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科学仿效复辟时期法国史学家的富有教益榜样，早就在自己的面前提出了俄国的阶级相互关系是怎样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时期，观点极为对立的人们却在俄国历史同西方历史完全不同这一信念上相互接近。当时以为这种不同似乎是由于一种毫无疑义的情况，即同西方相反，俄国没有各阶级间的相互斗争。现在，这一情况怎样也不能认为毫无疑义的了。现在，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反问自己的，已不是我国有无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证明，阶级斗争是有的，——而是阶级斗争是否同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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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１
他国家进行的阶级斗争相类似。
为求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们将首先求教于现时俄国最有权威者之中的——至少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
已故瓦。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在科学方面是颇有教益的。
我们在这些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过程中，看到种种条件的作用，这些条件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阶级产生的条件相类似的。但在我国，这些条件是在其他的结合中出现的，在其他的外部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此，由于这种条件而建立的社会，遂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
①。
象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一样，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只限于将俄国同西方作片面的——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比较。
如果他将我们祖国同东方作一对照，补充了这片面的比较，那就会立即看到，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与西欧相比。。。。。。。。。。。。。
愈是显得特殊，则它对东方各国发展过程则愈少特殊性而且。。。。。。。。。。。。。。。。。。。。。。。。。
相反。这点意见会对他往后的思考，大有益处，但在他的比较。。
范围内，他是完全正确的：在俄国土壤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显示出“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因此，我们剩下来所要研究的，实在只是那些使我国社会阶级的历史不曾采取它在“其他欧洲国家”
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的条件结合的特点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那里知道了些什么呢？
按照他的说法，任何社会阶级的历史都应区分两种因素：
①《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４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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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第一种因素表现为社会按社会劳动的分工而划分，第二种因素则补充——“完成”
——第一种因素的作用，按照国民经济的组织而分配社会权力，因此，“经济的阶级转化为政治的等级”。
换句话说，“政治的事实是从经济的事实中产生的，亦即经济事实的结果。”
看来，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正常的。
但他发觉在好些地方，事情的发展采取了相反的次序。
原因如下：一个国民经济业已相当巩固形成的国家，可能被人征服，而征服是要在这个国家造成新的社会阶级，从而改变以前那些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这将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过程里引起许多改变。显然，这些改变乃是“政治事实的直接结果”。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觉得许多西欧国家就是这样，或最少近似这种模式。
按照这一刻板的模式，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西欧许多国家建立起。。
来①。他认为西欧国家产生的这一方式具有巨大意义。他说，是政治事实来自经济事实，或者是相反，这是远远不能等量齐观的。
他说明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论断如下。
当外来的力量侵入社会，并以武力夺取国民劳动的支配权的时候，则由这种外力创立的全部国家制度，去适应保卫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这一情况造成一系列异常重要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制度的建立，对最高政权和其他阶层的态度，都为统治阶级所深切注意；国法问题居于首要地位，
①不难看出，关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这一观点，是同帕。尼。米柳可夫的观点直接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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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１２
成为社会史中最显著的现象；个人的民事关系以及他们的经济地位的确立，都受国法问题的直接影响，直接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力图这样决定其政治关系，以便和平地利用其因征服而取得的经济利益“
①。由于所有这一切，社会的内部历史便取得了战斗的性质，一切社会关系尖锐化了，各种制度和阶级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轮廓。反过来说，在没有发生征服的地方，其社会制度的基础便没有这样鲜明地表露出来，也没有这样彻底地在实践中贯彻，因此社会的内部历史，具有更和平的性质。
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俄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这后一道路发展的。但他同时并不认为可将俄国社会关系的发展同西欧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等量齐观。他曾试问：“在我国社会阶级的形成中，政治或社会两种因素何者居先呢？
是否其中同一因素永远走在另一因素的前面呢？“
结果，他认为在我国社会史中，“混合的过程居于统治地位”。
就是说，在我国，这两种因素中的每一种因素时而居先，时而居后地轮流起作用：有时，等级的形成肇始于政治因素，有时它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位精通西欧等级起源和发展的学者，没有在我国看到他所熟知的现象的复现②。
Ⅲ
这样，在西欧，经济因素是政治因素的结果；而在我国则。。。。。。。。。
①《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９页。
②《古代罗斯的大贵族杜马》，第１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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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混合的过程居于统治地位。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意见，这就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相对特殊性的根本原因。我们来分析这一意见。
这位天才卓越的历史学家坚信，在西欧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是以征服这一事实为根据的。
他认为征服在西欧社会的发展中，起了第一推动的作用。但是试问：我们有什么比较确凿的根据来设想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政治的因素都先于。。。。
经济因素呢？
对于这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西欧的科学界早已由基佐及其他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作了坚决否定的答复。我已。。。。
不只一次叙述过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因此，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已无详细论述的必要。
但在这里，我还是不得不重提我在其他地方业已说过的某些意见。
基佐的很有意义和很有说服力的见解是：“很大一部分作家，学者或政论家，力图用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它的状况及其文明的程度和类型。
但如从研究社会本身着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那会是更为合理的。
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就是一种结果；社会是先创立制度，然后在制度的影响之下开始改变的。
不应根据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才能判断其应有何种政府和能有何种政府。……社会，社会的成员，个人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生活方式，各人的不同阶级关系，总之，公民的社会生活——这。。
无疑是愿意了解人民怎样生活的历史学家和愿意了解怎样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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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３２
治人民的政论家所注意的首要问题“
①。
我不打算在这里引证梯也尔和米涅的著作，他们是完全同意基佐的这一观点的②。我认为我在上面业已证明，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虽然认为征服在欧洲社会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他们对于那种以为某一民族的社会制度可用这个民族的政治制度来解释的思想，却曾予以驳斥，认为这是一种陈腐的科学成见。
他们都坚决而有说服力地证明，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先是结果。对社会生活的科学解释方面的。。。。
任何新成就，无不证实和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制度来解释政治制度，又以社会经济来解释社会制度，最终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了解政治“因素”
的巨大历史意义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从事政治。但他们比基佐更明确地看到，这一因素的作用，只不过经。
常是结果对其所自产生的原因的反作用。
他们观点的正确性，。。。。。。。。。。。。。。。。。
也为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本人的见解所证明，是易于令人确信的。
对于那些照他看来是政治“因素”
先于经济“因素”
的国家，他是这样描绘它们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在工业文明业已取得某些成就，居民的劳动已在一定程
①《论文集》（《Ｅｓａｉｓ》）
，第１０版，第７３—７４页。
可能以为，基佐是在反驳米柳科夫。
②关于这点，详请参阅拙著《一元论历史观点的发展问题》，第４版，第１３—２６页（全集，第７卷）
，拙译《共产党宣言》，第２版序（全集，第１１卷）
，以及《ＭA A Q波戈金与阶级斗争》一文（《现代世界》，１９１１年４月和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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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度上控制了当地自然界的力量和资料，国民经济已相当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国家里，当这个国家遭到征服的时候，征服便改变了原有的土著阶级的地位和关系，而在这个国家产生新的社会阶级。
这个阶级利用其胜利的权利，支配着被征服的人民的劳动。
由于这种情况而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变革，便是政治事实的直接结果，即由于征服而开始统治社会的新阶级入侵的直接结果①。
这是无可争论的：在征服这一政治事实影响之下发生的国家的经济的变革，是政治事实的结果。
但这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同义反复而已。问题并不在于可否将政治事实引起的变革称为政治事实的结果，自然，既是可以的，又是应该的。
问题在于政治因素引起的变革的性质，究竟何所依据，何由决定。换言之，为什么某一政治事实——例如同样是征服——在一种情况下引起国民经济的一些变革，在其他情况下则引起完全是其他的变革呢？对于这一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即因为在不。。。。。。
同的情形之下，被征服者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其。。。。
次，还因为在不同的情形下，征服者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这就是说，政治事实的各种可能结果都是事先由经济。。。。。。。。。。。。。。。。。。
因素决定的。
换句话说，政治因素可能的作用事先由经济因素。。。。。。。。。。。。。。。。。。。。。
决定。。。这一论点是如此正确，如此明显，就是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自己在叙述其理论体系时，也不得不加以默认。事实上，请看罢！
根据他的假定，某一国家是在其工业文明业已取得某种成。。。。。。。。。。。。。。。。。。
①《普列汉诺夫全集》第１１卷，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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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５２
就，其国民经济亦已相当巩固地建立起来之后，才被征服的。。。。。。。。。。。。。。。。。。。。
很明显，在这里，征服这一政治事实并不先于经济关系的一定制度，而只是对这个制度，对这一业已存在的制度，发生作用。
同样明显的是，政治事实的作用亦必依经济关系原先某种方。。。。
式的性质变化。
这一点也是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自己所默认的。
他断言：“征服者为了自己在物质上有保障，是不需要在被征服的国家重建经济，指出开发其天然财富的方法和手段的。他们强制地插手于业已建立的经济秩序，手持武器，监视已有的经济机构；他们只要按照自己需要的指示，将这个经济机构的某些部分重作安排，给它一些新的工作，把人民的劳动优先指向边疆天然财富的开采上，他们拥有这些富源是最方便而最有利的。此后，他们需要关心的，便不是在技术上组织这一机构，而只是保证安置到这一机构中去的人手驯服地进行活动”
①。
这一“只是”
意义再深长不过了：它解决了整个问题。
如果征服者不需要“在技术上组织”
陷于他们支配的国家的经济机构，如果他们“只是”
要使那些转动这一机构的人手驯服地进行活动，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他们的作用和意图在于占有劳动人民在这个国家被征服前即已存在的。。。。。。。。。
经济条件下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则我们便没有任何权利说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这里，政治因。。
素也是出现在经济因素之后，而且如前所述，前者的作用的性。。。。。。
质是由后者决定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最后，这一作。。。
①《普列汉诺夫全集》，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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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用就其一般性质而言，是同土著统治阶级，即由于国家经济发。。
展，而与征服没有关系产生的阶级所能够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别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难道土著统治阶级不想为自己保证劳动人民驯服工作吗？难道他们不想占有未被征服，但却处于经济从属状态的劳动群众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吗？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继续说：“统治阶级将力图用政治的手段，用适合等级组织的目的立法制度，用相应的政府机关的组织来取得这种保证”
①。
这一切当然又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假如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征服对其产生完全不起任何作用，那我们也定将看到，这个统治阶级所关心创立的立法制度，是会使其经济地位的利益得到维护的。同样，我们还可相信，这个统治阶级将使用。。
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不这样是不可能的。。。。。。。。。。。。。
Ⅳ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提到诺夫戈罗德，认为那里的社会发展是符合第一种模式的一个古代罗斯地区：在那里，社会按职业的类型来划分，不同阶级的政治作用与职业的类型相符合。
“这个自由的城市早就摆脱了公爵和供职贵族的直接压制，获得了民主制度的形式。
但在更早以前，这个以对外贸易的成就为主要动力的城市，已建立了几处大的商馆。
这些商馆是诺夫戈罗德商业领导机关，因此后来便变为政府的权贵。
但是他们
①《普列汉诺夫全集》，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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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７２
的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并未取消诺夫戈罗德制度的民主形式“
①。
我们在这里看到与上面相同的情况：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无可争辩的结论的基础。这是因为结论比事实的基础要广泛得多。
历史表明，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最高的——就其经济地。。。。。。。。
位而言——阶级的政治统治，“始终是一个单纯的事实”
，而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候，却取得了比较确定和巩固的法律形式。
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如果我们在诺夫戈罗德看到第一种情况，那么在威尼斯，我们便看到第二种情况。
最初，在这一自由的城市里，也只有经济地位相互差异的阶级，而没有政治权利互不相同的等级。
但后来，事情起了急剧的变化。
在十三世纪末叶发生了所谓ＳｅｒａｔａｄｅｌｍａｇｉｏｒＣｏｎｓｉｇｌｉｏ②，为威尼斯的商业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怎么回事？我们有权认为这一变革是征服的结果——哪怕是很遥远的结果么？
无论如何不能。
在１７９７年５月法国军队入侵以前，这一亚得里亚的“海上女皇”
并不知道外国的征服。
我们可以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话说，那里的经济因素经常先于政治因素。
但是我们在威尼斯也看到同样的现象，——经济统治阶级取得了政治特权，——而按照我们的作者的意见，这种现
①同上书，第１１页。
②１２９７年威尼斯“关闭大会议”
，即自此以后必须在过去四年中参加过大会议者始得当选为大会议议员。威尼斯至此成为少数大商业家族所统治之共和国（《中外历史年表》第５０９页）。——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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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俄国社会思想史
象是只能在那些相反地、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的国家里发。。
生的。另一方面，佛罗伦萨虽曾为外国所征服，却在长期内不。。。。。。。
断朝着民主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也就是朝着与威尼斯政治发展的贵族方向直接相反的方向改变其政治制度。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否因为那里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在时间上）
同威尼斯直接相反呢？否。象在威尼斯和全世界一样，在佛罗伦萨，经济因素也是“先于”
政治因素的。但在佛罗伦。。
萨，经济因素引起了一种与威尼斯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因而造成了它的政治发展的相反方向，也就是造成了政治因素的完全不同的特性①。
尽管在威尼斯建立了贵族制度，而在佛罗伦萨则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两处的统治阶级却是尽力使用政治手段来。。
保卫其经济利益的。
当然，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也是同样。
不过。。
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政治结构的差别，政治手段各异其趣罢。。。。。。。。。。。。。。。。
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也是一样。普鲁士统治阶级直到现在还享有政治特权。但法国统治阶级已无政治特权。然而象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富有市民一样，法国资产阶级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也尽力使用了政治手段，而且对于维护其经济统治的立法的重视，当然也不亚于他们。这一点是毋须证明
①关于造成某些意大利大城市的政治发展过程差别的经济原因问题，帕斯库阿列。威拉里曾提出好些很机智的猜想。
（见他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佛罗伦萨，１８７，序言《Ｎｉｃｏｌｏ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ｉｅｉＳｕｏｉｆｅｍｐｉ》，Ｆｉｒｅｎｚｅ，１８７，ｉｎｔｒｏRｄｕｚｉｏ－ｎｅ，）
如果说他的猜想解决问题，那是过于夸大；但这些猜想完全确定地指。。
明了应在何处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在这里，对于我们已完全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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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９２
的。
俄国怎样呢？
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各个不同部分，经济因而也是政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一般说来，我们简直可以说，蒙古入侵前的罗斯知道阶级，但不知道等级。在十三。。。。
世纪到十五世纪，各个不同阶级在法律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别，才逐渐出现。
这种差别最初在立陶宛罗斯，后来又在莫斯科罗斯导致了比较界限分明的不同阶层的形成。
事情的发展，虽有必要的改变（ｍｕｔａｔｉｓｍｕｔａｎｄｉｓ）
，但在这里同在威尼斯和所有地方，都是一样，而且在这里一如在所有一切地方，经济的因素也先于政治因素，给政治因素的发展以方向，并决定其进程的速度和其现象的鲜明性。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错误，在于他过分缩小了政治手段。。。。
这个概念，完全任意把它同政治特权这一概念等量齐观。。。。。
排除了这一孕育着种种荒谬结论的错误，我们便可——仍然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见解——明确地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归结到什么。
尊敬的历史学家在看到征服者利用政治手段以保护其经济利益以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方面改变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引起许多新的关系；所有这些新的经济事实，都将是先于它的政治事实的结果”
①。
这很正确。
但我们在这里将要看到的，正是政治“因素”
对。。。。。
制约其产生和性质的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的一种典型情况。。。。。。。。。。。。。。。。。。。。。
这样的情况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常见，但没有一次足以
①帕斯库阿列。威拉里：《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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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俄国社会思想史
证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观点的正确。所有这样的情况都不足以表明，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中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而只是表明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关系，又影响于国民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
但是——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这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利用某些法律特权的地方，而且在一切具有一定政治关系的地方，也莫不如此。
就在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所引证的诺夫戈罗德共和国，也是如此。
征服会使社会阶级的相互关系尖锐化，会给社会发展过程增添许多紧张的情节，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并非经常如此。
满族人征服中国直到晚近时期，都不曾妨碍这个国家的内部历史保持不很紧张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