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们分析了造成人才流失的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知识分子生活待遇低，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例如：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每月仅有200元左右的生活费，毕业后也只有300元左右的月工资。这种待遇，连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维持，这是造成人才外流的一个主要因素。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2）
第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体制，各级政府未能制订出一整套有关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和培养计划。
第三，经费资助。目前对人才的培养缺乏有计划的、合理的经费资助，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第四，缺乏竞争、激励机制。目前，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内部缺乏相应的竞争、激励机制，造成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严重，干好干坏一样，不能启动人才自动化运作体制。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新纪元（1）
1998年初，李嘉诚先生建议教育部共同设立一项旨在大规模延揽海内外高层次创造人才、赶超国际科学前沿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来，长江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中国高校的传统人事制度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一向爱国重教的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早就有意捐款资助国家的教育大业。1998年8月,教育部与李嘉诚先生决定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作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中的核心项目率先启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包括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宗旨是“延揽学界精英,造就学术大师,带动学科建设、赶超国际水平”。按照这一计划,我国高等院校将设置“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性思维,能带领本学科跟踪国际科学前沿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同时,聘请国外知名学者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短期回国进行合作研究。
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高度重视。
李嘉诚先生领导的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期投入港币6000万元,教育部筹集相应配套资金,用于在高等学校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由具备条件的大学负责招聘500个岗位，由教育部聘请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入选者，除享受学校规定的同级学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外，每人每年再发给十万元的特聘教授津贴。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必须须经过三道遴选程序。
首先是高校学术委员会对应聘的特聘教授候选人进行初选；其次是60位左右的两院院士参加的同行专家会议两轮评审；最后是由杨振宁、朱光亚、吴瑞、韦钰等国际著名科学家和李嘉诚基金会代表组成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专家委员会审定。经过上述三道遴选程序后，特聘教授候选人方可与高校正式签订聘任合同。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全权委托专家进行终审，没有给行政部门留有任何余地。
李嘉诚先生还另行捐赠港币1000万元,用于设立“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奖励人民币50万元。
李嘉诚先生多年来热心资助我国教育及医疗事业，至今累计捐款超过25亿港元。
一石激起千重浪
许多海外杰出的青年科学家在“长江计划”的吸引下, 踊跃回国服务。
1998至2003年全国共有74所高校分批聘任了494位特聘“长江教授”。长江学者中，98 % 具有博士学位;93 % 具有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200位直接从海外应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占长江学者总数的37 % 。
应聘者中，37岁的佘振苏教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美国的年薪不下11万美元。那么，吸引他回国应聘的是什么呢? 佘振苏回答：吸引他的，有多方面因素。一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二是这些年感觉到，国内的条件、特别是实验室建设条件开始渐渐成熟，可以做了。第三，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特别希望东西方文化的交融。10万人民币的年薪是基本的经济保证。目前看来，“特聘教授”岗位，就是站在海外科技前沿又能够吸收祖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60多岁的魏庆鼎教授，作为余振苏即将来到的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带记者们参观了实验室为佘准备的办公条件。在一栋新楼5层，30多平方米，阳光穿过拱形窗照射宽大的办公桌，真皮沙发的保护膜尚未揭开。魏教授肯定地说，这里比佘振苏在美国的办公室宽敞多了。余办公室旁边的几个房间，全部虚位以待他的研究生和合作者。魏教授说，我们就是想让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减少后顾之忧，把精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同时，也想让他们的外国同行知道，中国有能力留住自己的学术精英。一直微笑着的老人忽然叹了一口气：“可惜，我们以往的条件太差，优秀学生大部分出国了。像我们专业，很难招到北大自己的硕士、博土。但是，一个研究人员，最容易出成果的时候，恰恰是作博士和博士后时期啊! ”
留美的舒红兵教授在《自我介绍》里，也谈到了回国的动机：“虽然我（在美国）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教授职位，一个好的研究环境，一份高的年薪，还有我从来不看重的绿卡；但我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就想着回国效力。只是等待机会罢了。”
北大方正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阳振坤教授，是北大应聘者中惟一没有国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人。他说，“特聘教授”对于他更多地意味着荣誉，甚至压力。佘振苏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我不能受聘，那么这项计划会有问题。”
北大力学与工程科学系64岁的武际可教授认为：科学是需要很多人合作的事业，仅有少数“特聘教授”是不够的。特别是跟“特聘教授”一起工作的人，会感到难以平衡。
37岁的博士生导师王健平说，目前（1998—1999年度）年轻教授、副教授500-1000元的月收入，与“特聘教授”近万元的月收入，十万元年薪，实在不成比例。这种反衬，不是说“特聘教授”的待遇太高了，而是普通教师的待遇太低了。“国家教育、科技事业的振兴，应该是政府长期的职责，而不能寄希望于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北大2000多教师，800教授，特聘教授毕竟只有13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许振洲副教授说到这里，和他一起教书的妻子插话：“这当然是件好事，至少社会的焦点又转向了教育。”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新纪元（2）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强劲推动力
一批长江学者已经成长为科教带头骨干。据初步统计,有12位长江学者分别于1999至2003年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34位长江学者担任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职务;还有许多长江学者主持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4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密切合作，决定自2005年至2009年继续实施“长江学者成就奖”，并将“长江学者成就奖”实施范围扩大到港澳地区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每年计划评选一等奖一名，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三名，每人奖励人民币50万元，奖金仍由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全额捐赠。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作为一种新的措施,推动我国的高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这种示范和导向作用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此后，全国各地高校纷纷按照“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思路，改革了人事分配制度。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之后,广东、福建、四川、湖南、山东等省分别开展了珠江学者计划、闽江学者计划、天府学者计划、芙蓉学者计划、楚天学者计划、燕赵学者计划、泰山学者计划等。北京、天津、黑龙江等省市许多高校也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选拔和引进的办法。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发挥作用的新制度、新环境，正在高校逐渐形成。
相当多的高校为特聘教授尤其是直接从海外应聘的特聘教授提供了200万或更多的科研配套经费，并积极为他们建立高水平、国际化的实验室。例如，浙江大学为每位特聘教授提供200万元科研配套经费和30万元住房津贴，并视其工作情况对科研配套经费予以追加；为特聘教授提供了总计2400平米的实验室；不限制特聘教授招收研究生名额；为特聘教授配备科研助手、行政秘书，组建学术梯队，并从学科配套经费中提取10%由特聘教授掌握作为梯队成员津贴发放。又如，复旦大学为每位特聘教授提供了50-100万元的科研配套经费、30万元购房补贴、20平米以上办公用房、100-500平米以上实验室；允许特聘教授在国内外自主选聘科研助手、在校内自主选聘行政助手；实行特聘教授学术休假和短期休假制度；设立特聘教授医学专家健康咨询热线，等等。
1999年转折点 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1）
我国知识分子待遇大幅度提高的转折点，是在1999年秋天。
这一年全国的高等学校纷纷以“津贴”方式增加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例如：上海市复旦大学给予300名“优秀教员”每年增加津贴1万元、400名“骨干教员”年津贴2万元，50名“首席教授”年津贴5万元，并评选出15位“学术大师”年津贴8万—20万元。
对于院士一级的专家学者给予特别津贴：华中理工大学的院士月津贴1700元，合每年2万元。
浙江大学给院士们每月“学校津贴2000元、国家津贴200元、浙江省津贴1000元”，每月总共津贴3200元，合每年38400元。（据1999年2月7日《光明日报》的报导。）
1999年开学后，我国高等院校开始试验全面的“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例如北京大学原有教授800名，副教授1500名。其中计划聘任“学校关键岗位”1000名（实际聘任724名），“院系重点岗位”1500名。相应的岗位津贴为：A1级年薪5万元、A2级年薪4万元、A3级年薪3万元。清华大学的情况类似。
教员聘任制的财力基础
1999年9月开学以后教员大幅度加薪，财力后盾是国家投入拨款。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各获得12亿元。这9所全国性重点大学先行一步，其他院校纷纷跟上。高校不仅动用了国家投入的专项资金，还利用了校产收入来改善教员待遇。
合理地设置岗位
北京大学在1999年1月召开第十次全校党代表大会，提出用17年时间，到21世纪初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前7年（1999—2015年）打基础，后10年（2016—2025年）整体发展。
按照优才、优劳、优酬的原则，拉大分配差距。关键岗位的人员一定要确保，一般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机制流动，在流动中优化自己的队伍。北京大学曾搞过主干基础课、精品课、特色课，还设立了精品课程主持人、特色课程主持人。这次改革，教学岗位从制度上得到了体现。
1999年10月，学校在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全校干部会议上提出，教学科研单位只有85 % 的人员进入改制体系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现有的岗位分成A、B、C三大类，九个级别。第一类（A）是校聘关键岗位，第二类（B）是院系聘重点岗位，第三类（C）是基础岗位；具体称为A1、A2、A3；B1、B2、B3；C1、C2、C3；共九个级别。
在实施岗位津贴制度的改革中，重点支持1000名A类关键岗位和1500名B类重点岗位人员，共2500名，占学校教职工人数的35 %，纳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专项经费支持。
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分配问题上，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协商，决定两校的最高和最低标准一致，中间津贴标准和岗位设置则各自具体安排。清华大学将教研岗位分为9个等级，在现有工资以外，每月再加岗位津贴300元、500元、800元、1200元、1700元、23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寒暑假中无津贴。
北京大学类似，将教研岗位分为ABC三大类，每类分3级，总共也是9个等级。
A类“关键岗位”人员是重点对象。计划中A类人员1000名，占全校7000名在职人员总数的14 % ，是学校操作和审核的重点。A类人员又分3级。
北大A1级关键岗位100名，计划占全校人员的1.4 % ；第一批聘任84名，占教授人数的十分之一。均为“学科带头人”和在岗院士，每人每月增加5000元岗位津贴，一年按10个月计，每人5万元。
A2级关键岗位300名，选聘在本学科领域中处于领先水平的“学科先进”；计划占全校人员的4.3 % ，其中有教授和一部分副教授。第一批经过学校三道审核关，聘用240名。每人每月增加4000元岗位津贴。
A3级关键岗位600名，是骨干力量，计划占全校人员的8.6 % ；第一批聘用400名。每人每月增加3000元岗位津贴。
有一部分教授落到院系聘的B级重点岗位上去，有一部分突出的年轻副教授到学校的A 级关键岗位上来。
各院系安排多少个A1、A2、A3关键岗位，由学校决定。同时定出津贴标准：A1级人员每年5万元，A2级人员每年4万元，A3级人员每年3万元。待遇拉开距离。同样是教授职称，过去的月薪只相差几十元钱，现在可以相差上千元。
在85 % 进入创建一流大学的人员中，除去A类岗位，剩下的按照学校统一的津贴系数，把工资经费拨给院系。院系自己设置B类重点岗位（计划共1500名）和C类基础教学岗位，方案报学校审批。
在一类A以上还设立了特级岗位，每年津贴30万到50万元，计划专门招聘国际上最杰出的人才，甚至能够问鼎世界重大发明和突破的大师。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的专项计划体制，因此离退休人员不在其中。但考虑到许多教学科研人员对北大的历史发展做过重要贡献，学校投入400多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
根据每个人不同状况，给予明显的区别。对于没有进入创建一流大学计划的15 % 的人员，必须保证业务继续开展。
人事制度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如果只保证了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人不稳定，将会对学校的改革带来冲击。为了兼顾效益和公平，学校自筹经费，又设立了1000到1500名基础教学岗位的津贴。与其他重点支持达到6000万元相比，C类基础岗位人员的经费投入很少，只有900万元。基础岗位人员占1/3，资金只占1/7。这些人虽然也进入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但是差距拉大了。
1999年转折点 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2）
所有聘任上岗的人，只增发10个月的岗位津贴。按照国外惯例，只给法定工作时间的津贴，标明2月、8月份两个假期没有额外津贴。
强化岗位职责
北京大学决定每个月先发70 % 津贴，定期对全体人员进行整体考核后再发30 % ；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扣除岗位津贴；如果严重不合格，将解除聘约。
竞争上岗。岗位设置必须体现在学科上，突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及重点发展的思想。学校批准岗位设置以后，院系公布岗位，由教师针对岗位设置的情况提出申请。应聘的人要提出自己过去几年做了什么贡献，准备应聘哪一级别（A1或是A2，A3）。今后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什么工作，承担什么责任。校部规定上岗前的基本条件，即对每个应聘者五年来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审核。然后进入院系审核小组答辩，院系通过后再报校部。每个应聘人员都经过三级审核：一、院系的聘任审核委员会，二、学部学术委员会（北京大学有理学部、化学和技术工程学部、社会科学部、人文学部、医学部等五个学部），三、校部学术委员会。以往职称评审时，过半数就算通过。这次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三个委员会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增加了难度。有将近九分之一的教授跌到B类的岗位，这对他们有一定的心理冲击。
最后，申请获得批准的应聘人员，经过学校最高委员会资格认证，再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上岗。此项改革是过去没有做过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对所有人都先试聘一年。一年以后，再签三年协议。1999年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审核，按学期签订聘任的协议，聘一到六个学期。面临退休的人，最短应该满一个学期。如果发现有人不能实现上岗时提出的目标，就要进行调整。学校保留调整的权利。
全校1000个关键岗位，第一批聘任724名，有71位年轻的副教授进到A类，65位正教授到了B类。当了教授以后若没有新的贡献，在这次改革中就只好退到次要岗位上；让年轻的副教授走上关键岗位。
1999年北京大学教授队伍总体比较老化，全校近800名教授里面，超过60岁的占一半以上。但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基本上全部被聘到了关键岗位，有的院系被聘到A1、A2类的年轻教授的比重非常突出，如化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达到了40 % ；根据北京大学的规定，特聘教授不占岗位。理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也达到了50 % 左右。这两个学院的教师，几乎是清一色博士学位的人员。但有些院系，教师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
今后公开岗位，国际国内人员都可以参加竞争。院系内部的招聘，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的招聘。
由于岗位的设置，1999年以来要求到北京大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重点在国外。2000年申请来北京大学工作的国外博士，有一百多人。通过这次改革，北京大学出现了吸引人才的新高潮。
存在的问题：必须摆脱“官本位”
教育事业的职责是“出人才、出成果”，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前途。而“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都是扼杀人才的。因此，学校不应该是“官场”，也不应该是“商场”。
在教研人员中套用行政机关的级别，就是一种“官本位”的做法，对于学校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减低了效率，增加了矛盾。例如1985年我国的工资制度，施行了“学校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靠”。当时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副处级”，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的校长被定为“科级”。而教授专家的待遇，甚至有“省部级学者”“厅局级学者”的提法。这真是荒谬。
2001年，上海市首先开始在全市中小学推行“校长职务制度”，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上岗的原则，有利于教学人员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的转变。
在高校中，也应该如此。学校行政级别的差异，不利于学术交流。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长达40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收学费的（只收伙食费、住宿费、教材费等）。那时，上大学花钱虽少，但毕业后个人对工作选择的自由度不大。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大学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切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工作后也是低薪制，大多数毕业后二十来年月薪一直冻结在人民币56元左右（合今560元）。那种局面造成“脑体倒挂”的怪现状，确实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相应地，学费制度也必然要改变。但是如何改变才符合国情呢？这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难题！
到1989年开始改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规定每学年的学费一律200元。
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376元，那么200元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40 % 左右。城市家庭尚能应付，但是乡村家庭已经感到负担比较重。
1993年，高校学费提高到每年平均610元。1995年，提高到700—800元。
1994年以前，高校对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政府教育经费承担。虽然在这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收部分“自费生”，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当时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各部门、各企业委托培养，学费由各部门缴纳，不由学生家庭承担。
到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每年学费一下子超过2000元。顿时引起轩然大波，96级学生对此深有感触：“心里一下子失去平衡！同样是大学生、同样的课程，上一级收费大约700元左右，而一年后我们的学费上涨三倍！”
从1997年开始，我国消费有所萧条，但此时居民储蓄总额达到了空前5万亿元。面对这庞大的5万亿元巨款，某些决策者毫不分析到底其中有多少是普通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只是想着如何将银行里的存款引向消费。他们把目光转向学校，认定那里是一个个“摇钱树、聚宝盆”。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无不“望子成龙”，他们一贯省吃俭用，但是对于下一代教育，则往往是从不吝惜的。
于是，一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变革启动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学校市场化！公然将学校课堂作为商店，将教育办成商业，将学生家长当作购物的顾客，将毕业生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应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买单。”从前占高校大多数的“公费生”，一下子几乎全部按照“自费生”收费了！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一律提高学费。高校每学年的学费逐年显著增加，超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大学学费一直在3000元上下浮动。
1999年以后，高校又连续三年扩招，平均每年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到2000年猛涨为4200元，并继续飞扬跋扈。
到21世纪初，我国各大专院校收费标准猛涨。据新华社消息，教育部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一张大学收费单
2003年一名大学新生收到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学费：每年人民币16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400元；体检费：100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每年40元；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总计：一次交19000元。预计生活费：每月600元。全年总费用26000元。
社会一般家庭见到这张收费单，都会心烦意乱。这意味着，对多数老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
然而，到2005年学年开始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学费仍然居高不下：艺术设计专业学费20000元/年，建筑学专业学费18000元/年，一般普通专业学费16000元/年，国际合作项目专业学费25000-26000元/年。
如此高昂的学费，一般家庭只能望而却步，大学对他们而言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
我国学费猛涨的历年记录
历年来学费的实际增长情况如何呢？举上海、北京、浙江、广东为例。
1999年，一般高校一般专业一学年的学费平均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上海市1999年收费标准如下：一般专业最高不超过3800元，医学专业最高不超过4200元，法律专业最高不超过5000元，艺术专业最高不超过10000元（部委属高校收费属地化管理），高职教育最高不超过6500元，民办高校最高不超过10000元。
北京市2000年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到 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的学费则突破了万元大关。也就是说，都超过了20 % 的上限。在所有高校中艺术类院校收费最高，北京电影学院的两年制高职走读的表演、广告专业学费创下最高，达到25000元。音乐、美术、设计类专业学费分别是6000至18000元不等，主要价位集中于10000元左右。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冷门”专业收费较低。
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学院院校为36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广东省2000年的大学收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3800元至4000元之间。
那么我国当年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 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要列举的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仅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2253元。根据“十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又提高为4800—6000元。北京大学(除个别专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各专业学费均为每生每年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大部分专业学费为5000元。对外经贸大学为6000元。
上海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天津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
2003年，除艺术等专业之外，北京各高校学费基本上仍保持在4000到6000元不等。上海各高校学费要稍高一些。
2004年，各高校学费又涨价了，最高可上浮20%。北京部分高校学费标准：清华大学，5000元；北京大学，4900元—5300元，医学部，6000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文科5000元，理科6000元；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6000元；其他省市部分高校学费标准：上海外国语大学，10000元；复旦大学，5500元；哈尔滨工业大学，4000元—5500元；南开大学，4200元—5000元；中山大学文科，4560元，理科，5160元；四川大学，文科 4600元，理科 5000元；西安交通大学，3750元—5200元；浙江大学，48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山东大学，3600元—3940元。
我国大学的学费从1989年的200元、1995年的700元，到2004年的平均5000元左右，持续高涨，令人瞠目结舌。
高校学费为何会居高不下
大多数老百姓对这种高学费怨声载道。这种高学费绝不是因为国民收入提高而提高的。那么它为什么会提高如此之快，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
高校审计风暴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提交了“2004年中央决算和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李审计长尖锐地指出：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学这一环节中，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的现象尤为严重。
他说，审计和调查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表明，近年来有些院校基本建设负债增长较快，违规和不规范收费仍然存在，财务管理比较混乱。2003年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554万元，共计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 % ，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 % 。
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72.75亿元，比2002年增长45% ，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竟然达到82 %！
由基本建设而造成的负债被高校转嫁到学生身上，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轿车、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都通过各种巧立的名目分摊到了学生头上。这一笔笔难以言说的开支，使得高校的收费居高不下，学生也只能多掏腰包为这些额外的消费买单。而且，高校财务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使得高等教育成本至今给人一笔糊涂账的感觉，没有准确的账目明细、成本核算，以至在高校收费中，学生及家长只能看到高校开出的“一口价”。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又怎能不乱收费？高学费又如何降得下来呢？
有人批评大学的“教育成本”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要往里装。比如某些大学“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的冗员问题，比如某些高校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等。对此，高校应该拿出成本“清单”，财务透明化，教育费用方能合理化。
国家投入
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结构有很大变化。1978—2001年间，教育经费从731.5亿元增加为4637.66亿元，名义上约为6.3倍；但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1978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2001年的8元左右），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则由84.46 %下降为66 %，社会和个人等办学经费比重由15.54%上升为34%，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由62.84%上升为84.5% 。
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分析：1952年为11.03亿元，占当年GDP的1.62%，1960年比重为3.18%，2002年达到2644.98亿元而比重下降为2.52%，近年来增加到3.2%。与国家有关法律要求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 4 % 的水平线还有一定距离；与发达国家国家投入的比例更有差距。
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1952年为6.41 % ，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15.54 %，2002年下降为11.99 % ，跟发展中国家比较，不是属于一般的偏低，如韩国（1997年）为20.5 % ，泰国（2000年）为22.44 % ，墨西哥（1999年）为25.54 % ，跟我国都相差两倍。
在教育成本上浮、社会基金缺乏的情况下，国家投入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学生（及家长）负担的增加。
按照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一个大学生一学年需要交纳学费5000元左右。再加上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还有吃饭、穿衣等费用，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超过万元。而据统计，当年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大约9000多元，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00多元。供养一个大学生到毕业，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不吃不喝不穿不住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
高教学费飞涨的后果，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引发、激化了一连串社会矛盾。
学费负担成为沉重的包袱
这样沉重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道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吗? 大多数家庭为子女上大学的学费问题而苦恼、而发愁、而焦虑，我们不能不给予高度同情、高度重视。
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搜索主题词“大学学费”，会出现相关网页145万篇。其中除了对大学学费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外，还有不少是关于高校学费对普通家庭影响的报道。请看以下典型事例：
贵州省思南县三溪乡的郭阳家两个孩子均被大学录取。郭阳说如果到开学时仍无法凑齐学费，就只能让被外省大学录取的老二放弃学业外出打工，让被贵州大学录取的老大上学。
山东省下岗职工张珉的儿子2004年考入潍坊交通学院，每年需要5000多元的学费。依靠每月460元低保金生活的她，显然无力承担。她只好借“人情债”。但借款何日才能还清？她曾算过一笔帐：儿子毕业后，以每月1000元的工资计算，除去必要的基本生活费，要还清上大学所欠的债务需要整整7年！
比起那些因为高学费而无法上学的人来说，张珉的儿子算是幸运的。可是他们必须为了这种“幸运”在上学期间就为债务忧心，严重影响学业，也影响了身心健康。
贫困大学生往往有几个兼职，常处于疲惫状态。武汉一名贫困生为了挣取学费，兼了５份工作而劳累猝死。这个消息在网上传播后引起很大震动，一则留言写道：“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读完大学，以后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吗？我家都揭不开锅了。真怕我也会垮掉！”
下面是新时代一个中国贫苦女大学生的征婚启事：“谁能帮助我解决２万元的费用，我就嫁给他……”这位女生名叫赵雪。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还患有心绞痛病。2002年，她通过努力考上了大学本科。然而读本科需要交２万元的费用，家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无奈之下，她终于决定以自己的婚姻来换取梦寐以求的知识。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公布的《贫困女大学生调查报告》统计，在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其他农、林、师范类的高等院校，这样贫困的女大学生，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15 % ，她们被称为“特困女生”。
目前，中国各类高校学生人均年缴费用大都在3000元至8000元，一些重点院校热门专业则高达万元，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等，培养一个大学生年平均费用为１万元甚至更多。一般家庭尚难支付，贫困家庭则更难承担，从而导致高校贫困生人数不断加大。
不少人家单单供一个大学生就会长期陷入贫困。近年来农民收入一直无法提高，但学费却如此昂贵，他们不得不四处借贷，将还债的希望寄托于孩子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目前求职又谈何容易！
由于高校扩招，大学生再也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据南京劳动部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7月底，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登记失业人员，已经占失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继大龄下岗职工、失土农民以后，大学毕业生形成又一就业难点。
现在大学生过剩，昔日的“天之骄子”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很难，所以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大学生选择考研究生，希望能够凭着学历的优势找到好工作。但是，如今研究生教育业已从公费转向了自费，且学费并不低于本科教育，这又是一笔大开支。一般家庭经过本科的高学费已山穷水尽，何况是读本科时就已债务缠身的家庭呢？
当大学生把自己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奉献于还债，而不是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我们的高等教育只怕也只能成为一个讽刺。
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可能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但实际上，自从学费暴涨后，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甚至小孩还没有出世，就开始为他将来的教育存钱了。——教育费、房产费、医疗费，成为新时代愚公一出家门口就不得不面对的三座大山。
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公
通过求学提高素质、改善生活，是一般人理所当然的出路。知识竞争、靠本事吃饭，是我国社会主义平等的体现。但是，过高学费却无情地堵塞亿万年青人进入大学的途径，丧失了选择命运的权利。只因为他们贫穷，再发奋学习也难以跨进高校门槛。高校的高学费，使得贫富差距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从大学学费暴涨后，大学里的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89年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 — 70 % ，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90年代后期，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 % 左右了。
最近，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启动了特困女大学生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目前高校70 % 以上的贫困生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很多困难。此次调查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中，有74.7 % 来自农村家庭，即大约四分之一；而来自城市家庭的有25.3% ,即大约四分之三。
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又要花费多少年的收入呢？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暨南大学合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了“学费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４年花费”。一个大学生，按2004年一般院校的标准，需要交纳5000元左右的学费，1000元到12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吃饭、穿衣等（以北京高校为例，一般的大学生每月只算伙食费就需要300元左右，还不算平常零用开销），照此计算，每个大学生平均每年的费用已过万元。而据统计，我国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936元。４年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这还不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其他费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陷于相对贫困的窘境；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企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战，产生了大量极贫的下岗工人。对他们而言，高校的学费无疑就是天文数字了。
城镇子弟跟农村子弟进入高校可能性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达到9.2倍，即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也达到3.4倍。高额学费将愈来愈多的穷孩子摒弃在大学校门之外，加深了社会分化！
培根说，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困就不会成为世袭。但现在我国，高学费造成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将继续扩大贫富悬殊，使各阶层的分化长久陷入僵化的局面，社会的和谐发展难以维持。
“高学费”什么时候不再杀人？
大学费用上涨到如此高额，难怪有些人因无法凑够学费而自杀。在互联网的“百度搜索”里，主题词“大学学费自杀” 输入以后，立即出现相关内容4万多条：
据媒体报道，北京顺义县杨镇二街村王俊华家收到两张入学录取通知书，他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了技校，为凑足两个孩子的8000元入学费，他向村里讨要还没有结算的上半年工资，但没有结果，又找邻居借钱，也没有借到多少。当晚，他在小酒馆喝了酒，回到家就喝农药自杀了。死前，他不甘地在院子里大喊：“就是死，也要让孩子上学。”
福建一位考取集美大学的学生母亲，因筹不起女儿的学费，自杀身亡。农村孩子李致富考上大学后，患有多种疾病的母亲为了给儿子省出学费，放弃治疗不算，为不拖累孩子，也选择了悬梁自尽。学生郑清明因交不起600元高三学费不准参加高考而选择了卧轨自杀。
女学生张溪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然而，喜讯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却是令人心痛的一幕。为8000元学费，张溪的母亲来到医院打出了卖肾的告示。当张溪知道母亲的举动后，悲感交加的她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哭着说：“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这个大学了！”
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58岁。由于家境贫困，无法负担女儿考上大学后随之而来的学费，不堪重负而服毒自杀。宝鸡市学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然而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刚10天，他的父亲却因为无力筹措儿子的学费，于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遗书跳楼自杀。
2004年，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学，其母林冰心因无力负担学费，喝农药自杀。大城县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儿子高考前5天自杀身亡，只因担忧儿子考上大学后的学费。经媒体报道，社会上一个基金愿意在他的儿子考上大学后给以帮助。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样一封“谢罪书”：
“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这是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在自杀前留给儿子的。孙守军的儿子孙大朋，于2004年8月10日接到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要求9月12日报到，但在8月21日前如不交齐学杂费者，取消入学资格。通知书标注学费3300元，住宿费500元，杂费1508元，总计5308元。因为凑不齐学费，孙守军选择了自杀，来赎自己的“罪过”。父亲自杀后，孙大朋流着泪说：“他生我养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爱了，他有什么罪向我谢，我应该向他谢罪才对啊。”但是，难道考上大学也是罪过吗？孙守军自杀后，他所在的镇政府决定筹措资金保证孙大朋上大学。镇政府负责人说：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今后要对全镇的贫困生排查，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孙守军以死“谢罪”，换来的是让儿子走进大学校门。可是孙大朋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父亲。
各媒体纷纷报道，同情、惋惜、哀痛的声浪，震撼了国人心扉！也许依靠生命的代价，可以暂时缓解个别人的学费问题，但是，根本问题却不可能通过群众捐款、地方政府的特殊补助来解决的。虽然引来一些捐款或借贷作为弥补，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
教育质量下降
所谓“教育产业化”是造成学费高涨的主要原因。将学校变质为“追求利润的商店”，将学生变形为“待价而沽的商品”，甚至迫使公益事业的教育工作者异化成“惟利是图的商贩”，这对教育界产生了极恶劣的损害：教育质量下降。
从学生方面说来：由于高学费，生源受到了极大冲击。部分优秀学生无法支付高学费而放弃入学，那些成绩差却有钱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填补入学名额，由此造成优秀人才的流失。从教员方面说来：良莠不齐，迫使教师降低了讲课质量，也造成了学风的普遍跌落。
“扩招”以来，各大学增开学院，原有的学院扩为大学。不顾自身条件，开设不够格的专业，以增加学生数量，增加学费收入。许多高校学生人数超过了万名大关，不但使得学校管理难以有效进行，而且，面对猛增的学生，学校又需要招收相应多的教师。由于缺乏人手，某些缺乏经验的教员就不经过助教阶段，直接为学生带专业课。这些，都是误人子弟，教学质量又如何提高？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2001年5月21日刊登了《教授贬值为哪般》一文，发人深省！文章写道，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不久前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文钱能买好几个。”文章还援引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的话：“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大学谋上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日渐增多。现在的大学按官职套级，诸如副部级、司局级之类。稍有名气的大学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数量。有的趁大学合并之机，一次评出40多个博导，使人想起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江苏某高校在申报博士生导师的名单中，甚至包括了该校的膳食科长。而确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由于不会吹牛拍马拉关系，却遭到排挤而评不上“正高”。某些人有了行政职务就有了“学术”，就可以尽快评上职称、占有科研经费，出版专著也可以找人代笔（职称吃香时，许多党政干部都申报了高级政工师和高级经济师）。
《瞭望》周刊还刊登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际竟争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第31位。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两个工科系后认为，这同中国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质量下滑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科学院决定，今后取消职称评定。职称啊职称，由高峰到低谷，是“物极必反“的报应！
教育产业化使得高校“向钱看”盛行，如任意索取降分费、赞助费，兜售假文凭、假论文等等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完全违背了教育事业的目的，祸国殃民。
关于高校学费的民意测验（1）
2003年8月，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SSIC）就“高校学费大幅上涨后，人们有哪些看法？大学学费上涨将有哪些影响？”的专题，在北京、天津、广州三地对1000位学生家长做了问卷调查。
民意测验显示，对于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学费收费标准，15％的被调查者表示可以接受；27％表示基本上可接受；58％认为该收费标准不合理，难以接受。
“你能承担的大学收费标准是多少？”
38％的被调查者认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能够承担；46％认为学费2001－4000元能够承担;11％认为学费4001－6000元能够承担;只有5％的被调查者能够承担学费6000元以上。
研究人员指出，被调查者对于大学学费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经济能力、收入有直接关系。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只有0.2％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学新的收费标准对富裕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没有过大影响，但对于低收入的家庭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了。
“如果大学学费远远高于你的收入水平，你还会让子女考大学吗？”
71％的家长表示即使大学学费再高，也希望孩子考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原因何在？调查表明，62％的家长认为未来社会竞争会更激烈，为了让孩子在社会中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必须接受高等教育；45％的被调查者认为教育本身就应该是一项高支出的消费，大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教育消费水平提高而影响子女的学业是非常不理智的；30％的被调查者表示现在高等教育还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义务教育，如果孩子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就会全力以赴给予支持。15％的家长表示如果大学学费远远高于家庭的承受能力，会考虑让孩子先不考大学，就业之后再通过成人高教、自学考试等形式接受高等教育，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14％的家长态度中立，表示要考虑孩子的意见，综合平衡经济承受能力再做打算。
“为了负担高额的大学学费，你会怎么做？”
43％的被调查者早已为孩子的未来学业贮备资金，他们为子女在银行设立专门帐户，定期或不定期地往该帐户存钱；29％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教育保险；31％的家长同时做两三份工作，增加家庭收入；38％的被调查者尽量节省日常生活开支、控制其它消费。
“如果支付子女学费确有困难，你会怎样做？”
回答分三种：60％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向亲戚、朋友借钱，以后慢慢还；27％的被调查者表示将考虑申请助学贷款，来解燃眉之急；13％的被调查者将考虑申请学费减免。
虽然高校学费已经高于许多居民的承受能力，但是为教育投资，为子女教育消费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节衣缩食为教育”是众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的做法。
关于大学学费问题的几点建议
目前，在我国的十大暴利行业中，高校的高学费、乱收费使得教育居然已排名第二。据统计，中国教育乱收费，十年间竟达2000亿人民币，老百姓指“学费猛于虎”。有人提问“中国教育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教育吗？” 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方能得到缓解与克服呢?
在2003年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文化界委员赵青等提出了“大力减轻人民群众学费负担”的提案：
“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大学招生及毕业人数年年增加，并已经宣布基本实现小学义务教育。成绩显著，举世瞩目。但是仍存在一些尚待切实解决的困难。其中最突出、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就是学费负担太重。无论大、中、小学，直到幼儿园，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普遍反映，几乎把子女教育费用作为家庭开支的最大一个项目，负担很重。
“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得知：城市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其教育费用往往达到每学期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超过全家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有些家庭不堪重负，子女虽然成绩优秀，然而无法继续学业。
“特向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建议：（1）切实降低各级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明令禁止额外收取教育费用；（过去虽然三令五申，但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不够，许多地方尚未真正落实。）（2）各级政府大力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对于小学的贫困学生免收学费、教材费、本册费等等。（3）切实增加奖学金、助学金的名额，保证大学录取的新生全都能够上学，而不是只解决一部分。”具体运作方案及理由如下——
大力健全和加强奖学、助学金制度
从1987年开始，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就研究制定了一些资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奖学金、助学金、贷款、补助、减免”等几项内容。
1998年，随着学费的增高，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等又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教育储蓄和教育保险制度。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学生如果持有本人入学通知书、居民身份证及《高校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都可领取国家助学贷款。贷款上大学——用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
关于高校学费的民意测验（2）
2005年8月6日《法制晚报》报道：
教育部表示，为进一步加大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力度，确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开始，中央政府每年出资10亿元设立“国家助学奖学金”。
这项奖学金分为两部分，“国家助学金”面对全国共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中的特别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月资助150元生活费，资助人数50多万人。“国家奖学金”面对国家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每人每年资助4000元，资助人数5万人。
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但这还不够。助学贷款虽说是无息贷款，不少银行仍需要抵押和担保人才肯提供这项服务，所以目前收效甚微。而我国贫困大学生的人数、状况，不容乐观。
据国家有关部门1996年的调查统计，当时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就有几十万人；1999年，560万在校生中，贫困生有100.5万人；2000年则增至142万人。近7年来，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趋势，目前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人，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是100多万，数字惊人。各高校贫困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 。其中，清华大学贫困生比例为23% ，北京大学为30%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均为35% ，青海师大1999年的贫困生比例已达40%（其中特困生占14%），而北京林业大学2000年- 2001年贫困生比例高达48.7%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比例激增到41% 。
相对于如此多的贫困学生来说，国家现有的奖学、助学金制度存在着“僧多粥少”的问题。有的学生利用学校提供的勤工助学机会，做一些兼职，但是这种机会相对来说还只是杯水车薪。何况国家每年通过奖、助学金的方式来资助的人数，远远赶不上由于高学费而增加的贫困大学生的人数。所以，国家现有的奖学、助学金制度只是治标不治本，要解决高学费引起的问题，还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公开、公正地规范高校收费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学费居高不下，与“乱收费”有直接关系。各高校账目不明晰、不公开，教育成本至今都无法有清楚的说法。这就为高校乱收费提供了借口，使某些“不法奸商”可以随心所欲地“一口价”，而学生和家长只能别无选择地缴费。
据某个权威机构测算，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平均为每年7000--8000元，则目前学生缴纳的学费已占教育成本的一大半；按照另一种算法：高校理工科人均培养费一年约1.5万元，文科每年1.2万元至1.3万元；无论哪种说法，根据国家“高等学校学费占年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之规定, 大学生每年学费至多应交纳3700元。但是，我国大学生每年实际所交的学费却超过4000元甚至5000元，远高于国家规定，达到教育成本的50 % 以上。怎能不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为此，某些人竟然虚构数据，说中国每位大学生的教育成本达到每年6万元甚至8万元。真不知道他们这笔帐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以，首先必须做到公开高校账目，合理计算出高校教育成本的数额，以之作为高校收费的准绳。再也不能将所有的高收费的原因，都推卸到“教育成本”上。
在核算高校教育成本的基础上，制定学生（家长）应承担的合理比例（建议为25%）。对高校各项收费做明确的公开规定，让社会舆论和监察机关来监督。尽量杜绝高校乱收费、限制高学费。制定透明严格的收费制度，还可以防止由于财务混乱而引起的高校内部腐败。
大幅度增加国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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