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后，仆役也是受着不自由的约束的，他必须服从自己。。
主人。
但君权和父权是自然所创造的，而主人对仆役的权力，。。
则是从契约产生的：“例如，某人想求得衣食和住所，或无力。。
抵御敌人，而另一人则富有这一切……，这时两人协商，某人同意为另一人服务并服从其意志，而另一人则相应地允许供应衣食和住所，并保护其不受凌辱，经过这种协商，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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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便受另一人的支配，而丧失其自由了“
①。
塔季谢夫在这里有许多地方同普芬杜尔夫相接近。但在君权起源问题上，他的观点却与普芬杜尔夫有所不同。德国作家认为君权是从契约产生的，而俄国作家则宣布君权一如父权，是自然所创造的制度。这个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塔季谢夫觉得契约论不能成为俄国君主权力的理论根据。
不能不同意，在某种情形下，这一理论是不足以作为依据的：因为它包含着法国革命家后来作出的一些非常极端的结论。
可是，根据“自然规律”的观点，这一理论也不能用来证明仆役世世代代成为主人奴隶的正确。然而塔季谢夫却正是把它用于这一目的的。我们的作家在草拟契约提要，规定“某人”必须服役，“另一人”必须为这人提供衣食和保护时，补充说道：“从这种契约产生了奴隶或仆役的不自由”。从历史观点说，他是正确的。卖身的奴隶制是以这种“契约”为基础的。然而问题在于启蒙思想家如果是彻底的，便不应满足。。。。。
于对这种依附姓作出历史的解释，而应或者谴责它，或者作。。。
出理智的结论为它辩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塔季谢夫虽然在《谈话》中散布“奴隶约束”的必要，却无一语提及农民对地主的农奴依附。。。。。。。。。。。
他仿佛意识到，甚至这种依附的历史起源也不能完全用契约来解释。不仅如此，他一般地否认——我重复指出，是在《谈话》里——“奴隶制或奴隶地位”的合理性，尽管他也把农奴的子弟称为“奴隶子弟”
（见前）。奴隶制或奴隶地位是
①《谈话》，第１３９—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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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结果，而暴力却没有创造权利。塔季谢夫断言：“由于人类按照自然有自卫和自保的自由，所以只要有解放的机会，他便不能再忍受其自由的被剥夺”
①。从这里应该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如果社会上的低贱阶级是被高贵阶级用暴力置于不自由地位，那他们便有起来反对他们的奴役者的自然权利。
当然，塔季谢夫在这里也附有条件：“这里也要有理智。如果我被强盗掳去或作了敌人的俘虏，冒失地用自己的小到无比的力量去进行报复和解放自己，那我就是自趋灭亡”。
这当然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关切的问题不是要阐明在什么条件下被奴役的人们才适宜于进行暴动反对他们的奴隶主，而是要阐。。。
明应否承认这种暴动为合理。对于这个问题，塔季谢夫已经。。
给了我们一个断然肯定的答复。。。。。。。。
请不要以为他哪怕在理论上是反对农奴制度的。在另一地方，他坚决表示拥护农奴制。但是不善于利用“自然规。。。
律“来证明农奴制度的正确，便将问题转到另一领域。他求。
助于政治。他说：“农民和奴隶的‘自由’，在其他国家是有。。
益的。这种‘自由’在伊凡雷帝时，特别地在放荡的领主压迫自己的农民时，亦曾在我国带来益处地可能的。但它同我国的君主专制的政体是不相适合的，而且改变这一根深蒂固的不自由习俗，也不无危险“。
塔季谢夫的例子向我们表明，彼得改革在大罗斯所创造的，虽是相当了解西方各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开明贵族，怎样在理论上将自己的地主判益和君主专制的利益统一起来。
①《谈话》，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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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他们所说的国家安全，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都长期深信不疑，但是这毕竟未能使他们在逻辑上根据“自然规律”的观点证明农奴制的正确。塔季谢夫结结巴巴谈到的困难，仍旧没有消除。何况他的困难还不只是一端。
俄国贵族的欧化思想家们为了解释和证明其等级特权地位的正确，不得不利用一些并不适合于这一目的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就其起源而言乃是反对现状的。当然，可以说，在西方也有一些比“自然规律”论更为保守的学说。但是，第一，西方的保守学说同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学说相比，是过于软弱了；第二，主要的是，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妨碍彼得的小学生们去掌握西欧保守派的学说。这个条件是：这些保守派所拥护的一些最高阶级的政治要求，是俄国中央政权、特别是像伊凡四世和彼得一世这样的代表人物连听都不愿听的。由于西欧资产阶级同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斗争中，在某一时期支持君主专制制度，所以他们的思想代表提出的理论——只要这种理论内部所包含的可怕结论尚未为法国革命所暴露出来——便显得更为适合俄国政治制度了。
然而这种理论虽然暂时可能显得更加适合俄国的政治条件，但是毕竟无论如何不能从其中提出多少重大的逻辑理由来支持像我国农奴制度那样的“独特的”
制度。
这就是说，我国贵族的开明思想代表的地位，归根到底，还是很不利的。
正以此故，他们后来同那些自觉地拥护——虽然常常都在青年时代——西方革命学说的人们的斗争，殊少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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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回到塔季谢夫的观点上来。如果不指出他对农民的关切，这种关切几乎在他的《经济杂记》的每一页上都。。。。
有表露，那我们对于他作为俄国贵族思想代表的评论，就是不完全的。他吩咐给他的农民不仅要设立监狱，而且要设立学校和浴室①。他的管家和领班必须严格监督，“务使每一农民夫妇有两匹耕马，两头犍牛，五只牡绵羊，十只山羊，两头猪，两对老鹅，十对老鸡，愿多养者亦可，但不得少于上列数目”。对于农民老年者及病人，设有慈善堂，由“贵族出资”供养。地主的关怀甚至推广到他的农民的家常用具。每一农民必须有“盆、碟、刀、叉、锅、匙，盐碟、茶杯、桌布、手巾、橱柜或小桌，铁锅铲和铁桶”。农民因本身懈怠而没有这一切用具，应当严厉处分：应将他送到认真的户主那里作雇农，户主有权无偿地使用他们的劳力和土地，为此缴纳赋税。
“懒汉”未得到“好评”以前，将继续处于这一状态。
不用说：从塔季谢夫对他的农民的这种关怀里，可以看出，“贵族”
一奴隶主是知道这种“经过洗礼的财产”
的价值，而且是善于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的。他严格命令他的管家注意“在夏季工作时，使农民不能丝毫懒怠和远离休息”
②。
但他至少使他的农奴得到经济上的满足，而这却是许许多多奴隶主所未能作到的。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塔季谢夫对妇女的态度。他的态度的特点已从他主张他的男女两性农奴都须学习文化中部分地。。
①“两座男女浴室，每星期六午餐后轮流烧水。”
《年鉴》，第２０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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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但这一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他的儿子瓦西利亚。尼基季奇的下述训词中：“必须记住，妻子不是你的奴隶，而是你的伴侣和助手，她在一切事情上不应对你虚伪，你对她也应如此。”
①
塔季谢夫虽然努力执行国家职务，但对宫内官员却不愿。。
“侍候”
，而且很不信任。他不主张他的儿子去找“宫内差事”
，因为“在那里，虚伪、野心、谄媚、嫉妒和仇恨几乎超越了所有的德行，有些人不顾一切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殊不知残害无辜，自己也将因受到上帝的审判而灭亡”
②。
大贵族别尔先。别克列米舍夫对马克西姆。格列克说：“改变自己的习俗的国家，必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莫斯科罗斯的观点。
“彼得的小学生们”为自己制订了另一观点。他们在有关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问题上，虽然仍旧是保守。。
派，但同意改变本国的习俗。塔季谢夫甚至有一套完整的进化论。就令他也不曾期待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但想必同意圣西门的观点，认为无论如何不应妨碍我们后面的那个时代。他说：“至于过去各国人民的科学和智慧，我们试看古代人的行为，便可同样说他们像单个人一样，如果幼年不怎么样，在青年时期又很少作为，则在成年时期就很难显得有用了”
③。
１８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时常将社会发展过程比拟于
①《精神》，第１３页。
②同上，第２０页。
③《谈话》，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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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人”的发展过程。这种比拟法从他们那里传到１９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喜欢使用这一方法，他企图利用它来证明他的人类智力发展三阶段的规律①。
因此，就其思想方法而言，塔季谢夫在这里，一如其在“自然规律”
的议论中，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启蒙思想家②。
最后，他在对历史运动的主要原因的一般观点上，也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用“思想的启蒙”来解释这一运动。什么叫思想的启蒙呢？这就是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对于这一问题，１８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启蒙思想家的答案，是同法国启蒙学者的答案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在这一世纪的下半期。
法国启蒙累想家对宗教是持否定态度的。
因此，在他们的眼光里，宗教观念同科学认识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按照他们。。。。。。。。
的说法，启蒙的成就应该动摇宗教信仰，并缩小其范围。塔季谢。。。。
夫的看法却与此不同，我们已经看到，他是尊重宗教权利的。
他的历史哲学曾以大量篇幅论及宗教观念的发展是一种启蒙的手段。
他说：“第一次思想启蒙是文字的出现；另一次是耶稣的降临和耶稣教义的出现；第三次是印书的发明”
③。塔季谢夫
①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我所著《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②按年代顺序说，他是第一个俄国启蒙学思想家。。。。
③参阅他的《俄国史》《绪论》，第Ⅰ卷，第一篇，莫斯科，１７６８年。
“我体会，全世界的思想启蒙有三个最重大的方法。
第一，文字的发明，通过文字可将写下的东西永远保存记忆，并将我们的意见传播远方；第二，耶稣救世主降临人间，因而打开了对创世主的认识和有生之物对上帝，对自己和对近亲的责任的认识；第三，通过印书的发明和所有人对书的自由使用，获得了世界的非常重大启蒙，因为有了书，科学便自由地发展了，有用的书也增加了“
（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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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完这一段话后，仿佛想起了教会关于新约和旧约关系的理论，所以赶忙补充说：“我这样想，因为它便于将文字出现和摩西定律以前的时期，比拟于人类幼年时期”
①。
按照列尔赫博士的证明，塔季谢夫对宗教有特殊的见解，因而许多人不承认他为东正教教徒②。在其《遗嘱》中，我们的作者轻蔑地推脱了说他是无神论者和异教徒的指责。我上面说过，他的观点的世俗因素占有绝对优势，这使他的观点同彼得时代前的俄国饱读经卷的书呆子的宇宙观，大相径庭，但他毕竟未同宗教决裂。现在我们看到，塔季谢夫在历史哲学方面也是倾向同宗教妥协的。我们的开明贵族思想代表在这方面是信从把宗教看为“教育人类”为神圣工具的德国启蒙思想家的，而不是信从把宗教看为人类理性成就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的极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
不过，这两种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别，只是在谈到公开的宗。。。
教时，才感觉到。至于对多神教的起源的观点，１８世纪的温和启蒙。。。
思想家却是同极端启蒙思想家相接近的。例如，塔季谢夫在谈到皮法戈尔的“灵魂转移论”
时说，就是狄德罗本人也不难表示同意。
他说：“皮法戈尔为了阻止人们作坏事，使人行善并过笃信宗教的生。。
活，才想出灵魂是根据每人的情况而自一人转移于另一人“
③。宗教的信条多半是由有权势的人物想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剥
①《谈话》，第３８页。参阅别斯图热夫—留明的论文：《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见《古代和近代俄罗斯》一书，１８７５年，第２卷，第２６１页。塔季谢夫认为，直到近代，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未接触到印刷的书。
②《古代和近代俄罗斯》，第２卷，第２６１页。
③《俄国史》，第２卷，第３８３页。他在这里是以瓦尔赫的哲学辞典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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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有时又是为了“约束”同部族的人们。这一观点的实质，甚至１９世纪的某些优秀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从１８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学会了。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和卡贝的“真正基督教”都是由此产生的。
“摩西定律的发现”和“基督的降临”
，无论如何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即特殊的现象。而在正常的历史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过程中，有许多事情取决于人民的“勤奋”
，以及统治者的关怀——塔季谢夫如果不想到这后一点，那他就不是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了。
“因为一个人，除由于懒惰（自然有其不可能性）
，自己的玩忽，特别是父母不加管教外，其能勤奋求学者，必可比别人多所收获。同样，在社会方面，一个民族或国家由于自身的努力，在许多时候更由于当局建立学校，而获得更多成就“。例如，科学在英国便是”通过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工作和劳力“而繁荣起来的。而在法国，则是通过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努力和工作而繁荣起来的①。
①② 《谈话》，第１２１页。
塔季谢夫在另一地方断然说：“所有的行为，其发生都是由于智或愚。”但他补充说：不能将愚“看为独特的实体”。
（原文如此！）
这个词仅仅表示智力的不足或贫乏，“一如凝冻物主要是由于缺少热，而不是一种独特的实体或物质”。
塔季谢夫称智力为一种“主要的自然行为，或灵魂的力量”。
他把开明的智力称为理智。他说“智力的可贵，有如天体或地球上物体的光，照亮整个可见的世界。
同样，学习以及我们对事物就其想像中的特性作努力的考验，使思想概念和推理的眼界开明起来。“
（《俄国史》，第１卷，第１篇，结论，第２６—２７页。这里说到“行为”
，因为“历史”一词“就是指我们的活动和行为”。
（《俄国史》，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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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思维方法而言——请读者注意，这里所指的是思维。。。。。。
方法，而不是个别的观点——塔季谢夫仿佛是我国许多启蒙。。。。。。。
思想家的领袖，在我国著述界曾长期起过权威性的和富有成果的作用。
如果说他是这种启蒙思想家的第一个卓越代表，则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便是他们的最先进，最伟大和最优秀的代表了。在他们以后，这类启蒙思想家便开始迅速地庸俗化和趋于衰落了。
至于塔季谢夫的专门著作，权威的专家索洛维约夫早就对它们作了评价。下面便是他对作为史学家的塔季谢夫的评语：“塔季谢夫的功绩在于他是以应有态度开始工作的第一人：他收集材料，批判这些材料，综合编年史资料，为这些资料作地理、民族志和年代先后的注释，指出许多可供下面研究的重要问题，收集古代和近代作家关于我国在取得俄罗斯国名以后的古代国势的资料。总之，为本国同胞研究俄国历史指出了方法和途径……。更不用说，我们必须归功于塔季谢夫的，是他保存了从这些编年史摘录中取得的资料，没有他，这些资料是可能永远遗失的。而这些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一天比一天地显著了”
①。
塔季谢夫同样为俄国法学史作了不少贡献。根据索洛维约夫的意见，他在这方面也是古代文献的第一个出版者和阐释者。他曾筹备出版俄国《司法判例汇编》、《伊凡雷帝法
①《索洛维约夫全集》，第１３４６—１３４７页，《１８世纪的俄国史学家》。
参阅Ｈ。
Ｈ。米柳科夫：《俄国历史思想的主要流派》，莫斯科１８９７年版，第１５—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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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并附论文。索洛维约夫认为塔季谢夫对《法典》的注释，是解释我国古代法律名词的第一次尝试。
最后，这一卓越的人物还是俄国地理学早期著作的作者①。
由于这一切，索洛维约夫“在早期的俄国科学史著作中”把塔季谢夫与罗蒙诺索夫并列，给予最荣誉的地位②。
像所有“彼得的小学生们”一样，塔季谢夫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实际活动：他做过采矿工程师，又当过炮兵和行政官员。他聪明、勤奋地任职，但如上所述，他不喜欢奉承别人。。。。。
他在安娜朝代，因不见容于比龙而受审判，受尽法院拖延之苦，几至丧失生命。他是否像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样在职务上毫无过失，这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事情。那时，先进人物对于实际活动的看法，是完全和现在不同的……。
３。安。季。坎捷米尔
塔季谢夫除了注意许多其他问题外，也不忽视俄国语文。。。。
的纯洁问题。
塔季谢夫懂得，无论如何不能不借用他国文字。。。。。。
他警告说：“但是，引用一些为我国文字所已有和以我国文字为更易理解的词汇，并加以使用，却是非常无益的”
③这是一
①Ａ。
Ｈ。
佩平指出，塔季谢夫最早认为，为了史料研究的目的，必须研究“民族生活及其特点、道德风尚和传说等等”。
（《俄国文学史》，第３卷，第３３６页）。
②同上书，第１３５０页。
③《谈话》，第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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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神圣的真理，可惜它常常为俄国作家、甚至属于民主阵营的作家所忘记。
这些作家应该记住：无论在我国或全世界，劳动群众是不学外文的。
但是对于文学本身，塔季谢夫是没有兴趣的。在“学术侍从”中，在文学方面，安。季。坎捷米尔公爵是专家。
他的讽刺作品，我们在学校里就已读过，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为古典之作。但他所写的，不只是讽刺作品。他还写“歌”
、“信”
、各种小诗，有时甚至不合适地写了一些像我在上面所引录的作品，如《彼得颂》和《献给全俄罗斯最信仰。。。。。。。。。
上帝的女皇和专制女君安娜。约安诺夫娜的祝词》等①。。。。。。。。。。。。。。。。。。此外，他还曾努力译诗（阿纳克里昂，戈拉茨②）和散文（芳腾尼尔和孟德斯鸠）。最后，流传到我们手里的还有他的１１封论及自然与人的哲学的信——尽管都是很坏的抄本。在这一切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对俄国社会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材料。
像塔季谢夫一样，坎捷米尔在开始时不仅写作，而且作。
过官。几乎所有俄国作家，在他以后很久，都是如此：无怪。。
乎他们都出身于官宦阶层。也许，坎捷米尔因为是一个对文。。。。
学抱有巨大兴趣的人，所以他更喜爱写他的那些艰深沉闷的诗和翻译外国著作，而不喜欢书写公文。但是，如果真是那样，那他想必不只一次暗地责备他的弱点。在这些以余暇从事“著述”的官宦人员的眼里，公务比写作重要。坎捷米尔
①唉！这也是诗！
② 戈拉茨，拉丁文为Ｈｏｒａｔｉｕｓ或译贺位斯，霍拉蒂乌斯。——校\ F H _ ^ L U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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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写于１７４３年——那时他准备出版他的诗试作——的一封信《关于我的诗》里，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种观点。为了防止人们攻击他从事这种既不适合他的官职、又不适合他的年龄的工作，我们的官僚讽刺家说（我重复指出，他在这里也是用诗）
：……徒劳您尽管劝导和用您的文章明确地通报，说什么——青年时代的成果您不曾伤害分毫；对于我——一小时对付应办的要公不算少，我的职务总能给我余暇逍遥。……
坎捷米尔确乎是进行过徒劳的劝导，而且通报过那些不曾领略文学善恶的认识成果的正式官吏。但所有担任过索然无味的公职的俄国作家，都经常感到他们处于不能不照料重大公务的窘境，他们每每由于无聊的欢娱而忘记公务的利益。
他们的上司一有机会便暗示他们辜负了他的信任，时常要他们在公职和“著述”
之间作出选择。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幸运是，这些人们当中的才华杰出之士在内心里对文学的嗜好，不无成就地抵制了他们的高官厚爵的威风，有时甚至使他们对文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一点，我们在坎捷米尔那里亦将看到。
大家知道，他原籍不是“俄国”。
此外，他很年轻时（２２岁）
便离开俄国并客死在国外，那里的社会环境是同当时的俄国不同的。
但是早年的印象是很有力量的，他还是完全理解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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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当时俄国贵族的概念，——当然，是在这一阶层的开明部分里所形成的概念。例如，坎捷米尔所重视的西方文明，就没有在他的心灵里引起对农民的奴隶依附的正确性的任何怀疑。
他认为这种依附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情。
有时，他甚至用牧歌式的眼光来看待它。
他在酬答普罗科波维奇的诗《牧人为阴雨连绵哭泣》时，这样描写他的损失：我的山羊为数不多，你知道：这是我的牧业的萌芽并不贪多求大。
但就是这些，叶戈尔和他的朋友也把它撵走①。
叶戈尔是罗斯托夫的大主教格奥尔吉。达什科夫，是属于同普罗科波维奇和坎捷米尔敌对的派系的；而小山羊则是农奴。这些小山羊事实上不是由达什科夫、而是由枢密院成员从我们的诗人那里“撵走”的，因为是枢密院决定将老公爵德。坎捷米尔遗留的庄园交给次子君士坦丁。坎捷米尔的②。
当然，从成文法的观点看来，“小山羊”的奴隶依附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青年的坎捷米尔对于“自然规律”是有很明
①《Ｅｐｏｄｏｓ
Ｃｏｎｓｏｌａｔｏｒｉａ》（慰问式的长短句抒情诗）。
②当时所谓（不正确的）长子继承法依然有效。德。坎捷米尔公爵请政府决定究竟他的哪一个儿子应该领有他的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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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了解的。
他在其第一篇讽刺作品的某一注释里说：“自然规律是自然本身给我们规定的法则，这种法则是经常必须的；没有它，任何社会都站不住脚”。似乎对于“小山羊”的奴隶依附问题，也应从这一“自然本身给我们规定的”
“经常必需的法则”的观点来观察。可是在坎捷米尔的著作里，却看不出这种观察的任何比较深刻迹象。就这方面说，他的宇宙观几乎没有受到批评。我说“几乎没有受到批评”
，因为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可以看到批评的若干影响的。在他的第二篇讽刺作品（《道德败坏的贵族的妒忌和傲慢》）里，他奋起反对虐待仆役，甚至说过“仆役的肉体同你是一样的”。但是，承认农奴的肉体同贵族的肉体一样，并不曾使坎捷米尔怀疑农奴制的在道德上的不正当。他甚至不反对主人对仆役实行肉刑，而只是要求肉刑用得适当和非出恶意。他在前述讽刺作品的２９０行的注释里写道：“对犯了罪过的人，也应慈悲对待，就令必须加以惩罚，必须不怀恶意，而是要被惩罚者改恶从善，并通过他的范例阻止他人作恶，而不是要满足自己对那些没有防御的人们实行伤害的愿望”。
当然，作者主张这样实行惩罚，要比绝大多数农奴主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