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同上书，第２卷，第４３４页。请参阅同卷第３９４页上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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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说，——在这里他是将阿里斯提卜的学说和伊壁鸠鲁的学说等量齐观的——就意味着使物受役于我，而不是使我受役。。。。。。。。。。。。
于物的时候，坎捷米尔马上注释道：“当然，阿里斯提卜派和。。
伊壁鸠鲁派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根据他们的科学去使用一切，而不使任何事物控制自己“
①。
他没有看到，类似的“科学”
同劝人纵情“渔色和荒淫”
，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
再说一遍：坎捷米尔只是精通哲学史，而在论及个别哲学家时却是远远不能经常首尾相顾的。塔季谢夫的思想是更有逻辑性和更有根据的②。然而无论坎捷米尔与其哲学书简中提出的论点有多么脆弱，但其值得重视，却不仅因为它们是俄国欧化思想界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初期成果，而且因为在坎捷米尔所力图解决（尽管没有解决成功）的问题之中，有许多不断引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以前的俄国启蒙思想家的注意。例如，自由与意志问题和刑法的理论基础问题都是。更有进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是俄国启蒙思想家中最优秀和最高贵的典型人物——也都常谈唯物主义。当然，他们对唯物主义的理解的
①同上书，第１卷，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②坎捷米尔在旅居巴黎期间，曾与皮埃尔。莫罗。德－莫佩杜伊甚为莫逆。莫佩杜伊（１６９８—１７５９）写过许多关于哲学问题的文章。在同坎捷米尔结交时，其思想的博大精深，为坎捷米尔（伏尔泰用不着嘲笑他）所望尘莫及。不得不令人奇怪的是：同莫佩杜伊的频繁接谈，竟然对坎捷米尔的哲学概念如此没有影响！
这种影响之所以微不足道，只能是由于我们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头脑不易接受真正深刻的哲学问题。固然，莫佩杜伊的主要著作是在坎捷米尔死后才出版问世的。可是著作的重要哲学理论，作者总不会是在突然之间形成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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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深透，为坎捷米尔所望尘莫及；此外，他们同坎捷米尔相反，对唯物主义派——特别是对以他们的同代人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派领袖，抱有无限的同情。但这一差别是由许多情况造成的，说明这些情况将是本书往后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坎捷米尔的道德观后来引起人们攻击，说他不够严格和模棱两可。例如，按照Ａ。。加拉霍夫的意见，坎捷米尔Z对严格的道德，没有提出积极的绝对的要求，根据这种要求，一切半道德的行为都会显得可笑……像他的性格一样，坎捷米尔的哲学是羞怯的、不勇敢的；这种哲学宣扬善，却羞羞答答地怕伤害恶。加拉霍夫在说明这一道德哲学时，将它比拟于戈拉茨的伊壁鸠鲁派道德，而戈拉茨，大家知道，乃是坎捷米尔所喜爱的作家之一。戈拉茨的全部实际哲学被归结为两三个观念，或两三个愿望：“宁静，适意的中庸之道，对未来的淡泊无忧——这就是他的需要。像戈拉茨这样的哲学家自然不会去关切社会的缺点；他对这些缺点只是嘲笑。像在坎捷米尔那里一样，他的讽刺作品的语气是平平稳稳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表现得如此明显。“
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确乎是明显的。然而这仅是表面上的相同。这里几乎比任何地方都应记住；两人所说虽同，其实并不相同。戈拉茨的“黄金式中庸之道”是在罗马由于共和国的衰败而流行起来的社会冷淡心理的结果。这是一种“颓废的”道德。坎捷米尔的“黄金式中庸之道”却完全出自另一来源。它所说明的不是某一制度的衰落，而只是彼得改革所产生的那一新社会集团的地位的某些确乎艰巨的特点；而这个集团则是必然要生长、要上升的，尽管它的成员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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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遭受艰难痛苦的挫折。
彼得巢窝的幼雏们（小学生）
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先躯。
大家知道，他们原期在彼得的活动中实现他们的全部抱负，这位实行改革的沙皇死后，他们便都感到处境的相当困难，而在彼得二世时，更感到几乎没有希望了。
在写于１７２９年的一篇讽刺诗里，２０岁的坎捷米尔回想起他觉得是某种黄金时代的改革岁月，抒发了辛酸的幽怨：那样的时代没有持续到我们，那时——智慧主宰着一切胜利的果实它也共享。
只要有它就能登峰造极。
黄金时代没有延续到我们这一代人，骄傲、懒惰、财富战胜了智慧，愚昧无知占据了科学的席位。
戴法冠、穿绣袍的人们傲慢地行走，在红布幔的后面，勇敢的人群正在受审！
科学被剥夺、被缝进破布袋里，家家户户，对它几乎都是诟骂相闻，同它不愿结识，同它逃避友情，它有如舰艇服役中的海上受难人。
在这种凄惨的时代里，年轻的启蒙学者怎么办呢？等待更好的未来，并在等待中记住：去恶有时就是为善。坎捷米尔事实上感到他只有如此。他决定照此建立自己的生活。
在听到这种言词、看到这种事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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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缄默啊，思想家！勿因不为人知而感到寂寞。
这样的生活尽管想起是沉痛的，却并无可畏惧，谁能在自己的静寂的角落里默默地隐藏自己，他便能探求美好的智慧，隐晦自娱，暗自思考科学的利益；不要追求，也不要阐述，否则你得到的将是恶意的诽谤，而不是你所期望的赞美。
这就是我们的作家所遵守的那个“黄金中庸之道”的各种规章的全部秘密。当时的俄国“小贵族”都必须服役。但在参加强制服役的时候，可以夺取或大或小的功名。谁想升到某种品级，他应首先不择手段。而如果选择手段，他便应“不为人知地呆着”。按照坎捷米尔的说法，只有安于小就的。。。。。。。
人才会呆在那里不感寂寞。
为什么按照坎捷米尔的意见要安于小就呢？是为了能够相对地自由吗？但自由又有何用呢？自由是为了使自己从掌握美好智慧和考虑科学利益中秘密地自娱。我们应该公正地说，只有在道德上出类拔萃的人才能用这种方式来“自娱”。。。。。。
坎捷米尔想认真地实行他给“他的思想家”所提出的规劝。
他自己说，他的第一篇讽刺作品只是为了“消遣时间”
才写的，毫未想到将它发表。那时，他感到自己差不多是完全孤独的。他继续写道：“但是，他的一位朋友偶然要求读了这首讽刺诗，读后告诉诺夫戈罗德主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主教又到处为诗的作者吹嘘，不仅这样，还在归还这首诗时附致一篇对作者的赞扬诗（即我们所知道的《我不知道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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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先知的牛是谁》一诗——著者）
，并送给他《赫拉尔第论上帝。。。。。。。
和诗创作》一卷，作为赠礼。修士大司祭克罗默克也像这位。。。。
主教一样，写了许多赞美诗人的题词……“
①，他因此受到鼓舞，而继续致力于讽刺诗的写作。坎捷米尔深信他的写作生涯能够得到同情，所以不再限于“掌握美好的智慧以秘密自娱”
，而开始走上那一“光荣的道路”
，按照普罗科波维奇的说法，“书卷的巨人在这光荣的道路上行走”。
普罗科波维奇不但口馋如狼，尾谲如狐，而且才智过人，知识渊博。他非常知道，在当时的俄国，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是不很方便的。但他断言，阿波罗要拥抱谁，谁便不应害怕“强手”。
唾弃他们的威胁吧，你是非常愉快。
愉快，上帝给了你这样健全的头脑，让全世界向你发怒吧，你虽未得幸福也已够幸福了！
这话说得好极了。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只有保持着坎捷米尔所珍视的那种中庸之道，才能在没有幸福的时候仍旧幸福。
在安娜女皇的朝代，《学术侍从》的地位略有改善，但也远非易事。主要的是，在她的统治下，如要晋升到某种官级，也只有利用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奇斯托维奇说得好，当时
①拉丁文诗：Ａｒｓ
ｅｓｔ
ｃｅｌｅｂｒｉｓ
ｓｔｕｌｔｉｔａｅ
ｇｅｎｕｓ……等等，参阅《坎捷米尔文集》，第１卷，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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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的权贵在混乱和阴谋中相互倾陷，一个推翻另一个，致使他们自己也都照样地遭到同一命运。不妨回忆那位“令人惊服的最高主教”
普罗科波维奇的侦探活动罢！
在这种情况之下，坎捷米尔的“黄金中庸之道”便是使他能够保持若干高贵的独立性的唯一手段了。
坎捷米尔的求知欲也推广到政治。他的外国传记作家文。。
努蒂神甫说他很喜欢读博胥埃的《神圣的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ａｃｒéｅ》）一书。这显然就是《摘自圣经祈祷文的政论》（《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ｅ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ｅｓｐａｒｏｌｅｓｄｅＩ‘éｃｒｉｔｕｒｅＳａｉｎｔｅ》）一书。
按照这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俄国使者本人的政治，更多地从圣书哲学和人类利益出发，而不是从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和宫廷阴谋出发的。他认为政治应有一个目标——即对人民福利的关怀。
人民之父的名称应该决定君主的义务。
君主和人民的利益应该齐心协力地并进。
如果君主可以用人民的鲜血来换取其本身的安全与宁静，流人民的鲜血来满足其个人的野心，那就等于破坏自然和管理的规律“
①。坎捷米尔以为只有以这种准则为国家管理的基础的民族，才是幸福的。最后，我们从这篇传记中获悉，有一次，坎捷米尔在走出剧院时说：剧院里遇见一位部长，“我不明白，他怎能在签署了几十万人死刑判决书后，还若无其事地到剧院去。”那时，刚刚宣战②。
①《文集》，第１卷，ＸＣＶＩＩ页，（斯托尤宁的序言）。
②同上书，第ＸＣＩＸ页。大概，这里所说的是争取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可能，佛留里神甫签署了法国参加这一战争的决定，但似乎又不同意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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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这一段话是从好的方面描绘了坎捷米尔的形象的。但是对他爱好博胥埃的政治，又应怎样评价呢？
像彼得的所有“小学生”
一样，坎捷米尔生活在俄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坚决拥护者。我们往后便可看到，他相当积极地参加了贵族对抗最高枢密院限制安娜女皇权力的活动。
在他到达巴黎时（１７３８年９月）
，那里的启蒙思想家业已对“旧秩序”
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政治问题在当时尚未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但先进思想界的反对情绪，都已相当明显地表现为他们对英国政制的巨大同情和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要求。孟德斯鸠于１７２９年访问英国，从那里写信说：“ＡＬｏｎｄｒｅｓ，ｌｉｂｅｒｔé
ｅｔ
ｅｇａｌｉｔé（“在伦敦有自由和平等”）。“其后十年，达仙逊侯爵，论证了必须消灭贵族的特权，他说：”ｌｅｓ
ｎｏｂｌｅｓ
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ｎｔàｃｅｑｕｅｓｏｎｔ
ｌｅｓｆｒｅｌｏｎｓａｕｘｒｕｃｈｅｒ“（”贵族有如蜂房里的雄蜂“）。我们这位”学术侍从“的成员对于当时在法国先进著作界发生的事情，不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是可从他翻译了在１７２１年出版的孟德斯鸠的《信札》一事看出来的①。此外，他还翻译了芳腾尼尔的著作，芳腾尼尔也可说是法国启蒙著作界早期活动家之一②。但是，我们知道，坎捷米尔并未丧失其宗教信仰。他对君主专制的忠诚，也似乎保持完整：只有极端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才能热爱博胥埃的《政治》一书。。。
①译文没有保存下来。
②关于他的著作《神谕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Ｏｒａｃｌｅｓ》）
（１８７年）
兰逊说：“一切反宗教的纯哲学论据，原则上都在芳腾尼尔的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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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但这里有必要作重要的保留。博胥埃在所写《政治》一书中表现出他是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代表人物，而不是。。。。。。。。。。。。。。。。。
俄国沙皇制度的思想代表人物。因此，他一方面竭力坚持没。。。。。。。。。。。。。
有什么高于专制君主的人权，同时又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同独。。。。。
断专横的政体的差别，作了精细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上，他。。。
同波丹是完全一致的。
他认为独断专横的政体有四大特征：第一，服从君主的人民处于对君主的奴隶依附状态，他们是他的奴隶（ｓｏｎｔ
ｎｅｓ
ｅｓｃｌａｖｅｓ，ｃ‘ｅｓｔ－à－ｄｉｒｅ
ｖｒａｉEｍｅｎｔ
ｓｅｒｆｓ）。在他们当中，没有自由人①。
第二，博胥埃认为区分独断专横政体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第二特征是：在服从君主独断专横权力的国家里，没有私产。
一切为君主所有（ｔｏｕｔ
ｌｅ
ｆｏｎｄ
ａｐａｒｔｉｅｎｔ
ａｕ
ｐｒｉｎｃｅ）。
第三，这种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即在国家之内，君主不但对臣民的财产，而且对臣民的生命也能任意处置，像对待奴隶一般对待他们。
最后，第四，在由君主独断专横统治的国家里，除这种独断专横之外，别无法律。
博胥埃把这种政体称为野蛮和丑恶（ｂａｒｂａｒｅｔ
ｏｄｉｅｕｓｅ）的政体。按照他的说法，这种政体同法国道德相去甚远，因此在由专制君主统治的法国，没有立足的余地②。
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臣民保有财产权及自由。
因此，博
①《全集》，第２４卷，巴黎，１８５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②《博胥埃全集》，第２４卷，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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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胥埃说这种政体也是合法的（。。。ｌｅｇｉｔｉｍｅ）
①。
这一说明，不但波丹、就是克里扎尼奇也可完全接受。
有趣的是，博胥埃也提到克里扎尼奇提及的圣经故事所描绘的独断专横的政体的特征。故事叙述以色列国王没收一位不幸的纳乌费伊（克里扎尼奇按拉丁文发音称为纳布克）的葡萄园，由于他敢不肯放弃其祖先的遗产而被用石头砸死。按照一位法国著名主教的意见，上帝对于阿哈瓦和耶扎维勒所以给予严厉处分，就是因为他们胆敢任意处置其臣民的财产、荣誉和生命②。
不能不再次抱歉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足以证明博胥埃的这一观点对坎捷米尔发生何种影响，因为坎捷米尔是不仅熟知法国的“合法”君主制度的……。
坎捷米尔说，君主和人民的利益应该齐头并进，这是对博胥埃的“政治”
一书的根本原理之一的复述。
在原稿上，这一原理写的是：“只有社会的公敌才能将君主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分开”
（ｉｌｎ‘ｙ
ａ
ｑｕｅ
ｌｅｓ
ｅｎｅｍｉｓ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ｑｕｉ
ｓéｐａｒｅｎｔ
ｌ‘ｉｎｔéｒｅiｔ
ｄｕ
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ｌ‘ｉｎｔéｒｅiｔ
ｄｅ
ｌ‘Ｅｔａｔ）。
③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俄国讽刺作家和外交家对于“合法”政体优于独断专横政体，已经作过深思熟虑。
１７３２年６月，奥斯特曼伯爵要他查报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攻击俄国宫廷的论文的作者是谁，他复信道：“很难对这个城市里每日刊登的文章一一了解。……而且这样作，尊
①同上书，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②同上书，第１０９页。克里扎尼奇也是这样想的。
③同上书，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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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
敬的伯爵，我敢说也无多大好处。
因为这里的人民是自由的。
……他们对于禁止说的话，倒反更加相信。“数年以后，他在给女皇的信中再次指出英国人热爱出版自由。
“实在，英国人尊重出版自由，视为他们的自由的基础”
①。孟德斯鸠在旅居英国的时候，很羡慕英国人民的自由，而坎捷米尔则仿佛对此漠不关心。在他的通信里，完全看不见对自由的同情。
由于这一情况，不禁令人想起侨居外国东正教庙宇的莫斯科僧侣对立陶宛的自由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在那里听说，“在立陶宛”可以自由地从信仰一个宗教转而信仰另一宗教。
他们屡次提到这种自由，但完全不想将其介绍到莫斯科。于是又不禁产生一个问题：难道我国这位启蒙思想家竟然是同这些僧侣一模一样吗？
我们所掌握的他的传记材料，使我们能够——虽然还是不很明确——欣然对这一问题作出否定的答复。文努蒂神甫说：“他向往英国，那里的国会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不许可它超越于法律之上，保障臣民不受独断专权的悲惨恶果的祸害”
②。
这段证词的不明确处，在于对英国宪法的赞扬同对法国专制制度理论家博胥埃的《政治》一书的爱好，是很难协调的。
①《坎捷米尔文集》，第２卷，第９７和第９９页。
②Ｂ。
斯托尤宁为《坎捷米尔文集》所写序言（１８６７年版）
，第ＬＶＩ页。文努蒂写的坎捷米尔传，附录在坎捷米尔讽刺诗集法文译本上。可惜，我未能在法国图书馆找到这一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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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不知道，在坎捷米尔的思想里这个矛盾是怎样解决的。
我们的讽刺诗人对文努蒂神甫说过，早在１７３０年，他就能重视政治自由的利益，但他觉得在“现时的条件下，最好还是保持现存制度”。似乎他反对枢密院成员限制安娜女皇的权力，就是由于这一原故。
事实上，恐怕未必如此。
更可靠的是，那时，像普罗科波维奇一样，坎捷米尔是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绝对拥护者；而后来，他旅居外国，目睹西欧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于是为了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才想出了所谓“现时条件”的机会主义见解。然而就在那时，他的政治观点仍旧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他可以一方面同情法国的极端的君主专制，同时又赞扬英国的宪法。当时唯一肯定的东西，只有他对俄国君主制度的不满。当然，这一切都是假定。再说一遍，这里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
对我国制度出言不逊的外国作家，给我们这位可怜的俄国启蒙思想家和外交家造成许多令人厌烦和毫无结果的麻烦。
１７３８年初，他与一个名叫洛卡特里的人纠缠很久，据说他是《莫斯科通信》（Ｌｅｔｒｅｓｍｏｓｃｏｖｉｔｅｓ）一书的作者，预言德国人在俄国的权力即将崩溃。他在向彼得堡写的报告中说：“我以局外人的方式向这里一位诚实的法律顾问打听，可否将他逮捕，并因写作前述著作而加以惩治”。结果是：无论如何不行。他事不论，这里的主要障碍是“英国人民的‘自由’。”坎捷米尔出于对这一永恒障碍的怨恨，也许，又由于想安慰彼得堡政府，甚至坚决保证，英国人民会“在任何一天用无耻的流言蜚语来攻击他们的皇帝和大臣”。
由于想不出其他惩治洛卡特里的办法，他建议“秘密派人对他进行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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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审判，将其重打“。如果女皇”批准试用“这一”任意“处置的方式，坎捷米尔决心予以实行，尽管他认为必须采取新的办法，以求完全证明这一《莫斯科通信》的假定作者的罪过①。
这样，似乎坎捷米尔对于“合法的”君主制度和“独断专权的”君主制度之间的差别，仍然不很明白。但是，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史家来说，重要的是；俄国人在涉猎了西方政治著作之后，甚至从博哥埃这种保守派那里，也能抄袭一些。。。。。。。。。。。
在俄国视为完全荒谬的概念。
但是，即便说坎捷米尔保持了他的政治清白，那也不能设想，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他的同代人无话可说。在他和他的大多数读者之间，在教育和智力发展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一条鸿沟。我们根据业已看到的他的外文书译本的部分注释，对此已可深信不疑；而如果从别的方面仔细研究他的讽刺诗的相当庞杂的内容，那就更可一目了然了。
他虽然认为官居一定品级、受人尊敬的上年纪的人，不应以文学、特别以诗为职业，但对祖国的责任感仍使他对此深为喜爱。他想通过文学活动为俄国谋利益。但是他很可能。。。。。。。。。。。。。。
翻译阿纳克列昂著作时不无犹豫，因为这些著作没有任何道德教义。无论如何，他事先便已表示，“尽管根据上述诗歌，必须承认阿纳克列昂也是一个对生活冷淡的醉汉，但在许多老作家中我们也看到反面的东西，为什么必须将他的行乐习惯看为评定他的著作的原因呢？”
②他很欣赏他所翻译的戈拉
①《文集》，第Ⅱ卷，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②《文集》，第１卷，第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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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茨通信，就是因为其内容有许多关于道德的教训。他说：“几乎信中的每一行都包含着某种有益于建立生活的规章”
①。他写一些“小诗”
，也是因为他希望有助于生活的“建立”。他说：“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根据一个公民的职责而写的，一切可能有害于同胞的东西，都予删去”。但是“令人惊服的最高主教”普罗科波维奇也主张“先知的牛”应在文学生涯中追求这一目的，并且指示他：你已在光荣的道路上开始行走，这就是书卷的巨人走过的道路，要挥动勇敢的笔横扫明显的罪恶，要对憎恨“学术侍从”的群丑和一切穷凶极恶的习俗摧毁不留。
祝愿人间发生善良的变革，……
普遍享受学术的成就。
至于作恶的混蛋，要他们紧闭尊口！
关于文学活动的任务的这一高贵观点，是所有各国启蒙思想家一致保持的②。我国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抱着这种高贵的心情致力于文学活动的启蒙思想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等，也都想给自己的同胞讲授一系
①同上书，第１卷，第３８５页。
②关于这一观点在１８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中流行到什么程度，有很多的记载。前不久出版的著作中，我可以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