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的苏丹巴耶塞特虽然热爱和平更甚于热爱战争，他能够享受他的父亲穆罕默德的劳动成果；后者如大卫一样，打败了他的所有邻邦，给儿子留下了一个稳定的王国，以至于可以通过和平的技艺很容易地维护之。但是，如果他的儿子、现任君主塞利姆像父亲而不像祖父，那个王国就可能会毁灭；但是很明显他即将超过他祖父的荣耀。因此，通过这些例子，我认为，在一个杰出的君主死后，一个软弱的君主尚可自保；但是在一个软弱的君主死后又有一个软弱的君主就不可能维持任何王国，除非像法兰西王国那样，这个王国是靠它的古老体制来维持的。那些不依靠战争的君主是软弱的。
因此，通过这个讨论，我得出结论：罗穆卢斯的能力如此大，因此他能够给努马·蓬皮利乌斯机会，得以通过和平的技艺统治罗马许多年；但是在他之后继任的是图卢斯，[Livy, I 22-31.
]后者因其勇猛重新获得和罗穆卢斯一样的声望；在他之后是安库斯，[Livy, I 32-35.
]自然赋予他如此才华，以至他既能够利用和平又能够经受住战争。他起初专注于走和平路线，但他很快就发现那些邻邦认为他软弱，因而不怎么尊重他；因此他认为，为了维持罗马，就必须转向战争，必须像罗穆卢斯一样，而不是像努马。所有掌控国家的君主都可以由此得出教训：像努马那样的君主能否维持那个国家，也要取决于其所处的时代或运气；但像罗穆卢斯那样的君主，以及和他一样具有能力者，无论如何都能够维持那个国家，除非一种顽强而非凡的力量把国家从他手中夺走。确实，人们可以认为，如果罗马得到的第三位王不是一个懂得如何用武力恢复它声望的人，那么后来罗马就绝不会或者是极其困难地站稳脚跟，也不可能产生它所获得的那些成就。因此，只要她生活在王的统治之下，就会招致这些危险，即在一个软弱的或邪恶的王的统治下可能毁灭的危险。
第二十章
两个有才能的君主相继接任产生伟大的成就；由于治理得好的共和国必然有一系列有才能的统治者，所以它们的征服和成就是很大的
在罗马驱逐了王之后，[Livy, I 60.
]上文所述的在一个软弱的王或很坏的王登上王位时它可能面临的那些危险就没有了。[D I 19.
]因为最高权力赋予了执政官，他们获得那种权力不是通过继承、欺骗或者强烈的野心，而是通过自由选举，并且他们总是极其杰出的人。由于罗马享有他们的能力和运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和受王政统治同样长的时期后，它能够达到它的那种伟大之巅峰。因为很明显，两个有才能的君主相继接任就能够征服世界，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如此。一个共和国更应该如此，因为通过选举制度，不仅只有两个接任，而且有无数的极具才能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继任；在每个治理得好的共和国里都将总是存在这种有才能者的继任。
第二十一章
缺乏自己的军队的君主和共和国应该受多大的责备
现在的君主和现代的共和国在进攻和防守方面缺乏自己的士兵时，应该对他们自己感到羞愧，并且通过图卢斯的例子，[Livy, I 22-31.
]他们应该想到这个缺陷不是由于缺乏能够打仗的人，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如何使他们的人民变得善于征战。因为当图卢斯继承王位时，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曾经打过仗，因为罗马已经安享和平四十年。然而，当他计划发动战争时，他并没有打算利用萨姆尼人、托斯卡纳人以及其他习惯于打仗的民族，而是作为一个极其审慎的人，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人。他是如此能干，在他的领导下，很快他就能够使他们变成极其优秀的士兵。比任何其他真理都更为确凿无疑的是，如果在有人民的地方却没有士兵，这是由于君主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由于其他缺陷，如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的不利或者它的人民在天性上的不足。
关于此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因为众所周知，在不久前英格兰国王进攻法兰西王国，他除了自己的人民外没有带任何士兵，而这个王国已经有30多年无战事了，因此既没有曾经打过仗的士兵也没有曾经打过仗的将军；[英王亨利八世于1513年进犯法国，在8月16日的山嘴之战（the Battle of the Spurs）中打败了法国人。不过，英格兰在1492年曾经为了维护布列塔尼公国的独立而出征，这是20多年前的事。
]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带着那些人进攻一个拥有很多将领和优良军队的王国，而这些将领和军队是在意大利战争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战斗的。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国王是一个审慎之人，而且那个王国治理得很好，它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忽略对战争的安排。
底比斯人佩洛皮达斯和埃帕米农达在解放了底比斯城，并使该城摆脱了斯巴达统治的奴役之后，虽然他们身处一个习惯于服从的城邦和软弱的人民之中，但他们毫不犹豫地 他们的能力是如此之大 使那些人进入备战状态，并且带着他们与斯巴达的军队交战于旷野并打败它们。记载此事的人说，[显然是指普鲁塔克，见Plutarch, Pelopides, 17。
]这两个人在短时期内表明，善战的人不仅仅诞生在拉克戴蒙[指斯巴达。
]，而且也诞生在任何其他有人出生的地方，只要有某个人能够引导他们走向军旅生活，就像很明显图卢斯懂得如何引导罗马人那样。维吉尔用再好不过的表示赞同的词语，再好不过地表达了这种看法，他说：“图卢斯将鼓舞怠惰的人去战斗”。[拉丁文引语，见Virgil, Aeneid, VI 813-814。
]
第二十二章
在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和阿尔巴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的事件中值得注意之处
罗马的图卢斯国王和阿尔巴的麦提乌斯国王约定，〔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和阿尔巴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为各自的祖国而战〕，哪个人民的三兄弟获胜，那个人民就是另外一个人民的主人。阿尔巴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全都死了，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中有一个仍活着；因此，阿尔巴的麦提乌斯王及其人民成为罗马人的臣民。当那个获胜的贺拉提乌斯回到罗马时，他遇到他的一个妹妹，而后者已经许配给死了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中的一位，她哀悼其未婚夫的逝世，所以那个贺拉提乌斯便杀了她。那个贺拉提乌斯因这个罪行而被审判，经过许多辩论后他被释放，这更多的是由于他父亲的哀求而不是由于他自己的功绩。[Livy, I 23-26；这里，麦提乌斯的身份是阿尔巴的独裁官，而不是国王。
]在这里有三件事值得注意：首先，绝不可拿整个命运去冒险，却又只用上部分力量；其次，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城邦里绝不要将功抵过；再次，在应当或者可以怀疑不遵守协议的情况下还缔结有关的协议绝非明智。因为臣服于他人对于一个城邦来说是如此重要之事，以至永远不应相信那些王或那些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情愿让他们的三个公民将其带入奴役状态，这从麦提乌斯所想要做的事情当中明显可见。他虽然在罗马人胜利后立即自认战败并答应服从于图卢斯，但是，在他们准备联合兵力对抗维爱人的第一次远征中，很明显他试图欺骗图卢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先前所作决定太轻率，但为时已晚。[Livy, I 27-30.
]既然对于这第三件值得注意的事项已经谈论足够多了，所以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将只谈另外两件值得注意的事项。
第二十三章
一个将军不应该把其整个命运置于险地，却又不把其全部兵力用上；因此，守卫关隘常常是有害的
将你的整个命运置于险境，却又不把全部力量用上，这从来不被认为是明智的决定。这种事有多种表现。一种是通过像图卢斯和麦提乌斯那样做，因为他们将其祖国的整个命运以及他们双方军队中拥有的那么多的人的能力都交给他们的三个公民的能力和命运，而这三人只不过是他们各自力量中一个极小部分而已。他们没有意识到，由于这个决定，他们的祖先在创建这个共和国时为了使该国长期过自由的生活并使其公民成为自身自由的保卫者所经历的所有辛劳都好像空忙一场似的，因为如此少的人竟可能导致这个共和国的毁灭。对于这件事，那些王再怎么认真仔细考虑也不为过。
还有一些人也几乎总是犯这种弊病，他们就是当敌人到来时打算占据艰险之地和守卫关隘的那些人，因为这种决定几乎总是有害的；除非在那个艰险之地你可以很方便地保持自己的全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计划是可以采用的；但如果那个地方很崎岖，不可能在那里保持全部兵力，则这个计划就是有害的。有一些人的例子使我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些人当遭到强敌进犯时，并且在他们的国家为高山峻岭所环绕时，他们从未试图在关口和山上与敌人作战，而是到这些关口和高山的外边与敌交锋；或者，即使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也会在山的内侧，在方便可行的地方而不是在险峻的地方等着敌人。其理由如上所述，因为，由于不可能有许多人去守卫险峻之地（这既是由于在那里无法生活很长时间，又是由于那些地方很狭窄，只能容纳很少的人），因此不可能抵御来势汹汹的强敌。对于敌人来说，大举进犯是很容易的，因为其意在通过〔关口〕，而不是停留；而对于等待敌军前来的人来说，不可能带着大军等待，因为（由于不知道敌人何时通过）必须在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狭窄而且是不毛之地驻扎好长一段时期。因此，如果你本来自以为可以把守得住某个关隘，而且你的人民和你的军队也都相信这一点，但你却失去了这个关隘；那么几乎总是会使你的人民和你的残余部队突然感到如此大的恐惧，以至于还未能考验他们是否英勇，你就成了一个失败者。这样，你便由于你的一部分力量而失去了整个命运。
人人都知道汉尼拔是多么艰难地翻越将伦巴第和法兰西分开的那些高山，[Livy, XXI 32-38.
]又是多么艰难地翻越将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分开的那些山峰。[Livy, XXI 58.
]然而，罗马人起初在提契诺河边，[Livy, XXI 45-46.
]后来又在阿雷佐平原上等着他，[Livy, XXII 2-5.
]并且他们宁可他们的军队被敌军消灭于自己有机会战胜的地方，也不愿意将军队带到那些高山之中，因恶劣地形而被消灭。明智地阅读全部历史，并领悟其中最真切的教益的人将会发现，极少有能干的将领尝试过把守这样的关隘。这既是由于上文所说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些地方不可能完全封闭，因为山区像旷野一样，不仅有通常的常有人走的路，而且还有许多其他通道；而这些通道即使不为外人所知，山民也是知道的，在他们的帮助下，你总是会违背你对手的意愿地被引导到任何一处地方。
关于此，还可以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1515年，当法兰西的弗朗索瓦国王打算进犯意大利以收复伦巴第时，那些与他作对的人赖以作为最大依凭的是，瑞士人能够将他阻挡在那些关隘之外。但是，如实际经验表明的，他们的那个依凭是徒劳的：因为那个国王把他们守卫的两三处关口撇在一边，经由另外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从容不迫地翻过了山；并且趁着他们还未能觉察，他到了意大利，并来到他们的附近。因此，瑞士人惊慌失措，撤退到米兰；而伦巴第的全体民众由于不再持有那种认为法兰西人很可能被阻挡在山外的看法，都转向法兰西士兵这一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进攻伦巴第时，沿着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绕开了正在山里等着他的瑞士人。后来他又在米兰附近的马里尼亚诺战役中（the Battle of Marignano）击败瑞士人。
]
第二十四章
治理得好的共和国规定对其公民的
奖赏和惩罚，绝不将二者相抵
贺拉提乌斯的功绩是极大的，因为凭他的英勇战胜了库里阿提乌斯兄弟；他的罪行是骇人听闻的，因为他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然而，罗马人对这桩凶杀是如此不快，以致他们将他交付死刑的审判，尽管他的功绩是如此大，而且是刚刚立下的功劳。这件事，对于从表面上考虑它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人民忘恩负义的例子；但是，只要更好地研究它，并且更加慎重地研究共和国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就会宁可指责人民赦免了他的罪，而不是指责人民想要定他的罪。其理由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治理得好的共和国以其公民的功绩取消其罪过。在规定了奖赏一种善行和惩罚一种恶行之后，并且在某个人因做了好事而受到奖赏后，如果这个人后来又做了坏事，就要处罚他，丝毫不考虑他以前的那些善行。如果这些制度得到很好的遵守，一个城邦就会很长时期过自由的生活；否则总是很快就会毁灭。因为如果一个公民在为城邦做了某件杰出的事情之后，除了那件事带给他的那种名声外，他还可以厚颜无耻地相信自己能够做某种不好的事而不担心受到惩罚；那么他不久就会变得如此傲慢，以至于可以使任何类型的公民生活都消失。
如果想使人们害怕对于做坏事所施加的惩罚，就确有必要保证对于好事授予奖赏，很明显罗马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一个共和国可能很穷，能够给予的很少，它也不应该不给那一点点的奖赏；因为作为对好事的酬报，即使是很大的好事，给予任何人哪怕是很小的礼物，那个获得酬报者都总是会视之为光荣和极大的礼物。贺拉提乌斯·科克勒斯[Livy, II 10-11.
]的故事和穆基乌斯·斯凯沃拉[Livy, II 12-13.
]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前者在一座桥上抵御敌人直至桥被割断，后者在想要杀死托斯卡纳国王波尔塞纳时犯下过错而烧了自己的一只手。因为这两桩壮举，国家给他们每人奖以两个“斯泰欧”单位的土地。[参见Livy, II 10. 12，这里说，人们为贺拉提乌斯立像纪念，并授予他一块面积可在一天之内耕耘一圈的土地；Livy, II13. 5，这里说，穆基乌斯得到了台伯河对岸的一块土地。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斯泰欧”（staio）是托斯卡纳的计量单位，大概相当于罗马的“尤格”（参见D I 37 注释）。
]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的故事也很出名。由于他拯救了朱庇特神庙，使之免于落入在那里扎营的法兰西人之手，那些与他一起被围困在那里面的人给予他一小盆面粉。[Livy, V 47；马基雅维利省略了人们还送给曼利乌斯少量的酒。
]就当时罗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种奖赏是很大的。尽管如此，当后来曼利乌斯或者出于嫉妒或者出于自身邪恶的本性而在罗马煽动骚乱，并力图争取人民站在自己这一边时，他被人从那个他先前拯救过的、给他带来如此大荣耀的朱庇特神庙的峭壁上扔了下去，丝毫没有考虑他的那些功绩。[Livy, VI 20.
]第二十五章
希望在一个自由的城邦里改革延续了很久的体制的人，至少要维持古老体制的外表
希望或者想要改革一个城邦的体制的人，如果想要它得到接受，并且希望能够维持它，令所有人都满意，就有必要至少保持古代模式的外表，以便在人民看来好像还没有改变体制，尽管实际上新的体制已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体制。因为大多数人沉浸于表象的程度不亚于沉浸于实质的程度，甚至在许多时候打动他们的是他们看上去仿佛如此的那些事物，而非实际上的那些事物。由于这个原因，罗马人在他们的自由政体的建立之初，便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当他们设立两名执政官以代替一个国王时，他们决定执政官所拥有的侍从官的人数不超过12人，这是为了不超过服侍国王的人数。[Livy, I 8.
]除此之外，由于在罗马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而这种祭祀只有国王本人才能举行；并且由于罗马人希望人民不会由于没有国王而缅怀任何旧制，所以任命了一个专门负责上述祭祀的首领，他们称之为圣王，并让他服从于大祭司。这样，通过这种方式，人民渐渐地对那种祭祀感到满意，也绝没有因为缺少王而认为有复辟王政的理由。[Livy, II 2.
]
所有那些希望在一个城邦里消除旧的体制，使之变为一种新的自由体制的人都必须遵守这一点；因为既然新的事物使人的思想不安，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地使那些令人不安的革新尽可能保持旧体制的表象。如果官员在数量、权力和任期方面相对于旧时的官员都有变化，那么他们至少应保留其称呼。对于这一点，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如果有人希望组建一种政治体制，无论是以共和的方式还是以王政的方式，他都应予遵守。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建立一种专制权力，作家们称之为僭主政治，[参见Plato, Republic, 565e-566a, Satesman, 276e; Aristotle, Politics, 1279b16, 1285b29-32; Polybius, V 11; Cicero, Republic, I 33; Thomas Aquinas, On Kingdom, I 1.11。
]他就应该进行全盘改革，这是下一章中将要说到的。
第二十六章
一位新的君主，在他所占领的
城邦或领地里，应当更新一切
无论谁，只要他成为一个城邦或国家的君主（特别是当他的基础还很薄弱时），并且无法通过王政或共和国的方式转向公民体制时，既然他是一个新君主，那么他保持那个王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更新那个国家的一切事物，即在那些城邦里建立新的政府，赋予其新的名称、新的权力、新的人员；使富人变穷，使穷人变富，如同大卫在成为国王时所做的那样，“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新约·路加福音》1: 53；说这话的不是大卫，而是上帝。
]在此之外，建立新的城市，拆毁已经建立的城市，将居民从一地迁至另一地；总而言之，不得让那个地方的任何事物保持原封不动，以确保任何等级、职位、地位或财富的拥有者都得承认它来源于你；并以亚历山大之父、马其顿的腓力作为你的榜样，因为他通过这些手段，从一个小小的王变成希腊的君主。记载他的事迹的人说，他通过武力把人们从一地迁至另一地，就像牧人迁移自己的畜群一样。[Justin, VIII 5；参见Polybius, VIII 8-11。
]这些手段是极其残酷的，它们与所有社会相对立，不仅包括基督教社会，而且也包括人类社会；任何人都应避免它们，宁愿做一介平民，也不愿当一个给世人带来如此大破坏的王。不过，对于不希望走那第一条良善之路的人来说，如果想维持自身，就必须为这种恶。但是，由于不知道如何成为至善或至恶，有些人便采取某些极其有害的中间道路，这将在下一章中通过事例来说明。
第二十七章
世人极少是完全邪恶的或者完美无缺的
教皇朱利奥二世在1506年[以往的版本作“1505年”。
]前往博洛尼亚，为的是将在那个城市统治了百年的本蒂沃利奥家族从那个国家驱逐出去，他还想要将佩鲁贾的僭主焦万·帕格罗·巴利奥尼驱逐出去，因为他曾立誓反对所有占领教会领地的僭主。他带着这种人人都知道的意图和决心来到佩鲁贾附近之后，没有等待可以保卫他的军队一起进入那个城市，而是赤手空拳地进入该城，尽管在那里面有焦万·帕格罗以及他为了保护自己而结集起来的相当多的士兵。因此，带着他管理其一切事务都具有的那种急躁，教皇只带着一名贴身卫士将自己交到敌人手中；后来他带着焦万·帕格罗随自己一起离开，留下一名长官在那个城市，代表教会执法。
和教皇在一起的聪明人[包括马基雅维利本人，他当时正出使罗马教廷；他对巴利奥尼的评论，参见1506年9月13日的信（Legazioni e commisari, ed. Sergio Bertelli, Milan, 1964, II 980）。
]已经注意到教皇的鲁莽和焦万·帕格罗的怯懦。他们无法猜透是什么原因导致后者没有一举摧毁他的敌人，从而给自己带来永久的名声，并用战利品使自己更加富有，因为和教皇一起的那些枢机主教全都带着他们的全部财宝。他们也无法相信他是出于善良或者良知而没有扣留教皇，因为这样一个邪恶的人，霸占自己的妹妹，为专权而杀死自己的侄儿和外甥，在他的心中不可能产生任何虔诚的尊敬。但是可以断定，这是源于人不可能是坏到极致的或者好到极致的；就好比一件恶行本身有伟大之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恢弘的，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进行之。因此，焦万·帕格罗虽然拿乱伦和人所共知的弑亲的可耻行径不当回事，但他却不懂得如何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敢在合适的时机做一件大事；在这件事情上，人们本来会钦佩其勇气的，而他本来会让自己留下不朽名声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向教士们表明像他们那样生活和当政是多么为人所不齿的人；然而，他却未能完成这样一件其伟大超过其一切恶名与危险的大事。
第二十八章
为什么罗马人对自己的公民
不像雅典人那么忘恩负义
无论谁，只要他阅读共和国所做的那些事情，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共和国中都有对其公民的某种忘恩负义的表现；但是，他会发现这在罗马比在雅典，可能还有其他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更少些。[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Dell ingratitudine（《论忘恩负义》）130-132。这首诗与本章及以下几章（I 29-32）的讨论都有关联。
]究其缘由，就罗马和雅典而言，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罗马人比雅典人更少有理由去猜忌他们的公民。因为在罗马，就它从放逐王一直到苏拉和马略的整个时期而论，从未被它的任何公民剥夺过自由；这样，罗马就没有猜忌他们的重大理由，因而轻率地伤害他们。而在雅典，情形正好相反，因为庇西特拉图在它最繁荣的时期并假装为城邦利益行事，剥夺了它的自由，所以它一旦重新获得自由，由于记得所受到的伤害和过去的奴役，它就立马展开报复，不仅仅针对其公民所犯的错误，而且也针对其公民错误的一丁点蛛丝马迹。由此导致如此之多优秀人士的流放和死亡，由此产生陶片放逐法以及那个城邦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贤德之士人所做的其他所有暴行。因此，这些关心公民政体的作家所说的话是极为真实的，他们说：人民在重获自由之后，比在维持了自由之后更加凶残地责罚。[见Cicero, De officiis, II 7. 24；参见FH II 37。
]
因此，考虑到上述内容的人，在这件事上既不会指责雅典，也不会颂扬罗马，而只会抱怨必然性，因为在那些城邦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同的。因为如果有人细致地考虑这些事情，他就会发现，如果在罗马和在雅典一样被剥夺了自由，罗马对自己的公民就不可能比雅典对自己的公民更加慈善宽容了。这件事可以通过分析在放逐王之后科拉提努斯和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据的推测。关于前者，虽然他为罗马的解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被流放，其原因无他，只不过是因为他带有塔克文的名字；[Livy, II 2.
]后者仅仅因为在塞利乌斯山上建一座房屋而使自己受到猜疑，因此也几乎要被流放。[Livy, II 7；这里说瓦勒里乌斯在维利亚山（Velia/ Velian Hill）而非塞利乌斯山（Celio/ Caelian Hill）上建造房屋。
]因此，在看到罗马对这两个人是多么不信任和严厉之后，可以认为，如果罗马和雅典一样，在早期、在它发展壮大之前受到其公民的伤害，那么它也会和雅典一样忘恩负义。为了不必再次讨论这个忘恩负义的主题，我将在下一章中说明在我头脑中关于这个主题所想到的东西。
第二十九章
人民与君主哪一个更加忘恩负义
关于上述论题，我认为需要讨论的是谁树立了这种忘恩负义的更大榜样，是人民还是君主。为了更好地对这个部分展开讨论，我说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或者源于贪婪，或者源于猜疑。[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论忘恩负义》25。
]因为，当人民或君主派一位将军出去进行一次重要的远征时，如果在这次远征中，这个将军获胜了，他将会赢得很大荣誉，而作为酬劳，那个君主或人民必须奖赏他；如果受贪婪的驱使，不是给他奖赏，而是使他蒙受耻辱，或者伤害他，那么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甚至招惹来永远的臭名声。然而有许多君主犯这种错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用下面这句话说明其理由：“报复侮辱较之酬答善行是容易得多的事情，因为感恩被认为是一种负担，但报复却被认为是一种收益”[拉丁文引语，见Tacitus, Histories, IV 3（译文采自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4页）。
]。但是，如果不给他奖赏，或者更准确地说，伤害他，不是受贪婪的驱使，而是受猜疑的驱使，那么人民和君主多少值得原谅。对于因这种原因而形成的这类忘恩负义，人们可以读到很多。因为那个将军很英勇能干，战胜了敌人，并使自己满载荣誉，使自己的士兵满载财富，给他的君主征服了一个帝国；必然地，无论是对他的士兵，还是对那些敌人，还是对那个君主自己的臣民，他都获得如此大的名声，以致那场胜利不可能令那个派遣他的君主感到高兴。并且，因为人的本性是有野心而多疑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命运把握分寸，在那个将军胜利之后就立即在那个君主心中产生的猜疑，不可能不因那个将军的某些显得傲慢的言行而增加。因此，君主不可能想到别的，只想自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打算或者把他干掉，或者使他丧失在其军队或人民中赢得的名声；并尽一切办法表明，那个胜利的获得不是由于那个将军的能干，而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敌人的懦弱无能，或者由于跟他一起进行这次远征的其他首领的精明。
自韦斯巴芗在犹太被他的军队拥戴为皇帝之后，当时带着另一支军队在伊利里亚的安托尼乌斯·普里穆斯站在他这一边，从那里开赴意大利反对当时在罗马当政的维特利乌斯。他极其英勇能干，打败了维特利乌斯的两支军队，并占领了罗马。因此，韦斯巴芗派去的穆齐安努斯发现，由于安托尼乌斯的能干，征服了一切，并克服了一切困难。安托尼乌斯为此获得的奖赏是，穆齐安努斯立即剥夺他的军队指挥权，并且让他在罗马逐渐丧失一切权力。因此，安托尼乌斯前去找当时还在亚洲的韦斯巴芗，他受到后者的如此接待，以致不久，在变得毫无地位之后，在近乎绝望中死去。[Tacitus, Histories, II 6, 8; III 2-3, 8, 15-26, 46-49, 52-53, 58-65, 78; IV 39, 80.
]关于这些例子，史书中俯拾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当前活着的人都知道孔萨尔沃·费兰特为阿拉贡的国王斐迪南在那波利王国与法兰西人作战，他历经多么大的辛劳，凭着多么大的能力，才征服并赢得那个王国；而作为胜利的奖赏，他所得到的却是，斐迪南离开阿拉贡并来到那波利之后，首先解除了他对士兵的指挥权，然后剥夺了他的要塞，最后带他跟自己一起到西班牙，不久之后他便在那里默默无闻地死去。[圭恰迪尼指出，孔萨尔沃·费兰特去世时既富有，也不乏荣耀，见Francesco Guicciardini, Considerazioni interno ai Discorsi del Machiavelli（in Machiavelli,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ed. C. Vivanti, Turin, 1983, 557）。另参见马基雅维利的诗作《论忘恩负义》163-165。
]因此，君主们有这种猜疑是如此的自然，以至于他们自己也无法阻止这种猜疑；并且要他们对那些在他们麾下胜利地完成了重大征服的人，习惯于表示感恩，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君主自己无法克服的事情，如果人民自己也无法克服，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事。因为，一个过着自由的生活的城邦有两大目标：一个是获取，另一个是维护自己的自由；在这两件事情上由于过分热衷，它很可能犯错误。关于在获取方面的错误，我将会在适当场合说到。[D I 30.
]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而犯的错误，除了别的之外，还包括以下这些：伤害它本来应该奖赏的公民，怀疑它本来应该信任的公民。虽然在一个已经变得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可能是导致重大灾难的原因，并且在许多时候致使它更快走向专制 如同罗马在恺撒身上所发生的那样，[Plutarch, Julius Caesar, 29, 46-47.
]因为恺撒通过武力强取他因为人民忘恩负义而不给予他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尚未腐败的共和国，这些行为会带来重大好处，可以使它更持久地过自由的生活，使人们因为害怕惩罚而变得更好和不那么有野心。确实，在所有曾经拥有过霸权的人民中，由于上述原因，[D I 28.
]罗马是最不忘恩负义的；因为关于它的忘恩负义，可以说，除了西庇阿的例子之外，[Livy, XXXVIII 50-60.
]再无其他例子，而科里奥拉努斯[Livy, II 33-35.
]和卡米卢斯[Livy, V 32, 46, 49.
]被流放是因为他们二人对平民的伤害。但是，前者得不到原谅是因为他始终保留自己对人民的敌对情绪；后者不仅被召回罗马，而且在他生命的整个时期里都像君主一样受人敬爱。
但是，对西庇阿的忘恩负义源于公民们开始对他产生的一种猜疑，而对其他人则不曾有过这种猜疑。这是由于被西庇阿打败的敌人[指汉尼拔。
]的强大，是由于一场如此长期而危险的战争的胜利给他带来的名声，是由于这场胜利的迅速，是由于他的年轻、精明和其他一些令人难忘的美德使他获得的那些支持。这些事情是如此重大，不仅市民老百姓，就连罗马的官员也害怕他的权威；这件事令那些明智的人不高兴，因为这在罗马很不寻常。他的行事方式似乎与共和国的体制如此不相容，以致被人视为圣贤的卡托·普里斯库斯[卡托·普里斯库斯，应为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普里斯库斯，也译“老加图”或“老伽图”。
]是第一个反对他的人，并且是第一个说一个城邦如果有一个公民令官员都害怕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自由的。因此，如果罗马人民在这件事上听从了老卡托的意见，那么他们就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些因为猜疑而忘恩负义的人民和君主一样应该受到宽恕。因此，在结束这个讨论时，我说，由于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的养成，或者是出于贪婪或者是出于猜疑；很明显，人民从来不因为贪婪而行之，由于猜疑而行之远比君主少得多，因为他们有更少的理由去猜疑，这就是下面将要说明的。
第三十章
一个君主或一个共和国应该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那个将军或公民又该用什么办法来避免被它压迫
一个君主，为了避免这种不得不带着猜疑生活或者忘恩负义的必然性，就应该亲自去远征。起初罗马的那些皇帝就是这么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土耳其也是这么做的；那些有能力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一旦战胜了，征服的荣誉全都归于他们自己；而如果他们没有亲临战场，由于荣誉是属于别人的，他们认为不可能充分地享受那种征服，除非他们消灭属于他人的、那种他们自己不懂得如何去赢得的荣誉。他们因而变得忘恩负义和不公正，毫无疑问他们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由于疏忽或者不太精明，他们在家里游手好闲，而派遣一名将军出征，那么除了他们自己已经知道的那个方法之外，我就没有其他建议要给他们了。但是，我确实有话要对那个将军说，既然我判断他无法避免忘恩负义的灾祸，我要说的就是他应当作两件事情中的一件：要么，他在胜利之后立即离开军队，将自己交到君主手中，谨防一切傲慢或者有野心的举动（这样，君主摆脱了种种猜疑，有理由奖赏他或者至少不伤害他）；要么，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他就应该勇敢地选择相反的解决办法，他应采取一切行动，使人相信那个征服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属于他的君主的，他应使士兵和民众朝向自己，与邻邦结成新的友谊，用他自己的人占领要塞，收买自己军队的指挥官，并对那些无法收买的人予以清除；通过这些方法尽力惩罚他的主子可能对他采取的那种忘恩负义之举。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如上所述，人们不可能是完全坏的，也不可能是完全好的。[D I 27.
]因此总是发生这种情形，即在胜利后不愿意立即离开军队，不能举止谦逊，不懂得如何使用那些暴力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敬的行动；因此，由于他们保持暧昧态度，在那种迟疑和模棱两可之间他们便被摧毁了。
至于一个共和国，如果想避免这种忘恩负义的恶行，不能给它和给君主一样的补救办法，即亲自去征战而不要派一名将军去，因为派它的一位公民去是必需的。因此，作为我给它提出的补救办法，它最好是采取与罗马共和国为了不像其他共和国那样忘恩负义而采取的那些相同的做法。这源于它的治理体制，因为，由于整个城邦 包括贵族和平民 全都被动员参战，在罗马每个时代都总是会出现如此多的英勇能干、打过种种胜仗的人，以至人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们有很多，并且相互监督。同时，他们使自己保持正直和小心，以便不会引起一点点怀有某种野心的猜疑，也不给人民任何理由说他们有野心从而伤害他们；因为，当上独裁官的人越早卸任这个职位，这个职位的授予给他带来的荣誉也就越大。这样，由于这类做法不可能引起猜疑，它们也就不会产生忘恩负义。因此，一个共和国如果不希望有忘恩负义的理由，就应该像罗马一样治理自己；一个公民如果想避免忘恩负义的折磨，就应该遵守罗马公民所遵守的那些规则。第三十一章
罗马的将领们从未因所犯的错误而受到比法律规定的更严厉的惩罚；他们也从未因其无知或作出错误决策给共和国造成了损害而受到惩罚
罗马人不仅仅像我们在上面所说过的那样不像其他共和国那么忘恩负义，而且他们在惩罚军队将领方面比任何其他共和国更加宽容和小心谨慎。[参见D I 24, 28, 29, 30。
]因为如果他们的错误是出于恶意，则人道地处罚他；如果是出于无知，则不是处罚他，而是奖赏他并尊敬他。这种举动方式是经过他们深思熟虑的，因为他们认为，对于那些指挥军队的人来说，心中无所顾虑，并且在作决定时除了关心有关军队管理的事务之外别无其他类型的担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不希望在那件本身就很艰难的事情之外增加新的困难和危险；因为考虑到如果给他们增加那些负担，根本没有人能够做事有效。例如，他们派一支军队去希腊反对马其顿的腓力，或者去意大利反对汉尼拔，或者反对以前征服过的那些民族；被指定率领这次远征的将军将因伴随那些重大且极其重要的事情产生的所有那些担心而殚精竭虑。现在，如果在这些担心之外又加上许多把作战失利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或以其他方式处死的罗马人的先例，那么这个将军在如此多的担心之中，还可以作出勇敢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把失败的将军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罗马人的习惯。波利比乌斯曾指出迦太基人有这种惩罚手段（Polybius, I 11, 24），但罗马人从未采取过这种方式。李维提到过（Livy, Summaries, XVII）一个名叫汉尼拔的迦太基将军，在指挥一次海战失败后被自己的士兵钉上了十字架。
]所以，由于他们认为，打了败仗的耻辱足以惩罚这些人，他们不愿意用其他更大的惩罚来使他们感到惊恐。
有一个关于不是由于无知而犯的错误的例子。塞尔吉乌斯和维尔吉尼乌斯驻扎在维爱，每个人各率领大军的一部：[Livy, V 8-12.
]其中，塞尔吉乌斯带军朝着托斯卡纳人可能来的方向列成阵形，维尔吉尼乌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列阵。当塞尔吉乌斯遭到法利斯基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攻击时，他宁可被打败和逃跑，也不愿向维尔吉尼乌斯求援；而另一方面，维尔吉尼乌斯等着他忍辱来求援，宁可看到自己的祖国蒙受耻辱和军队被击溃，也不愿援助他。这件事确实很恶劣，应该受到谴责，并且如果不对这两个人加以处罚，人们不免要对罗马共和国有腹诽之议。确实，虽然另一个共和国可能对他们处以死刑，但罗马共和国对他们处以罚款。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不该受到更重的处罚，而是由于罗马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上文已经说过的原因，宁愿遵守他们的古老习惯。至于出于无知所犯的错误，没有比瓦罗更好的例子了。[Livy, XXII 61.
]由于他的轻举妄动，罗马人在坎尼被汉尼拔打败，当时罗马共和国有失去自由的危险；但是，这个错误是因为无知，而不是因为恶意，罗马人不仅没有处分他，反而还尊敬他，当他回到罗马时，他受到了整个元老院阶层的迎接。他们不可能因为这次战斗而感谢他，他们感谢他是因为他回到了罗马，从而没有使罗马的形势陷入绝境。当帕皮里乌斯·库尔索尔想要处死法比乌斯，因为后者违背他的命令与萨姆尼人作战；在法比乌斯的父亲反对这个独裁官的固执而提出的诸多理由中，有一条就是，罗马人民对其将领遭受任何一次战败都从来没有像帕皮里乌斯对他们胜利时所想要做的那样。[Livy, VII 30-35.
]
第三十二章
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不应该在
处于危急之中时才给予其公民恩惠
当波尔塞纳为了复辟塔克文家族而进攻罗马时，虽然罗马人在危急关头成功地对人民运用了慷慨大方：当时元老院由于害怕平民宁愿接受国王也不坚持战争，为了确保他们做到这一点，元老院免除了平民的盐税和所有税费，说穷人只要把子女们养大就为国家的利益做得足够多了，虽然人民由于这种恩惠而忍受围困、饥馑和战争；[Livy, II 9.
]但是，没有人可以根据这个例子就推迟到危急时刻再争取人民，也永远没有人能做到罗马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民众会认为这种恩惠不是得自于你，而是得自于你的对手；他们很可能害怕在那紧要关头过后，你会从他们那里收回你出于不得已而已经给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感激你。而这个决定给罗马人带来好的结果，其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是新建的，还不稳固；而人民已经看到以前如何为其利益制定过法律，比如向人民申诉的法律，因此他们能够确信给予他们的那种利益不是由于敌人的到来所致，而是由于元老院有意施恩于他们所致。除此之外，对国王仍记忆犹新，那些王使他们受尽种种贬损和侮辱。因为这些原因很少发生，所以这些补救办法也很少有用。因此，无论谁掌权，共和国与君主都一样，他都应该提前考虑哪些时候灾祸可能降临到他身上，以及在不利时期可能需要哪些人；然后对待他们如同他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时，都认为必须对待他们的那样。不这样办的人，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国（但特别是一个君主），认为当危险发生时那一刻能够以恩惠来赢得人心，他就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不仅不能保证自身安全，而且会加速他的毁灭。
第三十三章
当一个国家内部或外部的麻烦增加时，更有益的决定是等待时机对付它，而不是与它直接对抗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名声、力量和权力的增长，它的那些以前没有想到这个新兴共和国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危害的邻邦，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为了补救先前所没有补救的，足足有40个民族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因此，罗马人在他们处于紧迫危险之中惯常采用的许多其他救济办法之外，决定采用任命独裁官的方法，即授权给一个人可以不必与他人磋商便作出决定，并且可以执行自己的决定而不受任何申诉的限制。[Livy, II 18；这里李维说第一个被选任独裁官的可能是提图斯·拉尔基乌斯（Titus Largius）。
]和这种救济办法在那时是有用的，并且是战胜那些紧迫危险的原因一样，随着霸权的扩张，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发生危及共和国的紧急事件，对于所有这些事件来说，它也总是极其有用的。关于这种事件，首先需要谈论的是，当在一个共和国内部或者针对一个共和国，出于内因或外因而产生的麻烦，变得如此之大，以致每个人都开始感到害怕时；更为安全可靠的决定是等待时机对付它，而不是试图消灭它。因为试图消灭它的那些人几乎总是使它的力量变得更大，并且使得人们怀疑由它所产生的那种危害有增无减。关于这些类似事件，它们在那些共和国发生通常是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在那些共和国，许多时候，人们或者听任一个公民取得的权力超过合理的限度，或者开始败坏一项作为自由体制存在基础并且是自由的安身立命之所的法律；并且，任由这种错误发展下去，直到想补救成为比放任自流更加有害的选择之时。这似乎是比较自然的，对于那些喜爱新事物的人来说，当这些弊病刚出现时认识到它们是比较困难的；并且，对于那些本身似乎有些优点且由年轻人所为的事情来说，这种支持的影响比对其他所有事情的影响都要大。因为，如果在一个共和国看到一个年轻的贵族崛起，而他本身拥有非凡的能力，那么所有公民都开始把目光转向他，并且毫无保留地竞相尊敬他。因此，如果他有哪怕一点点野心，加上大自然赐予他的那些恩惠以及他所处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很快就会上升到这样一种地位，以至于当公民意识到他们的错误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补救之。即使想采用他们所具有的一切补救办法，他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加速他的权势。
关于此，可以举出相当多的例子，但我只想举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城市的例子。科西莫·德·梅迪奇是梅迪奇家族在我们这个城市创下丰功伟绩之开端，在他自己的精明和其他公民的无能给予他的那种支持下，他获得如此大的名声，甚至到了开始使政府感到害怕的程度，后者是如此的害怕，以致其他公民认为触犯他是危险的，而任其这样下去则极其危险。但是，由于在那些时候，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这个人被认为对政务极其精通，虽然已经犯下第一个错误，即没有认识到由科西莫的名声可能产生的危险；但只要他活着就绝不允许人们犯第二个错误，即企图消灭他，因为他判断这种企图将导致他们政府完全的垮台。事实上很明显在他死后正是这样子的，因为，仍在世的那些公民没有遵从他的这个建议，对科西莫采取严厉的措施，将他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科西莫的党羽，由于对这种侮辱感到愤慨，不久之后便将他召回，让他当这个共和国的君主；如果没有这种公然的对抗，他本来绝不可能上升到这种地位的。[见FH IV 26-33。
]在罗马，在恺撒身上也发生了与这同样的事情。他的能力得到了庞培和其他人的支持，但不久之后那种支持变成了畏惧。西塞罗可以为此作证，他说庞培开始害怕恺撒，但为时已晚。这种害怕使他们想要补救，而他们采取的那些补救办法加速了他们共和国的毁灭。[Cicero, Letters to His Friends, XVI 11.
]
因此，我说，既然在这些弊病出现的时候很难认识到它们，而这种困难是由于这些事情在开始时给你制造了一个骗局所导致的；因此在认识到它们之后，较为明智的决定是等待时机对付它们，而不是用暴力反对它们。因为如果给它们时间，或者它们会自行消灭，或者至少可以把那种危害推迟更长一段时期。无论如何，君主们如果打算清除它们或者反对它们的力量和冲击，都必须擦亮眼睛，宁可使它们受损也不可使它们得益，并且要确信除非是为了推开某个事物否则就不要拉拢它，除非是为了淹死一株植物否则就不要给它浇水。但是对于这种弊病的力量，应当有充分的考虑，并且当你认为足以消除它的时候，应毫不犹豫地下手；不然的话，任由它去，也不要以任何方式触动它。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罗马的邻邦们所遇到的事。对那些邻邦来说，既然罗马已经如此发展壮大，更加有益的是以和平的手段力求安抚并阻止它，而不是以战争的手段迫使它考虑新的体制和新的防卫。因为他们的那个合谋毫无用处，只是使罗马人更加团结、更加强有力，并且思考新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在较短时期内扩大他们的势力。其中之一是任命独裁官；由于这种新的制度，不仅罗马人克服了那些紧迫的危险，而且这种方法还可以使罗马共和国避免其本来在没有这种补救办法时可能会遇到的无数弊端。
第三十四章
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有益而不是有害；公民自己取得的权力，而非由自由投票给予他们的那些权力对公民政体有害
对于那些在那个城邦发明了设立独裁官的方法的罗马人，[Livy, II 18.
]某个作家[不清楚这个或这些作家所指何人。
]曾进行过谴责，认为时间一长，这便成为罗马专制统治的原因。他提到，那个城邦的第一个专制者[可能是指苏拉。
]就是以这个独裁官的头衔统治该城邦的；并说，如果没有这个称号，恺撒就不可能以任何官方称号使他的专制统治合法化。对于这件事，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并且相信之也毫无理由。因为，使罗马受到奴役的不是独裁官的名称，也不是其官阶，而是公民们通过延长权力的期限所取得的权力。即使罗马没有独裁官的称号，他们也可能会采取另一个称号，因为以实力很容易取得称号，而凭称号却不容易取得实力。很明显，只要独裁官的权力是在遵守宪法体制的情况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行使一种个人权力授予的，他总是对城邦有益。因为对共和国有害的是那些以非法手段任命的官员和以非法手段授予的权力，而非那些通过合法手段任命的官员和授予的权力。很明显，罗马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就这样继续下去，从来没有哪个独裁官不是对共和国有益的。
关于此，有许多极其明显的理由。首先，因为一个公民要想能够危害国家并为自己取得非法的权力，他就必须具有在一个未腐败的共和国里永远不可能有的许多品性。因为他必须极其富有，并有相当多的信徒和党羽，而这些是他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不可能拥有的；即便他有这些人，这类人是如此的危险，以致自由进行的投票也不会汇集于他们身上。除此之外，独裁官的任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只是为了对付作为其任命之原因的那种情势。并且，他的权力扩及于能够独立地作出关于补救那种紧急危险的办法的决定，能够不经磋商做一切事情，能够处罚任何人而不受到申诉的限制；[Livy, III 29; IX 34.
]但是他不能做出可能削弱国家的事情，比如剥夺元老院或者人民的权力，废除城邦的旧体制而建立新体制。因此，这样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他的独裁官职位任期短暂，他所拥有的权力有限和罗马人民尚未腐败，他就不可能超越其权力界限并危害城邦。通过经验可知，他总是有益于城邦。
确实，在罗马的所有体制中，这个制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并且应当被算入造就如此显赫帝国之伟大的那些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制度，那些城邦就很难摆脱非常的事件。因为那些共和国的通常的体制运作迟缓（因为没有哪个大会和官员能够完全独立地做任何事情，而在许多情况下每一方都需要得到另一方的同意，但协调这些意见需要很多时间），所以当共和国的补救办法是要解决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时，那些办法就极其危险了。所以，共和国应该在其体制中有一个这样的制度。威尼斯共和国是现代共和国中很优秀的一个，它也是给一小部分公民保留了权力，在紧迫需要时，无需较多的磋商，这些公民达成一致就可以作出决定。[可能是指1310年为应付叛乱作为非常措施成立的十人执政委员会，它于1355年被制度化。
]因为，当一个共和国缺乏这样一种制度时，它必然要么墨守成规自我毁灭，要么打破旧制以求自保。在一个共和国里永远不应发生必须以非法手段处理的事情。因为，即使那种非法手段在那个时候可能有益，但这个先例仍然是有害的；因为，它树立了一种为了好的目的而破坏规则的习惯，到后来，他们又可以此为借口，为了坏的目的而破坏这些规则。因此，一个共和国不可能是完美的，除非它通过法律规定一切，规定对于每个意外事件的补救办法，并准备好应对措施。因此，最后，我认为，那些在紧急危险时不能托庇于独裁官或类似权力的共和国在发生重大变故时总是会毁灭。
关于这个新体制，需要注意的是选举独裁官的方法，对此，罗马人很明智地作了规定。因为，独裁官的选任对执政官来说有点尴尬（因为他们作为城邦的首领要像其他公民一样服从于一个更高的权威），并且预见到由此可能会在公民中产生蔑视；罗马人规定，选举独裁官的权力属于执政官。他们认为，当发生罗马需要某个人的独裁权力的情形时，他们将自愿地选任他，并且由于是他们自己选任的，所以他们会不那么痛苦。因为由一个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创伤以及其他所有伤害，不论是自发的还是通过选择，远比别人给你造成的那些伤害的痛苦少得多。虽然在后来罗马人习惯于不选举独裁官，而是将这种权力赋予执政官，并说：“要求执政官采取措施使国家免遭任何损失”。[拉丁文引语，参见Livy, III 4; VI 19。
]回到我们的论题，我得出结论，罗马的邻邦力图压制它，结果迫使它自我整顿不仅能够自卫，而且能够以更大的力量、更多的精明和更大的权威去攻击他们。
第三十五章
罗马十人立法委员会的任命虽然是通过公开和自由的选举方式，但为何有害于那个共和国的自由
似乎与上文所述（通过暴力获得的权力，而不是通过选举投票授予的权力，有害于共和国[D I 34.
]）相反的情形是，罗马人民为在罗马制定法律而任命的十位立法委员的选举。[Livy, III 31-5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十个人变成罗马的专制统治者，并且肆无忌惮地压制它的自由。这里，应予考虑的是授予权力的那些方法和给予这种权力的期限。如果长时期（这个长时期指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授予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它总是很危险的，并且其成效的好坏取决于被授权者的好坏。如果考虑这十个立法委员所拥有的权力和独裁官所拥有的权力，不用比就可以发现十个立法委员的权力更大。因为，任命独裁官之后，保民官、执政官、元老院仍然存在，并拥有各自的权力，独裁官也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力；即使他能够剥夺某个人的执政官职位，或者剥夺某个人的元老资格，但他也不能够废除元老院的命令并另立新法。因此，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由于仍然拥有其权力，他们最终成为像他的卫士一样，使他不偏离正道。但是，在任命十个立法委员时完全相反的情形发生了，因为罗马人取消了执政官和保民官，而授予这十人制定法律以及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权力，好像罗马人民一样。这样，就只有他们自己，没有执政官，没有保民官，没有向人民申诉，因此也没有谁可以监督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第二年，在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野心驱动下，他们就能够变得飞扬跋扈。
由此应予注意的是，当有人说一种由自由投票选举授予的权力永远不会伤害任何共和国的时候，他预设一个前提，即除非予以必要的限制和适当的期限限制，人民永远不会使自己授予这种权力。但是，当由于被欺骗或者由于其他某种可能使人民盲目的原因，致使人民不审慎地授予权力时，就像罗马人民授权给十个立法委员那样，他们总是会发生和罗马人民一样的事。这很容易得到证明，只要考虑一下是什么原因使独裁官保持良善以及是什么原因使十个立法委员变得邪恶，并且考虑一下那些被认为治理得秩序井然的共和国在授予长期的权力方面是如何做的，比如斯巴达人授权给他们的国王以及威尼斯人授权给他们的公爵那样。因为很明显，对斯巴达国王和威尼斯公爵都设有防范措施，这些措施使他们不能滥用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们没有被腐化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一种专制权力在极短时期内就会使公民腐败，并结党营私；对它来说，专权者贫穷或者没有支持者也无妨，因为财富和其他所有好处很快随之而来。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上述十个立法委员的任命中特别予以说明。
第三十六章
拥有较高职位的公民不应
鄙视那些拥有低级职位的公民
在罗马人选举马尔库斯·法比乌斯和盖尤斯·曼尼利乌斯担任执政官后，他们打胜了对维爱人以及其他埃特鲁里亚人的一场极其光荣的决战；在这次决战中，执政官的兄弟、一年前也当过执政官的昆图斯·法比乌斯战死了。[Livy, II 43-47；这里，（公元前480年）执政官是格奈乌斯·曼利乌斯，而不是盖尤斯·曼尼利乌斯。昆图斯·法比乌斯是公元前485、482年的执政官。
]这里，应予考虑的是那个城邦的体制是多么的能够使之伟大，而其他与之相去甚远的共和国是多么的自欺欺人。因为，尽管罗马人对荣誉高度热爱，但是他们不认为现在服从于他们以前曾指挥过的人，并在他们曾经作为其统领的那个军队中服役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这种风尚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民的看法、习俗和作风相反。在威尼斯，仍有这种错误，即一个公民在取得了一种较高的地位之后羞于接受一种低级的地位，并且城市允许他可以拒绝之。这种事情，虽然对个人来说是体面的，但是对国家来说完全无益。因为，对于一个从高级职位降至掌管一个低级职位的公民和一个从低级职位升至掌管一个高级职位的人，一个共和国应当对前者抱有更大的希望和更大的信任。因为，对后一种人，共和国不能合理地相信，除非看到在他的周围是一些具有如此大声望和如此大能力的人，以致他的稚嫩能够通过他们的精明和权威得以缓解。如果在罗马也有在威尼斯以及其他现代共和国和王国里存在的那种习惯，即以前当过执政官的人绝不再愿意参军，除非是作为执政官，那么就会引发无数不利于自由体制的事情：这不仅由于新手可能犯的错误，而且由于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发泄他们的个人野心，因为在他们周围没有让他们害怕犯错误的人在场；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放纵，这一切都会对公共事务有害。第三十七章
土地法在罗马引起了什么样的骚乱；一个共和国制定一部回溯久远并与城邦的古老习惯相悖的法律是导致极其严重的骚乱的原因
古代的作家们有这样的格言，人们往往在逆境中感到忧虑，在顺境中又感到厌倦。并说，这两种情感，无论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其产生的结果都是相同的。[这句话出自哪位古代作家，无可考。关于古代循环论和悲观主义的观点，参见Plato, Laws, 687c; Aristotle, Politics, 1316a1-b26; Polybius, VI 9。
]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不再出于必然性而斗争，那么他们就会出于野心而斗争；在人们的心中这种野心是如此强大，以至无论人们爬到哪一个级别，它都绝不离开他们。其理由是，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使其能够欲求每个事物，却不能得到每个事物；如此一来，由于欲求总是大于获取的能力，结果是对现在所拥有的不满意，从中得不到什么满足感。由此导致他们命运的不同，因为，一方面有些人欲求拥有更多，另一方面有些人害怕失去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最终走向敌对和战争，由战争导致一个地区的毁灭和另一个地区的成功。
我说这段话，是因为对于罗马平民来说，仅仅通过设立保民官以保护他们自身不受贵族的侵害是不够的（这个欲求是迫于必然性），而且还要在取得这个建制之后立即开始为了野心而战，并希望与贵族分享官职和财富，这才是人们更加看重的事。由此便产生了由于土地法的争端而产生的混乱，[Livy, II 41。第一部土地法是在同赫尔尼克人的战争之后，由执政官斯普里乌斯·卡西乌斯于公元前486年颁布，它把从敌人手里夺取的土地分给平民。
]这个法律最终导致共和国的毁灭。又因为治理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使国库富有，而使公民贫穷；所以必须承认，对于罗马城来说，这个法律存在缺陷：或者是这个法律从一开始就制定得不完善，以致不得不在日后一再重新修订；或者是它的颁布拖延如此之久，以致溯及既往会引起重大骚乱；[关于“溯及既往”的危险，见FH III 3。
]或者是虽然它一开始制定得很好，但后来在实施中被败坏了。无论情况是怎样的，事实是，在罗马说到这个法律，没有哪一次不是把这个城邦搞得乱七八糟的。[Livy, II 41-43.
]
这个法律有两个主要内容：其中一个规定任何公民都不能拥有超过一定数量尤格的土地；[Livy, VI 35。尤格（jugerum，复数形式为jugera），古罗马常用的面积测量单位，即两头牛一天之内所能翻耕的土地，1尤格约等于2519平方米，0.252公顷。
]另一个则规定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土地应在罗马人民中进行分配。[Livy IV 47; VI 16.
]因此，这个法律最终给贵族造成了两种侵害：因为那些拥有超过该法所允许的数量的财产的人（他们占贵族的一大部分）不得不被剥夺多余的财产；并且如果将敌人的财物在平民中进行分配，那贵族们就会失去生财之道。由于这些侵害最终是针对有权势的人的，因而在这些有权势者看来，反对这个法律是在捍卫公共利益；所以无论何时（如上所述）只要提到土地法，就会把那个城邦搞得乱七八糟。贵族们耐心而巧妙地推迟该法的批准：他们或者集结一支军队出罗马城，或者用一个保民官反对那个提议土地法的另一个保民官，或者有时只同意该法的一部分内容，或者向那个应当进行分配的领土派去一群殖民者。在安提乌姆的城郊就发生过这种事，当这个地区产生这种土地法纷争时，便向该地区派去一批从罗马抽调的殖民者，并把上述土地分配给他们。这里，提图斯·李维使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表述，他说，在罗马很难找到谁会报名去上述殖民地；[Livy, III 1.
]平民是如此宁可在罗马追求财物，也不愿意在安提乌姆拥有财物。[Livy, II 65.
]
由这个法律所引起的怨气如此这般地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罗马人开始在意大利边境或者境外作战；在那个时期之后，这个法律好像消失不见了。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罗马的敌人所拥有的土地远离平民的视线，并且处于平民不方便耕种它们的地方，所以它们不再那么被平民所欲求；此外，罗马人比以往较少通过将土地充公的方式惩罚其敌人，并且即使他们掠夺其城郊的任何土地，他们也会向那里派遣殖民者。因此，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法律到格拉古兄弟时期之前一直就仿佛休眠一般；后来，当格拉古兄弟唤醒它的时候，它就完全地毁灭了罗马的自由。[Plutarch, Tiberius Gracchus, 8-19.
]因为这个法律发现它的对手们的力量已经倍增，并且因此在平民和元老院之间激起如此大的仇恨，以致最终演变为战争和流血事件，这超越了公民政体的一切规则和习惯的限度。如此一来，由于公共官员对这件事无能为力，哪个党派也都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人们便诉诸私力，每个党派都打算为自己选举一位首领来自保。在这场内乱和动荡中，平民比贵族抢先一步，转向拥戴马略，这种拥戴导致平民四次选举他当执政官；同时，他连续担任执政官之职，中间只有很短的间隔，以致他本人能够让自己又三次当选为执政官。由于贵族对这种灾难毫无补救办法，他们便转向支持苏拉；在贵族这一派的这个首领选举出来后，内战便爆发了，经过许多的杀戮和命运的变幻，贵族最终占了上风。[Plutarch, Sulla, 6; Marius, 10.
]后来，这些怨气在恺撒和庞培时期又重新复活，由此，恺撒成为马略派的首领，庞培成为苏拉派的首领，爆发内战；恺撒占了上风，成了罗马的第一个专制者，那个城邦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自由。[Plutarch, Caesar, 6; Aquinas, On Kingdom, IV 1.
]
土地法的始末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上文表明了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之间的敌对如何使罗马保持自由（因为由这些敌对产生了有利于自由的法律），[D I 4.
]但这个土地法的结局似乎与这个结论不相符。然而我要说，我并不因此而动摇我的这种看法。因为，对平民来说，大人物的野心是如此大，如果在一个城邦里不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摧毁之，它很快就会使那个城邦毁灭。因此，如果关于土地法之争花了300年的时间使罗马陷入奴役，那么，如果平民不是通过这个法律以及他们的其他欲望一直抑制着贵族们的野心，那么罗马陷入奴役可能会快得多。由此还可见，人们是多么的看重财物而不是政治职位，因为罗马贵族在涉及政治职位时，总是同意平民的要求，而没有引起对公民政体过分的骚动；但是，当涉及财物时，贵族是如此顽固地保护，以致平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便诉诸上文所述的那些非法手段。[D I 4.
]这种骚乱的煽动者是格拉古兄弟，应当予以赞扬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精明，不如说是他们的意图。因为，如果想消除在一个共和国里变得日益严重的混乱，为此制定一部回溯久远的法律，这是一种欠缺周详的策略；并且如上文详细讨论的那样，[D I 33.
]这只不过是加速了那种混乱会使你陷入的那种灾难。但是，如果你采用拖延策略，那么，这种恶或者会来得更晚些，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终结果出现之前，它便自行消亡。
第三十八章
软弱的共和国优柔寡断，不懂得如何作决定；即使它们作出某个决定，与其说是出于自由选择，不如说是出于必须
当罗马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瘟疫，沃尔西人和埃魁人因此认为能够打败罗马人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这两个民族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攻击拉丁人和赫尔尼克人，[Livy,III 6.
]并劫掠他们的领土，因此拉丁人和赫尔尼克人被迫将此事告知罗马，并请求罗马人的保护。由于罗马人受到瘟疫的折磨，故对他们答复说，罗马人决定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军队进行自卫，因为罗马人无法保护他们。由此可知那个元老院的高尚和精明，以及它不管是在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情况下都总是想要成为那个左右其属民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主宰者；它也从来不羞于决定一件违反其政策或者它所做其他决定的事情，只要情势所需。我说起这个，是因为在另一些时候，同样也是这个元老院，却禁止上述民族拿起武器自卫。[Livy, II 30.
]因此，一个不够精明的元老院可能会认为因授予他们独立自卫的权力而失去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但是，那个元老院总是对事情做出应该做的判断，并且总是以最不坏的决定作为上策。[见P 21。
]因为出于上述原因以及许多其他不言自明的原因，它不喜欢无力保护其属民，它也不情愿他们没有罗马就拿起武器；然而，当认识到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拿起武器时（因为敌人已近在咫尺），元老院选择对自己最体面的解决办法，并希望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时应征得它的同意，以便他们在出于必然性而不服从之后，不会习惯于动不动就不服从。
虽然这似乎是每一个共和国都应该做的决定，但是软弱的、缺乏主见的共和国既不知如何做出这些决定，也不知如何从这些必然的情势中获得荣誉。在我们这个时代，瓦伦蒂诺公爵占领了法恩扎，并迫使博洛尼亚接受他的条件。[1501年，切萨雷·博尔贾逐渐成为罗马尼阿的主宰者；关于这一事件见马基雅维利1503年3月写作的Parole da dirle sopra la provisione del danaio（Words to be Spoken on the Law for Appropriating Money，in Tutte le oper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ed. Mario Martelli, Florence: Sansoni,1971）11-13 ；参见P 7。
]随后，他想要经托斯卡纳返回到罗马，便派他的一个人去佛罗伦萨，要求让他及其军队通过。当人们在佛罗伦萨讨论必须如何处理这件事时，却没有哪个人建议让他通过。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没有仿效罗马人的做法。因为，既然这个公爵拥有全副武装，而佛罗伦萨人是如此缺乏武装，以致无法阻止其通过；那么对他们来说更加体面的是好像他经他们允许后通过，而不是强行通过。因为，在这里 他无论如何都通过 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耻辱，但如果他们换种方式处理这件事，这种耻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要小些。但是，软弱的共和国所具有的最坏的毛病就是优柔寡断，因此他们所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不得不做的。如果他们偶尔做出了某个好的决定，那也是被迫做出的，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精明。
我想另外举两个这方面的例子，它们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城市国家发生的。1500年，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重新占领米兰后，迫切想把比萨归还给你们佛罗伦萨人，以获得佛罗伦萨人曾许诺过的在归还比萨后给付的5万杜卡多（ducato）。他派他的军队开赴比萨，军队由博蒙大人率领，博蒙大人虽然是法国人，但是佛罗伦萨人对他很信任。这支军队和这个将军开向卡西纳和比萨之间，以便去攻打城墙；当他在那里停留几天以整顿军队为攻城做准备时，比萨的使者来到博蒙面前向他提议，将这个城市交给法国军队，但有以下条件，即以国王的信义担保在四个月内不把它交到佛罗伦萨人手中。这个计划遭到佛罗伦萨人的完全拒绝，因此他继续攻城，并最终不光彩地从那里撤退。佛罗伦萨人拒绝这个提议不是因为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不相信国王对协议的忠诚。他们由于缺乏主见而不得不将自己交到他的手上，但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他；他们没有看到，对于国王来说，进入比萨城以后将其转交给他们 如果不转交的话，就会暴露其真实意图；这要大大好于在他还没有占领它之前便向他们允诺，而他们则不得不为这样的允诺埋单。
因此，如果同意博蒙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占领比萨，他们就可以更加有力地采取行动。很明显，后来在1502年就有这样的经历，那一年，由于阿雷佐发生暴动，法兰西国王派安博尔大人率法国的士兵前去支援佛罗伦萨人。[关于这一事件，见马基雅维利的Del Modo di tratiare i popoli della Valdichiana ribellati（Mode of treating the rebel peoples of the Valdichiana, in Tutte le opera di Niccolò Machiavelli, ed. Mario Martelli, 13-16）。法兰西国王是路易十二。
]安博尔大人到达阿雷佐附近后，很快就开始与阿雷佐人商定一个协议，后者在有确切保证的条件下愿意交出城市，就像比萨人一样。在佛罗伦萨，这个计划遭到拒绝，安博尔大人得知此事后，认为佛罗伦萨人对这些事情不甚精通，便开始自己进行协议的商定，而没有佛罗伦萨专员的参与，因此最后他按自己愿意的方式缔结了协议。据此协议，他带领自己的士兵进入阿雷佐，从而让佛罗伦萨人明白他们如何昏聩，并且对政治事务如何没有经验。如果他们想要得到阿雷佐，他们可以向国王告知此事；而对国王来说，只要他的士兵在那个城市里而不是在城外，那么他把城市交给他们就很容易。在佛罗伦萨，人们不停地批评和指责安博尔，没完没了直到他们认识到，如果博蒙像安博尔一样做，那么佛罗伦萨就可能像收回阿雷佐一样收回比萨。
因此，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优柔寡断的共和国从未做出好的决定，除非不得不如此；因为当有某种怀疑时，它们的软弱从未让它们做出决定。要是没有某种促使他们做出决断的强力消除那种怀疑，他们就总是处于犹豫不决之中。
第三十九章
在不同的民族经常
可以看到相同的事件
考虑古今事务的人很容易认识到，所有城邦和所有民族，都有着相同的欲望和相同的脾性，并且它们总是如此。因此，对于认真地研究过去的事务的人来说，很容易预见每个共和国的未来，并为之准备古人们曾使用过的那些补救办法；或者，如果找不到那些用过的方法，也很容易根据事件之间的相似性而想出新的方法。但是，因为这些考虑为阅读史书者所忽视或者不为其所理解；或者，即使它们被理解，也不为统治者所知晓，结果是在每个时代都总是发生相同的不幸。
佛罗伦萨城在1494年失去了疆域的一部分，如比萨以及其他城镇，因此不得不与这些土地的占领者进行战争。[指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对意大利的入侵。
]由于占领者很强大，结果它在战争中花费了很多，却毫无所获；由于花费很多，导致高税收；由于高税收，导致人民无尽的抱怨。并且，由于这个战争是由一个十位公民组成的行政官署（他们被称为“战争十人团”）统领的，所以人民开始憎恨这个官职，认为这个官职不仅是战争的原因，而且也是有关花费的原因；并且确信，如果取消这个官职，就会消除战争。因此，当需要改选这个战争十人团时，人们没有选新一届官员取代他们，而是听任授权期限到期，将他们的职权交托给“执政团”（Signoria）。这个决定是如此有害，它不仅没有使战争停止，如人民所认为的那样；而且，由于那些审慎地指挥战争的人失去了权力，随之产生了如此大的骚乱，除了比萨之外，还失去了阿雷佐及许多其他地方。因此，人民悔改错误，并发觉病因是发烧而不是医生，因此重新设立战争十人团之官职。
在罗马也曾发生过同样的骚动，是针对执政官的头衔的，因为人民看到战争一个接一个发生，他们从来不能休息，尽管他们本应认为这种情况源于他们的邻邦想要压制它的野心，但他们却认为这是源于贵族们的野心；因为贵族们在罗马城内不能处罚受到保民官权力保护的平民，所以他们便想在执政官的领导下将平民带到罗马城外，以便在平民得不到任何援助的地方压迫他们。因此，他们认为，要么必须取消执政官，要么必须对他们的权力进行限制，以使他们无论在城外还是在城内都没有居于平民之上的权力。最先试图制定这个法律的是一个叫泰伦提利乌斯的保民官，他提议，应该设立五个人以审查执政官的权力并限制它。[Livy, III 9.
]这大大地激怒了贵族，因为贵族认为治权的尊严会因此而完全衰落，贵族在那个共和国里也不再有任何地位。但是，保民官是如此固执，以致取消了执政官的称号。[Livy, IV 6.
]最后，在做出另外某些安排之后，他们宁可接受设立行使执政官权力的军团长官，而不是执政官，他们对执政官称号的憎恨远甚于对其权力的憎恨。[Livy, VI 35.
]像这样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他们才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像佛罗伦萨重新回到战争十人团一样，他们也重新设立其执政官。
第四十章
在罗马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以及对这件事应当注意的地方：其中，除了许多其他事情外，可以考虑由于这样一件事，如何能够拯救或摧毁一个共和国
由于我想详细地讨论在罗马由于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而发生的那些事情，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首先叙述在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之后发生的一切，然后讨论在这些行为中值得注意的那些方面。这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那些想使一个共和国保持自由的人来说的，也是对那些打算征服一个共和国的人来说的。因为在这个讨论中将会看到元老院和平民所犯的不利于自由的许多错误，以及作为十人立法委员会之首的阿皮乌斯所犯的不利于他自己本来计划在罗马建立的那种专制体制的许多错误。
在平民与贵族之间为在罗马制定新的法律，以使得那个国家的自由更加巩固，而发生的许多争议和冲突之后，双方一致同意派斯普里乌斯·波斯图弥乌斯和另外两个公民一起去雅典，以获得梭伦为雅典制定的那些法律的副本，以便可以根据它们来制定罗马的法律。这些人去了并且回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任命一些人以研究并制定提议中的法律。他们任命了十位公民，任期一年，其中包括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他是一个精明而不安分的人。为了使他们能够毫无约束地制定这些法律，他们取消了罗马的所有其他官职，特别是保民官和执政官，取消了向人民申诉的制度，因此这一官职（十人立法委员会）渐渐完全成为罗马的君主。在阿皮乌斯手中集中了其他同僚的全部权力，这是因为平民给予他支持；因为他通过种种外在的表象竟变得如此受人爱戴，以致他奇迹般地迅速脱胎换骨，表现出一种新的天性和特征，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前，他被认为是一个残酷迫害平民的人。[Livy, III 31-33.
]
这十个人自我控制得彬彬有礼，所带的侍从官不超过十二个，这些侍从官走在他们的首领的前面。[Livy, III 33。国王有12名侍从官，他们手执象征其权威的棒束，在执行死刑时与斧头一并使用；执政官也有12名侍从官，但两个执政官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拥有棒束，免得给人民双倍的恐惧感（见Livy, II 1）。
]虽然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当他们要对一个罗马人民因杀人罪而进行惩罚时，他们把他传唤到人民的面前，由人民来审判他。他们将他们制定的法律写在十块板子上，并且在批准它们之前将其公之于众，以便每个人都能读到它们并对它们展开辩论，由此可以知道是否有任何缺陷，以便在批准它们之前能够改正。在这个时候，阿皮乌斯在罗马使人传话说，如果在这十个板子之外再加上两个板子，它们就十全十美了。因此，这种意见使人民有机会重新任命任期一年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对此，人民心甘情愿地赞成，这既是为了不重新任命执政官，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保民官也可以，因为如上所述，他们就是诉讼案件的法官。
于是，在做出了重新选举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决定之后，整个贵族都开始寻求获得这些职位，而在第一批人当中就有阿皮乌斯。他在寻求这个职位时对平民如此谦恭，以致开始受到其同僚的怀疑：“因为他们不敢相信，像他这样狂傲的人，竟会无端地变得如此谦逊”。[拉丁文引语，见Livy, III 35。
]由于害怕公然与他作对，他们决定施计来反对他；因此，虽然他的年龄比所有人都小，他们却授权他向人民提名未来的十人立法委员会人选，因为他们相信他会遵守其他人不提名自己的惯例，在罗马，提名自己是一件不寻常的且不光彩的事情。“然而，他却把这个障碍转变成一次有利时机”，[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III 35。
]提名自己进入第一批人选，令所有贵族都大吃一惊和恼怒。然后他又根据自己的利益提名另外九个人选。这个新任命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又任期一年，开始向平民和贵族表明他们的错误。因为很快“阿皮乌斯撕下了不适合他的面具”[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III 36。
]，开始显露他天生的傲慢；并且几天之内，便使他的同僚也沾染上他的那些做派。为了恫吓人民和元老院，他们设置的侍从官达到一百二十个，而不再是十二个。
有一段时间，元老院和平民都同样害怕，但后来十人立法委员会开始讨好元老院而压制平民；如果某个人遭到十人立法委员会的某个成员的压迫，而向另一个成员申诉，他在申诉判决中所受到的待遇比起第一个判决更糟糕。因此，平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开始满怀悲愤地指望得到贵族的帮助，“并试图在那里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而他们此前曾如此害怕受贵族的奴役，才致使共和国陷入目前的状况”。[拉丁文引语，见Livy, III 37。
]他们的这种悲愤令贵族求之不得，“因为人民自己也因为厌恶目前的状况而希望重设执政官”。[拉丁文引语，与原文有出入，见Livy, III 37。
]一年结束的日子来到了，那两块板子的法律已经制定好，但没有公布。由此十人立法委员会抓住机会继续担任这个职位；他们开始以暴力把持权力，并开始把年轻的贵族培养成自己的拥护者，将他们判定有罪之人的财产赏赐给这些年轻的贵族，“年轻人被这些财物所腐化，他们喜爱自己的放纵甚于所有人的自由”。[同上。
]
在这个时候，萨宾人和沃尔西人对罗马人发动战争；[不是沃尔西人，而是埃魁人，见Livy, III 38。
]由于对战事的担忧，十人立法委员会开始看到他们权力的虚弱，因为如果没有元老院，他们就不能安排战争；而如果召集元老院，他们认为自己就会失去权力。然而，出于无奈，他们作出了后一种决定，而当元老们聚集在一起时，许多元老发言反对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傲慢，瓦勒里乌斯和贺拉提乌斯两位元老尤其反对。元老院因为憎恨平民而不愿利用自己的权力，认为如果十人立法委员会自愿放弃这个职位，可能就不会重新设立保民官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十人立法委员会的权力本来会完全被拔除。因此，他们决定开战；带着两支由上述十人立法委员会一部分成员领导的军队出城；阿皮乌斯则留下来管理城市。由此发生了如下的事件，他爱上了维尔吉尼娅，由于他想强行霸占她，她的父亲为了使她解脱而杀死了她；由此随之发生罗马的骚乱和军队的骚乱，他们和罗马平民中的剩余部分聚集在一起，前往圣山，他们停留在那里很长时间，直到十人立法委员会放弃职位。保民官和执政官被重新任命，罗马恢复了原先的自由体制。[Livy, III 38-54.
]
因此，通过这段文本，首先可以注意到，在罗马建立专制的这个弊端的产生原因与在各城邦里绝大部分专制产生的原因相同，这产生于人民对自由的过多欲望和贵族对统治权的过多欲望。当他们不能一致同意制定一项有利于自由的法律，而他们中的任一方转向支持某个人时，专制统治很快就会产生。罗马平民和贵族一致同意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并且赋予这十个人如此大的权力，因为双方都有欲求：平民一方希望消灭执政官的头衔，而贵族一方则希望消灭保民官的头衔。当这十个人被任命之后，平民认为阿皮乌斯变得受人欢迎，站在人民这一边并打击贵族，因此转向支持他。当一个民族自身犯下这个错误，即给予某个人名声，因为这个人打击他们所恨之人；而当这个人又很精明时，他总是会变成那个城邦的专制者。因为他在人民的支持下致力于消灭贵族，并且永远不会转过头来压制人民，除非已经消灭了贵族；到那个时候，当人民发觉被奴役时，也无处求助以找到保护自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