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共和国建立了专制统治的人全都采取了这种方法。如果阿皮乌斯也采用这种方法，那么他的那种专制可能会维持得更长久些，而不会这么快就没有了。但是，他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举止行为可能是最不明智的：因为为了维持专制统治，他与那些曾给予他这种专制并且能够为他保持这种专制统治的人为敌，而与那些没有出力给予他这种专制并且不可能为他保持这种专制统治的人为友；因而他失去了那些作为他朋友的人的支持，还力图以那些不可能对他友好的人为友。因为，即使贵族希望施行专制，但还有一部分贵族没有参与这种专制，这部分贵族总是与专制者敌对的。他绝不可能赢得整个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有非常大的野心而且贪得无厌，专制者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财富和官职来满足他们所有人。因此，阿皮乌斯抛弃人民而亲近贵族，就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这既是因为上文所述之理由；也是因为，如果想以暴力保持某物，强迫者必须比被强迫者更加强大。
因此，如果专制者以普通大众为友而以富人为敌，他们就会更加安全，因为支持他们暴政的势力比支持那些以人民为敌而以贵族为友之专制者的暴政的力量更大。因为，在这种支持下，内部势力足以保全他们，例如斯巴达的专制者纳比斯在整个希腊和罗马人民都攻击他时，靠内部力量就足够了。[关于纳比斯，见P 9。
]他先是保护自己免受少数贵族的伤害，后又以人民为友，由此他保护了自己；而如果他以人民为敌，就不可能如此。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他在城邦内没有很多朋友，靠内部力量是不够的时候，他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这些外部力量只能属于以下三种：第一种是雇佣可以保护你人身的外邦的侍卫；第二种是把城郊居民武装起来，它将履行本来应由平民来履行的那种职责；第三种是与将会保护你的强大邻邦结盟。采用这些方法并好好遵行它们的人，即使以人民为敌，也可以勉强自保。但是，阿皮乌斯不可能做到这第二点，即赢得城郊居民的支持，因为城郊和罗马是一回事；而他能够做的事〔即第一点和第三点〕，他又不知如何去做，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垮台。
元老院和人民在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这件事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虽然上文（在关于独裁官的讨论中）说到，[D I 34.
]自封的官职，而不是人民选举的官员，对自由有害；但是，当人民设立官职时，也应该这样设立他们，以便对他们有所约束，防止他们变成恶棍。当应该在他们之上建立一个监督机构以使他们受规矩时，罗马人却将其解除，使十人立法委员会成为罗马唯一的官职，并取消所有其他官职，这是出于（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那样）元老院想要取消保民官，而平民想要取消执政官的过分欲求；这种过分的欲求使他们丧失了理智，因此是他们共同促成了这种混乱。因为，正如斐迪南国王经常说的那样，人们的行为通常像某些小猛禽一样，这些小猛禽出于本能驱使捕食，它们如此地渴望抓获它们的猎物，以致未察觉在它们头顶上另一只更大的飞禽正要猛扑过来捕杀它们。[此说出处不详。这里的国王可能是指阿拉贡的斐迪南一世，他从1458年到1494年是那波利的国王；也可能是指天主教徒斐迪南（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
]因此，通过这段讨论就可以知道（如在开头所言），罗马人民如果想要维护自由，他们犯下了哪些错误；以及阿皮乌斯如果想要保持专制，他犯下了什么错误。
第四十一章
不经适当的中间过渡，从谦卑突然变为傲慢，从仁慈突然变为残暴，是一件不明智而且无益的事情
阿皮乌斯为了维持专制，使用了一些不当方法；除此之外，并非不重要的是从一种品性过快地跳到另一种品性。因为他通过假装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来欺骗平民，他的这种精明运用得很好；他为了使十人立法委员会得以重新任命而采取的那些方法也运用得很好；他违背贵族的预期提名自己为十个立法委员之一，他的这种大胆也运用得很好；他选任对自己有利的同僚，这也处理得当。但是，他处理得一点也不得当的是，当他做完这个之后（根据上文所述），他不经适当的中间过渡就突然转变性格：从对平民友好转变为与平民为敌，从一个谦逊的人转变为一个傲慢的人，从一个仁慈的人转变为一个严厉的人；他转变得如此之快，以致他不管怎样都无法为自己的表现辩解，所有人都会认清他的险恶意图。[Livy, III 56.7.
]因为如果有人过去看来是好人，而出于自身的目的想要成为坏人，他就应该经过适当的过渡，利用适当时机实现那种恶；从而在那种不同的性格使你失去原有的支持之前，能够给你如此多的新的支持，使你不至于失去你的权力；否则，一旦你暴露原形且没有朋友，你就会垮台。
第四十二章
人是多么容易腐化
关于十人立法委员会这件事，我们还注意到，人是多么容易腐化，变成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参见Aristotle, Politics, 1308b14。
]无论他们是多么善良并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这只要考虑到在阿皮乌斯左右的那群年轻人是如何因为从他那里取得的一点点好处而开始成为专制的帮凶，以及作为第二任十人立法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昆图斯·法比乌斯虽然是个极好的人，如何因一点野心而丧失理智，并且被阿皮乌斯的恶意言行所说服，他的那些好品行变成极坏的品行，变得像阿皮乌斯这个专制者一样。[Livy, III 41.
]如果好好地检讨这件事，它将使共和国或王国的立法者们更加关注控制人类的欲求，并断绝他们对于作恶而可以不受惩罚所抱有的一切奢望。第四十三章
那些为自己的荣誉而战斗的人是好的和忠诚的士兵
通过上面的讨论，还可以看到，一个知足并且为自己的荣誉而战斗的军队与一个不知足并且为他人的野心而战斗的军队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因为，罗马的军队在执政官的领导下总是打胜仗，而在十人立法委员会的领导下则总是打败仗。[Livy, III 40.
]由这个例子可知雇佣军无用的部分原因，他们坚持战斗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你给他们的那一点军饷。这个理由既不足以也不可能足以使他们忠诚，也不可能使他们成为你的朋友，达到愿意为你赴死的程度。[见P 12; AW 1。
]因为，在那些军队里，他们对于为之战斗的那个人没有一种爱戴之情，而这种爱戴能够使他们成为其拥护者；因而这些军队永远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战斗力，大到足以抵抗哪怕只有一点战斗力的敌人。并且因为产生这种爱戴和这种战斗决心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你自己的臣民；因此，如果想掌控一个国家，如果想维持一个共和国或王国，就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武装起来。很明显，所有那些带着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在十人立法委员会领导下的罗马军队拥有相同的力量，但是由于它们没有相同的心志，因此不能产生罗马军队通常总是胜利的结果。但是，当十人立法委员会这个官职被取缔，并且当他们作为自由的公民开始战斗时，那种相同的精神风貌就又回到他们身上，因此，如同他们原先，形成的习惯那样，他们的事业又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Livy, III 61-63, 69-70.
]
第四十四章
一群无首领的民众是无用的；并且不应该先施威胁而后又要求权力
罗马的平民由于维尔吉尼娅事件，武装聚集在圣山。[Livy, III 44-53.
]元老院派自己的使者去问他们经谁授权离弃了他们的将领而聚集在圣山。元老派的权威如此显赫，以致平民中无人敢于回答，因为平民中间没有为首之人。提图斯·李维说，他们不是没有理由来回答，而是没有可以回答的人。这件事恰恰表明一群无头领的民众是无用的。这种缺陷为维尔吉尼乌斯所了解，从而根据他的安排，任命了二十个军团长官作为他们的首领去回答并与元老院进行协商。他们要求派瓦勒里乌斯和贺拉提乌斯与他们谈判，对这二人他们才能说出他们的愿望；可是这两个人不愿意去那里，除非十人立法委员会先放弃职位。当他们二人到了平民所在的圣山上时，平民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设立平民保民官，对任何一个官员的裁决都可以向人民申诉；并且将那十个立法委员全都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把这十人活活烧死。
瓦勒里乌斯和贺拉提乌斯赞成他们的第一个请求，斥责他们的最后一个请求，认为这是冷酷无情的，他们说：“你们谴责残暴，却放任自己采取残暴行径”。[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III 53。
]从而他们建议平民应放弃提及十人立法委员会之事；并说，等到他们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威和权力之后，他们就不愁没有办法使所受冤屈得到补偿。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知道，要求某个事物却先说“我想要用它来做某种坏事”，是多么愚蠢和不精明；因为，人不应该表明自己的意图，而应该千方百计力图实现自己的那种愿望。因为，向某个人要武器就够了，而不必说“我要用它们来杀死你”，等你把那些武器拿到手里之后，你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了。
第四十五章
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法律，尤其是该法的制定者自己不遵守，便树立了坏的榜样；在一个城邦里每天都产生新的侵害，对该城邦的统治者来说是极其有害的
缔结协议从而使罗马回复到原先的体制后，维尔吉尼乌斯传唤阿皮乌斯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案件辩护。阿皮乌斯在许多贵族的陪同下露面，维尔吉尼乌斯命令将他关进监狱。阿皮乌斯开始叫喊着向人民申诉；维尔吉尼乌斯说，他不配享有他曾破坏过的那种申诉权并把他曾经侵害过的人民当作保护人。阿皮乌斯反驳说，他们不应破坏他们自己如此坚持在罗马重新引进的那种向人民申诉的权利。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关进监狱，并在审判日之前自杀了。[Livy, III 54-56.
]虽然阿皮乌斯罪恶的一生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但是违反法律也不太符合一个良好的政体，违反那时刚刚制定的法律就更加如此。因为我相信在一个共和国，制定法律而不遵守之，没有比这树立更坏的榜样了，而立法者本人不遵守法律就更是如此。
1494年以后，佛罗伦萨在修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的帮助下 这个人的著作表明他的学问、明智和精神方面的德行 进行了政制改革。[1494年梅迪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成立了以萨沃纳罗拉为首的共和国。
]除了建立其他保护公民的制度之外，还使人制定了一项法律，允许就八人委员会和执政团对于国事案件所作的判决向人民上诉。这项法律他推动了很长时间，并且费了很大周折才获得通过。该法刚颁布不久，就发生了五位公民因国事罪被执政团判处死刑的事；他们想上诉，但未获准许，因此该法未得到遵守。[发生于1497年，佛罗伦萨五位显贵密谋让梅迪奇家族复辟，事败后被立刻处死；萨沃纳罗拉本人没有为保障他制定的法律中所规定的上诉权而进行干预，见Girolamo Savonarola, Tratiato circa il reggimento e governo della citia di Firenze, in Prediche sopra Aggeo, ed. Luigi Firpo, Rome, 1965, III 1-2。
]这件事令那个修士失去的声望比任何其他事件都多。因为如果那种上诉权是有用的，就应该遵守之；如果它没有用，就不应该让它获得通过。而这个事件更加引人注意之处在于，这个修士在这项法律被破坏之后，在其所进行的那么多布道中，既从未谴责破坏法律者，也从未原谅他们；因为谴责这种违法是他所不想的（因为这事正合他意），但原谅这种违法他又不能。这件事暴露了他精神上的野心和褊狭，从而使他失去声望，并受到很大责难。
一个国家通过对这个公民或那个公民进行新的侵害，每天都在你的公民的心中制造新的恐惧，如同罗马在十人立法委员会之后所发生的那样，这对该国也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十人立法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以及其他公民先后受到指控并被定罪，以致在全体贵族心中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惧，他们断定这类追究活动绝不会结束，直到全体贵族都被消灭为止。这种恐惧若不是保民官马尔库斯·杜利乌斯采取措施应对，就可能会在那个城邦里引起极大的麻烦。他发布一项告示，规定一年内不得传唤或指控任何罗马公民，这使全体贵族都放心了。[Livy, III 59；这里，保民官是马尔库斯·杜伊利乌斯，而不是马尔库斯·杜利乌斯。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共和国或一个王国来说，通过持续不断的惩罚和侵犯使臣民的精神惊恐不安和提心吊胆，是多么有害。毫无疑问，不可能有比这更具破坏性的行为了；因为，人如果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就会想尽办法力图预防危险、采取办法应对危险，并且对于尝试革新也会变得更加大胆和不那么谨慎。因此就必须要么绝不伤害任何人，要么一次性施加所有的侵害，这样才能使人们打消疑虑，并让他们有理由使心情平静和安宁。[参见P 8。
]
第四十六章
人们的野心不断膨胀；起先
力求不被伤害，后来则侵害别人
罗马平民既已恢复了自由，并且恢复了先前的地位，甚至获得更高的地位，因为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以确认其权力，罗马终于可以平静一会儿，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Livy, III 54.
]然而，从经验可知情形相反，因为每天那里都出现新的争吵和新的不和。并且由于提图斯·李维极其准确地解释过此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所以我并不觉得忠实地转述他说的话会是不妥当的。他说，人民和贵族中当有一方谦卑时，另一方总是骄傲自大；[Livy, III 65.
]当平民安安静静守本分时，年轻的贵族开始侵害他们，保民官对此所能提供的补救办法很少，因为他们也受到侵犯。另一方面，贵族即使认为自己这边的年轻人太过傲慢，但如果真要越界的话，它宁愿越界的是自己这边的人，而不是平民。因此，捍卫自由的愿望使得每一方都要获得足够的优势以压制另一方。这些事件的规律是，当人们试图不害怕时，他们开始使别人害怕；并且他们将他们自己避免的那种伤害又施加于别人，就好像必然是要么伤害人、要么就受人伤害，二者必居其一。由此可见共和国解体的诸多方式中的这样一种方式，由此也可见人们如何从一种野心攀升到另一种野心，由此还可见撒路斯特假恺撒之口所说的那句格言是何其确切：“所有邪恶的事例，都发源于好的开端”。[拉丁文引语，但撒路斯特的原话是：“所有邪恶的事例，都发源于好的事情”（De coniuratione Catilinae, 51. 27）。
]
在一个共和国里野心勃勃地生活的那些公民，力求（如上所述）做的第一件事是不能受到伤害，不仅是普通人的伤害，而且也包括官员的伤害；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力求结交朋友，而他们获得这些朋友是通过表面看来正当的手段，如慷慨大方地捐钱或者保护他们免受有权势者的伤害；并且，因为这种事看来是有德行的，很容易欺骗每个人，由此也没有对之采取应对之策。因此，他畅行无阻，竟变成令普通公民害怕、令官员敬重的人。当他升到这种地位，而先前又没有对他的壮大加以控制时，就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以致想要反对他是极其危险的，其理由是我在上文所说的：[D I 33.
]清除一个城邦里已经发展得很大的弊病是危险的。因此，这件事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要么必须冒着迅速毁灭的危险，设法消灭他；要么任其发展，陷入明显的奴役状态，除非死亡或某个事件使你摆脱它。因为，当到了上述地步后，也就是到了公民和官员都害怕触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他毫不费力就可以对他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作出裁决和进行伤害。因此，一个共和国在其体制中应包括这样一种制度，即警惕自己的公民在善良的外表下做坏事，并注意使他们获得那种对自由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声望。对此，我们将会在适当的地方进行讨论。[D III 28.
]
第四十七章
人们虽然在一般性事务上可能
犯错，但在具体事务上不会犯错
当罗马人民，如上所述，[D I 39.
]讨厌执政官称号，并希望平民中有人能够当选执政官或者削弱执政官的权力的时候，贵族为了使执政官的权力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而受到损害，采取了一种折中办法，同意任命四个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他们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Livy, IV 6；这里说的是三名保民官。
]平民对此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消灭执政官职位，并且自己有份参与这个最高官职。由此产生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当要选出四名军团长官时，虽然可以全部选平民，但结果罗马人民选的全是贵族。由此提图斯·李维说了这样的话：“这些选举的结果表明，在为了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时候，他们本着一种精神；而在冲突结束后，作出公正判断时，他们本着另外一种精神”。[拉丁文引语，见Livy, IV 6；马基雅维利用“荣誉”替代了原文的“尊严”。
]究其可能的缘由，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人们在一般性事务上常常犯错，在具体事务上却不会犯错。一般来说，罗马平民认为自己应当担任执政官职位，因为他们构成人口的大多数，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承受更多的风险，因为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保持罗马的自由并使之强大。既然平民认为自己的这个愿望是合理的，因此，如上所述，他们不管怎样都要获得那种权力。但是，当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候选人作出具体判断时，平民认识到他们的不足，并断定他们中没有人配得上出任它认为就其整体而言应得的那个职位。因此，由于为他们感到羞愧，平民转向选那些堪当此任的人。提图斯·李维对这个决定大吃一惊，他恰当地说了这样的话：“那时候全体人民所表现的这种克制、公正与高尚，如今哪怕在一个人身上都见不到！”[拉丁文引语，见Livy, IV 6。
]
为了证实这一点，可以再举一个重要的例子，它是在汉尼拔于坎尼打败罗马人之后在卡普阿发生的。[Livy, XXIII 2-4.
]由于这次溃败，整个意大利都陷入动荡之中，卡普阿也因为人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仇恨而发生骚乱。帕库维乌斯·卡拉努斯[在李维的书中是帕库维乌斯·卡拉乌斯。
]在那个时候担任最高长官，认识到那个城市因发生骚乱而招致的危险，所以打算利用自己的职位使平民和贵族和解。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把元老派召集起来，跟他们讲人民对他们有仇恨，并且他们面临被人民杀死和城市被交给汉尼拔的风险，因为罗马人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中。随后他补充说，如果他们愿意将这件事交给他处理，他可以做到使人民和元老院言归于好。但是，他希望把他们关在宫殿里面，并通过授权给人民可以处罚他们来解救他们。元老院的议员们屈服于他的这种意见，于是在把元老院议员关在宫殿里后，他叫人民来集会。他说，那个时机已经到来，就是他们可以压制贵族的傲慢并为其从贵族那里受到的伤害报复，因为他已经将全部贵族都关起来由他看守着。但是由于他相信人民不希望自己的城市变得没有政府，因此如果想要杀死旧的元老派议员，就必须选出新的元老派议员。于是，他将所有元老院议员的名字放在一个袋子里，并当着他们的面开始抽出那些名字，那些被抽中者一旦选出了他们的继任者，就依次处死。当开始从袋子中抽出一个人的名字时，喧哗声响成一片，称他是个傲慢、残忍和狂妄自大的人。而当帕库维奥要求任命其替代者时，整个会场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平民中有个人被提名，便有人开始吹口哨，有人开始笑，有人说他这不好，有人说他那不好。就这样继续下去，逐渐地，所有那些被提名的人都被认为不配担任元老院议员职务。于是帕库维奥立即抓住机会，他说：“既然你们认为这个城市没有元老院就会境况不好，而替换旧的元老院议员，你们又不能取得一致，我认为，你们最好彼此言归于好。因为，元老院议员们已经处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将会使他们很谦卑，以致你们在别处寻找的那种仁慈将会在他们身上找到”。[这些话是马基雅维利杜撰的。
]达成这样的协议后，随之出现这个阶层与元老阶层的团结。平民一旦不得不处理具体的问题，他们先前的那种错误看法就会显露出来。
除此之外，人民在对事物和与自身有关的事件作一般性判断时容易犯错，而一旦他们具体地了解那些事物后，那些事物就失去其先前具有的那种欺骗性，因此就不再诱使人民犯错。1494年后，佛罗伦萨城的第一公民被驱逐出该城，在那个城市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皮耶罗·德·梅迪奇在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时，把佛罗伦萨的多处要塞割让给法王，被激怒的人民在1494年11月把他驱逐出佛罗伦萨城。
]而是某种有利于怀有个人野心者操纵的无政府状态；并且公共事务每况愈下，不少平民看到这个城市的毁灭，不明白导致这种情况的其他原因，他们便指控这是由于某些有权势者的野心滋养了无序状态，有权势者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一个国家，并剥夺平民的自由。这些人在公共走廊和广场上，说许多公民的坏话，他们威胁说，一旦他们自己参加了执政团，就会揭露那些人的诡计并惩罚他们。经常发生的情形是，这一类人升到最高官职；而当他爬到那个位置，更近地思考那些情况时，他就会认识到无序的根源、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补救它们的困难。一旦他明白是时代而不是人造成混乱局面之后，他立即变成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和另外一种性情，因为对具体事务的认识，破除了他以前通过一般性考虑这些事情而产生的那种使人出错的看法。所以，有些人在他先前还是普通公民时听他如此这般说过，可是等到他后来登上最高长官的职位却又看到他无所作为，于是这些人就认为，他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对事情有了更加真实可靠的理解，而是因为他被大人物所收买和腐蚀。由于这样的事情在很多人身上发生过并且多次发生过，由此在他们中间产生一句谚语：“从广场到殿堂，换了位置就换脑袋”。
因此，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很清楚，当意识到对事情的一般性考虑使人民犯错时，只要找到办法使他们不得不转而考虑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很快地使人民清醒过来。卡普阿的帕库维奥和罗马元老院就是这样做的。我还相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聪明的人，永远不应逃避人民对具体事情的判断，比如关于公共职位和荣誉的分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人民不会犯错，即使偶尔犯错，这也很少发生，相比之下更多的时候是不得不进行这种分配的那少数人犯错。在我看来，下一章中说明元老院在进行这些分配时为了使人民不犯错[有的版本作“欺骗人民”。
]所采取的方法，也并非多余。
第四十八章
要想不把某个公职授予一个卑鄙小人或邪恶之徒，其办法是，要么让一个极度卑鄙且极度邪恶的人来谋求这个职位，要么让一个极度高尚又极度良善的人来谋求这个职位
当元老院担心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全部都由平民担任时，他们采取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者让罗马最有声望的人来谋求这个职位；或者通过适当的手段收买一些最低级和下流的平民，让这些人与通常谋求这个职位的那些较为可敬的平民混在一起，也谋求这个职位。[Livy, IV 56-57.
]这后一种方法使得平民羞于将这个职位授予那些人，前一种方法则使得平民羞于拒绝将这个职位授予堪当此任者。这完全符合前一章的论点，因为在前一章中指出人民即使对于一般性事务容易犯错，但对于具体事务不会犯错。第四十九章
如果那些有自由的开端的城邦，如罗马那样，要找到可以维持其自由的法律有困难；那么那些从一开始就处于奴役之下的城邦要找到这样的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组建一个共和国时备齐所有可以维持其自由的法律是多么困难，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罗马这个共和国里，虽然制定了许多法律，最初由罗穆卢斯，后来由努马、图卢斯·霍斯提利乌斯和塞尔维，最后由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制定；但是，在治理那个城邦中总是出现新的需要，从而必须制定新的法律，创设监察官就是如此。[Livy, IV 8.
]监察官当初就是在罗马过着自由生活的时候，帮助罗马保持自由的那些措施之一。因为，由于监察官变成了罗马道德风纪的裁断者，他们是罗马人腐败得较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创设这个官职之初犯了一个错误，任命其有5年任期。但是，不久以后，这个错误因独裁官马默尔库斯的精明而得以纠正，他通过新的法律将上述官职的任期减至18个月。当时在任的监察官们对此事如此嫉恨，以致他们剥夺马默尔库斯的元老院议员资格。对于这种做法，不仅平民而且元老们都很是斥责。因为李维的《罗马史》没有说明马默尔库斯是否能够抵御此事，[Livy, IV 23-24.
]只能认为，要么这个历史记载有缺漏，要么罗马在这方面的法律不完善。因为，一个共和国被组织成这样，以致一个公民因为颁布一项符合公民政体的法律，就能够被伤害且毫无救济办法，这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回到这个讨论的开头，我认为，基于这个新的官职的创设，应该考虑到，如果那些已经有了自由的开端并且能够自我纠正的城邦，如罗马那样，在找到好的法律来维持自身的自由方面，尚且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不足为奇的是，那些一开始就处于奴役之中的城邦，要想自我组织以过上自由而平静的生活，岂止是困难，简直就是不可能。很明显，佛罗伦萨城市就是这样的。由于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并且总是生活在他人的统治之下，它很长时间都是卑躬屈膝的，并且毫无政治主见；后来，当有机会松口气时，它开始制定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与旧的不好的法律混在一起，因此不可能是好的。就这样，它持续自我管理达200年 在这一段有史可征的时期里，它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称得上是共和国的政府。它所具有的那些困难，是所有那些有和它一样起源的城市都具有的。虽然很多次通过公开且自由的投票授予少数公民以全权对它进行改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为公共利益整治它，而总是为他们那一派的利益。这在那个城市制造的不是秩序，而是更大的混乱。
说到某些具体的例子，我认为在一个共和国的创建者所要考虑的那些事情中有一件就是要研究，判处公民死刑的权力应当交到哪些人手中。罗马对此安排得很好，因为公民被赋予了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向人民申诉的权利；并且如果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申诉推迟执行是危险的 他们诉诸独裁官，后者立即执行死刑判决而不给上诉权。但除非迫不得已，他们绝不采用这种救济办法。但是，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具有和它一样起源的城市，作为受奴役者，这种权力被交给一个外人，后者是受君主的委派来履行这个职责的。当后来它们变得自由时，它们仍将这个权力保持在一个外人手中，他们称这个人为“首领”，[即“人民首领”，见FH II, 5。
]由于这个首领很容易被有权势的公民所收买，所以这种事是极其有害的。但是后来，由于政体的更迭这种制度也变了，他们任命八个公民履行那个首领的职责。[指佛罗伦萨负责司法事务的“八人委员会”，参见FH IV 29; V 4。
]这种制度，本来就不好，变得更加糟糕，其理由已经在其他时候说过了，即那几个人总是少数最有权势者的工具。威尼斯城谨防这一点，它有“十人公民团”，可以不经上诉处罚任何公民。[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成立于1310年。
]然而由于他们不能够追究有权势的公民，虽然他们有这种权力，所以他们又在威尼斯成立了“四十人委员会”。此外，他们还允许“普雷盖”（Pregai）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委员会，可以处罚那些有权势的公民；所以，只要有人提出指控，就不愁没有审判他们的机构，从而使有权势者受到制约。因此，当看到在罗马这个由它自己管理并由许多精明的人整治的城邦，每天都出现新的理由使它必须为了自由生活而制定新的法律时；那么，对于其他城邦来说，在它们的建立之初就不曾有过一个有效的政治组织，如果在这些城邦出现如此大的困难以至于它们永远不可能重新整顿好自己，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第五十章
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官员不应该能够阻止城邦的行动
提图斯·昆克提乌斯·钦钦纳图斯和格奈乌斯·尤利乌斯·门图斯是罗马的执政官，由于二人不和，他们使罗马的全部活动陷于停顿。元老院见此情景，劝他们设立独裁官，以做他们由于不和而不能做的事情。但是，这两个执政官，在所有别的事情上都意见不一致，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即都不愿意设立独裁官。因此，元老院别无他法，只得求助于保民官，后者经元老院授权逼迫那两个执政官服从。[Livy, IV 26.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首先是保民官的作用，这个官职不仅仅有助于约束有权势者欺压平民的野心，而且有助于控制有权势者相互之间的野心。其次是，在一个城邦里永远不应允许少数人能够阻止对于根据法律规定是为维持共和国所必需的那些事情的任何决定。例如，如果你授权给某个委员会分配公共职位和钱财，或者授权给某个官员管理一件事情，那么你必须要么给它或他强加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到的义务，要么就规定（当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时）可以并应该由另一个人来做这件事；否则，这种制度就是有缺陷的且有害的。很明显，在罗马，如果不能够以保民官的权力来对抗那些执政官的顽固，就会是这样。
在威尼斯共和国，“大委员会”（Consiglio Grande）负责分配公共职位和钱财。有时会发生这个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由于愤怒或某个错误的信念而没有任命这个城市的官员以及那些管理他们陆地领土的官员的继任者。这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因为突然间那些属地和这个城市本身就没有了他们合法的裁决者。除非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感到满意或者觉悟，否则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这个弊端，要不是那些精明的公民未雨绸缪，它就可能会使那个城市陷于一种危险的处境。这些公民抓住适当机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城内和城外的所有官职永远不能是空缺的，除非在已经进行了换届并任命了他们的继任者的时候。因此，那个委员会就不再有机会使政治活动陷于停顿从而危及共和国了。
第五十一章
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对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应当装出是自愿做此事的
精明的人做事情时总是采取一切行动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好处，即使他们迫于形势不管怎样都得做这些事情。罗马元老院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精明，这表现在罗马元老院决定给服兵役的人支付国家薪饷，而直到那时以前他们习惯上是自费服役。但是，元老院看到以那种方法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为既不能围城也不能带领军队远离罗马；而元老院断定必须使这两件事情都能够做到，因此决定发放上面所说的军饷。但是，这件本来是必然性迫使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却把它做得为自己赢得荣誉。平民对这个礼物是如此的接受，以致他们高兴得神魂颠倒，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利，他们从未奢望得到它，连他们自己也从未谋求过它。虽然保民官想方设法消除平民因薪饷的给付而归于元老院的这种荣誉，指出这件事将加重而不是减轻平民的负担（因为必然会征收赋税以支付这笔薪饷），但他们再怎么做也无法阻止平民接受它。元老院由于采取种种办法将为支付军饷所必要的税收的支付在各社会阶层中进行分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荣誉，因为对贵族征收的那些税收最重也最多，当然，支付给他们的也最多。[Livy, IV 59-60.
]
第五十二章
要压制在一个共和国里取得太多权势的人的傲慢，最安全可靠且危害最小的方法莫过于尽早封锁他用以达到那种权威的途径
由上述讨论明显可见，贵族通过我们已经介绍的对平民有利的那些仁慈的表示 不仅是下令发薪饷，而且还有征税的方法 在平民那里赢得多么大的声望。[Livy, V 4, 12.
]而如果贵族坚持这种行事方式，就可能会消除那个城邦的所有骚乱，并可能使保民官失去其在平民那里所拥有的那种声望，因而也就失去那种权力。确实，在一个共和国，尤其是那些已经腐败的共和国里，要对抗某个公民的野心，最好的方法，也是最不危险和最容易的方法，可能莫过于在他之前封锁那些明显是他为了达到其预期的那种权力地位所要采取的手段。这种方法，如果用来对付科西莫·德·梅迪奇，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可能是远比将他驱逐出佛罗伦萨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那些反对他的公民也采取他的方法，即讨好人民的方法，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既不引发骚乱又不动用暴力的情况下，成功地从他手中夺走他用得较多的那些斗争手段。[FH, IV 27-33.
]
皮耶罗·索德里尼在佛罗伦萨城为自己赢得声誉，就仅仅依靠这一手，即讨好普通大众，这使他在普通大众中博得城市自由热爱者的美名。其实，对于那些嫉妒他的伟大的公民来说，抢先一步采取他据以变成伟人的那些路数，比起力图反对他以致整个共和国的剩余部分全都随着他的毁灭而毁灭，前者要更加容易、更加正派，危险性小得多，对共和国的危害也小得多。因为，如果他们从他手中除去了他赖以变得强大的那些手段（这一点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到），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所有大会上以及所有公共决议中无所畏惧且无所顾忌地反对他。有人可能反驳说，如果那些仇恨皮耶罗的公民有错，错在没有在他之前封锁他据以在人民中赢得名声的那些手段，那么皮耶罗也有错，错在没有封锁他的对手们据以陷害他的那些手段；对于这种错误，皮耶罗应得到原谅，这既是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也是因为这些手段对他来说不够光明正大。因为用来伤害他的那些手段就是支持梅迪奇家族，靠那些支持，他们打击他并且最终把他毁灭。因此，皮耶罗不可能体面地采取这种行为，因为他既已被指定担当自由的卫士，他就不可能破坏那种自由而不玷污自己的名声；既然不可能秘密地、突然地就给予这种支持，它们对皮耶罗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旦他被揭发对梅迪奇家族友好，他就会变得令人怀疑并为人民所憎恨，对他的敌人来说由此可能会产生比以前更多的机会来压制他。
因此，人们在采取每一种行动计划时，都应该考虑它的缺陷和危险，如果弊多利少，那么即使这个计划符合其决定也不要采用。因为，否则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与在西塞罗身上所发生的相同事情。西塞罗本想要使马克·安东尼失去支持，结果反倒增加了对他的支持。因为，在安东尼被判定为元老院的敌人，并且他建立了一支大部分由以前追随恺撒派的士兵组成的大军之后，西塞罗为了使他失去这些士兵的支持，说服元老院支持屋大维，并指派后者与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一起攻打安东尼。他以为，追随安东尼的士兵一听到恺撒的外甥[屋大维是恺撒姐姐的孙子，因此他是恺撒的甥孙，后被恺撒收为养子。
]、自称“恺撒”的屋大维的名字后，马上就会离开前者而支持后者；这样，在马克·安东尼失去支持之后，压制他就会很容易。这件事情的结果完全相反，因为，安东尼把屋大维争取过去了，后者离开了西塞罗和元老院，和他站在了一起。这件事完全摧毁了贵族派。这很容易预见到，既不应该相信西塞罗所确信的那个判断，而应该始终考虑到，那个名字具有如此大的声誉，以致他消灭了他的敌人并为自己获得罗马元首的地位；也绝不应该相信他的继承人或者他的拥护者能够做出任何与自由之名相一致的事情。[Cicero, Philippics, V 18; X 8.
]
第五十三章
人民经常被一种好处的表象所蒙骗而自取灭亡；强烈的希望和强有力的许诺轻易地使人民相信
在攻陷了维爱人的城市之后，在罗马人民中产生这样一种主张，即罗马人中的一半人迁居维爱，是对罗马城有益的事情。他们的理由是，由于那个城市有富饶多产的城郊，屋舍栉比鳞次且邻近罗马，所以它可以使一半的罗马公民富裕起来；又因为两个城市的位置相邻，不会扰乱罗马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元老院和比较明智的罗马人认为这个建议是如此无益有害，以致他们直言相告宁愿去死也不会同意这样一种决定。因此，当这件事进入辩论时，平民对元老院是如此愤怒，要不是元老院用一些年高望重的公民做挡箭牌，恐怕就会发生武装冲突和流血事件；因为对这些公民的尊敬阻止了平民，使平民不再凭着其蛮横无理而继续下去。[Livy, V 24-25.
]这里必须注意两件事。首先，人民许多时候被一种好处的假象所蒙骗，想要自取灭亡；并且如果人民所信任的某个人不能让他们认识到此为坏事以及什么是好事，就会在这些共和国里造成无尽的危险和损害。而当命运使人民不信任任何人的时候（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们过去被一些事或一些人所欺骗），它必然走向灭亡。为此，但丁创作《论君主政体》时在他的论述中就此说到，人民经常在死亡的关头高呼“万岁”，在自己活得好好的时候高呼“去死吧”。[这段引语不是出自但丁的《论君主政体》（De Monarchia），而是出自他的《飨宴》（Convivio, I 11）。
]由于缺乏对某个人的信任，导致有时在共和国里作不出好的决策。如上文说到的威尼斯人那样，[D I 6；参见D III 31。
]他们受到如此多敌人的进攻，却不懂得在毁灭到来之前作出决定，通过将从某些敌人手中夺取的东西（正是这引发了反对它的战争和君主联盟）偿还给另外的一些敌人来拉拢分化之。[1508年为了反对威尼斯人结成的“康布雷联盟”，其加盟者包括：教皇朱利奥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萨伏依公爵的摄政、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和曼托瓦侯爵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四世。
]
因此，考虑到说服一个人民在什么时候是容易的和在什么时候是困难的，可以作如下区分：你要使他们相信的那件事情乍一看表现出是获利还是损失，你采取的策略看来是勇敢的还是怯懦的决定。如果在向人民提议的事情中明显可见利益（即使在其底下隐藏着损失），而且看来是勇敢的决定（即使在其底下隐藏着共和国的毁灭），那么说服民众接受它总是会很容易；同样，如果那些决定表面看来懦弱或者损失，即使其底下隐藏着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要使人民接受那些决定也总是很困难的。我所说的这一点可以用罗马本土的和外邦的、现代的和古代的无数例子来证实。因为在罗马产生对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负面评价就是缘自于此。这个人无法使罗马人民相信实行缓兵之计，忍受汉尼拔的推进而不与之交战，对那个共和国是有益的；因为罗马人民认为这个主意是怯懦的，而没有看到其中隐含的那种好处，法比乌斯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向他们证明这一点。而人民对于表面看来勇敢的看法是如此昏聩，以至于授权给法比乌斯的骑兵长官，即使法比乌斯不同意，他也能够投入战斗。由于这一授权，罗马人民犯了一个错误，若非法比乌斯凭借其精明进行了补救，罗马军队就会被打败。[Livy, XXII 25-30.
]但是，罗马人民有了这种经历还不够，他们后来还任命瓦罗为执政官，不是因为他有别的功绩，而是因为他在罗马的所有广场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夸下海口，只要授权于他，就能打败汉尼拔。[Livy, XXII 34-35, 38-39.
]由此才发生战争，才有坎尼的溃败，并几乎使罗马毁灭。[Livy, XXII 46-49.
]
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再举一个罗马人的例子。汉尼拔在意大利待了八年或十年的时间，在这个地区到处大肆屠杀罗马人。这时，马尔库斯·肯特尼乌斯·佩努拉，一个出身极其卑贱的人（不过他在军中取得了某种职级），来到元老院自荐说，如果他们授权给他，让他能够在意大利他所希望的任何一个地方组建志愿军，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汉尼拔交给他们，生则擒，死则歼。元老院认为他的请求很轻率；但是，想到如果拒绝他的那个请求，而后来人民又知道了他的这个请求，难免由此产生一些骚乱和对元老阶层的怨恨，所以他们应允了他的请求。宁愿置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于危难之中，也不愿意激起人民新的愤怒；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政策是多么受欢迎，而劝人民放弃它，又是多么困难。于是，他带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去攻打汉尼拔，他刚一交战，就和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一起被打败并被杀死。[Livy, XXV 19.
]
在希腊的雅典城，尼西阿斯，一个极有威信和极其精明的人，始终无法说服那里的人民，攻打西西里没有好处；以致当违背这个贤人的意愿作出了那个决定后，导致的结果是雅典城的完全毁灭。[Thucydides, VI 8-9; Plutarch, Nicias, 12.
]当西庇阿被选任执政官后，通过许诺彻底摧毁迦太基的方式要求把非洲分给他作为行省，由于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表示反对，元老院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于是他威胁要把此事提交给人民，因为他非常清楚，人民是多么喜欢这样的决定。[Livy, XXVII 40-45.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我们这个城市的有关例子。例如，佛罗伦萨军队的统帅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大人偕同安东尼奥·贾科米尼在圣文森佐打败了巴尔托洛梅奥·德·阿尔维阿诺之后，去围攻比萨。此举是人民根据埃尔科莱大人许下的大胆诺言而决定的，虽然有许多明智的公民指责此事；但是，人民并没有纠正它，因为推动他们的正是基于统帅大胆诺言之上的普遍意愿。[佛罗伦萨人在圣文森佐取胜后，又根据八人委员会和大委员会的命令于1505年攻打比萨，并且得到最高行政长官索德里尼的支持。马基雅维利受命携带攻城的指示去见本蒂沃利奥和贾科米尼，这次攻城战以失败告终。
]
因此，我认为，要使一个人民拥有权力的共和国毁灭，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让它投身于宏大的事业；因为，假如人民对于作出决定有某种影响力，这样的事业总是会被接受。对此，那些持异议的人也毫无办法。但是，如果由此导致城邦的毁灭，那么由此还导致 也更为常见 那些被指定担任这种事业的领导的公民个人的毁灭；因为，人民相信会胜利，而结果却是失败时，对此人民既不怨命运，也不怪主持此事的人客观上不可能完成此事，而责怪他的恶意和无知，并且大多数时候会把他处死或者监禁或者放逐。迦太基有无数统帅以及雅典有许多统帅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过去所取得的任何胜利都于事无补，因为当前的失败将它们全都一笔勾销。如同在我们的安东尼奥·贾科米尼身上所发生的那样，由于他没有（像人民所确信的和他本人所许诺的那样）攻克比萨，他失宠于民，以致虽然他过去有无数功绩，但他苟活下来更多地归之于掌权者的仁慈，而非在人民中有任何其他的理由保护了他。
第五十四章
一个权威的人有多么大的权力制止骚动的民众
关于前一章中所援引的文本，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要想制止骚动的民众，最合适的莫过于某个有影响力和有权威的人出面反对他们，令其肃然起敬。维吉尔说下面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时倘或他们看见了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人物，就会安静下来，竖起耳朵肃立谛听他说什么”。[拉丁文引语，见Virgil, Aeneid, I 151-152（译文采自杨周翰译《埃涅阿斯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因此，指挥一支军队的那个人，或者身处一个发生骚乱的城市的那个人，应当在发生骚乱时尽可能举止庄重和体面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身上佩戴着那些表明所任职务的特有标记，以使自己显得更有权威。几年前佛罗伦萨分成两大党派，即教士党和激愤党 人们是这样称它们的，[教士党（Fratesche）是1494-1498年期间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当时他是佛罗伦萨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对手被称为“激愤党”（Arrabbiate）。
]当发生武装冲突时，教士党人被打败，其中包括保兰托尼奥·索德里尼，他在那些时候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公民。在那些骚乱中手持武装的民众去他家想要抢劫，碰巧他的兄弟、当时是沃尔泰拉主教、现在是枢机主教的弗朗切斯科大人在家里。他一听到喧哗声并看到人群，马上就把最体面的衣服穿在身上，并在外面套上主教法衣，然后亲自面对那些武装起来的人，凭借其外表和言辞就阻止了他们。这件事在整个城市许多天都在传颂着。于是，我得出如下结论：要制止骚动的民众，最可靠又最必要的对策莫过于一个从外表上看来有权威并且确实值得尊敬的人的出场。
因此，回到前文援引的文本，明显可见，罗马平民是多么固执地接受那个移居维爱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它是有益的，却没有认识到隐藏其下的害处；由此产生很多骚乱，要不是元老院凭借一些有威信且充分值得尊敬的人抑制住他们的怒火，也许就会产生暴力行为。[Livy, V 51-55.第五十五章
在民众尚未腐败的城邦管理公共事务是多么的容易；在有平等的地方，不可能建立君主国，而在没有平等的地方，不可能建立共和国
关于腐败的城邦有何令人担心之处或者对它们要寄予何种希望，虽然上文已经谈论了很多，[D I 16-18.
]但是思考一下元老院关于卡米卢斯立下的、将得自维爱人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阿波罗的誓言所作的决定，在我看来并非离题。由于这些战利品到了罗马平民手里，并且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它们进行清点，元老院颁发一项告示，每个人应当将所抢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上缴国库。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实际执行，因为后来元老院采取了别的方法并通过其他途径，以让平民满意的方式兑现了向阿波罗立下的誓言；[Livy, V 23-25.
]但是，通过这个决定可以看出，罗马元老院是多么相信平民的善良，并认为没有人会不把根据那个告示命令他交出的那部分如数上缴。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平民丝毫不想通过少交其应交部分的方式来欺骗那个告示，而是通过表明对它的明确抗议的方式，使自己摆脱那个告示。这个例子，以及上文所举出的许多其他例子表明，这个人民有多么善良和多么虔诚，以及对这样的人民可以寄予多大的厚望。
确实，在没有这种善良的地方，不可能希望任何好事。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腐化堕落的那些地区，不可能让人希望任何好事一样，意大利比所有其他地区更是如此，法兰西和西班牙也未能幸免于这种腐败。如果在那些地区，看不到和在意大利每天都发生的一样多的骚乱，这与其说源于那些人民的善良，这种善良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不如说源于有一个国王，他不仅凭着自己的能力，而且通过那些王国尚未腐化的制度，使人民保持团结。十分明显，在德意志地区，还在那些人民中存在的这种善良和虔诚是很重要的，这些品质使得许多共和国在那里自由地生活，并能够恪守它们的法律，以致没有人敢试图征服它们，不论是通过外部的进攻，还是通过内部的政变。[见P 10。马基雅维利曾写过三份关于德意志城市的简短报告：1507年，他担负一项使命去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回来后于1508年写了一份报告（Rapporto delle cose della Magna）；翌年他又写了一份报告（Discorso sopra le cose della Magna e sopra l imperatore）供佛罗伦萨大使参考；1509年，马基雅维利第二次受命去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在曼托瓦的军营，在返回途中写了Ritratto delle cose della Magna。关于这三篇著作，见Tutte le opere, ed. Martelli, 63-71。
]在它们那里，这种古老的善良的大部分还居于支配地位，这是多么确实，就此我想举一个和上文所说的元老院和罗马平民的例子相似的事例。
那些德意志共和国当它们需要为国家支出一定数量的金钱时，习惯的做法是，那些有权管辖此事的官员或委员会向城市的全体居民征收每个人所拥有财产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税。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根据那个城市的现行程序，每个人都来到征税的官员面前，先发誓会支付适当的金额，然后把他凭良心认为应付的钱投进一个专为此准备的箱子里。关于支付的这笔税款，除了支付者本人之外，没有任何见证人。应当认为，每个人都如实支付款项，因为，如果没有如实支付，那么，那个征税就不会产生他们根据以前通常收取的款项所预算的总收入；而如果税收没有带来预期收入，交税者的偷漏就会被发现；而一旦被发现，就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来获得必要的钱。由此可以推测，在那些人身上仍然有多么大的善良和多么大的虔诚。这种善良在这个时代越发值得赞赏，因为它越发少见，甚至可以看出它就只在那个地区还保留着。这产生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人民与其邻邦没有很多的联系，因为后者不来前者的城市，前者也不去别人的家，因为他们满足于本地的财富，吃的是本地产的食物，穿的是本地产的羊毛衣服；由此摆脱了所有交往的理由和所有腐败的源头，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法兰西或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习俗，而这三个民族同时都是世界的腐败源头。[在Ritratto delle cose della Magnak这篇报告中，马基雅维利谈到过威尼斯人和德意志城市之间的贸易，见Tutte le opere, ed. Martelli, 70。
]另一个原因是，那些保持了自由和廉洁的生活方式的共和国，不容许他们的任何公民成为一个绅士或者按绅士的方式生活，而是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种完全的平等：并且对生活在那个地区的领主和绅士们极端敌视，如果碰巧这两种人中的一些人落到他们手中，一律处死，因为他们被视为腐败的源头和引起一切骚乱的原因。
为了澄清这个绅士称谓的含义，我认为，所谓绅士是指那些游手好闲、靠着他们的地产收益过着富裕的生活，毫不关心耕作和其他为谋生所必要的劳动的人。这些人在每个共和国和每个地方都是有害的；但更为有害的是那些不但有上述财产，而且还指挥城堡并拥有服从于他们的臣民的人。这两种人在那波利王国、罗马城、罗马尼阿和伦巴第到处都是。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那些地区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共和国和任何自由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类型的人完全敌视一切公民体制。要想在以这样的方式塑造而成的地区建立一个共和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想重新整顿这些地区，如果某个人成为其主宰者，那么，除了在那里建立一个王国外别无他途。理由在于，在人民腐化到如此程度，连法律也不足以控制它的地方，必须连同那些法律一起，组建一种更强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帝王般的铁腕，可以利用其绝对和非常的权力，抑制住有权势者的过分的野心和腐败。
这个理由可以用托斯卡纳的例子来验证。在那个地区，可以看出，在不大的土地空间上，长期有三个共和国，即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卢卡。那个地区的其他城市虽然屈服于这三个共和国，但我们看到，它们凭借自身的勇敢和制度事实上维持了自由或者有可能维持自由。这一切都是因为，在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城堡领主，也没有或极少有绅士，但有如此大的平等，以致一个精明的并且了解古代公民体制的人可以很容易地将一种自由体制引进到那里。但是，此地是如此不幸，至今仍未遇到一个已经能够做或者知道如何做这件事的人。
因此，由这个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人想要在有许多绅士的地方建立一个共和国，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除非他先将他们全都消灭掉。如果有人想要在有很多平等的地方建立一个王国或者君主国，他也绝不可能做到，除非他让许多具有野心和不安分思想的人摆脱那种平等地位，通过赠给他们城堡和地产，并赐予他们财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绅士；[参见马基雅维利在1520年写作的Discursus Florentinarum rerum post mortern iunioris laurentii Medices（in Tutti le opere, ed. Martelli, 24-31）。
]以便置身于他们中间，通过那些人维持其权力，而后者则借助于他维持自己的野心，其他人就会被迫忍受只有暴力而绝非其他东西才能使他们忍受的那种奴役的枷锁。由于通过这样的方式，强迫者与被强迫者形成比例，人们身份固定，每个人各就其位。由于把一个适合于成为王国的地区建成为一个共和国，以及把一个适合于成为共和国的地区建成为一个王国，是由一个智力超群和威信超凡的人来做的事业；因此虽有许多人已经想要做这件事，但很少人知道如何实现它。因为这件事的宏伟一方面让人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困难重重，以致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我相信，在威尼斯共和国，只有那些绅士才能够得到官职，这种经验似乎与我所认为的在有许多绅士的地方不可能组建共和国的观点相反。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个例子并不与我所说的相反；因为，在那个共和国，那些绅士是名义上的更甚于事实上的，因为他们没有来自于地产的很多收入，他们的大量财产是建立在贸易和动产的基础上；此外，他们中没有人拥有城堡，也没有对人们的任何管辖权，他们的绅士头衔不过是对尊贵和名望的一种称呼，所依据的完全不是其他城市里人们称呼绅士的那些理由。如同其他共和国把它们的所有的党派划分置于不同名目之下一样，威尼斯也被划分为绅士和平民，并且威尼斯人认为前者拥有或者能够拥有所有官职，而其他人则完全被排除在外。这并没有在那个城市造成骚乱，其理由我已在别处说过了。[D I 6.
]因此，那些创建者，在存在很大平等或者能够制造很大平等的地方只能建立共和国，相反，在存在很大不平等的地方只能建立君主国；否则的话，他创建的政体就会失去平衡，也不会持久。
第五十六章
在一个城邦或一个地区发生重大事件
之前，会有征兆预示或有人预言
这缘何产生，我不知道，但通过古代和现代的例子明显可见，在一个城邦或地区从来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不是已经有预言者或者神启或者异兆或者其他天象预言到的。我就近举例来证明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在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之前，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预言了多少事情；[在萨沃纳罗拉1492年以及此后的布道中，他曾预言大山的另一侧会出现一位新的居鲁士，他将充当惩罚佛罗伦萨人的“上帝之剑”，无人能够与他对抗。法国的查理八世在1494年入侵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10月到达托斯卡纳。
]除此之外，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人们都在传说，听到和看到阿雷佐上空有士兵们在厮杀。[关于查理八世入侵时的这些征兆，见Francesco Guicciardini, History of Italy, I 9。
]此外，每个人都知道，在老洛伦佐·德·梅迪奇去世之前，大教堂（Duomo）的最顶端被天雷击中，这个建筑物受到极其严重的损毁。[FH, VIII 36.
]每个人也都知道，在曾被佛罗伦萨人民任命为终身最高行政长官的皮耶罗·索德里尼被放逐并被剥夺官衔之前不久，市政厅同样也被闪电击中。[市政厅（Palazzo della Signoria）遭雷击发生于1511年，索德里尼于1512年被放逐。
]
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为了避免厌烦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讲述提图斯·李维在法兰西人来到罗马之前所说的，即一个叫马尔库斯·凯狄基乌斯的平民向元老院报告说，他在半夜途经新路时听到了一个超乎人声的巨大声音，这个声音告诫他向长官们报告法兰西人就要来罗马。[Livy, V 32；李维说的是比人声“更清晰”的声音。
]关于这种事的缘由，我相信应该由具有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事物的知识的人来研究和解释，而这种知识是我们所不具备的。但是，也许，如一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Cicero, De divinatione, I 30.64; Pietro Pomponazzi, Tractus de immortalitate animae, 14.
]既然这片天空充满着神灵，这些神灵由于生来就有这种能力预见未来的事物并对人类怀有怜悯，所以它们用类似的征兆警示人们，好让人们能够准备防卫。但是，不管是怎样的，很明显事实就是如此；并且总是在这些事件之后，特别的且不寻常的事情会突然降临到那些地区。
第五十七章
平民联合在一起是强大的，
分散开来是弱小的
当罗马人的祖国由于法兰西人的入侵而随之发生毁灭时，许多罗马人违背元老院的告示和命令迁往维爱居住：元老院为了纠正这种违反其命令的行径，发布自己的公告，命令每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并在受某些惩罚的条件下回罗马居住。最初，这道政令遭到了作为其发布对象的那些人的嘲讽；后来，当服从的期限临近时，所有人都服从了。因此，提图斯·李维说了这样的话：“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凶悍的；一旦落单，每个人都出于害怕而变得驯服”。[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VI 4。
]确实，不可能有比这段文本更好地展现民众在这方面的本性了。因为，民众经常在言语上很大胆地反对其首领的决定；然后，当他们发觉惩罚就在面前时，由于相互不信任，就争先恐后地服从。因此，很明显可以确定，对于人民所说的他们的性情是好是坏，你不必太当回事；只要在他们性情好的时候，你能妥善安排使之能够保持，在他们性情不好的时候，你能确保他们不会伤害你。这里所说的不好性情是指它们产生于某种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他们失去了自由或者失去了深受爱戴的且仍然在世的首领；因为，产生于这些原因的不好性情比任何事物都可怕，需要强有力的补救加以制止。人民的其他不满是很容易对付的，只要他们还没有可以寻求庇护的首领。
因为一方面没有什么事物比一群不受约束且无首领的民众更加危险了，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事物比之更加虚弱了；因为，尽管他有武器在手，但是很容易让他缴械投降，只要你有一处要塞可以逃脱第一次攻击。因为当他们的心情平静下来，并且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回自己的家时，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并考虑通过逃跑或达成协议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因此，一群如此激动的民众，如果想避免这些危险，就得立即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个首领来领导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并思考自己的防卫。罗马平民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们在维尔吉尼娅死后离开了罗马，并且为了保护自身，在其内部选出二十位保民官。[Livy, III 50-51.
]如果民众不这样做，他们就总是会发生上文所引的提图斯·李维所说的那种事：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是强大的，而一旦后来每个人开始想到自己的安危，就会变得怯懦和软弱。
第五十八章
民众比君主更明智、更坚定
没有什么事物比民众更加易变和不坚定了，我们的提图斯·李维和所有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也是这么说的。[Livy, VI 7.
]因为在叙述人们的行为时，经常看到民众将某个人判处了死刑，然后又哀悼这个人并为他感到非常惋惜。很清楚，罗马人民对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所做的就是这样：先将他判处了死刑，后来又极其想念他。李维说了这样的话：“很快地，在他已不构成任何威胁之后，民众对他感到惋惜。”[拉丁文引语，见Livy, VI 20（译文采自王焕生译《自建城以来（第一至十卷选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略去了短语“回想起了他的勇敢精神”。
]在别处，当他讲述在叙拉古的希耶罗之孙希耶罗尼姆斯死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时，[Livy, XXIV 4-7, 21.
]他说：“这就是民众的本性：要么卑躬屈膝甘为奴仆，要么飞扬跋扈发号施令”。[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XXIV 25。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进行一项很棘手的工作，它充满着如此多的困难，以致我可能不得不要么羞愧地放弃它，要么在非议声中继续进行，因为我想要为之辩护的论点，是我已经说过的所有作家都反驳的一个论点。但是，无论如何，我现在认为，将来也这样认为，通过说理为任何观点辩护，而不是借助权威或暴力，这并没有错。
因此，我认为，关于作家们指责民众所具有的那种缺陷，单个考虑的话，所有人都可以受到这种指责，尤其是君主。因为，每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人都会犯下不受羁绊民众所犯的那些相同的错误。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君主现在有、曾经也有过许多，而善良和明智的君主却很少。我所说的君主是指那些能够打破那种可能纠正他们的约束的君主，但不包括埃及在远古时代通过法律来统治那个地区时出生的那些王，[Diodorus Siculus, I 70-71.
]不包括在斯巴达出生的那些王，也不包括我们这个时代在法兰西出生的那些王，因为法兰西王国比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王国都更加受法律的约束。这些在这种制度结构下出生的王不应被纳入到作为我们评价基础的那一类王中，我们必须根据后一类王的单个个体的性质进行评价，并将之与民众的行为相对照，看它是否与民众相似。因为，应该拿来与那些权力受法律限制的王相比较的，是和那些王同样受法律约束的民众，可以发现在这群民众身上具有我们在那些王身上看到的那种相同的善良，并且可以看到那群民众既没有飞扬跋扈发号施令也没有卑躬屈膝甘当奴仆。罗马人民就是如此，当共和国仍然保持未腐化时，他们从来不卑躬屈膝甘当奴仆也从来不飞扬跋扈发号施令；相反，借助他们的制度和官员，令人尊敬地恪守本分。当有必要采取行动奋起反抗某个有权势者的时候，罗马人民则毫不手软；很清楚，他们就是这样反对曼利乌斯、反对十人立法委员会，以及反对其他那些试图压制人民的人的。当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服从独裁官和执政官时，他们则服从之。如果罗马人民在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去世后为之痛惜，那也不奇怪；因为人们痛惜的是他的才能，对这些才能的回忆足以使每个人都产生同情，并且它们可能在一个君主身上产生相同的效果。因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能力就是在自己的敌人那里也会受到赞扬和钦佩。假如曼利乌斯在这种普遍的痛惜中复活过来了，罗马的人民仍然会对他作出相同的评价，如同他们在把他从监狱放出来后不久又判处他死刑所做的那样。[Livy, VI 14-20.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被认为明智的君主将某个人处死后又追悔不已，如亚历山大对克利图斯[见Plutarch, Alexander, 16, 50-52。克利图斯在作战中救过亚历山大的命，他在一次宴会上对亚历山大出言不逊，被其所杀。后来亚历山大懊悔不已，试图自杀。参见Diodorus Siculus, XVII. 21. 57。
]以及其他朋友、希律对玛丽安妮，就是如此。[见Josephus, The Jewish War, I 22.1-5; III 5-9; VII 2-7。玛丽安妮是犹太国王亚里斯托布罗斯二世（Aristobulus II）的孙女，于公元前38年嫁给（大）希律。希律出于猜忌把她杀死，后为此悲痛欲绝。参见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XV 7. 4-7。
]但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关于民众的本性所说的话，不是针对罗马人那样受到法律约束的民众；而是针对叙拉古人那样不受羁绊的民众。后者犯下了那些被激怒的、不受约束的个人所犯下的错误，如同亚历山大大帝和希律王在上述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因此，民众的本性并不比君主的本性更应谴责，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能够犯错而不惧怕法律时，所有的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关于此，除了我已经说过的以外，还有许多例子。在罗马的皇帝中有，在其他专制者和君主中也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和在任何民众身上可能找到的一样的反复无常和行为的变化不定。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一般的看法认为，人民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变化无常、出尔反尔且忘恩负义），我认为，这些罪恶在作为个体考虑的君主身上和在人民身上并无两样。他们行事方式的变化不是源自于不同的本性（所有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要说有高下的话，那也是人民有更高的善），而是源自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下的那些法律的尊重的多寡。[在以往的版本中，这句话的位置在下面两句话之后。
]如果有人同时指责人民和君主，他可能是在说实话；但是如果开脱君主的这种罪责，他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人民如果掌握权力并得到很好的组织，他们的坚定、谨慎和感恩就会无异于一个君主，或者更确切地说，无异于一个被认为是明智的君主；另一方面，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会比人民更加忘恩负义、变化无常和轻率鲁莽。只要想想罗马人民，就会发现他们四百年来一直憎恶“王”这个头衔，而热爱其祖国的荣誉和共同利益；并且会看到，他们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上述两点。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罗马人民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我就以前面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长篇大论来回答，[D I 29.
]在那里我指出人民不像君主那么忘恩负义。但是关于谨慎和坚定，我认为人民比君主更加谨慎、更加坚定并且有更好的判断力。
把人民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意见具有奇迹般的预测能力，就仿佛借助某种隐蔽的能力，它能预见祸福。关于判断事情，如果人民听到两个演说家各执一词，而这二人又能力相当，那么极少会看到人民不接受更好的意见或者不能明白真理在哪一边。如果说在冒险的事情或者看似有利可图的事情上，如上文所说的那样，人民易犯错误；[D I 53.
]那么很多时候一个君主也会因自己的激情而犯错，其次数要多得多。还可以看到，人民在挑选官员的候选人时，远比君主选得好，永远不可能说服人民让一个声名狼藉、品德败坏的人担任公职；而要说服一个君主去做这种事则可以很容易做到，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方法。可以看到，人民一旦开始憎恨某种事物，会保持那种看法长达几百年之久，而这在一个君主身上看不到。对于这两件事情，我认为罗马人民都足以作为证明。罗马人民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在如此多次执政官和保民官的选举中，令其感到后悔的选举不超过四次；并且，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罗马人民如此憎恨王这个名称，以致任何一个公民如果试图获得那个称号，他的任何功绩都无法使之逃脱应有的惩罚。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那些由人民统治的城邦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非凡的成就，并远远超过那些一直受某个君主统治的城邦。罗马在驱逐王之后就是如此，雅典自它从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也是如此。这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只能源于人民的统治比君主的统治好。我不认为我们的历史学家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文本以及在其他任何文本中就此所说的一切，与我的这种看法相反。因为要是考虑到人民的所有错误、君主的所有错误、人民的所有荣耀和君主的所有荣耀，就会看到人民在善行和荣耀方面远远超过君主。如果君主在制定法律、建立良好的政体以及规定新的法令和制度方面优于人民，那么人民在维护那些被规制好的事物方面如此优于君主，以致他们无疑获得了和那些规制它们的人同等的荣耀。
总之，为了给这个问题下结论，我认为，君主政体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共和政体也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两者都需要受法律的规范。因为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君主是个疯子，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民是不明智的。因此，要是谈论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和受法律束缚的人民，就会看到人民比君主有更多的德行；要是谈论不受法律约束的君主和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民，就会看到人民比君主更少犯错，并且人民所犯的错误不如君主严重，更容易补救。因为对于肆无忌惮、骚动不安的人民，可以由某个好人对之劝诫，很容易就能使之回归正道；而对于一个邪恶的君主，没有人能够对之劝谏，除了兵刃之外，别无救济办法。由此可以对这二者的弊病的严重性大致有个了解：如果要治人民的病，用言语就够了，而要治君主的病就必须用兵刃；而无人不知，在需要较大治疗的地方，存在着更大失误的风险。当一个人民完全不受约束时，其疯狂不可怕，现有的罪恶也不足惧，所害怕的只是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因为在如此大的混乱中可能产生一个暴君；但是对于邪恶的君主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现有的罪恶让人恐惧，未来却让人产生希望，因为人们深信那个君主邪恶的一生可以导致自由的开启。因此你们看出这二者的差别，相当于现有事物与未来事物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民众的暴行是针对他们所害怕的那个可能会践踏共同利益的人，君主的暴行却是针对他所害怕的那个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但是，对人民的不好看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对于人民，每个人都可以无所畏惧地和随便地讲坏话，即使是在人民掌权的时候；而对于君主，人们讲话时总是带有很多的顾虑和很多的谨慎。由于这个问题的驱使，在我看来并非离题的是，在下一章中讨论什么样的联盟更加可靠，是与共和国结成的联盟，还是与君主结成的联盟。
第五十九章
什么样的联盟或同盟更加可靠，是与共和国结成的，还是与君主结成的
由于每天都发生一个君主和另一个君主，或者一个共和国和另一个共和国相互结盟和结交，同样在一个共和国和一个君主之间也缔结同盟和协议，所以在我看来需要研究的是何者对盟约的忠诚更稳固，以及对何者应该更加重视，是共和国的忠诚还是君主的忠诚。经过通盘考察之后，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共和国和君主是相似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存在一些差异。因此，我相信，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国，都不会遵守被迫与你订立的协议。我相信，一旦对国家产生担忧，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国，为了不失去它，都会背信于你，并对你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人称“攻城者”的德米特里，曾给雅典人带来无以计数的好处；后来，当他被自己的敌人打败，并去雅典这个被他视为友好、欠着他恩情的城邦避难时，却被雅典拒之门外，这件事带给他的伤痛远远超过他失去自己的子民和军队的伤痛。[Plutarch, Demetrius, 30.
]庞培在被恺撒打败于色萨利之后，到埃及向托勒密寻求避难，他过去曾帮助后者夺回王位，却被这个人所杀。[Plutarch, Pompey, 77-79；庞培是被托勒密的儿子所杀。
]这些事情很明显具有相同的原因；然而，共和国比君主更仁慈、更少残酷。因此，哪里有担忧，实际上哪里就会有相同的信义。
如果发现一个共和国或者一个君主为了信守与你订立的盟约而准备失去国家，这可能也出于相同的原因。就君主而言，极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与某个强大的君主结交，虽然后者当时还不能保护他，但他能够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能够使之恢复王位；或者是，他一直是某个强大君主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他不相信会在其盟友的敌人那里得到信义或谅解。属于这一类的是那波利王国的那些拥护法兰西的君主。[在1503-1504年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争夺那波利的战争中，法国一方的几个男爵被西班牙将领孔萨尔沃·达·科尔托纳俘获。在科尔托纳获胜后的停战期间，他们被弃之不顾。
]就共和国而言，属于这一类的有西班牙的萨贡托，因为拥护罗马而面临灭亡；[萨贡托是罗马的盟友，公元前218年被汉尼拔征服并遭到毁灭，见Livy, XXI 5-16。
]还有佛罗伦萨也属此类，因为它在1512年拥护法兰西。[作为法国的盟友，佛罗伦萨在拉文纳战役后受到西班牙军队的攻击，后者在1512年恢复了梅迪奇家族的统治。
]经过全面的考虑之后，我认为，在这些存在紧迫危险的情况下，共和国比君主在某种程度上更可靠。因为，虽然共和国拥有和君主一样的意图和愿望，但它们的行动缓慢，使得他们要比君主用更长的时间做出决定，因此他们也要比君主用更长的时间来背信弃义。
毁弃盟约是为了利益。在这方面，共和国远比君主更加遵守协议。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点小利就使得君主背信弃义，而很大的利益也没有使共和国背信弃义。地米斯托克利给雅典人的那个建议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形，他在民众大会上说他有一个能够给他们的祖国带来极大利益的建议，但是为了保密他不能说；因为一旦将其泄露出去，就会失去实施该建议的机会。因此，雅典的人民挑选出阿里斯提德作为可以传达此建议的人，并确定随后他们将根据阿里斯提德的看法做出有关决定。地米斯托克利向后者说明，整个希腊的舰队 虽然处在雅典人盟约的保护之下 都停泊在一个地方，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它或者将它摧毁，这么做可以使雅典人成为希腊的完全主宰。于是，阿里斯提德向人民报告说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非常有益却极不正派，因此人民完全拒绝了它。[Plutarch, Themistocles, 20; Cicero, De officiis, III 11.
]马其顿的腓力以及其他君主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些君主恰恰是通过背信弃义而非其他手段来追求和获得更多利益的。关于由于结盟一方违反协议而解除盟约，我说的不是这种情形，因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我说的是那些出于不同寻常的理由而解除盟约的情形。就此而论，由于上述那些理由，我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少犯错，因此可以更加信任人民而不是君主。
第六十章
在罗马授予执政官职以及其他任何官职，从来不考虑年龄
通过历史事件的发展可以看到，罗马共和国在执政官职位可以由平民担任之后，把该职位授予自己的公民，而不考虑年龄或血统。虽然在罗马从未曾实行过对于担任公职的年龄限制，但总是去寻找能力，不论它在年轻人身上还是在年长者身上。这可以通过瓦勒里乌斯·科尔维努斯的例子看出来，因为他在23岁时被选为执政官。[Livy, VII 26.
]同样也是这个瓦勒里乌斯在对他的士兵们讲话时说“执政官职位是对能力的奖赏，而不是对血统的奖赏”。[拉丁文引语，见Livy, VII 32；马基雅维利用“血统”代替了“出身”。
]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很值得讨论。
就不考虑血统而言，这得到承认是出于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在罗马有，可能在每一个想要取得罗马所取得的那些成就的城邦也都有，如在别处已经说过的那样。[D I 6.
]因为没有奖赏，就不能指望人们冒险犯难；剥夺了人们获得奖赏的希望，就要招致危险。因此，一开始应当给予平民得到执政官的希望，并且他们会沉浸在这个希望中好一阵子，哪怕并没有得到这个职位；后来，仅仅是希望就不够了，那就必须落到实处，让他们如愿以偿。当然，不想让平民染指任何荣耀事务的城邦，可以按照自己愿意的方式对付平民，如在别处讨论的那样；[D I 6.
]但是，如果它希望做罗马所做的事，就不应该进行这种区分。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取消基于年龄的任何区分就不能受到批评，反而是必要的。因为在选举一个年轻人担任某个可能需要年长者的智识的公职时，既然民众不得不选择这个年轻人担任此职，那么一定是他的某种极其杰出的行为使他获得那个职位。并且，当一个年轻人具有如此大的才能，以致由于某个重大事件使自己一举成名时，如果那个城邦当时还不能利用他，而必须等到他在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朝气和那种机敏，随着他本人一起变老，那将会是极其有害的；这种朝气和机敏是他的祖国在他年轻时就可以利用的。罗马就是这样利用瓦勒里乌斯·科尔维努斯、西庇阿[Livy, XXV 2.
]和庞培[Plutarch, Pompey, 13-14.
]以及其他许多在非常年轻时就获得凯旋仪式殊荣的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