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图10）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的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桔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2)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三百六十行，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会干事，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有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图11），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红楼梦》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张伯驹虽然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这十个字的本事，其实只是略见一斑。不过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里面还需要加点注，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官场更是如此，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进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
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的，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晃一枪，发现代时候，血窟窿已经在了。有的时候，其实仅仅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盖上一层纱布，薄薄的遮上点就得。历史最有名借口的故事，发生在唐朝的“名相”娄师德身上。此人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临别送行，劝弟弟千万制怒，别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说，人家把吐沫啐在我脸上，我也不生气，拿手抹去就是。娄师德说，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兴吗？正确的做法是等着吐沫自己干。就这样，我们的娄大人发明了一个成语——唾面自干。让后辈马屁精们，享用不尽。（图12）
娄大人对自家兄弟高标准严要求，但处理政务，却是个可人，特别通情达理。他所处的，是一个女皇帝当政的年月，主子特难伺候。武则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传统，死活喜欢上了佛教，不仅大修佛寺，广印释典，最后干脆爱屋及乌，把清俊的小和尚拉进宫来，作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开了，杀戒却还坚持着，不仅自家坚持着，而且运动女皇帝在全国禁止屠宰。
禁屠令一出，举国哗然，要中国人不杀猪宰羊，怎么吃肉？这大概跟要中国人命差不多。不过，哗然归哗然，皇帝的命令还得执行，只是执行过程中，上上下下，所行与所说，多了些许周折，娄师德下去视察工作，也免不了。宰相出行，尽管听说娄相脾气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须上。宾主坐好，管絃横吹，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烤全羊。厨子出来说明，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给咬死的。于是大家放心开吃。过了一会儿，第二道菜上来了，是红烧鱼。厨子又出来说明：这鱼也是豺咬死的。娄师德说，不是吧，应该是水獭咬死的。大家一片欢呼，还是领导高明，于是，鱼也下肚了。
鱼也好，羊也好，当然都是地方官让厨子准备下的，肯定不会赶那么巧，豺专门赶来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着给娄大人。又像娄大人修正那样，水獭专门咬死了鱼，献上来凑趣。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爷做事，总是需要借口，虽然当事的人心知肚明，却一般没有人会如此不识趣，出来说破。不过，凡是借口，必须能说得通，因此豺咬杀的鱼，必须变成獭咬杀的，因为，最后大家要一起骗皇帝，应付检查，不会水的豺，突然变成了捕鱼能手，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必须修正。只是现在的人们再干这种事的时候，早就由秘书和有关人员把借口编圆了，用不着劳动领导的大驾亲自出马。
进化论的道理，就是好，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的借口，还只是在跟法令绕弯子上做文章，现在的借口，不仅让法律法令都自己见了鬼，而且往往极其堂皇，极其正大。明明在违法，却好像是严格执法，明明在牟利，却好像是在奉献，明明是在越规，却好像是在禁欲。不明里就的人，如果不被感动得掉眼泪，多半是有些麻木。
可惜，现在的借口出台得实在是过于频繁了，一个两个又三个，什么把戏演多了，观众也就有了审美疲劳，加上回去一算帐，往往感觉自己亏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当年的借口一样，操作者只要把上级糊弄住了就行，至于做饭烧火和看着吃的人，尽管知道内情，又能怎样呢？就像许许多多的涨价听证会似的，大家都知道听证是假的，假得甚至有点过火，但只要开过了，给上面一个交代，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谁又能挡得住？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1)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二十八“遂通诸经”。靠的就是下死功夫，无论学什么，背不下来就不吃不睡。王闿运学问好，文章也不错，据说他最喜欢的是汉魏文，但看来时文八股也不差，20岁出头就中了举，文名遍于京师，被咸丰皇帝最宠信的权臣肃顺收在幕中，大被信任，“肃顺奉之若师保”。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咸丰是典型的“苦命天子”（茅海建语），一上台就赶上长毛造反，遍地烽烟，洋鬼子也来趁火打劫，在短暂的皇帝生涯里，几乎无日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清朝诸帝，每人都生一堆儿子，只有他，仅仅有一个骨血，看来是被国事耽误了）。实际上，他摊上的，是一个大转变时代揭幕后的短期平静的结束。在这个短暂的平静里，朝廷上下，从道光开始，雨过忘雷，全当洋鬼子没来过，鸦片战争没有发生，把头埋在沙堆里寻欢作乐，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小皇帝登基，更大的暴风雨来了，这时候，诺大的国土，想找个把头扎进去的沙堆也没有了。
幸好，苦命的天子还有肃顺。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肃顺其实要算是满族贵族中的明白人。在朝廷的危机中，肃顺给咸丰出的主意，至少在传统的政治的框架里，没什么大错，铸大钱，开捐班，虽然流弊不少，但军情紧急，朝廷又缺银子，作为权宜之计，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至于整顿吏治，杀几个大臣吓唬吓唬人，本是乱世的应有之义，无可厚非的。肃顺最明智的举措，是任用汉人（这大概有王闿运的功劳），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其实有一多半是托庇了这个举措。清朝的天下是八旗兵打下的，但还没等到肃顺这辈上，八旗子弟就已经变成了只会花钱享乐的北京大爷，钱花光了，欠了一屁股债就闹着让皇帝替他们还就是。可是这些大爷，却占据着朝廷官位的绝大部分。肃顺被杀之后，旗人们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肃顺总是说旗人混帐。其实，从国家的实用来说，旗人混帐倒未必，但没用是肯定的了。旗人没用，朝廷又急需用人，所以，曾（国藩）、胡（林翼）之辈的放手大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肃顺的任用汉人，也是不得已。只是，在任用汉人的同时，杀掉的几个重臣都是满人，一进一出，就显得肃顺的举措格外地偏激，让满人恨恨不已。
当然，肃顺，包括咸丰，也有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在于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洋鬼子到来的意义所在。在明知道抗拒不了人家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时候，还非要在西方公使驻京问题上斤斤计较，等于是为了一个老外磕不磕头的小事，跟人家玩命，最后丢了北京，躲到了热河。躲了也罢，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居然让原本跟咸丰构成争位对手的恭亲王奕訢，留在了北京主持和议。一旦和议成功，等于是把半壁江山给了他，而以当时的情势，和议是非议成不可的事。
就这样，躲到热河的皇帝一口气没咽下，窝囊死了，留下一堆寡妇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其中那个肚皮争气的寡妇，偏偏有政治野心，于是孤儿寡母和受命顾命的肃顺等八大臣之间，很快就剑拔弩张。聪明的寡妇叶赫那拉氏，联合了留在北京的恭亲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政变，从热河陪着咸丰的灵柩回京的肃顺，被伏兵所擒，躺在棺材里的咸丰皇帝，无论怎么不情愿，都挡不住自己的爱臣伏法。
肃顺死的时候，王闿运正好在山东，躲过一劫。
除掉肃顺之后的叶赫那拉氏（图13），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不过这位太后，虽然除掉了政敌，却把政敌的政策维持了下来，甚至比前任更加信任汉人，曾、左、李诸公，因此得以大施拳脚。只是在信任汉人的同时，朝廷对满人依旧优容，让他们安然地在街上遛鸟。当然，对洋人，经过一场战争，原来那点架子自然也端不起来，外国公使驻京，而且寡妇领着小皇帝也见了，不劳动人家跪拜。这样一来，清朝的危机渡过了，迎来了“中兴”。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2)
一般说来，太平天国造反的时期，是汉人中的精英特别容易出头的大好时机，多少山野秀士，草莽英雄，都凭借湘淮军以及其他的什么军而扶摇直上，出将入相。王闿运站错了队，固然于前途大有伤害，但念念不忘自己的知遇之主，却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的根本原因，当年“肃门四学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此人后来也在讨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得到了升迁，虽说不太顺，但也位至六部堂官。肃顺死后，王闿运一直心气难平，也曾赠金给肃顺遗属，也曾赋诗抒怀感愤，浇自家之块垒。据说，直到晚年主讲船山书院时，一日跟友人谈起肃顺之事，还不觉潸然泪下，慨然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说，人说肃顺是逆臣，但是对我而言，则为恩主。
说起来，王闿运也算入过曾国藩的幕。曾国藩帐下得到保举者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王闿运什么事，是王闿运不要，还是曾国藩不给，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倒是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曾国藩帐下，只传说王闿运一人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一说是暗示过曾国藩学魏武帝，可是曾国藩没有听。当然，也许是听进去了，只是做起来却反着走——在打下南京之后，随即解散了自己麾下的湘军。
如此一来，王闿运只好踏踏实实做名士了。诙谐多智的他，世间的一切，从此概以笑骂出之。用钱钟书的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在历史上，肃顺是权臣，但权臣差不多都是能臣，越是乱世，越是显出这些人的能耐。本来，受能臣赏识的王闿运，预定目标，也是能臣，或者是更大的能臣。曾、左、李，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话下，自负身怀“帝王学”的他，一肚皮杂学，不是用来在书院零批散卖的。然而，时运不济而且性情不苟的他，最后只好将“万字平戎策”，零卖了。买的主儿，像杨度这样的，用的时候，还完全弄错，不仅自己而且连累袁世凯都落了个千古骂名。
人言，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撒钱的兵法
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军头甲乙丙丁相互开打，先是电报战，然后上枪炮，忙得外国商人一船一船地将西方军队淘汰下来的军火运过来，中国成了国外枪械的陈列所。不过，跟贩运军火的商人不一样，在那些观察过中国内战的外国记者眼里，中国的仗，不是用枪炮，而是用袁头（银元）和烟土打的。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做，只要价钱合适，袁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全对，真刀实枪的战斗，在军阀之间也是有的，因为如果仗打赢了，袁头和烟土，一样不少。不过，中国那时候的战争，的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撒钱兵法，用的非常多，缺了这个法宝，好像战争就没味道了。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在孙殿英看来，蒋介石要算是个中的的翘楚，所以他是老大。其实，但凡成点气候的军头，多是此道的斫轮高手，只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碰上了一比，就看出谁都手笔更大了。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一边是冯（玉祥）、阎（锡山），一边是蒋介石。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蒋介石出手大，对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阎的人，也都翻了脸。
在蒋介石的手下，有位专门撒钱的高手，名叫何成浚，此公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位列上将，却没有带过一兵一卒，专干穿针引线，凿墙洞，挖墙脚的活计。中原大战的的西线，蒋介石把何成浚派了过去当总指挥，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原来依违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浚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三千佳丽，几乎把个汉口有点模样的妓女网罗一空。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对方的排以上军官，想要过来，也欢迎，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叠袁头走。
就这样，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瓦解了。战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但没说武官不能爱钱，不可好色，可见在过去的战争中，金钱美女作为基本的激励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次兵伐交，最后没办法了才动粗操家伙。伐谋伐兵，都要有金钱做后盾，因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艺，其实就是做买卖，多财才能善贾。北伐之初，革命军有主义，有精神，仗打赢了，有威有势，军阀们纷纷靠过来，一旦人多势众，主义和精神就不要了，清除共产党，跟国民党左派分手，当了家的新人，仔细打量一下，好像跟旧人也没多少区别，再一次军阀混战，精神和主义都靠不住，只能靠古已有之的老法子。多少年以后，有个研究这段历史的西方人看得明白，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叫做“流产的革命”。
其实，最严峻的问题是传统的强固，革命即使不流产，传统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1)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車，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图15）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杖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2)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的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防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事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1)
雇佣兵这种职业，在西方很早就有了。在封建时代，某些封建主由于“国家机器”不够强大，但又时不时的有仗要打，下面的骑士用起来太麻烦不说，还不一定顶用，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那就是雇佣兵。跟农人种地，工匠做手艺，商人做买卖一样，雇佣兵吃的就是打仗的饭，谁给钱给谁打，今儿为甲打乙，打完了之后，明儿乙只要出钱，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过来打甲，不存在任何的心理障碍。后来，西方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但雇佣兵的传统却并没有中断，断断续续地总有人干这个买卖，直到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地方打仗，就有他们的身影在，比如阿富汗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以及眼下的伊拉克。
19到20世纪的中国，是个多灾多难多战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雇佣兵来帮忙。最早的雇佣兵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兵和太平军打成一团，没断了有西方的雇佣兵掺和其间，看哪个顺眼，哪个给银子多，就帮哪个。不过，要说雇佣兵的大部队，还是在上海，1860年代，是个成全上海的年月，一面是洋鬼子看上这块地方，处心积虑在这里安营扎寨，一面是被太平军闹的，大批的长江沿岸的富豪都往这儿涌，托庇于洋鬼子寻个太平。当太平军威胁到上海的时候，所有这两部分人都有点急。鬼子急的结果，是他们宣布的中立有点名不副实，只要太平军逼进上海，他们出来干涉。而上海的富豪们的急，就急出了一支雇佣兵“洋枪队”。无论什么时候，雇佣兵总是出现在战场上钱和女人最多的地方，在中国也不例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个地方。
洋枪队的首领是华尔（Ward,Frederik Twnsend），一个美国的海上牛仔。这个牛仔纠集了一批闻着战争腥味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再加上来自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人，拼成了这支雇佣兵队伍，直接雇佣这支军队的中间人，是上海著名的钱庄老板和洋行买办杨坊。雇佣兵刚组队的时候，命并不太好，不仅跟雇主之间因文化的差异时有抵牾，而且西方列强一时也没有想明白该不该支持清政府，在上海的英国人还逮捕过华尔，把这个美国牛仔关进了局子。不过，没过多久，辛酉政变后，清朝新政府的温顺，使西方想明白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再限制洋枪队，而且还低价供给他们武器，甚至授权华尔查抄没收走私给太平军武器，结果是华尔招来了自己的弟弟，专做军火生意，哥俩发大财。而太平军在江浙的扩张，也逼得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下定了借洋师助剿的决心，洋枪队在清政府和西方的双重扶植下，迅速成了气候，从洋官洋兵，到洋官中兵，队伍达到5000多人。（图16）
真正让这支队伍运转起来的动力，当然还是金钱，还有女人。洋枪队的军饷，即使是中国士兵，也要高出湘淮军，至于洋兵和洋官，则要高出中国军队十几乃至几十倍。每攻下一座城池，都有额外的赏金。华尔和副领队白齐文（Burgevine）都有了中国妻子，华尔还是杨坊的女婿（女儿也许不是杨坊亲生的，很可能只有个名义）。至于其他人，上海有的是咸水妹，以及不咸的校书和长三。不仅如此，华尔还被朝廷赏给“副将”，使得这个牛仔可以对他的国人宣称他是少将。当然，即便如此，清朝的皇帝和太后，还是会有点心理不平衡，生怕“借师”丢了面子。每当这个时候，操办此事的臣子们就会跟他们讲唐朝郭子仪借回纥兵的故事，或者强调华尔如何的“慕义”“向化”，对中国文化如何尊崇，除了没有剔发之外，穿了华服（其实是满服），而且还入了中国国籍（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国籍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每个月6、7万两的银子没有白花，洋枪队在清军和太平军的对决中，还真是起了作用。洋枪队装备精良，不仅有先进的后膛枪，还有蒸汽动力的兵舰，和大量的开花大炮。关键在军事制度、训练和技术方面，都比太平军更有优势。步兵打起仗来会排西方的方阵，排枪射击，炮兵更是出色，可以借助仪器，间接射击，害得太平军还没有弄清炮在哪里，命就丢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洋枪队的缘故，李鸿章的淮军也得到了装备和训练两方面的改善，从而大大地超过了因西方武器禁运而处境艰难的太平军。华尔死后，接替统领洋枪队的戈登（Gordon），跟淮军的合作更加紧密，待到太平天国失败，洋枪队解散，洋枪队的所有装备连同训练方式，都进到了淮军里，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淮军的操练口令都是英语，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走起路来都横着。
外国雇佣兵的中国际遇(2)
不过，后来的淮军虽然武器装备换了若干茬，但训练却日见松弛，战术战法没有变化，制度和编制当初就没有改。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叛乱还凑合，碰到外国人，就不济事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1)
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又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图17）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2)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2006-5-3于京北清林苑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1)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18）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2)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1)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图19），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第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2)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选举与美女经济(1)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图20），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选举与美女经济(2)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它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一旦革命成了功——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份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享受。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稍有怠慢，就说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元回家乡，四处还钱。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伍，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很快，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手下这么多帮中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过去曾经一块混过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了上县，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分政府，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官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几天功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分政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作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帮中弟兄，分的不均，就是不是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被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了），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以色事人和以貌取官
眼下，女大学生分配，工作难找，但是美女除外，不用统计就知道，漂亮的女大学生肯定比相貌平平的同学就业率高。其实，到找工作的当口，无论男女，相貌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那些爹娘没有给个好皮囊的，怎么都要吃点亏，不仅今天如此，古代也差不多。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凤雏先生庞统（图23），由于生的难看，到刘备那里去求职，结果只得了一个小小的耒阳令，到任之后，终日沉醉在酒乡里。后来由于鲁肃和诸葛亮的大力推荐，才得到重用，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此事虽为演义，但史书上也有影子，只是为尊者隐，只记了后面的事，没提刘备重色轻才的糗事。
处于乱世用人之际，尚且如此，别的时候就更不好说了。南北朝选官讲究门第，但即使贵胄弟子，也须生得“美风仪”，才易得美官，做皇帝的近侍，那些歪瓜劣枣，长一副络腮胡子的家伙，大概也只有落寞的份。唐代实行科举，千辛万苦考上了，想要做官，必须得过吏部遴选的一关。这个时候，爹娘生得不济的主儿，就有些麻烦，得不到好位置不说，甚至有可能被淘汰。清朝是满人的天下，满人，或者说旗人是最讲规矩的，所以这个时代，做官的人至少在皇帝和上司面前，都必须做出一副奴才相。奴才相是什么样？古来没有定论，但首先必须是伶俐样，乖巧，低眉顺眼，但必须周正。其次是老实忠厚样。方头大耳，浓眉大眼加厚嘴唇者最佳，具体尺度，比照这个样子有所增减，但大体上不能太离谱。考试取官，衡文不衡人，虽然考生的“人事档案”上都有相貌的描绘，但无非“面白无须”之类，太粗，大体上还只能以文取人。即便如此，殿试的时候，长得对不起皇帝的，还是没有进入前几名的可能。有清一朝，传说有歪头举人，但从没有听说有过歪头进士的，如此说来，考前还是有相上貌的检验。
最露骨的以貌取官之举，要数大挑举人。在清朝，举人一般说来是不能直接做官的，但朝廷会不定期地在那些几次会试不第的举人中进行挑选，挑上的可以被派去做知县和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人称“大挑”。大挑不用考试，甚至挑和被挑者之间，话都不用说，一般是皇帝派个亲信王公，主持其事，被挑的举人们十个一排，跪在下面，王公挨个端详，看着顺眼就挑出来。相貌在这里起了几乎是唯一的作用，据说，就脸相而论，“国”字形最佳，“日”字形就差点，如果是“冒”字或者“昌”字形，上大下尖或者下大上细，就玄，如果是“月”字形，有点歪，肯定没戏。传说晚清的名臣阎敬铭也参加过大挑，此公相貌不样，一眼高一眼低，主持的王公一见，即大笑不止，说这样的一副相貌居然也来“大挑”。
古代社会，女子以色事人，相貌自然绝顶要紧，都说红颜薄命，但又有几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相貌佼好呢？无论社会地位高低，生的好，固然有薄命，被山大王掠走做压寨妇人的可能，但机会毕竟多一些。没办法，谁叫那是男权社会呢。不想，那些被女子所侍奉的男人，也要在意自己的相貌，靠低眉顺眼为官。某些大权在握的男人，偏是喜欢属下的男人，在操持公务的同时，奉献一点色相。显然，这里跟同性恋关系不大，只跟我们的政治文化有关。怪不得在某些古人的语境里，“臣”和“妾”具有差不多的意义——一边是君与主，一边是臣和妾，风流所被，至今古风犹存，君不见，庐山会议上，“政治贞操”的概念，不仅被发明出来，而且十分管用，爱提意见又不服从领导之徒，“贞操”说一出，立即缴械投降。
只要我们的官是为个人服务的，无论这个人是君主，上司，还是别的什么角色，无论男官女官，大概都脱不掉以色事人的干系，相貌，就永远会成为选官的因素之一。
又想起了王大点(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