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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上兵伐谋；开卷有益。
从铿锵的历史中，寻找经典；
从凝血的经典中，检索未来的通途！
总序
约翰?邓普顿爵士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和观念。”
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推进，市场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股权分置改革，更使中国证券市场实现了一次基础性的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比例也在不断提升，各类机构投资人迭次出现，市场投资主体的构成日益丰富。
在这样的投资大背景下，无论是专业的机构投资人，还是刚刚涉人市场的投资新手，均有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必要，因为在每一个投资决策的十字路口，我们都需要智慧和勇气来作出正确的判断与抉择。
有鉴于此，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策划推出了这套10本“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与我们上一套丛书“华安基金?现代基金投资与管理译丛”不同，本套丛书主要侧重于通俗易懂的投资界名家传记、在各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投资实录等。我们的目标，是以人文、历史的眼光，选择可读性强的证券投资界经典性的作品——
它们既可供专业人士在休息时轻松阅读，也可为非专业投资人提供身临其境的实践指南，进而从中有所体悟。
这10本书中，《兀鹫投资者》读来就像是一本悬疑小说。它生动地叙述了一群寻找并获得资本金矿的投资者的故事。所谓的“兀鸳投资者”，简言之，就是那些买进陷人财务困难或经营有待改善的企业的债务，通过直接或间接对公司施加影响，在改善公司的质量后卖出，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投资者。作者罗森伯格的故事讲得惟妙惟肖，生动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风云。
《赢家—华尔街顶级基金经理人》是一本关于华尔街最优秀的共同基金经理人的人物传记。作者通过多年的访谈，记录下这些杰出人物的从业历程、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14位行业顶尖人物的亲身经历，无疑对国内证券投资人有着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撰著的《1929年大崩盘》，自其1954年初版以来，在1955,1961,1972,1979,1988,1997年不断再版，是学术界和证券投资界经常大量引用的典范性著作。《大西洋月刊评论》认为：“经济文学很少以其娱乐价值而著称，但这本书却做到了。加尔布雷思的文章雍容而机智，并且幽默地鞭挞了这个国家某些金融领域的智者和政策所犯的错误。”
《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以翔实的资料，生动记录了美国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在19世纪，那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们，是如何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垄断黄金、白银和粮食市场，而创立现代标准期货合约的；期货市场又是如何在人们的谩骂声中，艰难起步的；而到了20世纪，为何会有大量的公司、个人，甚至外国政府迅速进入这一领域。本书在展示期货市场100多年来风雨历程的同时，还在人性层面对投机事件作了精彩解读。
《至商无上—来自最伟大证券交易者的经验》记述了历史上5位著名证券交易者的成长历程，颇有可读性和启发性。这些在20世纪跨上华尔街巅峰的投资者，以其卓越的表现，向读者展示了那些历久弥新的、永恒的投资策略。
《迷失的华尔街》主要分析了华尔街在筹资、提供公司和个人理财建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失败现象，并提出了避免失败的对策。这本书的特点在于，其内容大量来自华尔街的案例，并保持了深人浅出的叙述风格。
《股票作手回忆录》（图文版）记述的是20世纪初最显赫的股票与期货投资者—利维摩尔生平事迹的经典作品。本书的中文版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出版过；这次出版的译本，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全面展示了80余年前这本书在美国《周六晚间邮报》上进行系列连载时的原貌，并配以当时的插图，真实地复原了当时的历史。值得指出的是，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证券投资人，均通过阅读本书，从中学习金融操作所应秉持的态度、反应和感受。
在描述市场恐慌的书籍中，《绝境与生机—市场动荡、风险和机遇》选取了独特的视角—如何在弱市中赚钱，如何面对市场恐慌—因此，别具一格，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本书作者对投资者的一些常见问题提供不同寻常的答复，并指出为什么恐慌会带来独特的机会，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市场恐慌周期的方法。此外，本书对一些直接介入处理主要股票危机的市场专家的采访和内幕报道，则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恐慌发生时的现场真实情况。
《解读华尔街》在美国发行量达到上百万册。该书介绍了华尔街运作的全过程。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这本书帮助各个层次的投资者确切地理解证券市场如何运作，以及在限制风险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组合。
《市场、群氓和招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从人类近代史上若干次“群众运动”导致的疯狂与灾难性后果，以及金融市场泡沫的破灭等现象入手，生动分析和描述了人性中的盲目的一面。本书论述生动，旁征博引，从一个侧面淦释了投资者心理学及其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人，我们深知：华安基金既是中国基金业的创业者、引领者之一，也应成为市场的培育者和奉献者。我们愿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起，借这套丛书的翻译、发行，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证券投资殿堂的智慧与乐趣。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10月
序20世纪90年代的观点
（1929年大崩盘》于1955年初版，自那以后，屡屡重印，历时40余年。著作人（和出版商）往往倾向于把该书的经久不衰归功于它的卓越。显然，这本书有那么一点价值。不过，无论好坏，该书的经久不衰还另有原因。该书每次重印，在书店里上架销售，就说明又一投机事件—另一个泡沫或接踵而至的灾难一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现代最严重的股市暴涨暴跌事件的关注，因为那起事件导致了一次无情的萧条。
事实上，以后每发生一次投机事件，这本书便会重印一次。1955年春天，股票市场出现了上扬的小行情。我应召前往华盛顿，在参议院举行的一次关于过去经历的听证会上作证。那天上午，在我作证的时候，股市突然下挫。我因股市暴跌而受到了谴责，尤其是受到了市场做多人士的谴责。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写信威胁要对我进行人身伤害；而一些更加虔诚的公民则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生病或早日死亡而祈祷。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作证后没过几天，我在佛蒙特州滑雪不慎摔断了一条腿。报纸纷纷报道我摔伤的消息。信件纷至沓来，写信者告诉我说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我至少为宗教做了一点贡献。用当时一个名叫霍默?E凯普哈特（Ho-mer E. Capehart）、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的话来说，这是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所做的事。
这还只是个开头。20世纪70年代的离岸基金热、1987年的股市风暴，虽然只是一些戏剧性较小的事件或恐慌，但都把人们的注意力回溯到了1929年，并且导致本书的多次重印。
对于伯升可没有被盲目乐观所俘虏的人来说，目前人们就像本书所描绘的那样正沉溺于投机，而且乐此不疲。现在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远多于操纵股市的智慧；如今的共同基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具有理财才华和历史意识的共同基金管理人。我生来就不善预言，一个人的远见卓识终究会被遗忘，而他所犯的错误却会被人们铭记在心。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循环过程：它会随着物品价格的上涨周而复始，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地产、艺术品或其他任何物品都会如此。价格上涨会吸引购买者的注意力，从而产生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效应。因此，预期正因为哄抬价格行为而被证实是合理的。循环过程还会继续下去：乐观情绪及其市场效应已经成为常规。价格甚至会涨得更高，然后因为种种争论不休的原因而最终跌到谷底。价格的下跌总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气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
我还要重复一遍，本人不善预言。我仅仅注意到，自1637年荷兰投机商把郁金香鳞茎视为通向财富的神奇之路以来，这种现象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1720年，约翰?劳（John Law, 1671 -1729年，苏格兰财政金融家，在开发美国路易安那州时从事过高额利润的投机交易，但投机计划最终失败，破产后逃往法国。—译者注）因在路易安那州淘金不成而贫困潦倒，
携带着假想的财产逃往了巴黎。那些年还发生了严重的“南海泡沫，’（指英国南海公司在南美进行的股票投机。—译者注）事件，导致英国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金融灾难。
后来，类似的事件更是频频发生。19世纪的美国每相隔二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投机热。早在独立以前，美国各州，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最终以不菲的代价经历了没有明显支撑的货币发行事件。纸币发行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人们发现纸币已一文不值。独立战争因“大陆币”（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由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分文不值。—译者注）而付出了代价，并且使“not worth a Continental"（一钱不值）成为了一句永久性的习语。在1812-1814年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房地产业出现了一次大繁荣；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投资修建运河和收费公路并美其名曰“国内改良”的疯狂投机热。随之，发生了钞票事件，即任何有能力租用比铁匠铺大一点的房子的人都可以发行没有任何有价物支撑的纸币，直到1837年这一事件才告结束。19世纪50年代又发生了另一次繁荣和萧条：新英格兰（全美以谨慎著称的地区之一）的一家银行倒闭，留下了50万美元的未清偿票据和86.48美元可用来偿付未清偿票据的资产。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曾经出现铁路繁荣，但于1873年以惨败而告终。另一次繁荣也于1907年以同样的结局收场。不过，这次，纽约的大银行得以减轻一定的损失。早些时候，大量流人的英国资金给美国的投机热火上浇油，尤其是刚才提到的铁路投机。“南海泡沫”已被人们遗忘，英国人又重回南美。非常著名的巴林兄弟银行不得不求助于英格兰银行，才得以从由阿根廷贷款案导致的破产中死里逃生。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巴林银行因为一名驻新加坡的小职员而卷人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这次，英格兰银行没有采取任何营救行动，巴林银行由于种种公共目的终于消失了。
如今，如果我们确实遇到衰退趋势，即所谓的报应时刻，那么某些事情肯定能够预见。某些估计数据显示，有1/4的美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股市。万一股市暴跌，他们就会减少支出，尤其是耐用品支出，并且增加他们的信用卡透支债务。其结果是对经济产生普遍的负面影响，但不至于产生像1929年那样严重的后果。那时，银行虚弱无力，而且还没有实行存款保险；农产品市场举足轻重，但又特别脆弱；也没有失业救济金、福利性支付和社会保险等来发挥缓冲效应。所有这一切现在要好多了。不过，出现衰退，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还能照例听到来自华盛顿方面的安抚话。每当市场陷人混乱，总能听到一些相同的话：“经济状况基本健康。”或者干脆就是“基本情况是好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明白某些事情情况不妙。
再重复一遍，我不做预言，只讲述历史生动地告诉我们的事情。关于这本书，我最后还要说上几句。这本书是在1955年春天为有鉴赏力的读者而写的，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出现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陈列在书店的橱窗里。然而，我经常去纽约旅行，总是忧伤地发现在老拉瓜迪亚机场登机口旁的小书店里看不到它的踪影。一天夜里，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寻找起来。照看书店的女士最终注意到了我，问我在找什么书。我略显局促不安，省略了作者的姓名，告诉她我在找一本名叫《大崩盘》的书。“这可不是能在机场卖的书，”她语气坚定地回答说。（《大崩盘》的英语是“Great Crash"。英语“crash"一词也有坠落的意思，因此机场是忌讳卖这本书的。—译者注）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近来，许多作者和出版商竟然猜测读者会被书中的脚注所冒犯。我无意冒犯或者以任何方式来阻拦任何一个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不过，我觉得这种猜测很是无聊。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可能会对页脚上的一点文字感到不快。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非专业读者，有时必须知道某一事实的背景资料。脚注同样是一个据以了解如何深人研究某一问题的非常有用的索引。
不过，分寸适当与卖弄学问之间同样是有界限的。在这本书里，凡是我引用的公开文献、书籍、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者任何种类的特定原始资料，都会注明出处。关于1929年的许多资料可以在当时的一般报刊和金融报刊上找到。如果系统地援引这些原始资料，那么就得没完没了地注明这些文献的出处。因此，我没有这样做。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注明出处，那
么读者就可以推断资料引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当时的其他大众报刊。
第一章“幻想、漫无边际的
1928年12月4日，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 1933年，美国第30届总统，1923-1929年在沃伦?G.哈丁总统去世后就职。—译者注）总统在重新召开的国会会议上最后一次发表国情咨文。即使再消沉的国会议员也必然会在总统的讲话中找到安慰。“美国国会开会审议国情咨文，从未遇到过比现在更加令人鼓舞的繁荣景象。在国内方面，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年代；在国际方面，和平是主流，基于相互理解的友好……”他对议员们说，他们和全国人民可以“对目前的形势感到满意，并且以乐观的态度展望未来”。他打破了美国最古老的政治常规，忘记了把国泰民安归功于他所领导的政府。“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主要有赖于美国人民的品质和团结”。
整整一代历史学家指责柯立芝由于盲目乐观而看不见一场正在国内外孕育的暴风骤雨。这是很不公平的。预测灾难，既不要勇气也不需先见之明。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预言灾难，才需要勇气。历史学家们为能指责这个错误地预言太平盛世的预言家而感到欣喜。他们决不会数落错误地预言哈密吉多顿（即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的人。
柯立芝把他发表国情咨文时的世界说成是太平盛世，实在是言过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就如开明的愤世嫉俗者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富人致富的速度远远快于穷人脱贫的速度。当时的农民是不幸的，而且从来没有像1920-1921年发生萧条以后那样不幸：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而生产成本却节节攀升。南方的黑人和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的白人继续在毫无希望的贫困中挣扎。一栋栋美丽的高山墙、大格子玻璃、木结构、模仿古老英式别墅的住宅在有乡间俱乐部的地方拔地而起，而在东部以外比较遥远的城镇，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到处可见。
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是美好的岁月。生产和就业都保持着高水平，并且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虽然工资上涨不是很快，但物价稳定。尽管许多人仍然很穷，但是更多的人过上了小康生活，或者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富有了。最后，美国资本主义无疑是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1925-1929年期间，制造企业从18.39万家增加到了20.67万家，其产值由608亿美元增加到了680亿美元。（1）美国联邦储备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只有67点（1923-1925年为100），到了1928年7月上涨到了110点，而在1929年6月更是高达129点。[2] 1926年，美国生产了430.1万辆汽车。而3年以后的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达到了535.8万辆[3]，比1926年增加了100多万辆。美国1929年的汽车产量可以非常体面地与1953年的570万辆这个统计数字相比。营业收入迅速增长，这可是经商做生意的大好时机。的确，就连当时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私下里承认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尽管他们几乎都加入了指责柯立芝没能看到“经济过十繁荣，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行列。
这种铁的代偿定律观——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10年的好时光，20世纪30年代必将遭遇10年的坏年景——值得我们在后面回过头来进行讨论。
就连柯立芝也应该能够看到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与美国人的性格有关。柯立芝把美国人的性格吹得天花乱坠。尽管美国人具有他所赞美的纯真品质，但同时他们也暴露了渴望以最小的努力为代价、迅速发财致富的心态。当时，美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征在佛罗里达州表现得淋漓尽致。20年代中期，美国迈阿密、迈阿密滩、柯洛盖博斯、东海岸远至北方的棕桐滩以及墨西哥湾的沿海城市都受到了佛罗里达州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冲击。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包含了传统投机泡沫的全部因素。佛罗里达州具有各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里冬天的气候好于纽约、芝加哥或者明尼阿波利斯。收人的增加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佛罗里达州与冰夭雪地的北方之间的交通变得越来越便利。确实，每年一到季节，富人便乘飞机南下，就如同加拿大黑雁迁徙那样有规律，令人印象深刻。
人们不论男女，继续在这些不可或缺的实际因素上构筑一个投机的虚幻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是被说服而相信的人们，而是寻找理由去相信的人们。对于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人们宁可相信，整个佛罗里达半岛很快就会住满来这里度假和晒日光浴的游客。海摊、沼泽、湿地和公共灌木丛都将成为具有价值的东西，多么令人神往的景象！佛罗里达州的气候显然无法确保这一美景成真，但的确能使那些宁可相信美景能够成真的人信以为真。
不过，投机并不会完全取决于自欺欺人的能力。在佛罗里达州，土地被分割成建房用的地块，并且以收取相当于地价10%的定金的方式出售。很明显，在这些被人嫌弃的土地中有很多经过这样的换手以后，令买进它们的人与过路人一样都感到讨厌。买地的人并不指望在那里盖房子居住。难以想像真会有人来这里居住。这只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考虑。现实是：这些不确定的资产每天都在增值，并且在半个月内就能够转手赚钱。投机心理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透过增值的事实去探究其原因的倾向大大减弱。只要出于盈利的目的，为卖而买的人数供给的增加足以维持价格上涨的速度，人们就没有不这样做的道理。
整个1925年，对不费力气发财致富的追求驱使人们来到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州的人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持续增长。每个星期都有更多的土地被分割成待售的地块。那些被不严谨地称为海滩的地方离海水的最短距离扩大到了5英里、10英里甚至15英里。郊区离开城镇的距离变得令人吃惊。随着投机向北蔓延，一个名叫查尔斯?庞氏（Charles Ponzi）、很有魄力的波士顿人，在杰克逊维尔“附近”开发了一个小区，大约距离杰克逊维尔城以西65英里。（此外，庞氏提倡良好、亲密的邻里关系，他把1英亩土地分割成23个地块出售。）在地块位于城镇附近的情况下，以曼哈顿房地产公司为例，开发的房地产“距离繁荣、发展迅速的内蒂城不超过3/4英里”。该城因此而不复存在。佛罗里达州的交通拥塞变得如此地严重，以至于1925年秋夭，铁路部门被迫宣布停运不重要的货物，包括开发小区用的建筑材料。地价上涨的速度令人惊讶。迈阿密40英里以内的“内陆”地块卖到了8000-20000美元；滨水地块价格涨到了15 000一25 000美元；真正的海滨地块价格则高达20 000-75 000美元。
不过，到了1926年春季，对于维持价格上涨绝对必要的新购买者“供给”开始后劲不足。正如1928年和1929年所显示的那样，由大繁荣构建的动力顷刻间烟消云散。1926年，开发商看涨的预期抵消了潜在买主趋减的供给。〔就连曾经极力反对“黄金十字架”的大教堂喉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9 -1925年，美国国会议员，曾三次参加总统竞选，均告失败，后任国务卿，曾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黄金十字架”。—译者注﹞一度也曾应募加入了可怜的出售沼泽地的行列。]但是，这次繁荣没有因其自身的势头而导致价格暴跌。1926年秋天，两场热带风暴，用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 1890一1954年，美国编辑、历史学家，因编辑《哈珀一家》以及社会历史学著作而闻名。—译者注）的话来说，显示了“当一场‘具有镇静作用的热带风暴’开始在西印度群岛迅速形成时可能出现的情景”。⑤其中最强烈的一场热带风暴于1926年9月18日造成400人死亡，卷走了数千房屋的屋顶，海水把豪华的游艇卷到了迈阿密的街道上。当时，舆论普遍认为，热带风暴对地价暴涨提供了有助于“健康”的喘息机会，尽管当天就有人预测地价随即就会恢复上涨。据1926年10月8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名叫彼得?O.奈特（Peter O. Knight）的海岸航空公司官员和一个对佛罗里达州的未来充满信心的虔诚“信徒”承认，大约有1.7万—1.8万难民需要帮助。不过，奈特又补充说：“佛罗里达州没变，依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地理位置优越。它是美洲的里维埃拉（里维埃拉是位于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旅游胜地。—译者注）。”他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为赈灾而募集的红十字会基金对佛罗里达州造成的永久性损失大于所募集到的基金的赈灾作用。
这种勉强承认末日来临的态度与传统模式是一脉相承的。佛罗里达州的繁荣终于结束了。1925年，迈阿密的银行结算金额是106 652.8万美元，而到了1928年已经下跌到了14 336.4万美元。C77那些曾经低价出售土地，并且因后来地价上涨了1倍,2倍甚至3倍而后悔不已的农民，现在有机会以连锁拖欠的方式买回土地。有时候，农民买回的土地上已经修建了有名的街道、人行道和路灯，而且税金和评估费是当时地价的好几倍。
佛罗里达州的繁荣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坚信上帝想要美国中产阶层发财致富的心态的最初表现。不过，这种心态在佛罗里达州地价暴跌过后变得更加明显。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佛罗里达州的事态已经严重恶化，虽然从事土地投机的人数与后来参与股市投机的人数相比当然是少得可怜，但几乎每个社群都有人因在佛罗里达州遭遇惨败而出名。在“南海泡沫”破灭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始终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哪怕是最著名的股份公司；而美国人即使在佛罗里达州的繁荣破灭以后，希望不费力气通过股票市场来迅速发财致富的信念仍然与日俱增。
很难说清,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繁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年代普通股价格上涨是有其合理原因的：公司收益良好，并且趋于增加；前景看好；20年代初，股价偏低，收益增加。
1924年下半年，证券价格开始上涨，涨势一直持续并延续到1925年底。1924年5月底，《纽约时报》25种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为106点，到了这一年年底上涨到了134点。（8）截至1925年12月31日，股价指数几乎又上涨了50点，达到了181点。1925年全年股价走势非常平稳，其中只有两个月，股价没有明显上涨。
1926年出现了某种衰退迹象。年初，经济略有萎缩。很多人认为，上一年股价上涨是没有道理的。2月，股市严重下挫；到了3月，确切地说，股市突然崩盘。《纽约时报》工业股指数由年初的181点下跌到2月底的172点，接着又狂泻近30点，到3月底已经跌到了143点。随后，股市又止跌回升。另一次股市中度下调发生在10月，就在跟风把佛罗里达州仅剩的一点繁荣痕迹吹得荡然无存之后。不过，股市很快得到了恢复，年底股价已经基本恢复到年初的水平。
1927年，经济真的开始增长，股票价格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上涨。股价增幅用后来的标准来衡量还不能算大，不过是一个重要的可靠性表现。1927年全年也只有两个月的股价平均指数没有上涨。5月20日，当林德伯格（Lindbergh，即查尔斯?奥占斯都?林德伯格，1902-1974年，美国飞行员，于1927年5月20-21日首次单独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译者注）独自驾机从罗斯福?菲尔德直飞巴黎时，相当一部分美国公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当天，股市又出现小幅上扬，这时候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不关心“天上”问题的“饭依者”。
1927年夏天，亨利?福特停止生产他那不朽的T型轿车，并且关闭了生产T型车的工厂，为投产A型车进行准备。美国联邦储备工业生产指数下跌，大概是由于福特汽车厂停产的缘故。此时，人们普遍开始谈论萧条问题。不过，对股市的影响还不易察觉。1927年底，生产重又回升。《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达到了245点，年净增幅高达69点。
从股市的角度看，1927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根据一种长期被接受的观点，就是在这一年播下了末日性灾难的种子。责任在于一次慷慨但又愚蠢的国际主义行动。有人，包括胡佛，认为这简直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当时对叛国的指控还比较谨慎。
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英国政治家和作家，1924-1929年任财政大臣，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译者注）的倡议下，英国恢复实行以前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维系黄金、美元和英镑之间关系的金本位制。无疑，丘吉尔被昔日的英镑或者可兑换4.86美元的英镑的辉煌，而不是——现在普遍认为丘吉尔不懂——英镑币值高估的微妙结果所打动。但是，后果是实在的并且是严重的。英国的消费者现在必须用昂贵的英镑以仍然反映战时通货膨胀的价格购买商品。因此，对于外国人来说，英国是一个没有消费吸引力的地方。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却是一个便于销售的地方。从1925年开始发生的一系列外汇危机，就像是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名胜和皮卡迪利大街上的步行者，当时已经成为英国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镑高估同样导致了令人讨厌的国内后果。煤炭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为了降低成本应对世界竟争而做出的努力导致了1926年的大罢工。
接着，黄金便从英国和欧洲源源不断地流人美国。如果一个国家的商品价格很高，而利率又很低，那么就可能阻止黄金流入（就采购和投资而言，美国当时是一个穷地方）。1927年春天，三个令人敬畏的朝圣者——英格兰银行行长蒙泰古?诺曼（Montagu Norman）、左右逢源的德意志银行行长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查尔斯?李斯特（Charles Rist）—来到美国，力劝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以前，他们成功地为1925年推行大致相似的政策进行过辩护）。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被迫就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从4%降低到了3..5%。政府大量买进发行在外的证券，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抛售政府证券的银行和个人持有了备用现金。一个持不同意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后来把这次降低再贴现率的行动描述为“联邦储备系统有史以来最伟大和大胆的业务操作……导致了75年以来联邦储备系统或其他银行系统所犯的代价最为昂贵的错误”。（9）因联邦储备系统放松银根而变得可利用的资金不是投资于普通股，就是帮助别人融资购买普通股（而这点更加重要）。这样，人们就有了资金，并匆匆投人股市。当时阅读人数最多的报道也许就是伦敦经济学院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教授的讲话。他断言：“种种迹象表明，形势已经完全失控”。
关于联邦储备当局在1927年采取的行动是随后投机与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的观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动摇过。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就在于它简单易懂，并且为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开脱了一切重大罪责。由着外国人操纵的危险众所周知，而诺曼和沙赫特因为其险恶的动机而臭名昭著。
但是，这种解释显然假设：只要能够筹集到资金，人们总会进行投机。不过，案例更能说明问题：信贷充裕、便宜（比1927-1929年要便宜许多）且当时投机可忽略不计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就如下文所指出的那样，除了不想控制以外，1927年以后没有发生过投机失控的情况。这种解释仅仅证明了人们在经济问题上重新偏信那些不可思议的胡话。
直到1928年初之前，就连思想保守的人也会认为，普通股价格是因为公司收益的增长、人们对经济将继续增长的预期、和平且稳定的形势，以及美国人确信华盛顿政府权力稳定并只会征收必需的税收而上涨。1928年初，繁荣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而变得想入非非，无节制的投机行为真的大量涌现。不过，仍然有必要恢复那些多少还能面对一点现实的人们的信心。正如下面要介绍的那样，这种恢复信心，就像利用佛罗里达州的气候创造房地产繁荣，其过程最终达到了一种职业的水平。时机终于到了，如同在所有的投机时期一样，人们不是努力去相信事实，而是寻找理由逃往新的梦幻世界。
1928年，有许多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市场表现。虽然在1928年冬季的几个月里，市场还相当平静，但此后，股市开始飙升，而不是缓慢、平稳地上涨。有时候，股市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狂泻，不过很快就会恢复并进一步攀升。1928年3月，工业股平均指数上涨了将近25点。关于股市沸腾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新发行的个股有时一个交易日就能上涨10点、15点甚至20点。3月12日那天，从许多方面来看，已成为当时投机象征的“无线电股”猛涨了18点；第二天的开盘价就比上一交易日高出22点。后来，纽约证券交易所对这只股票的交易行为展开调查的消息公布以后，该股的股价下跌了20点，接着又上涨了15点，随后又下跌了9点。C11]几天以后，市场走强，无线电股重又上涨了18点。
1928年3月的火暴行情同样前所未有地使大职业交易商大为受益。竞争市场理论把股票交易所描绘成最缺乏人性的市场。没有一种学说比该理论更加令人羡慕地受到证券交易所的提倡者和拥护者的捍卫。“交易所是一个通过价格来体现基本供求规律的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谈到自己时如是说。[12]然而，就连最虔诚的华尔街金融大亨有时候也会承认，有很多的人为影响因素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一些大人物躲在某个地方操纵着股价的涨跌。
随着火暴行情的发展，用当时流行的观点或至少投机的观点来看，大人物们变得越来越无所不能。根据这种观点，3月，大人物们决定哄抬股市，就连一些严肃的学者竟然也倾向于认为一次联手行动导致了这次股市高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重要人物就是约翰?J.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拉斯科布有许多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当时任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又是杜邦公司的姻亲，不久又经阿尔?史密斯（Al Smith）提名当选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一名研究股市的当代学者、俄亥俄州立大学查尔斯?阿莫斯?戴斯（Charles Amos Dice）教授认为，拉斯科布出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华尔街享有新的威望以及受美国人民尊敬的一个特殊标志。“如今，”他指出说，“这样一个精明、老于世故的大党候选人居然把一个著名的股市交易商推选为信誉的创造者和民众选票的获得者。”
1928年3月23日，拉斯科布在临上船去欧洲时发表了讲话，他看好该年度后三个季度的汽车销售和通用汽车公司参股企业的股票。他可能同时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应该按不低于12倍市盈率的价格出售，不过这一点缺乏充分的证据。不低于12倍的市盈率就意味着225点的股价，而当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格大约在187点左右。就像《纽约时报》载文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他的名字的魔力”，拉斯科布先生“有节制的乐观估计”就把股市推向了沸点。3月24日，星期六，通用汽车的股票上涨了将近5点，接下来的星期一涨到了199点。其间，通用汽车公司股价的飙升引发了其他股票的交易狂潮。
其他被认为对股市暴涨推波助澜的大腕还有威廉?克拉普?杜兰特（William Crapo Durant,1861-1947年，美国工业家，组建了美国别克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莱汽车公司。—译者注）。杜兰特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1920年被拉斯科布和杜邦赶出了公司。他在汽车业大玩了一把之后，改行专门从事股票投机生意。费歇尔（Fisher）兄弟同样被认为颇具影响力。他们也在通用汽车公司做过事，后来把几家费歇尔车身厂给卖了，携着卖厂获得的巨款来到华尔街。另外，还有一个名叫阿瑟?W.卡藤（Arthur W. Cutten）的，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谷物投机商。他刚把自己的业务从芝加哥交易所转到了华尔街。作为市场交易员，卡藤克服了巨大的生理障碍（他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年以后，在一次国会听证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就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承认，他的记忆力存在严重缺陷。
戴斯教授把这些人看作一个整体，尤其被他们“对未来的幻想、漫无边际的企盼和乐观态度”所震惊。他指出，“他们没有穿戴传统的‘笨重盔甲’进人了股市。”在罗列他们对股市的影响时，显然戴斯教授觉得用英语几乎无法充分表达他的思想。“在这些汽车业、钢铁业、无线电通讯业等行业大亨的引导下，”他说道：“再加上最终有许多绝望的职业交易商（在经过很多次的悔恨以后，终于产生了前进的幻想）的加盟，柯立芝所吹嘘的市场就像小居鲁斯（Cyrus the Younger，公元前424一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子，曾率领希腊军队进攻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译者注）率领的军队方阵一样，一个巴勒桑（古代波斯的距离单位，约合5.6千米。—译者注）一个巴勒桑地向前推进……”；
1928年6月，股市向后退却了一两个巴勒桑—事实上，6月的前三个星期，其跌幅几乎已经达到了3月份的全部涨幅。6月12日，这一天的损失尤为惨重，具有里程碑意义。在1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抱有幻想的人们总是在寻思，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天成交500万股的那一天兴许就会到来。从前，这只是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但偶尔也会出现随后被事实所验证的征兆。1928年3月12日，股市成交量达到了387-591万股，创下了新高。但是，到了3月底，这样的成交量已经成了家常便饭。3月27日，成交量达到了479.027万股；而6月12日则有505.279万股股票换手。行情表也跟在股市后面几乎每2小时刷新一次。无线电股下跌了23点，纽约的一家报纸开始列数当天发生的事件，并且报道说“华尔街的牛市昨日崩溃，爆炸声响彻世界各国”。
自马克?吐温的死讯公布以来，牛市“死亡”的消息是最早提前公布的。7月，股市出现小幅上扬，8月强劲反弹。此后，股市再也没有反弹，即使选举提案也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9月17日，罗杰?沃德?巴布森（Roger Ward Babson,1875一1967年，美国金融统计学家，准确地预测到1929年10月的股市崩盘。—译者注）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镇向听众发表讲话说：“如果史密斯〔指阿尔弗列德?伊曼纽尔?史密斯，SmithAlfred Smith, 1873-1944年，美国民主党人，纽约州长（1919-1920年，1923-1928年）,1928年在总统竞选中被赫伯特?胡佛击败。—译者注]当选，并且民主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1929年会因此而遭遇经济萧条。”他同时还说：“如果胡佛当选，并且共和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那么结果应该是1929年将继续繁荣。”也许，公众已经知道胡佛会当选总统。不过同月，重要的权威人士恢复了信心。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Mellon,1855-1937年，美国金融家、政府官员，1921-1932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发表讲话说：“没有担心的理由。繁荣的高潮仍将持续下去。”
梅隆先生并不擅长预测，此后说类似话的任何其他公众人物同样都不善于预测。‘他们的预测都不灵验。我们不能认为喜欢预测的人就能够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梅隆先生参加了一个在我们的社会里被认为对影响商业周期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的仪式。据称，郑重声明繁荣将持续下去有助于保证繁荣实际乎泉瑛下去。特别是实业家非常相信这种咒语的功效。
胡佛是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的。由于投机商们对胡佛的想法了如指掌，因此胡佛的当选应该会对股市造成沉重的下跌压力。胡佛在他的回忆录里陈述说，1925年他就开始为“日益高涨的投机热潮”忧心忡忡。[15]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担心逐渐变成了警告，后来又变成了略微轻于巨灾前兆的东西。“这是犯罪，”胡佛先生在谈到投机时说道，“投机是比应该受到指控和惩罚的凶杀更严重许多的罪恶。”[16]早在担任商务部长时，他怎么就没有想到把市场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呢
可是，胡佛先生对市场的态度是一个保守得待别好的秘密。人们不可能知道，他为了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而做出的努力统统被柯立芝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给糟蹋了。他当选总统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并且引发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买盘。1928年11月7日，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天，股市出现了“胜利”的暴涨行情，一些领涨股攀升了5-15点，成交量达到了489.467万股，或者说仅略低于6月12日的最高记录，而且这个新的成交量水平是在市场看涨而不是看跌的情况下达到的。11月16日，一股更大的多头浪潮冲击了股市。换手率达到了惊人的664.125万股—远远高于此前的记录。《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在一个交易日里净涨了4.5点，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寻常的涨幅。除了总统大选的余热之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因素能够激发这股热情。这一天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只报道了韦斯特里斯号轮沉没以及全体船员奋力抢救妇女、儿童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壮举。11月20日是另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天股市成交650.323万股，略小于第16大日成交量，但一直被认为股市表现其实要疯狂得多。第二天上午，《纽约时报》载文指出，“就跟风般的猛烈程度而言，昨天的股市是华尔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1928年12月份的股市就没有那么好了。12月初，股市严重下挫。而12月8日，无线电股更是一天惨跌72点。不过，股市还是稳住了阵脚，并且有所回升。1928年全年，《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上涨了86点，也就是从245点上涨到了331点；同年，无线电股由85点上升到了420点（从未分过红利）；杜邦公司的股票从310点上涨到了525点；蒙哥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公司的股票从117点上涨到了440点；赖特航空公司的股票从69点上涨到了289点。1117192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年成交量高达920 550 032股，大大超过了1927年创记录的576 990 875股。[18]不过，另外还有一个意义更重要的反映股市状况的指标，即保证金交易显著增长。
如前所述，等股市暴涨到一定程度以后，除了早些时候的股价上涨预期之外，财产所有权的各个方面变得互不相关。财产收益或财产使用权的享用，甚或财产的长期价值现在都成了理论问题。就如更加令人讨厌的佛罗里达州地块一样，这些用益权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呈负值。重要的是第二天或者下星期市价能够上涨—就像前一天或者上星期一样，并且能够实现利润。
因此，繁荣时期所有权人惟一感兴趣的回报就是增值。虽然对增加值的权利可以以某种方式与其他现在已经不重要的所有权收益以及各种可能发生的所有权费用相分离，但这种现象深受投机商的欢迎。这样的权利、收益与费用安排能够使投机商集中精力从事投机交易。毕竟，投机才是他们的事业。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无论哪里，只要有真正的需求存在，都不可能长期没有供给去满足需求。在疯狂的投机年代，投机商总有办法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投机事业。在佛罗里达州繁荣时期，投机商采用的是“保证金”交易方式。不是购买土地本身，而是购买土地的权利，按照谈定的价格进行交易。这种购买权，只要支付相当于买价10%的定金就能够获得，并可以出售。因此，地价上涨的收益全部归投机商所有。等地价上涨以后，投机商再以自己支付的定金加上全部溢价的价格出售“保证金”。
无论是土地还是任何其他资产，最糟糕的所有权费用就是需要支付相当于购买价款的现金。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就能够使这笔费用减少90%，或者说可以把投机商能赚取溢价的土地面积增加9倍。买主幸运地放弃了其他所有权利益，包括决不会产生的当期收益和投机商丝毫不感兴趣的永久使用权。
证券市场同样也有使投机商精力集中的办法，并且像所期待的那样，充分完善房地产市场不成熟的做法。在证券市场上，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购买证券的买主能够在一项无条件交易中获得全部的财产所有权。不过，他得采用把所购买的证券作为抵押品托付给证券经纪人换取银行贷款的方式，来为自己免除最不堪忍受的所有权费用—支付购买证券的价款。证券买主同样获取全部的溢价收益——如果证券价格上涨，而购买证券的贷款其利率固定不变。在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买主同时获取他所购买的证券的收益。不过，在发生本书所讲的故事的日子里，证券买卖收益几乎始终低于贷款利率，通常要俪民多。证券收益最高往往不超过1%一2%，而贷款利率常常高达8%一1000，甚至更高。那时，投机商一般都愿意承担贷款利息，以处置证券所有权中除获取资本利得以外的全部用益权。
华尔街分离投机机会与不必要的所有权回报及费用的机制具有独创性和精确性，并且很有吸引力。银行向证券经纪人提供资金，证券经纪人再把贷款发放给自己的客户，而抵押品顺畅地、几乎自动地存放到银行那里。保证金——投机商为担保贷款除抵押证券以外还必须预付的现金；如果抵押证券的价格下跌并低于它们所提供的担保额的话，投机商就必须追加保证金——很容易计算和监管。在利率上涨迅速的情况下，市场很容易根据资金需求来调整资金供给。不过，华尔街决不能流露自己对这种制度安排的自满于情绪。这些制度安排只有在同它们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令人吃惊、叫绝。它们的目的就是帮助投机商，并方便投机。但是，这种目的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华尔街承认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成千上万品行端正的人就不会求助于这种制度安排，而会对它们为虎作怅的行为进行谴责，并且要求对此进行改革。我们不应该从保证金交易有效、灵活地帮助投机商的角度，而应该从它鼓励大额交易、活跃市场的角度来为它进行辩护。保证金交易充其量只是一种开始并不起眼、效果受到怀疑的意外发现。在这方面，华尔街就像是一个妩媚动人、多才多艺的女人，但必须穿着黑色长筒棉袜、毛织内裤，像厨师一样炫耀自己的才艺，因为很不幸，她的最大成就就是当好妓女。
不过，即使证券市场最慎重的拥护者也会承认，证券经纪人贷款，即由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购买的证券作为抵押品的贷款，其规模是一个反映投机规模的良好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1928年，投机金额增长非常迅速。20年代初期，证券经纪人贷款，通常因其流动性而被用作短期贷款或短期拆借市场贷款，其规模在10亿~15亿美元之间，到了1926年年初已经扩大到了20亿一25亿美元，并且在这一年的其他月份里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1927年，证券经纪人贷款规模大约又增加了10个亿，年底已经达到34.807 8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额，但这仅仅是开始。在1928年冬季阴冷的两个月里，贷款规模略有收缩，然后扩张才真正开始。1928年6月1日，证券经纪人贷款规模达到了40亿美元，11月1日扩大到了50亿美元，到年底一路攀升到了60亿美元。[19]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人们纷纷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购买股票，换句话说，在不承担所有权费用的情况下赚取溢价。起初，人们还认为这笔所有权费用由纽约的银行来承担。但是，纽约的银行很快就成了全美乃至全世界贷款人的代理商。至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把那么多的钱贷放给纽约，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证券投机的悖论之一就是用于证券投机的贷款是最安全的投资。它们由在任何正常情况下随时可以变现的股票和保证金担保。如前所述，放出去的贷款随时可以要求归还。1928年初，这种流动性极强、安全性极优的无风险资金出路能赚取5%的利息。5%的利息是上好的金边债券的回报率。1928年全年，贷款利率持续上涨，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已经涨到了12%，而且不用承担丝毫风险。
蒙特利尔、伦敦、上海和香港都在谈论纽约的贷款利率。人们到处都在议论12%的利率。一条源源不断的“金河”开始流向华尔街，帮助美国人通过支付保证金来持有普通股。各公司也觉得这样高的利率颇有吸引力。按照12%的利率，华尔街甚至可以为一家公司的营运资本找到比扩大生产更有利可图的用途。少数企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与其从事产品生产，去忍受各种各样的麻烦和不便，还不如把资金放出去，用于投机。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把多余的资金借给华尔街。
不过，还有比这更好的赚钱方法。原则上，纽约的银行都能够以500的利率向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然后按12%的利率把贷款投放到短期拆借市场.实际上，它们也这么做了。这也许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利可图的套利交易。
不过，在1928年有许多赚钱的方法，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发财机会，而且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确实，1928年是美国人快乐、不受约束、绝对幸福的最后一年。1928年并非因为太好而无法持续下去，而仅仅是没能持续下去。
威尔?佩恩（Will Payne）在对刚过去的1928年的奇迹进行了思考以后，在1929年1月号的《世界劳工》上撰文解释了赌徒与投资者之间的区别。他指出，赌徒能赢钱，是因为别人输钱；而投资者却人人都能获利。他还解释说，一个投资者以100美元的价格买进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然后以150美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投资者；后者又以200美元的价格卖给其他投资者。这样，每个投资者都能赚钱。就如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年，英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记者。—译者注）曾经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愉快的时候，都非常容易轻信”。
注释
[11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 stract o f the United States，1944一
[3] Thomas Wilson, Fluctuations in Income and Employment，3rd ed.（New York： Pitman, 1948）
[41这些数据主要引自两篇关于佛罗里达州地价暴涨的文章，by Homer B. Vanderblue in The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5]Only Yesterday （New York： Harper,1931）,p. 280.关于这场热带风暴导致的损失的其他详细数据也都引自这本刚出版的内容真实的书。
[8]在本书中，笔者把《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作为证券价格水平的缩略名称来使用。该指数是25种被《纽约时报》认为“交易活跃，表现良好、稳健，价格经常变动”的工业股未经加权处理的价格算术平均数。选择《纽约时报》股价平均指数，而没有选择道一琼斯股价指数或其他什么股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所为。笔者关注《纽约时报》股价平均指数已有多年。与道一琼斯指数相比，非专业观察者更容易理解《纽约时报》股价平均指数。同样，虽然道一琼斯指数更加著名，但是它们包含一定的股市理论知识，不大适合我们现在使用。笔者之所以援用工业股平均指数，而不是铁路或商业股价指数，是因为工业股票是当 时投机的焦点，显示了更大的波动幅度，除有不同说明以外，本书所援引的股价均为当日收盘价。
[9]在参议院委员会前所做的证词，引用自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4）
[12]Understanding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3rd ed. （New York：Stock Exchange, April 1954）
[13]New levels in the Stock Market （New York： McGraw-Hill, 1929）
[14]Ibid. ,pp. 6一
[15]TheMenwirs of Herbert Hoover：The Great Depression，1929一1941（New York： Macxnillan,1952）
[18]Year Book：1929一1930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19]1928年底的贷款金额是5 722 258 724美元，不包括证券经纪人定期
贷款，引自
[20]Lombard Street，1922 ed. （London： John Murray,1922）
第二章 应核做些什么
如果对过去进行全面的反思，那么很容易发现1929年注定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倒不是因为胡佛先生不久就当选为美国总统，并对市场怀有敌意，何况他对市场的抵触情绪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后才发展起来的，也不是因为贤明人士断言萧条会被推迟。无论是聪明人还是愚笨的人，当时或现在谁都不知道萧条会在什么时候或推迟到什么时候发生。
相反，其原因仅仅是股市的一路走高，就像所有的市场繁荣一样，终究会走到尽头。1929年1月1日，就像一个简单的概率问题，股市繁荣极有可能在这一年过去之前宣告结束，而只有很小的概率是在这之后的某一年里结束。当价格停止上涨的时候，即盼涨而买的人数供给趋于枯竭的时候，靠保证金获得的所有权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且人人都想抛盘。市场一旦失去平衡，就会一落千丈。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至少负有名义责任的人士，其态度相当复杂。由谁来管制规制者，这是最古老的政治难题之一。一个同样令人困惑但却从未受到应有重视的问题，就是由谁来使那些需要聪明才智的人变得聪明起来。
某些大权在握的人士希望繁荣能够继续下去。他们正在乘机赚钱，并且可能已经感觉到：一旦繁荣结束，就会有灾难等待着他们。不过，还是有人已经意识到，虽然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疯狂的投机仍在持续，对此应该做些什么。可是，对这些人来说，每一项行动建议都会导致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成功行动的后果几乎与无动于衷的后果一样可怕，对于采取行动的人来说甚至有可能更加恐怖。
泡沫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捅破。但是，用一根针来捅破泡沫，让它慢慢地破灭，这可是一项难度不小的任务。在1929年初就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的人士中，有人希望但并不相信暴涨的行情能够被平息下去。现实的选择就是立即有意识地策划股市下跌，或者任凭日后发生更加严重的灾难。如果股市崩盘，肯定有人会因此而受到谴责，但问题不在于倘若有意识地限制股市暴涨，那么谁会受到谴责（10年来，联邦储备当局一直否认它对1920-1921年的通货紧缩负有责任）；而任其日后发生灾难的选择也有其无法估计的好处，因为它允许“荀且偷生”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有人也许会表示怀疑，但1929年初的问题就局限于这两种如此严酷的选择。然而，无论是充耳不闻还是故意回避，这两种选择是当时每次关于如何对待市场的重要会议必须讨论的问题。世界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董事们，有责任在这两个不可回避的选择之间作出抉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联邦储备系统实力最雄厚的银行，而且又在股市的“家门口”，应该并且切实承担不为联邦储备系统其他11家银行所接受的责任。
柯立芝总统既不明白也不关心正在发生的事情。1929年，在卸任前几天，他热情洋溢地发表讲话说，经济状况“绝对健康”，股票“按现行价格来衡量还算是便宜的”。（1）早些年，只要被告知投机就要失控，他就会认为这主要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责任，并以此自慰。 （2）联邦储备委员会之所以是一个半自治机构，正是因为国会希望保护它免受行政当局过多的政治干预。
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他的顾忌，柯立芝总统总可以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来采取行动。财政部长按照规定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财政部长同样负有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的责任。但是，在这个方面正如在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身为在任财政部长的安德鲁?w.梅隆是一个热烈的不行动拥护者。于是，规制的责任就落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身上。
规制经济，无疑是一种最粗俗、吃力不讨好的政府职能。基本上，几乎人人都会表示反对。经济规制永远只适用于不引人注意的次要问题。经济规制产生于国会喧闹的辩论。在国会辩论会上，压力集团赤裸裸的利益有时可能会招致令人讨厌的曝光。规章制度要靠互相扯皮的官僚机构来颁布和执行。这些官僚机构不断受到批评。最近几次，规制机构不得不一有机会就检讨监管不力。不过，监管不力也实在是太明显了。
这个乏味的故事的一个重要例外就是中央银行（在美国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的规制行为。联邦储备系统的规制得体而又适当，没有人会对它的规制说三道四。一些十足的保守分子就会挺身支持这样的规制，假如他们被要求如此行动，但事实上却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这种规制不是由数以千计的呆在华盛顿草地广场周围办公大楼里的文秘人员、统计师、特派调查员和律师等来完成的工作，而是由一些从容不迫、风度翩翩的人士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围着一张精致的会议桌坐在属于自己的固定席位上，通过严肃认真、秩序井然的讨论来完成的。这些人从不发号施令，最多是提出建议。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调整利率、买卖证券，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动或抑制经济。由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其意义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因此，他们当然被认为具有过人的才智，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有时却会受到批评。不过，人们更经常地仔细观察他们的行动的“言外之意”。
这就是中央银行业务的奥秘所在，也是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1929年令人敬畏的角色—指导和管理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决策机构。然而，联邦储备委员会当时面临一个不和谐的难题：它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无行为能力的机构。
在1927年前的几年里，该委员会的主席由一个名叫丹尼尔?R.科利辛格（Daniel R Crissinger）的被认为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他曾在俄亥俄州马里恩城的马里恩气动挖掘机公司董事会任职，并在那里接受了履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的培训。没有迹象表明他是个聪明的学者。不过，他的背影似乎令另外一个从马里恩来的人感到满意。这个人就是沃伦?G.哈丁（Warren G. Harding,1865-1923年，美国第29届总统，死于任职期间，在总统任期内作出许多错误的任命决策。—译者注）。早在他被人视为来自俄亥俄州的雇佣政客的时候，哈丁就把丹尼尔带到了华盛顿。1927年，科利辛格被罗伊?A.扬（Roy A. Younger）取而代之。扬曾经当过8年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扬这个更有实力的人物无疑已经意识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他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不想为支离破碎的繁荣牺牲自己而出名。在他的同事中间，许多都是接受过哈丁、柯立芝总统任命的老人，但有一人例外，即从前当过大学教授的阿道夫?C.米勒。他们被赫伯特?胡佛保守地称为“平庸之辈
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更有魄力的人领导之下。在1928年之前的几年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一职由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担任。本杰明?斯特朗是自尼古拉?彼德尔（Nicholas Biddle,1786-1844年，美国金融家和学者。—译者注）以来第一个作为中央银行行长而享有盛名的美国人。当时，他的观点受到整个联邦储备系统的尊重，只不过对他的敬畏略逊于对金本位制的敬畏。然而，在赫伯特?胡佛看来—而当时，胡佛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斯特朗非但不担心通货膨胀，反而极力主张通货膨胀。1927年，就是他带头放开贷款利率，以帮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欧洲人。后来，胡佛先生因此称他为“欧洲的精神附庸”。
这对斯特朗行长并不公平。斯特朗行长的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合理的。不过，如同下一章所指出的，与提高总体借款能力相比，它更有利于引发一场投机热。尽管如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斯特朗行长的领导下，并没有遭遇投机的严重干扰，即使在斯特朗行长于1928年10月去世，并由乔治?L.哈里森（George L. Harrison）接任之后也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其中的一个原因无疑是人们对自己也忙干投机的上层人物感到放心.1929年1月1日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A等董事的国民城市银行董事会主席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就是这样一个上层人物。股市繁荣的结束就意味着他的末日来临，而他并不希望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
根据当时公认的历史记载，联邦储备当局也是不得已才表现得如此缺乏责任意识或者意愿，就像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它也想抑制股市暴涨，但苦于缺乏手段，从而只能对问题视若无睹，并且掩饰了其面临困境的事实。
传统的控制手段确实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就像几乎每一个人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传统的控制手段有两种：公开市场业务和操纵再贴现率。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证券，[5]收进现金。这些现金存放在各储备银行的金库里，既不会生息也不会造成危害。但是，这些现金要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那么就会以数倍的金额贷放给公众，尤其是那时候准备购买普通股的投资者。
显然，要使这样的策略获得成功，联邦储备系统手中必须有证券可以出售。在发生萧条、战争和1930年以来为弥补赤字而筹措资金的那几年里，其意义无法估量的幸事就是美国政府对各联邦储备银行欠下的巨额债务。1929年，各联邦储备银行资金储备并不是很充足。1928年初，联邦储备系统持有政府证券6.17亿美元。上半年，联邦储备系统大肆抛售政府证券，以吸进流向股市的资金。尽管下半年因错误地认为这项政策已经取得成功，股价已经被置于控制之下，而没有继续执行，但联邦储备系统无论如何也无法长时间地坚持下去。1928年底，联邦储备系统剩余的政府证券库存只有2.28亿美元。要是把它们全部抛向市场，那么兴许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敢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因为这样做难免会使各联邦储备银行失去大量有收益的资产。1929年的头几个月，每次只抛售几百万美元的政府证券，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即使继续奉行这项软弱无力的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担心在杜绝资金流向股市的同时，不要同时收紧了“合理生意”的银根。各联邦储备银行继续买进承兑票据——在非投机性正常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有价证券；而商业银行因为不必持有这种票据而可以放心地为股市提供更多的资金。
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利用的另一种政策工具就是再贴现率。这是会员（商业）银行向所在辖区的联邦储备银行借款所采用的利率。通过向联邦储备银行借款，商业银行就能够向更多的借款人融通资金。1929年1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是500；而证券经纪人贷款利率在6%-12%之间。只有发生再贴现率剧涨的情况，才会使银行把从联邦储备系统那里借来的钱直接或间接地供给股市的做法变得无利可图。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再贴现率的行动除了会导致普遍反感以外，还会提高一般工商企业、消费者和农民的借款利率。事实上，提高利率，除了影响投机商以外，还会影响到每一个人。1928年，一个手中持有无线电股的股民即使平均要支付（譬如说）10%的利息，也不会因为利率上涨1倍而抛掉手中的股票。同年，他会使自己的投资增值
1929年2月14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议把再贴现率从5%提高到6%，以抑制投机。而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则认为，这一措施毫无意义，只会提高工商企业的借款利率。结果，双方争执不下。在这场争执中，胡佛总统站在联邦储备委员会这边，反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是，再贴现率一直拖到夏天才得以调整。
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为联邦储备当局不作为的行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公司和个人资金流人股市的问题。1929年期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平均每天向短期拆借市场提供6 900万美元的资金；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平均每天拆借资金1亿美元以上。困少数公司，譬如城市服务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出售证券，然后把出售证券所得的资金贷放到股市上。[7]截至1929年初，这些非银行来源的贷款数额接近于银行贷款，后来又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联邦储备当局坚持认为它无法对这方面的资金供给施加影响。
其实，联邦储备系统之所以软弱无力，只是因为它自己心甘情愿.如果联邦储备当局真的决定有所作为，那么，譬如说，它可以要求国会授权自己提高保证金比例以终止保证金交易。1929年，保证金比例已经不低；一项保证金余额的新规定迫使大多数证券经纪人要求其顾客提高保证金比例（占其买进股票价款的45%一50 %。这已经让他们的许多顾客倾其所有现金。如果保证金比例，比方说，提高到1929年1月的75肠或者更高，那么就会迫使许多小投机商和相当一部分大投机商抛售手中的股票。股市暴涨的行情最终会奇迹般地突然消失（规定保证金比例的权力最终依照1934年—这一年投机热死灰复燃的危险相当于重新实施投机禁令的危险——的《证券交易法》授予了联邦储备委员会）。
现在，连新的立法或者立法威胁都不需要了。1929年，某个高层人物对投机者和投机行为的强烈谴责以及关于市场过热的警告，几乎肯定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且使一部分人从虚幻世界回到现实中来。那些打算尽可能守在股市、伺朴LN兑身（或做空）的人可能已经离场或清仓。他们的职业性神经过敏很容易转变为强烈的抛盘愿望。一旦有人开始抛盘，那么某种更加明确流露的悲观情绪很容易导致做空的势头持续下去。
这种措施的效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联邦储备系统所掌握的各种“武器”中，口头通报的结果最难预料，口头通报有可能产生立竿见影但又可怕的效果。此外，口头通报所造成的后果能够非常准确无误地归咎于发布通报的某人或某些人，而且报应会接踵而至。1929年初，对于那些做事比较谨慎的联邦储备系统的官员来说，沉默才真正是“金子”。
但是，股市涨风仍在继续。1929年1月《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比总统大选结束后的11月又上涨了30点。证券经纪人贷款异常地增加了2.6亿美元。在5个不寻常的交易日里，其中3个交易日，由于股市在元旦刚过就出现了火暴行情，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韶过了不可思议的500万股大关。有效的行动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有些行动看来已不可避免。最终，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起草一个函件，以通讯稿的形式发布。.这可是它最起码能做的一点事。
1929年2月2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函告各联邦储备银行如下：会员银行（商业银行）出于提供投机性贷款或维持投机性贷款的目的而向其隶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借款，这种做法超出了合理的再贴现融资规定。只要会员银行的贷款业务不会牵连联邦储备银行，本委员会无意行使权力进行干涉。然而，只要有证据表明会员银行利用联邦储备信贷来维持投机性证券贷款，就必须承担严重的责任。
2月7日，在一篇堪称范文、内行人百读不厌的公文里，联邦储备委员会警告公众说： 在发现妨碍联邦储备银行有效履行其管理联邦储备系统信用服务以向工商企业融通资金的职能的情况时，本委员会将责无旁贷地对有关情况展开调查，并且采取被认为适当、有效的措施来予以纠正。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限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利用联邦储备系统的信用透支来增发投机性信贷。
几乎就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出这项警告的同时，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英格兰银行将银行贴现利率由4.5%提高到了5.5%，以减少英国资金流向新戈尔康达（戈尔康达，印度南部古都，曾经是一个伊斯兰教王国的首都，16世纪时以出产金刚石而闻名，这里的新戈尔康达是指美国。—译者注）。结果，股市走向急转直下。2月7日，成交量达到了500万股，《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下挫了11点，第二天又继续下挫。此后，市场有所反弹，但整个2月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净增长。经济学家们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这种做法早有评论，称此为“道义上的劝告”。由于股市是暂时下挫，因此，人们几乎普遍认为这次道义上的劝告是一次失败。
确切地说，人们能够而且很可能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无法想像联邦储备委员会会发布比较温和、更具试探性并且能引起更明显恐慌的公告。联邦储备委员会关于只要联邦储备系统信贷不受牵连，无意干预支持投机的贷款的声明尤其令人关注。显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关心的不是限制投机，而是推卸自己对不断加剧的投机应负的责任。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匿名撰稿人甚至采用具有如下暗示的措辞：现有的投机水平不会被认为达到了警戒线，除非投机进一步加剧。然而，鉴于当时的神经过敏状况，即使这些非常软弱无力的措辞也会导致形势逆转。
市场的神经过敏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那些同样神经过敏的官员们不为人知的精神权威，到了3月更加凸现无遗。在下一个月来临之际，柯立芝先生发表了令人欣慰的关于股价偏低、国家经济健康的言论。股市强劲反弹，被报纸誉为“开市行情”。3月4日，在未表明自己对投机商的态度的情况下，胡佛先生接过了总统职务。市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持续走强。
临近月底，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联邦储备委员会天天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但又不发表任何声明。每次会议结束，新闻记者都想方设法从委员们那里束嘟消息，但委员们始终守口如瓶，记者们没有打听到任何有关会议内容的信息，尽管人人知道这些会议与股市有关。会议一天接一夭地进行着，而且还破夭荒地在星期六举行。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议很快就显示出巨大的威力。3月25日星期一，不合时宜的星期六会议闭会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紧张气氛变得忍无可忍。尽管，或者毋宁说，由于华盛顿仍然保持沉默，股市开始出现抛盘。一些投机热门股，如“溶剂贸易”、“赖特航空”、“铁路快运”，下跌了10-12点，甚至更多。《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当天下挫了9.5点。更重要的是，有些银行断定在联邦储备系统对市场进行打压之际有可能获得高于正常收益的回报。它们开始减少在短期拆借市场上放款，而证券经纪人贷款的利率上涨到了14%。
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3月26日，星期二，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联邦储备委员会此时仍保持着令市场消沉的沉默。一种恐惧心理笼罩着市场。更多的人决定抛盘。他们的大量出货令人震惊。纽约证券交易所竟然有8246740股股票换手，远远高于以往的任何记录。股价几乎呈直线下跌的趋势。在当天的最低点上，股票普遍下跌了20-30点，《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一度比上一交易日下跌了15点。成千上万的投机者在先前经历了一路上涨的行情以后，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新生活方式的阴暗面。每一次新公布的行情都远远低于上一次公布的行情。而且，行情指示器无法显示空前巨大的交易量，远远跟不上股市行情变化的速度。行情不但非常糟糕，而且几乎肯定还会恶化，但投资者们又无法通过行情显示牌及时了解行情恶化的程度。在当夭的交易日结束之前，许多投机者收到了经纪人发来的措辞强硬的电报，这与以往带“富有大叔”口吻、令人鼓舞、含有一定内幕消息的电函完全不同，电报要求他们迅速追加保证金。
正当投资银行准备扬帆迎接暴风雨袭击的时候，有些职业交易者很可能正在抛盘，他们已经看到了筹措不到持仓所需的保证金的时刻。而且，这个时刻有可能很快就会降临。因为3月26日上午，短期拆借市场的利率已经高达20%——1929年股价暴涨时期的最高利率。
1929年3月26日可能就是关键的时刻，如果资金依然严重紧缺，当局仍旧坚持收紧银根，那么恐慌也会继续；股价的每一次下跌都会迫使另一些投机者抛盘，从而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如果这应该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查尔斯?E.米切尔。联邦储备当局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而米切尔没有，他赞成股市上涨。此外，他作为美国两家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之一的总裁的威望，敢作敢为、成就卓越的投资银行家的声誉，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的身份，意味着他的讲话至少与华盛顿的任何一个人具有同样的权威。当天，由于资金变得紧缺，利率疯涨，股价暴跌，因此米切尔决定出面干预。他告诉媒体，“我们觉得，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警告或其他的通告，我们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义务，以避免短期资金市场出现可怕的危机。”他说，国民城市银行将提供为预防清算所必需的资金，还将（而且实际这样做了）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拆借资金来做联邦储备委员会警告不准做的事。米切尔采取“金融散文”的形式巧妙地发表了酷似黑格（Hague）市长著名的“我就是泽西城法律”宣言的华尔街声明。
米切尔的讲话像是有魔力似的。在26日股市收盘之前，短期贷款利率已经回落，市场又恢复了信心。联邦储备当局仍然保持沉默。不过，此时的沉默令人放心，并且意味着让米切尔出面控制局势。第二天，国民城市银行履行了支持股市的承诺：宣布向短期拆借市场投放2 500万美元，即先以16%的利率投放500万，然后以持续低一个百分点的利率依次追加500万以确保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在几天后公布的月报中，国民城市银行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并且附带陈述了联邦储备当局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国民城市银行无疑闯入了联邦储备当局自找的两难局面）。月报说：“国民城市银行充分认识到过分投机的危险（原文如此），并且支持联邦储备当局限制用于投机的信贷过分扩张的意愿。银行，推而广之，工商企业，而且可以认为包括各联邦储备银行在内……都不愿看到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券市场崩盘”。
米切尔没能逃脱挨批的命运。有参议员要求参议院着手展开调查。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 1858-1946年，美国政治家，对于建立和管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译者注）作为联邦储备系统立法的提案人对联邦储备系统的运作表示了主人翁般的高度关注，他说：“他（米切尔）公开承认自己对疯狂股市负有更大的义务，而忽视了自己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的职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应该要求他立刻辞职。”联邦储备委员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做可能会被视作继续采取软弱无力的道义劝解的又一证据。
不过，联邦储备当局甚至比米切尔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尽管它几乎已经无法更加无所作为了。阿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 1864-1936年，美国报纸编辑。—译者注）不无道理地指出：“如果买卖股票有错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该关闭证券交易所。否则的话，联邦储备当局就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务。”在《巴伦商业与金融周刊》的一篇重要文章中，一位名叫塞斯?阿克斯莱（Seth Axley）的先生比较公道地说：“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来说，否认投资者认识经济状况的屡试不爽的手段、已经掌握的技能，以及几乎难以置信的发明，似乎就是要为对它是否充分顺应时势的怀疑进行辩解。[11]由于联邦储备当局针对投机者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召开会议和保持沉默，因此这样说无疑有点苛刻；不过，这与当时一个作为华尔街最主要的辩护人而崭露头角的普林斯顿大学年轻学者的言论相比，肯定还算是宽容的。
约瑟夫?斯塔格?劳伦斯（Joseph Stagg Lawrence）的《华尔街与华盛顿》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被一家最主要的金融杂志比作“一丝清风”。劳伦斯先生在这本值得一读的书中指出，联邦储备系统与华尔街的规制与被规制关系是因为偏见——一种“基于沿海富有、有教养和保守的居民与内陆受贫困困扰、未受过教育和激进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精神和理性反感”的偏见—而形成的。[i2]有教养和保守的劳伦斯先生对参议院中联邦储备当局的辩护者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来也奇怪，被批评者中间还包括来自沿海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在天恩惠顾的1929年，大批被认为聪明过人的公众人物居然允许狂热的激情和外省的无知寻找到不受约束的表达方式。然而，这正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当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出现在这个有时被称为协商会议的“谬论院”的时候，他的言论就变得既没有道理又缺乏克制。令人侧目的固执和难以克制的乡土观念交织在一起，向一个无辜的群体兴师问罪。 [i3]某些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的华尔街金融家当明白“无辜群体”是指自己的时候难免会感到惊讶。
在米切尔遭遇了3月失败以后，联邦储备当局撤离了“战场”。人们多少仍指望联邦储备当局能做些什么。4月，据传，威廉?克拉普?杜兰特秘密夜访白宫，提请胡佛总统注意，如果不取消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有一可能爆发可怕的股市崩盘。胡佛总统没有表态，而杜兰特被告知在动身赴欧洲旅行之前最好减仓。[1416月，普林斯顿大学的劳伦斯先生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仍在“为阻挠繁荣这架机器的运转而尽其所能”，并且告诉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已经“激起了一个正直、聪明、具有爱国心的群休（同样是指华尔街）的敌对情绪”[15]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事实上已经决定听任这个正直、聪明、具有爱国心的群体自行其是。后来，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扬（Young）介绍，联邦储备委员会意识到，“虽然过度兴奋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是它必须经历一个发泄过程，而各储备银行只能做好应对“不可避免的股市崩盘”的准备。[16]更准确地说，联邦储备当局决定不对股市崩盘负责。
8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最终同意把再贴现率提高到600。仅一个交易日，市场就变得更加虚弱。这项措施因为同时降低承兑票据银行买人价而没有产生任何的可能后果。
事实上，从3月底开始，市场不用再担心联邦当局会采取什么措施。胡佛总统派遣洛杉矶一位名叫亨利?M.鲁宾逊（Henry M. Robinson）的银行家作为总统特使前往纽约，与纽约银行家讨论股市暴涨的问题。在胡佛先生看来，鲁宾逊确信市场是健康的。[17]纽约证券交易所副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应召前往白宫，发表了应该针对投机热做点什么的看法，但是毫无结果。胡佛先生认为规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首要责任在于纽约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许这种想法可以使他感到心安理得吧。
当时，罗斯福至少在股市问题上同样也奉行放任自流的政策。一家名叫麦克尼尔（McNeel）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咨询公司，巧妙地运用“巴克湾”（波士顿的一个街区，因长长的通街大道和精致的商店而闻名。—译者注）的笔触把自己描绘成“成功投资者的贵族”，做广告宣传一本新的投资指南。这本投资指南的大字标题是“读了《击败股市》以后，他赚了7万美元”。无论是谁，确实都有可能做到这点，而很可能没有读或者没有机会阅读这本投资指南就赚了钱。现在，市场至少不用担心政府的反应或制裁，可以放心地“扬帆起航，劈风斩浪，驶向远方”。特别是在6月1日以后，市场人士彻底改变了观望态度。在这之前或自那以后从来也没有如此多的人如此奇妙、毫不费力和迅速地成为了富人。或许，胡佛和梅隆先生以及联邦储备当局坚持不干预政策的做法是正确的；或许，真值得为在顷刻之间变成富翁而长期受穷。
注释
[4jIbid. ,pp. 9一
[5]或出售或减少手中的商业票据。
[6]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Currency Pursuant to Senate Resolution 84（Washington,1934）
[7]Ibid. ,pp. 13一
[9]Ibid. ,pp. 147一
[10]转引自
[12]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29）
[14]关于这次拜访，请参见Earl Sparling, Mystery Men of Wall Street（New York： Greenberg,1930） , pp. 3一8。不过其权威性值得怀疑，尽 管作者的描述有根有据。
[16]Seymour E. Harris, Twenty years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 p. 547.本人大量参考了这本论述联邦储备政策的极其保守但又非常负责的专著。
[ 18] Ibid.胡佛先生本人忽略了这些细节，包括有关日期。他把惠特尼说成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其实他是在后来才成为该交易所总裁 的。
第三章 我们信赖的高盛公司
在1929年的头几个月里，令华尔街的高智商者不安的问题不止是联邦储备系统深奥的政策问题，他们还遇到了全美普通股稀缺的烦恼。据称，股价如此高的一个原因，就是股票供应不足，因此股票获得了“稀缺价值”。某些新上市的股票，据说变得如此令人向往，以至于上市不久就“退出”了市场，并且价格再高也没有人出货。
如果普通股确实变得比较稀缺，那么从经典的供求关系史来看，供给对需求做出特别的反应同样也无济于事。毫无疑问，1929年秋季结束的金融时代最令人惊讶的特征就是美国人渴望购买证券及其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但是，可购买证券的数量几乎没有显著增加，而策划证券销售的公司却才智卓越、热情高涨。
1928年和1929年增发的证券并非全部用于满足投机者的投机需要。那两年也是普通公司募集资金的大好时光。投资者十氰堵持续高涨，资金供给长期充裕。（海岸航空公司的股票是当时的一个热门投机品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许多人误以为它是一只很有增长潜力的航空股。）在繁荣的岁月里，那些看好市场、认为繁荣将永久持续下去的人自然看重拥有工厂和营运资本。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吝音。
那几年，同样盛行公司合并，而每起新的兼并案难免需要追加资本，通过增发证券来为兼并募集资金。下面，有必要介绍一下20世纪20年代的兼并浪潮。
这并不是第一次兼并浪潮，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却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兼并浪潮。正好在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前后的那几年里，各产业小公司合并成大公司的兼并案接连不断。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国际镍材料公司、美国烟草公司以及许多其他大公司都可以上溯到那个时期。在这些兼并案中，合并在一起的公司为同一国内市场生产同样或相关的产品。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它们这样做的首要动机就是减少竟争、消除竞争或规范竞争。每一家新诞生的巨型公司都支配着一个产业。从此，它们会对价格和产量，或许同样对投资和技术创新的速度进行适当的控制。
其中，有些兼并案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不过，当时的兼并活动多半不是把企业汇集在一起，让它们互相竟争，而是让它们在不同的区域从事相同的活动。地方电力、煤气、自来水、公交和牛奶公司联合成了地区或全国性的大系统，其目的不是消除竞争，更确切地说，是要解决地方管理能力不足、不思进取、缺乏经验甚或信誉没有保证等问题。20年代，一个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的市民可以毫不害羞地为自己是一个金融天才而感到自豪，而当地业主和管理人员则不能这样。在赞美用总部正规的混合管理来取代乡巴佬管理的好处时，没有必要表示虚伪的谦逊。
在公用事业兼并案中，实行集中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就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通过购买控制权来控制自营公司。有时候，控股公司还购买其他控股公司的控制权，后者又控制着其他控股公司，而其他控股公司又通过别的控股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自营公司。美国各地的地方电力、自来水和煤气公司都归某个控股公司系统所有。
食品零售店、杂货店、百货商店和电影院的发展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也大致类似。在这些行业，地方所有制同样也让位于集中管理和控制方式。不过，这些行业的集中方式并不是控股公司，而是公司制连锁商店。公司制连锁商店这种集中方式通常是通过开设新的连锁店，而不是接管已有企业来进行扩展。
控股公司发行证券，旨在购买自营公司的所有权；而连锁公司发行证券，是为了开设新的商店或电影院。在1929年的前几年里，迅速发展的公用事业系统一一媒气与电力联合公司、联邦南方公司和英萨尔（Insull）公司—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公司至少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蒙哥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邮购公司的股票就是当时主要的投机品种之一。该公司是一家连锁公司，以前途光明而出名。伍尔沃斯（Woolworth, 5美分和10美分商品全美连锁商店）公司、美洲连锁店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闻名全美。分支机构和连锁银行业股权制同样也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且，当时的普遍感觉就是，各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已经陈旧过时，并且构成了阻碍小城镇银行合并成地区或全国性银行系统的障碍。各种旨在规避法律约束的安排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一些发起人为了利用公众对各产业新的广阔前景的兴趣，必然会组建新公司并发行证券。无线电和航空股被认为具有特别令人满意的前景，而所创建的公司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前景。1929年9月，《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即将问世的电视上，并且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这种新艺术的商业潜力将激发人们的想像力”。这则广告没有同样超前地认为，电视机将在那年秋天进人家庭。不过，1929年的股市暴涨基本上可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已有产业和企业。出于新的幻想目的而新发行的具有想像空间的股票，在投机时期通常显得特别重要，但发挥的作用却相对较小。为了“淡化海水，修建私生子医院，建造反海盗船，从西班牙输入大批高大的“公驴”甚或研制一种永恒运动轮”（这里只援引几个“南海泡沫”时期有代表性的开发项目）而发行的股票其销量并不是很大。（1）
20世纪20年代末，最著名的投机品种就是投资信托或投资公司股票，它们的发行方案更能满足公众对普通股的需求。投资信托不是创办新的企业或扩大已有企业，而只是一种旨在通过成立新公司来让股民持有已有公司股票的安排。20年代，就连美国也只有金额有限的资本可被已有企业利用或可用来创建新企业。投资信托的优点就是能够使公司发行在外的证券与公司现有资产完全分离。前者的金额可以1倍、2倍甚至几倍于后者的金额，包销业务量和可上市交易的证券数量也相应得到增加。由于投资信托卖出的证券多于所买进的证券，因此股民可拥有的证券也会有所增加。投资信托多卖的证券所得会流人短期拆借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进入投资信托发起人的腰包。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发明更合时宜或更适合消除由普通股短缺导致的焦虑。
投资信托并不是什么新的创意，尽管说来奇怪，在美国很晚才出现。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投资者，通常都是些小投资者，通过购买股票的方式把自己的资金汇集在某家投资公司的名下。投资公司则用这样筹集起来的资金进行投资。一个典型的投资信托持有500-1000家自营公司的证券。这样，即使只有很少资金甚或区区100英镑的投资者也能够远远比他自己直接投资于自营公司的证券更广泛地分散风险。而信托管理人可以被合理地认为要比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的寡妇和格拉斯哥的大夫更加了解公司企业，并且前往新加坡、马德拉斯、开普敦和阿根廷等这些英国基金通常寻找出路的金融市场去寻求机会。信托基金管理人能够分散风险，并提供更可靠的信息，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获得适当的报酬。虽然在早期投资信托遇到了一些意外，但很快就在英国站稳了脚跟。
1921年以前，美国只有少数几家规模不大的投资信托公司，它们的首要目的是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证券。[2]那年，美国投资者对投资信托的兴趣开始升温，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报纸杂志载文介绍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投资信托。应该指出，美国当时没能与时俱进，而其他国家在信托创新方面超过了美国。不过，美国很快就赶了上去。于是，更多的投资信托应运而生。截至1927年年初，估计已经存在160个投资信托，当年又成立了140个投资信托。
英国信托基金管理人在正常情况下对委托他们管理的资金享有极大的投资决定权。开始，美国信托基金发起人在要求得到信任方面表现得比较谨慎。早期的很多信托基金是真正的信托基金—投资者购买指定证券组合的股权，然后寄放在一家信托公司。信托发起人至少承诺遵守一整套关于可买证券种类以及证券持有和管理方式的严格规则。‘后来，如此美好的东西也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流逝而消失了，投资信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投资公司。川投资公司把自己的证券卖给公众—有时只卖普通股，更经常是同时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信用债券以及抵押债券，然后由管理人用出售证券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一般采用出售无表决权普通股或者要求股东把表决权委托给管理人的方式，来剥夺股东干预管理的权利。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纽约证券交易所用怀疑的目光看待投资信托，直到1929年才允许投资信托挂牌上市。不过，股票上市委员会仍要求投资信托向交易所披露其账目、上市交易时持有证券的市值，上市1年以后还要披露持仓情况。这条规定迫使大多数投资信托不得不在场外进行交易，或者在波士顿、芝加哥或其他交易所挂牌上市。除了便利的原因之外，拒绝披露持仓信息，被认为是一种明智的防范措施。信托管理人的投资判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商业秘密。披露信托管理人选中的股票品种，据说，会引发有关股票价格暴涨的危险。历史学家令人惊奇地讲述了“南海泡沫”事件时期发生的一个创办公司的案例。这个案例发生的原因就是“及时披露公司内幕的规定”。据说，这家公司的股票卖得很好。根据记录在案的资料显示，投资信托像创办的公司一样，也卖得特好。它们是一些内情永远不必披露的公司，而它们的股票却卖得一样的好。
据估计，1928年全年有186个投资信托问世；1929年头几个月，投资信托以接近一个交易日成立一个的速度发展。1929年全年总共设立了265个投资信托。1927年，投资信托总共向公众发售了价值4亿美元的证券；1929年，投资信乎彩通过市场出售了估计价值30亿美元的证券，至少相当于当年新募资金的1/3a截至1929年秋季，投资信托总资产估计已经超过80亿美元，比1927年初大约增长了10倍。
投资信托的创立不同于一般公司。它们几乎都由另一家公司发起，而到了1929年创立投资信托的各种公司数目令人吃惊。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经纪公司、证券经纪人以及（更重要的是）投资信托，都忙于创立新的投资信托。发起人按身份排序，名列第一的是联合阿勒伽尼（United and All-ghany）公司的发起人摩根家族，接下来是一个名叫昌西?D.帕克（Chauncey D.Paker）的人，他是波士顿一家财务状况极其危险的投资银行的总裁。他在1929年创设了3家投资信托，向急于求成的公众发售了价值250万美元的证券。后来，昌西损失了全部发行收人，落得一个破产的下场。
发起投资信托的业务并非没有回报。发起公司通常与自己的员工签署并实施一份管理合约。按照通常的做法，发起人自己管理投资信托，进行投资，并且根据资本金或收益的一定比例收取酬金。如果发起人是一家上市公司，也同样根据投资信托证券的交易量收取佣金。许多发起人是投资银行，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发起人自己发行证券，然后上市交易。这是充分保证业务量的一个绝好办法。
公众急着想购买投资信托证券的热情为发起人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公众几乎总是愿意支付高于发行价的可观溢价。发起公司（或发起人）获得股票或股票认购证配额，便有权利以发行价进货，然后可以立即出货营利。因此，刚才提到的那个昌西?D.帕克先生的一家企业—家名字响亮的公司（沿海公用事业股份公司）—发行了160万股普通股，按每股10.32美元出售。这可不是公众购买这只股票所支付的价格，而是公司把股票卖给帕克及其同事们的价格。然后，他们以11一18.25美元的价格转售给公众，并与负责这只股票交易的经纪人分享利润。
这种业务并非名声很差或声名狼藉。J. P.摩根公司（与邦布赖特公司一起）于1929年1月发起成立了联合公司，以75美元的优惠价格向一些朋友（包括摩根的合作伙伴）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组合。一个星期以后，联合公司开始挂牌交易。场外交易的卖出价是92美元，买人价是94美元。4天以后，这只股票以99美元的价格成交。原始价为75美元的股票能够并且实际按这么高的价格迅速转售出手。[8]毫不奇怪，如此令人心动的激励因素大大推动了新的投资信托的诞生。
确实有人为并非人人都能从这些新的金融进步引擎中分享利润而感到遗憾。得益于刚才提到的联合公司发起业务的人中间，有一个名叫约翰?J.拉斯科布的。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在政治上承诺与人民建立牢固的友谊。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分享他本人所享受的那种机会。
当年这种慷慨冲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妇女家庭报》刊登了一篇题名颇为醒目的文章——《人人能够成为富人》。在这篇文章中，拉斯科布先生指出，任何人只要每月节省15美元，投资于走势坚挺的普通股，并且不把红利花掉，那么20年以后就能积攒大约8 000美元的财富。显然，以这样的速度，很多人都能够发财成为富人。
不过，必须等待20年。20年才能够发财，时间似乎是太长了一点，尤其是在1929年，而且对于一个与人民为友的民主党人来说，接受这样的渐进主义，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动分子。于是，拉斯科布先生又提出了一条更加诱人的建议。他建议发起一种专门针对穷人的投资信托，只允许他们像富人那样增加自己的资本。
1929年初夏，拉斯科布先生向公众公布的计划谈得比较详细。（作者解释说，他就这项计划与“金融家、经济学家、理论工作者、教授、银行家、劳工领袖、产业界领袖和其他有这种想法的非著名人士”进行了讨论。）为购买股票，专门设立一家公司。譬如说，拥有200美元的无产者把自己的积蓄交给这家公司，然后由这家公司购买价值不超过500美元的股票。另外300美元由这家公司向专门为此而设立的财务子公司贷款，并且把所有的股票作为抵押品记录在案。刚开始原始积累的“资本家”也许可以以每月25美元的速度偿还债务。当然，股价上涨的收益权归“资本家”所有，这在拉斯科布先生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在严厉抨击了现有安排的缺陷之后，拉斯科布先生指出：“凡是现在有200500美元可用于投资的人今天能够做的事就是购买‘自由’债券……”
对拉斯科布计划的反应就如同对一种新的大胆的质量一能量关系表达式的反应。一家报纸把他的计划称为“一种讲究实效的乌托邦”。另一家报纸把他的计划说成是“华尔街最伟大头脑产生的最伟大幻想”。一个愤世嫉俗的陈腐评论员感动地说：“这更像是金融治国的方略，而不是华尔街金融大亨所说的话。
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拉斯科布先生的计划看来肯定会付诸实施。美国人因为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愿意为职业金融家的天赋付出代价，便是一个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证据。
美国人对金融天才的尊敬程度可以从投资信托未清偿证券的市场价值与这些证券本身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中显示出来。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信托的证券市值要大大高于投资信托所拥有的资产价值，有时候要高出1倍之多。关于这一点，不应该存在异议。投资信托的惟一资产就是它拥有的普通股、优先股、信用债券、抵押债券和现金。（投资信托通常没有办公场所和办公家具；发起公司在自己的场所进行投资信托业务。）而且，倘若投资信托的证券全部上市出售，那么所得总是低于并且常常是大大低于投资公司未清偿证券的市值。当然，投资公司还拥有一些主张证券担保资产溢价的权利。
担保资产溢价实际上是一个令人敬佩的群体投资于金融知识、技能和操纵能力而产生的价值。按照市价来评估一种股票组合的价值，就等于把这种股票组合看作不会生利的资产。但是，投资信托资产具有很大的盈利可能性，因为它们都是由金融天才精选的不可多得的股票品种构成的。这样的专门技能可能运用了一整套增加证券价值的策略，或者是参与联手做庄和投资辛迪加来哄抬证券价格，并且知道别人在什么时候做同样的事，以便从中提供帮助。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金融天才知识渊博，达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劳伦斯先生所说的“能满足人们所需企业价值的世界上最聪明、‘最博识的评价”水平。[11]人们当然可以直接投资于无线电公司、J. I.凯斯公司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但是，通过这些掌握特殊知识、具有聪明才干的人进行投资，不知要安全、可靠多少倍。
到了1929年，投资信托当然清楚自己因无所不知和举足轻重而享有的声誉，并且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声誉。雇用经济学家就是扩大自己名声的一种可能途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为争夺这些很可能扩大投资信托声誉的人士而展开的竞争越演越烈。这可是教授们的黄金时期。美国创始人集团，一个令人敬畏的投资信托家族，雇用了普林斯顿大学首席教授、著名的货币金融专家埃德温?W.凯默勒（Edwin W. Kemmerer）。该集团的另一名“雇佣经济学家”—鲁弗斯?塔克（Rufus Trucker）博士，也是一个著名人物。（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来发挥作用，该企业日后的业绩证明了这一点。截至1935年底，该集团最大的公司“联合创始人”的资产缩水301 385 504美元，股票价格由75美元以上跌
到了不足75美分。）
戴维?弗赖迪（David Friday）博士从密歇根大学下海来到华尔街，另一家大型联合企业聘请他担任咨询顾问。弗赖迪因他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而享有令人惊叹的声望。一家密歇根投资信托公司聘请了3名大学教授—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以设计价格指数预测经济趋势而闻名。—译者注）、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S.戴维斯（Joseph S. Davis）和当时还在密歇根大学的埃德蒙?E.戴（Edmund E. Day）~一作为公司政策咨询顾问。[13]该公司不仅强调其证券组合的多样性，而且也很重视咨询顾问的多样性，以充分保护自己免受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或密歇根大学的任何狭隘观点的影响。
其他投资信托迫切需要这些天才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才能。所以，有一家投资信托公司说，由于该投资信托持有120家公司的股票，因此能够得益于“这些公司总裁、职员和董事会的组合效率”；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大银行机构与这些公司紧密地结成了联盟”。然后，在谈到合理的显著发展时，它下结论说，“因此，投资信托在很大程度上动员了全国成功企业的智力”。另一家公司在方法上没有那么经验丰富，因此满足于指出，“投资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工作”
随着1929年的流逝，显然，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新投资者在依靠投资信托的智力和这门科学。这当然意味着，他们仍然面临着在业绩良好与业绩不佳的投资信托之间作出抉择的难题。有一些业绩不佳的投资信托（虽然很勉强）也已经得到了公认。保罗?C.卡伯特（（Paul C. Cabot）在1929年3月号《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欺诈、疏忽、无能和贪婪是这个新产业的常见缺点。这是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缺点。作为一家颇有前途的投资信托机构—道富投资公司的发起人和高级职员卡伯特先生的观点当然颇具权威性。[15]可是，1929年的读者对这样的警告反应非常冷淡。而且，提出这种警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知识面、操纵技能或理财天赋并不是投资信托惟一的魔法。投资信托还拥有杠杆这个法宝。1929年夏天，人们不再多谈投资信托，而开始关心高倍杠杆信托、低倍杠杆信托或非杠杆信托。
投资信托中运用的杠杆原理与“打响鞭，"（crack-the-whip）应用的杠杆原理相同。根据著名的物理学定理可知，支点附近一个很小的动力会对阻力点产生巨大作用。在投资信托中，杠杆是这样发挥作用的：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来购买品种不同的普通股组合。当采用这种方法购进的普通股价格上涨（总是这样假设股价走势）时，信托中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基本不变。[16]因为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是固定的，派生于一个特别规定的回报率。投资信托所持有的证券组合因增值而产生的利润，全部或大部分分配给投资信托的普通股。结果，投资信托普通股的价格奇迹般地上涨。
我们来举例说明，假定有一个1929年初发起的投资信托，资本金是1.5亿美元—该规模接近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进一步假设，1/3的资本金是发售债券的收人，另外1/3是发售优先股的收人，其余部分是发售普通股的收人。如果把发售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全部所得1.5亿美元都用于投资，并且所购买的证券都能实现正常的增值，那么该投资信托的资产组合半年以后大约能增值5000，即其资产可增加到2.25亿美元。债券和优先股仍然价值1亿美元，它们的收益没有增加。因此，假定该公司被清算，债券和优先股持有人不能索要更多的资产份额，剩下的1.25亿美元就是该信托普通股的价值。换句话说，该信托普通股的资产价值由0.5亿美元增加到了1.25亿美元，或者说是该信托全部资产价值增长了50%。
这就是杠杆效应的魔力，但不是它的全部魔力。要是该投资信托奇迹般增值的普通股被另一个相同杠杆倍率的投资信托持有，那么这些普通股的价值就会在原来50写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长700%-800%。我们还可以以此类推。1929年，这个几何级数奇迹的发现对华尔街的影响已不亚于轮子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大家都忙于发起投资信托，而已有的投资信托又忙于发起新的投资信托。而且，杠杆奇迹使得这种业务对于所有投资信托的最终发起人来说是一种相对而言没有成本的买卖。发起一个投资信托，保留一部分普通股；来源于杠杆效应的资本利得，使得信托发起人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地发起第二个更大的信托；这第二个信托会进一步增加资本利得，并且使得发起第三个更大的信托成为可能。
因此，哈里森?威廉姆斯（Harrison Williams），一个杠杆效应的热情拥护者，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对一个1929年市值接近10亿美元的组合投资信托和控股公司系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7]这个投资信托和控股休系的建立全靠他原先掌握的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中部州电力公司。后者在1921年价值仅600万美元。[18]杠杆效应同样是促使美洲创始人集团（American Founders Group）非同寻常地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个著名投资信托家族的最初成员诞生于1921年。遗憾的是，最初的发起人非但没能使企业获得发展，反而陷人了破产的境地。可是，第二年，一位朋友出资500美元，凭借这区区500美元的资本创设了第二家投资信托公司。于是，两家公司便开始运转，公众对他们的反应非常积极。到了1927年，这两家公司和后来增加的第三家公司已经向公众发售了7 000万~8 000万美元的证券。[19]不过，这还仅仅是开始。1928年和1929年，美洲创始人集团的业务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发疯的速度向公众发售股票。为了继续发售更多的股票，该集团仍然不停地创办以新名字命名的新公司，到了1929年底其麾下已经拥有13家公司。
该集团最大的公司，即美洲创始人公司（American Founders Corporation），当时拥有资产68 616.5万美元；而创始人集团总资产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这么多的资产由最初的500美元控制着。在10多亿美元的资产中，大约3.2亿美元是公司间控股资产—集团内部某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的证券投资。这种财务上的“乱伦”是维护控制权和利用杠杆效应的手段。多亏了这条长长的公司监控链，该集团有效地集中在最初创建的几家公司的普通股上实现了增值。
杠杆投资后来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其作用是双向的。创始人集团所持有的证券并非都像计算的那样无限制地增值，更不用说抵制萧条了。几年以后，在该集团的资产组合中竟然发现了5 000股克罗伊格一托尔（Kreuger and Toll）公司的股票,2万股科罗产品公司（Kolo Products Corporation）一家以香蕉油为原料生产肥皂的新创办的风险公司）的股票和29.5万美元南斯拉夫王国的债券。[20]由于克罗伊格一托尔公司的股票最终落到了一文不值的境地，因此杠杆效应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几何级数的反作用也同样激动人心。不过，“杠杆”数学的这一方面在1929年初还没有人领教过，而第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案例就是在那个不寻常年份里发起业务最令人激动的投资公司—高盛公司（Goldman&Sachs Company）。
高盛公司是一家投资银行和经纪业务合伙公司，很晚才从事投资信托业务。直到1928年12月4日，离股市崩盘不到1年，该公司才发起创办了高盛贸易公司（Goldman Sachs Trading Corporation），这是该公司在这一领域的第一家风险企业。可是，历史上即便不是前所未有，也很少有企业像高盛贸易公司及其子公司那样在刚开业的几个月里便获得了迅速的
发展。
高盛贸易公司首次发行普通股100万股，被高盛公司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总价款1亿美元悉数吃进。其中19%的股票后来以104美元的价格向公众出售。当时，高盛公司还没有发现杠杆效应这个法宝，所以没有发行债券和优先股。高盛公司凭借一纸管理合约，并派人参与高盛贸易公司的董事会，就掌握了高盛贸易公司的控制权。
新公司在成立后的两个月里把更多的股票卖给了公众，1929年2月21日兼并了另外一家投资信托公司—金融与工业证券公司。公司合并后的资产价值为2.35亿美元，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盈利100%以上。2月2日，距离兼并差不多还有3个星期，最初投资人以104美元买进的股票以136.50美元的价格出售。5天以后，2月7日，股价达到了222.50美元。按照这个价格计算，高盛贸易公司当时的市值是它拥有的证券、现金和其他资产总价值的两倍。
这样高的溢价并不纯粹是公众对高盛公司理财天赋满怀热情的结果。高盛公司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而高盛贸易公司则大量收购自己发售的证券。到了3月14日，高盛贸易公司总共出资5 702.193 6万美元，回购了56.072 4万股自己发售的股票。[22]此举反过来又哄抬了其股票的价格。不过，高盛贸易公司兴许注意到了一家全部投资于自己发行的普通股的投
资公司的微妙特点，在3月份它不再购买自己的股票，后来又把其部分股票卖给了威廉?科拉普?杜兰特，后者又在机会允许的时候把它们转卖给了公众。
对于高盛公司来说，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相对比较平静。不过，这可是一个养精蓄锐的大好时机。到了6月26日，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高盛贸易公司联合哈里森?威廉姆斯创建了申南多阿（Shenandoah）公司，即两家著名的投资信托公司之一。申南多阿公司首次发行证券1.025亿美元（两个月以后又发行了一次证券），据报道，超额认购高达6倍。这次，申南多阿公司发行了优先股和普通股两种股票。现在，高盛公司终于明白了杠杆效应的好处。在首次发行的500万股普通股当中，200万股被高盛贸易公司买走，另外200万股被中部州电力公司以共同发起人哈里森?威廉姆斯的名义买走。威廉姆斯是与高盛公司合伙人一起参加董事会的成员。另一个董事会成员是纽约的一名著名律师，他在这种情况下缺乏辨别能力，这也许应该归咎于年轻人的乐观。他就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译者注）。申南多阿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是17.50美元，刚发行就表现活跃。该股票以30美元开盘，一路走高到36美元，并且以36美元收盘，或者说比发行价上涨了18.50美元（到了年底，股价跌到了8美元多一点，后来跌到了50美分）。
其间，高盛公司已经在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一家不起眼的小企业的创始人）的家乡准备第二份贡品。这就是实力更加雄厚的蓝脊（Blue Ridge）公司。该公司创立于8月20日，拥有资本1.42亿美元，更不寻常的是，这家公司是由它才成立25天的前辈申南多阿公司发起的。蓝脊公司和申南多阿公司共设一个董事会，其成员包括仍然非常乐观的杜勒斯先生。在蓝脊公司725万股普通股（同时还发行了大量的优先股）中，申南多阿公司认购了625万股，高盛公司现在是变本加厉地运用杠杆效应。
蓝脊公司的一个有趣特征就是允许投资者用手中的其他证券直接交换新公司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每人可以用1股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换取蓝脊公司优先股和普通股各4又70/715股。同样的特权也扩展到了联合化学漂染（Allied Chemical and场e）公司、圣达菲（Santa Fe）公司、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通用电气（Gen-ral Electric）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公司和另外大约15家公司的股票持有人。这是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要约收购。
蓝脊公司诞生于8月20日星期二。那个星期，高盛公司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星期四，高盛贸易公司宣布收购一家美国西海岸的投资信托公司—太平洋美洲合伙公司（Pacific American Associates）。后者最近刚收购了许多规模较小的投资信托，并拥有美洲信托公司，这是一家分支机构遍布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型商业银行。太平洋美洲合伙公司约有1亿美元的资本。为了准备这起兼并案，高盛贸易公司又另外发行了7 140万美元的股票，以换取太平洋美洲合伙公司的股本。后者作为美洲信托公司的控股公司拥有该公司”%以上的普通股。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发售了2.5亿多美元的证券，对此，美国财政部不会没有印象。这以后，高盛公司的活动频率有所放慢。不过，高盛公司的员工不是当时惟一忙碌的人。在那一年的8月和9月每天都有新的投资信托公司宣布成立，或者是已有的信托公司发售新证券。8月1日，各家报纸纷纷报道英美股份公司（Anglo-American Shares, Inc.）成立的消息，这是一家董事会阵容在德拉华州不太多见的公司。公司的董事会里有获得巴思大十字勋章和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的卡里斯布鲁克（Caris-brooke）侯爵，以及曾获得空军十字勋章、出任皇家航空学会会长的上校森皮尔（Sempill）男爵。美洲保险股份公司（American Insuranstocks Corporation）于同一天宣布成立，尽管该公司没有比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 1863一1941年，美国铁路行政官员、政治家，1913-1918年曾任美国财政部长。—译者注）更富有魅力的董事值得夸耀。在以后的几天里，又有古德?温米尔贸易公司（Gude Winmill Trading Corporation）、国民共和投资信托公司（National Republic Investment Trust）、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Insult Utility Investments.Inc.）、国际承运人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Carriers, Ltd.）、三洲联合公司（Tri-Continental Allied Corporation）和索尔维美洲投资公司（Solvay Americ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相继成立。8月13日，各家报纸又报道了美国司法部长的一位助理视察了世界财政公司（Cosmopolitan Fiscal Corporation）和一家名叫“理财顾问”的投资服务公司。当时，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在公司，理财顾问公司办公室的门上都安装了地下酒吧用的窥视孔。
1929年9月发售的投资信托证券比8月还要多，总额超过6亿美元。[24]不过，几乎同时成立的申南多阿公司和蓝脊公司堪称新时期金融界的佼佼者。在如此不可思议的疯狂中居然还有这样丰富的想像力，真是不叫人敬佩也难。如果说这是疯狂的行为，那么也不是一般的疯狂。
几年以后，华盛顿的一个灰暗黎明，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25]前进行了以下内容的对话：
卡曾斯（Couzens）参议员：是高盛公司组建了高盛贸易公司
萨克斯（Sachs）先生：是的，先生。
卡曾斯参议员：它把自己的股票卖给了公众
萨克斯先生：卖了一部分。公司最初只投入1 000万美元，只占全部发行股票的10%。
卡曾斯参议员：那么，其余的90%都卖给了公众
萨克斯先生：是的，先生。
卡曾斯参议员：以什么价格出售的
萨克斯先生：104美元。那是些旧股?????一股已经分割成两股。
卡曾斯参议员：那么，现在股价是多少
萨克斯先生：接近1.75美元。
注释
[2]有人估计，当时大约有40家这样的小公司。Investment Trusts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Pt.1,Report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Washington,1939）
[4]本该更精确地介绍投资公司。笔者在这里采用了不太精确但更加常用的方法。
[51这一节的估计数据全部引自
[8]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Report （Washington, 1934）
[9]TheLiterary Digest ,June 1，
[12] Bernard J. Reis, False Security （New York： Equionx, 1937），
[16]假定它们都相当保守。那时候，债券和优先股都含有各种各样的转换 和参与权利。
[17]正如不久前发现的那样，部分股份与高盛公司分占。投资于自营公司（或其他控股公司）并拥有控制权的控股公司与进行投资但被认为不掌握控制权的投资信托或公司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比较模糊。金字 塔形的控股公司结构与其杠杆效应也是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
[18]Investment Trusts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Pt. III，Chap. 1，
[19] Ibid. , Pt. 1, pp. 98一
[21]Stock Exchange Practices，Hearings, April一June 1932, Pt. 2, pp. 566一
[22]有关细节引自
[23]有关申南多阿公司、蓝脊公司和太平洋美洲公司兼并案的详情，除了当时的《纽约时报》之外，引自Investment Trusts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Pt. JU,Chap. 1, pp. 5一
[24]E. H. H. Simmons, The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Stock Market Crisis of Nineteen Twenty-Nine,<1930年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发言报告），
[25]Stock Exchange Practices，Hearings, April一June 1932, Pt. 2, pp. 566一
第四章 幻想的破灭
华尔街没有暑假。随着大型投资信托公司的增加，股市不断扩容。股价每天都在上涨，儿乎从没卜跌过。6月，《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上涨了52点，7月又卜涨了25点，两个月内总共上涨了77点。不寻常的1928年全年《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只上涨了86.5点。后来，8月又上涨了33点。《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在这3个月里一共上涨一了110点，从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339点上涨到了8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449点，也就是说，整个夏季股价一路攀升，几乎上涨了1个季度。个股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在夏季的3个月里，威斯汀豪斯（Westing-house）公司的股票从151点上涨到了286点，净涨135点。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由268点上涨到了391点，而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则从209点上涨到了303点。投资信托公司都赚到了丰厚的利润。“联合创始人”的价格从36点被哄抬到了68点；阿里阿尼公司（Alleghany Corporation）的股价由33点上涨到了56点。
交易量同样一路攀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交易量经常是在400万一500万股之间，只有偶尔几个交易日全天交易量跌到了300万股以下。不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不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反映证券投机的指标。许多令人激动的新股，譬如申南多阿公司、蓝脊公司、宾夕法尼亚公路公司和英萨尔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并没有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那时候，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不是一个自命不凡、追根问底或心胸狭窄的机构。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股票大多能上市交易。不过，有些公司不想或不便回答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了解情况而提出的相当基本的问题，它们的新股就在场外交易或者在波士顿或别处的交易所上市交易。尽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仍然大于美国所有其他交易所的合并交易量，但它的相对地位受到了影响。（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估计占全美交易所交易量的61%， 3年后，等大多数新的投资信托永久消失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业务量占全美证券交易所业务总量的76%.）[1]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交易清淡的波士顿、旧金山甚至辛辛纳提股市，到了1929年买卖也非常兴隆。它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和“明星”，而不愿只做华尔街的影子。在这些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不会出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而且其中的某些股票特有投机价值。到了1929年，倘若一个城市还不知道是否也应该拥有一个股票市场，那么就是一个不幸缺乏公民意识的可怜城市了。
不仅仅是普通股的价格一路上扬，投机的规模也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经纪人贷款在1929年夏天每月以4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到了夏季结束的时候，经纪人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17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国内外公司和个人提供的。他们看中了纽约货币市场支付的极高的回报率。那年夏天，短期贷款的利率很少低于600。正常的利率水平都在7%~12%之间。一度，短期贷款利率达到了15%。如前所述，由于这种贷款几乎绝对安全，流动性强，而且管理方便，因此这样的利率水平就是对于孟买的高利贷者来说，也未必缺乏吸引力。在个别放心不下的观察者看来，华尔街仿佛贪婪地想吞噬全世界的所有资金。不过，按照文化习惯，随着夏季的离去，保持理性并还有责任感的发言人倒没有谴责经纪人贷款的疯涨，而是指责那些主张重视这一趋势的人士，并且针对末日论者们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关于经纪人贷款，有两个信息来源。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通常使用的月度报表；另一是联邦储备系统每星期公布的报告，不过完整性略差一些。星期五公布的联邦储备系统周报每个星期都显示经纪人贷款大幅度增加，并且声称这并不意味着有什么问题。而且，任何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看来很可能只有少数市场人士把经纪人贷款额与保证金购股交易量，进而与投机交易额联系起来。因此，对经纪人贷款快速增长表示的担忧很容易被斥责为只会影响人们信心的不必要的担心。在7月8日这一期的《巴伦商业与金融周刊》上，谢尔顿?辛克莱?威尔斯（（Sheldon Sinclair Wells）撰文解释说，那些担心经纪人贷款增长过快和公司资金流入股市的人根本就不懂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指出，短期拆借市场已经成为公司备用金的一条新的重要投资渠道。而批评者们并不看好这一变化。
国民城市银行董事局主席米切尔生性温和，但多次因有人对经纪人贷款问题表示过分的关注而愤愤不平，并且措词激烈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金融报刊也因他受到了影响。当阿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撰文对10写的短期贷款利率的适宜性表示怀疑时，《华尔街日报》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该报载文指出，“就连通常报纸上刊登的某些准确消息也被用来讨论各种问题。为什么任何不学无术的人都能够谈论华尔街呢?”[2]（布里斯班似乎认为，贷款利率应该是日息10%，而不是年息10%。）
学者们同样对那些因其不够慎重的悲观情绪而有意或无意破坏繁荣的人表示了反对。戴斯教授在冷静地对形势进行了回顾以后下结论说，高额经纪人贷款不会像“某些人要求我们相信的那样可怕”.[3] 8月，克里夫兰的米德兰银行公布了该行的计算结果，证明在流人股市的公司资金达到120亿美元之前没有理由表示担心。
关于经纪人贷款的最好安慰来自于对市场的展望。如果股市保持高位运行，并且继续走高，而且是因为有关股市的预期证明股价是合理的，那么就没有理由为经纪人贷款的积聚而忧心忡忡。因此，许多为经纪人贷款辩护的人实际上是在为股市的高位运行进行辩护。要使人们相信股市是健康的，其实也不难。遇到这样的情况，总应该设法让那些表述令人不安的疑虑的人闭嘴，并且尽可能经常地表明信心。
在1929年，“叛逆”还没有成为个在指责别人时可以随便使用的词。因此，悲观论没有被公开视为蓄意破坏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论调。但是，已经有人在进行这样的暗示。那些表示担忧的人后来几乎毫无例外地辩解说，他们当时是胆战心惊地表明自己的担忧的。（这一年晚些时候，波士顿的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以“美国没有‘破坏主义者’的立足之地”这一广为人知的警告来攻击一篇具有新思想的文章。）
公开的乐观主义者人数众多，观点鲜明。6月，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在《美国杂志户》上发表的著名访谈中告诉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说：“世界经济看来趋向于大发展。”他还说位于5号街的交易大厅里没有出现熊市。许多教授也满怀有科学根据的信心。从后来的发展看，关于常青藤联合会（由美国东北部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八所大学组成。—译者注）的记录特别不吉利。在一份臭名昭著的声明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劳伦斯说：“数百万投资者的评价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令人赞叹的市场产生了作用，他们的一致判断说明，现在的股票价格并没有被高估。”接着，他又发问：“因聪明绝顶而有权否定聪明的投资者群体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那年秋天，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教授作出了不朽的判断：“股价达到了一个具有永久高位特征的价位。”欧文?费雪是美国最具独创精神的经济学家。幸亏，他在其他方面，譬如在指数、技术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方面的贡献，更值得人们铭记。
在剑桥方面，重要性略逊的安慰来自于哈佛经济学会，一个由许多无懈可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教授参加的学术团体。该学会的宗旨就是帮助工商业者和投机商预测未来。它每月要公布多次预测结果，并且因其成员和他们所在大学的响亮名字而声誉日隆。
由于会员们的智慧，或者运气，该学会在1929年初公布的预测结果略显悲观。它的成员碰巧预测到的一次应该出现的衰退被推迟了（尽管确实没说萧条）。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他们总是预测经济将发生轻微衰退。直到1929年夏天，也没有发生经济衰退，至少没有发生明显的衰退。这时，该学会放弃了自己的一贯观点，并承认预测失误。根据该学会后来的判断，经济走势终将趋好。就像它所判断的那样，股市行情仍然还算不错。不过，后来就发生了股市崩盘。这个学会仍然坚信不可能发生严重的萧条。11月，它肯定地宣布：“像1920-1921年那样的严重萧条不在概率区间内。我们没有面临被推迟的清算。”该学会反复重申这一观点，直到它自己被“清算”为止。
银行家们同样是鼓励那些愿意相信股市繁荣常在的人的源泉。许多银行家抛弃了国家财政悲观论者的角色，并暂时苟且享受起乐观主义来了。他们自有这样做的道理。前儿年，许多商业银行，包括纽约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都设立了自己的证券公司。这些银行的子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这项业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前景看好。此外，个别银行家从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和蔡斯银行首要人物那里得到了启发，积极为自己开展投资业务。他们当然不可能发表任何刺激市场的言论。
不过，也有例外。国际承兑银行的保罗?M.沃伯格（Paul M. Warburg）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的预测应该说当时与欧文?费雪的预测齐名。他俩都很有先见之明。1929年3月，他呼吁联邦储备当局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并且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制止目前‘无限制投机’的狂潮，那么最终将发生灾难性的崩盘。”他还说，这不仅对投机商们来说是不幸的，而且有可能“导致危及全国的大萧条”。
只有最宽容地对待沃伯格的华尔街发言人，才只满足于说他的观点陈腐过时。有人指责他“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繁荣”。也有人暗示，他这样做是有动机的—被猜测是想做空。随着市场的不断走高，他的警告只被别人当作了笑料。
几个最著名的怀疑论者都出在新闻界，他们是伟大的少数群体。1929年，大多数报纸杂志以赞美、敬畏的语气，而没有警示性地报道股市全面走高的消息，并且同时看好股市当前和未来的走势。新闻记者以往总被认为容易受阿谀奉承的影响，但是到了1929年，还有不少新闻记者仍然能够坚决抵制更微妙的阿谈奉承，他们宁可要求以保险的现金来换取由他们提供的利好消息。《每日新闻》的一名金融专栏作家（他常用的署名是“交易人，’）在1929年和1930年初，从一个名叫约翰?J.利文森（（John J. Levenson）的自由交易人那里领取了19000美元。“交易人”多次撰文看好利文森先生所关心的那几只股票。后来，利文森先生强调指出，那纯粹是巧合，给钱只能表明他本人几乎一贯的慷慨秉性。[9]一位名叫威廉?J.麦克马洪（William J. McMahon）的电台评论员是麦克马洪经济研究会（一个主要由他出资的组织）的会长。他在广播里对联手做庄的操盘手设法哄抬价格的股票作出利好的预期。据后来披露，为此，他每星期可以从一个名叫戴维?M.利翁（David M. Lion）的人那里领取250美元。[10]利翁先生是皮克拉（（Pecora）委员会的成员，据报道，专门做在适当的时候以必要的金额购买利好评论的生意。
另一极端是金融新闻界的最优秀分子。像普尔和标准统计公司那样当时已经提供的金融服务从来没有失去与现实的联系。1929年秋天，普尔公司的《每周商业金融通讯》至此一直在谈论“普通股妄想”。[11]《商业金融时报》的编者毫不动摇地坚信华尔街失去了理智。每周的经纪人贷款报告是提出严正警告的不变机会；新闻专栏始终特别强调任何有用的不利消息。不过，到那时为止，保持冷静的最主要力量是《纽约时报》。在经验丰富的亚历山人?达纳?诺伊斯（Alexander Dana Noyes）的领导下，《纽约时报》的金融专栏几乎没受“新时期”阿谈奉承风气的影响。《纽约时报》的老读者不可能怀疑，清算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纽约时报》多次过早地报道的清算日子已经来临。
股市崩盘之前出现的几次暂时的下调行情是对那些已经不抱幻想的人的严峻考验。1928年初、6月和12月，以及1929年的2月和3月，股市多次看似涨到了尽头。在这些时候，幸亏有《纽约时报》告诫人们回归现实。然后，股市重又出现反弹。只有长期保持末日意识的人，才会如此三番五次地进行劝阻。乐观论者蒙羞的时候终究到来了，但人们早已忘记那些不听信安抚的人也曾经好几个月名声扫地，虽然时间没有这么长久。要说《纽约时报》在股市真的崩盘时进行幸灾乐祸的报道，这未免有点夸张。可是，它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明显缺乏悔恨之意。
1929年夏天，股市不但支配着新闻，而且也笼罩着文化。少数往常自诩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1225 ~1274年，意大利圣多明尼克派僧侣、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普鲁斯特（Proust,1871-1922年，法国作家，《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译者注）、心理分析及对身心医学感兴趣的附庸风雅者，现在也谈论起了联合公司、联合创始人集团和钢铁公司的股票。只有那些胆大妄为的怪人仍然保持着往日对股市的冷漠和对自我暗示或共产主义的兴趣。每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准确地把握买卖股票的时机。现在，他们都被奉为圣人。在纽约，凡是有人聚会的场合，总有一个见多识广的经纪人或投资顾问了解正在策划的联手做庄、投资辛迪加和兼并计划，并且预知颇有吸引力的可能结果。他们也少不了向自己的朋友们提出关于投资的有用建议，并且总是在朋友们的追问下透露自己了解的股市信息以及很多自己也不知道的消息。现在，这些人即使在画家、剧作家、诗人和美丽的情妇面前也突然变得光彩照人。他们说的话几乎字字千金，他们的听众个个全神贯注，惟恐因错过重要消息而丧失赚钱的机会。
关于股市反复谈论的内容——当时和现在一样—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却没有引起重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这不是一种因为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而进行的交流，而是因为无法知道不知道的东西而进行的交流。关于股市的交谈很多就是属于这类交流。在午餐席间，斯克兰顿城里知识渊博的内科医生在谈论西部公用事业投资公司马上就要实施的拆股方案及其对股价的影响。这位大夫和他的听众都不明白西部公用事业投资公司为什么要拆股，拆股应该会使股价上涨，甚至也不知道为什么西部公用事业投资公司具有投资价值。不过，大夫和他的听众都不知道其实他自己对此也不明白。知识本身往往是一个与事实或现实无关，而与声称掌握它的人和方式有关的抽象概念。
无法预料一个人的无知程度，也许这一点对于女性投资者来说尤其如此。现在，进人股市的妇女人数日益增多。（1929年4月，《北美评论》载文指出，女性已经成为“最刺激的男性资本游戏”的大玩家；现代家庭主妇阅读，譬如说，“‘赖特航空’趋涨……就如同在阅读鲜鱼现已上市……”作者大胆地猜测，投机方面取得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声望。）对于典型的女性投机者来说，钢铁联盟或公司，当然与矿山、轮船、铁路、鼓风炉和平炉都没关系，而只是一些录音带上的音符和图表上的线条以及上涨的价格。她们谈论钢铁股，就像谈论自己熟悉的一位老朋友。而事实上，她们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任何人揭穿她们不懂的这一事实。我们是一个有礼貌且行为谨慎的民族，因而尽量避免煞风景的事。再说，这样的忠告非但不能产生任何结果，反而只会使任何缺乏勇气、决心和经验去注意别人如何轻松发财的人产生自卑感。当然，她们像任何人一样都有发财致富的权利。
女人的优点之一，就是虽然她们的动机常常与男人的相似，但她们不会像男人那样刻意去掩饰。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完全专注于赚钱，并不完全叫人放心。《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由包销国家自来水公司证券的经纪人委托的广告。这是一家为了收购城市自来水公司而组建的公司。广告的寓意具有以下值得学习的创意：描绘今天这样的情形，就如同一场洪水之后，偌大一个纽约只留下了一口小井—水价从1美元1桶，猛涨到了100美元、1000美元、100万美元1桶。拥有这口井的人就拥有了全城的财富。凡是有“洪水”意识的投资者趁尚未为时过晚之前，个个迫不及待地买进自来水公司的股票
1929年夏天，股市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极地角色”消除了一切疑虑，许多不同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都进人了股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是用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描述这种参与的多样性的：
有钱人家的司机开着汽车，竖着耳朵在收听“伯利恒钢铁”转手的新闻。他自己用20%的保证金购买了50股“伯利恒钢铁”。经纪人办公室擦窗的清洁工停下了手中的活，两眼紧盯着自动报价机，他想用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那点积蓄买几股“西蒙斯”。埃德温?勒费弗尔（一个能说会道的股市评论员。那时候，他完全可以自称具有丰富的切身经验）正在讲述一个经纪人的贴身男仆在股市里赚了二十多万美元，一名护士用她的病人为表示感激而给她的小费赚了3万美元，以及怀俄明州一个离最近的铁路有30英里的牧场主每天买卖数千股股票的故事。
然而，高估大众对股市的兴趣要比低估更加危险。1929年“全民炒股”的说法并非是毫不夸张的事实。那时和现在一样，对于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白领劳动者来说，甚至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股票市场是一种距离遥远，并且让人隐约觉得会带来厄运的场所。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如何买卖证券；用保证金购买股票的方式，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像蒙特卡洛的赌场那样远离现实生活。
几年以后，参议院的一个证券市场调查委员会声称要查明1929年参与证券投机的确切人数。据29家证券交易所的会员经纪人披露，那年总共有1 548 707个客户（其中，1 371 920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经纪人的客户）在他们那里开立了账户。因此，在接近1.2亿人口和2 900万~3000万个家庭中只有大约150万人与股市保持着某种形式的积极关系，而且他们也不都是投机者。根据各经纪公司为该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所作的估计，上述账户中，只有大约60万个保证金交易账户，而剩下的不到95万个账户是现金交易账户。
在60万个保证金交易者当中，有一些是重复计算的，一些大交易者在不止一个经纪人那里开立账户。同样，还有一些交易者的业务可忽略不计。不过，某些投机者却包括在95万个现金交易客户当中。有些交易者虽然没有进行投机，但却大肆哄抬他们持有的证券的买人价。还有一些交易者从市场外借人资金，并且把证券作为抵押物；这些交易者虽然被列入现金交易客户，但实际上是用保证金买进证券。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929年的鼎盛时期，活跃的投机者人数少于并且很可能大大少于100万。1928年年底~1929年6月底这个美国人涉足股市趋之若鹜的时期，全美交易所保证金交易账户只增加了5万多一点。[13]有关1929年股市投机风暴令人惊讶的不是参与人数的规模，而是股市投机成为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1929年夏末，经纪人公报和信函不再满足于通报当天哪几只股票会涨和涨幅有多大，而是通告下午2点，应该多“关注”无线电股或通用电气股。[14]人们相信股市已成为神秘而又无所不能的人士手中掌握的工具，这种信念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过。这是一个联手做庄和投资辛迪加业务（简而言之，操纵业务）过度活跃的时期。1929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由其会员或其合伙人参与操纵的新股发行就有一百多次。这些操纵业务虽然性质彼此略有不同，但在典型的操纵业务中往往有许多交易者集中资金来哄抬某只股票。他们推举一个做庄管理人，并且承诺在各自的交易中互不出卖。然后，做庄管理人选股建仓，有可能包括做庄参与人的股票。做庄吃进股票能抬高股价，并且吸引全美关注股市的人的注意力。随后，活跃的股票买卖又会进一步刺激他们的兴趣。所有这一切给人以某个大行情正在酝酿之中的感觉。内幕消息和股评分析师都在谈论不久就会出现新的行情。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众就开始做多，而股价也会随之上扬。这时，做庄管理人就会出货，自己留一定比例的利润，余下的由参与者分享。
如果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绝对不会有比这更容易赚钱的方法了。公众普遍感到这种交易的吸引力。随着夏季的离去，有人甚至猜测华尔街与此不会毫无干系。这种想法有点过分。不过，华尔街确实没有阻止公众的市场行为。公众不会认为自己在受人掠夺。的确，他们也没有受到掠夺。公众和联合做庄的交易人都是从买卖差价中赚取利润，只不过
后者赚得更多。无论发生什么，公众对内部交易的反应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这些交易的内部信息，进而能够从像卡藤、利维摩尔（Livermore）和拉斯克布等这样的大人物所赚的利润中分享杯羹。
由于股市越来越不被视为公司远景的指示器，而越来越被看作是操纵技巧的产物，投机者必须最密切，最好是专心致志地关注股市，必须尽早发现联合做庄的迹象。这就意味着必须双眼始终盯住自动报价机。不过，即使凭借预感、魔法或朴素的信念，与众不同地探究职业人士的意图，也仍然会觉得难以与股市保持实况联系。能够兼职投机而获得成功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金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南海泡沫”事件中，有人指责说，“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政见；律师们忘记了自己的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自己的生意；医生忘记了自己的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自己的债权人；牧师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16]这就是1929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经纪人事务所里挤满了坐着或站着的顾客。他们挤在这里两眼紧盯着显示牌，而不是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某些‘客户室’里，难以找到一个能够看见行情显示牌的地方，无人有幸能够查阅自动收报机的纸带。”
结果，与市场失去联系，哪怕是暂时失去，也会是极其难忍的体验。幸好，这种情况不经常发生。当时已经在全美范围内提供股价自动报价服务。在当地打一个电话，就能知道几乎任何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行情。不过，赴欧洲旅行会遇到一点例外的麻烦。正如《文学文摘》在1929年夏天指出的那样，“跨洋经纪业务以极大的比例增长……但是，对正在越洋旅行的投机者来说，还要忍受不确定性和不便的间歇。"[18]到了8月，就连不便的间歇也消失了。与时俱进的经纪公司-一带头的是一个名叫M. J.米汉（M. J. Meehan）的无线电股专业经纪人、组织多起著名操纵案的老手—依照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的特别规则，在大轮船上设立了分支机构。8月17日，“怪兽”号轮和“法兰西岛”号轮在装备了远洋航行途中开展投机交易所必需的一切设施以后驶离了纽约港。在“法兰西岛”号轮上的交易，据说，开张第一天就非常活跃。在头几笔交易中，有一笔是由欧文?柏林做成的。他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1000股“帕拉蒙特一法摩斯一拉斯基"（Paramount-Famous-Lasky）,（这可是聪明之举。这只股票后来几乎一文不值，公司也陷人了破产的境地。）
在斯波坎，一个匿名诗人以《发言人评论》杂志编者的名义写诗庆贺远洋轮上甲板交易所的开张。
我们拥挤在船舱里，
两眼注视着显示牌；
午夜的大海，
风雨交加，波涛汹涌；
船长步履瑙珊，走进舱里
大喊：“我们亏惨啦！”
“我得到一条内部消息，”船长声音颇抖地说：
“是无线电发报机发来的；
消息是我同李的姨妈透露给杜兰特的一个表哥的。”
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们浑身发抖，
再健壮的人也会瘫倒在地，
而经纪人却在大叫，“追加保证金！”
行情显示牌却停止了运转。此时，船长的小女儿认真地问道：
“我不明白—难道船上的‘摩根’
与陆地上的‘摩根’不是同一家公司
由于劳工节，1929年的暑假照例于9月2日结束。那天，热浪滚滚，暑气逼人。晚上，驾车回来的度假者都被堵在了距离纽约数英里的公路上.结果，许多人弃车改乘火车或地铁回家。9月3日，纽约还是闷热难忍，据气象局报告，这是当年最热的一夭。
除了华尔街以外，这是这个安静季节里特别平静的一天。几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就是在这一天改行转人报界，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里讲述了所有他觉得可写的东西。[20]不过，也不是很多。他以惯常的随意讨论了裁军问题，这种漫无计划的方式无疑最终会毁了我们.齐帕林伯爵的首次环球飞行那时正接近尾声。洲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三引擎飞机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因遭遇雷暴而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该公司刚开辟去西海岸的48小时联运服务—火车卧铺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换乘飞机到俄克拉荷马州的韦诺卡，再转乘卧铺到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最后乘飞机完成其余的行程。）巴布?鲁斯（Babe Ruth）在这个赛季已经打出了40个本垒打，《西线无战事》作为畅销书排名超过了《多兹沃思》，女装流行彻底的低平领，对此，人们未加任何评论。华盛顿方面宣布，因在茶壶丘丑闻案调查期间蔑视参议院，当时被监禁在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的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1876-1956年，美国石油公司总裁，因与茶壶丘丑闻有牵连而被监禁。—译者注），其行动将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此前，他每夭乘车去他本人担任“药剂师助理”的狱医办公室。这一年早些时
候，辛克莱的股票交易做得很大，后来变成了主要的被调查对象。艾伦没有交代，辛克莱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是否中断交易。种种迹象表明似乎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辛克莱是他这一代最足智多谋、精力旺盛的企业家之一。
9月3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达到了4 438 910股；短期贷款一整天的日息是9%，一流商业票据的银行承兑利率是6.500，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利率则是6Yo。市场坚挺，用市场分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市场走势良好。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的价格当天涨到了304点；美国钢铁公司股票的价格达到了262点；通用电气公司股票的价格是396点；J. 1.凯斯（Case）公司股票的价格为350点；纽约电话股票的价格为256点；美洲无线电公司经过先前的拆股，但未分任何红利后的调整股价是505点。根据联邦储备当局的数据，经纪人贷款在放松管制以后，一周内又增加了1.37亿美元。纽约各银行也大肆向联邦储备银行贷款支持投机业务——这个星期贷款增加了6400万美元。8月份，国外流入纽约的黄金数量仍然居高不下。而9月份开市大吉。下面一些文字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市场的信心。
9月3日，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宣告结束。经济状况一如既往地出现了某些戏剧性的转机.结果仍然比较模糊，甚至无法确定。在随后的几天，就这么几天里，某些平均指数实际有所反弹.不过，市场再也没有表现出昔日的信心。以后出现的高点不是真正的高点，而是下跌走势的暂时反弹
9月4日，市场状况仍然不错。接下来的9月5日，行情发生了突变。《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下跌了10点，而许多个股的跌幅要大得多.蓝筹股的表现仍然相当不错，尽管美国钢铁从255点跌到了246点，威斯汀豪斯下跌了7点，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下跌了6点。由于投资者急于减磅，成交量急剧增加：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成交量达到了5 565 280股。
股市下跌的直接原因显而易见，并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1875-1967年，美国金融统计学家。—译者注）在全美商业会议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崩盘迟早会发生，而且可能是令人恐怖的。”他还说，上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州，而这次将发生在华尔街，并且用一贯的准确性说道，（道一琼斯）市场平均指数很可能下跌60-80点。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倒彩声中，他断言：“工厂将会倒闭……工人将会失业……恶性循习将周而复始，而结果将是严重的商业萧条。”）
他的讲话毫无宽慰作用，但却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股市怎么会突然弓{起巴布森的关注?当时，有许多人竟相预测，巴布森在这之前也多次对股市进行过预测，但都没有以某种方式严重地影响股价。而且，巴布森没有像欧文?费雪和哈佛经济学会那样作为预言家底得了人们的信任。作为教育家、哲学家、神学家、统计学家、预测家、经济学家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支持者，巴布森被认为因同时从事多种工作而一事无成。他据以得出结论的方法是一个谜。这些方法涉及许多图表的线条和区间。有可能就连神秘的直觉也起到了部分作用。那些运用理性、客观和科学的方法的人自然为巴布森感到担心，尽管他们的方法没能预测到股市崩溃。在这些问题上，就像通常在我们的文化里，以可敬的方式做错事远远要好于因错误的原因做对事。
华尔街并没有因巴布森的预测而惊慌失措，而是迅速、有效地组织起对巴布森的抨击。《巴伦商业与金融周刊》在9月9日的一篇社论中以强烈的讽刺口吻称巴布森是“韦尔兹利的圣贤”，还说任何领教过他以往声名狼藉的错误预言的人都不应该把他的话当真。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霍恩布洛尔—威克斯（Hornblower and Weeks）经纪行毫不留情地告诉自己的顾客说：“我们不会因为一名著名统计师毫无道理地预测股市将发生逆转而大肆抛售股票。；[221欧文?费雪同样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股利将有所增加，对普通股的疑虑将会减弱，投资信托“现在为投资者提供了广泛的管理精良的多样化手段”。他的结论是：“也许会出现股价下跌的情况，但绝不会发生崩盘之类的事情。；[23]一家波士顿投资信托公司阐述了一个略微不同的问题，它告诉公众，应该做好股市轻微下调的准备，但必须明白下调行情很快就会过去。它在其巨幅广告上说：“当出现暂时的下调行情，即美国繁荣这条不断上升的曲线出现缺口时，就连最成功公司的个股也会随大盘下调……”不过，它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公司投资者应该进行软着陆”。
巴布森预测的股市突变，就像是被紧急召唤的那样，在一个星期四突然而至。星期五，多方重整旗鼓；星期六，股市表现坚挺。投资者似乎战胜了自己的恐慌心理，仿佛不断上升的曲线会像往常那样再次上攻，尽管巴布森作出了不利的预测。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即9月9日开始的那个星期里，股价像是在搞恶作剧似的。星期一，《纽约时报》因袭早期悲观论的谨慎态度，暗示末日已经来临，并且补充说道：“行情火暴时期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就是，火暴行情终究会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古老方式结束，而这一观点几乎不可能会得到人们的承认。”星期三，华尔街运用堪称范文的优美股评语言指出，“昨天，主要板块股票价格的波动继续显示了股价大幅度上涨后暂时进行技术调整的特点。”
股价波动仍在继续。有几天，市场表现强劲；另外几天，市场表现疲软。股价波动幅度不大，缺乏稳定性，但回过头来看，则呈现相当明显的下跌趋势。新的投资信托仍在不断涌现，涌向股市的人还在继续增加，而经纪人贷款持续急剧增长。末日已经降临，但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也许，事已如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应该抱一点希望，就如同华尔街被人说的那样。9月11日，《华尔街日报》像往常一样发表了对当天行情的看法。这一天的执笔人是马克?吐温。
在幻想要离您而去，而您也许仍能生存下来的时候，请不要放弃幻想，而是中止生活。
注释
[ 1]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Report（Washington,1934）
[6]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p. 179.这段话后来被《纽约时报》的社论
引用，现在又被本书引用。
[8]Alexander Dana Neyes, The Market Place（Boston：
1938）
[9]Stock Exchange Practices，
[16]Viscount Erleigh, The South Sea Bubble （New York： Putnam,1933），
[18] The Literary Digest, August 31，1929. [19）转引自
[21]TheConm：
[22转引自
[23]Edward Angly,Oh,Yeah！（New York； Viking, 1931）
第五章 崩盘
根据当时对时局的普遍看法，1929年秋天，美国经济彻底陷人了萧条。6月，工业与工厂生产指数双双达到最高点，然后开始一路下滑。10月，联邦储备工业生产指数由4个月前的126点下降到了117点。钢铁产量从6月份开始一路下滑；10月，铁路运输量减少；住宅建设这个易变的产业几年来持续低迷，而1929年仍继续下滑。最后，股市终于下跌。对这一时期经济状酉改顷有研究的一名学者指出，股市下跌“大体上反映了已经很明显的工业形势变化”,[1] 因此，按照这种观点，股票市场仅仅是一面镜子，也许在1929年这种情形下，略微滞后地反映了更重要或基本的经济形势。经济形势是因，而股市表现是果，但绝非相反。1929年，美国经济出问题在先；最终其经济问题在华尔街得到了强烈的反映。
在1929年，这种观点是有其充分道理或者说至少有重要原因的，而且很容易理解这种观点为什么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学说。1929年，华尔街与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没有人料到会发生一次严重的萧条。华尔街和别处一样，深信“咒语”的威力。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华尔街的许多“公民”立刻意识到了收人和就业—经济繁荣的标志—受到不利影响的真正危险，对这种危险必须加以防范.防范这个“咒语”要求尽可能多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坚定地反复重申这种危险不可能出现。他们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解释了股票市场为什么只是一种表征，而经济生活的真正实质全在于生产、就业和支出，所有这些因素还没有受到影响。当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咒语”就像经济政策工具一样，容不得半点怀疑和犹豫。
重要的是，在萧条发生后的几年里，继续有人在强调股票市场的次要性。萧条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经历。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华尔街并不总是一种讨人喜欢的象征。在美国某些笃信宗教的地区，那些从事股票投机的人甚至被人们轻蔑地称为“赌徒”，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我们社会最伟大的道德象征。因此，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任何把萧条归咎于股市崩溃的解释，因为它们对于华尔街意味着严重的麻烦。华尔街已经遭受了太多的伤害，但它肯定还要生存下去。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人有意密谋去缩小华尔街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相反，每一个具有保守的生存本能的人都希望华尔街最好能够躲过这一劫，毕竟它已经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事实上，对1929年秋天及以后发生的事情的任何解释都必然会提到投机造成股市暴涨和随后又导致崩盘的显著作用。1929年9月-10月，经济衰退还不十分严重。正如我在后面指出的那样，直到股市出现暴跌行情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毫不过分地认为，股市很快就会反弹，就像1927年曾经出现的或1949年后来出现的走势那样，绝对没人会料到灾难随即就会发生。没有人会想到生产、价格、收人和其他经济指标会持续萎缩漫长而又可怕的3年。只是在股市崩盘以后，才有可靠的依据推测形势将严重恶化，而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从前面的阐述可见，股市不会发生崩盘，就如某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因为市场已经意识到一场严重的萧条马上就要降临。在股市大跌之前，萧条无论是否严重，都是无法预测的。不过，仍然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投机者因各项经济指标下跌而感到恐慌，于是大量抛售手中的股票，结果捅破了总有一天会破灭的泡沫。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大。某些关注经济指标变化的人也许会被明智的抛盘决策所折服，而另一些人则会受怂恿而跟进.这种情况不是很严重，因为投机造成的火暴行情总是如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下跌。对信心的任何严重打击都有可能导致那些始终希望能在最终崩盘前获利，然后清仓出局的投机者大肆抛盘。投机者们的悲观情绪会影响那些曾经认为股市只涨不跌、头脑比较简单的人。现在，他们也改变了主意，开始出货。很快，证券交易所就会要求增加保证金，而另一些投资者又会被迫抛盘。这样，泡沫就会破灭。
除了经济指标下降以外，华尔街还把泡沫破灭归因于另外两个事件。1929年9月20日，英格兰的克拉伦斯?哈特立（Clarence Hatry）公司突然倒闭。哈特立是一个不像英格兰人的有趣人物。对于他这样的人，英格兰人经常自叹弗如，尽管他早些年在金融业的经历倒也令人放心。哈特立在20世纪20年代构筑了一个其规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与金融帝国。这个帝国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业务就是制造和销售投币自动照相机。后来，哈特立放弃了这些不起眼的企业，改行从事投资信托和大宗融资业务。他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未经许可的股票发行业务，并且靠违规发行股票和其他同样不正规的融资业务积累了资产。根据1929年的传说，哈特立的真相在伦敦的曝光被认为严重影响了纽约的信心。
与哈特立事件同时流传的另一事件，就是10月11日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局不允许波士顿?爱迪生公司（Boston Edison）把自己的股份每股拆分成4股。如同该公司所指出的那样，拆股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对波士顿?爱迪生公司来说，不求进取就有可能倒退到公司的煤气灯时代。不准拆股，这也是没有先例的。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局立即还以颜色，宣布对该公司的信用等级展开调查，并且指出该公司股票的现值“是因投机而实现的”，现在已经到了“据我们判断，没有一个人会根据它的收益觉得买这只股票仍有利可图”的地步。
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可以想像，这些话可能产生类似克拉伦斯?哈特立真相曝光那样严重的后果。不过，本来就不稳定的平衡同样有可能仅仅因自发的出局离市决定而被打破。9月22日，纽约各家报纸的金融版都以引人注目的黑体大字刊登了一则投资服务广告：“请别停留过久，牛市良机不会再现”。这条广告可以被理解为：“大多数投资者在牛市赚了钱，最终必然会被接下来的股市调整抹去全部的利润，有的甚至还要蒙受净亏损”。联邦储备工业指数下降、哈特立真相曝光或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局不正常的刁难，都不可能激起先是数十人，然后是数百人，最后是成千上万的人产生牛市行将结束的思想顾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首先引发了投资者们的顾虑。不过，我们明白，什么原因引起投资者的顾虑这一点并不重要。
信心并不是一下子消失的。如前所述，从9月到10月，尽管市场总的来说呈下跌趋势，但其间也出现过上涨的行情，成交量也不小。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成交量始终保持在400万股以上，而且时常超过500万股。9月，新股发行量甚至超过了8月，而且通常总有高于发行价的溢价出现。9月20日，《纽约时报》载文指出，最近上市的莱曼公司（Lehman Corporation）股票，其发行价是104美元，前日股价已经涨到了136美元。（对于这种管理良好的投资信托公司，公众的热情完全不会被误导。）整个9月，经纪人贷款增长了将近6.7亿美元，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月增幅。这说明投资热情没有减弱。
其他迹象表明，新时期受人尊敬的诸神仍被供奉在他们的神殿里。10月12日这一期的《星期六晚报》在其显著位置刊登了艾萨克?F.马克森（Issac F. Marcosson）采访伊瓦尔?克兽伊格（Ivar Kreuger）的访谈录。这可是独家新闻，因为克鲁伊格公司从不接受记者采访。马克森指出：“克鲁伊格就像胡佛一样，是一名工程师。他一贯以工程师的精确来营造其分布广泛的产业帝国。”而且，这并不是他俩惟一的相似之处。作者补充说道：“与胡佛一样，克鲁伊格也纯粹凭借理智来进行管理。”
在采访过程中，克鲁伊格有一点表现得十分坦率。他告诉马克森：“凡是我所取得的成就都可以归功于三个因素：首先是保持沉默；其次是继续保持沉默；最后是仍然保持沉默。”事实也是如此。两年半以后，克鲁伊格在他巴黎的一套公寓里自杀身亡。此后不久，人们发现，他讨厌走漏消息，尤其是准确无误的消息，因此就连最熟悉他的知心朋友也不知道这起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案。他的美国包销商、非常值得尊敬的波士顿李—希金森公司（Lee, Higginson and Company of Boston）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该公司的一名成员唐纳德?杜兰特（Donald Durant）是克鲁伊格企业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董事会会议。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出席会议，他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消息灵通。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当时刚创刊不久、还不是非常著名的《时代》杂志刊登了克鲁伊格的特写照片—“塞希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年，英国资本家和殖民者。—译者注）的伟大崇拜者”。接着，一星期以后，仿佛是要强调自己对新时期的信心，《时代》杂志封面又刊登了萨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1859-1938年，美国公用事业巨头，1892年成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总经理，他在美国中西部的庞大控股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解体。—译者注）的照片。（两个星期以后，《时代》杂志青春期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本新闻周刊把具有历史性荣誉的位置献给了纽约州新新监狱的劳斯监狱长。）在这些深秋的日子里，《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了关于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至少留任到1933年的官方公告（当时有传闻说他要辞职），并且载文指出：“乐观论者再次占据上风……公告……并不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够恢复信心。”查尔斯?E.米切尔在德国宣布“美国工业绝对是健康的”，经纪人贷款受到了过分的关注，“任何因素都阻止不了上涨趋势”。10月15日，他在启程回国时详细谈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总的来说，市场处于一种健康状态……股价具有基于我国经济普遍繁荣的合理基础。”同一天晚上，欧文?费雪教授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股价长期居于高位的宏论，并且补充说：“我希望看到股市未来几个月的交易量超过目前的交易量。”在10月的这些日子里，惟一令人不安的因素其实就是股价一路下滑。
10月19日，星期六，据发自华盛顿的新闻报道，商务部长拉蒙特（Lament）难以拿出1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以支付J. P.摩根刚送给政府的“海盗”号快艇的维修费用。（摩根的损失还没到尽头：一艘价值300万美元的崭新“海盗”已经停靠在缅因州巴思港。）其他更加引人注目的迹象反映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银根收缩政策。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前一交易日股市十分疲软—成交量严重萎缩，而且《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大约下跌了7点。钢铁股下挫7点；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和蒙哥马利?沃德的股票都下跌了6点。而这一天，股市表现非常糟糕，是历史上成交量第二大的星期六。有3 488 100股股票被换手。收市时，《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下挫12点。各蓝筹股也大幅下跌，连受投机者青睐的股票也急剧下跌。例如，J. I.凯斯公司的股票下跌了整整40点。
星期天，股市成了各家报纸的头版新闻—《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新闻是“股价趋跌，抛售浪潮席卷股市”，而金融版编辑在星期一大概是第十次刊登牛市终结的报道。（不过，他已经学会了迁回报道的手法，如“至少眼下，华尔街似乎看不到事实真相”。）没有人立即站出来解释股市逆转的原因。联邦储备当局已经沉默多时；巴布森也没有发表新的宏论。还差一个星期，哈特立和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局的事就要过去一个月了，并且只是后来才被解释为导致股市逆转的原因。
这个星期六，各家报纸报道了三种在以后几天里经常听到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星期六的交易过后，证券经纪公司只发出了相当少的保证金催缴单。这说明保证金交易者持有的股票价值已经跌到了不足以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地步。投机者被要求支付越来越多的现金。
另外两条消息比较令人欣慰。各家报纸一致认为，而且这也是华尔街消息灵通人士的观点：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并且，有人预言，下一交易日，市场将开始受到有组织的支持。虽然市场已经出现了疲软，但绝不再会自行发展下去。
从来没有哪个词组像“有组织的支持”那样具有魔力。几乎随即人人都在谈论“有组织的支持”，而且有关市场的每一个新故事都离不开这个词组。“有组织的支持”意味着实力雄厚的人士将组织起来救市，把股价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至于这次“有组织的支持”将由谁来出面牵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心想应该是像卡藤、杜兰特和拉斯克布这样的大投机商；另一些人想到了银行家们—查尔斯?米切尔以前曾经采取过一次这样的行动，如果事态继续恶化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再次采取行动；还有一些人则想到了投资信托公司。投资信托公司持有大量的普通股，显然无力承受股价下跌的后果，何况它们手头还持有现金。如果股价下跌，那么它们就能在市场上捡到便宜货。这就意味着股价便宜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有那么多的人看好股市不会进一步下挫，那么股市当然有可能避免进一步下挫。
在随后的几星期里，安息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休市，显然有种不安、疑惑和悲观倾向在孕育之中，也有人盼望星期一会有新的政策出台。10月20日这个星期天似乎肯定发生了这种情况。
10月21日这个星期一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日子，日成交量达到了609-187万股，是历史上第三大日成交量。全美数以万计在观望市场的投资者发现了一个令人头痛的现象，但又说不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以前，在行情火暴的日子里，自动报价机常常跟不上股价上涨的速度，因此人们往往要等到收市以后才发现自己又赚了一大笔。不过，熊市行情下跌的速度感觉上要慢得多。可是，自3月份以来，自动报价机倒也没有严重滞后于股价下跌。许多人现在在第一时间里就知道自己可能要彻底并永远地破产了。以前，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破产。而现在，即使他们没有破产，也极有可能会想像自己就要破产了。从10月21日开市起，自动报价机又犯上了老毛病，到中午时分要滞后1小时。到收市1小时40分以后，报价机才显示出最后一笔交易。精选股的价格每10分钟在债券报价机上通报一次，但这些股票在债券报价机上显示的价格与自动报价机纸带上打出来的价格之间相差这么长的时间，这只会加剧投资者们的不安。结果，他们越来越相信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把手中的股票抛掉。
情况尽管很糟，但还没有糟到毫无希望的地步。在星期一交易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方又重整旗鼓，发起攻势，结果收盘价还高于当天的最低价。股市净跌幅大大小于星期六。星期二，股市震荡，股价略有回升。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市场似乎显示出反弹的实力。而现在，投资者们宁愿把这看作是又一次下挫的前兆，因为此前已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
投资者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两位当时被公认为华尔街官方发言人的帮助。星期一，费雪教授在纽约发表讲话。他说，股市下跌只不过是反映了一种“摆脱极端疯狂”的要求。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股价在行情火暴时期没有反映其真实价值，以及理应涨得更高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还没有反映禁酒的正面效应，因为禁酒“提高了美国工人
的生产效率，并且使他们变得更值得信赖”。
星期二，查尔斯?E.米切尔回到纽约发表评论说，“股市跌得太深”。（时间以及国会和法院的各种会议纪要都证明，米切尔先生有很重要的个人原因才会产生这种感觉。）他又补充说，经济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巨额经纪人贷款受到了过分的关注，并且下结论说，经济如果不受干预的话，其本身还是正常的。可是，巴布森发表了另一种不和谐的观点。他建议投资者抛售股票，买进黄金。
10月23日，星期三，不知为何费雪和米切尔的讲话并没有产生作用。股市非但没有上攻，反而严重下挫。开盘时走势相当平稳，但快到10点时，发动机零件股出现严重抛盘，市场成交量也开始放大。收盘前最后1小时，股市出现异常现象—在价格迅速下跌时有260万股股票换手。当天，《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由415点下降到了384点，把6月底以来的涨幅全部抹光。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下挫15点，通用电气下跌20点，威斯汀豪斯下跌25点，而J. I.凯斯又大跌46点。股票行情自动报价机又一次远远落后于股价下跌的速度。中西部地区的一场冰雹更是雪上加霜，导致大范围通讯中断，从而加剧了不确定性。这天下午和傍晚，成千上万的投机者由于预测失误，在市场趋好的时候决定清仓离场。另有数千投机者被告知，除非增加抵押，否则就要被强行清仓。到这一天交易结束时，已经发出了数量空前的保证金催缴单。就连费雪教授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的乐观态度也大为逊色。他在一次银行家聚会上说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证券价格并没有被不适当地抬高。”不过，他仍没有改变对未实现的禁酒效果的态度。
当天夜里，各家报社都怀着对一个即将离去的时代依依不舍的心情准备付印第二天的报纸。有一幅可怕的广告宣布克鲁伊格一托尔公司新股认购权售价23美元。就这还有那么一点安慰因素。有人预言，第二天，股市肯定将开始受到“有组织的支持”。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10月24日星期四，史称1929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以无序、惊恐和混乱的标准来看，这个星期四确实无一不及。那天换手的股票数达到12 894 650股，而且其中的许多股票售价之低，足以导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梦破灭。在证券市场的全部秘密中，没有哪个秘密像每个想要抛盘的卖家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买家接盘这一秘密那样令人捉摸不透。1929年10月24日的情况说明，神秘的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股市上常常找不到买家，只有在股价直线下跌之后，才会有人愿意接盘。
恐慌没有持续一整天，而只在上午持续了几个小时。股市开盘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而且有一段时间股价还非常坚挺，不过交易量很大。突然，股价开始下跌。自动报价机又一次落后于行情的变化。股价下跌的速度越来越快，显示牌滞后的时间越来越长。到了上午11点，股市陷入了疯狂的竞相抛盘。在全美人头簇拥的各交易所交易大厅里，行情显示牌上显示的是可怕的股价暴跌。而行情显示在债券显示牌上的精选股现在已经大大低于发明自动报价机时的价格，不确定性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设法抛售手中的股票。另一些再也无力应付保证金催缴单的投资者也不得不被迫清仓出局。到了11：30，股市已经完全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大恐慌。
位于布罗德大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外传来了一阵怪异的吼叫声，人们围拢到一起。格罗夫?惠伦警长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立即派一支特警队前来华尔街维持治安。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等候在这里，但又不知道是在等候什么。有一个工人出现在附近一栋大楼的顶上，准备对楼顶进行维修，而楼下围观的人群还以为他想跳楼自杀，都焦急地等待他纵身一跳。纽约城乃至全美各证券经纪公司分公司的周围都围满了人群。船上和车里的乘客看到这种情形都会问或者寻思发生了什么事。看到这种情景的人自然会想，人们的表情说明“没有什么比这种可怕的疑惑更加折磨人的了”。[3]华尔街和其他地方谣言不断。股票现在以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出售。芝加哥和布法罗证券交易所已经关闭。自杀风开始蔓延，而且已经有11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
12：30，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关闭了游客观光廊。有一位刚离开观光廊的游客不久便显示出其扭转历史的非凡能力。他就是英国前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1925年，就是这位财政大臣在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并且导致英镑高估。因此，他极力主张派遣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来纽约游说放松银根的政策，并且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导致信贷泛滥，按照学术界的看法，从而引发了火暴的股市行情。现在，想必丘吉尔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败笔造成的后果。
后世没有任何指责丘吉尔的记载。“经世济国”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因此他也绝不可能自责。
纽约的恐慌至少到中午才告结束。中午，股市出现了有组织的支持。 12点，记者们获悉，位于华尔街23号的J. P.摩根公司总部正在召开一个会议。与会者的名单—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蔡斯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董事长艾伯特?H.威金（Albert H. Wiggin）、担保信托公司（Guaranty Trust Company）总裁威廉?C.波特（William C. Potter）、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 Trust Company）董事长苏厄德?普罗瑟（Seward Prosser）以及东道主摩根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很快就传开了。据传，1907年大恐慌期间，老摩根说了一句“制止恐慌的时候到了”，便结束了是否要拯救美洲信托公司的讨论。结果，恐慌便结束了。现在，22年以后，这出戏又重新上演。老摩根已经离开人世，而他的儿子远在欧洲，不过由同样有魄力的人取而代之。他们是美国最有实力的金融大亨。此时，他们还没有遭到新政拥护者们的嘲讽和诽谤。他们准备采取行动的这一消息就把受恐怖摆布的人们从恐怖中解救了出来。
确实，他们很快就决定共同出资拯救股市。川散会以后，托马斯?拉蒙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据报道，他的态度严肃，但他的讲话令人欣慰。在后来被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称为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保守说法的讲话中，E51拉蒙特告诉新闻记者说，“纽约股市有那么一点做空的紧张气氛”。他又补充说，这是“因市场的技术条件所造成的，而不是因基本面的因素造成的”。他还告诉记者形势会有所好转。他让记者们明白，银行家们已经决定扭转目前的局势。”
他的讲话也传到了银行家们举行会议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而自动新闻收报机把这具有魔力的讲话传送到了更远的地方。股价走势一度变得平稳起来，并且开始回升。1：30，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出现在交易大厅，并走到钢铁股交易柜台前。惠特尼也许是此时交易大厅里最显赫的人物。他是具有良好背景和受过适当教育的群体成员之一，他被寄予厚望，能出面管理交易所的事务。当时，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副总裁。而在埃德华?H. H.西蒙斯（Edward H. H. Simmons）远在夏威夷缺席期间，他作为代理总裁行使职权。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当时以摩根公司场内交易人的身份而出名，而他的兄长是摩根公司的合伙人。
惠特尼走在人群当中，显得温文尔雅，非常自信—后来有人说他踌躇满志。（他自己的公司主要做债券生意，因此他不太可能过多地介人那天上午的混乱局面。）在钢铁股交易柜前，他出价205点买进10 000股。205点是最后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现在的报价比这要低好几点。在这宗完全缺乏正常买卖气氛的交易中，他买到了200股，然后就把剩下的订单交给了专业经纪人。他继续在交易大厅里转悠，并且以同样的方式下单，购买15或20来只其他股票。
情况就是这样，与会的银行家们显然已经插手干预。真是立竿见影，人们的恐慌心理顿时烟消云散，转而担心错过新的上涨行情。股价迅速反弹，节节攀高。
银行家们真的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护盘行动。这天上午，由于股价大跌，旨在止损抛盘的卖单（只要达到指定价格就卖出的委托）数量居高不下。许多客户对保证金催缴单置之不理，证券经纪人为了保护自己，已经下了许多止损抛盘委托。每一份抛盘委托都会增加股市上的股票供给，从而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因此，每一笔“割肉”交易都会导致另一笔接踵而至。这是名副其实的连锁反应。银行家们要制止的就是这种连锁反应，而且他们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在收盘前的一段时间里，卖盘委托继续从全美各地汇集而来，使得市场再一次变得疲软。就像抛售导致星期四变得不可思议地黑暗、恐怖一样，黑色星期四自己也恢复得不可思议地快。《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指下跌了12点，或者说跌幅略大于上一交易日的1/3。钢铁股，惠特尼救市首选的股票，那天上午以205.5点开盘，比前市收盘价高出1-2点。当天，钢铁股最低跌到了193.5点，比开盘下跌了12点；[6]后又上攻到了收盘时的206点。当天，钢铁股出人意料地净涨了2点。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以83点开盘，并一路下挫，探底于50点，最后收盘于74点。通用电气一度跌到了比开盘价低32点的价位，而后又反弹了25点。在场外交易市场上，高盛贸易公司的股票以81点开盘，最低跌至65点，然后一路反弹，最后报收于80点。1. I.凯斯公司因为把许多风险资本投放到脱粒机生意上的离奇行为而出了名，那天股价净涨了7点。许多股民有充分的理由应该感谢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
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表示感谢。全美各地，人们只是朦胧地觉得股市行情有所好转。下午早些时候，当股市开始上攻的时候，自动报价机反应又滞后了几个小时。尽管债券行情自动报价扫U奸反映的即时报价显示，股市行情有所好转，但股票报价机仍继续机械地传递着最令人失望的信息。而且股票报价机上反映的信息才真正具有价值。可是，对于许许多多观看行情的股民来说，股票报价机上反映的信息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割肉清仓，意味着发财的梦想，事实上也是他们的现实，随着房子、车子、珠宝和名誉一起逐渐地消失。在股市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以后又出现了转机，这更使他们感到心寒。
那天晚上七点半、八点左右，股价收录机还没有记录完当天的不幸。自上午开盘以来大肆抛盘的投机者们默默地坐在交易大厅里，双眼紧盯着行情显示牌。几个月甚至几年养成的习惯，尽管现在到头来毫无结果，但一时半刻也不可能改变。因此，趁当天最后的交易还在记录当中，他们有的愁眉苦脸，有的一脸严肃，夜晚出来聚集在一起。
华尔街上，各办公大楼灯火通明，证券公司的职员们正忙着结算当天的交易。邮递员和交易大厅的侍从，他们都没有亏损的烦恼，兴奋地在大街上玩笑取乐，直到警察前来制止。35家最大的电讯社的代表们在霍恩布罗尔一威克斯（Hornblower and Weeks）事务所开会。他们临走时告诉媒体说“市场基本面是健康的”，“技术面也好于过去几个月”。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会议东道主发表了一份行情报告书声称，“从今天的交易开始，市场应该在为我们所认为的将标志着1930年特征的建设性进步奠定基础。”查尔斯?E.米切尔发表讲话声称，市场上出现的问题纯粹是一些“技术面的问题”，而“基本面仍然没有受到影响”。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 1858-1946年，美国政治家，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代表、财政大臣和参议员，在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译者注）发表讲话说，市场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查尔斯?E.米切尔。而印第安那州的参议员威尔逊则把股市崩溃的原因归咎于民主党反对提高关税。
星期五和星期六，市场仍保持巨大的成交量：星期五的成交量略低于600万股，星期六这个短市的交易量也超过了200万股。总体而言，股价走势稳定，星期五略有上涨，星期六呈现小幅下滑。有人认为，银行可能处置了它们在星期四的救市行动中吃进的大部分股票。不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而且人人都知道是谁采取了救市行动。银行家们同时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和实力，而公众则表示了热烈、慷慨的欢迎。拟纽约时报》报道，金融界现在“因获悉美国最有实力的银行有意联袂采取措施预防（恐慌）卷土重来而感到放心”。结果，市场上出现的焦虑情绪“平息了下来”。
有那么多的人关心美国的经济前景，并且在经历了星期四灾难后的两天里能够看好经济走势，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事。乐观中甚至包含着自鸣得意的成分。驻守在克利蓝夫的艾尔斯（Ayres）上校坚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此成功地摆脱那么严重的股市崩盘。另有人指出，商业前景看好，股市崩盘丝毫不会影响商业走势。没人知道，而且也不会有人太经常地强调：有效的咒语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知道。
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总裁尤金?M.史蒂文斯（（Eugene M. Stevens）曾经说过：“在商业中，任何因素都无法解释神经过敏的原因。”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指出，石油业没有发生能够证明人们担心的理由的“基本面变化”。查尔斯?M.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认为，钢铁业出现了“基本好转”，变得更加稳定，并且补充说，这种“良好的基本面状况”应该会对钢铁工业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鲍尔文机车工程公司（Baldwin Locomotive Works）董事长萨缪尔?沃克莱恩（Samuel Vaukelain）宣称，“基本面良好”。胡佛总统发表讲话说，“全国的基本商情，不论是商品生产还是销售，都处于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胡佛总统拒绝就股市（如当时股票便宜）发表更具体的看法。
其他很多人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煤气与电力联合公司（Asso-ciated Gas and Electric）总裁霍华德?C.霍普森（Howard C. Hopson）忽视了基本面的参考指标，并且认为“取缔投机者的冒险行为无疑有利于全国工商业的利益”。（霍普森先生自己也是一个投机者，尽管他从事的是结果更有把握的投机生意，但同样也应该予以取缔。）一家波士顿投资信托公司在《华尔街日报》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S-T-E-A-D-Y Everybody！（诸位，保持镇静！）冷静地思考才是适当的行为。请注意美国最大几家银行总裁的讲话。”这个不和谐的音符，虽然是一个重要的不祥征兆，但没有引起重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一1945年，美国惟一一个连任三届的总统，1929---1932年任纽约州州长。—译者注）州长在波基普西（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译者注）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投机狂热”。
星期天，有人发表长篇演讲指出，美国受到了神圣的惩罚，并不是完全被冤枉的。美国人的脑子里只想着发财，忘记了精神的价值。现在，他们受到了惩罚。
几乎人人都以为这次沉痛的教训已经过去，现在真的又能够恢复投机活动了。对下个星期股市走势的预测充斥各家报纸。
普遍的观点是，股票价格将再一次变得偏低。因此，会有人迫不及待地大肆补仓。经纪公司传出了许多传闻，其中的某些传闻还颇有启示意义：在股市开盘之前，已经堆积了大量的买单。星期一，通过报纸发起的联合广告行动中，各证券公司表达了他们希望迅速恢复交易能力的强烈愿望。有一家证券公司说道：“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有鉴别地（这始终是谨慎投资的一个条件）买进证券的投资者满可以极有信心地这么做。”星期一，灾难真正开始了。
注释
[2]哈特立表示服罪，并于1930年初被判处长期监禁。
[4]出资金额，或者说，承诺的出资金额从来没有明确过。Frederick Lewis Allen （Only Yesterday, pp. 329-330）声称，由每家与会公司或银行，以及后来加盟的第一国民银行小乔治?F.贝克（George F. Baker, Jr.）各出资4000万美元。这笔总额2.4亿美元的资金数额太大，在当时不 太可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rch 9,1938）随后报道说，它们总共才出资2 000万一3 000万美元。
[6]当时，股票报价在正常情况下四舍五人到整数，钢铁股报价好像是一个特例。
[7]这一点参见Garet Garrett in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December 28,1929），并且在胡佛先生的回忆录中得到了普遍确认。据加勒特先生所讲，银行家组成的银团要求总统发表讲话，表示像救市这样的安抚行动组织得相当不错。
第六章 事态更加严峻
1929年秋天，当时那种组织结构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问世112年。自成立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历过多个艰难时刻。1873年9月18日，杰伊?库克证券公司（（Jay Cooke and Company）破产倒闭，结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直接或间接殃及另外57家证券公司。1907年10月23日，活期借款利率在这一年的恐慌气氛中上涨到了125000 1920年9月16日（秋季是华尔街的淡季），一枚炸弹在摩根公司隔壁门前爆炸，造成30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
以往这些麻烦的共同特点就是事情发生以后不久就告结束。最严重的麻烦也都没有留下长期的后遗症。而1929年股市大崩盘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事态不断恶化；前一天看上去像是要结束了，但到了第二天才被证明是刚刚开始。因此，既无法确切估计它所造成的最严重损害，也没法保证可以尽量避免普遍性灾难。那些侥幸借到资金把第一张保证金催缴单应付过去的投机商接下来又得设法解决第二张催缴单；即使能把第二张应付过去，第三张、第四张催缴单还会接踵而至。到头来，投机商们会把所有的资金都赔进股市。那些财力雄厚、在股市大跌之前就安全脱身的投机商，自然会集结力量，伺机杀回股市。（10月24日，不但卖盘创纪录地达到了1 289.465万股，而且买盘也丝毫不差地达到了这个数额。）再以后，投机者们持币观望，交易量大大缩小。就连那些整个10月和11月期间都在持币观望的投资者，当他们发现交易量趋于正常、华尔街重又恢复平静的时候，也重新买股建仓。结果，他们手中的股票到了两年以后其价格只相当于购买时的1/3或1/4。柯立芝执政时期的牛市真是不寻常的现象，它的冷酷无情也同样具有其不寻常之处。
10月28日，星期一，是股市反复出现大起大落行情的第一天，也是另一个可怕的日子。当天，股票交易放出了巨量，尽管成交量低于上星期四—两者分别是925万股和接近1300万股，但损失却要严重得多。《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当天下跌了49点。通用电气下跌了49点；威斯汀豪斯下跌了34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跌了34点；美国钢铁公司下跌了18点。确实，这一夭的跌幅大于上周发生大恐慌的整个星期。自动报价机所显示的行情又一次严重滞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这一天，股市一路下跌。下午13：10，有人看见查尔斯?E.米切尔去了摩根公司，自动报价机显示出不可思议的行情。钢铁股重整旗鼓，由194点上攻到了198点，不过，理查德?惠特尼没有出现。根据后来获悉的消息，米切尔很可能动用了一笔私人贷款。市场变得更加疲软，在收盘前的一个小时里，股价迅速下跌，换手股票达到了不寻常的300万股—可谓空前绝后。
下午16：30，银行家们又一次在摩根公司举行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8：30。据说，与会的银行家们态度乐观地向媒体披露，形势仍“保留着令人鼓舞的特征”，尽管他们没有作具体交代。不过，他们在会后发表的声明明确披露了持续2小时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声明说，银行家举行会议的目的并非要把股价维持在某一水平，以及保证每一个投资者获得一定的利润，而是维护市场有序运行，并保证股市能使卖盘和买盘在某一价位上成交。银行家关心的是不让拉蒙特先生所说的“气泡”出现。
许多像拉蒙特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那样实力较弱的投资者突然发现，在这个行情一路下跌的市场上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终于陷人了无法履约的境地。无论是有组织的支持，还是其他什么形式的支持，都已经无法对付压倒一切的病态的抛盘心理。银行家们在这次会议上商讨了如何在不打扰公众的前提下履行救市承诺的问题。
他们开出了一张冷处理的处方。星期四，惠特尼主张维持股价，保护利润，或至少制止亏损。这也是广大投资者梦寐以求的。对于以保证金交易方式购股持仓的投资者来说，灾难是单面性的，就是股价下跌。而现在，股价看来要一路下跌。投机者们的惟一安慰就是他们的破产程序能够以一种有序、适当的方式进行。
当时还没有实行反诉的做法，我们在政治生活中支持极端的言论。那些善于耍弄欺骗伎俩的人即便不总能成为风云人物，也注定会出名。在商界，情况就截然不同，我们令人吃惊地讲究文雅和宽容。至少出于对公众的考虑，为了他们的面子而提出一些荒谬的要求或作出一些荒谬的申辩。
28日晚上，当听说纽约最有实力的银行准备采取措施防止恐慌卷土重来的消息时，再也没有人会产生安全感了。市场再次表明非人力因素超过了任何人的控制能力。一旦人们这样看待市场，那么其后果令人恐怖。但就是没人出来指责银行家们看着有人无力履约而见死不救。第二天，居然还有那么些人在谈论市场将得到有组织的支持问题。
10月29日，星期二，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问世以来最具灾难性的一天，并且有可能是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一天。这一天汇集了在这之前所有糟糕交易日的全部糟糕特征。成交量远远大于黑色星期四，股价跌幅几乎与星期一持平，不确定性和恐慌程度相当于黑色星期四和星期一。
股市一开盘，就开始出现大量抛盘。单宗卖盘的数额到了不能再大的地步。在开盘后头半个小时里，交易额已经达到了相当于日交易量3 300万股的规模。银行家们召开会议决定压缩的“气泡”变得很大。许多股票重复出现只有卖单涌了根本没有买家接盘的状况，怀特缝纫机公司（White Sewing Machine Company）的股票上几个月曾涨到过48点的高位，28日报收于11点。据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介绍，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个聪明的信使，他突发奇想，决定下单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吃进一批股票，结果，由于没有其他买单，他居然做成了这笔交易。[1]当然，自动报价机显示的行情再次大大滞后于实际行情，截至收盎印寸，两者相差了两个半小时。这天，纽约证券交易所有记录的成交量达到了1641.003万股，肯定还有没有记录在案的交易，这是通常认为的巨大日交易量的3倍多。《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又下跌了43点，已经抹光了12个月来实现的巨大涨幅。
由于股市在收盘时没有出现反弹，因此这一天的下跌行情预示着更糟糕的走势。星期四惠特尼出价205点买进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在这一天里曾跌到了167点，尽管收盘时回升到了174点。美国罐头公司股票以130点开盘，曾跌至110点，后又回升到了120点。威斯汀豪斯的股票以131点开盘（（9月3日，该股报收于286点），后来跌到了100点，最终又回升到了126点。但是，在这可怕的一天里，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了投资信托身上。投资信托岂止是价格下跌，而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们有可能变得一钱不值。高盛贸易公司的投资信托头天下午报收于60点，这一天跌到了35点，并以这个价格收盘，跌幅几乎达到50%。蓝脊公司其子公司和孙公司曾经采用过杠杆发行的魔法，现在由于杠杆产生了反向作用，因此股价跌得更惨。9月初，蓝脊公司股票的卖出价是24点，到了10月24日已经跌到了12点，不过接下来的两天还比较抗跌。但是，29日上午，该股以10点开盘，一路迅速下跌到了3点，一下子跌掉了2/3以上，后来有所回升。其他投资信托的价格跌得更惨，而且根本就是有行无市，没有买家接盘。
华尔街最糟糕的一天终于结束了。这夭夜里，华尔街又是灯火通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公司及其员工，以及证券交易所的员工现在已是身心交瘁，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身心状态下完成记录和处理有史以来最大的日交易量的。所有这一切是在事先毫无“事态会有所改观的保证”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事态有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一家证券公司有一名员工因劳累过度而晕了过去，醒来后仍继续工作。
在股市崩盘的第一个星期里，遭遇“戮杀”的是无知的新手；而在第二个星期里，显然有许多经验老到、财力雄厚的老将也受制于这个在规模和突然性方面堪与10多年前列宁（Lenin）发动的那场革命媲美的杠杆化过程。股票交易批量的规模表明大投机商在抛盘或者已经开始抛盘。其他迹象来自于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一个星期以前，全美各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门庭若市，如今却几乎门可罗雀。不过，现在陷人困境的投资者倒可以独自默默地忍受。
29日，银行家们又召开了两次会议，中午和晚上各一次。这一天，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一点几乎没人察觉，因为这天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流传着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至此始终主张稳定股市的银行家们现在决定抛售股票！银行家们的声誉甚至比股价还要跌得快。晚上的银行家会议结束以后，拉蒙特先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任务就是澄清或者否认他们已经在“清仓出货”—或者说，参与了“捕熊”行动。在对白天的市场表现发表了略显冗余的看法，并再次解释银行家们的目的不是把股价维持在某一特定水平以后，拉蒙特先生肯定地说：“与会的银行家们坚持并将继续采取合作的方式支持股市，而不会扮演抛盘者的角色。”事实上，就如后来的消息所显示的那样，蔡斯国民银行的艾伯特?H.威金此时已私下里抛售股票，而且数额已达数百万之巨。联袂护盘行动即使会取得成功，他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他必然处于一种值得关注的矛盾心理状态。
有组织的支持行动因此而宣告结束。这个词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仍然反复出现，不过没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在10月24日一29日的5天里，很少有人像纽约银行家们那样快速地蒙受损失。10月24日股市崩盘，对于公司和外地银行来说是一个信号，导致利率上涨10%以上，并且促使它们从华尔街撤回自己的资金。10月23日一29日，由于股价下跌，保证金账户被清算，因此经纪人贷款减少了10亿多美元。不过，公司和外地银行对来自纽约的可怕消息及时做出了反应，尽管它们的资金从未真正遭遇危险，但还是撤回了2亿多美元。各家纽约银行轻而易举地弥补了这些长期追随它们的金融家们留下的缺口，并且在发生股市危机的第一个星期里大约增发了1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纽约的各家银行屈从于普遍的恐慌，资金恐慌再加上其他灾难。股票低价倾销，因为它们的持有人无论以什么代价都借不到资金以继续持有它们。防止资金荒，对于股票持有人来说，可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他们理应表示感激。但是，银行得不到信贷，人们只记得它们勇敢地着手阻止股价下跌，但没有取得成功。
尽管这是一种取悦于人的假设，但人们很容易屈从于权力。当然没有理由认为，在大银行家们大权在握的时候，人们会对他们的权力感到愤懑不已。但是，正如从尤利乌斯一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1~公元前44年，罗马将军、皇帝、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等众多暴君的亡灵所证明的那样，人们从不怜悯那些曾经拥有权力而后又丧失权力或被赶下台的人。对他们过去的傲慢的憎恨与对眼下的软弱的蔑视会交织在一起，受害者或者他们的亡灵因此而注定要忍受各种各样的羞辱。
银行家们也逃避不了这样的命运。在以后的10年里，他们成了国会委员会、法院、媒体和喜剧演员们的攻击对象。那几天的自命不凡和惨痛失败便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一个银行家未必受人欢迎。确实，在健康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名优秀的银行家很可能不讨人喜欢。人们不愿把自己的钱托付给随和热情的人，而宁愿将它托付给能够拒绝别人、不愿与别人来往的人。不过，银行家看上去必须不像是没有出息、效率低下或者愚蠢的人，相反，就应该像1907年的摩根那样严厉、无情，正如他的继任者在1929年貌似或被认为的那样。
纽约银行家们的失败，并没有导致民众完全失去实际上的领袖，他们还有詹姆斯?约翰?沃克（James J. Walker, 1881-1946年，美国政治家，于1926-1932年任纽约市长，后因其政府腐败事件被曝光而被迫辞职。—译者注）市长为他们做主。那个星期二，他出席了一个电影展参展商会议，他呼吁参展商们“用电影来恢复人们的勇气，并点燃他们心中的希望。
纽约证券交易所本身也强烈地感觉到，恢复投资者的勇气并重新唤起他们的希望的最好办法就是股市休市一段时间。事实上，几天来，这种感觉正变得更加强烈，而巨现在又得到了大家极度需要睡眠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的支持。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员工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纽约市区的旅馆人满为患，而金融区里的饭店每天要营业15-20小时。员工情绪低落，差错越来越多。星期二，股市收市以后，一个证券经纪人发现了废纸篓里有一大堆没有执行的委托单，原来是他早些时候放在一旁，后来把它们给彻底忘了。[2]有一个客户，虽然其保证金账户的金额没有变化，但投票却已经卖出了两回。许多证券公司需要时间审核自己是否还具备清偿能力。事实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公司的不履约情况并不严重，尽管有家公司因一名员工疲劳过度出现笔误而递交了破产申请报告。
然而，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意味着股票失去了其全部价值，后果将不堪设想。证券就立即变成被冻结的资产，这样一来对于完全有清偿能力的投资者来说，就很难拿手中持有的证券进行变现，或者拿它们作抵押。而且，迟早会出现地下市场，人们私下把股票卖给越来越少仍愿意购买股票的买家。
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原则上由其会员管理。除了关于开展业务和预防欺诈的总章程以外，纽约证券交易所还受一些不太重要的州或联邦法规的约束。这意味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管制交易活动的法规必须接受审查并予以贯彻。股票上市必须经过审批，交易所大楼和其他设施必须有人管理。就如同美国国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管理采取委员会的形式（各委员会又由人数略少的会员小组领导）。关闭交易所的决定须由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作出，该委员会由40名委员组成。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举行会议这一消息本身，几乎肯定会对股市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如此，29日星期二中午，纽约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举行了会议。管理委员会成员离开了他们位于二楼和三楼的办公室，没有去平时的会议室，而是来到位于交易大厅下面的股票结算公司总裁办公室。几个月以后，代理会长惠特尼极其详尽生动地描述了这次会议。“他们举行会议的办公室从来没有召开过这种性质的大型会议，结果大多数与会者不得不站着或坐在桌子上参加会议。随着会议的进行，楼上交易大厅里的恐慌气氛越来越浓。最新股价每隔几分钟公布一次，股价一路迅速下滑。与会者不停地抽烟，每支烟点燃后猛抽两三口就被撇灭了，然后又点燃另一支烟，他们的抽烟方式足以反映他们当时的心情。不一会儿工夫，狭窄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令人窒息。”
紧急商议的结果就是晚上再举行会议继续讨论。到了晚上，股市早已出现小幅反弹。于是，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股市继续开市一天，看情况再定。第二天，由于偶然想到了一个更理想的方案，股市继续开张。不过，接下来几天正好是节日，于是可以缩短开市时间。公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股市似乎还相当坚挺，足以承受这项决定。
有很多人仍然希望交易所休市。惠特尼后来说，尽管肯定有点夸张，“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局把一些猎物的生命（最终）延续到了大家都希望不关闭交易所为止”。
第二天，所有这些因素正是在救市无望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拯救股市的作用。虽然成交量仍然巨大,T投价却出人意料、奇迹般地正跌回升。《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当天上涨了31点，从而弥补了很大一部分头天出现的缺口。股市反弹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有组织的支持”已经没人相信，“有组织的安抚”还稍微可信一点。29日晚，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胡佛总统的朋友、官方经济观点的资深鼓吹者朱利叶斯?克莱茵（Julius Klein）通过电台提醒全国人民说，胡佛总统曾经说过“国家的经济状况基本健康”。他又用坚定的口吻补充说，“我想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基本健康的”。星期三，高盛公司的沃迪尔?卡钦斯（Waddile Catchings）从西部旅行回来宣布，总体经济形势“毫无疑问是基本健康的”（尽管当时同样的话不可能肯定出白高盛公司每一个高层领导人之口）。阿瑟?布里斯斑对赫斯特（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年，美国报刊出版商。—译者注）的读者发表讲话说：“如果你蒙受了损失，就想想生活在贝利峰（Mount Pelee）附近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聊以自慰吧！”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波坎迪克?希尔斯（（Pocantico Hills）在数十年以后发现的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39一1937年，美国石油大王。—译者注）的首次公开讲话。据资料记载，这是一次有感而发的讲话。华尔街有人（也许是某些知道再次请求胡佛总统就股市说些鼓舞人心的话并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人）可能明白，洛克菲勒的讲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影响更大。这次讲话的大意是：“我和我的儿子相信国家的基本经济形势是健康的……所以这几天买进了一些健康的普通股。”洛克菲勒的讲话广受赞许，尽管自诩为喜剧演员、作家、统计学家和受害者的埃迪?康托尔（Eddie Cantor, 1892一1964年，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后来说道：“当然，别人谁还会有闲钱呢
华尔街对星期三奇迹的解释是前天发布的分配红利的消息（而不是什么恢复信心），而且这一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发布这条消息同样也是有一定组织的。美国钢铁公司公布了分配特别红利的方案。美国罐头公司不但宣布了分配普通股利的消息涌了且还公布了分配特别红利的方案。这几缕飘浮不定的阳光在下曼哈顿这个被黑暗笼罩的“深山峡谷”里深受欢迎。
在洛克菲勒的讲话传到华尔街以前，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出现了相当不错的转机，以至于理查德?惠特尼能够有把握地宣布在次日（星期四）中午以前股市不会开张，星期五和星期六仍然休市。“神经过敏”明显已经度过了危机期。在芝加哥的交易大厅街，一个男孩放起了鞭炮。“有人因保证金交易账户被冻结来轰炸交易大厅街”的传闻，就像熊熊烈火那样势不可挡。好几辆警车呼啸而至，前来捉拿歹徒，要他们赔偿损失。在纽约，一个佣金商的尸体从哈德逊河被捞上了岸。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9.40美元的零钱和几张保证金催缴单。
10月31日，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3个小时，成交量超过700万股，而且股市又收复了一些失地。《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指数上涨了21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周报显示，经纪人贷款减少了10亿多美元，是公开宣布的最大周降幅。保证金比例规定也已经下降到了2500。现在，各联邦储备铡于已经把再贴现利率从6%降低到了5%，同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大量购进债券，降低贷款利率，并且放开信贷供给。高涨的股市已经开始暴跌，先前盼望的抑制措施现在可以让位于刺激市场的宽松政策。在充满吉祥征兆的时候，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股市休市3天。说是休市，其实业内人士根本就没有休息。证券经纪公司夭天全员上班，交易所大厅也为纠正无数误解和错误而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星期五，在观光廊里参观交易大厅的游客绝不会认为交易所休市。
周末传来了一个不利的消息。星期六公布了明尼阿波利斯福谢（Foshay）企业2 000万美元的破产案。福谢大约在美国12个州，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国家拥有公用事业公司，还在其他地方购买了旅馆、面粉厂、银行、制造和零售企业。"32个传说”方尖塔—该公司的标志性建筑物依然巍巍矗立在明尼伯利斯的地平线上。8月，国防部长詹姆斯?W.古德（James W. Good）刚刚主持了隆重的剪彩仪式（古德部长把它比喻为“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纪念碑”。）困福谢几乎出于纯技术的考虑，选在这个节日似的喜庆时刻宣布破产。他的生存取决于他继续向公众推销股票的能力，股市崩盘切断了他的收人来源，迫使他只能依靠企业的菲薄收人度日。
其他方面都传来了利好消息。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P.小斯隆（Alfred P. Sloan, Jr.）发表讲话说：“经济是健康的。”福特汽车公司通过宣布普遍降价来强调相同的信念：“……我们觉得此举是我们为继续保持良好的商业发展势头作出的最好贡献。”“流浪者”牌车价格由450美元降到了435美元；“热带鸟”牌车价格从460美元下降到了440美元；“都铎”牌轿车由525美元下降到了5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休市的3天里，各家报纸报道了买单纷至沓来的传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传闻比上个星期更加可信。股市毕竟是在连续两天表现极好的反弹以后才休市的。《巴伦商业与金融周刊》指出，现在可以相信，股票将“除去希望和虚构因素以后”重新开市交易。星期一，国民商业银行信托公司（Commercial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在《纽约时报））上以5栏的篇幅刊登广告，“……我们坚信我国工商业的基本状况大体健康，并且基本没有受到削弱”。
这一天，股市一开盘就出现骇人听闻的暴跌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