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谁也不选!我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不会表态的!”我顿了顿，让声音不要发抖，“我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工作，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养我三岁的女儿。你们的父母在美国，你们失业了还有地方可逃，我失业了往哪儿逃？我没地方去!如果你们要吵，你们吵去，我弃权！怎么着，辞退我？”说完，我便收拾了桌上的纸笔离开会议室，跑回到我的格子间，心想：完了，我与所有的人成仇了。
事实如此。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我的格子间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平时，人们总是要和我打招呼，如果我是在电话上，也会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表示友好，可今天谁也没理我。想想看，十二个人的小组，一个也不理我！原因是我没有站到他们一边，推翻那恶魔般却明里来明里去的小老板!
难道他们不知，这小老板如今控制着公司在华尔街的所有客户，我们的客户全都要经他过滤，否则不能开户，米切尔在华尔街浪迹多年，深知人在金钱面前很难守住信用，知道怎样对付华尔街的公司和银行。有些确实是大骗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打破头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付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高昂费用呢？他们可以用了我们的服务而找借口不付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付他们，米切尔有他自己的一招：挖他们的人才以示胁迫。别人很难做得到这样，别人不买账，但米切尔的账有人买，他名声太大。有一次，他把一家投资银行创造财富的外汇交易员全拉走，结果另一家商业银行买下这家银行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堆债务，他还骂人活该，“为什么事先不做了解？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雇员愿意被卖给你吗？Knowyour business!(了解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喜欢米切尔——如果我以后查出癌症，那一定是在他手下做事时给种下的种子，但我们俩能够合作，能把事情办成，能完成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底线”任务。过去五个多月，我们做成了好几个项目，给公司创下二十多万美元的纯利润，尽管我自己一分钱还没见到，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替米切尔做市场“研究员”，当他的助手，我心甘情愿地交学费，为以后能够赶上他，超过他，打败他。
办公室政治4
我咬着牙挨到中午，又挨过下午，晚上下班回家，只见家里电话的录音键闪着红光，按键一听，原来是小老板的前女友珍妮佛留的言：“我们认为你的行为极其自私，也许这是你们中国的传统所致：临危保自己？如果你以为这样做后，米切尔就会成为你的野男人，那你下地狱吧！听着母狗：他永远是我的！”
我的肺给气炸了！此时丈夫也刚好下班回家，他听后也十分生气，他知道我绝对不会与米切尔有任何瓜葛——连我们的小女儿也认为魔鬼的名字就是米切尔！但息事宁人的丈夫总是设法宽慰我，说我也该理解团队的意图，而且珍妮佛的怒气也情有可原，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爱吃醋。
“把这事忘掉吧！如果实在忘不掉，就和她谈一谈，让她向你道个歉。”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径直去了大老板的办公室，大老板也刚到，正将风衣挂起来，还没等我开口告珍妮佛的“状”，大老板就说他已知道昨天的事。因为他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在硅谷参加一个关于1993年度美国高科技人员才源与培训计划的会议，这两天没在办公室，错过了昨天的“办公室硝烟”。
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举手表决，同意改选斯蒂汶当组长。米切尔状告过我那么多次，我们两人随时进出大老板的办公室就像进公司的自助咖啡厅，为什么不借机让米切尔滚蛋？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我于是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我的十个手指，有大有小，有能力强弱之分，要合起来才能成为有作用的双手，而米切尔便是把这十个指头连接起来的力量。
“但人人都恨他。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事纠纷因他而生？”
“他确实不得人心，但哪一个真正干事的人又能得人心？”我吐了一下舌头，我并不想得罪我的大老板，便赶快补加一句，“我没讲你，你除外。说真的，除了米切尔，谁又能得到这么多的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事做，也就没有了我们，公司也就缺少了这个全球金融人力资源部门，因而也就缺少吸引力。况且，当领袖的目的就是干事，不是寻名，让大家喜欢你（seekingpopularity）。”
大老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以为让斯蒂汶辅佐米切尔，行吗？让斯蒂汶处理人际关系，米切尔开辟客户市场？”
我真没想到大老板会与我如此推心置腹，但我深知我到这里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虚荣，不是求当大老板的谋士，更不是有野心想在公司的梯阶上往上爬。这是美国，不是我的国家。
“您为何不把他们俩叫进来，直接告诉他们您的想法或决定？”
大老板不让我走，让我坐到角落的一张大沙发上。两分钟后，斯蒂汶与米切尔同时进到办公室，米切尔看起来像只打败了的鸡公，而斯蒂汶也像一只受了重创的老虎，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大老板对面的两张红皮椅子上。在平静的气氛中，大老板宣布了他的决定。
“如果你们两人没有意见，那就请握手言归于好，埋掉利斧（Bury the hatchet）。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类似的情况不能再发生。”
米切尔与斯蒂汶默默地握手。
“没事了吗？”大老板问，“如果没有了，再把公司的职场手册好好读读。”
我们在公司合同上签字之前，公司的“训”是必读的，特别是构成被公司辞退的八大理由是要时刻记在心上的，其中有三条是：“如果恶意中伤公司，将被辞退；如果恶意中伤上级与下属，将被辞退；如果互相恶意中伤，导致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破裂，将被辞退。”这些理由源于一点：公司就如自己的家，每天有十个小时在这里，如果你不爱这个家，就请走人，或被请走。美国人以直言著称，但公司的行为是与鸡尾酒会上的随意大相径庭的：每个人说话做事都要得体才行。
“珍妮佛恶意中伤我，那该怎么处理？”大老板的话提醒了我。我把小录音机拿出来，再把从电话里取出的小录音带放进去，“你们听听吧，我需要公道。昨晚我去了我们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美国厚厚的民事法中关于‘恶意伤人’的定义与惩罚：我咽不下被人如此谩骂的气。”
两小时后，姗姗来迟的珍妮佛刚一跨进自己的格子间，便被桌上的内部电话叫到大老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她两眼通红地来到我的格子间，哽咽着向我道歉。
我接受了她的道歉。
那天中午，大老板邀请我们组的全体成员在公司餐厅用午餐。
第二天，米切尔搬出他在我们大隔子间里透明的全玻璃私人办公室，让位给斯蒂汶，他自己则搬到走廊尽头的单间办公室。在其他组看起来，他高升了，但事实上他被孤立了起来：谁会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呢？除了每天的早会外，我们很少再看见他。他在大办公室里拉着嗓子叉着腰教训他人的模样，成为过去。
一年后，珍妮佛离开公司，回到波士顿大学去完成她东亚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她的聪敏、美貌与毫无口音的日语能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二次聘去做“特工”——她在大学时就干过“特工”。听说她去日本的一家大公司为美国政府工作一年后，又回到波士顿，供职于一家日本电器公司，继续与米切尔纠缠。他俩真是“棋逢对手，各不相让”，或者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因我1996年初去纽约开辟公司在纽约的业务，1995年年底以后就没再见到珍妮佛。我最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00年。这几年间，他们两人双双与他人结婚，后又双双离婚，后两人又同居一处，最后又分手各奔天涯。有显赫的学位以及做人的霸道，我想他们永远会有工作，只是他们很难找到幸福、安宁和踏实。
华尔街的铁姑娘1
1995年是我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我替公司拉进四个跨国洋行并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的生意，这让公司瞠目，也让华尔街的客户吃惊，更让同行羡慕。另外，我还建立了有四百多精英的“人才库”，并且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市场的标准，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人才评估理论。在当年举行的“如何雇佣到最优秀的雇员”行业讨论会上，我的“交叉易位面试建议”得到称颂。我们公司的一大项目是替美国赫赫有名的大银行招纳雇员，我的建议中提出为了节省新雇员在在职培训中用去的大量时间，在面试应聘者的提问中，应有两份问/答卷子，也就是交叉提问法：一份卷子上面是应聘者如何看自己；另一份卷子上是应聘者易位到雇佣者的角度，从雇佣者的角度看自己。如此一来，应聘者便能知己知彼，不是盲目地推销自己为得到一份工作而工作，而是在实际情况中衡量自己，在接受工作之前，便能够百分之百地了解工作性质、工作期望、工作的提升条件等等。一个雇员只有在将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热情与工作紧紧相连时，才能爆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满足，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在该行业内最高的回报。我的这个建议实施后，公司和个人找到“合适伙伴”的成功率，往往在80％以上，为此，在完成每一个项目以后，我能心安理得地收取昂贵的费用——有时费用高达到每小时一千美元！我还主动参加公司主办的培训班，为公司“克隆”人才，潜心为公司的发展尽力工作。
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每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客户和应聘者也知道，我心里为此感到踏实。
怎样正确地评估人才，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我将在下一本书《人才评估》里，用十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专门来谈这个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我曾经成功地让我的客户给一位应聘者增加了100％的薪水；我曾说服客户将另一位年薪加分红四十八万的国债销售员的收入，增至七十五万美元的总收入；我也曾坚持让客户将一位应聘者的薪水降底了30％；我也有维护原来基本薪水不变而改动激励机制的案例；我有坚持亚洲人与美国人在海外工作时享受平等住房补贴费、孩子教育补贴和享受豪华车权利的案例；我也有宁愿拿不到提成也不做违心推荐的案例。尽管读者也许永远不会重复这些人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借鉴的，会有“它山之石，也可攻玉”的启迪作用。
1995年我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将JP摩根银行纳入我们的账上。JP摩根银行是一家特别受人尊重的老牌美国银行，从来只使用他们指定的人力资源公司替他们推荐人才。在众多的人力资源公司里，有三家名字特别响亮，R＆R，KF和HS。1995年以前，我们公司（S＆C）在银行界是没有名气的，知道的人并不多。JP摩根银行最习惯R＆R这家人力资源公司。R＆R的第一届总裁曾在JP摩根银行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创建了为摩根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R＆R公司。因为在JP摩根银行做董事多年，他对摩根的行为方式、内幕情况、对核心人物的要求等等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有热情且干事时能以身作则；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领袖气质，什么样的精英对公司具有吸引力，或者说摩根银行会对什么样的个人具有吸引力。因为知己知彼，这位总裁创办R＆R以后，R＆R这家公司在华尔街十分有名气，他们的股票也表现良好，远远超过任何一家竞争者。
如今，摩根银行要在东南亚重振私人银行。1995年以前，摩根就设有远东地区私人银行部门，但形同虚设，起的作用仿佛花旗集团今天在大陆设点要办私人银行业务一样，有名无实。七十年代在香港设私人银行部门与今天在大陆办私人银行业务大同小异，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富人对私人银行业并不熟悉。尽管民众手中散布着七十八个亿的美元，但怎样找到这些客户，对他们实现金融产品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将自己的现金存入银行做各项投资、融资、股票的买卖等项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耐心与努力。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改变了。由于土地的增值和各大银行、各大企业进军香港，香港资产猛然聚增，南海有钱的富人也立即增多。如此，以前保守的投资方案和不完善的私人银行理财方式和质量都完全需要改变。
华尔街的铁姑娘2
以前私人银行家主要的特长是他们的关系网。他们整天价和自己的客户喝名酒，吃名餐，聊股票，谈孩子，妻子长，丈夫短，男士打网球，女士打麻将，联系感情和关系，将他们的资产保留在银行，只要不抽资到他处就行。可是到了1995年，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私人银行部门必须盈利，那就是说，客户必须盈利。
谁能替他们盈利呢？
摩根银行在自己的伦敦分部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能力的“turn－aroundspecialist”（使生意变得有起色，从输到赢的专家）罗伯特。罗伯特生于法兰克福，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双硕士学位：工程与金融。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JP摩根银行直接从学校录取，进入摩根银行纽约总部股票部门，五年后被提升为副总裁，副总裁仅做了两年，因在伦敦、巴黎两大金融市场收购三家金融机构时成绩显著，被公司破格提升为董事，年仅三十二岁。十年后，当公司启用他到亚洲创办私人银行时，他已在摩根银行全世界的各大金融中心工作过，口碑甚好。
1995年4月，我的一位美国男助手享利，打电话给JP摩根银行（香港）的一位雇员查询一个数据时，因同名的原由，他的电话被误转到罗伯特办公室，接电话的正好是罗伯特。那天他在两个电话会议的十分钟休息空档中，正想和谁聊聊天，治一治由他纽约大老板大谈数字带给他的头痛。当他得知亨利的老板是一个中国女孩后，立即表现出兴趣，要与我谈话，电话于是转到我的手中。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一个中国姑娘怎么能被一家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看中并雇用？你凭什么从事华尔街金融界的人力资源工作的？你在哪家银行干过？干的什么？说给我听听。”
我于是将我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他，一直讲到我怎样面试七次进到这家公司。一般我们与新客户交谈时，不能多聊个人的经历，随时随地应该提到公司的名字，公司的服务，公司的信誉，这样才能给予他人公司的职业形象（professionalimage）。不知为什么他的一问，我的一答，那天就没跟公司有什么大关系。他告诉我他刚到香港三个星期，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私人银行队伍，但他到目前为止，一个被R＆R推荐来的人也没见。
“为什么？”我大为奇怪。
“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的人能了解多少亚洲？他们可以花上半个月读《亚洲经济周刊》，写上一份150页无用的人才报表。那对我有什么用呢？”
“他们在亚洲有分公司。”我说。我给JP摩根银行亚洲部去过电话，被告知他们用R＆R在亚洲的分公司，不用其他公司。
“有又怎样？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实话告诉你，我上周在泰国买下一块地，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现泰国的习俗和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比如说，长脖子女人。她们的颈上带着二三十个项链圈，把脖子拉得长长的。这些女人以展示这一奇特景象谋生。美国人一看就大惊小怪，认为这不人道，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制止这种风俗。可他们却忘了，制止住这种风俗后，这个村子又靠什么生活？这些人权机构就没看见那些男人的腿，常年累月地泡在水田里，腿骨都泡弯了，走路只有圈着腿走，眼睛永远看着地！而且，这是这些女人们的自由选择！在她们眼里，当长脖女人，总比当娼好！娼，还没人要。”
他呼出一口气不等我说话，又自顾自说下去，“美国人应该喜欢日本吧？不对。一听说在日本买车要先提交停车位才能被授与买车权，又大呼小叫，说什么人权受了限制，买车的自由都没有。但他们哪里知道日本一个小岛国，人山人海，连地铁都挤得要让人窒息，更何况街道！再说新加坡吧。这么干净的国家，这么优秀的政府，美国人不该再有什么说的了吧？可还是要指责：什么最好的政府？连车都不能开进城！犯了个小法，也得遭毒打，没人情！他们不知道新加坡的地铁系统有多么好，完全用不着驾车进城污染城市；新加坡的法律对所有的人平等，总统、皇后为你犯了法的臣民求情，也没用！再说中国。让那些对中国‘一个孩子’政策横加指责的人权者、国会议员，通通去看看中国那些贫困与穷苦的地方，那些山村，那些乡下。不实地考察之前，不许他们乱说。他们骂中国重男轻女，可不想想今天谁在重男轻女？中国的乡下人——我指意识里还是乡下的人，是他们在重男轻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些乡下家庭，还没有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把儿子当作养老的工具，因为男人比女人能在田里多当几日牛马。这些人权者，应该实地考察一下，考察后，他们还会喊多生孩子吗？还会对那些多生了好几个孩子又无法养活的中国穷人，给予政治保护吗？你美国真要保护，那让中国移民五亿人到你美国来，看你国会和人权组织还有什么好说的？给这些人安排就业，提供学习机会，提供养老院，你能搞定？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人权者，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拿别人国家的麻烦和头痛制造事端，以此提高自己的存在价值，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选票，卑劣！”
罗伯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然后顿了一下结束道，“我要一个真正了解亚洲的人力资源专家帮我推荐人才。他不仅对亚洲的历史、民情、风俗非常了解，他还必须对亚洲有极大的热情和真诚，真心希望亚洲富有，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替我推荐同样对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有热情和信念的将才，与我共同建立JP摩根在东南亚的私人银行部。听着：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可他不爱他自己的国家，不为他自己国家的兴旺做任何有益的事，而且斤斤计较，讨价还价，JP摩根的事业，绝不会放在这种人肩上的。我从来相信，一个企业的成功，一个团队的建立，一种金融产品在市场的产生与存在，决不是靠一个天才能办到的。集体的努力才是企业立于不败的基石。你们中国字‘众’，是由无数的人组成的，你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众人的力量。能轻易被钱搬动的人，完得成项目，但很难做成大事，更难共同创业。你要永远记住：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也没有一个国家富有；一个富人的母国不强大，他在其他强国人的眼中，只能是一块愚蠢的肥肉，供他人桌上就餐！”说完这话，电话突然挂掉。
华尔街的铁姑娘3
我拿着电话，看着话筒，他的话如雷贯耳，我还在震惊着，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早已挂了电话，耳机里传来接话员的电子声音：“如果你要打电话，请拨号……”
我放下电话后，立即翻看我的人才库资料。我的资料很多，三年来，我与美国前二十五名的明星大学与商学院人事部(personneldepartment)都保持着联系，我有这些学校最优秀学生的名单。这些学校为自己将来的发展，也希望送他们的学生去最有前景的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学生挣钱多，将来对学校的捐款也多，对学校的校誉也好，以后学校增加学费，也有好的理由，比如哈拂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应届毕业生里是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人才的。首先，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我于是查看前二十名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亚洲业务的专门人才。跨国银行的业务分布图大体一致，只是生意的侧重点与总部定位不同而已。投资银行如JP摩根、摩根史坦尼、美林、高圣、李曼兄弟、所罗门兄弟、波士顿第一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资本市场的融资业务，如扶植公司上市；而商行如花旗银行、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银行、巴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中国银行等则重于信贷等传统借贷业务，两种不同的银行业务，各建自己的千秋大业。但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商行和投资银行取长补短，将技能与资金合并起来，建成金融“一步店”，从事一切金融产品，聚投资、商贷、保险业务于一身，如所罗门兄弟与思密斯邦尼保险先合并，然后又与花旗合并，JP摩根与大通银行合并，瑞士联合银行前后与四个其他欧洲银行合并，等等，成为银行界的“强强”。
美国银行的总部设在纽约，全世界向纽约总部汇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本营在伦敦，根据具体情况，按自己国家的位置，各国银行的总部又设在自己的国家，分布在法兰克弗、巴黎、瑞士、日内瓦等主要城市，全世界的分支机构都受总部管。在外国银行眼里，亚洲的生意分为五大区域：日本；大中国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北亚（包括大中国区和泰国、菲律宾、韩国）；南亚（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的从属、汇报关系(reportingline)往往有两条路线：一是地域，二是产品。
日本市场的大老板，往往是北亚负责人的老板；北亚负责人往往也是大中国区的负责人。南亚负责人往往管辖所有的南亚地区，有时向北亚汇报，有时与北亚平行作业，向日本汇报。澳洲也从属日本。日本因交易量大，是亚洲的“大户”，其他地区则是“小户”，包括中国。尽管中国国家大，但在1995年时，交易量很小，而且在产品选择上非常小心，凡是风险高的一律不做，在外国人眼里，中国太保守，在那里获利的机会并不大，因此当然不能算大户。
在1995年时，亚洲地区向日本汇报，日本是亚洲的龙头。日本、欧洲、拉丁美洲等的关系是平行关系，都向纽约汇报。除此之外，每个地区的负责人，还要向自己的产品本部汇报。细分下来，银行有十八个分支，但大体上可划分为八大部门：投资/融资部门，债券销售/交易部门，股票销售/交易部门，私人银行部，法规部，信息电脑数据操作系统部，分析师部，财会部。银行内部各部门的关系，说到底，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网在一起。有时，一位私人银行家要开一个新户头(将资产引入银行)，得有五个部门经理的签字；而融资部门(将资产投出去)，有时得有二十个签字。
我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我的一位同事和助手也工作了十个小时，我们把全球从事亚洲金融市场私人理财的专业人士全过滤了一遍，没有发现罗伯特要的人。我的同事和助手都说这人不存在，他们不再继续干这个项目了，我们有名无实的小老板米切尔早就不管我们在干什么，也不怎么跟我个人打交道，但见我眼睛因熬夜而通红，他还是劝我别白费劲。
“JP摩根银行不会用我们的。R＆R将JP摩根抓得很紧，JP摩根如果用其他人力资源公司，他们一定会不依不饶。JP摩根不敢轻易得罪R＆R，一是因为R＆R的雇员几乎全是从JP摩根出来的，二是怕R＆R挖他们的重磅人才。”
我虽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但也深知完成这个人才推荐任务的不易。而且，米切尔说得对，我和罗伯特还没签合同，他也许根本不能和我们公司合作，也没有想要和我们合作，只是在越洋电话上心血来潮，和一个亚洲女子高兴地聊了一通，还没付一分钱的电话费。仅此而已？
华尔街的铁姑娘4
第二天晚上九点整，罗伯特的电话打了过来：“你能在亚洲找到这样的人吗？”虽然是问话，但他的口气很自信，仿佛知道我昨天干了二十个小时的活，我能回答他的问题。
我将我们的工作结果告诉他，他听了后对我说：“我相信你能找到我要的这位人才。我已经给了你这个人的定位，但我还要告诉你：真有这样的将才，JP摩根是不会痛惜金钱的。这人的价，不用现在定，但如果能帮助你甄别人才，我可以给你讲：七位数我也能付。我现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我立即让JP摩根人事部（香港）给你发来合同。这样吧，你将你们公司的合同书给我发过来，我有权签字，不用经过人事部耽误时间。”
如果这位人才要花去JP摩根一百万美元，按我们的合同，我们向客户收取应聘者总收入的25％，也就是说会有二十五万美元进入我们的账上。哪怕按照金融界人才市场如今的新惯例，每位应聘者的推荐费用不能超过十五万美元，即使十五万美元，那也是很高的呀！
一个月的时间，我能找到这个人吗？
“我们惯长付费为25％，但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难度，我可以给你30％的报酬，而且没有‘顶’（cap）。”罗伯特说，声音非常坚决。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于是什么也没说，而是按罗伯特说的话去做了，给他发去合同。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日没夜地工作，前后一共推荐了四个人给罗伯特，接着我飞往香港和新加坡，面试应聘者和会见罗伯特。
两个月后，他雇用了一位南海的精英——KC（KC的故事是该书下部的第一个人才案例故事）。这个项目的完成，使三方都成为赢家：罗伯特得到他们谋求的将才；应聘者得到识英才的银行和老板；我们的公司得到十八万美元酬金和进入JP摩根人力资源全球寻才的提供商名单（vendorlist）。
四年后，罗伯特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9年，被自己母国的中央银行再次聘请回去做副行长，再三考虑后，罗伯特离开了就职二十七年的JP摩根银行，回到自己东欧的母国，去中央银行上班。他刚上任时，十分不习惯从国际投资银行俭朴的开放型办公室，来到配有总统套房设施的中央银行的豪华私人办公室。
“我请我儿时的朋友来，他们双手捂着口对我说：‘上帝，我们是否进了天堂？’我十分不习惯乘坐在大奔驰里，由私人司机开着，带我去见各大公司、各大财团的首脑和政府要员。我得慢慢习惯这种待遇。对，我首先得适应，然后再加以改变。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央银行需要我：央行的老爷太多！”他在他的大奔里打电话告诉我。
一年不到，在罗伯特的努力下，这家中央银行和ING合并。罗伯特成为合并后的欧洲最大银行的十名董事局成员之一，同时掌控拥有七十亿美元的基金管理部门和全球私人银行。他小时的梦如愿以偿了：帮助自己国家的中央银行国际化！
将摩根史坦尼纳入我们的账上，并不是我事先计划好了的。这个账户得来的始末，让我看到我自身的真正价值，我学会了什么叫尊重自己。从职业的角度讲，我相信作为一个人力资源/企业管理咨询者，我的价值大大增值：我学会了什么叫“无欲则钢”。
事情是这样的。
1995年6月，一个我曾在纽约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全美大会上见过一面的同行托尼，辗转好几次打电话找到我，说他听同行讲我在亚洲市场寻觅精英、推荐将才方面是个能手，所以将我推荐给了他以前曾在日本大和洋行纽约分行股票销售部一块儿共事十多年的朋友萨克斯。为什么呢？因为萨克斯需要我帮他的忙。萨克斯以前在银行的工作是风险评估，就是帮银行对其投资的项目与集团做出风险分析。1987年股市崩溃后，他就离开了大和洋行，目前已替摩根史坦尼风险评估部做了好几年的人才推荐工作，摩根史坦尼纽约分部的好些雇员都是由他介绍进去的。他现在接受了一项很重要的人力推荐项目——摩根史坦尼要在东京市场聘用一名风险评估专家，同时还要将队伍从目前的五人扩大到十二人。
“萨克斯在东京市场找不到这么一位领袖人物，因为摩根的要求太高：又要懂日本市场，熟知日本企业界，特别是完全清楚和掌握日本企业界办事的规矩和融资后钱到哪儿去了的根底；还要了解摩根银行的运作方式，随时随地能与纽约本部沟通。他必须同时被日本企业与美国财团接受，因而英语和日语都得十分流利。这是一个跨文化的高层管理人才，他必须对日美两国文化、经济、政治、历史都要清楚，而且，他还必须懂得他的日本下属与他的美国老板的心态。只有这样，他才能连接摩根与日本之间的投资桥梁，才能管理手下的日本雇员。萨克斯找了两个星期找不到合适人选，可他的客户约翰十天后就要去东京面试，经过好几个人推荐，找到你。”
他又告诉我他不介入这个项目，不从中收取一分报酬。“我让萨克斯直接跟你联系，希望你们两人合作很好。他日语很好，你中文很好，两人又讲英文，你们合作，亚洲的项目一定会完成得很好，兴许，我们将来还能一块儿共事？”
我告诉托尼我实在很忙，帮不了这个忙。我说的是实话。去年以来，我已发展了三个大客户，他们让我忙得团团转，我甚至经常睡不成觉，累得有时放声大哭。但托尼不听，让我一定帮这个忙。“你知道，得到摩根史坦尼这样一个客户，多么不容易！你帮帮萨克斯吧。”
此间，我们谈到世贸中心一号楼79楼他的公司，“你如果来纽约开展业务，来这里租办公间吧。就租我旁边。这里环境高尚，曼哈顿就在你脚下完全展开，成群的海鸥在哈德逊河上飞，很美很美。你来后，我很愿意跟你合作项目。”
我心动了：不就帮个忙吗？这就是导致我后来出错的动因：商业不能感情用事。感情是流动的，因而必须要有不流动的合同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华尔街的铁姑娘5
我忽略了和他的朋友萨克斯签合同。
他挂掉电话的几分钟后，萨克斯就打电话来了。他重复了托尼讲过的话，然后说，“我们对半分成。美国史坦尼打算用五十万到一百万去雇用这位领导者，让他重新建立一个班子，原来的那个日本头子，得走人。我与摩根史坦尼有25％的提成合约，现已付给我二万五千美元作为第一步经费（Retainerfee）,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其余的按实际用去多少经费来结算。如果我们得到十万美元的报酬，减去二万五千还有七万五，对半分，一人五万。对你来讲，这笔钱挣得不难。”
不难干吗你不一个人去挣？我心上想。不过，听起来还是蛮诱人的。但我实在太忙，我手中有三家银行在三个不同部门、不同国家要我做人才推荐，其中一个在阿根廷，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我在华尔街与不少重要人物打交道后悟出一个道理：不要贪。如果没有把握能给予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好一件事，那么最好不要去做，否则鸡飞蛋打，声誉受影响。
因为萨克斯说话时开门见山，很诚恳又是托尼的老朋友，过去还一块儿共事十多年，我就实话相告：我太忙不能接受这件生意，但我愿无偿给他提供二十个人名。这些人名都是我前些日子搜集到的。在股市火爆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风险，但我总是超前一步，所以先就与风险控制专家们联系上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项目完成得顺利的原因：项目完成得顺利，一定要对市场有超前的认识。电话完后，我将名单传了过去，一般情况下，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三天后，萨克斯打来电话，气极败坏地告诉我这些人要么不动，要么没有兴趣，要么不够格，要么不接电话，要么不愿跟他多说。他开始咒骂日本人愚蠢不敢担风险等等，然后他提议并坚持我去做，做成后三七分成，他得三，我得七。
“为什么呢？”我十分诧异。
“因为这个项目我完不成。”
“你怎么会认为我就完得成呢？”我所有的信息已提供给了他，他资历那么深都一筹莫展，我又有什么办法？况且我的日语完全赶不上萨克斯：他在日本工作过两年！
“至少你能跟他们对上话，安排两个面试？”
我明白了，这个项目是完不成的。但拿了摩根史坦尼二万五千美元的萨克斯，至少得在客户面前做点什么，安排两个面试不算敷衍吧？公司实在找不到人，也就罢了，那这二万五千美元也给得应该，萨克斯也拿得有理。
“好吧，我帮你这个忙。我们也不用三七开，对半分就行。你先将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划到我们账上，我立即给你安排两个面试。”我对萨克斯讲。我的时间也是公司的时间，尽管这笔钱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在与公司四六开并付掉50％的政府税收后，我的所得将微乎其微。
“好。明天我给你公司寄来。”
我给了他舒利文公司的详细地址和传真机号码，并叮咛他别忘了将合同书也一并付上。
接下来的三天两夜，我打遍了所有能打的与日本企业风险评估有关的华尔街银行机构、基金管理、甚至CNBC的播音员，我也致电过去请他们推荐。也许我的态度诚恳，加之摩根史坦尼又是风险评估与控制这一行里最优秀的，我的努力与尽心终于有了回报：我物色到三位重量级人才，完全符合摩根史坦尼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哪一位更适合摩根的文化。这一点，让摩根史坦尼面试后再决定。
我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告诉他进展。
“你太捧了！”他连着说了三声：Great！Great！Great！我的耳朵打了七十二小时电话下来，疼得不能接电话，只能将电话拿得离耳朵远远的。
“我们的费用呢？”
“还没收到吗？”
“没有。”
“我已寄出。”
“好。我告诉我们会计。”
我将这三人的情况写成12页的书面报告，传真给萨克斯。
三天后，他的客户约翰飞到东京与三位应聘者见了面，然后又将这三人推荐给摩根史坦尼在日本的高级决策人。决策人面临一个很难的问题：三人各有所长，很难决定该聘用谁。其中一人是美国人，但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日本当了好几年律师，代替美国公司与日本政府周旋，后来进入德意志银行工作，改行做风险评估，我辗转几次找到他，提到他时，每一个人对他的印象都好。他对摩根史坦尼向往已久，对这个高位，更是热心——他毕竟是美国人（AmericanKid）。另一位是日本人，在哈佛政府学院毕业，后在长债券基金纽约分部工作，专门投资日本公司，刚被派到日本分部。第三位是日籍华裔，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毕业后供职日本大和银行，监管银行在扶植日本公司上市前银行面临的风险，他常在电视上出现，日本大众熟悉他。
一般来讲，这样高位的人才推荐，我必须得亲自见面以后，再推荐给银行客户，但由于是萨克斯公司提供的人才，我在中间转了一道手，是“幕后者”，我便没有飞去东京。人才评估时，除专业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眼神，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等等，都是被考虑的因素。我无法做出评估。
萨克斯仿佛忘了我，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们公司账上一直也没有12500美元汇来。公司会计师问我：真有这么一笔钱来吗？
第五天我出差去纽约见客户，顺便也给萨克斯打电话过去，希望找到他后，我亲自去拿钱。他不在办公室，家里也没人；又打去办公室，这次他在，可他在开会。以后七八个电话打下来，都找不到人。我终于火了。我回到纽约饭店后，给他送去一份传真：“如果明天五点以前收不到你的款项，你在我心中的信用（credibility）将全部用尽，后果将由你自付。”第二天，我得回波士顿，如果我人在这里，他都不付钱，我人走后，他会付吗？
华尔街的铁姑娘6
我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在第一天就将这事告诉大老板。我为什么总是好大喜功，瞒着人呢？该由大老板去催账的！
为了我在公司的面子，我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干脆把整件事瞒下来，对谁也不讲起。我自己得一个教训，以后做事，真要小心。
我该做哪一个选择呢？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第二天下午四点半，萨克斯打来电话，在手机上他告诉他请我在Audolf大饭店“熊市和牛市牛排屋”（Bear ＆ Bull SteakHouse）共进晚餐。那是曼哈顿中城很昂贵的地方，一顿晚餐得三四百美元。我不愿一顿饭就将我们的12500美元给吃掉了，我于是问他：如果你将支票带来，那么我跟你共进晚餐，并且将项目完成，让你的客户雇用到正确的人；如果我见不到支票，那么，你的晚餐我将白吃，而且将向你的客户陈述你一切不让人放心和引起怀疑的行为。
他在电话上骂了一句，“Fuck you, the little Chinese whore!”(操你这中国小娘们)，然后挂了。
我气晕了头，立即起草了一份给他客户的信——如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亲爱的约翰：
我被迫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无法处理萨克斯让我纠缠进去的这个麻烦。这里不是讲我与萨克斯之间的纠纷，让您仲裁；这里讲的是摩根史坦尼的信誉。
我以前并不认识萨克斯，也没与他合作过，当他被他的朋友托尼介绍给我，请我合力帮助他完成你们在东京这场寻求英才的项目时，我才认识他的。细节过程繁复，我在此略去。但因为他答应五五分配首批二万五千美元的费用，并在完成项目后对半分、后来变成三七提成（他三，我七），我便深知这个项目对他和对摩根史坦尼您的重要，我于是停下手里的两个项目，连夜替摩根史坦尼在日本市场工作，才使您在东京的三场面试得以实现。（我的电话信息将由我所在公司直接传给您查对；同时，我也请您与三位应聘者联系，核对我说话的真实性。）可萨克斯答应第二天就兑现的承诺，在两个星期后的今天还没有实现。我不再相信他，而且我也不愿再与他对话。你们美国人讲：Oncecheated, shame on him; twice cheated, shame onyou.（第一次被骗，怪他人；第二次被骗，怪自己。）前车可鉴，我已被骗，您也许会被骗？鉴于这点，我必须向摩根史坦尼指出：
（1）如果您在知情后，还将费用支付给晚上在纽约蒙头大睡而并没有替您在东京日本市场熬夜辛苦工作的咨询者，合适吗？
（2）在知情后，您还将继续使用这位不诚实的咨询者而将更多的咨询费付给他，合适吗？
（3）如果您因私人原因而选择这样做，我将告诉您：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萨克斯一样：您将不足取信于人；
（4）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将实情告诉我推荐给您的那三位优秀应聘者，由他们决定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目前的工作，替一位不足取信于人的老板工作？
约翰，我们并不相识，也许我说的话，会有冒犯您之处，但看在摩根史坦尼的整体利益上，还请谅解我的直言。我为人做事，诚恳正直；我推荐的人才，均是我从三百六十度的角度全方位考察过、能在企业里担重任、能在人品上做榜样的优秀人物；我的客户均是我崇敬的投资银行和胸有蓝图、心胸磊落的领导者。从我在《华尔街日报》和《新闻周刊》上读到的关于您的报导和应聘者告诉我的关于您的业债，我对您也只有崇敬之心。
约翰，选择是您的。是否留用萨克斯是您的决定，请尽快通知我，我因此也能将实情及时告知我推荐的应聘者。何去何从，那将是他们的决定。
诚挚地
Jeannie
但我没有立即将传真发给约翰，我深知一个客户的得来十分不易，特别是摩根史坦尼这样的客户，况且我也不愿让萨克斯在客户面前如此丢面子。我等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然后又给萨克斯去了电话，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在他接电话之前，他也许不知道在电话转接时，我能听到他说话，只听他破口大骂一个亚洲女子，她的国人游水偷渡来美国淘金，居然有这样的胆子来威胁他！滚回他妈的穷中国去！来华尔街逞什么能？
我挂了电话。接着，我给摩根史坦尼的约翰和我的大老板同时发去传真。
穷中国来的中国女子可骨头硬！
不到一个小时，约翰亲自给我的手机打来电话，向我问明情况，同时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完成任务；紧接着摩根史坦尼人力资源部也打来电话，既然我还在纽约，是否可去签合约，同时见约翰？
我去了。约翰有六尺二高（大约一米八三），眼睛很蓝，有这样清澈见底的蓝眼睛的人，我想是不会骗他人的。我回答了他关于东京市场的一切问题。在四十五分钟面对面的谈话中，他一次也没提到过萨克斯。在我签合约时，摩根史坦尼电汇了二万五千美元，三个小时后，就到了我们账上。
一个星斯后，我飞到东京面试应聘者，然后将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在德意志银行工作的那位美国人吉米——推荐进入摩根史坦尼的最后一轮“面视”。“面视”后，我与他一同飞往纽约，接受摩根史坦尼（纽约）的最高层“面视”。当吉米在纽约完成为时两天的面试时，我通过公司的财会部核对了吉米提供的个人财务报告：
股票，股权，年底分红，住房补贴，车补贴，工资底薪，一共要用去摩根一百五十万美元！摩根史坦尼毫不犹豫地雇用了吉米。一个月以后，吉米在摩根史坦尼（东京）银行上班。他多年的宿愿实现了。他没有取代摩根史坦尼银行那位高级雇员，而是在和他用娴熟的日语促膝谈心五次后，将他推荐到摩根史坦尼的另一个日本部。
我们按合约获得十五万美元的报酬——摩根史坦尼的酬费最高以十五万美金为限。
在吉米上班的第一天约翰请我去Audolf用餐，他感谢我替他们聘用到如此将才，他说，“一个领袖的位置是由他称职的部下维持的。”
我永远地记住了这句话。
这两家摩根银行成了我的大客户，我一直对他们忠诚尽力，他们也从不亏待我。对他们，我可以永远诚心相待！
华尔街上一天的工作1
在我工作最忙的1995这一年的一天，刚一上班，秘书乔安丝就将我一天要做的事和工作安排放到桌上。这一天，我一共有四件大事要做：一、与美国银行（纽约）的签约需要细心过目，然后认可签字；二、将欧洲银行的一位应聘者情况，向我的客户克纶汇报。三、亚洲之行的商洽计划，要提交出来经大老板同意；四、发展中的客户细则要总结出来，写成书面报告，公司留档。
我喝了一口很浓的无糖咖啡,开始干第一份工作：与美国银行的签约。他们的合同冗长、繁杂，要反复研究后，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保护自己。如果出了毛病谁该负责，签约对方。
美国大洋行、大企业、跨国公司在招聘人才时的公正，确实值得全世界学习。比如这份合约中的第4－5）节，明确指出在美国大洋行寻求工作机会的均等性：
“代理方同意遵守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但不局限于）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代理方在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时，不得对任何雇员或应聘候选人进行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老龄、婚姻状况、残障、性爱倾向或其他法律界定方面的歧视。”
全文如下：
亲爱的Jeannie：
附上两份与贵公司签订的《人才寻访经办协议》。很遗憾，我们银行办事的方式跟贵公司不一样，因此，请在我们为您附上的两份协议上签字。一份供您存档。请您将第二份协议签字后寄还我们。
如有问题，请用电话与我们联系：212－648－3921。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人力资源部 尼可
美国银行（纽约）
人才寻访执行协议
美国银行与舒利文全球高级人力资源公司双方就以下条件达成协议，协议于1995年5月7日生效：
1所提供服务内容
应美国要求，及本协议后附上的文件ExhibitA的要求，代理方将为美国银行确认可能成为公司招聘的应聘候选人，并且，代理方将向美国银行提供该应聘候选人的简历。
2代理费
2－1）美国银行被代理方支付之费用及付款安排附于文件Exhibit A。
2－2）美国银行将在应聘候选人始用之后，于收到付款单后30日内向代理方支付代理费。
2－3）根据第三条规定，若所应聘候选人在三个月内被雇用于所应聘职位，代理方应全额收取代理费。
2－4）代理方收取代理费的条件是：该应聘候选人必须被美国银行雇用于该候选人所应聘的职位。如果该应聘人实际受雇职位有变，则代理方无权收取代理费。
3担保
3－1）如果该受聘人辞职或（因故）解聘；或美国银行认定该受人在求职申请或证明材料中有任何作假成分；或该受聘人不符合雇前体检条件，则美国银行有权让代理方或在60日内提供可替换者，或向美国银行部分赔偿美国银行在上述2－1）节中确认的代理费。赔偿金额将依据该受聘人始用日至辞职或解聘日之时间长短而定，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始用之日起工作0－30天100％
始用之日起工作31－60天67％
始用之日起工作61－90天33％
始用之日起工作90天以上0％
3－2）如果代理方在60天内不能成功提供可接受的人以替换所应聘者，根据3－1节确认的程序，美国银行可要求代理方全额赔偿上述2－1节中确认的代理费。如果代理方成功地找到了可以接受的替换人，如果该替换费用高于原应聘者费用，美国银行将向代理商支付差额。如果该替换者的费用低于原应聘者费用，则代理方将向美国银行退还差额。
4招聘
4－1）代理方不能将未经面试、全面筛选及慎重决定的应聘候选人向美国银行介绍推荐。
4－2）代理方不能隐瞒应聘者的有关资料。
4－3）未经应聘者表示同意，不能推荐应聘者。
4－4）向美国银行提供的信息必须是代理方掌握的最准确的信息。
4－5）代理方同意遵守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和条例，包括（但不局限于）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代理方在提供服务时，不得对任何雇员或应聘候选人进行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老龄、婚姻状况、残障、性爱倾向或其他法律界定方面的歧视。
4－6）美国银行保留根据自己的评判标准拒绝任何应聘候选人的权利。
4－7）如发生两位应聘者同时应聘一个职位的情况，代理方遵从美国银行的决定。
4－8）如果有应聘候选人直接与美国银行联系，该应聘者的简历同时或随后又由代理方提供，代理方将不能被考虑为该应聘者之代理，美国银行也将不向代理方支付与该应聘者相关的费用。
4－9）代理方将保留有关其服务内容的全部及准确地记录，将向美国银行要求提供全部资料。
5代表美国银行的雇员
代理方同意，在本协议期间及随后12个月以内，将不得从美国银行或美国银行下属机构招聘或挖走已雇用或任何雇员。
6简历
6－1）代理方将向X董事提供所有简历。交到别处去的简历将不包括在本协议之中。
6－2）简历必须详细说明应聘候选人的背景，包括但不局限于：目前或所有原来雇主姓名；雇用日期，具体到年月；目前收入，具体到基本薪水和奖金；以及应对该应聘者考虑的职务及兼职职务等。如果某应聘者在五年内换了三项以上工作，该情况必须在提交建议之前特别与银行进行讨论。代理方保证对简历进行了应有的认真检查和筛选，保证所提供的简历不出现明显的误导。简历不应该包含可能揭示（申请人姓名除外）有关申请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原国籍、年龄、婚姻状况、残障或性爱倾向的信息。
7代理方为《人才寻访咨询执行机构协会》会员，应严格遵守协会的道德规范。
8保密
代理方，并要求被推荐给美国银行的应聘候选人，对招聘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美国银行的信息保密。包括但不局限于实际的或提议的商业或财务方面的事务，内部控制或手续，薪水数据，技术与系统或资料处理程序等。
9终止
任何一方可根据十天前的书面通知终止该协议，但是，美国银行若发现代理方提供服务时有违本协议规定，则可随时立即中止本协议。
10分配
本协议之形成及生效将对各方及其继承人有利，但是，代理方未经美国银行书面同意，不可将本协议或任何责任、义务、利益或权力擅自予以分配。
11名字的使用
代理方未经美国银行书面准许，不得在广告或促销材料上提及或利用美国银行及其下属机构的名字。
12协议全体
本协议，连同有关展示和附录，构成各方的协议全体，并代替其他任何现有协议和讨论或谈判。未经双方书面同意，本协议不可改变。
13法律
本协议将受制于纽约州法律并根据纽约州法律而产生。代理方遵从美国地方法院纽约南部地区和任何纽约州法院有关法律对由本协议产生的所有法律程序的制约。
14若由本协议引起任何法律程序，代理方与美国银行均放弃由陪审团审判的一切权利。
15合同中止条款
若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非法或无效，则其余条款均视为无效。
16此处所用标题只具有信息作用，不影响本协议任何条款的解释。
17副本：有效性
本协议可以任何数目的副本签字，具有相同效力。美国银行一旦收到由如下各方签署的本协议副本，本协议均为有效协议。
美国银行 舒利文
(sign) (sign)
附件（Exhibit）A
代理方名称：舒利文全球人力资源公司
人才寻访执行协议日期：1995年3月7日
美国银行的要求：
若舒利文人力资源公司安插的任何应聘者在上述12个月中辞职，舒利文应无偿提供寻访替换候选人。一旦第二次寻访成功完成，则免费寻访结束。这种替代候选人的人才寻访只提供一次。
费用及费用时间表
舒利文公司介绍的应聘候选人上任之时才能得到付费。
费用按第一年保障年度奖金和签约奖金的30％支付。从开始雇用之日算起的一周内雇用方应全额支付该笔费用。
如此多的条款，我得一一看过，签上名，于是合同正式生效，然后交给秘书，快件邮递美国银行（纽约）。一小时十分钟,完成了一件头疼的事。
华尔街上一天的工作2
于是，喝一口瓶装净水，开始干第二件事：将我替欧洲银行寻到的一位应聘者尼尔森分别在日内瓦与纽约面试后回到香港的总体汇报，提交克纶，我在欧洲银行的一位亚洲客户，我们之间的雇佣行为，如今已受今年三月我和他们签定的协议书保护。全文如下：
亲爱的克纶：
尼尔森对归银行欧洲办公室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也喜欢与那儿的管理层交谈，特别是Gordon,Liz和Peter。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得到有关反馈?如已得到，该报告则予以进一步肯定。我建议你草拟一封询问信，让尼尔森来办公室亲自取。有两点要注意：
1、尼尔森想知道，如果明年大家干得不错，他能否因自己的贡献得到奖励，怎样提成?另外，贵银行是如何向新雇员分配其股票买卖特权的？住房津贴标准如何？小孩的教育、汽车等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留待您来解决。
2、多数情况下，人们跳槽有两个原因：拉力因素（来自新公司）和推力因素（来自原公司）。不管怎样，待聘者对原公司都有一定依恋——50％以上的生意最终未能成交，就是因为他们对原公司的这种情感依恋。从尼尔森的情况来看，他在美洲干了十年，原来的同事都很喜欢他。更重要的是，他是他们惟一能够负责西欧账户的人，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留住尼尔森。有利因素是，尼尔森自己选择你们银行。（我们俩已经讨论过薪水条件，但尼尔森有充分理由不接受你的初次提议－我已对他暗示了你关于薪水的想法。我建议在保持底薪不变的情况下，考虑能否增加30％的分红？至少，这样让他心上好受一些。哪怕明年市场条件变了，他也许不能如愿以偿地拉入客户而得到这些名义上的分红－你可以把得到这笔分红的条件写在合同上。无论如何，我建议你来见他之前，对该问题有充分准备。如果你不打算增加薪水，您一定得理由充分；如果给他增加薪水，也得有理有据，以此打消您自己的疑虑和不安。
我希望这一漫长的过程将会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增值”效益。
最后，寄给您凯谱的材料，供您斟酌。此人是一位强有力的竞聘对象，负责台湾市场中央银行的G7政府债券，非常能干。我为您物色这等合适人选花去三个多月的时间，收效甚微。台湾市场很小，要求十分苛刻。三个月前，凯谱不愿接受探访；现在她愿意试试。她将于7月15－18日在香港。如果您有意见她，我则通知她，并安排会面。不过，您也许应该考虑手下的两名雇员,提拔他们？说实话，熟手还是比新手好，特别是在市场的分量marketshare很小的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您是否还需要一名负责台湾事务的人？）
诚挚地
Jeannie
电邮送走后，我开始向大老板申请去香港出差，我有太多的应聘者得亲自去见见。眼见为实是绝对不会错的。电话上能得到部分信息，但主要的关键问题还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回答。一个敢看着我的眼睛撒谎的人，还是不多的。这三年从事人力资源的经验看，一个成功的人才，一开始就取信于人。他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前景？谁是我的老板？谁是我的组员？公司在这个市场的决心和时间限，六个月还是三年？公司能给予的支持？客户源在哪儿？开发市场与目标有无冲突？无数这样的问题问过以后，才是公司的报酬形式。多少是底薪？多少是分红？多少是股权股票？如果是西方雇员雇到东南亚，那么房屋补贴是多少？孩子教育补贴？车的补贴？
我在1992年开辟亚洲市场以后，为亚洲就职华尔街人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他们的住房补贴增加了。凡是经过我推荐的当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房屋补贴：和他们的西方同事一样，他们住房也要花钱啊！一个公司，应该同等待遇才对。
如果一位应聘者一开口就问钱，这桩人才推荐，往往对应聘者与雇用者双方都不会有好结局。应聘者拿到不该自己得的高薪后，往往老板的期望值也会增长不少，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公司辞掉他是避免不了的。况且，自己的压力也太大，同事万一知道你的薪水比他人高出50％，他们也心中不服，尽管他们奈何你不得，但他们可以不和你相处，或避着你，每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在香港与新加坡市场，遇到不少这样为了薪水而跳槽的人。他们跳过一次槽后，就连着跳，对自己，对工作，都失去了信心。心中只有钱，就又继续跳。
我在电脑上很快打下这么一封信：
华尔街上一天的工作3
亲爱的唐纳德：
一周前，我就打算向你提及赴香港一事。好几周来我一直该去香港，因为目前我要在此办理的事情太多。过去三周,我在那里发展了部分客户及应聘者，但是我拖延至今才能成行是为了等待JP摩根付款，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今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现在，该去香港会见客户和应聘者，以结束几桩洽谈。它们是：
1、高圣银行，汤姆·李，客户。汤姆有意通过我雇用两名应聘者；
1）大卫·韩，在香港（CL）为韩国衍生金融产品作推销。马拉松式的面试终于结束。大卫·韩与高圣的七个人见了面，从销售、交易，到投资机会的各方面人物。目前，他正在等待聘用。大卫·韩现在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底薪，二十万分红。一旦高圣满足要求，他便行动。
2）葛丽丝·李,此人在香港（ML）向新加坡中央银行销售G7金融产品，成绩显著。所有面试已经完成，她正在等待聘用。她提出的要求是：十五万新加坡元底薪,三十万新加坡元分红。她希望高圣满足自己的要求。我认为她对自己的评估太高，与市场报酬不符合。我们尚在谈判。
另外还有两名应聘者，也与汤姆见过面，他们是比得和保罗。
2、高圣银行，大卫·王，私人银行客户集团。
大卫需要两名：莉娜和善秋。面试已完成得差不多，只等用户作出决定。莉娜向大卫的要价USD＄350万，而善秋要价则为USD＄400万。一人来自菲律宾，一人来自台湾。
以上是目前与高圣的进展情况。下面是与瑞士联合银行的进展情况：
3、瑞士联合银行(香港),借入资本市场和利率结构。
三位执行董事与我的商业往来：
Larry Murphy——借入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负责全部利率，国库券行为，销售与交易，固定收入和衍生品等，曾是外汇最佳销售人才。
KamlaniKamada——资本市场董事，主要责任：债务发生，投资银行，此人是各大投资银行在金融产品设置上的竞争强手。他最关注的是在中国将生意做大。我们已经挑选了一名索罗门的应聘者推荐给他，叫AndrieTu，另一名来自法国银行。）
Joon Kee Kim——源头产品行销负责人。该工作分为两摊。产品经理负责金融衍生产品的结构，市场经理负责衍生产品的销售。JoonKee情况简介：麻省理工学院BA,MBA，曾加盟大通和所罗门。在所罗门期间（1991－1993），他是纽约惟一从事产品结构的量化分析家quanti。美林与其接触后，招聘香港，后调往韩国，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销售人员，后来与另一名驻韩国的韩国人Choy一道工作，共有十六名销售人员。JoonKee现年三十八岁，急需一名产品设计构造人员。我这里有一名从美洲银行出来的人才，想替Joon Kee工作。
Joon Kee已经对各国逐一审核后，提出了一项新战略。由于PaulMurphy两天前到达香港时遭遇车祸，所以审核尚未完成。下周有望完成。国际光辉与我公司同时想得到这个人才访寻项目，我百分之八十肯定我们能够得到这项委托。到目前为止，我对人才访寻的透彻以及对大中国的了解——这里指我对大中国的固定收入销售和交易的情况以及对从事固定收入产品（现金和衍生品）的营销和交易人员的情况了解，没人比得上。
4、市场信息：
DLJ——该公司被投资者投票选为“最佳在线经纪行”。DLJ成功地在伦敦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弗洛里达也从美林证券雇请了一个四人小组，在日内瓦从高圣雇请了一名最佳销售人才。他们在香港还没有开设私人银行业务，但目前在商讨中。我已有三个小组——RNB,Merrill,Nomura，均有意为DLJ服务。我与香港DLJ常务董事AlfredPang交换了此想法，Pang正在与该部门主任探讨其可能性。
5、今后三周工作计划：
每年夏天，我要到中国将在那里学习中文的女儿接回美国度假,今夏也不例外，她学校于7月18日放假。我的计划如下：
我计划在7月的第一周飞往香港，在那里呆一周后飞往中国——中国机票自付。
如您所知,我目前正与SBC UBS, JP Morgan,Goldman,CSFB,Chase,Morgan Stanley,DLJ,DeutscheBank等公司打交道，以便通过“亲自打照面”的方式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没有可靠的个人关系，就没有生意可言。除大卫外，所有客户我以前都没有见过面，我将请他们给我时间，让他们认识我，了解我，同时了解我们的公司和办事方式。
我需要与最近寻访到的三十位待聘者见面。与待聘者和客户见面的约定落实后，我将向您提供一份名单。我的绿卡级别只许我在香港一次逗留一周，所以，第二周我将在中国度过。第三周我将飞到新加坡，做一些营销工作，对应聘者进行面试，会见客户，直至我女儿于7月19日飞抵新加坡与我会合。我们于7月20日回到美国。
诚挚地
Jeannie
我今天的工作完成，该是喝下午茶和休息脑子的时候，或是看看股市走向或听听新闻。我拿起桌上的净水，又喝上一口，洗洗心，然后，面对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和湖上成群的海鸥。
可是，我成了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
我只觉得好累好累，眼睛仿佛要流血，脑子也一片空白。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常说的brain drain吧？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1
1995年我给公司拉进的四家世界级大客户是：波士顿第一银行（CSFB），瑞士联合银行(UBS)，JP摩根银行(JPMorgan)和摩根史坦尼(MorganStanley)，当年总生意量超过了千万，我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营业额，纯利润达八十万美元。得到这些世界级的跨国银行做客户，并被这些客户认可，是所有人力资源专业人士的梦想，因为每一年，银行都会拿出好几百万美元的资金用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流失或改进，得到这样的客户，用我大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一头“奶牛”（milkcow），牛奶从此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到我们的账上。
这四位客户和我建立的四百多人的“人才库”，奠定了我在公司的位置，使我能在1995年被破格提升为公司第一位外籍同时是女性副总裁，专门负责从事东南亚人才推荐，我的年底分红加上底薪达三十五万美元之多，远远超过美国总统当年的二十万年薪。我被评为公司最优秀的雇员，使公司那年的圣诞晚餐多年来第一次改为吃中餐。望着中国酒家的服务员在公司餐厅为我们开办姜葱龙虾大餐的自助晚宴，听着圣诞颂歌，我心里自豪！
我打败了米切尔！我还给他放了一部电影《英雄儿女》。
虽然我的信誉已在客户和应聘者中建立起来，但由于银行之间有利益冲突，而我又不愿将自己置于妥协的位置，于是我只好“忍痛割爱”，选择了三家银行做我的长期客户，其余客户就转给了其他同事。我为之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这三家银行，我也将人材搜寻与企业咨询的服务部门，按客户的不同要求与我的专长区分开来，不在同一部门提供同一服务，以保护自己。比如，我对JP摩根银行只进行私人银行部门的私人银行家的推荐服务；对波士顿第一银行，我则提供国债销售高级人才的服务；对瑞士联合银行，我大力从事国债与股票方面的“大手笔”交易员的服务。这种划分跟我细心选择客户和客户细心选择我是分不开的，是双方努力的结果，有些是天意，有些是偶然。取信于人，是办成一切事情的根本。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是我办事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
由于我在亚洲业务的成功，许多客户将我推荐给他们的纽约决策人，一般是银行客户先付了头款（retainerfee），公司才让我替他们办事。由于办事的成功率高，守密性高，我当时的价格真是“天价”，一般公司是付不起的。我那些日子“脚不沾地”，别人坐班车四十五分钟从城郊到城里上班，我是乘“班机”四十五分钟从波士顿到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早上六点起床后，我轻轻地拉着我的有滚行李小皮箱，来到公寓门口，步行五分钟到谢丽登酒店，酒店六点十五分有一趟机场班车将我送到波士顿Logan机场。前些时间我都乘坐出租车到机场，乘出租车要三十五美元，来回就是七十美元，而坐机场班车只需十美元，为了省这么一点钱，我宁愿走五分钟的路。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为公司省钱，而且比起整个费用来，这点钱算什么？我不管他们怎么看，能省就省，不管是谁的钱。半个小时后，机场班车穿过还没有繁忙起来的城市，到达海边机场。
美国最大的泛美航空公司（AmericanAirlines）设有专航，从六点到八点之间每半小时一趟飞纽约，方便来往于纽约－波士顿的“超级白领”。这些雇员往往是投资银行部门、银行销售部门以及大公司的重磅级销售部人员。泛美七点有一个航班，几个星期以来，我都乘这趟航班去纽约，四十五分钟的低空飞行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纽约拉瓜地机场。纽约有两个靠在一起的机场，美国国内的飞机，一般到达小一点的拉瓜地机场，国际航班则到达又大又乱的肯尼迪机场。
我随着那些衣冠楚楚的高级白领，手中也拿着清晨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拎着标志华尔街人士昂贵又低调的黑色公文皮包，无声地登上飞机。机上十分安静，我通常坐在靠窗的第三排。机门无声地关上，漂亮的一白一黑两位女乘务员轮流和着机上广播的安全注意事项做着穿戴航空救生服与面罩的动作，无声而熟练。她们深蓝色的制服套裙，红白蓝三色的星条丝巾以及别在胸前的美国雄鹰，有时真让我认为我坐在纽约百老汇的大剧场，在观看艺术表演。接着，飞机起动，飞向蓝天。
飞翔在华尔街上空2
今天，天特别的蓝，我的心情也向蓝天一样，一碧如洗，蓝得像一只鸟，想破窗而出，飞向北美的天空。我朝窗下望去：一望无际的森林沿着蓝色的海岸线向前展开，在森林与大海之间点缀着白色的教堂和一幢幢小楼房，这些分散的小楼房和大片新修的高楼公寓由蓝色的州际公路连接起来，织成生活的大图案。飞机飞过纽海文（NewHaven）时，耶鲁大学的校舍在万绿丛中透出红色的教学楼房和白色教堂尖顶。那位漂亮细腰的黑人空中小姐开始送茶水、咖啡了，她一边和熟悉的人小声地打着招呼，一边娴熟地倒着热茶和咖啡。走到我面前时，她的托盘里拿着两片火腿烤面包和一杯热咖啡、一杯热茶，她知道我每次都要这三样东西。她轻轻地将这些食物和饮料放到我面前的小桌板上，将白色的热餐巾放到小桌的左端，她含笑的眼和我的眼相遇，眼里只有热情和尊敬，无声地说了一句“Ilove your suit”（我喜欢你的西装），同时用手指指她的胸口又指指我的乳白色西装套裙，“and I love your dogwoodflower（和你的木棉花）”。
我的这朵银制的木棉花是一个做工很简单却十分美丽生动有着五瓣花瓣的美国常见的树花，每次戴上它，都会受到人的称赞，装饰在我西装左上衣靠肩处，配着我的银色小耳环，很好看，很高雅。这花是我在昂贵的广场饭店礼品店用了一百五十美元买来的，是Tiffany名牌，很贵，但我不知为什么一定买下了它。平时，我很少买手链、耳环、项链这些东西，因为我看不住它们，老丢。
“Thankyou!”我轻轻道，然后拿起我的热茶。她用手作了一个“Bye”，转回机头处，又为别的早班乘客送去早餐。我喝着茶，看着窗外的蓝天和那隐在飞机翅膀投影下的一片片玉米田，我的心里有难言的激动和自豪。今天，我不因他人的馈赠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被这个国家的人尊敬。
机上静静的，偶尔有翻阅报纸的声音，过道那边靠窗坐着的一位面貌俊秀的年轻人，俯首于他的手提电脑，他金色的头发在清晨从机窗口洒进的阳光里，像金子一样闪着光，又像缎子一样柔软。他身上散发着我的鼻子早已经习惯了的高档科隆男士香水，清淡而富有性感。他一定是某一个交易场的交易员，我猜想。我每天的职业训练，已使我能从一百个穿戴一样的人里，识别谁是银行的大交易员或银行的头面人物。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昂贵职业着装，固然穿戴很重要，更是从那自信的神态：走路的姿势，喝水的动作，用叉的模样，说话时的音调，灼灼有神的目光，等等。这些素质，很难用钱买到，特别是那超人的自信。自信源于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所干的事业的坚信，由此产生不可抗拒的热情，这热情燃烧着自己，影响着他人。谁说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为了挣钱？挣钱谋生固然重要，然而成就感更使人着魔，更令人心神向往。我的一位同事说，人，就怕入行入错了。只有当自己的全部身心热情与从事的工作交汇时，才能产生这样的自信。这自信正从那年轻人的白衬衣领口和红色领带滴滴透露出来，既不张扬，又不可抗拒。
“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你们机长讲话。我们提前十分钟到达曼哈顿，我想绕中央公园低空飞行一圈，让你们看看美好的公园在清晨时的模样，OK？”机上广播传来清晰浑厚的男中音，带有浓重的纽约鼻音。话音刚落，我往窗外望去，就见那美丽的中央公园，像一幅画在我们的脚下展开。那是长方形的巨大花园，满是树，花，藤萝，还散布着两个美丽的人工湖，湖上泛着金光和游艇。四围是摩天大楼，我们的飞机与金光闪亮的Chrysler大楼的层层玻璃尖顶几乎相遇，但巧妙地绕了过去；帝国大厦就在飞机的左下方，顶端的气象灯塔亮着蓝灯，预示今天是个大好晴天；中央公园的东西两侧是昂贵的公寓住宅，美国的大亨，华尔街的“庄家”，电影界的明星，政界的大腕，老的家族和电视台走红的“一代天骄”都在东边占有价值千万的公寓，西边则为医生、律师、教授和白领居住，充满生机与活力。
“OK，我们往下城飞去，到哈德逊河看朝阳下的自由女神和资本主义的心脏华尔街。”机长又说。他今天心情很好，于是一机人又无声地飞向下城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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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在华尔街上空3
天水一线的碧蓝背景里，华尔街与自由女神，就这样一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在我们的身下。一个铸立在开阔的哈得逊河上，让千百万移民为她折腰；一个建在哈得逊河岸，让全世界因它的起伏而起伏，因它的意志为资本市场的行事标准。它是金融界的龙头，它是梦想的代名词，它集成功与财富一身，因而受到全世界各国精英的无比厚爱！是的，华尔街因其成功的形象，优越的条件，高难度的工作性质，以及丰厚的回报，一直是各国人才聚集的地方。随着九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拓展，各国学子更是对华尔街报以青睐，人人都力图进入这一片西方主流社会的“禁区”，伸展自己的才华。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这片“禁区”，而且还在上面飞翔。
我，还能上升吗？
我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也就是美国人常说的“我接触到玻璃顶了吗？（Have I hit the glassceiling？）”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尽管人们相信，在美国，人的能力可以发挥到极致，人的上升能力是无限的，只有蓝天才是顶（The sky is thlimit），其实不然。因为横亘在个人梦想（职场的上升趋势、社会地位的攀升能力等）与蓝天是顶这一说之间，有一个由玻璃做成的顶，虽不可见但可触摸。我目前的状况，不正是这样吗?
我想：我，一个外国人，我对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在做着贡献，我十分努力地工作，给自己创造资产的同时，通过纳税的方式，为国家创造财富。我们公司的税务部门，每年四月报税期到时，墙上就贴着这样的横幅：物质生活与美国梦=个人富有与社会责任。时时刻刻提醒公司雇员每一个公民的纳税责任，同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和福利事业也会在公司设摊摆点，要求我们“主动捐款”，环保，穷人温饱福利（soupkitchen），癌症研究中心，等等，告诉你捐款免税——你捐掉的这一笔钱从你的收入里减去后，你的总收入就低了，那么纳税的百分比也低了。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情：纳税。当1621年，第一批贫穷、敢于冒险的勇敢的英国人离开自己的故土，乘坐“五月花号”，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他们有的只是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创建富有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两点：向往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的富有，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法律保护自由，辛勤劳作就能改变社会地位。“从白木小屋到白宫”(Froma white cabine to the WhiteHouse)是解放黑奴的美国伟大总统林肯的写照；而出身贫寒的克林顿则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白宫。美国，正如国歌所写，“是勇敢者的家园(home for thebrave)”。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对每一个工作的公民征税，用以平衡贫富。我除了在物质上获得极大丰富和最大限度地纳税以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升呢？能够举足轻重吗？而且，我愿意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吗？意义何在？
我是一名女子。一个女子在国外的命运，本来很容易得到改变的。我的美国女朋友常说：如果能嫁总统，为什么要嫁平民？这话乍一听起来刺耳，但仔细想想，这并非没有道理。那么多富人将自己的女儿送进高昂的贵族学校，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为嫁一个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从而影响丈夫，从而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男子的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也不是我的国家，我有自知之明。何况，我深爱着我的丈夫，他是我的知己，又是我的朋友，更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根太深，当我们在美国公司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东方面孔而尊敬我们时，我们就感到提气，就感到自豪，就感到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故土。
也许因为这太深的中国情结，我在美国的奋斗就这样定位了。
我，再也上不去了。
说真的，我还想到哪里去呢？
这几年拼打，难道我欠丈夫、孩子和自己的还少吗？在情感上，我们三人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
成功，哪里只是一句话！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1
成都机场，2002年元旦。
“妈妈告诉我，你究竟什么时候回家？”十三岁的女儿冰凉的手指拉着我暖暖的手，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已经告诉她许多次，妈咪身肩公司的重任不能和她一块儿回美国。元旦这天，女儿跟她父亲飞回美国，妈妈飞往新加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2
四个月前的8月份，我替巴林欧洲洋行（INGBaring）做一项私人银行部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项目。因为项目十分紧急，洋行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决定是否在新加坡开办私人理财业务，我必须立刻飞往新加坡，原定好和女儿去中国长城的计划必须放弃。女儿在美国读七年级，中国的初二，他们刚学完中国的古文明。尽管是小美国人，但黄皮肤黑眼睛应该知道中国更是自己的国土。没有去过长城的女儿兴致勃勃地要去长城，要写一个长城的故事，把中国的长城告诉美国的同学。现在去不了了，和女儿的小计划相比，INGBaring的计划更重要，而且那是我的老客户给我的，我必须完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般的脖子依在身着昂贵西服的新郎那坚实的胸前，一朵兰花使白色西装显得更加高贵、典雅。旁边跟着化妆师、摄影师、婚礼歌唱演员，以及鲜花、蛋糕，还有一辆巨大的奔驰跑车。音乐在大厅回响，飘荡到朝阳下的草坪和沙滩上，在玫瑰花丛中萦绕，最后洒落在南海诸岛。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丝酸楚和一丝幸福，酸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幸福的是我们一直比翼齐飞。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3
我一个学文学满脑子浪漫的女孩子，能经受工作的折腾和不断的分离，而不失去自己，不迷失方向，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丈夫。在很多地方，他待人厚道，对我宽容，他的爱与宽容总是使我忘记工作中的麻烦，使我的心充满希望、欢乐和爱，而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新婚分离时，他就教会了我耐心和执著。
我想到1984年天津与北京的冬天，想到那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他就离我去了美国，留下我独自在天津、北京。1984年的冬天十分漫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还能看见落尽树叶的树干直指铅灰色的天空，大地一片冰冻。所以当198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心顿时充满无尽的欢喜，从我在北京大学单身宿舍楼红二楼的镂花窗格看出去，两只小麻雀在宽阔的窗格上跳跃，小脑袋对着初升的太阳，小嘴不时地舔着梳理着柔嫩的羽毛。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摸着它们留在我床旁小书桌上的影子，那翘起的尾巴正好挡住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无比爱惜的、夹在小镜框里的彩照。相片上的他身着“万里长城”的T恤衫，双手叉腰站在华盛顿大学那象征学校大门的两座十八世纪哥特式巍峨、端庄的建筑前面，学校的校旗与密苏里州的州旗在蓝天下飘扬，前方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坪。相片背后的话语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情思：
“让那甜蜜的回忆带给你慰藉和宁静，让那热切的希望使你的生活充满鸟语花香，由回忆而幸福，由希望而充满信心和勇气——相见美国。”
爱情真能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变成一个多情的诗人，从高中开始，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他仿佛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知道他爱的人原来是我，于是仿佛天下所有的文字都不够他使用。相片背后的落名处丈夫写下“你的小船”。他把自己称做小船（boat），把我叫作港湾（harbour），小船离去，做港湾的我多想随他而去！我新婚的丈夫是我的爱，我少年时代的崇拜，今天生活的伙伴，我，怎能没有他？
突然，一只小麻雀没站稳，从窗格上摔了下去，落在一夜间转绿的草地上，我探出头，目光正和受惊的麻雀对望，小雀黄褐色的珠子般的大眼，机灵警觉。
“哦，鸟，你是否带来我海那边新婚丈夫的信息？诗人们都赞颂那冲破雨夜的海燕和南来报春的燕子，可我却把你比作诗人思维想象的延伸，带给我喜讯的幸运鸟！”
小雀继续盯着我，似懂非懂。
“知道吗，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我举起床边那一大叠用蓝丝带拴起来的美国来信。那贴着美国国旗邮票的简易灰篮色信封，铺展开来便是丈夫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热情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异国求学的激动与对留在国内新婚妻子的眷恋。他对我讲只要心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然而，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我听到身体激烈的鼓点，我多想自己的丈夫在我身边，合二为一，心贴着心，脸靠着脸。
小麻雀最后盯了我一眼，突然箭一般地射向撒满金色阳光的蓝天，紧跟后面的是另一只小雀，双双飞远。
我，也跟那双双飞走的鸟雀一样，四个月后飞到丈夫身边。
从此，我们就忙啊忙，忙了学习，忙工作；忙了工作，忙孩子；忙了孩子，忙亲戚。这些年来，我跑新加坡至少跑了二十趟，可从来没有和丈夫一起来过。什么时候这个忙，才有个尽头呢？
我又想到美国。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七年生涯，我在华尔街的十年拼打，这十七年的经历，使我眼中的美国像一个举着两个铁拳头的巨人：一个是民主，那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是铁腕，那是用来打人的。美国变得如此真实，像一老友，又像一新知。在中国时，我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都是英美语言文学，这使我对美国的国情、历史、文学流派、哲学思想、法律观念、社会结构、种族矛盾、人的异化等等很熟悉，这些理论上的界定与我后来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知识结合起来，培养了我看美国的“双重眼光”：我既能看到美国社会闪光镀金的一面，也能看到闪光下暗含的危机与剑影。我相信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我同时也相信任何的机遇既可以成为转机也可以成为危机。我的命运因为好的转机替我托着，我实现了我的美国梦，我有了一切我想要的。
现在，我累了。我曾经工作过好几年的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也在2001年9月11日那个早晨，同着许多无辜的生灵，在烟火中倒塌消失。我心痛。剩下的，只有那些穿行在华尔街的记忆，那些让我心跳的日子……
也许，正如很多年以前，当我的大老板唐纳德将公司的信用卡在我第一次亚洲之行的前夜交到我手里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世界金融的大门向你敞开了。商业合同会一个个被拿下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被忘掉。但是，那些包含在一个个合同里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一定会长久地留在你心里。”
他说对了。让我血液中涌动的文学情结，写下这些华尔街的人情故事和职场道理吧！在华尔街，我常听到这么一句话：The right role model canbe very inspirational(好的榜样可以激励人)。让那些令我难忘的人情故事也鼓励今天的中国青年，从他人的教训中，学到做人求职的道理，少走弯路！
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1
这是我给美国白领报纸《新象周刊》写的文章：《怎样准备优秀面试从而成功就职华尔街》，附录在此献给中国读者。
就职华尔街，最基本的一步是怎样经过层层面试进入华尔街。面试可以说很难，也可以说不难，这里有些技巧，要看自己怎样去掌握它们。怎样才能将面试进行得顺利？怎样才能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面试官认为你是最合适、最靠得住、最能干、最能完成这份工作的最佳应聘者？
说到底，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呢？
“Interview”一词的英文意思译成汉语应该为“面对面的视察对方”，因而“面视”应该是比“面试”更为直接的翻译；但因为“面视”过后是“面试”——面对面的提问，所以对于Interview，我们就应该至少有两方面的准备：视觉上的准备和口头上的准备，又，面试面试，面面相视。
一、视觉上的准备
视觉上的准备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形象（Image），这个形象应该与公司的形象相符合。华尔街的公司、洋行最注重的是两大形象：成功形象与令人信任的形象。连我们这家替华尔街做人力资源与企业策划的咨询公司也是将这两条放在首要位置。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是个失败者，怎么可能把成功带给他人？取信于人更是重要。我们波士顿总公司的大厅进门处有一面大玻璃墙，上面清楚地写着：“Thepublic trust is our Business ”（公众信任是我们的公司之本）。我们的名片上也清楚地用绿色字体印着公司的努力目标：our peoplemake the difference（我们的雇员与众不同）。
我在1992年去这家公司面试时毫无准备，只想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我全然不知，只知道他们所要求的条件：MBA学位，银行工作经验，香港关系网，这些，我全都没有；有的，只是想得到这份工作的决心。结果，我的穿着就是第一个错误。
一年前，我在美国一个“价廉物美”的百货连锁商店K－mart买了一件价值七十九美元的米黄色西装套裙（一般西装要一百五十美元左右；银行副总裁或董事级别的女士们，往往买五百美元到一千五百美元的；再好的，可以贵得没底，但也没有必要）；还戴上了一对生平第一次戴的金耳环。后来，公司大老板秘书告诉我，当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说，你不是去大商店应聘当销售员或是酒店当经理，为什么这样穿戴？
我上班后的第一天，公司的公关秘书（PublicRelations）苏珊女士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上班时要穿保守颜色的西服套裙，质地要好，裁剪要合身。“一千美元买五套西装是你在这家公司最基本的投资。”她对我说。可当时我哪儿有钱？
“没钱？借。这是我学到的：哪怕借钱也要买相应的衣服。说不定这个面试就会因这套适合场合的衣服给促成。”
她接着又说耳环一定不能闪闪发亮，戴小的珍珠耳环或是钻石或人造钻石，要小，要不抢眼，不能让它成为你吸引客户的地方；你吸引客户的是你的脑子和你全方位的服务，从而将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亮耳环是去鸡尾酒会或沙滩戴的。
“如果你需要明快的颜色，用围巾和胸针做配件。Cucci不是以围巾、胸针和女用手提包闻名天下吗？Hermes的围巾比一套西装还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昂贵的丝巾以特别的图案成为最优秀的职业妇女的装饰品。”
不管怎样，我在1992年从美国研究生院毕业后，有着吓人的文学博士学位，还能读古英文，能讲解莎士比亚，但却不知道怎样穿衣面试。如果我当时穿的是黑色西服套裙，SaksFifthAve.名牌制作，配着白色的衬里，一对小小的人造钻石耳环，指甲涂成白色的法国式样，脚登舒服的软黑高跟鞋而不是从廉价鞋店Payless买的鞋，我也许不会经过七次面试？我的大老板也告诉我，看我那一身穿戴，觉得我真诚得全然不知天高地厚。我的那句开场白：“Whatyou see is what you get. I’m for real，every bit ofme.”（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的每一两肉都是真的），确实让他惊讶。我服饰上的欠缺，因我英文流利、用词准确、毫不胆怯而弥补。但是，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些规矩，我就不用如此“吓人一大跳”。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毕业时，学校的placementoffice（录用工作处）能给我们上一堂“怎样面试”的课，该多好，从穿戴到工作问题的提出与回答，以及四十五分钟标准面视时间里，时间的正确分配与安排。许多学生，特别是中国籍的学生，就会省掉“要经历多少面试才能找到一份称心工作”的心理重负！
好的面试就是要“对症下药”，去酒店找工作和去贸易进出口公司找工作或去投资银行找工作，穿戴肯定不一样；而且找到的这份工作，职位的高低与相应的穿戴也不应该一样：去银行当秘书和去银行当第一副总裁，显而易见，穿戴不可能一样。穿衣打扮要符合自己的身份，更要符合公司的身份，因为你将来代表的是这家公司。
1995年当我替公司在纽约开发业务成功而搬迁到纽约后，因每周一次飞往纽约实在劳命伤财，我丈夫因此也来纽约。他原来是波士顿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高级工程师，这家公司50％的职员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的公司文化还像校园文化，与硅谷文化十分相似：上班时穿着随便，下班后在公司靠大湖的巨大草坪上踢足球。当他来到华尔街面试工作时，他坚持要穿他习惯了的便装，我只好替他拿着西装、领带和皮鞋在美林、摩根与AIG的大厅里等候他，让他在面试之前换上这些“有强力的西装”（powersuit）。他一边换一边抱怨领带太红，衣服太黑，衬衣领子太硬，皮鞋太亮。结果，他一天下来，三家公司的面试使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三份合同：这是内（懂专业）外（形象好）结合的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在华尔街求职时，男士女士都应该里面穿白色，外面穿比较深色的西服或西服套裙；男士的领带最好是红色，表示热情；女士的耳环最好是小小的耳钉，且如果天冷的话，要围上作装饰的围巾以示高雅。冬天里，最好要带上风衣，牌子为“伦敦雾”（LondonFog）为佳，深蓝色或浅色最为合适，颜色风格都合英国保守形象。穿着不能招摇过市，这是华尔街最忌讳的。不要拎新皮包，半旧为好，皮包不是装饰。华尔街流传着这么一个佳话：皮包越旧，成就越大。高圣的主席用的提包是四角全磨破了的，已用了二十年。当然皮子质量一定好，否则二十年的摔打还能用？
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2
二、口试的准备
口试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往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这家公司或这个面试官会要你还是不要你。当面试官与你握手并请你坐下后，他第一个问题往往是：Tell mesomething aboutyou（谈谈你自己）。这时你要十分小心，一定不能吞吞吐吐或口若悬河。你可以说：我这人很认真；我这人很热情或很固执；比如，我在研究生院做一个项目时，我……
面试官请你谈谈你自己是要知道你的“整个人”（a wholeperson），你的性格，做人态度，人生观，等等。他问的并不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他手中就有你的材料。你也可以反问面试官：“我的履历表你已经看过，你一定知道我是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毕业的；暑期中我去摩根银行当见习生（intern）；我的个人爱好是国债券的发行与推销，或是游泳。不过，我倒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是关于工作的细节……”
这样，你就变被动为主动，向面试官就工作问题提问，让他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他十分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所致：多数人愿当演说家，少数人愿当听众。
在四十五分钟的标准面试时间里（有时面试可以短到二十分钟，长到两个小时），你应该只用五分钟的时间讲自己的过去，用三十分钟讲工作，借这机会把所有的问题全弄清楚，最后留十分钟的时间提问：关于公司、业务、你要去的团队，等等。这最后十分钟是用来显示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以及感谢面试官的时间；同时不要忘了问下一次的面谈会是什么时候？如果面试官对你十分感兴趣，他会让你在会议室等着，他去找其他他认为合适的人或主管(decision－makers)来面试你，那么你的四十五分钟的面试就会变成两个小时。我曾经送出去的一位人才，在摩根银行整整呆了一天！
在面试时有两个问题要忌讳，除非他问到你，那就是薪水与个人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有极大的私密性。如果你确实让他们满意了，他们会主动问你你的薪水意向，有时也会问到你是否结婚，有无孩子。这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好不要主动去碰。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话题更是千万千万不能涉及的，因为无论你与面试官的观点如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这个原由而雇用你，况且面试你的人不会只有一个人。
华尔街面试人才时至少全组人员都要见你，如果你要去的这个组有一个人不喜欢你或对你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或认为你不能完成他们的工作，你都不会被雇用。我曾经送一高级人才去高圣，他见了二十七人，一共经历了八次面试，但终因有两个人对他有不同看法，高圣不能雇用他。华尔街有这么一句话：白天你是公司的人，晚上你是家里的人。华尔街找工作就像在生活中找伴侣，别人很难降低标准，你也最好不要委曲求全，两厢情愿才是真。
在结束这一段之前，我还要提醒应征者对另一常见面试官提出的问题要加以小心，那就是：“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弱点）是什么？”
这是一个能否对自己作出公正判断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技巧在于弄清面试官的问题旨意所在。如果他只是泛泛一问，你也泛泛一答。优点缺点如果是三七开，那么说话时用去的时间也应按这比例，譬如十分钟谈优点，那么用三分钟谈缺点。优点谈得越多，相应的你的缺点也越多，比如你爱吹嘘自己的优点——这本身就是一个缺点。如果你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面试官认为你对公司也能作出相应正确的判断。判断正确是能否在华尔街立足的根本点。
什么样的面试是最优秀的面试？3
三、身体语言的准备
身体语言的准备也是面试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手与眼睛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握手要有力，表示热情、信任；眼睛要能看穿对方，进入对方的心底，这不是说盯着人看，而是很真诚地看，让人感到心换心，让人感到放心。我曾经将一名优秀的人才推荐给欧洲银行的一位副主席，但这位副主席立即拒绝了他，原因是：“我问他关键性问题时，他都回避我的眼睛。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而我却没那时间去猜他的心思。”同样地，我在高圣的一位客户也是因应征者手足不知该怎么放而且眼睛也极不自然地向下看，让应试官感到应征者缺乏自信。“我们公司怎能雇用缺乏自信的人呢？”客户问。也许应聘者心里自信，但他表现出来的是不自信。“Imageis every bit important as reality（表象与现实是同样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送到摩根的一名应征者，他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的。这是我惟一一次与一位计算机工程师打交道，我十年来只从事前台交易员、银行家、私人理财家、信用分析式或资产管理专家的业务。这位计算机工程师从香港飞到纽约摩根银行总部进行最后一轮的面试时，他在肯尼迪机场被一出租车司机骗去一百美元，那黑人司机把他放到摩根银行在中城的办公大楼前，扬长而去，没找给他零钱，他十分生气，打电话给我讲这事。我一再宽慰他这种事发生也就发生了，让它过去，不要影响面试时的心态。同时我告诉他，我们公司的会计师已写好了一百美元的支票给他，再者，摩根银行为他从香港飞往纽约买的商务舱机票也值三千多美元，面试的成功比这一百美元重要得多。结果他面试没有合格。因为他面试时不断地将他的腿分开并拢、并拢分开，而且是毫无意识的，因为他心上就丢不下那一百美元和被人骗了的那不好的感觉，让这坏的感觉尾随自己，结果让面试官误解了他。
“如果他这么紧张，我们的交易系统怎敢让他负责？”客户问。
如果心态不好，是不能去参加面试的，你宁愿改期。
总而言之，面试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果面试官的性格与应征者的性格是“一拍即合”还是“一见就厌”，这些情况就难以一一描述了。但如果能在服饰上、工作要求的准备上、行为举止上以及时间控制上都能充分准备，成功的希望就有了一半：有备而来，往往功成圆满而归。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1
我一共搬过七次家，住过七个城市，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七个转折点。我本想将这七个转折点，在书的第一章便呈现给读者，使您一开始就对我有一个清楚、完全的认识，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思前想后，还是把它放在后面吧，不要让它“喧宾夺主”了。也许我的故事你们并不会重复，但是故事中的道理，也许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我在做每一个重大决定时的那些理由。
我第一次搬家，准确地说，离家，是1978年10月5日，那一天，我离开成都的老家去东北读书，那年，我二十一岁，考得四川省英语口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带了两个大行李口袋，一袋吃的，一袋用的，北上长春。
那一天，别提我心里脸上有多高兴，尽管在成都火车站与家人朋友挥手告别时，在汽笛声中，我淌下许多眼泪。
那人生的最初二十一年，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和少年的梦想？有多少缺少理解和呵护的日子？有多少痴情友情和无人知晓的心中秘密，自消自散在树荫下和河滩上，顺着锦江河水，无声无息地流去？
上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首先，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都没有父母在身边，这样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靠自己的努力，被学校、老师和同学重视。在吉林大学校园，我第一次感到与他人平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因为“政审”的原因——我的养父生父都有“政治问题”，我的养父大舅父曾担任过国民党成都市参议员，解放后一直背着历史反革命、“文革”时又背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没能被录取。（我和我家人的故事，已在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里描述过。作家出版社，2000年。）当我在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用全部真情写下上大学的第一篇文字《感谢邓小平》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上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然后有一份高薪的华尔街工作，并且与我高中时一见钟情的丈夫成为比翼鸟，连理枝。
一岁时我便失去母亲，然而我的生命之路却应了美国人常说的一句话：“上帝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God is watchingus）。”在我，则是“没娘的孩子天照应”。上大学是我在冥冥中受到的第一次惠顾，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它让我甩掉过去的一切不幸，将心酸永远留给了昨天。昨天，我哭过，但今天我再也不哭了。在我以后二十年的奋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惟一不能选择的，是自己出生的家庭；然而，我们一生的光阴，却是用来改变人生、改变家人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浪费一生或成就一生，那是可以选择的。我选择了后者，而且义无返顾，说到做到。到美国后，贫穷的童年和贫穷的中国，给了我不服输的心气。在我以后在美国求学求职求生的路上,靠着我的心气，靠着我的硬骨头，靠着我的平常心态和吃苦精神，愉快地实现我一个个的梦想：文学博士，华尔街的高薪工作，幸福的家庭，全世界众多的朋友……
离开成都的老家，是我迈向自己生活目标的第一步，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我第二次搬家是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读研究生。那是1981年12月底，因为学习成绩好，大学时我跳级一年，与1977级的学生一块儿在1981年年底、1982年初毕业。当我终于装好自己七个纸箱子的书，在刺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和毕业班的同学一块儿，在灰色的宿舍楼前等着长春火车站服务部的同志，办收我们的托运行李，那已是1982年的1月7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挑选该扔该留的东西，该运到南开的书和运回成都老家的作业本子。没想到我居然有四十多本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满读书心得，读书评论，还有充满各种情调的小诗、散文和大堆没有成文的“迷惘的一代”和《荒原》的翻译稿件，我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一个星期，就在读这些“大学心得”中很快过去。最后，我将它们连同所有的书，英文的，中文的，马列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一古脑儿运回成都的家中。我到南开报到时，只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简单地装着我用了三年多的一本英汉字典——这本翻破了的字典，如今放在美国东部我五百平方米的家里，搁在地下室壁橱的中央，和我一路得来的奖状呆一块儿，有时，在烛光中，还能看见油腻的黑封面上我的千万个指印。
除了字典，我还带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全鸭绒围巾。这条围巾是我离开成都时，家里的亲属们凑钱买给我的上大学礼物，花了十四元。1978年的十四元，是很大一个数。那厚围巾胜过大棉袄，是我大学期间的“最爱”。每个冬天的星期六，在学校浴池洗完澡，用大围巾裹上我湿湿的头发，我的长发就不会在去宿舍或教室的路上，结上冰，冻成绳。人们不知，那围巾曾救过我的脑袋。我最初不知东北寒冷的厉害，每当从宿舍望出去，东北的冬天，天空总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阳光灿烂，耀得我眼也睁不开。加之宿舍暖气烧得像夏天，于是出门时，总是忘记多穿衣服和戴围巾。衣服穿少了，没关系，两分钟就跑进教室；但没戴围巾，可是要了我的命，我最初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的前额头痛得要裂开，在床上打滚，同学用我的大毛围巾裹住我的头和脖颈，将我送到校医室时，头就不痛了。可刚把围巾取下，头就开始痛。我方才明白：我的头脸，也需要“穿衣保暖”。我的第二次搬家，把大学留给过去，把知识留在脑里，把温情留在心里和手提袋里，然后轻松地去“学海撑船”。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2
我第三次搬家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我是决定将我“南开的家”永远地搬到北京，因为对于我来说，北京大学应该是我人生旅程的终点站，暗地里我十分自豪我的名字将能与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过教的许多老前辈连在一起：蔡元培，朱光潜，李赋宁，杨周翰……可我怎么也没料到，到北大仅仅五个月，我会在北大校园未名湖边晨跑时,意外地遇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学院前院长Prof.Guidoweiss.他和我交谈二十分钟后对我说：“你应该去美国深造。让我来帮助你。”虽然根据北大当时的规定我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出国，但文学院难得的奖学金使北京大学也慨然同意我出国，还发给我制装费，办好出国的一切手续，买了中国民航飞纽约的机票（从纽约到圣路易，乘的是美国国内TWA的商务舱，也是北大出资），由系主任胡壮磷亲自送我上飞机。我去了美国，因各种原因，不想一呆就是十七年！
飞美国之前，我又得搬家。但在1984年12月30日那天，我的视线中暂时是没有美国的。我的志向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因我决意要在北京大学度过我1985年的第一天，开始我新的生活，所以尽管12月30日那天，北风呼啸，雪花大如鹅毛，我是决心不改，一早在学校人事处王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一辆半旧三轮货车，去到天津火车东站货运站，把二十多个纸箱子送上火车。我的研究生导师李宜燮教授和他夫人在南开大学校门口，碰见从火车站回来冻得口鼻发青的我，将我带回他们家。李师母替我熬了一大碗姜汤，让我趁热喝。师母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因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李教授从北大调到南开，师母也就随着先生去了天津，虽然不再做医生，但待人的热情和体贴，仍如医生一般（先生和师母已在1993年、1994年相继过世）。幸好那碗热腾腾的姜汤，我没有被寒气击倒。想起当年在火车东站，又说好话，又求人，又动手搬箱，天不怕地不怕地将二十多个大纸箱子快速地过秤，怕人不接我的货，因为过了今天，就要等上三天，我当时汗也累出来急出来了，一个箱子没抓紧，掉地上砸了我的脚，我也顾不上痛。等送完箱子晚上回家脱鞋一看，大脚趾全红肿脱皮不说，那血流得我满脚趾头都是，又全干掉了！
我第四次搬家是从中国搬到美国，这可是一次远行。从南开搬到北大的二十多个纸箱子，有一半多还堆在我的单人床下，没开过封。把它们托运回成都，那是肯定的，但这么多箱子托运回成都，成都的家有地方装吗？我的大表哥自杀后，他的书本，已经装满了我的养父（我称大舅父）的柜子；我几年前从吉林大学寄回去的几个箱子，将大舅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看着一屋子的箱子、盒子，头也大了，眼也直了。我终于做出决定：烧三分之一，卖三分之一，寄回成都三分之一。
搬家的那天是1985年7月23日。7月22日学生考完试，23日学校放假，同时毕业生也毕业，我将于26日去美国，时间很紧。我一共教了数理化三个班。三个班的一大群学生，一早就来帮我搬家。一部分同学将我整理出来去卖的书本子和去烧的东西，全拉到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废品回收处；另一部分同学，则帮我将七八个纸箱子装到学校借来的一辆小货轮上，代我送去北京火车站来学校的代办处。人多，家一会儿就搬完了，然后我们坐在搬空了的红二楼靠水池的我那间原本十分温馨的小屋里，吃学生带来的小西瓜。学生十分舍我不得，相处一学期，我教了他们不少英文，读的，说的，唱的。我们在北大办的“英语俱乐部”，每周六晚上，我请上勺园的外国留学生，给来俱乐部的学生轮番讲英语故事，读英语诗，弹吉他，然后自由对话。两个小时的活动最后变成五个小时，从最初的三十多人到后来二百多人，黑压压地站满、坐满学三食堂——英语俱乐部的所在地。那天，我和我的学生唱了很多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家唱的：《Countryroad, take mehome（乡村之路，带我回家）》，那是美国当年最流行的歌手丹佛的成名歌。他的这首歌，使他的家乡西佛吉尼亚，从世界版图上跃出，为世人瞩目。
我第五次搬家，是1992年从美国的圣路易市搬到东部的波士顿，那是博士学业完成后，去波士顿与丈夫团聚。丈夫最初也在华盛顿大学念书，后到位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然后在波士顿128高科技圈洲际公路旁的波士顿电脑公司工作，我于是北上，带着一大卡车书和家具——这些家具要么是朋友给的，或是从旧货店买的，或是拾荒来的，在波士顿求职安家。(其实，从1985年到1992年这七年在华盛顿大学求学和教书期间，我常往来于圣路易市和波士顿两地，我对波士顿并不陌生。)波士顿才是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女儿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妇产科医院出生，丈夫在波士顿，我在波士顿找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翻了一周的报纸，手指也翻黑了，而且还经过了七次面试才得到的。我没有商学院学位，没有银行工作经验，没有香港客户源，更不是哪位世界级富豪的女儿，舒利文（Sullivan）这家美国金融企业与华尔街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能在美国经济的冰点期——1992年，在拒绝了一百多名面试者后最终决定雇用我，现在想来，也还是奇迹。我在这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今年夏天，因我那曼哈顿世界贸易大楼一号楼79楼层的办公室随9·11大楼被撞而消失，我再无法面对那一片心痛。后在银行客户的鼓励下,我终于决定在新泽西州创立自己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中美跨国银行提供“重量级”的将才服务。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我在华尔街繁忙的工作，和每周、有时每天乘“班机”从波士顿低空飞行四十五分钟去纽约上班，而吵着要搬到纽约去开拓公司在华尔街的业务，我和丈夫也许就会相对永远地呆在波士顿了，丈夫也许就会在波士顿电脑公司渡过一生，而不会进入华尔街从事风险控制的工作。但是，喜欢往前走的我，迫使他也改变了生活旅程。
我的七次搬家故事3（图）
裔锦声和丈夫在新泽西的家后院
我的第六次搬家是在1996年初，我终于说服丈夫，自个儿先从波士顿搬去纽约，替我所在的波士顿总公司开辟纽约业务。做华尔街业务不去纽约不行，而每天或每星期往返纽约也跑不起，太耗公司的钱财。我们的业务因涉及形象，还得住五星级大饭店，每晚三百美元，还得在高档饭店请客用餐，而客户又都喜欢喝好酒，酒喝起来加上话又投机，很贵。这样，一趟纽约跑下来，至少三千美元，一年下来开销很大。如果开一个办公室，要节省得多，但由于我给公司赚钱多,客户源大，大老板一点不在意,还一个劲鼓励我该用就用，可一生节俭的我倒有些在意，为什么要浪费资金呢？何况我读书时，尽管有全额奖学金，但生下一个孩子后，丈夫又不在身边，真让我吃够了没钱的苦，每次去银行取钱，都要想半天。人的习惯难改，何况，如果公司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于我们、于顾客都方便。我于是孤胆去了纽约，为公司在纽约“另起炉灶”，使我们公司在世贸大楼一号楼的79楼层有了新家。好在我的丈夫总是能理解我，在1996年年底终于同意搬来纽约，去到华尔街任职。
从波士顿到纽约的这次搬家，是第一次“带家具搬迁”。丈夫在离开波士顿的那个感恩节早上，把我们的家具由搬家公司搬到纽约，然后将我们两千英尺的复合式两层楼公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房子的钥匙交给楼下的曼莉伦——我们女儿小时，她替我们照看女儿。我们搬走后，就把房子比市价低百分之三十租给了她。
五年后的2001年夏天，曼莉伦终于存下足够的钱，买了自己的房，于是我们把在美国我们所拥有的第一个房子卖掉。但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把卖房子赚到的十万美元，立即买进了风险最大、回报看来应该最高的高科技股。我们当时想，股票市场从2000年4月中旬的5000点跌到2001年6月的2600点，还会继续跌吗？可是，到2002年12月，股市已一路跌到1400点。人算不如天算，这十万美元的高科技股票，像思科（Cisco），Sun，郎训（Lucent），今天只值一万八千元。
不过，不该我们得的，就不该我们得，股票市场是再不敢去了。为了将来的回报，输去今天的稳定，太不应该。
但我们仍然很爱纽约——这是一个对全世界敞开胸怀的城市。由于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赋予我们的一切生机，我终于没能在1999年离开美国回北大任教，再次放弃了北大校园和校园里百年老树旁那绕房而飞的灰喜鹊，这也许将是我一生的遗憾？但我已“身不由己”，有家的人，得考虑家的利益。一位我尊敬的老者劝我说，过日子也不用过得太满，留点遗憾也没有什么不好。再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已在2000年为我出版了博士毕业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有两年，我天天从睡眠中抽出时间来，将这非常复杂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这篇论文的出版，减轻了我心上不能返回校园的歉然。
最后一次搬家，也是第七次搬家，是从曼哈顿搬到新泽西州。这次搬家与以往搬家的根本不同，是从城里搬到了城郊，先从公寓搬到公寓，爱上新州后，又卖掉公寓，搬进一个独立砖房。这砖房很大，有五百平方米，两个车库和半英亩地的花园和树林。我们一家三口，是怎么也用不完这些地方的了。朋友都说,新泽西的家是我和丈夫永远的家了，不要再搬，尽管地税很重，每年要付出一万三千美元，但朋友都说在这世界上，还只有在美国这地大相应人还不太多的地方，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而不用付资千万。我想，他们是对的。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创作室”，或用我的朋友、北大出版社张副总编的话来讲，我有了一个“会馆”。他在2002年夏天因出版事宜，从北京来过我家，他希望我不仅仅是在世界的各大机场候机室——我以前的作品，全是出差时候在机场逗留时写成——而且能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会馆”里，喝着清茶，写出百万字的好书。我答应他，同时也答应中国出版界对我抱有极大期望的朋友们：凡是针对今天中国与西方接轨的有可读性的作品，能帮助中国人更深一层地了解外国，外国人能少带偏见地去真正了解中国的书，凡是能打动我心的书，我都愿写，边写边工作，让生活充实，让情感更新，让我的笔将那精彩的人生和丰富的职场经验，带给更多的朋友，带给那些求职途中困惑的青年或职场上功成名就的壮士……
后记
2000年，我的自传体小说《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出版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了读者为该书的深情所感动的信息。一岁就失去母亲的我，在中国的童年和青少年经历，往往能引起同代人的共鸣。在那本书中，我将自己毫无遮拦地呈现在我的亲朋好友和陌生人面前，只希望我的真情，我的心跳，能激发和带动同样的真情，同样的心跳；希望优美的文字能点亮无数有着相似经历女孩的心路——因为心永远都是孤独的；希望爱的火焰能温暖每一个来到世上就失去了母爱，因而在人生的路上不断需要理解和帮助的孩子们，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和勇气。
然而，更多的读者更想了解我在美国十七年的特殊经历：怎样在赴美留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后，转到外国人在九十年代很难进入的华尔街“禁地”，从事金融界人力资源与企业管理咨询方面的服务，对华尔街的顶级人才进行评估，协助跨国银行建设领导队伍，为客户在全球范围内搜索提供高水准的人才与领袖。我的这个转变是这样地彻底与成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焦点。毕竟在留学热、海归热、中国加入WTO后的这些与世界接轨的时刻，中国的资本市场、各大企业与银行都争先恐后地招纳人才的时刻，我改行的经历，颇有借鉴之处，既能帮助对资本市场的了解，也能鼓励许多大学毕业生对自己重新定位。这促使我几经思考，多方听取意见，终于写成此书。
我曾经为求职者总结过衡量自己能力的一个标准，即：EEEFT：
E：Education，教育。求职者所受的教育对求职很重要，专业对口最好。
E：Experience，经验。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当前雇主的要求相符还是相去甚远，决定此次求职能否“马到成功”。
E：Energy，精力。精力充沛与否，是雇主判断应聘者对工作有无热情、是“主动的雇员”（active）还是“被动的雇员”(passive)的标准。雇主相当重视第三个E。
L：Leadership，领袖气质。它决定求职者在工作中是挑大梁还是仅限于完成自己的任务。领袖气质往往与个人性格紧密相联，如果是性格保守，或是思想型的人，又想当管理者，他将面临性格和职场两方面的挑战。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价，否则“贪多咽不下”。
T：TeamSpirit，团队精神。要了解将去的这家公司，它的企业文化是什么？自己能否适应？记住你要找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让自己的知识得以体现、梦想得以实现的“操作平台”，更像一个家，这个家由与你性格、知识也许相似也许互补的人构成，需要彼此能够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个判断问题，也是一个感觉问题，如果应聘者和雇主双方的感觉都不好，那就不该在一起工作。
在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大相径庭的今天，许多人在求职和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惑。的确，教育背景在求职过程中是位于首位的，但与人生欲望（Desire）相比，它又居于从属地位。一方面，知识需要不断地积累，另一方面，知识是可以转换的：所学不同，但解决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却往往一致，那就是严密性、逻辑性、科学性。这一点，在资本运作与投资银行里体现得最充分。我写的九个案例，几乎每个人都可说是“学非所用”：詹姆士的专业是工程，可当上外汇交易员；K.C毕业于商学院，却做上私人银行家；大卫是学航空航天的，却成了国债交易的大手笔；爱丽丝是学数理工程的，但却成为南海有名的高级理财能手；雷蒙是学财会的可成为大中国区著名的股票分析家。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尼可拉斯是“龙头债券”的“杀手”，可专业背景是莎士比亚；我的另一朋友丹尼斯，学的是国际政治，工作却是投资银行，一位著名的融资能手。一位身居高位的客户对我讲：四年的大学，不能保证四十年的职场生涯。因为职场在不断地变化，知识在不断地更新，人的欲望在不断地修正。资本市场，既要求知识的专业化，又需要知识的全面化，如具有数理化、电脑、工程、航空航天学位的“火箭科学家”来设计金融产品、风险模式、投资模型，还需要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文学家、心理学家做产品推销、市场开发、客户引进等。这里的关键词其实不是“知识”，而是“欲望”——你真正想干什么。它决定了人们的求职方向和成功机率。
非常希望这本书对所有有着强烈生活欲望的朋友有用，对即将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朋友，对不甘平庸、渴望事业发达的朋友，对与我所写的领域（人力资源和资本市场）学业、职业相关的朋友，有精神上的启发和实际的借鉴作用。
这里，我必须感谢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美国同事，特别是我的一大一小两个老板。尽管我们曾经争吵不断，但没有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不能在“办公室政治”集中的华尔街，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长大成人”。
同时，我更感谢东南亚的朋友们。你们在东南亚华尔街职场“变中求进”的进取精神，一直鼓励着我，让我走在纽约街头的华尔街时，心中有底。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朋友和责任编辑林金荣女士。你的发现和鼓励，使我的处女作《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从电脑里跳出来，带着伤心，带着感激。从此我没有中断写作，无论是在机场转机的等候中，还是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里，为报刊、杂志、出版社写文写书，将自己的所得回报社会。中文的《华尔街职场》《华尔街英语》《红睡衣》，英文的《THEHAIERWAY(海尔之路)》，以及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你手中握着笔的认真模样，连同桌上的清茶，音响里传出的感动人心却无字的古琴音乐，永远留在我中国之行的记忆里，让生活、奔忙在Fastlane（快线）上的我，能伫足静思片刻，扪心自问：我真的没有浪费小林的时间？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
裔锦声
2003年2月于美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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