个概念了。比尔?盖茨富甲天下，此生怎么也花不完，但一点也不能遏止其更富之欲念。人同此心，贪官贪兴一发，贪到后来，可能其贪不在于贪物，而在于贪趣，从物质的满足升华到精神享受之层面上去了。
前不久，媒体曝光了某地某贪官，此公金也要银也要铜也要铁也要，在其被查抄的清单里，赫然有一辆推土机。一个当官的，天天坐办公室，推土机摆在那里纯粹是个废物，然这废物别人得不到，只有有权者才有人送，所以，推土机就成为了拥有权力的象征，此公之贪，就绝对不在乎物质层面上的实用，而上升到难以遏制的精神陶醉之中了。
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贪欲，得陇望蜀，水涨船高，水越涨船越高。明宗室之朱载育撰有十不足歌，道着了难足之人心：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第21节：生命不息贪心不止(2)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朝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朱氏以为，人不到大限死时，人心永远膨胀；贪官也是如此，若不将其贪手切断，他哪里有个止时？和珅若不被“双规”、“正法”，那些碗碟、衣饰还将绵绵不断地被收入箧中。
和珅所处的时代物质匮乏，娱乐尤少，烧钱之事无非穿衣吃饭，娶亲养妓，其贪钱贪物易于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而当今，烧钱之处多矣，烧钱之火大矣，物质尚不足以填欲壑，遑论精神享受？今之贪官，一贪动辄上千万，在我们看来，难以想象其钱怎么花，其实在那些高层次的贪官里头，这百万千万还经不起几番折腾的，若以为他们贪了这许多就会罢手，那肯定大错特错了。
第22节：谁可笑话金花银
12．谁可笑话金花银
明朝的“财政预算法”内有一种名目为金花银的专项预算，是专供皇帝散漫使钱的，名目的立项因由类似于当今的财政备用金。当然两者是大不同的，备用金名义依然姓公，而金花银则名实皆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税，也莫非王财，干吗要单设这金花银呢？虽说所有的财政税收都是皇家的私囊，但毕竟不能单由皇帝独占独享。他要猛士守四方，得安排军事预算；他要干部佐天下，也得支付行政成本。皇家事业，细分之，不止千万种，到处都是“要钱才能做事”的，“各部门的干部”也都是。多给钱多办事，少给钱少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皇家税收，也是一种“公共财政”。从理论上讲，皇帝要用钱是可以“自己用钱自己划”的，但每次用钱都要走“立项、考察、批字”的程序，麻烦得很，不如在预算中设立“皇帝基金”来得爽。所以，明朝立了一条祖制，国库每年须安排专项资金供皇帝私用，号称金花银，基数是100万两，每年按比例递增。100万两银看起来并不多，却是400万石米，而且其他各类皇帝私用的东西，如车子房子之类支出，阉竖丫鬟之类开支，皇后妃子之类开销等等，另有预算，不在金花银使用之列。这笔钱专供皇帝吃喝玩乐，数目也是吓人的。
这个金花银，在天下承平国库充盈之际，也许算不上什么事，皇上大手大脚带头消费，也能以消费促进生产，带动很多事业发展的嘛！但在天下饥饿、社稷动摇之时，应当压缩这笔非生产性开支。因为家国是皮，金花银是毛，先要有皮存，才能有毛附，如果皮都没有了，那只能是“一地鸡毛”了。要使金花银久有，先要使家天下久安。家天下是本上之本，金花银是末上之末，要爱金花银先得爱家天下，要保金花银也先得保家天下。这道理实在太浅了，但怪哉的是，明朝有几个“一把手”一点也不明白。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者多矣，但皇帝当守财奴，不保江山却要死保几个小钱的则很罕见，明神宗父子就是这类“稀货”。
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已觊觎明朝江山很久了，举兵攻打辽东，那边渔阳鼙鼓动地来，这边却缺粮缺饷，无力作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没有粮草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明神宗每日依然饮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前方将官三番五次向其告急，请求增拨军饷，而明神宗自始至终不给回音。军情紧迫，国库空空，主管财政的户部官员只好先斩后奏，也算是违反“预算法”吧，挪用了5万两金花银替辽东战事救火。不料，人家要他江山他不理，人家要他的金花银就好像要了他的命根子。这个十数年深居深宫不问朝政不批公文的明神宗对此反应甚快，立刻下诏痛责户部和兵部：“今将金花银两，未经提请明白，擅自借用，是何体制？”上纲上线，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尔来各官不遵国宪，肆意要挟，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该司官且罚俸一年，以后如再仍前逭者，查治不宥。”不惜江山这个真正命根子，而死也不准谁动他“游玩娱乐资金”的一根毛。
如果说努尔哈赤初扰辽东是秋风起于草木，让鼠目寸光的明神宗看不到掘墓人掘墓来了，但其子朱常洛上任后，形势十分危急，是完全看得到末日临头的。朱常洛即位不久，天下大饥，民不聊生，民怨蜂起，李自成的反旗猎猎作响，辽东战事频频告急。斯时国库告空，无银可支，各“部门”都压缩银根，唯有这个金花银增势强劲。见此，有大臣名周瑞者建议：停拨金花银，以赈灾济边。此本是耿耿忠心为明图，朱常洛一听这话却火冒三丈，对周氏打领导主意的提法大动肝火：“此银两原系祖制进内，周瑞擅请停用，为大不敬。本当廷杖，念即位之初，姑从轻，降一级调用。”宁失江山不失财，朱常洛更有乃父之风！惜乎23年后，清军打进了北京城，朱氏皇朝保不住了，不知他们到哪里去弄“金花银”的财政预算了。明之掘墓人在明宫中见到了大量白花花、金灿灿的银锭，每锭重达三四百两。站在这堆神宗父子舍不得作军饷的金花银面前，掘墓者清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嘲之曰：“明宫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
历史往往是重复的。猴子笑话兔子没尾巴，不知猴子尾巴比兔子也长不了多少。不愿将金花银作军饷的明朝被当做了笑话，不料，清朝也被后人笑话了。清末的慈禧太后不但不肯捐出金花银作军饷，反而将大笔建设海军的军饷挪用，做她盛况空前的六十大寿，结果也把皇朝玩完了，金花银自然更没得玩了。在金花银这事上，慈禧太后的老祖宗曾笑话过明神宗父子，不知道其老祖宗看到慈禧太后之后，还能笑话否？
第23节：向北宋人民学习
13．向北宋人民学习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这是北宋奸臣兼贪官蔡京“伸手被捉”后写的“我的沉痛反思”的“检讨书”，“检讨书”虽然“很不深刻”，还在那里念念不忘荣华富贵，但是在皇帝那一把手那里，已是过了“思想关”。皇恩浩荡，没判蔡京死刑，只是判了一个类似“死缓”的流刑，发配到岭南韶关去“劳动改造”。
但是蔡京刚走一半的路程，就在长沙被百姓判了“死刑”。王明清《挥尘后录》中记载了蔡京之死：“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蔡京穷饿而死？不，不是穷死的，是饿死的。
蔡京被流放，开始时还是很讲“高级干部”派头的，身边还带着三个女人。他把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在蔡京看来，钱能通神，没有了权，只要有钱，什么事摆不平？贪官们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在有权之时肆无忌惮地弄钱，为的就是退下来后依然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有阿堵物做底，判刑也算不上什么！大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蔡京被流放了，还想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他低估了北宋人民的“反腐觉悟”。北宋人民个个都需要钱，与蔡京相比，北宋人民更需要钱，但是个个都不要那腐败的“臭钱”。都说商人唯利是图，都说商人见利忘义，但是北宋的商人取义弃利，以其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的态度树立了可堪一记的形象。听说是蔡京来了，开旅社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开餐”，开小商品百货店的也不卖他一块饼干、一听罐头，开再高的价也不卖。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外无家”。三千里的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死了。
到了被“双规”之后，甚至到了被判刑之后，蔡京依然还可船装金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是如此巨大，可是居然没有被判死刑。也许北宋的理论家是如此“理论”的：蔡京所贪数额虽然巨大，但他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情节不算严重。是的是的，腐败亡国，也肯定不是腐败分子直接亡的国。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也许蔡京之死，老百姓罪不可赦。他是老百姓害死的，北宋的老百姓不讲“人道”哪！怎么能让人活活饿死？然而，你也不能把老百姓怎么样，没谁直接把蔡京杀头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反腐倡廉的真正力量。北宋人民在反腐败里的表现，或许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外的反腐败力量，只有全民形成反腐意识，全民形成反腐氛围，才能让腐败分子胆寒，让腐败分子真正忏悔。事实上，蔡京以前对此一直没有“深刻认识”，到了长沙，即将饿死，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如果我们对腐败分子，像北宋人民一样，同仇敌忾，像打过街老鼠一样，那么腐败分子便无法生存，或许当有所收敛。
第24节：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有人说，人人恨腐败，但能够腐败个个都腐败，腐败有利益啊，所以才有所谓利益共同体。这么说来，是不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反腐败？北宋人民给我们做了响亮的回答：不！腐败给你分一杯粥，你要不要？我们北宋人民不要。如是，我们应当向北宋人民学习，腐败得来的钱，出价再高给钱再多，我们都不要！
14．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非银信时代，有钱真的什么都成问题。比如说严嵩吧，一坨一坨的黄金、一堆一堆的白银堆积如山，总不能摆在大街上啊，严嵩在京都、在老家挖的“地下金库”都有好几处，这无疑增加了“理财成本”。要是现在多好，“数字化处理”一下，化做几张卡，随便往旮旯里一塞，神鬼莫测，谁都寻不到。历史书上，贪官与清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贪官是九个指头，清官是一个指头，可谓是贪官如云。从技术层面来讲，黄金白银无法“数字化处理”肯定是一大原因。那么多的黄金白银摆在那里，总容易被暴露、被发现。现在能够“数字化”了，所以贪官暴露的几率就少多了。
非银信时代的会计本来不太重要，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今天挖了一担红薯，明后天就吃完了，不需要记账的。借地主三斗米，借邻居半升粮，陈芝麻烂谷子就那么几个数字，用脑瓜子记一下就足够了，况且地主家自有记账，邻居家比你记得更牢。但会计问题对于有钱人家特别是贪官们来说，关系到贪污的“安全系数”问题。危险首先来自于“会计问题”。此话怎讲？比如甲送了你黄金百两，你必须记得给予回报，或者给他顶官帽，或者给他办个执照，或者要把他那只踏进牢房的前脚救出来。如果人家给了你黄金，而你不记得，那不干起仗来？这等于到超市，顾客已经付了款，店家却不给货物，要么会发生“治安纠纷”，要么会发生“刑事案件”，总之，人家不会善罢甘休。一拨一拨的人排着队伍送的黄金、白银，送的古董、字画……谁是天才，能够不差分毫都记在脑瓜里？那么多人“送礼”，得一一记着，好给人家“还礼”。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必须记好账。
会计是门学问。比如怎么记账就需要动脑筋了，从财政里提了一大笔钱去澳门赌一把，剩下个人空手回来，如何入账？得靠会计“转圜”。甲送来金樽一座，乙送来轿车一辆，丙送来钞票一麻袋，不能就这么记账啊，万一抄了家，这么明明白白哪行？最少要给办案增加点难度嘛。和珅是这么记的：甲，笔一枝；乙，墨一盒；丙，宣纸一扎。墨是什么，笔是什么，宣纸是什么？只有和大人知道。这墨啊笔啊宣纸啊，只是违点纪，够不上违法吧，况且这是“雅好”，当发扬才是。所以和大人在犯事之后敢一股脑把自家账簿呈“纪检检察”审核，并自供云：“奴才家资金银财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把原始账目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只是这时的和大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傻，他在自己的“自供状”后面画蛇添足写了一笔：“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盒的暗号。”再查，到处是笔一枝、墨一盒啊。皇上就问：不就练个书法吗，哪里要那么多可以供写千年的笔墨纸砚？
第25节：口碑是个风碑(1)
跟嘉庆一样傻问的还有明朝孝宗皇帝。给孝宗皇帝当“生活秘书”的太监李广，此公利用在领导身边的“职务之便”，在“专盐利巨万”的“官倒”之余，还大肆受贿，“四方争纳贿赂”。一个“四方”，一个“争纳”，就迫使李太监不能不建立“会计制度”，那么多人送钱，送那么多的钱，当然不可以是一笔“糊涂账”。李太监是这么记的：A尚书，黄米百石；B御史，白米千石；C巡抚，黄精一干；D断事司，白蜡一方。孝宗皇帝看不懂，扳着指头加减乘除，日进黄米白米千百石，月进黄米白米千万石。于是他就惊呼道：“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在孝宗皇帝看来，黄金万两，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天天进那么多的“黄米白米”，肚子哪里装得下？看到孝宗皇帝真是不懂，下边的人就给皇上上了一堂“会计课”：“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黄精即黄金，白蜡即白银。”“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干，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
15．口碑是个风碑
都说众口铄金，口水能够淹死人，但好像再多的口水也淹死不了官场上的伪君子。
老百姓的期望其实不高，对于那些大肆贪污而且人人皆知却没有被查出来的贪官，只是要求他别那样虚伪透顶，别那么让人反胃作呕。下午还在会上通过麦克风大喊特喊“坚决反对跑官要官”，晚上就收了跑官要官者上百万的钱财。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活着总要留个好“口风”嘛，但这些贪官污吏横竖不顾，台上反腐报告照念，报上反腐文章照写，而床上腐臭的事情照干，手上铜臭的东西照拿。对此，我原先一直不太理解，名利双收，名在利前，哪里如此不要脸呢？我读了清朝官场大官兼学术大家王鸣盛的高论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家伙是利也要，名也要，而且要的是切近的利与千古的名，能够要到这样的名利，其途径就是“台上拍着桌面骂腐败，台下钻入桌底搞腐败”。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今上海），乾隆时期的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以光禄寺卿“光荣退休”，没出事，爽。其生而敏慧，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识数百字，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天纵了其才，自然就是一方面给了他能够大贪特贪的搞贪污资格，一方面也给了大唱特唱的唱高调资质。这人贪名与文名齐飞，他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经当过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一个大富之家的家庭塾师。这个大富之家，朱漆红门，富丽无比；楼堂馆所，富贵逼人，让这个王鸣盛羡慕流涎。据说，他每天早晨从自家来到这“豪门”，“必双手作搂物状”，天天如此，几年一贯如此，有人不解，这是为何？王鸣盛也不瞒人，心直口快地说：“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
第26节：口碑是个风碑(2)
这个对金钱财气爱得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到了官场，会是个什么好货色吗？真个是大钱大贪，小钱小贪，有贪尽贪，无所不贪。但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做起“纪检工作”的报告来，做起“廉政方面”的文章来却是义愤填膺、唾沫四飞，比谁都正直，比谁都慷慨，比谁都大义凛然……对此，有人当面质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这个王鸣盛如何回答呢？想起来这个王某也算是个“真流氓”的，他坦荡荡、笑哈哈地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章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某“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孔子是“述而不作”，好像是只讲“口碑”的，但是，如果没人将孔子之“口述”形诸文字，他会成为中国的一座“丰碑”吗？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立，都得通过立言才能立得起来，其他的“立”可在当时“立”一下，要永“立”不朽，恐怕难。在王鸣盛看来，口碑是个什么碑？不是丰碑，只是风碑。口碑者，口风而已，将碑勒刻在“风”上，一瞬间也就随风而逝了，到哪儿去“捕风捉影”？没谁能够捕到风，没谁能捉到影！“贪鄙不过一时之嘲”，我口碑很差，无所谓的啦，一者，咱这官五年一届，三年一换，你爱吐口水你就吐吧，袋子装满了我就走人；二者，好话三天，丑话三天，三天过了，则进入历史，历史不能“空口无凭”的啦，历史只看“文物文献”的啦。我把我的“反腐败报告”做得铿锵有力，我把我的“反腐败文章”做得气贯长虹，后来人谁去听“口风”，到哪里去听“口风”？只是翻文字档案嘛，只是读纸上文章嘛。看我的报告，读我的文章：呀，这里有个好官呀。自然是“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正因为贪官有这种“不顾一时之物议，要立千秋之伟名”的“理想”，所以，他们搞腐败还是照样搞，反腐败还是照样反，唱高调还是照样要唱。你觉得这样的“分裂人格”太无耻、这样的“两重人格”太恶心，那你耻笑吧，那你就恶心吧，他那头是：揪出来固然成为笑柄，没揪出来则永远成为丰碑。而且他觉得他成为丰碑的几率肯定是大大大于成为笑柄的几率的，所以他就厚一时脸皮，谋千秋“英名”。
第27节：纪检封口费(1)
16．纪检封口费
权力，只要是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敢于运用、善于运用，就都可成为权利，也就是说，权力都可以变现为权利。过去读书的时候，该用权利的时候我写成了权力，该用权力的时候，我弄成了权利，老师给我打了一把红叉，那红叉很大。那时，我是很服老师的，但现在，如果老师还这样给我打叉的话，我就会给他打一个反叉。权力与权利可以通假嘛。
有正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正大红叉，就有反大红叉；有正权力，就有反权力。世界总是这样，阴阳从不两隔，阴阳总是两通。比如说吧，用人权、人事权、财政权、行政权等等，这些都是正权力，但必须设计一种反权力，这就是纪律检查权、作风监察权、民主监督权等等，这些都是反权力。专与权力作对，想来死路一条，确实也多是死路，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也是漂起了历史之橹的。青史册上，隔一页两页，就有反权力者的骸骨触目惊心地、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世界是辩证的，正权力是权力，反权力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都可以在脖子上绾结一条“金利来”，正反权力都是一条“金项链”或者“银项链”。
1909年的《神州日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员御史大人，只见他老人家左手一只笔，右手一只笔，左手写的是价格：“收到规元5000两”，右手写的是弹章：“弹劾某某书”。这漫画的意思是，这份弹劾书价值五千两银子，如果被弹劾者对这位御史大人的钱给足了，那么这份奏章就不是上了，要上也是上天言好事去；如果不给，或者不给足，那么，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据说，这幅漫画跟袁世凯同志有点瓜葛。袁氏那时候还没当皇帝，不但没当皇帝，相反，还受皇帝的管制。那年他50大寿，风头正旺，大大地操办了一场大宴席，没想到御史赵春霖给他参了一本。慈禧太后把他喊到金銮殿里臭骂了一顿，老袁吓了一大跳，他谢罪出宫时还摔了一跤，老袁于是觉得反权力也不可小觑。如何把反权力再策反过来呢？老袁想我们煤矿老板百把年想出封口费这一招。御史不就是言官么，言官不就是嘴巴官么？把这些官的嘴巴封上，一般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如皇帝，一把刀架脖子上，连脑袋带嘴巴一并割下，“找狗吃了”，这办法解决得最为彻底，但这时候的袁世凯还不是皇帝，他还没资格运用这法子；二是如凤辣子，往焦大嘴巴里塞一团马粪，但袁世凯这招也用不上，凤辣子这招是对付自家奴才的，御史显然不是老袁的家仆；三是如煤矿老板，给一笔银子，则万事大吉。袁世凯运用的是第三种办法，效果还真不错。
其实，封口费的首创权，既不是煤矿老板，也不是袁世凯，到底是谁？估计难考，但至少在道光年间，就已经风行天下了。当时不叫封口费，而是叫做卖奏费，大凡官员犯了渎职罪、贪腐案以及作风问题，侦知御史言官等纪检委员监察委员准备给他整理材料了，就赶紧到银行里取出一笔或者匿名或者化名或者以亲属名义而存下的存款，送到御史与言官家里去，买下他们的沉默权。沉默真的是金啊！沉默值多少金？这不能一概而论，一看言官的嘴巴与胃口，嘴巴一直大的，胃口渐渐大的，那就多值几金；二看犯案轻重，轻者自然低一些，重者肯定高许多，但大体上还是有个范围的。法律处以罚金，都有1万到10万不等的空间，卖奏费自然也有个自由裁量，大致区域是数十金到数千金。几十金看来比较低，但再低，新闻封口费与比新闻发表而得到的稿费绝对要高许多倍的。
第28节：纪检封口费(2)
言官与御史耍的是嘴皮子与笔杆子，历来都是比较尴尬的，称得上是个危险工种（这还得区分体制外与体制内，体制外耍嘴皮子与笔杆子，危险系数几近九成九，体制内的，危险程度要低）。朱元璋是特别重视体制内这一工种的，虽然给这一工作的级别安排远不如当下，在中央那一级，老朱一般都是给做七品官安排，多么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但老朱很聪明，聪明就聪明在，一者给其低级别，使他们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干得好，干三五几年，老朱大都是给他们升一级，空降地方去做要员，所以他们的劲头就十足。要是级别本来很高，他们哪有干劲？二是给了他们特殊的权力，言官不加诛，言官直接对皇上负责，不受其他人监督，有这两条，那权力也相当了得了。
看来，监察与监督历来都是有些法外特权的。体制内的监督虽然有时有虚设之讥，但如果他要做棍子来使的时候，打起人来也是伤筋动骨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设置，几乎都是只有他监督别人，而没人可以监督他。在清代，被查出的贪污、渎职、行贿受贿等案子也常有所闻，但几乎都是正权力惹的祸，而那些封口费与卖奏费等纪检监察等反权力的腐败案，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被处理的几无所闻。所以，卖奏费就大行其道，这样，正权力与反权力狼狈成奸，形成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双赢”局面。腐败与反腐败都“奋斗”在同一条腐败的战壕里，成为生死相依、利益均沾的战友，结伙奋挖大清王朝的墙脚。
正因真记者可以轻松获得封口费，所以催生了许多假记者也去弄封口费，也正因体制内监督不受监督而可以比较安全地获取卖奏费，所以也催生了许多体制外的监督去弄取卖奏费。士大夫最是忧谗畏讥，太监恰恰在领导身边，最善谗讥，所以许多官员还得给编外纪检的太监封口费。这里且说个侧面封口费的逸事吧。
清朝太监有个开骂权，常常骂进殿官员是“混账王八蛋”。当领导的却挨太监骂，耻辱啊！为了不挨骂，那得给太监封口费，价格是一字一百两，清末翰林刘廷荣将挨骂了，赶紧取款，但款不够，只筹集了300两，结果被挨骂了两个字——“混账”，后面“王八蛋”三个字，太监没骂出口，因为被那300两给“封”了。这情形，跟罪级打折、跟弹劾打折是相同的：给足了买罪费，有罪就没罪。买罪费打了折，那么刑罪也打折，实刑给判缓刑。给足了封口费，应该弹劾就不弹劾了。封口费打了折，那么应重弹劾的，轻描淡写、敷衍着弹劾算了。
第29节：无雅只有贿(1)
17．无雅只有贿
晚清的端方根正苗红，是满洲正白旗人，得益于出身好、血统纯，其位爬得高，升得快，由工部主事官至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再任南北洋大臣。这个人从政简历无甚可奇，官里为官，学里为学，没啥稀奇的。可奇的是他还是个学者型领导，在官界他是学者，在学界他是官人，人物辞典里称他：“精金石学，收藏甚富，有《陶斋金石记》。”
端方收藏确实甚富，有佳话流传：他那京城里的侯门深院，墙头四壁都竖满了奇石异碑，有唐石，有汉碑，清朝的文物可能有一小半堆在他家里头了。“入其中者，阴森欲绝”。其中有宋代一块巨石，立于中庭，“黝黑，高与檐齐，颇类屏风”。有位太史曾经造访，献言说，“不揣谫陋，愿留一额”。端方以为这位太史准备来拍马屁了，“甚喜”，马上准备纸笔叫太史题词，太史说了，可以题四字“邱墓之间”。
家里藏着那么多的汉碑唐石，其实是满屋子的检举信。赝品也好，真品也好，这么多的石头都是烧钱的货，靠工资单上那几个钱，哪能把如许金石搬到家来？但端方把这些东西搬到家来了，不但没成为检举信，反而成了他的贴金箔，时人与后人给他送了一顶学者的帽子、儒雅的领带，虽然胸脯以下是满身的铜臭，而其大头像确是蛮像样的了。不仅他自己“好滑稽，自称名士”，他人也称其是什么什么家了。
雅官与俗官，有甚区别？区别是有的。望文生义，一雅一俗嘛，字面区别之下面，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别，那就是受贿的方式大不同，受贿时刻的脸色大不同。向俗官行贿，干脆得很，一手掏钱，一手交钱，则贸易成功；向雅官行贿，可不能这么实打实、现对现。人家很讲清誉的，他那里是有牌坊的，“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含愠带怒，让你显得无比低下，从而把他衬托得无比高尚。端方对走夜路到他家的人，就特别喜欢来这一句，算是口头禅。端方初任江苏巡抚，来拜码头的，如鱼贯如虾列，如蚂蚁搬家成线，如老鼠出洞成排。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领导初到一地，谁不想在领导面前争取到第一排露脸，争取当第一个心腹？可是初到端方家来行贿者，一开始被他那满堂正气镇住了：“你给我行贿来了是不是？那好，全部给我送纪检会去。”端方那时的纪检会是公堂，所以他把所有贿物一并给收了，全部送到公堂里，“凡属吏入谒时，欲市官声，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留用”。
这真把人给镇住了，把礼品礼物都摆放在公堂里，行贿者不尴尬死了？一传十，十传百，清官之声誉日炽。以后的人呢，往他家里“汇报工作”都不带东西了，可是很多人发现，只带一副空脚板与一张空嘴巴到端方家去的情形更难堪，“凡不纳包苴者，对之有怒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往别人家里去，第一桩事情是看主人的脸色，主人看你进门就满脸怒气，好受么？那些带包苴入屋者，虽然挨骂，挨的是“你这个小鬼啊”似的骂，骂里头全是爱怜；包苴被送到公堂（这包苴只是祭神的牺牲，祭了之后全可由祭者受用了的）也很难堪，但通过你的受辱给领导长了脸，也算是物质与精神双行贿了。没带包苴者挨骂，那可不是似嗔模样了，是发真脾气了。从箱里拿贿款难，向领导去行贿更难，向端方这种学者型兼儒雅型的领导行贿难上加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官吏都是人精，都非常聪明的，想出个好法子，“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带两份礼品去，一份扁瘪瘪的，去给领导长脸色，由端方送到公堂里去；一份胀鼓鼓的，去给领导充宦囊。
第30节：无雅只有贿(2)
给这些雅官行贿，比给俗官行贿得多转一道弯，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票子，而且得有脑子，这是就行贿的方式而言的。其实，在行贿的内容上，也与俗官不同，给俗官行贿非常简单省事，一个红包搞定。给雅官呢？不同了，要送书法，要送陶罐，要送唐砖汉瓦，要送《清明上河图》……端方是金石学家，所以要多送金石之类的古董。《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云：“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攫取赃物也。”端方看到下属家有存物，就要“借去一览”，那借是什么借呢？老虎借猪。端方接见下面来汇报工作的官吏，末了，总要问一句，你那有甚好文物否？带我去欣赏欣赏？下属欣然会意；碰到那些来批办项目的老板，他总要带老板来参观他的博物馆，让这些人精们心领神会……
你以为端方真的懂什么金石么？“其实，端于此道盲人瞎马，唯二三幕宾之言而听”，这些幕宾懂么？“而幕友中如沈幼彦、王孝禹辈亦非于此中三昧”。所以端方家里所垂挂的书画、所堆放的金石，“砂石并下，赝鼎鱼目”，书画品虽多，“端知慕名而已，而某家如何落笔，成何派头……均属茫然”。
官家啥都不懂，却要装出一副行家的模样，而且要著书立说，所为者何？机关在这里，“又于藩署旁开一古玩店，中所列皆端家私物。某价若干，标明物上”。这样呢，买者豪气冲天，一分价也不还，买下，送往端家。然后，端家又把这文物放到古玩店里去再由人买。再放再买，再买再放，循环往复，无限循环。这种买卖，要甚文物？石头就可以了。
端方常对人说其谋贿避罪之道，“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罪而加罪于我”。夫子自道，一语破了机关。时人做了一副嵌名联，戳穿了这位学者型领导行为既不端人品更不方的真面目，上联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下联是：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第31节：吕主事的贪道
18．吕主事的贪道
贪官的钱好比牌桌的数，财产总是不明焉。牌桌上，输的说输了蛮多，赢的说赢得很少，都是对不起数的；行贿的说行了很多，受贿的说没得那么多，也是对不起数的。赌与贪都是一个样么？也不一定。赌输的，把数字夸大，博得可怜；赌赢的，将数目缩小，轻招妒恨；行贿的，确实是那么多，受贿的也常常只是实得那个数，那么其他钱哪儿去了？打点去了也。
明朝小说《醉醒石》里有个人物叫吕主事，本是个乡绅。他当乡绅那地痞地霸时节用的是恶贪法，“拿着强盗，是他生意到了，遇到土豪，是他诈钱桩儿，替他追债负，不顾百姓遭殃”。总之是贪得很，贪得不吐骨头。这等贪法实不得法，招致人人恨，个个骂。后来“用了千金，讨得个仪真知县”，在官场里一经历练，解放了贪思，更新了贪念，运用的是善贪之法，变得会贪，能贪。虽然还是不顾百姓遭殃，但在百姓之外的人群层面，已是博得好人缘，上级对他频颔首，同僚对他笑嘻嘻，下属对他敬如爹。其实，他也没什么高招，说白了也无甚可奇，无非是：个人吃了烂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贪有个定例，那就是七三开，自己得七，其他三份，与人分成。“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贪来的钱，很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贿与受贿，只是送者与受者之间点对点，这样的钱本来可以一兜兜了，用不着分成的，但吕主事却不全得，都与人分一杯羹。那些房地产开发、楼堂馆所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等等重点工程，一个人贪污不了，得团结合作，更要注意见者有份。
这个七三开，吕主事也是有比较科学的分配方案的，这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大官大得，同级小得，小吏也有得。大体上是，上面占1.5个点，同僚占1个点，下面书吏、会计、出纳、在办公室专门守电话的，也占0.5。“捞得两只肥鸡，母的宰了，公的送爷报晓”。既打点直接领导，管他的那一级，又打点京中大官，管他上级的上级。在处理这三分上，吕主事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上级与同僚用的是现金，用书帕包了直接送去。对那些书吏之类不是官的官，他不用票子，而是时不时请一回客，不去馆子请，不公款签单，而是把大家喊到家里来吃一顿，联络联络感情，加深加深友谊，还时不时每人给包烟给瓶酒给袋土特产什么的带回去。这么一操作，自己得了最大一头，虽然上上下下合起来还没他一半的一半，但是，赢得了满堂喝彩。上级赞他会办事，主政有方；同僚称他工作有魄力，没有比与吕县长合作共事更愉快的了；下面的人尤其感恩戴德，歌颂他是天下第一好领导。
出干部，有三种出法，一是领导出干部，上面领导喜欢你，你自然就可以出干部了；二是团结出干部，同僚间不扯皮、不拆台，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三是群众基础出干部，群众（这里的所谓群众是狭义上的群众，从目前来讲，专指有投票权的、上面来考察时要找他谈话的那群人）反映好，不切齿骂，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这三种出干部法里，其法力是依次递减的，递减幅度是直线下降的。领导出干部，这法子法力无边，到群众出干部，已是法力若有若无。吕主事的三分分配法是三种方法都运用，三管齐下，一路高飙。三管虽然齐下，他当然得讲究轻重主次，谁多送谁少送，他是完全依照这种法力递减规律来安排的，所以是最科学、最经济，也是最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吕主事从一个连公务员资格都没有的乡绅一跃为县长，再一跃当上了京官，解决职级待遇后，到了最有油水的税务局当大官去了。
盗有道，贪亦有道。做贼，是下三烂的勾当，但什么可盗，什么不可盗；盗到了手，踩点侦探的，通风报信的，站岗放哨的，指挥挂帅的，执行操作的，如何分配？这都是有规矩、有规则的。而做贪，是上层建筑的高智力活动，当然更有理论，更得有道与术。
贪腐是一个长链条，贪前、贪中、贪后，哪一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许多贪官给自己约法三章：事情办不成的不要，嘴风不紧的不要；现金的不要，要古董；在职时不要，退休后要当顾问。他们给自己定下规矩，或者是三要三不要，或者是四收四不收，或者是五贪五不贪，有章法有原则，很讲道义的。这些原则与道义在贪前与贪中这两个链条里遵守着。吕主事贪前贪中怎么搞的，不清楚，他给我们提供的道术，是贪腐后的善后工作原则。有些初事贪腐者，往往懂得贪前贪中之规则，贪后呢，穷吃恶吃，悉数通吃，吃到自己肚子里，一分钱也不再吐出。所以上面要抓，同僚要拱，下面要举报，自己还没怎么贪出味道来就已被揪了出来。那叫傻贪、蠢贪，这样的贪法，贪了一回，难得二回。吕主事的贪道，贪口大的，吐口小的，与人方便，才是自己方便。如此贪法，才有可能一贪二贪，三贪四贪，才可以贪到“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再以公家的权弄公家的钱”之高境界里去。
为什么会边腐边升？为什么能够小贪会变大贪？因为他懂贪术，有贪道也，所以才如此贪滚贪、利滚利、官滚官、权滚权，一路圆圆地快滚。这么一路滚，为什么又不滚蛋呢？很简单，他已经滚成了钢球铁蛋，滚成了官场琉璃蛋也。
第32节：一个鸡蛋叹三叹(1)
19．一个鸡蛋叹三叹
政府采购价也许都是贵的，从古到今好像莫不如此。譬如一个鸡蛋，光绪年间的市场价格是，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而政府采购呢，却是价达30两一个。有好事者按照购买力计算了，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0元才能买个鸡蛋，这不吓死人吗？但是，东西再贵皇帝也要吃啊，也吃得起，这好比说，五六十元一包的烟，某些领导一天也要抽两三包的，五六百元一瓶的酒，某些领导一餐也要喝半瓶一瓶的。只要是政府埋单，没有什么吃不起的。
光绪皇帝消费观念也许挺先进，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才有派嘛。鸡蛋当然也有营养，但胆固醇挺高，多吃有害健康，但因为鸡蛋贵，所以再有害也要吃。光绪皇帝“日必食鸡子四枚”。四枚鸡蛋的政府采购价是多少呢？“御膳房开价至三十四两”。这价格当然是单价。每天单是吃鸡蛋，光绪皇帝耗费纳税人的税收就是20000来元。这么贵，光绪皇帝心里就喜滋滋的，这样高消费的，天下有几？就他一个嘛。所以，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他的老师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让领导永远保持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臣子的天职，所以这个翁同龢就回答说：“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南亭笔记》卷11）
鸡蛋一入政府采购，何其贵也；天下都知道谷贱麦贱鸡蛋贱，凡是农产品都贱，何以领导不知也？战国时期的邹忌就已经懂得了“王之蔽甚矣”，历经数千年依然如此，政治之疾何其久也。
一个鸡蛋可以引发无数叹惋，鄙人不才，只有三叹。
一叹者，欺君之罪，素为死罪，然而欺君者何多也，他们活得多么欢蹦乱跳！把欺君定罪，一定则定为死罪，想起来也不单是维护皇帝的“僧面佛面”吧。
街头牛二都不容许有人骗他，何况皇帝？你骗起皇帝来了？杀！皇帝的面子自然也是要紧，但，这里还有国策大问题的。皇帝是常常要出国策来治国的，所有的国策出台，都必须源自真实，下面若是把情况乱报一气，那不害死人吗？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是百万斤，天下就会遭殃啊。所以，把欺君定为死罪，既关皇帝那块脸皮，更关百姓生死大事，自有其合理之处的。然而，历朝都把欺君定为不可赦免的死罪，可是文武百官常常犯此大罪，却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个鸡蛋，不足一文，却大家都齐心协力欺骗皇帝老子，不是什么罪也没有么？村骗乡，乡骗县……这骗不是没有法律管，统计都是立了法的，可是，谁以骗而定过罪，入过狱，吃过子弹？
第33节：一个鸡蛋叹三叹(2)
二叹者，万千愚氓群众，千万社会精英，却无一个说真话的么？皇帝赤身裸体，穿行于街市，无数人都捧，可是终究有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光绪吃的明明是“臭鸡蛋”，却人人都说他是吃“高丽参”，没一人给个真话。光绪问翁同龢吃不吃鸡蛋的时候，旁边还有许多人的，那些人都捏着一把汗，生怕翁同龢说出了鸡蛋的真实价格。而翁同龢对着皇帝说假话后，这些以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自命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向老翁同志夸奖：“闻者咸服其善于辞令。”翁同龢是个“软骨头”，《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说他是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的。他把跪拜之礼当体操锻炼身体，但他是帝王师，职业使他很有“傲骨”的，一般人不跪，跪的不是一般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要跪只跪一把手。“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入报帝。”（《四朝佚闻》）你跟我闹别扭，敢与我持“不同意见”，我到皇帝那里告状去，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从这里看这个翁同龢是不怕得罪同志们的，可是一个鸡蛋干吗让他如此显示出一副“奴才相”呢？摆在翁同龢面前的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块泰山磐石，那就是官场生态。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去碰“石头”呢？如果把“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捅了出来，你就是潜规则的死敌，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没法在官场里混下去了。
三叹者，这改革、那改革，“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牵系到官场利益格局，有谁来改革修理？翁同龢比起那个“老不死”的慈禧太后来，算得上是个改革派。他当的是光绪“中心组”讲师团首席讲师，天天在旁边向光绪搞“一家讲坛”，向他灌输改革理论。他引荐了激进改革派的康有为给光绪，配合老康拿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起意再弄个大盛世，总之是信心满满，特想依靠改革来“中兴”一番的。然则，这个翁同龢对官场痼疾却根本就没想到也来改革一下。御膳房采购鸡蛋，把价格弄得惊人的高，翁同龢不知道这里的猫腻么？不知道这里的腐败么？可是这事情事关领导的“切身利益”。“领导利益无小事”，谁敢触犯？掀开这块遮羞布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是因为只要翁同龢说一句话，光绪成立专案组什么的，这腐败也许一查就查出来；说难当然也难，因为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历来的改革都是：造别人的反容易，造自己的反挺难；推进民间利益的改革容易，推进官间利益的改革特难。翁同龢看到了鸡蛋里的大腐败，但他想都没想从这里给清朝末世动手术刀，他之所谓“善于辞令”者，就是善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善于在官场里混身自保，善于替腐败、替官场游戏规则打掩护也。
第34节：依腐治臣多砸脚(1)
一个鸡蛋里的腐败都铲除不了，没谁想去铲除，清朝岂能不灭亡？
除腐之难，难于上青天吗？唉！唉！唉！读书人唯有废书，三声长叹。
20．依腐治臣多砸脚
袁世凯称孤道寡，其实，他既不孤也不寡。我们骂袁世凯为独夫民贼，民贼是真的，独夫却未必。他从“落第秀才”高攀到“登天天子”，他也有他的死党，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也是有很多“桩”的。老袁的“桩”是怎么打的呢？我们且从一个小故事来看老袁“励志成功”的“心灵鸡汤”吧。
甲午之战，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却给袁世凯奠定了飞黄腾达的基石。清朝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李鸿章选中了袁世凯。老袁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那里获悉了一个不二秘诀：要想自己的地位永固，就要有自己的“私家军”。军队说是国家军队，那只是要国家财政供养，其实是要建成自家的家丁军。这亦公亦私的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花国家钱，听自己话。换句话说，这支军队除了老袁，谁也无法指挥，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培养死心塌地跟定他的部下。有人讲，清末张之洞本来不在袁世凯之下，但后来的风头远逊，原因就是张氏高傲，从不培养“自己人”，而袁世凯却借“国家财政”与“组织授权”提携“忠诚者”。钱又不要你发，人又归你用，花国家的钱养自己的狗，这等好事不做，真是傻瓜！老袁在这方面是十分精明的。如何培养？老袁自然手段多多，这里且说一件小事：
阮忠枢是李鸿章推荐给袁世凯来训练陆军的，当然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文章了得，但爱点女色，整日间寻花问柳，在天津勾上了一位名小玉的妓女。老袁听到这事，怒形于色，把阮某喊到办公室来进行“诫勉谈话”：过去军队只知吃喝玩乐，所以毫无战斗力。我们新军就是要一扫过去士风，振我精神。你倒好，到处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说的句句是真理，让阮某好不自在，觉得在老袁这里是混不好了，对老袁敬而畏之，畏且远之。但出乎意料的是，诫勉谈话后仅两天，袁世凯叫阮忠枢跟他一起去天津，东走西绕，来到了一所大院中，只见院中彩灯高挂，喜气冲人，到处贴着红双喜。阮某十分奇怪，问是谁家办喜事，老袁把他推进去，说进去就知道了。进去真的知道了，原来是袁世凯给他办喜事，里头罩红绸子的正是阮某的“二奶”小玉。此时的阮某感动得五体投地，跪地便拜，向袁世凯发誓言说生是袁的人死是袁的鬼了。老袁就彻底收买了一个奴才。原来袁世凯前使大棒后用胡萝卜的诫勉谈话并非出尔反尔、举止失措，而是敲敲打打的权术。
也许这不算什么。在以往，把女子随便送人，不算了不得的事，甚至还是一件可供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但是袁世凯既然想组建一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军，他口口声声要以“新作风、新道德、新纪律”建设军队，那么阮某嫖妓的行为是有伤风化的，也是一种腐败。袁世凯把反腐败的调子唱得老高，最后却是亲自操办腐败之事，这其中颇值得玩味。袁世凯把这方式作为笼络与控制人心的手段，不止这一桩事，更典型的是他对付梁士诒。
第35节：依腐治臣多砸脚(2)
梁氏自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一直担任他的秘书长。但梁不是一个弱角色，他也是什么权力都想抓到手的人，在“总统府”被人呼为“二总统”。两人因为权力而交恶，后来梁被袁赶走。等到老袁要当皇帝了，感到人手不够，再次想到了梁，然而梁却开始拿大了，不肯与他合作。老袁于是用上他的御人手腕，指使人揭发交通系统的腐败问题，让人把材料送达他那里，于是他“批示严查”。交通系统是梁氏的老窝，他经营多年，老袁一直对梁氏放任自流。他之所以对梁士诒放任自流，有其老谋深算的考虑。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他选派了精干人员，深挖梁之老底，交通系统的许多头面人物都牵连到腐败案子里去了，查办的查办，撤职的撤职。一时间交通系统黑云压城、风雨如晦，案子已经查到梁氏头上了，再进一步，梁某就岌岌乎殆哉。到得此时，老袁见好就收手，把梁氏请来，说：这个案子牵连到了你，我已作批示，不再查了。听到这话，梁氏自然是个明白人，从此，他除了老老实实当袁世凯的走狗之外，别无他途。
腐败于野，是臭粪蛋，但于朝，却往往是香饽饽。这里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问题，我腐败你不腐败，众人皆浊而你独清，你就是异类，你就难容于官场。你不想靠当官发财，你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人家当然忌恨你，这是腐败潜规则之一；而腐败之所以大流行，其实还有另一个很好玩的潜规则，那就是依靠腐败来治理人。在很多官僚那里，不怕你腐败，就怕你不腐败。腐败是小辫子，是大把柄，是一条用彩虹织就的长绞索。小辫子不抓时，挂在后脑上摇啊摇、甩啊甩，很潇洒的；把柄不用时，握在手里，想舞就舞，想弄就弄，很惬意的；当彩虹似的长绞索高挂长空，既很美丽又有威力，给人的感觉也实在美好。如果你不腐败，你无把柄与辫子握在人家手里，你就会天不怕地不怕，夜半敲门鬼也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了，自然也不怕领导，领导的话你敢顶，领导的事你敢说，而且你可能仗着民意，对领导的所作所为胡作非为，你敢揭发乃至斗争，哪个领导会用你？廉洁的人，对于长官有时真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海瑞敢于抬一口棺材上金銮殿，连皇帝都怕。皇帝不敢把他放在京城就职，而是把他外放，但放到哪里，哪里的上司都不想接。一者怕他坏了当官发财的好事；二者呢，海瑞只服法管，不服官管，这官还当得有什么味？
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私人秘书的吴国桢说：“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吴先生的这话与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是大有出入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里，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腐败家族，蒋家是居首位的，怎么不腐败了呢？也许到蒋介石这么一级领导了，腐败不叫做腐败，而叫做腐朽了，谁说过皇帝老子是腐败分子？不过，仔细一想，吴先生说的也许有一定的根据，比如从蒋介石不包“二奶”，只与宋美龄相厮守的“道德操守”来看，蒋介石也许是个过得硬的人。但既然蒋介石本人不腐败，为什么他容忍腐败并且还喜欢下属腐败呢？吴先生说：“蒋的唯一嗜好就是嗜权，为权，他不择手段。他乐意下属腐败，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他就会对蒋唯命是从了。为权不择手段，用腐败来控制人也是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蒋介石从国父孙中山那里窃取权力，根基很不稳，在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时代，有多少人真心服从蒋介石呢？他只好“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了。所谓“事业”，就是给人升官提爵；所谓“感情”，就是义结金兰，蒋介石是最喜欢拜把子的；所谓“待遇”，就是让他腐败，当官发财去。腐败对腐败者不用说有大大的好处，而对想控制人却无能力控制者来说，让腐败者腐败去，好处也是很大的。他一腐败，听话时，不去管他；不听话了，乖乖，看我来查你办你！有这一个杀手锏，蒋介石“执政能力”确实得到了大力强化，他可以玩弄下属于股掌了。
依靠腐败来控制人，这办法很有效，当然也很有限。这就好比吸毒，吸毒之初，有病的没感觉到病了，没精神的感到有精神了。然则，一般人靠吸毒来提神减疼倒也罢了，这些一般官僚反正不拥有“江山之产权”，毒杀了江山也不是自己的。但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情况不同啊，居然也靠“吸毒”！难怪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而蒋介石最后却落得一败涂地，惶惶如丧家犬，逃之夭夭了。除了逃，他还有什么选择？靠放纵腐败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只能是自毁长城。
第36节：贪官回头金不换(1)
21．贪官回头金不换
当秘书那会儿，领导曾经要作反腐工作报告，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从史书里找个贪官变廉官、污吏变清吏的典型，以便给官员们树立一个榜样。我书上网上查找了个遍，还广泛发动群众，叫朋友给我找，结果叫人绝望。要找清廉变贪污的，随手可开出要多长有多长的名单。要找贪污变清廉的呢，难度可比大海淘金。当时我是交了白卷，以为奇迹难寻。没承想，在床上乱翻书，终于发现清朝康熙时节的郭琇即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郭琇人生轨迹有个三部曲，先是饱读圣贤书。书都是好的，书本上的政治都很正确，所有的圣贤书都是叫人治国安邦，都是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换句话说，都是教育士子学而优则仕后，要做清官廉官好官的。郭琇是靠读书而入仕，读书那会儿也是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的。他在康熙那会儿考上进士，然后分配到江苏吴江当县长，上任之始，还算清廉自守，没过一两年，官场里面的一切潜规则都学了个精熟。要想富，动干部，要想富，搞项目等等，都玩得溜熟。读书时节想做清官，此为其一部曲；当了官后成了贪官污吏，此又是一部曲。然则，他贪着贪着，没贪到至死，碰到了新任浙江巡抚汤斌，他又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了一个难得的好官。
郭琇后来以直声震中外，他与福建人彭鹏，都以敢摸老虎屁股而闻名，时人将他俩并称“彭郭”。康熙二十六年，郭琇升任监察御史，在其任上仅半年，就“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所谓“直声震天下”。当时有四大名人，一是河督靳辅，一是少詹高士奇，一是都御史王鸿绪，一是编修陈元龙，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郭琇一一参劾，一一把他们给扳倒，胆量与能量都十分了得。
更精彩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其扳倒康熙重臣明珠。这个明珠炙手可热，权倾朝野，“掌仪天下之政”，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厉害角色。郭琇刚由县长升为御史就拿明珠开刀来做祭礼，真是大无畏。
据说，郭琇写好弹劾奏章那天，恰好是明珠大寿，家里宾客满堂，高朋满座，郭琇带着检举揭发的材料也去了。“太傅闻其来，则大喜”。搞纪检工作的，都来跟你套关系来了，都来给你送礼来了，专事“捣乱”的如果都变成了“抬轿”的，那当然高兴啊。郭琇对着明太傅只是作揖，并不下拜，几次往袖子里面去摸东西，明珠更是高兴，问道：“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意思是说：你给我做了什么祝寿好诗呢？郭琇答道：“非也，弹章耳。”宰相做寿，郭琇却来搅局，搅得周天寒彻。将人家的大好日子变成大悲日子，让贪官污吏日子不好过，郭琇够狠的了。
第37节：贪官回头金不换(2)
谁会想到，郭琇曾经与这些贪官墨吏是一丘之貉呢？
郭琇由贪腐脱胎变成清正，全赖汤斌。汤斌以清正廉洁而著名，他自身过硬，对下属亦是严格要求，刚柔并济，颇得上下好评。有人曾问他：“得百姓心易，得僚属心难，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汤斌答曰：“吾于属吏不惟不取其财，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愿，故人不以为苦。”汤斌初到浙江，风闻吴江县长郭琇苗子是好的，只是到了官场，被染了个乌黑，他就借调研之名来吴县，找郭县长诫勉谈话，又拉又打，汤斌对郭琇说：你改了就是好同志，你若不改，那我就给你整材料了。据说郭琇听了这话，翻然悔悟，待汤斌一走，他就叫来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到河里担水，把县衙冲洗一遍又一遍。担水洗衙，意为洗心革面，“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
一番话就可以让一个贪官不再贪，不但不再贪，而且做了一个刚正不阿之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对郭琇而言，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其顶头上司汤斌是刚正之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一进官场就是贪官的，如果上梁正，下梁就不容易歪。郭琇初入官场，像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也是很有理想的，但是，他碰上了前任巡抚余国柱。余氏是大贪官，不但经常向百姓向老板敲骨吸髓，而且常常向郭琇这等县长市长敲诈勒索。郭琇等人不可能把自己工资送给领导吧，何况那点工资也没几个钱，那么唯一的路径是上面敲下面的棒棒，下面就去敲下面棒棒，一路敲，最后只能敲到终端客户老百姓了。郭琇对汤斌说：“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为民。”郭琇这话，不是贪官大贪特贪的借口，而确实是贪官之所以大贪特贪的大实话。上官大贪而特贪，却叫下官不贪，肯定不行；而上官如果不贪，下官肯定难贪。郭琇在听汤斌训诫时说：“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
正如贪官之贪，其根子在主席台，清官如果要清，其根子也在主席台。源头是浊水，浊者自然更浊，清者也无不染浊；源头是清水，清者自然更清，浊者也可洗清。郭琇浪子回头，由贪变廉，由歪变正，由邪变刚，也是源自他的直接领导汤斌。这里头道理很简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清水来。
第38节：宋真宗梦神(1)
第二辑 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1．宋真宗梦神
公元1008年5月18日，宋真宗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举行例行早会。他清了清嗓子，大家一听见那种吸溜吸溜、有水在鼻子里响的声音，就如听军令，安静下来，等着老板发表讲话。但这回，赵老板没直接开官腔，而是拉起家常小事了：“昨夜，我又梦见神了。梦里，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赵老板的梦呓刚落音，宋朝首席解梦大师王钦若立刻就解起梦来：老板，这个梦不用解，我马上派人去泰山取天书来。
这梦之所以解都不用解了，是因之前宋真宗做的类似的梦。在公元1008年，赵老板已做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大家第一次上班，赵老板把各衙门喊来搞新年团拜会。打恭作揖过后，赵老板开始新年致辞。这次致辞与往年不同，他第一句说的是：“昨夜我梦见神了。我刚入睡，就看到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老赵你如在正殿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老天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朕不知是何兆头。”
王钦若立刻站了出来说：“老板，这是说，大宋在您英明的、正确的领导下，已成超迈千古的大盛世，应该到泰山封禅了。”
果然，道场将做完，就有太监来报告，说左承天门南面挂着一条黄帛，用青丝挂起，里头好像卷了一样东西，像书卷，隐约还可以看到里头有字。
有这等奇事啊？各办公室都不上班了，全体干部一同随着赵老板往承天门走，瞻仰天书，大家抬头看，一卷金丝黄卷垂挂在那里。赵老板发了令，叫太监去取下给赵老板，他一人捧着那宝贝，大臣们在屁股后面跟着往道场赶。道士做了一番法事，启了封，上面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与其说王钦若是解梦大师，还不如说是圆梦大师。赵老板正月初三做了这个梦之后，王钦若发通知，召集地方大员开了一个通气会，说赵老板泰山封禅，天意已经有了，目前主要问题是还缺少一点民意，希望大家回去收集一下。大家领会了会议精神，马上回家布置、部署、贯彻不过夜。没几天，就有部队将士、地方领导、番邦首领、和尚道士、社会贤达、各地长老负责人等共24300人，或联名请愿，或独立上书，强烈要求赵老板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前往泰山封禅。
在这桩事情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天书，二是民意，三是梦神。天书，我们都容易理解，神神鬼鬼，从来都是帝王术，用得很烂了，不足为道；民意，其收集方法，可能真是赵老板首创，但这个现在也滥了，袁世凯等经常运用的，也不必说；这个梦神，有些怪，我们都觉得，皇上嘛，天皇老子第一，想做啥子事情，直接开口就是了，哪用得着转弯抹角说梦话呢？
领导也是有很多事情得拐着弯说的。比如这个泰山封禅，没几个皇帝好意思说。泰山封禅是何等大事？与其说这事是一个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资格，必须要有功盖三皇勋比五帝的帝王才可说这事。这事，史上没几人搞过，秦皇汉武搞过一二回；唐太宗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有臣子对他说您可以泰山封禅啊，唐太宗说，我不够格！如果赵老板直说：同志们，我居功至伟，我应该到泰山封禅。反对也许没谁反对，暗地里那不笑话死了，哪有这么自卖自夸的？
第39节：宋真宗梦神(2)
也许有人会说，赵老板下面的人素质也差劲，这事情怎么不想到领导前头去呢？拍功太差。这话，可把下僚当神待了，以为拍马屁者真的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领导没任何暗示，下面就已经心领神会？没那回事。
领导撅什么屁股，就知道领导要拉什么屎，这前提是，领导撅了屁股。屁股都没撅，谁知道他要拉屎？有很多事会场上不便明说，下面一时不能领会，得搞点暗示，才能让人知道他肚里有个小九九。领导今天有新想法，明天有新意图，后天有新心思，再天有新欲念，谁有那么大的神通一一晓得？
也就是说，上下啥都能够同心是不可能的。如何上下心心相印？如文件上的事、如报纸上的事、如材料上的事，当然可以三令五申，讲得明白透彻。但要提拔个大舅子、收个大红包、爱上个大姑娘等一干难言之事，领导再傻也不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既如此，那么上下如何交流呢？赵老板的方式是说自己梦见了神，讲梦话说呓语，让下僚去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这样下僚就不傻了。臣子的聪明之处不是先天知之，而是领导打了手势、眨了眼睛、踢了一脚、撅了一臀、做了一梦之后，属下马上说明白。许多事情看起来君臣间并没通气，其实早已交心，认识高度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许多人以为这是下属通神，对领导心思琢磨得透，臣子钻了君腹做了蛔虫，这种情况有吗？有，是异态，非常态。像赵老板一样，领导始终把握主动权，通过这种梦见神或变种梦见神来与臣属交心通气，才是常态。
第40节：文盲当官后
2．文盲当官后
除了草莽英雄开国之外，其实文盲是难得当上官的。开国靠草莽之武功，治国靠精英之文治。刘邦在战争年代，以尿来尿文人一壶；到了和平年代，那就得以酒来敬文人一壶了，不给点好酒好菜待文人，那是不行的。科举千年，即是明证。学而优则仕，一般优秀都当不了官，要优而优才可踏上官府门槛，哪里轮得上文盲上台阶？这当然不是说史上没有文盲高居庙堂，不辨菽麦而要指导种菽麦的。此间情形，主要有二：一是官僚在帽子与票子间交换，二是官僚在老子与儿子间循环。
晚清的刚毅是靠后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台。满清政府是靠满族起的家，坚持满族的坚强领导，是满清政府一条核心原则。满族取得了领导权，不管是好是孬，不管学与不学，不管优与不优，都有位置等在那里。刚毅出身镶蓝旗，如果靠学而优则仕，他当官连门都没。他早年干的是在办公室搞搞收发，整整档案，端端茶水，跑跑小腿，大体上是内勤人员的角色。但他因为血统正，背靠着满族为统治者这个大背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云南布政使一路飙升，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军机大臣，工部、刑部尚书，在慈禧太后那里红得不得了。
刚毅官当得那么大，却实在是文盲一个。有“别字先生”与“错字大王”之称。估计3000个常用字，他怕有1500字不认得，更写不来。比如说，喝字与歇字，充其量是小学二年级的东西吧，刚毅先生就分不清。他在地方任上，判了个案子，农民状子说：我挑担大粪，在村口歇一歇。刚毅念道：我挑担大粪，在村口喝一喝。那次上面领导催要报告，刚毅亲自执笔，亲自出丑，一篇小报告，错别字满篇，却是自命不凡，挥就之后拿给王文韶去学习学习。王文韶一见，没读几行，就读到了一句读不懂的话“毋跌故习”，想了很久，估计那“跌”字当是“蹈”字，所以，“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周，另书一蹈字于旁”。
当领导，其中要务是要到主席台上去念报告。官场里著作权与众不同：写文章的没著作权，念文章的才有著作权。所以当官的不一定自己写，但一定是自己念。读了书的去做官，念报告没太大的问题，但没读什么书的呢？自然是常常出丑。这个刚毅就常常念白字：“民不聊生”，他读成“民不耶生”；“瘐死狱中”，他读成“瘦死狱中”；一个“陶”字，很简单吧，他不会读，莫名其妙地读成了“如”字……报告念着念着，他脱稿自卖自夸了：“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他不知道刚愎自用是贬义词，只知道“愎”字读“复”字！时人作诗曰：“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兄师弟保大清。”
“嗟乎，李林甫读弄璋为弄章，几误唐家中叶。”李林甫把弄璋写成弄章，就误了国？这未免夸大了吧。这诗把刚毅的读音对错与大清政权兴亡对应起来了，是不是也夸大了呢？
那年刚毅任军机大臣，四川奏报围剿了一次叛乱，先向刚司令报捷，捷报书里有一句是“追奔逐北”，北者败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刚司令读到这句，拍起桌子大骂：这群混账东西，只往北边去追，贼寇难道不会往东边跑？不会往南边跑？不会往西边跑？“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还好，清朝毕竟还有读书人，刚司令大发雷霆之时，旁边有个翁同龢，翁是读书人，当过帝王师的，连忙向刚司令解释。刚司令怒火熄下来了，没酿成什么事故，但他怎么也不理解“逐北”就是“逐败”，“常熟（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不识字也就罢了，如果读不懂报告也罢了，问题是，“刚于文字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晚清外部世界纷繁变幻，内部局面变幻纷繁，一点文化底子也没有的人，哪能有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哪能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西国呈上文书来，刚司令看到文字像螃蟹爪子，他说这文字我懂，“这倒和咱们考翻译的文章差不多”。义和团刀枪不入，自诩能以拳头对付洋枪洋炮，读书人谁信？不读书的人才信。刚司令恰恰是没读书的。刚司令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极力主张依恃义和团反洋，他又处在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位上，说话算话。“庚子之祸，固以端王、李莲英为中坚，而助成之者，实刚毅为之魁”。
文盲当官，丢了己丑，祸了祖国，殃了万民。刚毅咋样呢？他感觉超级好：“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不自保者何如？”我一点书没读，当了这么大的官，你们读了那么多书，穷书生一个，怎么样？
我们只能无语。
别看文盲、准文盲当了官之后，对文人是翻白眼，其实另一面是，他有时比谁都爱文化，都爱搞文化工程，比文人更文人。一两年出一本报告集，甚至16个月连出六七部诗集，这种官人多。把文人贬得一无是处，与处处把自己当文人，并行不悖，硬币都是两面嘛，梁山莽汉到得李师师那里要装斯文嘛。这个“刚毅不解句读，而自负能文”。他著了一本书，叫《官场必读》，把秘书写的公文、论文、报告、讲话，“分类编辑，刊印成册”，书名叫必读哪，那是人人都得买的。官人有时表现得很爱文化，缘于缺啥要啥，他好这一口。
第41节：感动价里的级别券(1)
3．感动价里的级别券
我一直闹不明白，感动是个什么玩意儿。比如说，农民天天挑大粪种麦子种红薯种洋芋，别说上不了“感动中国”，就是连没正式刊号的县报也不会登他的先进事迹。但某县长半年前替过一回农民的肩膀，给他挑了十来米远的大粪，不但县报市报省报上有影，连县市省电视台也有声。专家评语说：该县长给农民挑大粪的事迹十分感人。农民天天挑粪，按里程来算，应该绕地球一圈两圈了，没感动过谁，怎么县长挑十来米，就这么感动天下呢？
我估计，感动可能是一种价值十分钱的特价商品，俗语常常说，十分感动嘛。我纳闷的是，咱们花十二分力气，感动不了人，县长、市长、省长花几分、一分、半分工夫就将广大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上面说的挑粪的事例就见端的）。
闷想了很久，我现在隐约有点明白了，感动这种特价商品里是盛行级别券的。比方你是村长，你这个级别值价1分；你是乡长，你就值价2分；你是县长，你就值价8分；你是省长，你就值价N分。级别与分值是以几何价递增的。这是说，你是村长，若想感动人民，你得花九分力气，加上你那1分级别券，才能十分感动人民；你是乡长，你得花八分力气，才能让人眼里长出激动的泪花来；乡镇长感动中国，那感动词往往都有一句“长期扎根基层”的；县长挑了几步脚的大粪，就将十分感动拿到了手，他那级别值8分啊……
到了更高级别，他如果想感动人民，那再容易不过。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是个“感动中国”的上榜人物。他是怎么让人感动的呢？他的感人事迹很多，且容说一件小事吧。有个叫李世勣的人，是个跟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既是功臣，你就知道，他一定挑了很多年的大粪，流汗没少流，流血也肯定流了不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啊。有一年，他得了暴疾，照了许多的X光以及经过许多开普勒检查（他是公费医疗，检查项目当然很多），都没查出什么病症来，后来，有个中医，一番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来了。医生说，这病不是什么病，只是有点怪，“方云须灰可疗”，开出的方子是必须用胡须烧成灰，“和汤服下”。唐太宗听了，正好胡子好久没修了，就从这个赤脚医生药箱里寻出一把剪刀来，嚓嚓嚓，剪下几根细毛，“上剪须为之和药”。这下不得了，把人感动死啦。这个李世勣病都没好，一直病恹恹地躺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要下床都得三五个丫鬟扶持，这时候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匍匐地上，一个劲地磕头，磕头声声震屋瓦，“世勣顿首出血泣谢！”连连表态：陛下盛恩，为臣万死不辞！
第42节：感动价里的级别券(2)
李世勣替老李家打江山，流汗又流血，好像没见唐太宗跪下地来，把头磕得砰砰响吧？而唐太宗用一根胡须，就让李世勣感动得涕泪横流。这个感动的机制原理是什么样的？感动的级别券在起作用啊。李世勣是个有级别的人，而且级别不低，尚且这样，若是那些当兵的呢？那更不得了，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万千百姓把性命都丢给唐太宗等领袖，莫说唐太宗等领袖向他们磕过头，甚至连他们姓甚名谁都没给记住。有级别的，给根毛发，就把人感动得愿意替他死一万次；没级别的，为他死一万次，也难见他眼睫毛眨一下。不但不眨眼睫毛，而且还可能在其背后高举霸王鞭，死命地抽呢。
感动价里，有级别券原理在起作用。翻开史册，几乎页页都有。为证明唐太宗剪须熬汤把人感动得泪雨婆娑不是孤例，就再举个例子吧。乾隆有一次正在吃饭，太监闯来报喜，报告金川用兵终于胜利了（金川大致是现在的大渡河地区，乾隆两次在此地用兵，耗费银两近一个亿），乾隆高兴了啊，那眼泪掉下几颗来，有一颗眼泪掉到鱼羹里了。乾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叫太监把这碗含有稀薄“龙液”的鱼羹汤送给带兵首将文成，且叫太监细叙鱼羹端详，“上即命脉封鱼羹以赐文成，并申明其故”。这下，可把这个文成感动得哭了，哭得不成样子：“臣敢不竭死以报圣上之眷也？”鱼羹里含了点领导的眼泪（这眼泪里含什么成分？是对千万士兵掉了生命的感激，还是自己屁股从此坐稳了的喜悦？估计后者成分更多一些吧），就宣誓说愿以死报答，乾隆的四毫眼泪可拨人千钧生命！
大唐张巡把其小妾烹了给人吃，睢阳城上万人以命回报。这就是说级别越低，感动券越不值价；级别越高，感动券就越高得离谱。这就是说，若想要感动人，级别低者因券值低，那就得多花点苦难成本，得卸只胳膊，得掉个老命，才可能让人十分感动；级别高者感动人，因为其券值高，他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他拔一根胡须，掉一滴眼泪，就可让人万分感动了。从十分感动到万分感动，感动价格好像翻了百番千番，其实呢，感动只是通货膨胀。
感动，是有级别券的，那情形就好像是领导推举人来当官，是有票的，那票值，也分级别：群众百票当不了班子成员数票；班子成员数票，当不了一把手“一票否决”；一把手持有“用人”的一票，也自然持有“感人”的一券。
第43节：官场温树(1)
4．官场温树
由元入明的文人宋濂，在老朱身边干了19年，几乎没犯什么错误，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算得上是善终了。在老朱身边工作，能够20年如一日好好活着的，有几个？百十开国功臣，活到自然死的，只有一两个人，这个宋濂，万花凋谢他独妍，何也？
无他，“领导不是人耳”！如果要想当领导，当一个一贯正确而不犯错误的领导，就不要当人，要当人也只当植物人。宋濂得以自全的要诀就在此：不当人，当“温树”。
宋濂参加革命工作很早，老朱闹革命不久，他就在李善长的荐举下，与刘基一起被征至南京，刘基当的是老朱的军事秘书，宋濂当的是老朱的文字秘书。革命胜利之前，当然是军事秘书比文字秘书重要，革命胜利之后呢？那就倒了一头啦。宋濂一直供奉翰林。大报告小报告，只要是老朱做的报告，几乎都出自宋濂这一枝“国笔”，举凡郊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例之制，万国来朝拜跪赏赐之仪，以及元勋大臣碑传盖棺之论，多半是宋濂搦管操笔或者终审圈定，故而被荣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干得好，能力突出，自然在老朱脑壳里加了不少“印象分”。老朱对宋濂优渥得很，每次在便殿朝见，老朱都要叫人给他上茶，常常还一道吃早饭。有次宋濂偶得小恙，老朱亲自用汤匙搅拌甘露汤，当了一回服务生，把汤送达宋濂的嘴边，说了许多愿意与宋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暖心话，“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老朱不但解决了宋濂的“职级待遇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宋濂“子孙就业问题”，把宋濂的次子提拔为中书舍人，把宋濂的大儿子安排到礼部办公室，放在老朱的身边着力培养，还拉着宋濂的手说，你给我把儿子培养出来了，我也把你的儿子栽培栽培，“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因为宋濂干得好，干出了成绩，所以老朱就以事业留人、以待遇留人、以感情留人？非也，人才难得，臣才可多得是，要找个当官的，哪里没有？宋濂被老朱安排在那个位置，干得可以，换上其他人，也可能照样干得好。宋濂被老朱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能干是个因素，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宋濂把自己不当人，把自己当一棵树。
清朝的曹振镛本来是庸吏，什么水平也没有，但他恩遇日隆，声名俱泰。有门生向他请教，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少说话，终究还是要说话，是人都要说话，而宋濂呢，做到了不说话，像一个植物一样不说话。宋濂每次上朝归来，家人门生都爱打探宫中消息，天天与皇帝在一起，那些“内幕消息”多啊。领袖跟我说话了呢，领袖握了我的手了呢，领袖给我端茶喝了呢……领袖那里有多少“小道消息”、“内幕消息”啊，谁有定力能够控制自己的表达欲，闭口不说呢？就算自己觉悟高，那么好的消息不买给小报记者，但是，说给自家人，说给自己的“小蜜”听还是可以的嘛。但是，宋濂不说。他在客厅里书写了大幅座右铭，就俩字：温树。逢有人打听宫中的禁事，他只用手指（就是不说话）指墙，让人闷看那两个字。
第44节：官场温树(2)
几乎每个领导都爱挂座右铭，更多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宋濂呢，他是表里如一的。他挂的是“温树”，他就时刻以“温树”严格要求自己。温树是什么意思呢？温树是有典故的。
西汉的孔光，曾官至御史大夫，奉行的做官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的偈语。有一回，他老婆小妾们听说皇宫里搞了绿化，制造了一间温室，里头种了许多树木，孔夫人们挺好奇的，就问老公：“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领导只是嘿嘿一笑，一句话也不说。后人就有赞道：“忠慎有余逾温树。”
孔光先生当然很忠慎，可是，他还没把自己当一棵树。宋濂呢，比孔先生做得更好，认定自己就是一棵温树。在家也好，在朝也好，人家是只说不干，或者是小干大说，他则只干不说。除了老朱来问他，他简答之外，平时谁问也不答话。要说话，也只说别人的好话。那次老朱想来一下“亲贤臣，远小人”，就来问他谁是贤人谁是小人，宋濂说了好几个人，说这都是贤人。老朱再问，那哪些是小人呢？宋濂答，我只与贤人相往来，我没与小人打过交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小人。老朱听后大加赞颂：“宋景濂事朕19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说一人之短，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与老朱共事19年，宋濂真算是一个奇迹。有人说，这奇迹不太奇，宋濂不也没逃过老朱的魔掌？胡惟庸案发，不知道为什么，宋濂全家都被牵扯进去了。老朱“咔嚓”杀了宋濂的次子，也把宋濂列入了“死刑犯名单”。后来马皇后、皇太子力救，宋濂被改为流刑，举家流放四川茂县，行至奉节，老病而亡，终年72岁。有人说宋濂如此“忠慎”，也没与老朱长期共存，所以当温树也保不了身。但如果宋濂不当温树，他会活到自然死么？怕是连一个全尸都没有吧。不管怎么说，既然做官了，还是当一棵温树好。所以许多领导在没入官场之前，有喜有怒，有说有笑，一旦入了官场，那就眉是蹙的，脸是硬的，面是僵的，嘴是闭的，形态都是木雕一样的。到了官场，没几个想做“活人”，都喜欢做一棵“温树”。
第45节：治人难自治(1)
5．治人难自治
叶天士是清朝神医，名桂，字香岩，江苏吴县人，祖辈悬壶济世，为行医世家，少承父学，博采众长，自成一格。所谓“叶天士精于医，能决生死，慕之者不远千里至”，那墙壁上“再世华佗”、“当代扁鹊”等匾额挂满四壁。
叶先生治人，佳话无数，治疾奇方不胜枚举。有一回，他坐滑竿，看到闹市摆有一棺，披麻戴孝者塞途，悲哀号哭者动地，正在起棺送山。叶先生急忙下车，大呼“此人尚活，何故盖棺？”众人停住，叶先生就细细盘问，得知此人是未产妇女。叶先生吩咐开棺，细把手脉，后取刺针，解胸前衣服，一针下去，就“哇然一声产一子，而妇有叹息声”。原来叶先生路过时看到，送葬棺底有新鲜血液数滴，知其未死。及按其脉细审，知其腹中胎儿小手将其母的胞络箍住了，胞络接近心房，其母心痛，晕过去了，一针下去，刺到胎儿小手，那小手受惊，急缩手，就一针救了两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