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 月，时机到来了。当时我们在恩迪科克参加百分之百推销员俱
乐部会议。公司户外运动日那天，父亲和我到公司的乡问俱乐部观看体育比
赛。我发现麦克道尔在网球场边上，便对父亲说： “爸爸，我们必须采取行
动，扩展我们的研究计划。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沃利做起。我们的人当中非他
莫属。他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这很重要。我认为我们担任研发工作
的那个人没有这种能力，也认识不到有这种必要。”
父亲显然已经考虑过了，断定换人是必要的。他说： “这是个好主意。
你过去和他谈谈吧？”
我绕过网球场，找到麦克道尔，问他是否愿意调到纽约，大量聘用工程
师。他说：“你说的大量是什么意思？是几十位吗？这我呆在这儿就能做到。”
“不是，我指的是至少几百人，也许几千人。”
沃利吃了一惊；但是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任命他为工程部主任。他的前
任继续担任副总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卸除了承担责任的负担，他似
乎自由了，劲头也来了，有效地支持了电子技术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晶体
管领域。与此同时，麦克道尔进行了招聘工作。起初吸引电子技术领域中的
精英并非易事，因为我们还没有搞成什么东西。我们不能说： “来看看我们
有什么吧。”我们的调子是： “来听听我们打算做什么吧。”但是，我们招
聘到许多人，因为我要麦克道尔聘用任何有足够能力干好工作的人。我不在
乎他们来自何处。因此，他网罗的人才形形色色——美国人、欧洲人、埃及
人、印度人不一而足。其中来自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一些人干得很糟——我们
所聘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成功率较高。但是，在我们获得足够数量之前，
这无关紧要。电子计算技术中的问题十分多样和难以解决，因此我们没有足
够的人进行这项工作便一事无成。一旦我们拥有这么多人，就可以进行筛选。
多亏麦克道尔的努力，在6 年时间里，我们的工程师和技师就从500 人增加
到4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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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验丰富的销售经理和计划人员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次招兵
买马。这些负责推销的硬汉是我们公司的核心。在他们看来，在打孔机象热
蛋糕一样畅销的情况下，我们急忙进入电子技术领域是不合理的。他们取笑
我们招聘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型人才是 “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和“不切实
际的文人”。但是，父亲让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尽管我后来发现，他密切地
注意着我们的工作。沃利。麦克道尔调到纽约之初，每天上午 11时30 分，
一位小店员会把两盒午餐送到他的办公桌旁。
11 时 35 分，父亲走进门来坐下，打开一个三明治一边吃着，一边向他
询问工作情况。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在几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是如
此。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终于开始生产电子计算机。那是 1950年6 月；
当时父亲在欧洲忙着创建 IBM的国际贸易公司。他打电报给杜鲁门总统，说
公司的人力物力任凭政府使用，指名要他们同我联系。我派伯肯斯托克到华
盛顿去了解我们能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会主动表示，公司愿为应付这场战争
而制造一种计算机；我认为这是好事。在我看来，假如我们能够按照政府合
同制造几台一个类型当中唯一的一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将能够初露锋芒。
1950年秋季，伯肯斯托克把时间全用来走访五角大楼的各个办公室，参
观政府的实验室，以及同国防工业承包商接洽，询问他们在计算方面的需要。
他把一位名叫赫德的数学家带在身边。赫德是 1949年从原子能委员会的橡树
岭实验室跳槽到我们公司的。他对科研计算了如指掌；实际上，他曾经在向
工程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推销打孔机的活动中充当先锋。
他们考察了许多同国防有关的领域——原子能、导弹、密码破译、天气
预报、军事演习等等。他们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迫切需要高效能的计算
机。那时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有一种严重的紧迫感。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才5 年，但是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被遣散——我们的军人重新过上平民生
活，我们的舰队处于备用状态，我们的坦克和轰炸机已被拆毁。由于朝鲜战
争占用了我们仅有的常设军队，人们担心俄国会乘机在欧洲或世界的某个别
的地方发动攻击，因此，1950年秋，急急忙忙地实行了重新动员和重新武装，
在伯旨斯托克和赫德四处奔忙的同时，朝鲜的局势越来越糟——11月间，中
国人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把我们的军队赶出北朝鲜，赶到朝鲜半岛的南
部占三分之一的地区。
鉴于令人悲观的局势，伯肯斯托克和赫德所提出的计划比我所预料的大
胆得多。他们说，我们应当制造一种可以应用在他们所研究过的所有国防用
途之中的全用途科学计算机。赫德对我说： “它大概不能解决任何人百分之
百 “的问题。但是它将解决其中百分之九十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将能力
多达30 台的这种机器找到主顾。
这个主意从两种意义上讲是激进的。从技术上讲它是激进的，因为那时
大概总共才有6 台电子计算机，除埃克特和莫奇利外，大多数设计者所考虑
的仍然是一个类型的机器只制造一台。从财务上讲，它也是激进的，因为伯
肯斯托克和赫德要我们自己支付设计费用。伯肯斯托克指出，倘若我们接受
政府资助，我们将不得不向政府提供大量有关资料，以致我们的专利地位永
远也不会牢固。
我问道： “这要花多少钱？”
他说： “设计和制造样机要花300 万美元。整个计划的费用将是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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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二四倍。”
他所谈论的是公司历史上远远超过其他计划的耗资最多的计划：是父亲
的“程序选择式电子计算机”费用的10倍。我要求进一步了解这种机器。于
是，1951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只有威廉斯
和我是与会者当中的非技术人员。赫德、帕默和伯肯斯托克把他们的皮箱放
在桌上，取出里面的新型计算机设计图。这种计算机是用电线连接起来的一
堆令人迷惑不解的黑箱子。在几年的努力之后，关键时刻终于到来。我们有
这笔钱；我知道，我们只要说这项计划对战争的胜利是有益的，就能对父亲
和其他经理们证明其合理性。我不想征求我们的推销和市场调研人员的意
见，因为他们一旦知道我们想干什么，马上会表示反对。这也不是我能够同
父亲详细讨论的一项决定——我自己的了解是粗略的，因此我绝对无法回答
他肯定会提出的问题。因此我只好自己干。我有一屋子有才能的技术人员，
他们个个情绪激昂，跃跃欲试。不过，这是一笔300 万美元的赌注，同公司
两年前的全部研究预算数额一样大。因此，我对伯肯斯托克说： “咱们继续
干吧。但是我希望你会帮我一个忙。把这些计划书清理一下，然后你和赫德
出去试试，看看我们能否找到订购这种机器的订货单。”与此同时，为了对
付销售部门的怀疑论者，我们为我们的新型计算机取了一个充满爱国情感的
名称：国防计算机。
在伯肯斯托克和赫德外出推销之前，我们必须确定这种计算机的价格。
公司里没人知道怎样为电子计算机订价。因此，帕默和手下人计算了一下我
们购买真空管要花多少钱，在此基础上增加50％，得出每月租金8000 美元。
然后，伯肯斯托克和赫德走访了他们曾经去过的所有国防工业实验室，宣传
“国防计算机”将具有的新优点。客户们订租很踊跃。不到两个月，我们获
得了 11个客户的订单，还有 10个可能的客户。有了订单，威廉斯和我将计
划提交给父亲。父亲没提任何问题就批准了。
许多人有这样一个印象，即父亲和我在采用电子技术的问题上始终有分
歧。比如那次他把负责工程技术的副总裁叫来。但是，奇怪的是，除此之外，
电子技术是我们没有争论的唯一重要问题。我认为，假如没有我的努力，父
亲最终也会使 IBM采用电子技术，因为他喜欢运算速度。在 “国防计算机”
问世之前，父亲参观了由他捐款设立的一个哥大实验室。那里的研究人员正
在试验高速电路。他回来之后顺路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他那副兴奋的样
子。他说： “你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人每
秒钟做了20万次运算！”但是，正如事情的结果所表明，我认为父亲打定主
意要把采用电子技术的机会留给我， “国防计算机”是他让我作为一名经理
所冒的第一次巨大风险。
这项计划一上马，生产一种新型电子计算机的想法吸引了我的想象力；
这完全超出了我所认为的商业活动的能力。我认为 “国防计算机”计划类似
于赖特兄弟所做的事情。他们想飞，却遇到了许多障碍。他们遇到了功率问
题、如何使机翼具有提升力的问题，以及如何控制机翼的问题；他们遇到了
如何起飞的问题。他们必须研制高效率的螺旋桨；当他们试图按照轮船的螺
旋桨仿造的时候，发现它根本不能用；水和空气是不可相比的，这些问题都
是各不相同的；假如他们不能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他们就永远也飞不
了。尽管如此，这兄弟俩，加上来自他们的自行车铺的一名助手在短短7年
左右时间里解决了其中的每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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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尽管我们的人比他们多好几百，经费也多
得多。我们即将放弃穿孔卡——一种我们十分了解的速度较慢的媒介——采
用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速度百倍于此的东西。我们正设法开发逻辑电路、存
储电路、磁带处理装置、记录头、从穿孔卡向磁带转移资料的技术，并且同
其他制造厂家共同开发真空管和磁带本身。帕默的实验室旧楼装不下，占据
了另外一座楼房，它就在我们的土地上，濒临哈德森河，原是一座制酸工厂。
我们将其修建成我们的真空管和电路研究实验室，而所有磁带开发工作则在
原先的房子里进行。我们实质上是在学习一种全新的行业。
在我看来，这一切是奇妙的和惊人的。那时只要到波镇来，就会感受到
工程技术上的根本性变革。在恩迪科特的实验室给我的感觉总是象一座沉闷
的博物馆——在那里，新的构想很少，并且必须严加保密。而波镇则是个完
全开放的地方——构思似乎象空气一样多，给人留下前途无量的印象。恩迪
科特的老 “发明家”们彼此分离地工作；而在波镇，人人都相信合作是推进
复杂的电子技术项目的唯一途径。所到之处充满了想象万和发明力。我记得
有一天，我走进实验室，发现一台吸尘器被安装在一台磁带机的底座上。我
问工程师詹姆斯·韦登哈默这是十什么。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想法，即利用
吸力防止松弛的磁带被弄乱。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构想。至今所有高速磁带
驱动器都是照此设计的。
随着 “国防计算机”的进展，公司的其余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这个项
目。这个项目赢得了一些重要的盟友，包括雷德·拉莫特 （他已经当上负责
销售的副总裁）和打孔机生产部门的销售经理文·利尔森。我一直等着父亲
就研制这种机器一事对我进行事后指责。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项目
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公开为它祝福。他在 1952年4 月的年会上向股东们宣布，
IBM正在制造一种电子机，其运算速度是程序选择式电子计算机的25倍，将
同平时的产品一起出租和维修。我可以肯定他是有疑虑的。3 月间，他同整
个董事会一起来到波镇观看 “国防计算机”的样机。负责展示这种机器的一
位工程师有些得意忘形，说未来属于电子计算机。我后来得知，父亲看来对
电子计算机如此受重视感到不安。但是他始终没对我提这件事。要是在一年
前，他会说： “难道没有人已经告诉这个年轻人，本公司的前途仍然在生产
打孔机上面吗？”我想他己开始意识到电子和电脑工业时代就要翩然降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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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父亲这个时候已是 70 多岁，做事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每天早晨来上班的
时间越来越晚，午饭后还要在办公室隔壁的接待室里休息一两个小时。他把
一条毯子放在那里，午睡时就拉过来盖在身上。秘书们一直为他保守这个秘
密，因为父亲喜欢给人留下一个精力充沛的印象。当他在公开场合露面时，
他是个尽善尽美的演员，即使是身体不舒服时，他也总是挺拔地站着，象一
个比他年轻30 岁的人那般步履矫健。有时他真象是能从工作中汲取精力。比
如说吧，在我们参加讨论会时，他会告诉我，他累极了，必须躺下来休息。
可是在离开会场往电梯走的路上他会遇到久违的什么人，并开始和人家谈起
工作上的事来。父亲能够就这么站着谈上20 分钟，不但不嫌累，好象连他原
来的疲劳也消除了。
可是我清楚，他不再象从前那么强壮了。我开始保护他的健康。每次我
们一起乘火车，半夜醒来我总是要去看看他有什么不妥。记得有一次，在从
印第安那到华盛顿的旅途中，我把头探进他的包厢里看他，发现他不见了。
我穿上衣服找他。后来我发现他正在车箱通道里来回地走，西装笔挺，扎着
领带。 “你没事儿吧，爸爸？”我问。
“没事，我感到有点不大对头，所以起来散散步！不过真的没什么。”
也许他夜里醒了，觉得自己快要离开人世了。现在我知道老年人都会有
时出现这种感觉，在夜里猛地惊醒，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了。
他需要借散布来驱走这种感觉。
1950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他一道去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上，他的讲话
很失败。共济会要在巴尔的摩饭店为他颁奖，而他除了在草稿上潦草地写下
了几点演说题纲外，几乎没做任何准备。他以为凭这个题纲就能展开他的讲
话，然而，这是一个 76 岁的老人所不能做到的，看着他把演说草稿翻来翻去，
我为他感到难堪。讲完之后他问我： “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
我说： “讲得不错，爸爸。可是您知道，象演说这样的事是您力所不及
的，您不该再做大多的演说了。”我告诉他，如果他以后每次讲话只发表两
三分钟的精辟见解而不是做长篇大论，他就能成为商界人人崇敬的人物。从
那以后，我尽我所能避免让他在公众面前陷入困境。当我们的下一届年度大
会的日期迫近时，我跟他讲清楚，如果有棘手的专家、内行们用无休止的问
题向他开炮，那么，由我来对付他们。父亲对此完全同意，他认识到自己有
点力不从心了。私下里他还是坚持由他说了算，不过每年一度的年会上，他
都让我发挥比上次更大一点的作用。
我从没这么想过： “这老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才告老还乡？”记得有一次
乔治·菲利浦斯对我说：“汤姆，你知道，你父亲已经77 岁了，他已经平安
渡过一般人易患心脏病和癌症的年纪。如果他要得这些病早得了。现在看来，
他会相当长寿的。”我想： “嘿！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
我从不感到，他不肯退休，是对我的妨碍。大多数时候，他使我的生活
内容更加有意思，因为现在我可以给我的老父亲一些帮助，并因此得到他的
感激和赏识了。只有当我俩之间发生了极大的摩擦时，我才会回到家里对奥
利夫说： “真希望爸爸能退休，不再插手这里的事儿。”大体上我愿意让我
留在这儿。后来，认识了 IBM董事会成员迈阿斯克·莫勒，我们成了莫逆之
交。他和他父亲之间的情形几乎同我们一样，老莫勒创建了丹麦哥本哈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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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莫勒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公司之一。迈阿斯克接替
了他父亲经营公司。老莫勒大约90 岁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常常得住进医院
治疗。不过，他会跳下病床，直接跑到办公室里，取消迈阿斯克已发出的全
部指示。迈阿斯克的妻子有一次对我说，如果莫勒先生再活上几年的话，那
么需要住进医院的就不是他而是迈阿斯克了。但是迈阿斯克却对此很容忍，
因为和我一样，他对他的老头子也特有那种固执的忠诚。
我希望我和父亲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可以走进他办公室，把脚翘在桌子
上，和他共谋 IBM的前程。到了50 年代左右，我认为我已学会了如何经营企
业。我懂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轻人的精诚协作，并且知
道我要使 IBM向何处走。但是父亲还是不肯放松对我的扶持。我还只是个执
行副总裁。他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想担负更多的责任，那我必须一路同他斗
下去才能得到。有一次我向他抱怨他对我的苛刻，父亲咆哮道： “我并没有
多长时间能教你了，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教会你的办法！”他决心不停止他
的教育，直到他检验了我，冶炼了我，按照他的模子塑造出另一个我。
父亲和我的见面通常是在我劳碌一整天、快要下班的时候。他只有到了
黄昏5 点钟左右才真正开始来了劲头，而那时正是我要赶火车返回远在格林
威治的家中的时刻。总是在我正要回家时，蜂鸣器响了，我疲惫地坐在那儿，
听父亲对我宣布一项决定，而他的决定肯定要和前一天已商量好的方案恰好
相反。比如，他会说： “我要派法威尔到克拉马祖去。”
我会说： “爸爸，这件事咱们不是已经谈妥了吗，并且已经说好不让法
威尔去克拉马祖。”
“哦，我进一步考虑了一下，改变了我的看法。”
“可是我已经告诉了法威尔，说他……”
“你不应当那么做！”他会说。然后我们会一道去看赛马。
我们最激烈的争吵不是发生在外人可能听见的办公室，而是在东75大街
我父母的寓所里。要是我需要留在市内参加晚宴，或是要出席第二天清晨的
一个什么会议，我就不再赶回格林威治了，而是去父母那里过夜。我还是睡
在战前属于我的那间卧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总要那么
做。对父亲来说，这所宽敞、富足的房子代表着他一生中所追求过的一切。
而对我来说，它只带回我做 IBM推销员时在这里生活过的不太愉快的回忆。
我的父母还是常在晚间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过我有钥匙，可以自
行进入房子。俭朴的母亲从不雇用夜间帮工，除了门厅里一盏 10瓦的昏黄的
小灯外，其它的灯也一律是关着的。进了门，我总是先扭亮几盏灯。厅里有
漂亮的大理石旋转楼梯，墙上悬挂着父亲喜爱的那种巨幅油画，上面绘着暗
色的景物和懒洋洋的奶牛。二楼有一间很大的起居室，墙壁是镶板的，大扶
手椅上罩着栗色的椅垫，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摆满了家族
成员的照片，还有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题赠给父亲的照片。富兰克林·罗斯福
和丘吉尔的照片被尊放在壁炉架上。
我的房间还要再上一层。它舒适，宽敞，看起来就象一间普通的客房。
我总是一进屋就上床睡觉。等到我的父母结束聚会回家来时，我早已进入梦
乡了。父亲会借口向我道晚安而叫醒我，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问我过得
怎么样，开几句玩笑，然后他会话锋一转： “顺便提一下，儿子，我想再管
管西销售区，就管这一次。”
他从不顾我是不是己在一个环节上花了很多时间并且已经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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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说： “我对这事的处理一点都不满意。”于是我千辛万苦一砖一瓦建造
起来的大墙就整个地在我面前坍塌了，我爱这个老家伙，他也知道我爱他，
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或精力去重建他捣毁的墙。我会立刻从睡梦中清醒过
来，和他寸步不让地斗争。
其实，最佳战略莫过于让他自己打消念头了，如果是在早晨九点钟，并
且我刚刚度假归来，或许我会有心情对他说： “让我再考虑考虑。”不过通
常都是我猛烈地回击过去，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战。
母亲能听到我们怒气冲冲的吵嚷声—— “现在听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
事！” “不要那样跟我说话！”争吵会是在凌晨一点半，母亲最后不得不起
床劝解。我还能想起她穿着睡衣站在门口，头发因睡眠的关系蓬蓬松松的样
子。她从不偏袒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她总是说： ‘小伙子们，拜托你们快去
睡觉行吗？”
我和父亲的争吵常常是以眼泪告终的。我们流着泪互相拥抱，然后精疲
力尽地各自睡觉去。我们总是发誓再也不吵架了，可是不出两三个星期，肯
定又会有新的意见分歧，继而上升为白热化的争论。我和父亲就这样互相折
磨着，却不曾停战讲和。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之间爆发了一场
恶战，我逃出了房间。走廊的尽头是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弟查利·洛夫的办公
室。我闯进查利的门，也不管还坐在桌前的查利，倒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
查利当时肯定很吃惊。不过他是个很能理解别人的人，静静地问我发生了什
么事。
“查利，”我问他，“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和你父亲常常大吵大闹吗？”
他说： “那当然。”这话听起来很安慰。
父亲不断地试图改变我，我也不断地试图改变他。我希望他亲切随和，
不那么挑剔，而他却做不到。他希望我是个顺从、温驯，不那么具有反抗性
的儿子，这个我也做不到。我们都想要对方所不能给予的东西。母亲则尽她
所能缓和事态。有时她背地里同我谈起这些事。她总是说： “我比你父亲年
轻得多，对他的倔强和固执也深有感受。我也知道，你不得不一切服从他的
安排。可是，你一定得记住，你父亲已是个古稀老人了，大动肝火对他没什
么好处。如果正当你们争吵时他出了什么事，你会一辈子后悔的。我不知道
你们这些争吵是怎么开始的，也不知道你怎么做才能消消他的火气，但是我
请你一定要尽全力，千万不要让事情变得太糟。”
事实上，我能做的简直微乎其微，这也就是我们的争执令人深感不安的
原因所在。我和父亲的争吵凶猛、野蛮而又不可抑止。父亲钟爱我，盼望我
飞黄腾达；我钟爱父亲，希望他平安度过晚年，没有创伤，没有窘迫，没有
伤害身体的操劳。可是尽管我一直努力不幸负他的期望，他对我却从没有满
意过，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做儿子的能完完全全地获得父亲的欢心。每次当
他批评我时，我总是发现，要忍气吞声简直是不可能。
到了那时，我对自己经营 IBM的能力已是相当的自信，令我不太相信的
是如何对付父亲。我们在业务上的分歧多半是因为现在我比他更精于管理扩
大后的 IBM了。我们的失意越做越大。战后我回来的那年，我们的生意成交
额是 1 · 4 亿美元，到 1952年，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还多。父亲常常在两者
之间无所适从：一方面是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开始出现在我们帐面上的巨
额款项，另一方面是他那套只适用于现金交易的小公司的管理方式。他说：
“象你和艾尔·威廉姆斯那样管理销售根本不对。”我问他指的是什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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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做我们这行生意唯一的途径是让支公司和地区经理阅读所有的信号
报告。所谓信号报告就是推销员在遇到一个可能的主顾后写来的书面报告材
料。父亲当年在做地区经理时就曾阅读了每一篇信号报告。我不得不对他解
释，他的要求在今天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推销员平均每人每天交上来4 个报
告。大点的办事处有40 个推销员，一个销售区每天有近4，000 个信号报告。
如果地区经理必须把这些报告都读完的话，那他就别想干别的事了。 “现在
我们是大公司了，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难处，爸爸！”我不断地这么提醒他。”
也是由于他那一套落后的管理，他不愿意贷款。我们当时正在建厂，准
备制造供出租的计算机。这项投资几年内就可以为公司赚回大把的钞票，但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大量资金。父亲十分愿意公司发展壮大，但却不愿意借款，
经历了几次经济萧条之后，他感到必须要留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抵偿到期的
债务。
1950 年我们有 8，500 万美元的赤字，并不算多，因为我们只需付 2.5
％的利息，并且可以用出租业务的稳定收入来抵消。但是父亲一开会就没完
没了地唠叨。 “我总是放不下那笔8，500 万美元的债，”他说，“这笔钱一
直困扰着我。欠债这种事情是不能一笑置之的。我们必须时刻记着，我们还
背着债务。”
父亲为 IBM的发展寻找资金来源的方法是把利润重新投入生产。这也不
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一贯坚持给 IBM的股东们分数目很大的红利。年
复一年，父亲靠着机智的财会手段避免了投资和分红两方面矛盾的直接冲
突。他用股票而不是用现金来支付红利。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 100 股 IBM
的股票，到年终分红时，你可以额外再增加五股。与此同时，父亲的财务人
员在 IBM的资产负债表上，给新发行的 IBM股票标上5 美元的名义价格。其
实其市面价值每股在200 美元左右。通过这种方法，只需动用 IBM利润的一
小部分，就可以把 IBM的资产负债表结算清楚了。
这是很巧妙的一招。我们的赢利不断增长，股东们没有任何风险，可以
高枕无忧。但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权威们却为此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有经营
不善的公司也象 IBM一样，用发行新股的方法分红，借以掩盖他们无钱可分
的事实，那么这些权威们将毫无办法。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老板埃米尔 ·施
莱姆开始对此实行管制。他规定，所有新发行的用于分红的股票面值须与它
的市面价值相一致。
父亲对此感到难以接受。每年春天，当申报年度红利的季节来临的时候，
父亲总是系紧腰带，说： “唔，我又得去华尔街一趟，跟埃米尔·施莱姆摆
平帐目的事儿。”1949年前后他开始带着我一同去。 “要是你愿意，跟我一
起去吧！不过记住：不要多嘴多舌。”他说。
等到了埃米尔那里，他说： “埃米尔，我想请你看看我们公司去年的经
营记录。”施莱姆是个魁梧的大块头。他很想抵制住父亲这一套，可是不知
什么原因，父亲总能用花言巧语把他哄骗住。施莱姆会抱怨： “真搞不清为
什么我会容许你这么干。这样一来我只得也答应别的公司这么干了。”
“我的公司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只要看看我们的资料就知道了！”
最后施莱姆会让父亲再得逞一年。
1951年。施莱姆退休了，交易所换了一个新头儿名叫基恩·芬斯顿。他
原是康涅狄克州的一位大学校长。一年前的一个工作午餐会上，芬斯顿同我
有过一面之交。他打电话给我说： “我的人把你父亲和他的股票分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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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我听了。我花了几个小时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允许你父
亲再这么下去了。请你制止你父亲到我这里来，新官上任，我不愿把第一把
火烧在我们最受尊敬的一位企业家身上。”
我告诉了父亲。他说：“荒谬！真荒谬！”这一次我识趣地什么也没说。
过后，我一次又一次反复地跟他讲这件事。最后他说： “好吧，这次由你去
交易所，争取得到一个最好的结果吧！”从那以后，他一直把基恩·芬斯顿
说得一钱不值。他对人说： “你知道芬斯顿那家伙，他脑筋不大正常，他根
本就不懂得金融。”不过我却很欣赏芬斯顿的勇气。父亲去世后，我请他加
入了 IBM董事会。
我们需要借款，因为即使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再生产的话也还远远
不够。
IBM 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如果父亲对负债不那么深恶痛绝，事情也许
就会顺利得多。可是不然，威廉姆斯，拉莫恃，还有几乎所有的人都来找我
诉苦：“你说该怎么办吧，你父亲不愿再多借一分钱，而我们急需这笔款子。”
没有人敢去说服他，于是我不得不去。我一去找他，父亲就说： “我们
现在之所以需要惜钱，全都是因为你们大手大脚胡乱浪费的缘故。”我花了
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能说服他的突破口。我假装告诉他说： “好吧爸爸，现
在我们不必再借钱了。不过我们不能再雇用更多的推销员了，因为我们手头
的订单已经足够我们应付一阵子了”
不雇推销员，那简直如同杀了他一样。父亲自己就曾经是个推销员，并
且相信，推销员的增多意味着企业的增长。他于是就会妥协： “再给我看一
眼那些贷款数目。”然后他会指示秘书为我俩同银行约好时间，去借比威廉
姆斯他们预想的数目还多的钱。
我和父亲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反托拉斯运动了。杜鲁门政府对大
企业很苛刻，那时最高法院几乎在每一起反垄断的官司中都大获全胜。
1945年它打破了奥尔古公司对铝业市场的控制，几年后又迫使联合鞋业
机械公司分化为几家小公司，并引入外来竞争。我们知道，政府早晚会来找
我们的麻烦的。在美国，几乎每家公司的财会部门都使用着我们的设备，连
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也不例外。我们凭优质的服务获利，公司的增长幅度和利
润都是惊人的。我们的税前纯利高达27％。可是，尽管这一行业如此有利可
图，我们遇到的竞争却少得可怜。我们仍然占据着90％的打孔机市场。在最
高法院眼中，这就是 IBM垄断整个行业的铁证。二战刚刚结束，他们就开始
调查 IBM了，派人四处打听我们公司的事。有时调查似乎己不了了之，往往
正在这时我们又申报了比往年更高的赢利数字，或者反托拉斯委员会打赢了
什么大官司，他们就又打上门来。
父亲对此事的处理不甚冷静。在任职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时代里，他曾因
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而锒铛入狱。父亲怎么也忘不了当年的痛苦经历，它严重
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如今30 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伤口仍未愈合。他发誓无
论怎样我们也要斗争到底。大多数企业家对父亲表示同情。IBM 的成功不是
因为我们把别人挤出了行业圈，而是由于我们拥有优质的产品，天才的推销
员，无数满意我们服务的主顾 （其中也包括联邦政府），也由于我们二直把
实力集中在打孔机上，父亲不明白这些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制订这么一
项法律来禁止一个伟大企业的建立？如果这些不是非法行为，那么为什么
IBM 要遭到围剿呢？关于反垄断法父亲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是，即使你没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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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过错，法律也认为你有罪。最高法院要制裁我们，就因为他们认为市场上
同我们竞争的对手太少了。
父亲坚信自己有理。他用报纸的整个版面发布广告，赞扬自由企业制度。
他告诉政府，我们会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因为 IBM一向光明磊落，没有任
何需要遮掩的东西。他把上千页的文件交给政府检查，并花了很多时间去找
政府的律师，耐心地解释他的经营哲学和 IBM的经营实践。有时最高法院真
把父亲气得够呛。比如说有一次，他们派人来自称是反间谍活动专家，翻阅
了我们的外贸记录。但是父亲忍受了这一切，期待着政府最后能承认 IBM的
清白。他不仅希望政府能停止对我们的明查暗访，还希望他们能公开宣布 I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