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2）
知识分子开始习惯以“新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存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而在40年代内战时期，法币不值钱，人们很少存款，即使短期存款也不会超过几个月。
由此，人民政府新政权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拥护。
教授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改变原有的欧美模式，按照苏联教育模式改造，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各系合并组成“综合性”的北京大学，迁入西北郊燕京大学旧址燕园。
建国后，各大学都安排了教师住宅；教师们基本上不在校外租房居住了。北大的老教授们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镜春园，在原来燕京大学的别墅式洋房中，每家住1幢2层小楼或1所平房小院，园中颇富园林之美，住房条件较好。年轻一些的教师、职员住在新建的中关园、蔚秀园宿舍楼，也较为宽敞，单身教师还有公寓，或在未名湖畔的雅致房间里。50 年代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林庚、朱光潜等都住在燕南园，翦伯赞、游国恩、浦江清、何其芳、杨晦、冯至、周一良、邓广铭、李汝祺等都住在燕东园，季羡林、金克木、吴组缃等住在朗润园、镜春园；王瑶、林焘、力扬等住在中关园。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们，除了一些因院系调整而调走的以外，仍住在清华园几个老住宅区：北院、西院、南院、工字厅、西客厅等处。
据1952年12月底北京大学总务处起草的《北京大学校园面积房屋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报告，当年新建筑面积48454平方米（使用面积占73 ％）；全校用于教学部分的建筑有八座大楼：外文楼、物理楼、化学楼、民主楼、俄文楼、生物楼(新建)、文史楼(新建)、教室楼(新建)；饭厅六处：大饭厅(新建)、第一食堂(肺病专用)、第二食堂、东欧食堂(群斋饭厅)、业斋饭厅、工人食堂。
在中关园新建教职员工宿舍18548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一套者20户，75平方米一套者96户，50平方米一套者64户，35平方米一套者72户，24平方米一套者30户；另建公寓楼2幢，可住43户，共能容纳325户。
再以广州中山大学为例，老教授们住房仍然是优惠的。一级教授陈寅恪，起初住在西南区52号；1952年夏迁居到东南区1号二楼，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资6千美金建造，所以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6年。这幢洋房座落于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中文系主任王起教授也居住在这里，与陈寅恪为邻。（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二级教授容庚住在康乐园南区九家村，是一幢两层楼房，客厅、书房都很宽敞。
可惜好景不常。到“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老教授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原有的住房几乎都被侵占，甚至遭到“扫地出门”的厄运。而下一代知识分子住房普遍地简陋、拥挤不堪。
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分”待遇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合今360元），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合今450元）。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这说明当时一般供给制的津贴待遇比薪给制低。
1953年到1954年；大中专毕业生实行按学历和修业年限规定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的制度。
1953年2月政务院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分”标准；以后又作三次修改（每次略调低些），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1954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按照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2200元老人民币计算）：
高等学校研究部毕业：220分，北京月薪48.4万元；上海58.6万元；
大学5年本科毕业：200分，北京月薪44.0万元；上海53.3万元；
大学4年本科毕业：190分，北京月薪41.8万元；上海50.6万元；
大专3年专科毕业：180分，北京月薪39.6万元；上海47.9万元；
大专2年专科毕业：170分，北京月薪37.4万元；上海45.3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4年毕业：150分，北京月薪33.0万元；上海39.9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3年毕业：140分，北京月薪30.8万元；上海37.3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2年毕业：130分，北京月薪28.6万元；上海34.6万元；
专业学校初中4年毕业：115分，北京月薪25.3万元；上海26.0万元；
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105分，北京月薪23.1万元；上海23.7万元；
（按上海市的工资分值稳定在老人民币2663元 计算，月薪的货币数额要相对多一些。）
这个标准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国家干部”由公家提供房屋、家俱，日常生活的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一律不用缴租、纳费。就是说，享有的福利待遇要比纯粹“薪给制”高一些。
附录：北京、上海“工资分”价格统计表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3）
（1951年一1955年）金额单位：旧人民币元
北京 上海
1951 年
1952 年 2159 2592
1953 年 2201 2598
1954 年 2205 2628
1955 年 2210 2663
人民币改革和币值
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第二套)同时收回旧人民币(第一套)，新人民币1元 ＝ 旧币1万元。最小币值新人民币1分 ＝ 旧币1百元。这时物价就比较稳定了。
在货币购买力的对比上，我们以法币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 和人民币币制改革 (1955年3月) 为两个主要的参照点，即以银圆币值与新人民币的起始币值为参照点。
如果将1935-1936年代的物价(银圆币值)抽样与1955-1956年的物价 (人民币值) 相比，那么，30年代中期银圆1圆的购买力，相当于50年代中期人民币3元左右。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币值对比——
30 年代上半期的银圆，称为标准可比银圆单位，简称标准银圆；
50年代中期的人民币，称为标准可比人民币单位，简称标准人民币。
标准银圆1圆 ＝ 标准人民币3元；
而标准人民币1元 ＝ 90年代后期人民币10元左右。
对于日用品的购买力，1951—1952年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1955年旧币1万3千元、1956年新币1.2 — 1.3元，或今日（1997年）的12 — 13元左右。
大致说来，50年代中期标准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1960年1元1角左右；
1963—1966年（官价）1元2角左右；
1977—1979年（官价）1元3角左右；
1982—1983年（官价）1元5角左右，
1985年2元左右，1988—1989年3元，
1991年4元，1993年5元，
1994年7元，1995年8元，1996年9元，
1997—1998年10元左右。
（参看本书附录）
国家干部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到1955年国民经济状况继续好转。由于物价基本稳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5种实物（米、布、油、盐、煤）已不能完全包括生活的实际需要，因此，国家决定：先行在干部系统废除“工资分”。
1955年6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规定：自7月份起，国家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此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现行包干制的一切费用规定同时废除。凡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俱，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应一律缴租、纳费。改行工资的同时，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1级649.6元，最低29级为2l元，最高比最低多30倍。又为解决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差额，制定了物价津贴。
命令还规定，为了符合“同工同酬”原则，自11月份起，取消部分工作人员的“保留工资”。因取消保留工资及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由机关福利费予以补助。
这是建国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基本制度，以后也便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教育、工程技术、文艺、医药卫生等行业的工资标准。这种基本工资制度一直延用到改革开放的时期80年代。
乒乓球冠军姜永宁的待遇
1952年，姜永宁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从低层一步一个脚印熬上来的。当时他的正式工作是《星岛日报》职员，待遇优厚。中华体育总会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的“全国第一届乒乓球赛”，他又荣获冠军。有人带话给他，贺老总（贺龙，负责分管中华体育总会）希望他留在北京，而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宁对比了香港和大陆，表示乐意留在北京中华体育总会工作。每月工资135元（新币），比在香港待遇低，但是比北京的其他教练员工资高。
市场制自由职业者的消失
新中国成立前，实际上就存在“市场制作家”和“供给制作家”的区别。那时身处国统区的作家基本上是以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或称为自由撰稿人。即便是已经身为职业革命者的作家，也要用写作的稿酬收入去补给他的革命者的活动。
作家们不断有著作问世，因为作品是自由撰稿人的衣食来源。建国后除少数作家，如老舍、巴金、傅雷、张恨水仍以稿费、版税为生，更多的作家则接受了供给制。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社、报社已经由国家控制起来。例如，50年代初张恨水一度生活困窘，经文化部研究，决定聘请他担任文化顾问，每月支他一笔钱，帮助他一家渡难关。后来他大量写民间故事，认为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就辞去了国家的补助（据袁进的《张恨水评传》）。但是私营出版社分期、分批地逐步“公私合营”，后来又纳入国营企业；出版界的私有制在改造中逐渐取消。稿费、版税已降得较低，多数作家已不可能以稿费为生了。
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4）
一个特例：齐白石依旧卖画为生
画家和书法家的“润笔”收入，是我国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常规。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时还不能杜绝。例如北平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一辈子以“润笔”为生。
齐白石多年来身受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和敲榨，一直盼望着有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一天。徐悲鸿来北平办美术专科学校以后，他们经常来往。徐悲鸿给老人许多照顾，包括让齐白石到美专教画，得些酬劳。当时他卖画只收银圆，换成金条。
1948年底，齐白石听徐悲鸿说北平要和平解放，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过去，他被人欺侮惯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把一些金条装在一个袋子里，藏在一个大木箱中，这是他多年卖画刻印积攒下的财富，以备自己后半生和留给子孙们用。在动乱的年月，他怕这些东西被人偷去、抢去，睡觉时便背在身上，直到听说北平要和平解放，他才把袋子卸下，藏进箱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齐白石欣喜异常，欣逢盛世，他作画更勤奋了。他还收了一些弟子，比如评剧演员新风霞，就跟齐白石学画，还成了他的义女。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仍以卖画为生。那时他的画，400块大洋可以买170幅。平均每幅大约23银圆，相当于新人民币70元。在琉璃厂，一件齐白石的扇面或画，也只能卖几元钱。到50年代中期，齐白石画的成扇，极精彩的，才12块钱一把。这时，齐白石仍是过着很简朴的生活。齐家门房老尹，平时不领工钱，齐白石每月给他一张画，作为工钱。老尹就把手头的画转卖给顾客。
吴祖光先生曾告诉笔者：那时（50年代初）齐白石老人的画“润例”是按照画幅大小计算的。对于熟人，价格为人民币十元一尺，这算是便宜的呢。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吴先生家，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三十元。他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先生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齐白石的作品能卖上较高的价钱，是他到了90岁之后。不过，那时他的一幅画也就卖100元左右（新人民币）。
其他许多国画家，就没有齐白石那样幸运了。他们大多数被纳入配给工资制的轨道，成为“干部画家”。
“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1）
1955年年底，中央统战部以及“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作了调查，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1956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人数的调查报告》 指出——
一、到1955年为止，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多一点。其中高等院校的教育人员3万多。 这显然与6亿人口的大国不相适应。
二、高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生活比较清苦。和抗战以前(20-30年代)相比，现在(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多。以大学教授为例，1955年的最高工资为252元6角，而抗战前夕(1937年上半年)可达当时法币600元，折合人民币1500元 (以战前法币1元折人民币2.5 元计)；若用百分比，则为16.8 % ，通俗地说，1955年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夕的六分之一。
于是，一个借鉴苏联经验的“特定津贴”办法，即《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选出八百多名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相当于抗战前夕的三分之一，或30年代前叶的30 ％)。
这八百多人的名单，包含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精英：
陈寅恪，中山大学教授，现有月薪253元；
顾颉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218元；
翦伯赞，大学教授，217.8元；
向达，北京大学教授，200.2元；
俞平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85元；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184.8元；
王力，北京大学教授， 184.8元……
这些都是中国高等院校一流的文史学者专家，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只有二百元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名单遗漏了一些不该遗漏的名人，例如没有吴宓的名字……
(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
195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这是为 1月14日开幕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供讨论、修改的文件。该草案提出：
“必须对目前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认为当前的主知识分子队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进步分子，已经占多数”。“党中央要求全党一切组织，首先是同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的科学机关、高等教育机关、文化机关、文化团体、经济机关、企业、卫生机关、军事机关等机构中的党组织，迅速地坚决地消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缺点和错误”。
1月14-2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共中央各部门、各直辖市和各省区的负责人、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着重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经过建国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知识分子，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周恩来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存在着宗派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低估了他们 (指知识分子 —— 引者注)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帮助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更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并提出：
1.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应给予充分信任与支持，让他们有职有权，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 2.改善对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3.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如配备助手、解决资料、制订合理的升级及奖励制度等)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这里所说的“必要的生活条件”之一，就是大力提高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具体说来，就是上述《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所提出的：对于突出人才实行特定津贴，每月能保证工资达到新人民币500元左右（合今人民币5000元）。但是这个英明正确的建议，由于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革”连续的政治运动而未能兑现；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落实。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955年的知识分子待遇（2）
会议结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30个行政级别
1956年6月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确认的“级别”，成为中国干部、军人、工人、职员（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的政治经济生活排序的主要标准。同时确定的城镇户籍制度，跟劳动工资制度一起，成为决定共和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基本因素。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城乡差别，由此定型。
这次国家干部的工资改革，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教师、科技人员、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高教8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7级，等等。
评级定职的标准，采用一职数级、等级线上下交叉的做法；依据资历和职务，参考德才进行评定。一般说来，正部长为3-5级；副部长为5-8级；正局长为8-10级；副局长为9-13级，正副处长为14-17级，正副科长为17-22级，等等。
地方干部，如安徽省委副书记马天水为行政7级；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为行政8级。
有些单位特别是中央领导部门因其特殊性，配备干部级别很高。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按级别至少为正部3-4级。在中国人民大学，10级（218.5元）、11级（195.5元）应为正局级而担任中层干部（处长）的，也为数不少。再如当时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为行政8级（287.5元），副处长为行政10级（218.5元）；而文艺处处长丁玲是行政7级（322元）；挂名在中央宣传部（和电影局）任副处长的江青是行政9级（到文革期间1968年破格提升为5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为司局级，因为新华社曾隶属于新闻总署；而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副处长）李慎之为行政11级（相当于一般的司局级）。这些官衔为“处长”者，都属于“高干”待遇。
这次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干部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改由个人负担；同时，干部住用公家房屋和使用的家具、水电，一律缴纳房租、家具费、水电费。但这些费用的数额很低，通常只有几角或几分钱。同时，对国家干部中因多子女生活困难者，特殊照顾（类似供给制包干办法）：仍用政府福利费予以补助。
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1）
1956年对于知识分子订立的工资标准，基本上套用国家干部的级别，把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纳入组织机构，以便加强监督管理。但在制订时缺乏三个重要的考虑：
（一）没有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的变化，将各级工资数额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反映社会经济产值的增长，而避免实际工资的降低；
（二）没有建立一套工资晋级的制度，以激发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以至于后来十几年的助教、研究实习员都没有提升为讲师或助理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普遍年龄老化；
（三）没有全面考虑福利、保险和养老金制度。
大学教职员月薪
教授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分四级：一级教授 345元，二级教授 287.5元，三级教授 241.5元，四级教授 207元；（注：三、四级教授跟一、二级副教授交叉）
副教授月薪分四级：一级副教授 241.5元；二级副教授 207元；三级副教授 177元；四级副教授 149.5元；（注：四级副教授跟一级讲师交叉）
讲师月薪分四级：一级讲师 149.5元，二级讲师 126.5元，三级讲师 106元，四级讲师 89.5元；
助教月薪分四级：一级助教78元；二级助教69元，三级助教62元，四级助教56元；
校务管理人员（大学正副校长、大专独立或学院正副院长）：行政6级（368元）—13级（155.5元），相当于副部级到副局级。
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科学院）月薪
研究员月薪（六类地区即京津等地）：一级（正研）345元，二级（正研）287.5元， 三级（正研）241.5元；四级（副研）207元，五级（副研）177元，六级（副研）126.5元；
助理研究员月薪为：七级（助研）106元，八级（助研）89.5元，九级（助研）78元；十级（研究实习员）69元，十一级（研究实习员）62元，十二级（研究实习员）56元；（注：以上科研级别跟大学教员级别相对应：教授相当于研究员，讲师大致相当于助理研究员，助教相当于研究实习员，等等。）
［附］其他如：主任医师的工资定为l55.5元到333.5元；主治医师的工资为91元到177元；工程师的工资定为102.5元到241.5元。大中专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研究生毕业为62元,大学毕业为56元，中专毕业为37元。
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
全国各校对教职员的住房和家俱配备等，都制定过分配标准。典型的方案如下：
住房标准(1952年—1955年)以房间数计算——
A，家属宿舍：副教授（处长级）以上，每户2间半至3间半（半间为厨房）；讲师、教员（科长级）每户2间至2间半，个别家庭人口多的讲师可住3间半；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不超过2间。
B，单身宿舍：副教授每人1间；讲师、科长2人1间；助教、一般干部3人1间。
1956年制订的住房分配标准，一般改为以使用面积或居住面积（平方米）计算。
A，家属宿舍：正副教授、正副教务长、总务长每户63平方米；讲师及正副处长级每户50平方米；正副科级人员每户4l平方米；助教及一般干部每户以30平方米为限。
B，单身宿舍：教授、副教授，每人28平方米，两间或一大间；正副处长级每人以不超过24平方米为限；讲师，每人15平方米一间；助教和一般干部，每人8平方米(2人1间)；勤工以5平方米为限(3人1间)。
1956年，有些大学新建教工宿舍楼，正教授4间一套(使用面积86平方米)、副教授3间一套(72平方米)、讲师为2间一套(58平方米)。
这样的住房标准，虽然合理，但是到1958年以后就没有真正兑现过。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浩劫期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倍受歧视，各校住房越来越拥挤，助教、研究实习员之中的新婚夫妇没有新房，30多岁、甚至40岁还只能挤住在集体宿舍的“筒子楼”里。从1958年到1978年甚至到80年代，20多年积压的住房紧缺问题成堆，被称为“老、大、难”的顽症。
官职、级别、资历
在这次评级定职中，注重的首先是级别，其次才是职务。职务只决定具体工作的责任和义务，级别才决定政治地位和经济报酬。同样担任局长或县长，但是行政级别可以不同，待遇可以有相当的差别。干部调动职务时，级别随着人事档案一起移交。因此出现很多官大职小（级别高职务低）、职大官小（职务高级别低）或有级别无职务的现象。如作家孙犁，行政9级（253元），职务只是天津日报的副刊编辑。
当时以行政13级划线。13级以上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在住房、汽车、差旅、饮食、疗养、保健等方面，有权受到各种特殊和免费的方便；又14—17级为“中层干部”，衣食住行用等照顾面就缩小一些；18—23级为基层干部，待遇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性。但是后勤、财务等掌权的基层干部，有“县官不如现管”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品位权势划分。
定级别以后，大多数干部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心情舒畅；但有少数干部为评定级别不如意，而闹情绪。如作家姚雪垠，原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后调入河南省文联，只被评为文艺8级，相当于讲师；级别评低了，出现思想问题。
知识分子的待遇标准（2）
资格也起重大作用。首先要看“何年何月参加革命？”1937年7月6日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一条线；1945年9月2日抗战胜利日为一条线；1949年9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是一条线。履历特别要紧，延安干部比白区干部吃香，这是不言而喻的。
［附注］北京市即6类地区行政级别月工资为：1级644元，2级581元，3级517元，4级460元，5级414元，6级368元，7级322元，8级287.5元，9级253元，10级218.5元，11级195.5元，12级172.5元,13级155.5元； 14级138元,15级124元,16级110.5元,17级99元,18级87.5元,19级78元,20级70元,21级62元,22级56元,23级49.5元,24级43元,25级37.5元。
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1）
这次评级定职，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实例：宋庆龄被评为行政1级，月薪为644元，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政军领袖，则评为行政2级，月薪581元。副总理陈云、邓小平、黄炎培、郭沫若等为3级（517元）、正部长均在4级（460元）5级（414元），副部长可评到6级（368元）、7级（322元）。著名侨领陈嘉庚即被评为3级（517元）。特别一些本身曾为民主人士或实业家的部长、省长，并不看重“俸禄”，而是看重国家给的“品位”。例如章伯钧，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3级，每月517元；罗隆基，被任命为森林工业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章乃器，被任命为粮食部长，工资为行政4级，每月460元。
“高知”的定级
当时的文化人，一般也都愿意“收名定价”。
在北京的冰心、张天翼等一批著名作家，都被评为文艺1级，月薪345元。安娥算是抗战（1937年）之前参加革命的，定为“文艺三级”月薪253元。
全国电影界被评为“一级演员”的只有4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赵丹、白杨、舒绣文、金焰，月薪皆为365元（由于地区差价，上海同级工资比北京345元高一些。）其他如黄宗英、上官云珠被评为文艺四级，月薪220元；莎莉被评为文艺七级（相当于行政14级），月薪140元。
1956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和高教部的通知，文教部门从4月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全国各院校的教职工一律调整工资，例如清华大学，有2 013人增加工资额27 243元，人均月增13元5角，增幅20 ％；调整后，教授月薪207—345元，副教授149.5—207元，讲师89.5—149.5元，助教62—106元。（当时新人民币1元约合今10元。）
各类人员的平均月薪为：教授类266元8角，副教授类190元9角。讲师类122元2角，教员类161元，助教类73元5角；职员类78元，卫生技术人员94元，教学辅导人员56元；工友平均56元。而贫困补助线（个人最低生活费）定为每月22元。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陈寅恪、梁思成、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了一、季羡林、林徽因、郭绍虞、钟敬文等被评为教授1级，月工资为345元（合今3450元）。全国当时共评出1级教授56名，评审极为严格。
季羡林曾解释当时工资的含义，他是1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帖100元，共445元。而吃一次莫斯科餐厅，约为1.5-2元，罗松汤、色拉、烤肉或平鱼、两三道大菜，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规定，即党员比非党员同级要少拿一定比例的工资，这在知识界十分突出，通常比例是：工资200元以上者少拿2 % ；100-200元者，少拿1 % 左右。如6类地区2级教授工资为287.5元，党员教授则拿281.7元；高教8级的讲师为106元，党员则拿104.9元。某些地区教学科研人员的最高月薪，党外标准331元，党内标准324元。一位党员老教授说：“当年那是很光荣的事。”
1956年工资定型、评级定职以后，直到1959年才局部调整工资。清华大学约五分之一的教职工808人增加工资，人均增11元。1960年，只有四分之一的教师645人升一级，人均增10元，职工900多人升级。1963年，1798名教职工升级（占总数4 970人的三分之一），增加工资，人均增7元。这么多年，大约五分之三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才调整一次；而另外五分之二（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月薪长期固定。
“文革”十年中，正常的调资工作停止。以致大批年青教师（大学毕业生）工资长期停留在56元/月，大批青工停留在40元/月。
工资标准地区种类
货币工资制，还依据自然条件艰苦程度、生活水平差别等，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工资标准随区类略有调整。以1类为基准，如北京属6类地区、上海属8类地区、西宁属11类地区。划分工资区类别，每高1类，标准增加约3 % ，相应规定工资数额。
1956年国务院以各地区现行物价津贴为基础，调整公布了全国“工资标准地区种类”如下——
上海市、西安市等地物价和生活费用比较高，因此工资标准亦相应的高些，定为第8类工资区；
北京市、天津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昆明市等，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活费用属于中等水平，定为第6类工资区；
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合肥市、柳州市、济南市、吉林市、通辽市等，相对来说生活费用较低一些，定为第4类工资区；
上海市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高出6 % ，南京市又比北京市同级工资数额低6 % ，例如，同样是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在北京为62元，在上海为65元，在南京为58元。同样是一级教授的月薪，在北京为345元，在上海为365元，在南京为324元，等等。这也反映出各地生活水准有所差别：上海市的生活水准比北京略高，而南京市的水准比北京略低。
第6类地区（北京）的工资标准为：
科学研究人员、高等学校教学人员实行12级工资制，最高一级研究员、教授为345元，最低级实习研究员、助教为62元。
对于上层统战对象的照顾（2）
卫生技术人员实行6等21级工资制，最高333.5元，最低29元。
中学教员实行10级工资制，最高149.5元，最低42.5元。
小学教员实行11级工资制，最高86.5元，最低26.5元。
［附注：1955—56年的新人民币3元，其购买力约合30年代初的银圆1圆。约合今30元。］
行政（干部）级别与业务（文艺）级别
1956年实行工资制以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别与行政级别工资标准中自由选择。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文艺级别，就比选择行政级别的工资高一些。但他们（特别是党员作家）一般愿意选择行政级，放弃文艺级。理由是：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阅读《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的医疗待遇等等。
比如赵树理的行政级别是10级，月薪218元；而他也可评到文艺2级，可拿月薪270元。赵树理却选择了行政级别，还主动放弃公费医疗和公务差旅费，每次下乡，他都是自己掏腰包。他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已解决了政治待遇，自己又是有一些稿费、版税的人，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看来，他的内心还保留了自由职业的情结：作家的消费应该是自己脑力劳动所得。
出于种种考虑，首先是政治待遇的考虑，不少作家（主要是党员作家）都选择了行政级别。南京邢野说，他是行政11级，可选文艺3级。如果按文艺级，月薪230元（第4类工资区）；而行政11级的月薪为190元；权衡得失，他也选择了行政级别以换取政治待遇。
还有作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让自己按文艺级别拿工资，又享有与其行政级别相符的政治待遇。
名演员的定级
1956年制定的“全国文艺工作人员工资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文化部门的文学、电影、戏曲、话剧、歌剧、音乐、舞蹈、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美术等各类文艺工作者及技术业务人员。这个工资标准共分16级，文艺辅助人员还有1、2级。
文艺1级相当于行政7级，月薪在6类地区为333.5元，略低于1级教授。
但是，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给他们定了高工资，大大超过了文艺1级的标准。如，京剧演员马连良月薪1800元，张君秋月薪1500元；评剧院的筱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都是600元。地方戏曲剧团也类似，50年代，河北省京昆剧团的宋德珠月薪400元，青年演员安荣卿月薪300元。有的县评剧团的主演也能拿到200元的高工资。
不过，各人情况并非相同。如梅兰芳，作为剧团领导干部，甘愿评为文艺1级，只拿月薪345元（相当于行政7级）。另一位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月薪从原有的800元下降到280元。
而戏曲剧团的领导干部，皆列入文艺级或行政级。如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副院长晏甬皆为文艺1级，月薪333.5元，研究室主任郭汉城是文艺2级，月薪280元。河北省群艺馆馆长王玉西是文艺8级，月薪125.5元。
对于某些“养起来”的特殊政策（1）
50年代初，共产党和国家政府对于旧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即团结、利用、限制、改造(思想改造)并给予相应的生活安排。其中可举出两个典型代表人物：周作人和顾颉刚。
周作人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留在北京，以著译卖文为生，仍住八道湾11号旧宅。
由于国家领导人的关照，周作人的书稿主要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12月，周作人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定“稿费结算办法”，每月预支稿酬200万元旧人民币(合200元新人民币)。从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200元，并商定临时有 困难还可以支借，出书后记帐并算。而另一位特约译述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付100元。据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文洁若说：“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
1960年1月起，由于周作人上书中央诉说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每月增加到400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150 元。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自9月以后，周作人稿酬由每月400元减为200元。
顾颉刚
再说另一个代表人物顾颉刚。
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上海市长陈毅讲到文史专家顾颉刚教授，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不大顺心；随即毛泽东便提起“大禹是一条虫”之事。原来当抗战之初的1938年，毛泽东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教授。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对历史情有独钟，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顾颉刚”；也许是由于顾颉刚教授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在1952年的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教授到北京工作的提议。
对于顾颉刚教授来说，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顾颉刚教授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任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当时主持运动者合“资（ZI）劳（LAO）”两字为一字—— “ZAO”读音“糟”，称顾颉刚教授为“糟方”。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得到通知时，当即应承下来，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案：指参加政治学习）了。” 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给了他高度的安慰，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予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了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于是在12月初，顾颉刚藉赴京联系出版业务之便 ，与中国科学院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当时，尹达、刘大年两人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万元 (即新人民币500元 )。不知为何，以后就误传为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仿佛顾颉刚在勒索高价。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 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此事传到上海，顾颉刚觉得传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机，要她面向尹达致意，说工资绝对按照科学院规定，决不搞特殊化。尹达答应了，定顾颉刚的工资为218 元，这是当时的最高薪给。（1956年工资改革，调整到345元。）
顾颉刚当时考虑，在京在沪各有利弊。1954年8月在致友人信中说：“在京可专心治学，但收入不够养家，必须编书卖稿方得补足。在沪生活可以敷衍，但各处奔跑，不能安心写作。此身已老，无法使一生工作得一结束。两处权其轻重，宁取前者。此一年来考虑之结果也。”顾颉刚怀着可以“专心治学”的期望，于1954年8月22日抵达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该所于此年正式成立，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副所长是尹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