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谈话》，第１５４页及２４３页，《俄国史》第２卷注解，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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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是不死“
①。下面我们便可看到，塔季谢夫是由于力图摆脱１８世纪法国解放哲学的极端结论，而作出这一论点的。直到１８世纪末，一切倾向于同神学妥协的思想家，都认为这一论点是颠扑不破的，而这种思想家，特别在德国，占大多数。
如果要在这里确定这一论点的理论价值，那是不适当的。
但是为了说明塔季谢夫的宇宙观，必须指出：所谓人有两种“属性”的见解，是他同样接受的两种科学分类之一的基础。
他说：“哲学家根据上述属性，将科学严格分为精神的神学和物质的哲学”
②。因此，“神学”是有其特殊范围的。塔季谢夫竭力避免涉猎这一范围。但他更努力防止“物质的”哲学范围受“神学的”侵犯。甚至他的伦理学也不以宗教规定为依据，而是依据“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在创造亚丹时即已深入我们所有人的心中”
③自然法则在“一切方面，特别在最主要方面都是与成文法相适合的；成文法由上帝责成先知者公布，后来更由耶稣救世主加以补充和阐释”
④。为了对此作出证明，塔季谢夫将自然法则的基本原理同成文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他说：“自然法则的基础是合理地自爱，这同成文法的原理是非常符合的。因为一切善行都是从合理地自爱产生的；而一切恶行则都是从不合理的自爱或自尊中产生的”
⑤。
塔季谢夫企图将整个伦理学建筑在合理的自爱的基础上。在
①《谈话》，第７页。
②同上书，第７６页。
③同上书，第２０页。
④同上书，第２０—２１页。
⑤同上书，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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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我们面前表现为一个典型的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
，即德国人所说的启蒙者（Ａｕｆｋｌａ]ｒｅｒ）。不过，就这方面说，１８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是同其他各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没有任何差别的。按照赛诺芬的说法，苏格拉底也是以合理的利己主义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我国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启蒙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亦莫不如此。
按照塔季谢夫的意见，我们也应该根据合理利己主义的考虑来爱上帝。他说：“我虽然只敬重宇宙中很少的东西，但必须承认，我是上帝创造的，我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所以，我必须像爱父亲、爱最大的善人那样尽力爱上帝。我愿。。
望永远增加我的幸福。既然知道，除了上帝，任何人都不能。。。。。。。。。。。。。。。。。。。。。。。
给我幸福，所以为此，我为了合理地自爱，必须像贷款那样。。。。。。。。。。。。。。。。。。。。。。。
（Ｓｉｃ！原文如此！）预先爱上帝“
①。。。。。。。。。。
应该承认，这几乎是可笑的。但是只有社会学才能为伦理学提供正确的根据，而启蒙思想家却很少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将不责备塔季谢夫不是社会学者，而应注意他的观点的重点。
他由于竭力保护“物质”哲学范围不受神学的侵犯，所以对于宗教界的无知粗人长期以来加于科学和思想界人物的种种迫害，是从心里感到愤慨的。苏格拉底曾被诽谤为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并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不仅异教徒推崇他是全希腊的最大哲人，而且基督教的传教师也赞颂他……而且
①《谈话》，第２２页，着重点是著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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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毫不怀疑应该营救他”
①。尤其使他愤慨的是一些来自基督教徒的攻击和迫害。
他写道：“尤其可怕的是看到科学和思想界人物无辜地受到罗马教皇的诽谤和诅咒，如维吉尔主教由于发表地圆说；哥白尼由于写了地球绕着太阳，月亮绕着地球运行；笛卡儿由于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张一切要由存在来证明而不能用空洞的三段论法来推断；普芬杜尔弗由于解释自然法则而多少亵渎了教皇的规律，或大主教的法规（ｃａｎｏｎｉｃｕｓ）
，他们被诅咒，被宣布为骗子，他们的书被禁止使用，但后来，罗马教皇自己却承认所有这些书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正确的“
②。
塔季谢夫是坚决主张信仰自由的。他猛烈抨击对分裂派。。。。。。。。。
教徒的迫害，虽然他也认为他们是“狂妄的”。他信守对知识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功利主义观点，证明宗教纠纷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说，这种纠纷都是野心勃勃的神甫和一味迷信的伪善者造成的；至于“聪明人之间，则不会发生，因为聪明人是不会过问别人的信仰的。
路德也罢，喀尔文也罢，对于他们都一样，就是异教徒同他们同住一个城市，或同他们进行交易，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所要看的不是信仰，而是商品，是举止和道德。“
③
这些话虽伏尔泰亦当同意！不过，这并不足怪。塔季谢夫不是随便读了比埃尔。培尔的著作的，培尔是信仰自由的
①同上书，第４８页。
②《谈话》，第４９页。
③同上书，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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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坚决又有才干的宣传家。如所周知，培尔曾证明，如果一国之内，居民保持不同的宗教观点，这对国家不仅无害，甚至是有益的；社会甚至完全无宗教而存在（无神论者的社会）。塔季谢夫也许对于后一论点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在“精神”方面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一个信仰上帝的基督徒，而基督徒必须变为培尔，才会没有反对无神论者的偏见。我们刚刚看到，塔季谢夫距离根本统一宗教信仰必要性的思想是多么。。
遥远。
在塔季谢夫的时代，人类的伟大任务——按照费尔巴哈的说法，——是理解伦理学对宗教的独立性①。
不能不承认，塔季谢夫对这一独立性的理解，是颇有修养的。不过这里必须指出以下情况：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不是一些“死守迷信的伪善者”对新学说的传播者进行了诽谤。我们在《谈话》中读道：“伊壁鸠鲁生活在纪元前４５０年，由于他否认偶像崇拜、否认对偶像的希望，由于他认为地球不是像别家所说的为上帝所创造，而是产生于不可见的力量或合理的原因，由于他从斯多噶派②学习通过体力的支持取得精神的满足，所以许多人狂热地诽谤他，仿佛他宣扬生物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因而称
①Ｌ。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ｓＳａ] ｍ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 ＦüｎｆｔｅｒＢａｎｄ（Ｐｉｅｒｅ
Ｂａｙｌｅ）
，Ｓｔｕｔｇａｒｔ，１９０５，Ｓ。
９１０。另参阅３１９：《Ｂａｙｌｅ‘ｓ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ｆüｒ
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ｌｉｅｇｔ
ｈａｕｐｔｓüｃｈｌｉｃｈ
ｉｎ
Ｓｅｉｎｅ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ｎ
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
ｚｕｒ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ｅ》。
《费尔巴赫全集》第５卷（比埃尔。培尔）
，斯图加特，１９０５、９１０页。另参阅３１９页《培尔对于哲学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对神学的态度》。
②在另一抄本里，“从斯多噶派”为“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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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他为无神论者。“
①
关于伊壁鸠鲁的生平，塔季谢夫搞错了：伊壁鸠鲁生于纪元前３４２年或３４１年，死于纪元前２７２或２７０年。
此外，伊壁鸠鲁虽然不是无神论者，但在他的宇宙体系里给予上帝的地位，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也“宣扬生物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然而这些不确切的地方在这里并不重要。的确，甚至一些有学问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迷信的人们，也都对伊壁鸠鲁多所诽谤。研究哲学思想史的作家在多数情形下，对他一如对其他唯物主义者，也都抱着不公正的态度。塔季谢夫虽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却认为必须为伊壁鸠鲁进行辩护，这是不能不加以赞扬的。这一值得赞扬的公正态度，也许是由于他在欧洲启蒙事业中是一个崭新的人物，当来不及学会尊重文明世界的惯常谎言。而现时的俄国唯物主义的敌人，对于这种谎言，却是相当重视的。
很有意义的是，塔季谢夫一方面宣扬信仰自由，同时又坚决主张政府对游手好闲，浪费时间的人们，采取严厉措施。
问题是他除了按照《精神》和“物质”两个范围来划分知识之外，还将学问分为下列五个部分：（１）必要的，（２）有益的，（３）讲究时髦或娱乐的，（４）猎奇或徒劳无益的，（５）有害的。
他认为有害的学问包括各种法术：（１）尸卜术，（２）气卜术，（３）火卜术，（４）水卜术等等。他称为俄国的最著名的法术是阴谋和批判、解梦、“魔法”
、占卜等。关于这些有害的学问，他写道：
①《谈话》，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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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坏学问虽然没有任何完整的内容，而且根据许多哲学家的见解，对于醉心于这种学问的精神错乱的人们。处以死刑亦不为过，但由于他们抛弃有益的东西，浪费时间，欺骗别人，所以必须处以体刑”
①。
对浪费时间处以体刑！在这一要求里，彼得的忠实学生跃然纸上，因为彼得愿意甚至使尼姑在拯救自己的灵魂时，同时作某种手工活。
塔季谢夫认为，在人民信仰问题上着魔似地大喊大叫的善男信女，都是骗子。他幸灾乐祸地提及同一彼得，挖苦他“用残酷的肉刑驱逐了所有这些魔鬼，所以现在，尤其在碰到有理性的官长的地方，这种大喊大叫大概是听不到了”
②。
塔季谢夫的《谈话》所涉猎的范围，比它的标题要广泛得多。这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书中阐述了这一卓越人物的整个宇宙观。但《谈话》的极大部分还是用来证明一个看来极为简单和明显的真理：即学习是必要和有益的。现在要将这一长篇累牍的证明一一列举，是未免有些枯燥了。但如为此责备塔季谢夫，却是不公正的。像整个“学术侍从”一样，他不得不同那些狂呼学术的害处的坚决老顽固进行残酷斗争。康捷米尔在他的第一篇讽刺作品里不是对那些“诽谤学
①《谈话》，第８５页。
②同上书，同页。尽人皆知，在我国尽管“有理性的长官”多所努力，但是大喊大叫的善男信女却仍然没有敛迹。
卡拉姆金便命令他所指派的村长：“向我的领地的胡喊乱叫的人们宣告，他们必须安分守己，停止叫喊，否则就命令你用树条将他们赤身抽打，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和作伪。”（。斯米尔诺夫斯基：C《１９世纪俄国文学史》，第２卷，圣彼得堡１８９９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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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人们力予抨击吗！
老顽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反对学问的理由。
理由之一是：学问不但破坏对宗教当局、而且破坏对政治当局的尊重。由于完全明白的原因，塔季谢夫认为必须对政治方面的理由仔细分析。
他断定：“从来没有任何暴乱是由有理性的人们发动的，暴乱一如邪说，都是由野心勃勃的狡黠之徒，在虚伪的笃信上帝的掩饰之下发动的，这种掩饰是卑鄙无耻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我国的暴徒如博洛特尼科夫，拉津弓箭手和“平民”
，他们都是“最卑贱”和无知的。不错，在外国，叛乱分子中也有克伦威尔这样有学问的人，但他也接受了“现有的天真和笃信宗教的方式”
，所以当他夺取了政权的时候，他便摧残了学校，驱散了教师和学生，因为“没有学者，他更易于遮盖他的野心”。
明智的君主所以关怀臣民的教育，是因为在科学昌明的地方，没有暴乱。
①
第一次英国革命把无特权群众的社会政治要求，体现在宗教的形式上。
仅此一端就足以使１７世纪的启蒙学者把它看为一种可能危害他们事业的运动。例如，结集在霍尔巴赫周围并代表第三等级革命要求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它便是这样看待的。塔季谢夫除了像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对于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社会运动极不信任外，还坚决认为任何革命运动都是有害的。毫不奇怪，在他看来，克伦威尔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恶人。
“学术侍从”对于君主专制，是无限忠诚的。我
①《谈话》，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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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全可以说塔季谢夫是他们推举出来拥护专制制度的主要理论家。
关于哪种政体方可称为最好政体问题，他答复说，须视环境而定。
“小的”和不受敌人侵略的国家，适于采行民主制度（《》）。
“大的”但没有别国侵略危险^ H _ G L W G ` a F V b I K _ H F c K F的国家，可实行贵族政体。
“至于大的和有外患的国家，如无大权独揽的君主，势必不能保持完整”
①。
俄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君主专制。俄国只是在有了“大权独揽的专制制度”的时候，才繁荣起来。在采邑分封时代，贵族的势力增强了，俄国便为鞑靼人和立陶宛人所征服。
俄国地位的改善，只是由于“缔造了君主制度”的伊凡三世及其子侄的统治。但在混乱时代，大贵族给舒伊斯基制定了“某些有害于国家的法律”
，及至舒伊斯基退位，又建立了“所谓民主政体”。
这一情况使俄国趋于破产，“更有甚于鞑靼人的入侵”。
只是由于选出了大权独揽和世袭的君主，才结束了这一混乱，恢复了“以前的适当秩序”
②。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也说：“俄国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只有君主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如果采行任何其他制度，便不能保持其完整和幸福”
③。我还必须说：“学术侍从”
曾经多么
①《谈话》，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参阅波波夫的《塔季谢夫及其时代》，第１１６—１７页。
②《谈话》，第１３８—１３９页。波波夫：《塔季谢夫及其时代》，第１１８页。
③请参阅他关于枢密院成员的阴谋的记述，这篇记述载在《杜克。利里伊斯基和别尔维克斯基札记》的附录里。亚济科夫译自法文。圣彼得堡１８４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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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地反对枢密院成员企图限制安娜。伊凡诺夫娜女皇的权力。他们以为君主的无限制权力是俄国启蒙过程的最可靠保证，从而成为这种权力的自觉的和彻底的拥护者。塔季谢夫完全真诚地劝诫他的儿子：“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君主的权力和荣誉，任何时候都不要听信那些吹嘘别国的自由和设法降低君主权力的人们，因为这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灾害”
①。
这样看来，塔季谢夫在政治上是不容许任何“破坏”倾向的。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也坚决反对这种倾向。显然，他既是地主，又是一个受过彼得一世的严格教育的人，对于犯。。
有任何过错的农奴是处置得颇为严峻的。
他给他的管家写道：“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是监狱。”他还要求他的农民不要浪费时间——这也使我们想起“彼得小学生”的气质。由于农民在冬天不下地劳动，所以他规定他们学习各式各样“工艺”
：打铁，造车，制木桶，养羊，制造陶器，养马，弹毛，成衣，制鞋等等，农民必须有所事事②。
他说明这一规定的理由是：“他的农民学了这些‘工艺’，可以在冬天不从事繁重工作时获得利益。”
但是，他当然这时也不曾忘记他本身的地主利益。
他命令：“五岁至十岁的农民子女——请注意男女两性都在内——都必须学习写读”。
一般说来，他是主张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指出这是国家、特别是军事的需要。他的这些
①见《塔季谢夫遗嘱》，由“喀山考古、历史、民族学会”会员安德烈。奥斯特罗夫斯基审定出版，喀山１８５年，第１５页。
②见他的《农村经济札记》，谢列布里亚科夫汇编，载“俄罗斯皇家莫斯科历史和古物学会年鉴”
，第１２卷，莫斯科１８５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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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
指示是很有头脑的。
《谈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关部分，现在我国蒙昧主义者时常反复阅读也是有益的。但这里他像过去一样仍旧是一个“贵族”。他当然要使贵族学生同“卑贱者”隔离。在他看来，贵族子弟与仆役及“奴隶子弟”来往，在道德方面是很有害的①。
按照他的说法，彼得创办的科学院所以不很能教育贵族子弟，原因之一在于贵族子弟同“卑贱者”子弟在学院里混杂不分，“同卑贱者相处而不鄙视其父母的态度，最能损害礼貌和品行。”他还责备学院缺少“许多贵族需要的学科如：击剑、骑马、跳舞、绘画等等”。因此，他认为“应该为贵族子弟另建学校”
，并对安娜女皇创办“中等武备学校”
，特表赞赏②。
在《论人口调查》一文里，塔季谢夫抱怨我国对于贵族和“卑贱者”不作任何区分。由于缺乏一种规定最高等级的权利和优越地位的法律，所以“一切领有乡村、市镇、具有书吏、牧师、奴隶、购得或用其他方式获得领地的人们，都被尊为贵族，想要徽章就拿徽章，并按财富而受尊重。这是任何地方都不行的。”
塔季谢夫认为，这一情况将给社会道德带来可悲的后果。
“当看到我国只是尊重财富和豪奢生活的时候，任何人便会只要不择手段地发财，一旦发了财便不难获得官阶、荣誉和收入，傲慢自大，竞相效尤，而不知这对自
①见《谈话》，第１５４及１０９页。我们看到，我国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却相反地认为这种混杂大有好处（如赫尔岑，波博雷金等等）。
②《谈话》，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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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和祖国都是破坏。此理尽人皆知“
①。
塔季谢夫说，彼得一世准备结束这一泛滥现象，甚至颁布了一些法律，在供职方面给贵族等级以某种特权；但在他以后，由于“负有执行和监督之责的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怨恨心理，一切都被淡然忘却了。”
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般贵族在同大贵族的斗争中反。。。
对门阀，而倾向于一种思想，认为官宦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
只应取决于他的功绩。彼得一世当然是赞成贵族的这一倾向。。。。
的。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支持了这一倾向，迫使门阀向官职让。。。。
步。彼得的小学生们也不能不同情贵族的这一倾向。我们下文就可看到，他们的同情甚至在文艺作品中也有表现（如坎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作品）。
但是由于贵族本身也已成为特权等级，所以在他们中间必然在争取颁布法律、规定贵族等级和“卑贱者”的差别方面，要出现、而且实际上已经出现对立的倾向。由于彼得的小学生们是属于贵族等级的。他们自亦不能没有本阶级的这一倾向。从这里便产生了塔季谢夫的见解和概念的非常显著的两重性。
我们的满怀信心的启蒙学者仍然是一个不少信心的“贵族阶级”思想代表。但是构成他的宇宙观的基础的理论，乃是西欧启蒙学者的理论，它代表了第三等级的解放意图，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旧的秩序”是敌视的。理论之一便是自然法则和自然宗教的理论——即一般“自然法则”
的理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作者是坚持了这一理论的。怎样解决
①波波夫：《塔季谢夫和他的时代》，第７７１—７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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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矛盾呢？必须注意，上述理论只是逐渐达到其极端的逻辑结论，即在实践上的革命结论的。因此，就在西欧，也常有许多毫无革命意向的人接受并传播了这种理论。这种人在德国特别多，而当时的德国是远远落后于法国和英国的。例如普芬杜尔弗（塔季谢夫曾大量引用其著作）便是富于保守情绪的。
他是君主专制的坚决拥护者。
也许由于这一原故。
他才喜欢彼得。
的确，甚至１８世纪下半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都欣然将希望寄托于君主（《ｌ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ｓèｃｌａｉｒéｓ》。
然而普芬杜尔弗不仅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他甚至甘心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强烈谴责，而且事实上怎样也不能用自然法则来维护的制度，相妥协。例如，奴隶制度问题：普芬杜尔弗认为它是从契约中产生的。他说：“奴隶制是从契约中产生的”
（“ｎａｍ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ｉｌａ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ｕｒ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
ａｌｉｍａｎｔｏｒｕｍｃｅｒｔｉｔｕｂｉｎｅ“）。对于这一见解，一个彻底的”自然法则“拥护者会反驳说：即使说，一个人可以终身把自己的自由给个别人，那他也断然无权牺牲其子孙后代的自由。
普芬杜尔夫只要不放弃自然法则的观点，对于这种反驳是怎样也无法应付的。
但不管普芬杜尔夫怎样应付，无疑的是，只有像他这样的不彻底的启蒙理论拥护者才适宜于充任我国欧化贵族思想。。。。
代表的教师，因为彻底的拥护者会要极为迅速而明确地发觉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多么不符合在西欧同“旧秩序”斗争中产生的自然法则的要求的。
法国第三等级的解放运动要比德国强烈得多。因此，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要比德国的勇敢得多，彻底得多。至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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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蒙学者，如在１９世纪所表现，他们是追随法国的还是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则视其对俄国实际的态度而互有不同。如果他们是同俄国实际的基础相妥协的，他们便比较倾向于德。。。
国人：而如果他们想反对这一基础，他们便开始倒向法国人。。。。
这一通则的表面例外，只是证实这一通则（如伏尔泰对俄国比较开明人士的影响）。甚至某些个别人物（如拉季谢夫，别林斯基）也是在其情绪急进时期倾向法国人，而在同“实际”妥协时（如别林斯基）
，或最低限度在同“实际”的斗争中感到厌倦时（如拉季谢夫）
，则是倾向德国人的。但这在下文再说。
现在且看塔季谢夫是怎样对待“自然规律”的。
他是这样论断的：“只有自然的意志才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别的幸福都不能与它相比”。这几乎是一个革命的号召。
但是他的这一几乎革命的论点，却附有极重要的保留条件。
意志只能在人们合理地使用它时，才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然而这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作到的。儿童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服从父母。君权是从父权产生的，对于君主的权力，臣民必须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