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前言
对于人类的历史，仅1%可通过历史记录得知，其余99%就是考古所研究的任务。考古是现代人类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考古发掘，人类的历史进程才能被完好地连接、统一起来。
因为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和遗物大多隐藏在鲜为人知的地方(如地下、丛林、海底)，所以，发现遗迹就成为考古学家首先必须面对的难题。
实际上，许多古代遗迹的发现都带有偶然性，充满了喜剧色彩。有“黄金帝国”之称的印加是由一群黄金狂热者发现的。其中一位名叫奥里拉纳的探险者和他的手下在南美洲经过几十天的冒险回到西班牙时，几乎一丝不挂，满身伤疤。“地下城市”庞贝则是因一位那不勒斯总督修建自己豪邸时发现的。而庞贝的发掘工作最初是由一个上尉指挥，由于其拙劣的领导，当时欧洲著名的艺术史理论家温克尔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照这种方法挖下去，挖到我们的曾孙辈也挖不完。法国人亨利·穆奥来到柬埔寨本是为了找到特殊的蝴蝶品种，却发现了吴哥窟。 这些意外的发现，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感谢他们，他们的无意为考古学家们解决了一个个大难题。
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运用智慧，加上锄头、手铲，为世人展示出复杂、不可低估的古代文明。发掘过程中的困难往往会被考古学家们的机智所解决。在挖掘古城庞贝时，菲奥勒利发明了石膏翻模法，这就把千姿百态的蒙难众生像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为了保护出土的象牙制品，考古学家把护手霜涂抹在象牙上，起到了有效地保护作用。于是，给出土的象牙制品涂抹护手霜成为挖掘工作中的一个权威做法。
当今众所周知的考古学，是在19世纪中期快速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所有人对遗迹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研究感兴趣，最吸引他们的是价值连城的遗物。有“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施利曼所做的也不过是较系统化的寻宝和盗掘遗址的工作。丹麦学者汤姆森应当是真正的“考古学之父”，他早在1832年就提出了“发掘中的层位观念”，这对保护遗迹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后半叶，由于技术与设备的发展，使考古学家可以深入水中进行考古工作。水中考古发掘最热门的项目就是打捞沉船遗物，如打捞沉没在地中海深处的青铜时代货船，这次发掘被称为“第一次圆满的挖掘成就”。因为这次发掘不仅提供了古代造船技术的相关资料，而且了解到青铜时代海上贸易的发展程度。
因为考古活动总是与探险、离奇联系在一起，所以给人非常神秘的印象，令人神往。同时，考古活动中又充满戏剧性，如同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书店里的考古类书籍很多，虽然学术严谨，但是专业的语言、模糊的图片、晦涩的叙述使读者丧失了阅读的兴趣。
近几年来，许多考古学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到“考古学应该开放自己”。于是，考古类书籍逐渐向科普性、通俗性的方向发展。本书即是紧扣这个发展方向，由考古专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考古发掘过程中的惊险曲折及全球各种不同特色的文明形态。它融汇考古发现的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科学、社会等价值，将考古发现的趣味性与戏剧性表现出来，既具有很高的知识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要对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作一个全面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精选世界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形式对其进行详细介绍，相信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呈直线形的。无休止的战争、对自然界地过度索取等都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中断，这是现代人类需要反思的。当代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及被严重污染的环境，都可能给予现代发达文明致命性的打击。丛林中的玛雅文明与掩埋在地下的城市庞贝就是例子！希望人们能试着去珍惜。珍惜自然，珍惜生命，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比姆贝特卡 史前岩画群
比姆贝特卡史前岩画群是在1973年由德干学院和乌贾因大学的考古调查团在印度中央邦的比姆贝特卡（Bhimbetka）山区一带进行考古考察时发现的。经过详细的考证，考古学家们认为印度岩画的创作从公元前5500年或更早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后数世纪。
比姆贝特卡史前岩画群的发现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它在考古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填补了吠陀时代(指印度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6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印度考古的空白。
这一历史时期，北印度土著居民被雅利安人所征服，雅利安文化与印度土著文化逐渐混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吠陀时代的印度考古，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吠陀时代的任何造型艺术遗存实物，但考古学家们根据《梨俱吠陀》的记载，估计这段空白时期可能曾有过不少建筑、牙雕、画、木雕、壁画等，之所以没有保存下来，是因为象牙、木料、棉布等材料在印度潮湿炎热的气候下很容易腐烂。这些岩画的发现或多或少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岩画中人物的造型是风格化的:躯干呈三角形，大多人物像剪影不勾轮廓，少数人物、大象和马匹则以装饰性线条粗勾轮廓。根据那幅《骑马的人的行列与骑象的人》描写战争场面的岩画，考古学家们推测，它也许是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土著居民的真实记载。因为根据史书描述，马是雅利安人从中亚带到印度的，当时生活在北印度比姆贝特卡一带的原始森林部落的人们还不懂养马，他们只能骑在战象上与骑马入侵者(即雅利安人)进行拼杀。
我们应该感激古人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作了这些宝贵的历史遗迹，它们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财富。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初露端倪的乌尔坟墓
初露端倪的乌尔坟墓眼中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梦幻家园”，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东方人曾经创造出了无数令人惊叹的文明佳作。而今，伴随着考古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承载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的“传世佳作”再一次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并把热衷于此的人们带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古老世界……
1911年的一天，英国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天。闲谈中，他们提到了西亚那些令人激动的考古新发现。三位考古学家纷纷表示愿为西亚地区的考古事业献出他们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智慧。其中言辞最为慷慨激昂、态度最为坚决的考古学家是一个年轻英俊、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伍莱。
19世纪50年代，一名英国领事在乌尔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些文物，其中有些圆筒状陶器，上面刻有楔形文字符号，另外还有一条通向特尔——穆伽雅尔的通道等。敏锐的伍莱立即想起了《圣经》对乌尔城的描写：
乌尔是座美丽的城市，许多商人和学者都居住在那儿，亚伯拉罕也住在这个城市的一所舒适的房屋里。市民在美丽的亚述庙塔里膜拜月亮女神。
伍莱心想：如果古老的《圣经》记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不是什么荒谬的神话传说，那么，古老的乌尔城遗址也应该在这个地方。
于是，一支精明强干的考古队伍迅速组成了。结果证明，伍莱的判断十分正确，几乎就在伍莱刚刚下令开挖后数十分钟内，“刹那间，一些历史文物就出现了”。
这个“一刹那就发现了文物”的地方在乌尔城西北接近地表处，那里有一个大圣区的围墙将神庙、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围了起来。在那里，伍莱他们发掘出了一些用粘土和石头制成的罐子，以铜为原料制作的各式工具以及一些黄金念珠、红宝石念珠和天青石念珠。经过观察与分析，伍莱推测：这些东西应该是古代坟墓里的陪葬品。
在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工作后，1927年，随着伍莱的一声令下，发掘古墓的工作正式展开。随着一座座古墓相继“浮出”地面，伍莱越来越感觉到，这些坟墓不是一般的坟墓，它很可能是乌尔王的王陵。如果是这样，那将是美索不达米亚最重大的发现!挖掘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到1931年，考古队共发掘了1850座坟墓，其中有16座是王族墓室。
王族坟墓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块，墓顶、墓身和墓基都是用石块建成。墓顶呈圆拱形，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墓室。墓室位于地面之下，通过一条陡峭的坡道与地面连接。墓内随葬品丰富多样，与一般市民墓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明那时的乌尔城的私有制、王族特权已经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般的随葬品有车、武器、装饰品等，比较贵重的随葬品有宝石、珍珠、黄金饰品等，还有的随葬品与众不同，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个人爱好不同，如淑巴德墓中就出土了一件精致的七弦竖琴。
在所有的出土随葬品中，乌尔女王淑巴德的头饰称得上是最有工艺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品了。现在这件头饰已戴在了一件根据苏美尔陶俑仿制的女王头部模型上，并存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该头饰制作在一具厚厚的假发上，由三层排列着天青石和光玉髓的花环装饰着女王的额头，最底下的一层花环挂着几只金圈，其中的一只还坠着几片金制的山毛榉叶，最上面的一层则连着几片金制的柳叶和花朵。假发顶上插着一把五齿梳子，也镶嵌着金花和天青石等装饰物。在女王的太阳穴两侧分别装饰着螺旋金丝，耳轮坠着半月形大金耳环。很难想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茹毛饮血之时，乌尔人的金属加工工艺竟已达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这种豪华精湛的金属加工工艺不仅用于奢侈品，而且也用于兵器和一般的用具。在发掘另外一位国王的墓葬时，人们发现了一把短剑，该剑剑锋寒光熠熠，剑鞘不仅雕凿着植物图案，还镶满了珠宝玉石，煞是好看，这充分体现了乌尔君主的富足与豪奢。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这些坟墓中发现了大量殉葬者的尸骨。其中，在一个国王墓中堆满了男人和妇女的尸体，他们似乎是被人带到这里，然后就在他们站立的地方被杀掉的。有一些头戴铜盔、手执长矛的卫兵人殉，倒在通向墓内的陡坡下方。正对着墓室尽头的是9位宫女，戴着华丽的黄金头饰。入口前方并列着两辆四轮大车，由3头系在一起的牛套拉。驭手的遗骨横卧在车上，牛头的附近则有牛夫的遗骨。而淑巴德女王陵墓里的情况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个女王的陵墓里，几乎到处都是殉葬者的尸骨!在陵墓的过道内发现的几个侍卫的头颅在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几乎销蚀殆尽了，惟有伴随在他们身边的铜盔铜矛似乎还在诉说着他们那曾有的辉煌。在这个陵墓当中，更有许多宫女身着礼服沿着墓壁排成几列坐着死去了，在这个队列的尽头，一位男乐师临死前还紧握着他那用黄金和青石制成的牛头竖琴……可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众多的殉葬者身上，人们竟未能发现他们遭受过暴力侵害的痕迹。于是，有人大胆地推测，这些战士、乐师和宫女，他们并不是奴隶，有可能全是自由人，而他们牺牲生命成为殉葬品的行为有可能完全是出于自愿的。
这种推断真的是令人不寒而栗，是什么力量能够如此强大得让五千年前的人们甘愿引颈受戮呢?即使这次殉葬不是出于自愿，一个拥有如此权威的君主在当时的两河流域也是绝无仅有的。必须指出，在所发掘出的王族坟墓中，只有淑巴德女王时期的坟中出现了人殉。而在其他时期的坟墓中，几乎没有人殉现象，在对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进行考察时，也没有发现苏美尔人有人殉的普遍传统习俗。因此，对于这一特殊现象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淑巴德女王墓展示的是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殉葬者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强迫的，都表明了女王的威严与崇高。除此之外的任何推测，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公认。
第一部分:幼发拉底河畔的乌尔王国刀光剑影下的乌尔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中后期，美索不达米亚进入群雄并起的时代，乌鲁克、乌尔、尼普尔、基什及北方的阿卡德人都是平原上的强者。其中，乌尔城在乌尔王的统治下，逐渐成为一个军事超强者。乌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无数的战车及多种武器。士兵们穿着甲胄，戴着头盔，手持剑、刀、矛、盾等兵器，冲锋陷阵，势不可挡，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强大的乌尔城靠着它那所向无敌的军队和繁荣昌盛的经济，很快成为苏美尔文明的中心之一。但从乌尔第二王朝后期起，乌尔的军事实力开始逐渐走下坡路，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力也渐渐削弱，不再拥有当年的风光。而与此同时，阿卡德人却逐渐强盛起来，新月平原上的政治实力对比，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明显变化。
美索不达米亚在大洪水过后出现了频繁的移民活动。移民中不仅有苏美尔人，还有其他民族，其中包括闪米特族。闪米特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以后，主要在平原的北部和偏北部地区定居下来，他们的后裔被称为阿卡德人。刚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时，阿卡德人的文化要远远落后于苏美尔人，因此，他们没有建造自己的城市，而是紧挨着苏美尔人居住。在长期相处的生活中，阿卡德人逐渐接受了苏美尔文化，融入了苏美尔文明。但他们始终不忘自己的民族特征，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终于有一天，居住在基什城邦北边的拉格什的阿卡德人脱离了苏美尔人的统治，建立了由阿卡德人统治的拉格什城。
基什的君主对阿卡德人的行为十分恼火，他竭力支持乌玛(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城邦)进攻拉格什。但阿卡德人早有准备，他们在拉格什的帕铁西(城邦君主的称谓)安吐纳姆的指挥下，奋力杀敌，所向披靡，最终将乌玛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拉格什因此而赢得了大片高产的枣椰林地和大批奴隶(战俘)。但是，乌玛君主并不甘心于失败，苏美尔人也决不允许这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活跃于平原之上。过了一段时间，乌玛与乌鲁克等苏美尔城邦结成联盟，形成了一个无坚不摧、无可匹敌的军事联盟，各城邦同时发兵，攻向拉格什。孤立无援的拉格什无法抵抗苏美尔人的联合进攻，彻底失败了。乌玛的路伽尔（王的称谓，比帕铁西要高一等）扎西吉率领军队将拉格什城洗劫一空，这样，阿卡德人的首次反叛以失败而告终。
就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和南部的各城邦相互残杀、难决胜负的时候，北方的阿卡德人也迅速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城邦——阿卡德。阿卡德人意志刚强，英勇善战。他们在统一北方之后，逐步南下，锋芒直逼乌玛。
而此时的乌玛也如日中天，分外强盛。乌玛的路伽尔扎吉西在攻破拉格什之后，又反攻盟友乌鲁克，并将乌鲁克军队全部消灭，夺取了乌鲁克城。路伽尔扎吉西以这座著名的古城为首都，牢牢地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路伽尔扎吉西曾豪情万丈地炫耀自己的功绩：“自下海（波斯湾）起，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广大地区，都在我的控制之下。”阿卡德城的首领萨尔贡雄心勃勃，他亲率大军南征，与路伽尔扎吉西的军队在乌鲁克城下进行一场生死决战。一场惊天动地、异常惨烈的恶战之后，乌鲁克城被攻陷。阿卡德人在萨尔贡的命令下用锐利的弓箭和坚固的战车攻城拔寨，将50多个苏美尔帕铁西和部落首领率领的联军打得落荒而逃。萨尔贡将路伽尔扎吉西活捉，并作为战利品祭献给主神恩利尔。
此战之后，萨尔贡再接再厉，指挥大军继续南征，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相继攻克了乌玛、乌尔等大小城市，最后，“洗兵器于海”。之后，萨尔贡建立起一个强盛而广阔的阿卡德王国，把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此，两河流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权实体，从而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列国纷争的时代。
阿卡德王朝在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统治时期达到了极盛阶段。据记载，纳拉姆辛曾在一年之内击败了九路敌军，俘虏了三个国王!纳拉姆辛因此而自称“世界四方之王”。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世界四方之王”纳拉姆辛的儿子执政的年代，阿卡德陷入了危机，统治区内苏美尔城邦叛乱，西部和东北部分别受到阿摩利人和古提人的进攻。阿卡德奴隶也频频发动暴动。终于，大约在公元前2220年，不可一世的阿卡德王朝土崩瓦解——古提人攻入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
古提人由于实力有限，无法对苏美尔地区实行强权控制管理。因此，他们仅要求各城邦缴纳贡赋，而对其他事置之不问。这样，经过百余年阿卡德的强权统治后，苏美尔各城邦获得了复兴的机会。这些不甘人后的苏美尔城邦抓住机遇，竭力发展自己的实力。随着苏美尔城邦的复兴，推翻古提人统治的呼声此起彼伏。乌鲁克城率先挺身而出，向古提人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游牧民族古提人被乌鲁克打败，退回东北部山区。乌鲁克又转而进攻拉格什城——古提人的“傀儡”，获得全胜。
就在乌鲁克雄心壮志，打算一统疆域的时候，它却忽略了那个潜伏在自己的南边、压抑已久的苏美尔强者——乌尔城。月神之城乌尔，在新月平原列国争雄时曾风光一时。在阿卡德王朝时，曾以不屈服而扬名。而“山地之龙”古提人采取的宽松的统治方式，也给了乌尔城休养和复兴的机会。数十年后，乌尔已变得繁荣昌盛起来。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姆雄心勃勃，他曾登上乌尔高大的城墙，在月光下抒发豪情：“问莽莽平原，谁与争锋!”这时候的乌尔，已强大得足以小视平原众城。乌尔纳姆将进攻目标瞄准了乌鲁克，因此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果，乌尔军人击败了乌鲁克人，又乘胜前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地区。乌尔纳姆因此建立了辉煌的乌尔第三王朝，开辟了新苏美尔时代。乌尔城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帝国的首都。
在乌尔纳姆的儿子苏利吉时代，乌尔王朝的国力达到了顶峰。苏利吉效 仿纳拉姆辛，自封为“世界四方之王”，自称为“神”。但是，从苏利吉时代后期起，乌尔的社会经济就开始动荡不安，并逐渐衰落。大约在公元前1738年，乌尔城遭受战火侵袭，大部被夷为平地，乌尔城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不久，乌尔城曾再现于历史之中，但仅仅是一闪即逝。此后，乌尔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吴哥古城的发现
1861年，法国人亨利·穆奥不远千里来到柬埔寨，带着四名柬埔寨雇工，踏进了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亨利·穆奥是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也是一个探险家。1858年，巴黎地理学会委托他对位于湄公河和湄南河流域之间的低洼地带进行考古探险。其实，亨利·穆奥这次考察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要采集植物和动物标本，并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其中，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密密的丛林中发现一种独特的蝴蝶品种，为此，他苦苦追寻了许多年；另一项任务是希望能够证实一个传说，这就是在东南亚古代丛林中有一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古城垣——昔日繁华富裕的吴哥帝国都城。穆奥从越南南部的法国殖民据点出发，在游览了暹罗首都曼谷和位于暹罗境内的昔日柬埔寨首都乌龙后，与雇工一起通过被他称为“柬埔寨的小地中海”的洞里萨湖，在老虎、大象和犀牛出没的马德望沿岸登陆。
他们一行沿着中南半岛的湄公河逆流而上，约走了480公里，然后乘小船由湄公河支流深入内地，到达高棉的金边湖。穆奥一路上看到了数不清的奇景异兽，许多罕见的植物、昆虫在这片未开放的丛林地带展现出生命的光彩。然而随行的土著似乎很烦躁，甚至有些恐惧，在走了一大段路后，他们竟然停了下来，不愿再向前走。
土著们一个个恳求地说：“主人，前面的丛林里有魔鬼的咒语，几百年来，一座大城堡孤独地立在那里，没有一个居民……”穆奥听着这些土著人的讲述，把目光投向远处的茂密丛林，他隐约感到，吴哥古城一定在丛林的某个地方，等待他去发现。
穆奥说服四个仆人继续前进。密林深处野兽沉闷的吼叫声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穆奥在长途跋涉和高度紧张下感到十分疲惫，他已经不再想找什么珍贵的蝴蝶品种。越往前行走，穆奥寻找古代文明遗址的愿望越强烈，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确信此行将有可能使那个飘忽不定的遥远文明重现天日。
忽然，向导的砍刀和坚硬物体碰撞了一下，迸出了一串火花。穆奥精神为之一振，他迅速跑向前去。原来，向导的砍刀砍在了一块平整的巨石上，这块巨石被包裹在树根和藤蔓中。穆奥迅速夺下砍刀，把巨石周围的树根和藤蔓逐一清理干净。他用手轻轻拂去落在巨石上面的树屑和乱叶，石头上露出了雕刻的文字。在密林深处的巨石上发现了文字，这意味着什么?穆奥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
穆奥勉强按捺住自己欣喜若狂的情绪，继续向前寻找，他看到了东倒西歪的石柱、断裂的门梁，还看见了几座倒塌的佛塔，以及佛塔上精致的浮雕。穆奥感到周身热血在沸腾，兴奋得难以自制。他不顾几天来艰苦跋涉的疲惫，带着仆从继续寻找，终于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吴哥古城。
吴哥城占地面积东西长1040米，南北宽820米。在这座雄伟庄严的城市里，林立着几百座设计大胆的宝塔。在这座古城中有寺庙、宫殿、图书馆、浴场、纪念塔及回廓，周围更有宽200米的灌溉沟渠，好像一条“护城河”，守卫着吴哥城。建筑物上刻有许多仙女、大象及其他浮雕，尤以172个人的“首级像”更显得昌盛雄伟。这些都说明当年在此兴建都市的民族必定是个文化颇为发达，并有高超建筑技术的民族。
可是，当穆奥揭开这座城市的神秘面纱的时候，她已经在荒凉的原始森林里沉睡了500年。
据史料记载，公元9世纪初，吴哥城开始粗具轮廓。大约经过5个世纪的营建，吴哥城空前繁盛，沿城廓挖掘了长达12千米的环城沟，城的东西两侧各建一座面积达20平方千米的蓄水池，其规模相当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座人工湖。从城市和蓄水池的规模估计，古代吴哥城曾经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城市，其城市居民至少有200万以上。古代吴哥的200万居民到哪里去了?一座繁荣昌盛的城市为什么会淹没在莽莽的林海之中?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走近吴哥
穆穆奥发现吴哥古城的消息传到欧洲后，巴黎的学术界和考古界一片轰动，一批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学者来到吴哥，和柬埔寨人民一起，对这座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理、发掘、修复。
亨利·马奇尔是法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他一来到柬埔寨就爱上了吴哥古迹。他称自己是古迹的“监护者”，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丛林里的一切古迹，并与形形色色的殖民掠夺者和游客损坏古迹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娶高棉姑娘为妻，将住所设在古迹附近，他还发明了一种恢复古建筑旧观的方法。即把水泥灌进建筑物底层，使其稳固，然后将古迹上原有的石块一块块重砌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接合法。
像亨利·马奇尔这样坚定、执著、敬业的艺术家还有许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使这被遗弃的古城重见天日!发掘和研究工作艰苦而漫长，人们挥动各种工具，砍断树枝藤蔓，铲除杂草碎石。当这一切做完后，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吴哥古迹的建筑规模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仅通向城市中心巴扬庙的石铺大道就长达1.6千米。
穆奥所看到的巴扬庙只是吴哥古迹中著名的代表，人们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才发现，吴哥古迹由一组组宏伟的石构建筑和精美石刻浮雕建筑群构成，主要包括大、小吴哥两地的吴哥城和吴哥寺。在近45平方千米的森林中，有600多座宫殿、佛寺、宝塔等建筑物，建筑之精细、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奇特，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吴哥文明载体的吴哥古迹就像一本尘封多年的百科全书，一旦被打开，一个民族的历史思想就释放开来，浓郁的文化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神话传说、宗教艺术、战争场面、世俗礼仪、帝王统治、平民生活等都成为建筑和浮雕所表现的题材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和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史实互相印证，古代柬埔寨早期文明发展史的轮廓因吴哥古迹的发现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吴哥城以巴扬庙为代表的石雕建筑实际上只是吴哥帝国繁荣时期最为主要的部分，因为按照吴哥帝国的宗教传统，王公大臣住在木屋子里，一般人只能住在草屋子里，石头建筑只有神才能居住。吴哥帝国繁荣时期的房舍和宫殿已不见踪影，留下的这些建筑是供神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仅此就能窥视到吴哥帝国鼎盛时期的风貌。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吴哥王朝的兴起
当法国人亨利·穆奥在东南亚的原始丛林中揭开吴哥古城的神秘面纱时，它已经在那里沉默了数百年，那里没有居民，也没有留下除少量碑文以外的任何记录历史的资料。研究者们发现，吴哥的许多宗教建筑与古印度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中国历代史官记录的材料里，他们惊奇地找到了许多有关吴哥的珍贵资料。根据中文记载，扶南帝国由于名叫真腊的属国的造反，于公元6世纪中期灭亡。根据《隋书》记载，在真腊兼并扶南之前，其首都位于陵伽钵婆山附近，山上有一个奉祀婆多利神的庙宇，国王每年杀一个人作为祭品，于晚上奉献。拔婆跋摩是反抗扶南的兄弟的兄长，他与甘菩——弥拉王朝的洛什弥公主结婚，成为真腊国王，甘菩——弥拉王朝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已约有150年历史了。
人们不知道拔婆跋摩在位多久。他为纪念林伽而制作的惟一碑刻，其日期是公元598年。他的弟弟质多斯那约于公元600年即位，王号为摩诃因陀罗跋摩，即“受大因陀罗保护的人”。他统治的年代不详，由于即位时年龄较大，所以他的统治时期也不长。他建立了“耆利沙”(即山君的林伽)来庆祝他的胜利。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在桔井和上丁附近沿湄公河岸以及西至武里南和素林等处都有发现。
611年前后，他的儿子伊奢那跋摩即位。中国人认为完成对扶南的征服是他的功劳。根据《唐书》记载的年代，此事发生在公元627年或以后不久。从那时候起，扶南国不仅失去了主权，连领土也被吞并了。
伊奢那跋摩一世也向西面那片日后变成吴哥王朝中心的地区扩大势力。一位名叫婆罗阿迭多的人曾经是统治扶南的混填——苏摩世系的后裔的王子，他在森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虽然他只能够控制湄公河地区，但婆罗阿迭多补罗似乎是支配着西方的某个力量的中心。研究者们直到今天也不能肯定，他能否控制住伊奢那跋摩南部地区。他没有子嗣，找不到好的继承者，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柬埔寨地区经历了一个极其动乱的时期。直到耶跋摩一世统治时期，吉蔑人逐渐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和洞里萨湖周围巩固了他们的势力。
《唐书》上说真腊于706年后不久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并称它们为陆真腊和水真腊，为了方便也可称为上真腊和下真腊。耶跋摩一世的继承人以阿迭罗(即“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对这两个部分还保持名义上的支配权，但事实上一批小王却控制着大权。因为当时情况混乱不堪，又缺少史料，因而不可能作出有连贯性的叙述。
据说，耶跋摩一世是下真腊的国王，他死后，下真腊分裂成婆罗阿迭多家族诸君主统治的阿宁迭多补罗的太阳王朝和新成立的商菩补罗的太阳王朝。婆罗阿迭多补罗老王国曾被伊奢那跋摩征服，又由尼栗波提因陀罗跋摩恢复了。
在这个世纪后半期，下真腊受到来自“爪哇”的马来海盗的袭击。当时的“爪哇”包括的范围很大，可以指爪哇本身，也可以指苏门答腊或马来半岛，甚至可以泛指三者。他们夺取昆仑岛为根据地，侵掠范围远至北方的东京。公元774年和787年，他们袭击了占婆。柬埔寨也受到攻击，但是缺少足够的资料证明。公元10世纪初期的阿拉伯作家艾布赛德哈桑讲了商人苏莱曼的旅行事迹，说他于公元851年到过这些地方，并听到一个爪哇于8世纪末远征真腊的故事。
摩诃罗听说一位年轻的吉蔑王表示渴望当面见到盛放在盘子里的“婆格”摩诃罗的头，便对吉蔑国王的首都发动了突然袭击，把国王抓起来杀了头。接着把首级带回国内，用药物防腐，放在瓮内，送回吉蔑，告诫国王的继承人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耶跋摩二世虽然不是吴哥城的创立人，但他是吴哥王国的缔造者。一些研究者认为他是由摩希婆提跋摩的大臣们根据阿拉伯故事中爪哇摩诃罗的指示选为国王的，他不属于罗贞陀罗跋摩一世的世系。我们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只能肯定他本人曾到爪哇来接受王位。
耶跋摩二世的统治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使王国日益强大，并奠定了对广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基础。从他的统治时期开始，金字塔式的神庙就标志着王城的中心。在作为宇宙中心的庙顶，神王和神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自身就是神，在他活着的时候，庙里供奉的就是他自己，他死后，这个庙就是他的陵墓。他受到了子民的推崇。真腊在他手里结束了分裂，合而为一，从此开始了吴哥王朝最灿烂辉煌的时代。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前吴哥文化寻踪
公元6世纪下半期，曾经兴旺发达的扶南王国开始走向没落，真腊国在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最终取而代之。伊奢那跋摩一世登上真腊王座后，锐意进取，大胆改革，并派出使者出访中国，向中国皇帝讲述了自己国家历史的变迁、真腊兴起及取代扶南的过程、两代先王及在位君主的作为等等。中国史官们根据真腊使者的叙述写成“真腊传”列入官史之中。《隋书·真腊传》记述的就是实现这个历史转变的真腊。
伊奢那跋摩一世把都城建在伊奢那补罗，研究者们把伊奢那补罗作为国家首都时的文化称为前吴哥文化，建筑和雕刻构成了这一文化的主体。
作为王都，伊奢那补罗对经略东西部都十分有利，它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全城有居民2万余户，10余万人，在当时是一个大城市。
城内的建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世俗的建筑，这类建筑的代表作是王宫，宫中的宫殿宽阔而高大，《隋书》中称它为“大堂”，是国王听政之所，光护卫阶庭门阁的武士就有上千名。二是宗教方面的建筑，这类建筑以寺庙和宝塔为主。高棉人对超人的力量即神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崇拜，于是便把想像中神的形象塑造出来供奉在寺庙和宝塔中。那时，息瓦教和诃里诃罗教是两个最大的宗教，前者崇拜林伽，后者信奉一种把毗湿奴与湿婆合而为一的偶像。这些建筑用砖石建造，并尽量加以装饰和美化。装饰的主要手段和形式是雕刻，比如在门楣和天花板等处雕刻各种图案花纹，塔式建筑分为单塔和塔群。印度风格在这个时期的建筑和雕刻有着明显的表现，但高棉人已经发展出了具有高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构成前吴哥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碑铭，它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它的存在与宗教活动有关，许多碑铭的内容反映了宗教的活动与传播。今天，当人们把一块块石碑从地下挖出来时，碑铭就成了解读柬埔寨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这里的碑文，是前吴哥文化中的珍宝，文字优美，富于韵律，十分适合阅读，文章或委婉悲痛，或铿锵有力，极具文学价值，使你在了解真实的吴哥历史的同时，又领略到了高棉人的文学神韵。目前人们已知的最早的碑铭，刻在今吴哥波雷发现的公元611年的石碑上。人们还发现了这之后的一些石碑。从611年到9世纪初统一的真腊王国建立之前的石碑上，碑铭差不多都是用梵书刻写的。而从伊奢那跋摩一世建都伊奢那补罗开始，又出现了用高棉文刻写的碑铭以及高棉文同梵文并存的碑铭。这一变化是历史的一个转折，它凸显出高棉民族文化的发展，反映出当时人们在书刻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和宗教活动的碑铭时已打破梵文的垄断，开始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高棉的民族文化已经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中繁衍起来。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吴哥王朝怎样走向辉煌
公元9世纪初，耶跋摩结束了近200年的分裂局面，将陆真腊与水真腊合而为一，创建了吴哥王朝在柬埔寨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代。
耶跋摩二世是吴哥王朝的缔造者，虽然缺乏文献记载，但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国王。他在考仑山京城及其附近地区修建了王宫和行宫，还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寺庙——宝剑寺，这些建筑的风格，对后来的吴哥式建筑具有启蒙作用。
在宗教方面，耶跋摩二世任用了一位精通婆罗门教经典的婆罗门僧侣伊朗亚达玛，由他制定了一套与婆罗门经典相符的典礼仪式，并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天王教。在印度教里，把林伽作为造物之神湿婆的象征；在天王教中，把林伽视为湿婆和王权的化身加以崇拜，还把林伽像供奉在京城中央圣山的尖塔上。这种宗教是神与王的统一，是加强王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耶跋摩二世还赐名婆罗门为“巴辣菇”，意为“圣贤之士”，并加以供养。他为吴哥走向辉煌奠定了文化和政治基础。
耶跋摩二世死后，他的儿子耶跋摩三世继承王位。耶跋摩三世鼓励生产，减轻赋税，国内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他没有多大的丰功伟绩，但吴哥王朝在他统治期间，更加强盛了。
耶跋摩三世死后无嗣，由其堂弟继承王位，这就是因陀罗跋摩一世。他的最大功绩是，作为第一个在吴哥地区兴建水利工程的真腊国王，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灌溉系统工程。他利用一个人工开凿的蓄水湖，把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丰产的稻田。后来，人工灌溉系统的高度发展，促进了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才使吴哥王朝的统治者，能够以吴哥地区为中心，建立起一个人口稠密、中央集权制的强国。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灌溉系统，也才能使吴哥王朝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建造规模宏大的吴哥王城和吴哥寺等一系列建筑。由此可见，因陀罗跋摩一世为吴哥王朝的兴盛打下了物质基础。
在建筑艺术方面，砖石结构的建筑是从因陀罗跋摩一世开始的。他建造的巴孔庙，是一座供奉湿婆林伽的神庙，实际上也是国王的象征。他建造的有神牛之意的婆利科寺于公元879年建成，专门供奉他的父母、外祖父母和耶跋摩二世及王后的神像。研究者们认为，巴孔庙、波利科寺及其后人建造的洛利寺，标志着高棉古典建筑艺术的开端。
在政治方面，因陀罗跋摩一世还划分了王室内部的等级，建立起王室体制，为以后各朝代所沿用。由于他卓越的政绩，后人在碑铭中称颂他为“王中的狮子”。
因陀罗跋摩一世死后，由其子继承王位，称耶输跋摩一世。这是一位在吴哥王朝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帝王。耶输跋摩一世也非常重视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他登上王位不久，就在都城的东北建造了东巴莱湖，这个大水库长7000米，宽2000米，与暹粒河相通。发展和完善水利灌溉系统，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社会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耶输跋摩一世在建筑方面的功绩远不止于此，他还设计了一个新都，根据他的名字起名为耶输陀罗补罗。这是在吴哥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吴哥城，占地约26平方千米，是环绕着巴肯山的天然山丘建造的，四周有一条200米宽的护城河。在都城中心的巴肯山上还建造了5座砂岩方塔，中间一座供奉着国王自己的形象湿婆林伽。耶输跋摩一世还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代表湿婆教、毗湿奴教和佛教等各种教派的寺庙共达100多所，它代表了吴哥早期的建筑风格。
在政治方面，耶输跋摩一世不仅击退了侵扰真腊沿海地区的占婆和爪哇海盗，还扩大了王国的疆土，使疆域东至占婆，西抵缅甸，北至老挝中部，南达暹罗湾直至马来半岛北部，与扶南国全盛时期的疆土不相上下。
由于缺乏史料，关于10世纪时期吴哥王朝的历史，除留下的寺庙建筑遗迹以外，其他方面就知道得很少了。这些遗留下来的古迹，可以让现代人清楚地看到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生产力水平，但却无法知道具体的历史事件。当时中国正处在唐末及五代的动荡时期，根本找不到有关吴哥王朝的任何记载，历史学家们只好在那些残破的碑铭上寻找线索。不幸的是，目前10世纪的吴哥历史仍是空缺的。
由于耶输跋摩一世统治时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10世纪以后，吴哥王朝走向了更辉煌的时期。苏利耶跋摩一世在11世纪初期，击败他的竞争对手，登上了吴哥王朝的王位。苏利耶跋摩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披梅那卡寺和茶胶寺，披梅那卡寺(“空中宫殿”)是当时吴哥的王宫，故有“天宫”之称；茶胶寺是第一座用砂岩建成的高棉庙宇。在宗教方面，苏利耶跋摩一世是第一个皈依大乘佛教的真腊国王，因而在其死后人们给他以高尚的圣名——“涅佛”。
耶输跋摩一世死后，乌迭蒂耶跋摩登上王位，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多次战争。由于国王有一位英勇善战的军事首领，因而在战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在这一时期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建筑，其中以巴普昂寺最为有名，它与“空中宫殿”同属于一个类型的建筑。乌迭蒂耶的重要业绩是在吴哥城的西郊，开凿了西巴莱湖，这是一个长8000米、宽2200米的大水库，它扩大了灌溉系统，对发展农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2世纪，自称“太阳护卫神”的苏利耶跋摩二世登上了吴哥的王位，他带领军队东征西讨，使真腊国的疆土日益广阔。1128年，他率军征讨现在越南境内的大越国，并使其臣服，他还依靠强大的军力使宿敌占婆沦为自己的属地长达5年之久。他使吴哥王朝成为当时东南地区的王者，也使他本人成为柬埔寨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国王。
苏利耶跋摩二世的武功，让后人赞叹不已。然而他为修建豪华的庙宇，而耗尽国力、民力的行为，也使他留下了千古骂名。苏利耶跋摩二世是一位无坚不摧的勇士，也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家。他主持建造了自己的陵墓，即举世闻名的吴哥窟。吴哥窟的地基总面积在40000平方米以上，上面至少建有10余个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建筑物和其他遗迹，从1112年开始建造，到1201年才全部完成。其中心神殿高40米，供奉着一尊毗湿奴金像。有人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物。
由于苏利耶跋摩二世好大喜功，沉醉于庞大的神庙的建筑，耗尽了国力，在他于1150年死去以后，吴哥王朝便一度出现了衰落的景象。于是，占婆便乘机大举入侵，大约在1175～1181年间，占婆占领真腊达5年之久，与过去吴哥军队占领占婆的时间相等。
直到耶跋摩七世登上柬埔寨历史的舞台，吴哥才又重新走进鼎盛时期。1181年，他率领军队彻底击溃了占婆军队，使吴哥结束了长达30年的动荡局面。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努力开拓吴哥王朝的版图。除真腊以前的领土被收复以外，现在的老挝、泰国、马来半岛的北部和缅甸的一部分也成了吴哥王朝的领土。这位战功卓著的国王还进一步发展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鼓励工商业，使吴哥王朝进入了历史上最富强的时期。
耶跋摩七世是吴哥王朝最杰出的君主，他把吴哥王朝推向最鼎盛的时期后，总结了苏利耶跋摩二世的历史教训，建造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吴哥通王城，并在城内建造了众多的宝塔、寺庙等建筑。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柬埔寨丛林的废墟中一睹吴哥通王城当年的风采。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寻找吴哥艺术发展的轨迹
纵观吴哥的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发展过程，可谓漫长而曲折，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幼稚到成熟的漫漫长路。它从公元1世纪开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繁荣，在公元9世纪以后达到了顶峰。人们在探索吴哥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沿着柬埔寨历史变迁的印迹，层层而上，描绘出整个吴哥艺术的发展轨迹。高棉的寺庙，以吴哥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遍及全国各地。各个时期的寺庙代表了各个时期高棉人在建筑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表现出各个时期的风貌和形成的风格。当人们将其贯穿起来，便会发现，它犹如一个艺术百花园，争奇斗艳，婀娜多姿，各展风采，使人们从一个艺术台阶步入另一个艺术台阶，直到艺术的高峰。
最先让研究者们感叹的是众多的建筑及石雕艺术品。这个艺术平台是由耶跋摩二世建造的。这位国王不仅缔造了吴哥王朝，还奠定了吴哥艺术的基础。被爪哇人俘获的经历不但促使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抗外族统治的斗争中去，同时，也使他看到了异族宗教和文化的精华，为创造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802年，他正式宣布国家独立，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文化复兴时期的到来。他将政治与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坚硬的政治内核包装上绚丽的文化外衣，一时间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亮点。他先后在湄公河下游的因陀罗补罗、诃里诃罗洛耶、阿摩罗因陀罗补罗、摩诃因陀罗跋伐多建立都城，并在每个都城里展示艺术成就，成为留给今人的一笔文化遗产。
这一时期的雕刻艺术，以荔枝山上的摩诃因陀罗跋伐多最为有名，它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代表的是为吴哥文明奠基的那个时代，它们处在同一个文化平台上。当然荔枝山上的建筑可称得上是它们中的代表，我们不妨称它为“荔枝山文化平台”。
荔枝山文化平台上的建筑包括荔枝山上的丹雷格拉、奥邦、卢阿列、克登斯拉、特莫达、果基、果罗霍姆和山外的桑波波雷古、波雷波罗萨等。该平台建筑以“山形建筑”为主要特色。建筑物高大，而且多层。它以砖石为建筑材料，且建在山上，这同宗教理念相一致。建筑上的雕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正面过梁浮雕图案呈现多样化，支撑建筑物的柱子也发生了变化，方柱或八角形主柱取代了以前的圆柱，柱面饰满花纹和人物雕像。三角楣的楣框呈猫爪印形。求变、追求多样性是这一时期雕刻艺术的潮流。
研究者们从荔枝山平台向上探寻，就来到了耶跋摩二世选定的都地——罗鲁豪斯。他的后继者是因陀罗跋摩一世和耶输跋摩一世。他们建成了三座著名的寺庙，即巴孔庙、波列科寺和洛利寺。这些都是当时都市中最恢弘的建筑。三座庙宇是早期吴哥文化的代表作，而且是早期吴哥时代建筑物中保存得最完好的。在三座建筑中仍然体现了对多样性的追求。三座寺庙建筑并非完全一样：一类是多层的山形建筑，如巴孔庙；另一类则是把多个建筑共建在一个台层上，便于祭祀先人，波列科寺和洛利寺即是如此。但它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座庙内都供奉着象征人神合一的湿婆林伽。这些供人们崇拜的偶像实则是当政国王的形象，每一个湿婆林伽都具体有所指。
这一时期建筑物的雕刻，在艺术上更显成熟。罗鲁豪斯建筑群标志着高棉建筑和雕刻艺术经过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交融后，诞生了本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人说这是高棉古典艺术的开端。
9世纪末，耶输跋摩一世当政，他把首都从罗鲁豪斯迁到吴哥通王城，在吴哥地区建立了第一个都城。耶输跋摩一世是一位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十分渊博的学者。他既热衷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学习，也乐于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耶输跋摩一世也是一位乐于在建筑上下功夫的国王，特别是对于寺庙，他更是情有独钟。新都是围绕着巴肯山建筑的，整个布局以它为中心展开，寺庙也是以巴肯山为中心建造。在他建造的众多寺庙中，以巴肯寺最为有名，它是吴哥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寺的核心部分是5座用砂岩砌成的塔，呈梅花状分布在一座名叫“耶输跋摩山”的山上。中间的一座内供奉着湿婆林伽——国王自己的形象。巴肯寺有大小塔100多座，分层排列，高低相间，布局完整而协调。巴肯寺仍是以砖为主的砖石结构建筑，具有早期吴哥建筑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普侬巴肯、普侬格罗姆和普侬博，它们建于同一时代，具有共同的文化和特性，构成了巴肯风格。
10世纪中叶，吴哥王朝又出现了一位充满智慧和远见的国王，这就是因陀罗跋摩二世，他建筑的“空中宫殿”和班迭斯雷庙把吴哥艺术水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所谓“宫殿”，并非王宫，而是国王和王公们祭祀的神殿。宫殿构筑于高台之上，远远望去，就像悬在空中。在设计上，它独具匠心，增加了前代所没有的回廊。“空中宫殿”回廊建筑是后来有名的吴哥寺回廊的雏形，后者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趋于成熟的。
创新的另一项标志性建筑则是班迭斯雷庙。这是一座以精美著称的珍珠般的小型庙宇，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它都堪称是吴哥建筑中的一颗明珠。这是一座供奉婆罗门教主神的圣寺。寺门上的浮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显示出高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雕刻的题材广泛，有神像，也有图案花纹，还有神话故事，细致精美，是高棉古代艺术的杰作。同前代相比，班迭斯雷庙在布局上跳出了把建筑物建在高台的各阶层的固有格局，而将塔寺建在平地上，只将中心部分建在一个较低的平台上。这样，建筑群的布局显得分散、匀称和疏朗，给人以爽朗的感觉。在用材上，班迭斯雷庙用以石为主的砖石结构代替了以砖为主的砖石结构建造。石结构的重要性被大大突出，高棉人在此基础上，将后来的建筑完全采用石结构。
总之，耶输跋摩一世和因陀罗跋摩二世创造了吴哥艺术史上的空前时代。吴哥艺术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勤劳智慧的高棉人，在此基础上把吴哥艺术推向了顶峰，吴哥寺是这一辉煌时代最耀眼的建筑，在建筑技巧和雕刻艺术上都成为空前的奇观。
还有在耶跋摩七世时建造的巴扬庙，是吴哥时代最成熟的艺术作品，是吴哥艺术的最高峰。而且吴哥文化以此为代表，形成了巴扬风格的艺术。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凝结在吴哥艺术中的智慧
考古学家们在柬埔寨的丛林中发掘吴哥古迹时，一次次地为吴哥古迹所感叹，也一次次地产生疑问。其中有一个问题不仅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就连资深的建筑学家也感到不解，那就是高棉人怎样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将一块块巨石从100多千米以外的扁担山运到都城的。高棉人用于建筑的巨石的4个角上都有一个小孔，据说，石头上的4个小孔是专为搬运巨石时穿绳子而凿的，但如此重量的巨石是根本无法用绳子提起来的。人们为此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找出高棉人搬运巨石的方法，研究者们从各方面入手，相互论证，最后终于有了发现。原来，高棉人是采取堆土法来完成寺庙的建筑的，就是在砌塔的同时，在塔的外围垫上土，以便人在上面活动并借助土层的坡度把石头拉上去，当寺庙建成后，再把土挖掉、运走。但堆土法并不适合所有的建筑，如有些建筑的塔体离得过近，有些建筑塔体过多，上百座石塔密集地排列在一起，如果仍采用堆土法的话，那将是十分浩大的工程。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完成工程呢?柬埔寨人就地取材，利用当地质地坚硬的木材做成脚手架和起吊架，利用轮轴和杠杆来起吊巨石。为了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他们还训练大象，用体型庞大的大象拉动起吊工具把巨石高高吊起，然后平稳地放在台基之上。
高棉人在建筑方面的聪明才智还不止于此。在吴哥城20多千米外，有一座女王宫，女王宫的精细、玲珑与吴哥寺、巴扬庙的宏伟、粗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女王宫那精细的建筑和精美的浮雕却又引发了考古学家们的两个疑问:一是吴哥寺、巴扬庙的建筑多以青砂岩为建筑材料，而女王宫用的却是红砂岩；二是女王宫的浮雕线条分明，雕刻手法细腻，较之吴哥寺、巴扬庙等建筑的浮雕，质感要好得多，色彩也鲜艳得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柬埔寨人的高度智慧。女王宫围墙外没有宽阔的护城河，只有暹粒河从宫门前蜿蜒流过，石块并不能通过暹粒河运到女王宫。实际上，在这里，高棉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从而并不需要借助水道来运送那些巨大的石块，这就是对柬埔寨特有的红土的加工和使用。红土黏性极强，土中含有的大量水分，使它在自然状态下是松软的。这种松软、零散的红土运输起来较为容易，柬埔寨人民把红土放在特制的大模具里，夯实成形，经过晾晒风干，松散的红土就成了坚硬无比的红砂岩。建筑女王宫所用的红砂岩实际上是人们发明的人工石块。由于在风干的过程中，红土块表面黏性较好但并不那么坚硬，因此，这就给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艺术才华的绝好舞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上面精雕细刻，画面往往线条分明，栩栩如生。当土块完全风干后，即变得异常坚硬，用手抚摸，大有触刃的感觉。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并在上面雕刻出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反映了古代柬埔寨人民的杰出创造力和聪明才智。
不仅如此，吴哥王朝的艺术家们在雕刻浮雕时采用的方法也非常灵活，对不同的建筑、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艺术家们对回廊石壁上那些大型浮雕采取先砌后雕的方法，因为画面过大，涉及大量的人物和饰物，如果先在每块石头上雕刻再对接，就要求尺寸和形状完全吻合，操作起来十分困难。砌好后再雕，就能保证画面的完整，形成雕刻的风格、线条完全一致或互相吻合的宏大景观。正是高棉人民的这种聪明智慧，才使得吴哥古迹的雕刻艺术呈现出多样化和开放的特点。
第二部分:被遗弃的吴哥城隐没古城的造访者
曾经空前繁荣的吴哥城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人们遗弃了。往日庞大的水利系统被荒凉的原始丛林湮没，热闹的人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老虎、牛、大象……灿烂的文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遗忘中隐没了，但它并没有消失，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是任何力量都难以覆没的!吴哥古迹在丛林中隐没了许多年后，终于迎来了造访者。
1599年，葡萄牙人迪可·多·库托结束了在柬埔寨的旅行后，向葡萄牙政府提供了一份报告，很有趣地提到柬埔寨国王“重新发现”吴哥的事。大约在1550～1551年间，一位柬埔寨国王率领随从在丛林中打猎。这位国王骑在大象的背上，无意间闯进了一片废墟之中，经过查证，那里原来就是他们的故都吴哥。到了60年代，柬埔寨与泰国的关系剑拔弩张，柬埔寨国王集结军队，准备向泰国发起攻击。在集结中，国王带领五六千人再次来到故都吴哥，他命人砍去或烧掉灌木丛，几天后终于开辟出一个空间，待收拾干净之后，国王住进了昔日的皇城，望着规模巨大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雕刻，这位柬埔寨国王陶醉了!他决定将王宫迁到吴哥，享受昔日的辉煌。这件事在柬埔寨和泰国的编年史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因而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后来在吴哥发现的载有日期的碑铭，不但证实了国王的光顾和发现，而且还提到1577～1578年在王室的帮助下，这位柬埔寨国王还局部修复了寺庙。
吴哥的子孙更没有把他们同传统的文明隔绝，他们固守着吴哥王朝时的传统，特别是他们的信仰。面对西方传教士苦口婆心的说教，柬埔寨人毫不动摇：“你所讲的很好，但我们的比你的更好。”这句话曾经让无数的西方传教士头痛。
在吴哥文明隐没后，高棉人承袭了传统的文化，并试图复兴自己的文明。如果不是外族频繁地入侵，特别是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他们本可以实现自己的宏愿。入侵者阻断了这一进程，吴哥文明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文明的悲剧，难道人类不该为此进行反思吗?
更多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身上，虽然他们找不到吴哥城被遗弃的确切答案，但有一些仍可以肯定——人是造物之主，也是毁灭一切的祸根。人们可以建造城市，创造文明；也可以毁掉城市，葬送文明。当由人组成的群体相互扶助、齐心协力时，人可以创造出卓越的成果、灿烂的文明，可是一旦他们反目成仇，战争就会毁掉一切，让劳动创造的所有成果都在流血与诅咒中消失!如果真是人类一手葬送了吴哥文明，那么，当人们再次站在那些庙宇的雕栏玉砌之前时，该是怎样的汗颜!
第三部分: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伊比利亚半岛的列文特岩画(1)
欧洲中石器时代美术的一个重要地区在欧洲南部的地中海沿岸，此处的岩画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其发生与流行的时间也更为久远。1903年，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列文特地区荒芜的山丘间，西班牙原始艺术研究者丁·卡夫雷·阿吉洛在特鲁埃耳的卡拉帕塔的山岩上，首先发现了绘有三只鹿和一头牡牛的红色岩画。自此以后，列文特地区成为热衷于探索古代文明的探险家的乐园。随后不久，他们相继发现了约40处岩画遗迹，并且有大量的人物和动物的绘画出现在其中的70余块岩画上。从加泰罗尼亚南部，经巴伦西亚、特鲁埃耳，到阿尔瓦拉辛和巴霍阿拉贡，都可以找到这种神秘绘画的踪迹。此外，库埃卡、阿尔瓦塞特、木尔西亚等地也有零星的绘画出现。这些露天壁画自进入中石器时代以来，取代了原始的洞穴壁画并开始流行，而且岩画风格与弗兰科——坎塔布连地区的壁画明显不同。这种岩画的来源尚无定论，大体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它源于非洲，另一种认为它是列文特岩画的继续，因此被称为列文特美术。
这种艺术究竟从何而来?创作者通过这些神秘而古老的壁画，又向我们传达了什么?这些将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列文特的岩画不是画在洞穴壁上，而是画在露天的石灰质山岩的隐蔽处。岩画大多是彩绘，刻画很少见到。法国研究原始艺术的考古学家H·布吕叶曾对这些彩绘进行研究，并认为这些岩画大概不属于弗兰科——坎塔布连美术。事实上，列文特岩画与弗兰科——坎塔布连洞穴壁画是不同的。首先，列文特岩画着重表现那些朝气蓬勃、充满斗志的力量，尤其是手执弓箭的勇士更是其创作主题中的宠儿，这反映了新的更富于感情的人类精神；其次，列文特的“艺术家”能够运用更为丰富的形和色，并通过构图来传达新时代的人类精神。彩绘通常是单色，色彩多用红色，黑色很少用，这两种颜色也是在形象的不同部分分开来使用，不会混合，比如画人体要用红色，而腿要画成黑色，至于白色几乎不用。
从这些岩画中，我们不难看出，神秘的列文特的“艺术家”不再是孤立地看待个别的动物和人，而是将其看成生动的事件。他们善于利用各种不同的形象，通过人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处理，编排出一幕幕生动的场面。比如在一幅狩猎场面的岩画中，有一只狂奔的动物，它腾空飞奔，四蹄伸展，神采飞扬。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也充满了动感和速度。同时，他们已能用绘画语言来叙述猎人简朴的冒险生活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叙述宁静的家庭生活和劳动场景。虽然列文特岩画的作者也是狩猎民，但他们的画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这些画中常有较多的人物形象，因此带有很强的故事性或主题性。
弓箭在当时的狩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智力的一大发展，也是科技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弓箭不仅比投枪更便于携带，而且射程远，准确度高，用力少，有利于隐蔽自己，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优良工具。岩画的创作者或许早已认识到了弓箭的作用，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弓箭的图画。如有一幅岩画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件：一个猎人手持弓箭射杀野牛，被激怒的野牛冲向猎人，猎人落荒而逃。
同时，岩画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描绘部落之间战争的场面。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表现形式，当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占有生存环境和财富而产生矛盾时，诉诸武力经常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方式。然而，这些壁画并没有提到战争的原因，作者的意图可能在于表现弓箭手们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在战争场面的岩画中，有表现服装与发式不同的两个部族之间的战斗。从这些画面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列文特人曾经同其他海上部族进行过战争。有一幅岩画描绘的就是5个英勇的武士，他们手执弓箭，身材魁梧，头戴精致的发饰。这幅画同其他战争画面一样，证实了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体魄健壮的军人，并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军事组织。然而，战斗的结果也许是不幸的，列文特人最终被占据沿海地带的其他部族赶入山中，同外部文化隔绝，数千年间他们的生存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部分: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伊比利亚半岛的列文特岩画(2)
除了军事方面外，日常生活也成为列文特岩画的主题之一。而当时的日常生活事务主要是由妇女负责的，如采集果子、收集谷物、播种、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聊天、参加节庆和宗教活动等等。这些画揭示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暗示了人类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某些变化。其中有一幅描绘妇女采集蜂蜜的画面饶有趣味，画中一位妙龄少女爬上了树梢，拿着小罐取蜂蜜，然而此举却惊动了蜂群，蜂群围绕在树周围想要袭击少女。与此同时，树下一男子正在向上攀缘。艺术家在捕捉最富有包孕性的瞬间以及再现生动的生活场面上，取得了恰到好处的效果。列文特岩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此，即对于人体的细致描绘，这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是没有的。如加苏里亚峡谷的一幅图画，描绘了两名射手准备射杀从高处跳下的山羊：两名射手屏息凝视，等待决定性的一瞬间。这种画面将一种紧张气氛带给了每一位观赏者，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除此以外，岩画还表现出了高度的风格化，主要体现在对人体某部分的歪曲或夸张。如人的身体，经常是太细太长，有时就像一根直的或略为弯曲的棍子，腰部处理得极细小，仿佛被截断了一样。与细身点腰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画得仔细且过大的腿和头部。小腿肚粗且凸出，头画得圆而大。除了头部其他部位均以细条状代之，我们称之为线状人物外，通常还画出头部的装饰。这或许是那个古老时代审美风格的体现。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写实的、符合人体正常比例的形象，如阿尔佩拉的绘画。这些绘画风格上的差异，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它们的地方性差异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列文特岩画中的艺术形象具有内动性，即形象活动的动力使人感到来自形象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很多形象表面看似简单，好像并未进行精心的构图和设计，但它们却具有动人的表现力。不过，遗憾的是，从这些岩画中再也见不到如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中那种完美的技术和精湛的素描了。在列文特岩画中，美与不美不是存在于个别形象上，而是体现在整体构图中，这是以往的艺术所不及的。同时，由于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的限制，这些岩画的作者们对自然风景毫无兴趣，他们对人物周围的环境不屑一顾，他们也很少想表现植物，对其所画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总是赋以投影式的轮廓，甚至有些近似于线条加粗的简笔画。
在了解了列文特岩画的大体情况后，列文特岩画的深层内涵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关于这一点，专业研究者们一般持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尽管在表现方式和主题上岩画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所有的场面和形象都具有巫术与宗教意义，几乎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形象一样。理由是这些岩画所选择的地点都是岩石隐蔽处，它具有某种神秘性。而且这些岩画只集中在一处，且重重叠叠；有的是在旧轮廓上涂上新的颜色，说明这个地点在当时确实与众不同，已被原始人看成圣地。而且特定的形象具有特定的巫术作用。例如，在阿尔巴塞特的米纳特达的岩画就重重叠叠地有13层之多，分别属于13种风格，说明这些岩画是由不同年代的人相继画上去的，而且每代人都有一定独特的传统，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从最下层起依次往上看，有这样的规律：从立体表现渐渐倾向平面处理；从写实表现渐渐转向投影式轮廓的涂绘。而且后来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多，这些形象都带有前面提到的那种明显样式化的特征。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岩画只是当时的一种记录历史事件的方式，与宗教和巫术并无直接关系，或者创作者本身并无意图，只是简单的“涂鸦”就造就了流传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艺术。
艺术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赋予了它新的活力和创作余地。列文特岩画也是如此。在列文特美术发展的末期，出现了更加抽象化的倾向，作品形象完全缺乏表现性，也不再表现事件而成为单纯的一种象征，一切内在的运动感都消失了，人物渐渐趋于图解化、简单化，变成了某种难以理解的符号，并且逐渐加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具有新石器时代的象征性和描绘性的绘画，创作风格大为改观。这些现象显示了人类理智的一个发展过程。抽象化、符号化已经成为列文特岩画发展的一个趋势，虽然如此，这种遍及伊比利亚半岛的绘画并未中断，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列文特岩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列文特岩画的时代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是透过那一幅幅形象生动、独具风格的图画，我们仍可以推断出那一时代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神秘的宗教文化。由于以上种种不确定性，列文特岩画的真正涵义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这也是研究者们在今后将继续探索的问题。
第三部分: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
在17世纪初期，一位名叫约翰·奥布里的考古学家在英格兰南部平原发现了一些独特的巨石建筑，它们巍然屹立，宏伟壮观，散发着神秘诱人的魅力。由于是他初次发现这些巨石建筑，所以将其命名为“奥布里坑群”。坑群内圈竖着两排蓝砂岩石柱，现已面目全非，有的只留下原来的痕迹。巨石阵最壮观的部分是石阵中心的砂岩圈。它是由30根石柱架着两架横梁组成，横梁间彼此用榫头、榫根相连接，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这些石柱高4米、宽2米、厚1米，重达25吨。砂岩圈的内部是5组砂岩三石塔，排列成马蹄形，也称为拱门，两根巨大的石柱，每根约重50吨，另有一根约10吨重的横梁嵌合在石柱顶上。这个由巨石排列成的马蹄形坐落于整个巨石阵的中心线上，马蹄形的开口正对着仲夏日出的方向。巨石圈的东北侧有一条通道，在通道的中轴线上矗立着一块完整的砂岩巨石，高4.9米，重约35吨，被称为“踵石”。每年冬至和夏至，如果人们从巨石阵的中心远眺踵石，就会发现太阳隐没在踵石的背后，这种奇特现象也给孤独荒凉的巨石阵增添了神秘莫测的气氛。
依据科学家实地考证，巨石阵最初建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约公元前2800年，那时巨石阵已初见规模——圆沟、土岗、巨大的踵石和“奥布里坑群”。约公元前2000年是巨石阵建筑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整个巨石阵已基本完成。这个阶段的主要建筑是蓝砂岩石柱群和长长的通道。巨石阵的第三期建筑尤为重要，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时建成了沙石圈和拱门，巨石阵也全部完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雄伟壮丽的巨石阵遗址的整个面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建造这个庞大无比的巨石阵整整需要150万个人工，并且在整个建筑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使用轮载工具和牲畜的痕迹。这是令人惊讶的现象。
1932年，地理学家H·H·托马斯探寻到了他们使用的原料蓝砂岩，它是一种污迹斑斑的灰色物质。这些蓝砂岩中的三种岩石种类与在史前巨石柱附近发现的任何岩石都不同，但是托马斯发现同样类型的三种石头在威尔士的卡梅宁山和富尔·特里冈之间山峰上露出地表的自然岩石中都能够找到。
英格兰南部平原上的人们是如何把这些重达5吨的石头从威尔士运到英格兰的呢?
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在其著作《中世纪编年史》中曾有过亚瑟王的谋臣默林从西方（尽管不是从威尔士，而是从爱尔兰）获取石头的描述。据流传的民间传说，把这些石头运送至史前巨石柱，可能是通过爱尔兰海这一途径，对此杰弗里也有过记载。在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有大量其他种类石头的情况下，那些建造史前巨石柱的人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跑那么远去取石头呢?
一部分地理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最著名的G·A·凯拉韦认为，这些蓝砂石是通过冰川，不是由人力搬运的。但是，大部分专家反对凯拉韦的观点，因为他们不相信最近的冰川作用会向南延伸到普里斯里山或者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即使事情真是如此，冰川运动把威尔士一小块地区的蓝砂石收集起来，然后通过沉积作用再把它们置于英格兰的另一小片地区，而并非把它们散落于各地，这对于自然界来说，出现此种情形似乎不太可能。布里斯托尔海峡的南部或东部没有任何其他的蓝砂石这一事实从反面证实了冰川理论的不可信。
因此，最普遍的解释是，来自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把一些独木舟捆绑在一起，然后通过爱尔兰海运输这些蓝砂石。但这种推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证据来证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已掌握了一些令人叹服的技术手段。
除了英伦诸岛，巨石建筑还广泛存在于爱尔兰、西班牙、法国一部分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地中海诸岛等等。产生这些巨石结构的文化被称为巨石文化。巨石结构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物，其种类很多，形状、结构、性质也不尽相同。
巨石结构之所以遍布广大地区，可能与新宗教和埋葬的习俗有关，即巨大的石块是用来作为祭祀或坟墓之用的。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死后普遍被埋葬在山坡上，尸体摆成屈曲四肢的姿式或仰卧的姿式。在英国，次新石器时代的民族实施火葬，把骨灰埋葬在圆形的圈地内。在这种圆形圈地中，最著名的是青铜时代的斯通亨治祭坛。
而且，研究巨石建筑的专家们认为，斯通亨治石栏的建造者们，是利用绳索、杠杆、滚木、土坡等方法，把巨大的石块从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并建造起来的。由于石栏非常庞大，巨石又不是从近处开采的，如果没有统一的计划安排，没有集合很多人力并发挥卓越的才智，进行长期艰苦的劳动，完成这样的工程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巨石结构一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很可能就是太阳神的庙宇和祭坛，否则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原始人决不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建筑它们的。由此可知，样式不一的巨石结构与当时丧葬风俗及原始宗教息息相关。
第三部分: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是谁建造了巨石阵
究竟是谁或者他们是怎样建造了这种独具特色的庞大建筑呢?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的解释。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原始居民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仅仅处于生存线上，也就是说他们无力建造这些如今建造起来也颇费力气的巨大石阵。
12世纪时，牧师杰弗里认为应把建造巨石阵的功劳归于亚瑟国王的宫廷男巫默林。根据他所著《不列颠国王的历史》记载，有些作为纪念碑的石阵是受亚瑟王的叔叔的委托建造的。这些石阵是为纪念反侵略战争而建的。
17世纪时，国王詹姆斯一世也对这些石阵颇感兴趣，并派人调查。调查者认为，当地居民不可能建造出这样的石柱，并得出结论说，如此精巧构造只能出自罗马人之手。
而根据20世纪人们发明的用放射性碳元素来测定当地石阵的年代的数据显示，这些巨石阵可能造于公元前1500年以前。而那些有可能建造石阵的古代人类的出现远远落后于测定的年代。
1953年，一位名叫阿特金森的考古学家从偶然在石阵旁发现的一把匕首中得到启示。他认为此种匕首有可能来自希腊迈锡尼城堡的皇家坟墓。而那把匕首制造年代大约也在公元前1500年。
据此，阿特金森认为石阵是由来自更加文明的地中海地区的建筑师所建。考古学界接受了这种理论。
就在他们备感欣慰之际，这种理论又很快被否定。20世纪60年代发明了一种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年代法，由此得出的有力证据表明，巨石阵比原先设想的要古老得多，甚至比迈锡尼文明也要古老。新的放射性碳元素测定年代法证实迈锡尼城堡建于公元前1600和前1500年，这表明巨石阵起源更为久远，远远早于任何地中海文明所带来的影响。
依靠这个最新推断，石阵周边的河床和外部沟渠大约开始建造于公元前2950年，周边内的一些木结构大概建于公元前2900～前2400年之间，以后的某个时间段这些木结构才被石头所代替。
新的年代测定法彻底动摇了该理论传播者的思想体系。这些巨石阵产生的年代如此久远，它不可能是由欧洲文明所建造，非欧洲文明离此更加久远。所以，大部分专家学者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建造巨石阵的是那些居住在附近的原始居民，并且是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下自行完工的。
第三部分:英格兰规模庞大的巨石阵巨石阵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巨石阵是远古时代的天文观测仪器。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天文学者。确实，巨石阵的神秘莫测与天文学有着紧密联系。远在200年前，就有人注意到巨石阵的主轴线指向夏至时日出的方位，而冬至的落日又在东西拱门的连线上。1965年，波士顿大学的天文学家霍金斯利用计算机测定表明，巨石阵的排列方式可能与太阳和月亮在天空运行的位置相关，而56个奥布里坑群则能准确地预报日食、月食。
这些内容记载于他的史学名著《破译史前巨石柱》一书中，这本书出版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
霍金斯发现，巨石柱上165个主要点之间的定线与太阳和月亮的升落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更能引起争论的是，他认为史前巨石柱上的称为奥布里孔的一圈坑穴曾被古人用来预测月亮的圆缺。霍金斯称史前巨石柱为“新石器时代的计时器”。
自从发现“迈锡尼”雕刻以来，仍然是史前巨石柱问题的研究权威的阿特金森也以同样显著的标题《史前巨石柱上的月光》进行回击。阿特金森认为史前巨石柱上的天体准线很有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至于奥布里孔作为月亮圆缺的预测物的观点，阿特金森提出证据说这些洞孔曾被用做火葬坑穴，而且在挖掘后不久即被掩埋掉。
天文学家们提出了多种方法证明史前巨石柱可能被用做一个天文观测台，其中一些比霍金斯的方法更不能说服世人。但是，天文学家们有这样一个倾向：他们看重的是不同的点与太阳或月亮如何成一条直线，而疏忽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想当然的圆点中的一个可能比另一个晚造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考古学家们很快就找到了大部分理论的难以成立之处。
到了20世纪末，虽然纷争仍在延续，但是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包括阿特金森）都认为天体准线中至少有一些，尤其是太阳准线，绝不仅仅是巧合。大部分人对于这一观点持相同意见：至少从现代意义而言，巨石阵很可能从未被用做天文台，但是，或许作为史前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建造史前巨石柱的人们很可能从那儿观测过太阳。
然而，甚至连极不成熟的天文学也表明，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人们曾观测过天空，并且用某种方法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显而易见，史前巨石阵的建造者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原始，但是在其他方面却是高度发展的。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最近的发现在加深我们对史前巨石阵理解的同时，更增添了围绕到底是谁建造了它这一问题的神秘色彩。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巨石阵是原始人打猎的特殊装置。
因为巨石阵的全部建筑时间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一些专家推测，巨石阵是猎取大型野兽的狩猎装置。他们认为由于当时的工具和武器都很落后，为了猎取较大的野兽，如猛犸、熊、河马、犀牛等，自己又不至于被猛兽所伤，人们就想出了这种办法。专家们认为，今天人们只看到巨石阵的残迹，当初它一定还有一些由木头、骨头和兽皮等制作的工具，由于年代久远早已不复存在。另外，遗迹周围还散落有不少石块，这可能也大有用处。由此他们的结论是，巨石阵很可能是一种具备狩猎、生活多种用途的设施。复原后的结构可能是这样的：
巨石阵围成一个院落，在两根石柱之间是进出口，大小可通过比较大的猛兽，在洞口正上方，有用木棍撑起的大石块，叫“警戒石”。当野兽触碰到木棍时，石头便落下来砸在野兽身上，同时向院内之人发出警告。
院子里面还准备了第二道防线，即悬挂一块“打击石”。当猛兽闯进来时，站在高处的人用手一拉操纵绳，巨石便会准确地砸向野兽。
院内的中间地带还建了一座二层小楼，是由圆木和一些巨石柱围建而成的，楼板铺在巨石柱的上面。它的目的在于监视大院及周围的情况。
这种狩猎工具也并不是在原地等待野兽自投罗网，一般是在其中放置一些引诱物，如利用野兽幼仔叫声作为诱饵。因此，猎手们把捉来的小兽拴在院子里，让它不停地叫唤，以引诱母兽到来。兽群在听到幼仔的叫声后，会不顾一切地拼命冲入院内。即使野兽没有被巨石砸死，高处的猎手们也会向其投掷石块，置它们于死地。
获取野兽后，他们便把猎物拖进小楼进行加工，把兽皮、肉等晾干并贮藏，而把其他无用之物扔到院内作为引诱物。每次狩猎后，他们又会重新恢复设置狩猎工具，以有利于下一次狩猎。
多数学者把巨石阵视为古人举行祭祀的宗教场所。
在最早叙述巨石阵的《中世纪编年史》一书中，作者认为是亚瑟王的谋臣默林用魔法把巨石阵从爱尔兰移到英格兰做墓地。学者们把巨石阵的石桌看作石棺，把高大直立的石条推断成重大事件和人物的纪念碑。如果人们从空中俯瞰巨石阵时，能清楚地辨认出巨石阵是极有秩序地排列成了蜥蜴、鹰等动物的图案，据推测，这些动物图案可能被古人们视为心中的图腾。
就英国南部的斯通亨治巨石阵而言，它既有明显的宗教意图，又有严密的天文功能。在石阵表面刻有不少蛇、月亮、太阳等图案，而平面石阵的布置，又体现了相当复杂的天文计算功能。这个巨石阵占地极广，巍峨耸立，显得庄严、肃穆，从而迫使古人们向神灵顶礼膜拜。斯通亨治巨石阵是人类最早的祭祀建筑之一。
更有一些学者把巨石阵视为一种文化标志。他们认为古人们崇尚巨石般的坚硬刚毅，向往巨石般的高大威猛，所以巨石阵所体现的恢宏磅礴的气势正是古人心中理想所在。巨石文化一方面表现了古人们对自然伟力的崇拜精神，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他们追求生命永恒的观念。不同形式的巨石结构所营造和渲染的空间氛围，似乎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与生命力的恒久永存。
巨石阵遗迹究竟是谁建造的?它是进行祭祀活动的宗教场所，或是天文观测仪器，还是古人们狩猎的工具，甚至是其他别的东西?目前这仍旧是不解之谜，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但如此雄伟壮观的巨石建筑，所体现出的勇气和智慧不能不令我们深为叹服。更重要的是，巨石结构以其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和科学意识确立了自身的价值意义，因此，它成为人类精神最远古的纪念碑。
第四部分:克里特岛上的 米诺斯迷宫伊文思揭示克里特文明
从1871～1882年，德国考古学家亨利·施利曼根据荷马史诗中的一些记载，在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喜萨力克山冈发掘出了特洛伊古城，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当沉埋在地下3000年的特洛伊古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了。在此之前，许多人都对荷马史诗所述事件的真假产生了疑问，而施利曼却对其坚信不移，他对希腊、土耳其进行了考察，还在希腊本土发掘了迈锡尼、太林斯等古代遗址。他的成功告诉世人：古代传说中的“特洛伊城”并非子虚乌有，盲人荷马的不朽诗作描述的确实是真实的历史。无独有偶，30年后，亚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又为世人揭示了另一个早已为人类淡忘的文明，使这个卓尔不群的文明得以重见天日。
1851年，亚瑟·伊文思诞生于英国一个名叫纳希·米尔斯的地方。他的家庭有着异常浓厚的学术气氛，其父是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文物爱好者及收藏家。还在很小的时候，伊文思便承袭了父亲好学的旨趣，并养成了收集文物的习惯。他对研究古代钱币非常感兴趣，而他父亲则喜欢收藏石器时代的工具、武器。
1882年的一天，伊文思带着妻子玛格丽特·弗里曼拜谒了世界著名考古学家施利曼，这一次会晤成了伊文思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两位考古学家都没想到这次原本为礼节性的拜访竟会为爱琴文明又一次翻开新的篇章，而欧洲考古也将再次轰动世界。
施利曼在坑墓中发掘出来的迈锡尼宝石、装饰品和武器等，深深地吸引住了伊文思。尤其是那些镌刻着图案的小小珠印和戒指印章，更令他爱不释手。这些器物使伊文思的视野和想像空间变得开阔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以前的考古发掘是漫无边际、漫无目标的，而这样到最后很可能一事无成。
伊文思有着自由、独特和敏感的思想——这极有利于他今后所从事的考古工作。他认为，施利曼所发掘出的迈锡尼器物，似乎要早于荷马时代，因为在风格样式上它们既不太像希腊的，也不太像埃及或东方的——这个所谓“迈锡尼”艺术虽然生气勃勃，却又受到了抑制；不仅具有贵族主义精神，还包含着人道主义。什么才是迈锡尼文化的根源呢?哪种文化跟它有关系呢?伊文思的思维缜密仔细，他似乎预感到了冥冥之中散发出的一种难以捕捉的神秘文化气息。
施利曼的考古发掘活动与出土的文物，使伊文思产生出一种直觉：一种古老的文化或文化群肯定曾经出现于爱琴海一带，迈锡尼艺术和特洛伊文明的根源正是这种古老的文化。
历史似乎注定了伊文思将与爱琴文明结下不解之缘。施利曼在整理和研究迈锡尼出土文物时，仍然探寻着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克里特岛。他曾多次前往克里特岛考察发掘地点，可始终未能遂愿。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的心思还在克里特岛上。数年之后，亚瑟·伊文思弥补了施利曼的终生遗憾。
1893年，伊文思的妻子玛格丽特不幸去世。这一年是伊文思极为悲伤的一年，也是他的一生发生转折的一年。伊文思转向考古研究，他拼命地对钱币、印章、古董加以研究，沉浸在考古学知识之中，希望能以此减轻悲痛。
他又来到了雅典，而他的脑海又被以前固有的那个探索迈锡尼艺术渊源的念头再次牢牢地占据了，他觉得好像已经到了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了。而命运也在这时悄悄为伊文思敞开了一座大门。
1893年的一天，伊文思在雅典大街小巷的古物货摊前来回转悠，以期能寻找到有价值的古董。突然，他发现了一些三边形或四边形的小石头，这些小石头沿轴穿了孔，一些符号雕刻在上面。伊文思有一双对细节非常敏感的慧眼，这些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些符号似乎属于象形文字系统，只是不同于欧洲学者惯常见到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写法，伊文思将其称作“曲笔乱涂”。这种符号到底是什么呢?
透过自己那高度近视的镜片，伊文思敏锐而又仔细地观察着手上的石头。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些刻有文字符号的石质印章。
伊文思于是急切而又兴奋地马上向货摊商贩询问这些印章来自何处，商贩告诉他，它们来自克里特。
伊文思的脑海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仔细一想，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克里特决不是个可以轻易忽略的考古发掘地点。
那些印章上的文字符号，似乎属于另一个象形文字系统。伊文思想它会不会是埃及象形文字系统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地方变种呢?从克里特到欧洲，到亚洲，到埃及的距离都相等，因此它很容易成为一个方便的歇脚地，很可能它在埃及象形文字的文化传播中起到了一个中转站的作用。
伊文思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之中。
伊文思连续几天都在梦中见到了克里特，白色的沙滩和蓝色的深深的海洋似乎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岛上遍布着锯齿形的石灰石山巅，沟壑险峻陡峭，山谷满园碧绿。
伊文思明白，冥冥之中，神秘的克里特岛已经开始在呼唤自己，去克里特岛的时候终于来到了。20世纪的第一年，一个新发现的文明伴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四部分:克里特岛上的 米诺斯迷宫揭开克里特的神秘面纱(1)
位于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是地中海交通要冲，东西长约260千米，南北最宽处约有55千米，最窄处约12千米，总面积为8331平方千米，在爱琴海所有的岛屿中是面积最大的一个。这里拥有适宜的气候，经常风和日丽，居民可以安定富足地生活于其中。
从大约公元前1900年开始，克里特岛就成为欧洲早期文明中最活跃的那一支的活动舞台。最早定居于此的人很可能是来自地中海东岸（即今天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叙利亚的沿海地区），或土耳其、埃及、利比亚的水手。
克里特岛瑕瑜互见：山岭纵横交错，石灰岩峰嶙峋险峻，峡谷扭结纠缠，它们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难以耕种的荒野。与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相比，克里特的河流只不过是一条不适合用来灌溉的小溪，也没有可以让农夫轻松耕作的冲积平原。
尽管这些缺陷是客观存在的，克里特岛也有三大优势适于发展农业，那就是充足的阳光、丰富的雨水和虽然多石但却肥沃的土壤。在永久性的村庄里居民们相互通婚，生息繁衍，各自从家乡带来的独特技艺和农耕技术被大家共同分享着，岛屿对他们赠赐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几百年前，他们在安全保险的谷地中种植着大麦和小麦，并发现葡萄非常适合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成长，橄榄的生长也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而克里特未来的繁荣正是与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出口息息相关。
可能是孤立使克里特人远远不像居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同辈那样崇尚武勇。埃及人墓室的四壁用官僚举行盛大庆典的图景装饰，苏美尔人也留下了表现他们征服的画面。然而，和他们有所区别的是，克里特的艺术家们描绘的是一个个田园诗般的场景，画上的人或从事运动，或尽享闲暇。他们的墙壁也用花卉、鱼、鸟和海豚的图案来装饰。看来克里特这个民族专注于现世，专注于他们小岛上的奇妙生活。
克里特人的成就在欧洲是没有谁可以与其相媲美的。从爱尔兰到希腊，大多数人依旧过着人类初期的那种生活，成氏族地漂泊，猎兽捕鸟，采集野生植物以维持生计。在放弃游牧生活后，许多家族开始了一种初期的农业；可是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农业，都无法生产出剩余产品和创造文明。
伊文思是一个先想后做的人，在没有将手中的事做好之前他绝对不会去做另外的事。即使他有了某种想法或考虑，他也能把内心的冲动抑制住，一直等到他认为所有条件都成熟之后才会将其付诸实践。因此直到12年后，伊文思才最终决定将探索迈锡尼艺术渊源的念头付之于实践。而在此之前的十几年时间中，他需要积累考古发掘经验，并完成阿什莫尔博物馆重建和复兴的任务。除此之外，有关克里特的历史记载罕见也是束缚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杰出的英国学者，伊文思依据的线索几乎全部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些内容。如果有一天你能亲自踏上克里特的土地，当你徜徉于那些沉寂的古老宫室中的时候，你便会恍然醒悟，明白神话、历史与现实彼时彼地的交融，这是一种令人心醉的情境；而就是为了那一刻的感动，考古学者才表现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执著。
克里特岛上有克里特人、希腊人、罗马人、法兰克人、威尼斯人以及土耳其人留下的岁月的印迹。他们来来往往，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曾经喧嚣一时，最终却无不消逝在风声和海涛中，只有克里特岛的风光依旧。
伊文思是在克里特的伊拉克列翁登陆的，那时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望着威尼斯式大城墙的雉堞上刻着的圣·马克猛狮、城中的基督教堂和清真寺院栉比相邻，心中忽然涌出一种历史沧桑的永恒感。克里特已经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了3000多年。
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在这期间，不乏有心人屡次试图揭开克里特岛被远古的神话传说所披上的那层神秘面纱。
第四部分:克里特岛上的 米诺斯迷宫揭开克里特的神秘面纱(2)
早在1883年，施利曼便向克里特岛的管辖者土耳其政府申请发掘克里特。他在申请重新发掘特洛伊时曾遭到土耳其政府的冷遇。这次也一样，他申请发掘克里特的请求也遇到了麻烦。
土耳其政府是施利曼申请发掘克里特岛遇到的主要麻烦，另外，也有一些来自他自身。据说施利曼来到克里特传说中的米诺斯王国都城——克诺索斯古迹时，为了感谢宙斯给自己指示出古城的位置，他曾双膝跪在地上，向伊达山的宙斯大神祈祷。这件事令当地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大为震惊，他们非常不满，这也导致施利曼难以得到在岛上发掘的许可证。
1877年，驻克里特岛的西班牙领事在距伊拉克列翁港口10千米远的克法拉山进行了一次试掘。这位领事也很喜欢考古，在对克法拉山是克诺索斯城的所在地的传说有所了解之后，他请民工在这里挖了5个坑穴。这5个坑穴的试掘，证实了的确存在一座长60米、宽45米的地下建筑物。可惜的是，这次试掘最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说起来也巧，在伊文思第一次踏上克里特岛时，一位名叫米诺斯的克里特当地绅士，也在克诺索斯进行了发掘。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发掘，不仅挖出了沟壕，而且还发现了宽大厚实的墙和许多大的石制坛罐。
虽然伊文思已经敏感地觉得，笼罩了克里特岛几千年的那层神秘面纱即将被揭开，但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去进行发掘。因为他深深地懂得，想要取得彻底、最终的胜利，必须得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
要想把克里特的神秘面纱完全揭开，首先要将正确的地点选出来，同时还要筹措到大笔的经费，具有大规模考古发掘经验的人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伊文思的弱项正是最后这一点，因为他之前发掘的不少考古遗址的规模都非常小，所以要想发掘大规模的遗址，他的经验和能力还远远不够。
克里特全岛有横亘的山脉，逶迤东西两端，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什么树木。从岛的南部到岛的北端，夹在群山中的峡谷随处可见。这些峡谷与海岸靠近时就像浅浅的沟漕，而切入山脉时却变得深邃。
伊文思在1894～1899年期间多次来到克里特考察，有时他是一个人来，有时是与年轻的考古学家约翰·迈尔一起。在此期间，他对克里特岛的地形地貌作了仔细考察。
伊文思与迈尔的考察，经常取得一些意外的收获。他们俩曾攀登上拉西堤高地，对赛克诺的神圣的宙斯诞生处——一个洞穴进行了考察，他们曾在一条史前时期米诺斯国留下的道路上慢慢走着，走村过桥，访问堡寨，听当地人讲述了许多传说。沿途的风景非常美丽，令人心旷神怡。天空是蔚蓝色的，原野是翠绿色的、无垠的，海浪的波涛似雪，山岩陡峭耸立。
伊文思在考察途中常常能收集到一些他在雅典为之兴奋的刻画印石。这种石头大多数呈圆形，也有蛋形，上面都有钻通了的小孔，线可以穿过这些小孔去作为手环坠或吊坠。每块小石上都刻有图案，但也有刻着象形文字符号的。在克里特，当地妇女们都把这种印石作为护身咒符，非常珍爱。她们哺乳幼儿时，会把这种刻画小石悬在胸脯上，因而称之为“奶石”。
伊文思认为，这些镌刻着图案和文字符号的刻画石，是古代克里特人佩带的一种身份标志。他们在石头上用符号或印记刻上自己的财产地位，再将其佩戴在脖子上或手腕上，可以起到一种标识的作用，可能还可以当做印章使用。
克里特岛上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伊文思的脚印。他在最荒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发现了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的痕迹——宫廷与市镇的遗物或遗迹。
但是，这都是一些极为古老的文明的痕迹，几乎没有哪类希腊“古典时期”的遗物，就是迈锡尼文明中所见的遗物也非常少。
伊文思是一个敏感而又见识卓越的学者，克里特岛上的不知名文明所散发出的神秘气息使他已经充分估测到克里特考古发掘的意义与分量。
实际上，克里特岛的成就是那么的远离尘世，以致它们大多数为历史所忽视，只有神话里保留了对于克里特人的记忆；他们的文明灭亡后，3000年过去了，那埋藏在王宫废墟下面的秘密终于昭然于世了。尽管伊文思已经充分重视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但他一直都没有预料到，一个只被悠久传说所记述而其后的历史突然间烟消云散的海上文明古国，竟然是欧洲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他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克诺索斯的发掘，竟会使施利曼等人的爱琴文明考古的缺环得以填补，而爱琴文明的存在空间也就此完全被打开。
第四部分:克里特岛上的 米诺斯迷宫重见天日的米诺斯王宫
1900年3月，这座曾让世人魂牵梦绕的神秘宫殿，终于在伊文思率领的考古学者的挖掘下露出了它那神秘的面孔。该王宫位于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宫殿依山而筑，离中央克里特北岸4千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6000平方米，各类建筑物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中央是一长方形的庭院，周围则是国王宝殿、王后寝宫，以及有宗教意义的双斧宫等房舍建筑，其间有门厅、长廓、复道、阶梯等相互联通，千门百户，曲折通达。宫里有水管和浴室设备，墙壁上有琳琅满目的绘画和浮雕，陈列着精美的陶器、织物和由金银、象牙制成的奢侈品。
这座规模宏大的克诺索斯王宫是一个由团块结构房间集合成的建筑群，长方形中央庭院东西约29米，南北长约59米，围绕该庭院的是一些至少是两层，少数达四层的房屋。这些房屋看上去是极随意的胡乱组合，其实却是富有韵律的有机安排，所有的房间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整合体。从遗址平面图上看，宫室厅堂围抱，通道纵横交错，整个王宫很像是一块叫人眼花缭乱的集成电路板。建在丘陵上的宫殿随地势的高低起伏而错落有致，那些按不同功能需要设计，不计较对称规则与否的建筑物，以及厅室之间遍设的通道、楼梯、台阶，实在是错综复杂。从东麓远望，但见层楼高耸，门窗廊道参差罗列，蔚为壮观。因为建筑物分处于不同的水平上，阶梯和坡道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房间的通风和采光问题则以天井来解决。众多的梯道和天井又使建筑群的空间与受光生出无穷变化，整个宫殿楼层密接，厅堂错落，廊道曲折，实不愧“迷宫”之誉。
这座宫殿的中央庭院以石板铺地，建筑面积颇大，因而较为宽敞，给四周厅室带来了足够的阳光和空气。王宫西面还有一个较小的庭院，而西南部则是王宫的主入口处，宫殿大门的平面呈一个横向的“工”字形，在中间的横墙上开有门洞，在前面设一对有方形柱顶板、圆盘形柱帽和柱础，柱身为略呈上粗下细的圆柱。而西北角上有一个长方形露天剧场，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露天剧场遗址。
穿过四对折门，便可以进入到这位于王宫心脏位置的幽秘的厅堂。厅内倚着北墙有一把带树叶状高靠背的石椅，椅背中间稍稍凹进，椅座近乎正方体，整座椅子的造型及图案显得过于简朴。王座两侧还有一些更加简陋的石头长凳，几乎就像我们在山路凉亭里见到的那些。宝座厅墙上布满根据残迹修复的壁画。王座两侧墙上对卧着一对鹰首狮身的神兽，昂着头，胸部绘有美丽流畅的涡卷状装饰图案。
中心庭院的西面，便是那所赫赫有名的有“御座之室”之称的地窖式祭堂。
祭堂呈长方形，中间涂成红色，门的右边，靠北墙有一个高背的石膏宝座，宝座的靠背很高，座位呈斗拱形状。宝座的前面，靠近门的左边有宽敞的阶梯向下通到一处神秘的窖穴。宝座两边，靠着墙壁的是石头长凳。
在外面前屋中，摆放着可能供祭祀时用的小型的石坛和陶坛。
当研究者们刚发现这个祭堂时，曾把它错认为是浴室，后来又认为是米诺斯王议政厅，称之为“御座之室”，但堂内那种结构，却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宗教祈祷场所的印象，所以此房间又叫“地下世界恐怖的法庭”。
面对着地窖式祭堂的是一排房屋，这些房屋中有一间的墙壁上绘有鹧鸪的壁画装饰，所以研究者们称其为“鹧鸪之室”。
“鹧鸪之室”内的壁画色彩清新显明，绝对不像3500多年前描绘的。研究者们认为，克里特的工匠们采用了一种绘画新工艺，即用一种新鲜的湿灰泥来涂画，在石灰泥干后就涂上一层薄薄的透明液体以防止褪色和干裂等现象。
在著名的“鹧鸪之室”的旁边，是一间里面有一个洗脚的水池的小房屋，房屋四周备有休息的石长凳。水池的水可以放掉，流至房屋门口的陶槽里。这个水池可能是供王宫的客人洗脚饮马饮骡之用的。离此不远的一间房屋较大，屋内还留有一只彩色红陶土澡盆的残片和烧水设备的遗迹，应该是为客人准备的浴室。
“后宫”坐落在山岗下的河谷边一个平台上，由著名的大阶梯将后宫与王宫连成一体。
大阶梯一共有五道，上面两道只剩下一些痕迹了，但仍不失宏伟庄严的气派。
沿着大阶梯向下走，中途在大阶梯左边有一堵米诺斯式的墙，墙上是一幅用浅蓝与赤褐色绘成的壁画。大阶梯右边是一道俯瞰中心墙壁的低矮栏杆，这种设计使阶梯具有了良好的自然光源，栏杆上竖着上粗下细的米诺斯式柱，支撑着阶梯上面的平台。柱基和窝眼都是原有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建筑进行了部分修复。
大阶梯的脚底，便是建筑精美的“后宫”了。
后宫中王宫妇女的房舍和王后的寝室位于后宫的中央，与外界隔绝，形成一个异常豪华的封闭区域。
后宫的一堵墙上，绘有蓝色的海豚和五颜六色的鱼，壁画是用珊瑚和海绵形状镶边，从那些珊瑚和海绵身上，向上冒出透明的气泡。这是整座王宫中最为精彩的一幅壁画。
整个王宫建筑中最引人入胜的建筑便要数“梯级宫”了。
梯级宫，由宽阔方便的阶梯与上下左右相连，通过阶梯向上通达两层楼房，向下也通达二层房屋，那些阶梯用一排排柱子分开，四周房屋围成一个天井，以便于采光。
在另一边，有一个门道通到更远一点的一套较小的屋子，这套房子外边没有门，只能从内厅进入。套房中有一间小小的浴室，有陶瓷制的澡盆，其样式和现代浴盆十分相似，地下有一个排放脏水用的洞孔。旁边还有一间当做厕所的小房子。
这间厕所建在3600多年前，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它居然是冲水厕所。厕所右方一块石膏板面上有一个槽，安放了大约57厘米高的座位。厕所过道外边有块石板斜向一个半圆形的洞孔，形成一个蓄水池，由此开出一个小导管通到大阴沟，这个通过大阴沟的孔穴部分被奇特的凸出物所遮蔽，从座位中心偏离开去，这样，就在右边给用作冲洗浴盆的容器留出了空间。
米诺斯王居住在后宫的几间正堂里。其中以“双斧大厅”的设计最为独特。
“双斧大厅”和紧邻的房间是用一排柱子分隔开来的。这些柱子上都有用来安折叠门的凹槽。这种折叠门冬天可以关闭起来保暖，到了夏天，又可以把门折叠起来推进柱子上的凹槽，使室内气流通畅，清新凉爽。
克里特的建筑艺术是独具风格的。克里特的建筑全都是世俗性的，其主要类型除宫殿外还有旅舍、别墅、公共浴室、作坊等。米诺斯宫殿的外观不像亚述、波斯宫殿那样壮丽，它不追求统一宏伟的外部效果，但内部体验却极为丰富多样。建筑单元都很小，天花板很低，这是一种令人感到亲切的尺度。它的圆柱上粗而下细，使人产生一种俯瞰的感觉。壁画在建筑总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基本色彩是明亮的红、黄、蓝。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这些清新的壁画带来的是轻快活跃的气氛。克里特的城市国家就是环绕着米诺斯王宫这样的宫殿群形成的，宫廷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不过，我们今天见到的米诺斯王宫并非一开始建成的样子。一开始的建筑已经在无数次的地震和其他灾变中面目全非了，如今的宫殿是历经数次修建后保留下来的古迹。最早一批建筑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000年，而挖掘所见的这批建筑，即伊文思所谓的“最后宫殿”，则完成于公元前1700～前1500年之间，属于新王宫时期，是在旧王宫的废墟上重建的。
第四部分:克里特岛上的 米诺斯迷宫由辉煌走向黯淡的克里特文明
四千多年前，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心，考古学家们现在已经证明克里特属于东方式的奴隶制国家。它拥有强大的王权，处于被奴役的无权地位的是大量的奴隶和农民。从它的艺术面貌可以看出，它同古埃及、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美亚有诸多联系，但它并不是东方与西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简单过渡，古代东方文明对其影响颇大，但是东方帝国的威严、沉重的气息在它身上是看不到的。克里特艺术生动明朗，优雅秀逸，它最突出也最令人着迷的品质是世俗性和享乐性。克里特文明与后来的希腊文明缺乏直接的承继关系。但它却是后者真正的先导，它在气质上无疑更接近古代希腊。
克里特文明大约萌芽于公元前3000年，那时它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是爱琴海文明的发源地。我们追溯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在进入青铜时代这一阶段时，希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相比丝毫都不逊色。今天的考古学家们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克里特文明的三个阶段，他们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克里特文明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部分，其中米诺斯王在位的时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因此人们常常称克里特文明为“米诺斯文明”。
早期米诺斯文明(大约为公元前3000～前1900年)，是青铜时代的早期。按考古学家伊文思的说法，这种早期文明的辉煌发展，“决定因素……可以追溯到渡越利比亚海同尼罗河谷的公开交流”。这种文化交流，通过贸易，或是移民(他们是公元前3000年初埃及国王征服了整个埃及时被逐出的避难者)来进行。尼罗河三角洲的新技艺如宝石的雕琢和彩陶制造被移民们带到克里特，当地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因而大大加速。
在这1000年之间，岛上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不仅南部麦沙拉平原拥有众多人口，东部地区也成了繁荣富裕的地区，一些重要的市镇和聚落也在沿海地区出现，如法莱卡斯折、普塞拉摩克洛斯、吉尔尼亚等。由于商品经济的促进，专业手工匠人阶层形成，烧制陶器、木器制作、房屋建筑、葡萄汁压榨等技艺都有所发展，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略显粗陋的只是金银饰品的制作。
中期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1900～前1600年)，是旧王宫和新王宫初期时期。这时期克里特岛奴隶制国家形成并开始强盛，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出现了王宫；第二，交通困难引起地方差异，文化开始统一。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玛丽亚等地都修筑了规模宏大的王宫。这些王宫的形制布局大同小异，建筑风格和特征相同。
这段时期的陶器制作具有较高的水平，不仅有罐、钵、杯、碗、瓶诸多器型，而且彩陶也非常精美，盛行轮制陶术，生产的“蛋壳陶”非常薄。
王宫的壁画水平令人眩目，不仅富丽堂皇，而且其内容具有丰富的题材，有些壁画以花卉、叶草和海洋生物为主题，也有些壁画描绘宫廷宴乐、礼仪和竞技活动。
海上贸易在这段时期开始兴起和兴盛，因此米诺斯国逐渐富裕起来，它逐渐控制了爱琴海诸岛，以保护海上贸易、控制海上交通，并逐渐成为海上帝国。
晚期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1550～前1100年)，是“米诺斯霸国”。米诺斯文明在这段时期达到鼎盛。
在这段时期，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米诺斯完全有资格与埃及帝国、亚述帝国平起平坐。那些在埃及陵墓墙壁上留下了“岛民”形象的高傲大使们，不是作为臣服国进贡的使者，而是作为大国君王的送礼特使，昂首出入埃及、亚述帝国的宫廷。克里特国王就在豪华的克诺索斯王宫里统治他的海外属地。
当时已出现具有较大规模的城市，据测算，首都克诺索斯大概拥有8万人口，岛上有许多城镇。除此之外，米诺斯王朝版图已包括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南部。
那时，米诺斯的海运非常发达，与埃及、叙利亚有较为频繁的往来，并在爱琴岛、希腊大陆南部伯罗奔尼撒沿海设立了商站。
米诺斯王朝在这段时期成为一方霸主。在当时的古代世界，其工农业、海运和商业都达到了顶峰水平。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纵观克里特文明，它于公元前3000年萌芽，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进入繁荣期，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则达到全盛。然而，令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迷惑的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发展得蓬蓬勃勃的克里特文明竟在它的鼎盛时期突然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暂且看一看这样一种比较流行但并非共识的解释。
公元前15世纪中期，克里特饱受一系列地震及其余震的侵袭，这一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惊恐和沮丧使人们内部出现了纷争，克里特的祥和与安宁被打破了。战争终于在克诺索斯王国和岛上其他统治者之间爆发了。虽然最后的胜利者是克诺索斯王国，其他王宫都成了一片废墟，但克里特的实力却因为这场内部争斗而大为削弱。从此,它变得不堪一击。克里特的虚弱被希腊大陆上好战的迈锡尼人清楚地认识到了。
迈锡尼人最初从米诺斯人那里学会了航海技术，他们利用米诺斯人暂时的虚弱迅速出击，米诺斯人在许多岛屿上的殖民地很快就被他们占领了。他们一次次地试图攻占克里特岛，但都未能如愿。直到大约公元前1450年，另一种从天而降的自然灾难帮助进攻者终结了米诺斯文明。
在克里特岛以北约130千米，有一座桑托林火山岛，桑托林火山海拔仅566米，20世纪中的三次喷发规模不大，与维苏威火山相比其威力甚小，它的宁静使岛上居民祖祖辈辈感到很安全。然而，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山爆发正是在这里发生的。那大约是公元前1450年前后，桑托林火山喷出多达62.5平方千米的火山灰渣，几乎在瞬间，厚厚的火山灰便把岛上所有的城市都埋在了底下。火山灰直冲天际，弥漫在空中，地中海东部地区都为其所覆盖。
据记载，当时埃及的上空曾出现了三天漆黑一片的情景，巨大的海啸也因火山爆发而产生，海啸引起的浪头高达50米，这滔天的滚滚巨浪迅速南下，很快便来到克里特岛，岛上的城市、村庄和良田都被摧毁了，港口设施被冲毁，船只被狂涛击碎，米诺斯无敌的舰队顷刻间化为乌有，整座岛屿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
火山内部极大的压力迫使火山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火山自行崩塌陷落，一个圆周足有60千米的火山口就此形成。炽热的岩浆喷薄而出，火山灰散落地点最远达70千米处。火山爆发给克里特岛带来了灭顶之灾，火山灰很快就掩埋了整座岛屿，克里特岛再次被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冲击，米诺斯的辉煌终于就这样毁于一旦。
不久，克诺索斯城、克里特岛的其余地方以及爱琴海上残余的米诺斯殖民地一起被希腊人所占。到公元前1400年，劫后余生的少数人居住在岛上分散孤立的乡村中，另一些人则带着米诺斯的文字、艺术以及先进的技术渡海到达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迈锡尼，慢慢发展起灿烂的迈锡尼文化。虽然融入迈锡尼文化之中的克里特文明后来还持续了300年左右，但自这次灾难之后，克里特毕竟盛况难再，辉煌已成旧梦。这个在当时欧洲处于领先地位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就这样由辉煌走向了黯淡。
第五部分: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一座城市从地底展现(1)
在风景如画的意大利西南河岸，有一座著名的火山，它的名字叫维苏威。它巍峨险峻、高耸入云，时时刻刻以自己伟岸的身躯俯瞰着碧波荡漾的那不勒斯海湾。
大约18世纪初，在距离这座著名的火山西南约8千米处，某一天，当地的一群农民正在山下挖掘水渠时，突然，听到“当啷”一声响，铁锹似乎碰到了什么金属物。人们循着发出响声的地方挖下去，结果在翻开的泥土中，他们看到一些金光闪闪的东西在眼前闪耀。“金币，是金币。”意外的收获使得人们兴奋地叫了起来。像风一样，这个消息迅速地传了开来，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寻找金银财宝。接着，人们从地底下不断地挖出更多的东西，如陶器，一些古罗马的钱币，经过雕刻的大理石碎块等等，细心的人还发现其中的物品上刻着文字，可是人们被寻宝的狂热冲昏了头脑，再加上缺乏专业知识，从而忽略了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和挖掘。
18世纪，统治意大利南部的是奥地利派驻那不勒斯的总督埃尔伯亲王。他为了能随时在这迷人的海边小住，以享受蓝天碧海的愉悦，就下令在海滨盖了一座豪宅。有一天，当这位亲王考察了他的位于方济各会修道院后面的豪宅后，为了取水方便，他下令在其住宅附近挖一口深井。谁也没想到，这一锄下去后，从此便拉开一场大规模挖掘工作的序幕。
当这口井挖到修道院的花园附近时，凿开火山熔岩，挖到凝灰岩之后，工人们发现，埋在维苏威火山灰下的是大理石铺成的地面。而且，他们还惊奇地发现了三尊雕刻得细致入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大理石女神雕像。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发现这些雕像后，埃尔伯亲王接到命令，暂停挖掘，这一停就是30年。后来征服了此地的西班牙国王，听说这里曾挖出过珍贵的文物，于是命令继续挖下去，很快人们就在这片土地下，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人们首先发掘出的是一座剧场，埃尔伯亲王掘的那口井，正好是开在剧场的中央。阳光从井口透进来，人们看到了一个原本漆黑的神秘的地下世界，在这儿人们发现了一块碑，上面刻着“赫库兰尼姆”的字样。不久，一位名叫阿尔库比雷的西班牙工程师负责指挥这项发掘工作。这位曾经的国王侍从、当时的上校和那不勒斯工程协会会长，虽然身兼数职，可是对于考古学却一窍不通，而由于他欠缺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以至于糟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给前期的发掘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1763年，人们在这里的地下发现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座城市的名字，人们才知道，这里是一座城市的遗址，名字叫庞贝。考古人员循此线索才知道，在罗马的史书里记载了这样一场灾难：公元1世纪，一座名叫庞贝的城市被突然爆发的维苏威火山的火山灰掩埋了。这就是那座古老的深埋于地底的古城庞贝吗?这一发现引起了轰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座城市最初是借助一位蹩脚的“考古学家”而得以重见天日的，而他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荣誉。
继阿尔库比雷之后，一位名叫威伯的瑞士少校负责指挥此地的发掘工作。他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其考古学知识不多，但很专业，懂得这项工作的意义。他为此规划了整套的有系统的挖掘工作。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根据发掘出的实物加上自己适度的想像，绘制了一张准确的地图。凭借这张地图，这座仍被泥土覆盖的古老城市，仿佛被一览无余。而事实证明，这座古老的城市就是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这一成果让人万分惊喜。
第五部分: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一座城市从地底展现(2)
此后的进展是让人欣慰的，继威伯发现了庞贝的一处半圆形露天剧场之后不久，西班牙人拉威加于1764年发现了奥得昂剧场，后来又发现了记载中的由塞尔西努斯重建的埃及女神伊西斯的神庙。1767年，一处角斗士的营房又被发现。而在1770～1815年间，由于西西里王国王室对发掘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王室的支持和推动下，挖掘工作进展明显加快。1771年，挖到了第奥梅得的别墅；1772年12月，在这座别墅的地下走廊内发现了18具尸体。
随着挖掘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庞贝城的名气越传越远。德国大文豪歌德也于1787年参观了挖掘现场。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汉密尔顿更是挖掘场地的常客。而就在这一时期，拉威加画出了比较合理的挖掘平面图。1789年，法国占领军尚皮奥内下令继续挖掘。这一年，奥得昂剧场完全出土，它庞大的气势让人惊奇。1880年，那不勒斯统治者的妹妹和妹夫对挖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了加速挖掘的进程，他们不惜自掏腰包。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挖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城市的范围划定了，执政官街旁的城墙被挖出来了，随后又开始挖掘竞技场和大会堂。到1823年，这座地底的城市基本上露出了它大致的轮廓：一座四方形的古城，长达数千米的古城墙里面有广场、剧场、竞技场、神庙等各种建筑物，规模庞大，建筑精致。而1824年，人们又在幸运女神庙和广场周围挖出了公共浴池，还有广场北面的面包房和一座诗人的宅邸。
意大利统一后，庞贝城的挖掘工程变得更加科学有序。以严肃的治学精神和正直廉洁的作风著称的年轻古币学家菲奥勒利，受政府委托，负责此城的发掘工作。他建立了一种可验证的科学考古方法，每天记工作日志，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在他的指挥下，500多名工人对古城进行了科学的挖掘及清理工作。他把庞贝城划分为若干区，又将每个区依照街道标志分成几个房屋群，并给每座房子或遗址一个识别编号，这个编号系统一直沿用到今天。
挖掘工作在菲奥勒利的指挥下科学而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为防止房子倒塌，在已经清理出来的街道上，他们采用从房顶开始挖掘的方法，逐步将废物清理出来。1863年，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再现火山灰掩埋的人或动物的形貌的石膏翻模方法。由于当年裹住尸体的火山灰凝固，形成一层硬壳，而其中的肉体则腐烂消失，于是便形成了人形或兽形的火山灰壳子。菲奥勒利让人用管子将石膏浆注入壳子里，这样一来，就得到了一具具栩栩如生的模型，神态逼真，人们得以从中窥见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此外，菲奥勒利还辨认出妓院、面包房和银行家尤肯图斯的府邸。于是，一座规模完整、布局精致的城市在人们的努力下得到了再现，而其完整的程度却仿佛是模刻出来的一样，让人叹为观止。
可是，挖掘工作并非就此停止，此后人们还不时地从中发现一些惊奇。20世纪70年代，一支美国考古队在庞贝竞技场附近发掘出了一座古代的商业性花圃。人们从中发现了许多植物的标本与浇水器具，还有古代花粉、香水瓶等等，这显示了当时制造香水和头油商品的迹象。这座被人们称为“赫尔克列斯花园”的场所成为庞贝城曾经存在过商业性种花业的一个明证。
随着庞贝古城的原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其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褪下，作为被火山灰覆盖达千年之久的城市，其城市的布局和规模之大都令人称奇，仿佛是罗马时代的城市出现在了当代一般，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和游人到此游览。
第五部分: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走进不死之城 庞贝(1)
走进庞贝，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灰红色的城市。这个被掩埋的城市，至少有一半已经被清理出来，重见天日。山丘上堆满石块，一列列厚厚的墙壁，一块块青灰色的石板，仿佛是已经晒了1800年的太阳一般，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是那么显眼。缺少了屋顶的房屋屹立在那里，仿佛成了一道道用小城墙摆的龙门阵。路面扫得干干净净，镶嵌的石头没有一块缺损或褪色，上面有一些飞禽或花卉的图案。这城市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湛蓝的海水，而背后则是雄伟高耸的维苏威火山和连绵不绝的山丘，景色十分壮丽。
遥望山顶，那里有一座座雄伟的建筑，查看地图指示，我们知道，那是罗马人祭祀正义女神的神庙，有维纳斯、奥古斯特、墨丘利等，还有一些没有完工的神庙和欧马希亚家的雄伟宅邸。
这是一座面积达1.5平方千米的古老城市，四周环绕着用坚固的石头砌成的4800多米长的城墙，共有8座城门。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各有两条笔直平坦的大街与各城门相通，并将全城分成9个城区，每个城区又有许多大街小巷，纵横相连，路面都用碎石铺成。主街宽有10米，铺着平坦的石板，两侧为人行道，中间走车，金属车轮滚碾石板路面所留下的辙痕，使人不难想像当年街上是何等车水马龙。每个大街十字路口都修建了刻有精致雕像的石制水池，储满着清水，以供人们取用。令人称奇的是，那源源不断的清水，是庞贝人通过一套巧妙的引水系统自动注入城内的。聪明的庞贝人修起高架水槽，将城外山泉引至城内最高点的水塔，再由水塔流入各个公用水池以及豪门庭院。
城区西南部有个长方形广场，庞贝城许多宏伟的建筑都建在这里，广场四周被高大雕花柱支起的华丽长廊环绕着，既美观又实用，还能遮风挡雨，供人逗留消遣。遗憾的是长廊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遭到了一场地震破坏，由于火山爆发前长廊未能完全重建起来，有些大理石材料尚未雕刻，有些已臻完成，加上未能清理的倒塌废物，我们就很难从中得以重见当时的全貌了。位于广场东南的政府大楼，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建筑物。里面设有议事厅，以供头面人物开会议事。位于广场西南的法院，是一座长方形的两层建筑。根据考古学家证实，这座楼既是法官审案的地方，同时也是海内外富商洽谈生意的场所。因为商人成交大笔生意，无论签订合同还是交纳税款，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法院打交道。这是一个极其精明的方案，由于法院和外贸交易所同在一处，给海外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广场的东北是庞贝城的商业区，那里店铺林立，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是庞贝城最热闹的去处。发掘出的一家水果店显示，货架上摆满品种丰富的水果，有胡桃、杏仁、栗子、梅子、葡萄、无花果等，虽然历经1000多年后早已不能食用，但是其形状种类仍然依稀可辨。经考古证实，许多店铺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由店主雇佣一批工人或使用奴隶进行劳动，制作商品，边制边销。日常用品是这类作坊的主要经营项目，主要有面包、呢绒、珠宝、香料、玻璃品以及铁器等等。有的作坊内工序设备仍历历在目，如呢绒作坊，有洗涤羊毛的石槽、染缸以及漂白设备等等。更令人大为惊奇的是，有一家面包房里，烘炉里有一块已经烤熟的面包，不仅其外形保持完整，而且上面所印的店名还能被清楚地辨认出来。
在庞贝城的东南角，是规模宏大的露天角斗场。角斗场中间平敞，呈圆形，周围是阶梯状看台，可容纳两万名观众。据考证，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庞贝城的人数之和。庞贝城的达官贵人们，为了娱乐或者摆阔捞取钱财，经常轮番在此举办残酷的角斗活动。为了吸引观众，他们不仅发布广告，而且往往在广告中列出自己给观众准备的优待条件，比如搭棚遮太阳或者洒水净化空气等等。例如，发掘出来的一则广告是这样写的：“营造使阿·绥狄厄·策利阿家的角斗士，定于5月31日在庞贝城举行角斗。届时并表演斗兽，准备搭棚招待。”在角斗风行的古罗马帝国，到处都设有专门训练角斗士的学校，连小小的庞贝城也不例外。
由于当时庞贝城的繁华，致使巨商高官云集，因此在城里面发掘出了许多豪华的富豪住宅。住宅大门一般都有大理石圆柱和雕花门楼，宽敞的庭院里不仅有花草、水池，还有大理石雕成的人物走兽像以及各种精美的石雕刻品。石像的设计美观而精致，他们体内的细孔可以喷出水来注入水池，形成人工的小景点。这些水来自庞贝城的水塔，然后再通过下水道排向城外。宅内正厅、餐厅、卧室、浴室等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室内宽敞明亮，美观舒适，陈放着珍贵的青铜和银制器物，而墙壁和地板则由精致的图画装饰着。有幅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作战图，亚历山大骑马，大流士三世乘车，两人正激烈厮杀，这幅画形象生动，线条柔和，栩栩如生，显示了罗马画师的高超技巧。
第五部分:火山灰下的庞贝古城走进不死之城 庞贝(2)
在庞贝广场的东角，靠近卡利古拉拱门的地方，挖掘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公共浴场。公共浴室也是古罗马公众聚会的重要场所，不仅朋友们到此晤谈，雄辩者也到此发表演说，作家和诗人也常到此朗诵新作，这里还有阅览图书、进行体育活动的地方。据有关罗马的研究资料显示，建造的公共浴室，舒适豪华，其费用也是昂贵无比的，因此，市政当局便呼吁富裕的公民出资捐助。在庞贝城的这座公共浴室的墙壁上，人们就发现镌刻有捐献者姓名的字样。
走进浴室，我们便可以发现里面的豪华与坚固，屋顶是用大理石砌成的拱形屋顶，四周的墙壁是磨光的凝灰岩，十分坚固，大部分房间没有被火山喷发物压塌。浴室的设计就是在现在看来也十分合理和现代化，浴室分男女两部分，每个浴室都分设有更衣室、冷水浴室、温水浴室和热水蒸气浴室。温水浴室里安放着木炭炉子，需要时可生火送暖。温水浴室里加热的器材，是一个有脚的青铜大炉，炉壁上刻着的一头小母牛是赠送者的家徽。墙上装置着很多壁龛，壁龛之间有男像柱，支撑着饰有繁复叶形装饰的横楣，而天花板则由灰泥镶板装饰着。
为了复原以及表现庞贝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和文明程度，人们在庞贝城的玛丽娜大街附近，建立了一座现代的“古董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建于1861年，在1943年战争中被炸毁，1948年得以重建。
这座博物馆共设有4个展室，展出的主要内容是公元前8世纪以来庞贝人家中使用的器物及饰品、彩色玻璃及农具等。其中较为显著的物品是一家铜匠使用过的全套器具，包括刻制工具和材料等。
这个古董博物馆中还陈列着一些珍贵照片和少量实物，这些珍贵的物品对呈现庞贝人的生活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其中有一札世所罕见的“蜡版书”，据说是在庞贝城一个钱庄主人家里发掘出来的。这种书是古罗马的发明之一，先用象牙、骨头或金属制成的针在嵌入方木板的蜡板上写字，再把多块木板用绳穿起来便成了一册板书。其制作工艺比较复杂，书也显得较为厚重，但是便于长期保存。
在展厅里，还有一套2000年前的医用外科手术工具，它是在发掘一座医院时发现的。其中，有专用的镊子、细长针嘴变钳、医用小剪、牙科专用的镊钳、异形小镊子等。这些器械的型制与近代西医所用的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它表明以实用为特色的外科手术的确是罗马古典医学最发达的门类，而罗马人当时的创新精神和科技文明发展程度也可见一斑。
另一间展室陈列着一些庞贝人当年的生活用品。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你可不能小瞧了这些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非比寻常。这些展品是从一户富人家宅里挖掘出来的，包括一只用优质大理石刻制成的洗脸盆，它的支座上刻满了美丽的图案。那只长方形浴缸则是用铜板压制而成的，虽然已经经历了2000多年，现在仍基本完好可用。有一只破损的类似中国马灯的灯笼，据说它是在一个蒙难男子身旁发现的，由它可证实庞贝城是在夜间被掩埋的。庞贝城距维苏威火山20多千米，照科学计算，火山喷发物和泥石流到达此地约需大半天时间。因此科学家据此准确地推断出庞贝城是在8月25日凌晨时分开始被火山灰掩埋的。
而在这个博物馆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那些展现蒙难者众生像的“石膏人”——这些就是利用意大利年轻的古币学家菲奥勒利发明的石膏翻模方法复制的受难者的尸体。原来，当年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不少由火山灰和岩浆裹着人畜遗骸凝结成的僵石，僵石内有由于尸体腐烂消失而形成的孔隙。起初，人们未予注意，也无法处理。后来，考古学家利用石膏翻模的方法，把这些僵石里面掏空，再灌注石膏泥灰，一幅幅形态逼真的千姿百态的蒙难众生像便展现在人们面前。
以遍布古城各个角落的300多个蒙难者尸体空洞为模子制成的“石膏人”显示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在一个住宅中，许多人捂头掩面，面目抽搐，一个母亲在抱着自己努力挣扎的孩子，表情十分恐怖；而另一些房间里，有的人正趴在墙角挖洞，似乎正在寻找逃生的路，有的人则已经爬上了窗台，可是全部被突发的灾难定格。景象显示，其中大部人是因窒息而死的，其悲惨之状惨不忍睹。
在这座博物馆里，有一幅画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画的名称叫做《庞贝的末日》，是由俄国画家布留诺夫于1833年绘制而成的世界名画。据说，为了能够充分表现当年火山爆发时人们那种惶恐而无处可逃的情景，画家在这幅画上整整下了6年功夫。这幅画展示了30多个不同人物在岩浆喷发的那一瞬间转眼被火山岩浆和火山灰覆没的情景，深刻地表现了当时那种惊心动魄惨烈无比的场面，其烘托出的雷电交加和山崩地裂的景象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令人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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