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两者兼用”。同时，地主对农民的需索，应求“不使庄稼汉抛弃其房屋和经济”。
但科罗宾的方案对于农民的人身保障有何主张？
什么也没有。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仍然像现在这样完整无缺。农民仍旧是地主的奴隶”
②。这是一种显著的不彻底性，贵族的辩护者自然很快就觉察到了。舍尔巴托夫讥讽地表示他很奇怪，为什么科罗宾如此关怀农民的财。。。。
产，同时却不肯“致力于解除农民可能因被惩罚而受到的压。
迫“。按照舍尔巴托夫的意见，统治着农民身体的人，也就是。。
统治着农民财产的人。这话是再正确也没有了。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甚至科罗宾的不彻底方案也在贵族代表中引起如此强烈的骚动：这是因为方案接触到一个贵族深信为了不破坏“公共的幸福”
，谁也不应接触的问题。
也许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是科罗宾一人的失误。农民利益的另一贵族辩护者——叶卡捷琳娜省的贵族代表雅科夫。科泽尔斯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像科罗宾的意见一样，他的意见是：法律应准确规定农
①同上书，第３２卷，第４０８页。
②同上书，第４１０页。科罗宾在报告中常说：“农民，即奴隶”
；或“奴隶，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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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地主和对国家的义务的范围。在某些方面，科泽尔斯基的要求比科兹洛夫的代表的要求，要确定一些①。
但科泽尔斯基也认为农民应像过去那样“忠于”自己的地主，并处于地主“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一个门坎，便是最先进、最倾向劳动群众的贵族代表，也会在它上面绊倒。这真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
某些贵族代表坚决反对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的企图，所提理由之一是：只有在“有限统治权”的国家，才给“低级世系以相当的自由”。
这是发言反对科罗宾的代表普罗塔索夫说的。
其他的一些代表则提出农民的愚昧为理由。
例如，在讨论贵族权利时，谢尔巴托夫公爵娓娓动听地就这个问题发言说，俄国人民还需要受教育，而这种教育，他们仅能从地主那里获得。根据我国民族“思想状况”的特点而提出的理由，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提出这一理由的代表认为俄罗斯“思想状况”
的特点在于我们的祖国一般地不适宜于采用自由制度。这些老爷们觉得，俄罗斯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国家！
Ⅶ
地主不仅维护他们自己对农民生命财产的权力。他们的。。。。
“思想状况”
一般地同农民自由的概念不能相容，哪怕这种自由很有限，哪怕这种农民并不是地主所属的农民。
在这方面，温格恩－斯捷恩贝格所草拟的“国有农民”方案的某一部分的命运，是颇有教益的。
①《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３２卷，第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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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涉及“各种农民”的部分，附有多罗戈布日贵族雷德万斯基的注解，他在注释中表现为全俄罗斯农奴制的一个既彻底，又明显的思想代表。
根据温格恩－斯捷恩贝格的方案，自由的①农民完全保持其权利——“他们完全是自由人”——他们最少可以在本省的范围内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
方案的这一地方，同雷德万斯基的“思想状况”发生了矛盾。
他在注释中写道：“他们的自由仅仅在于他们可以从一处迁移至他处。我的意见是，这个自由毫无好处，而是毁坏人民的好日子，因为为了使农业转于繁荣，必须尽力把他们直接束缚于土地上②。
其次，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的方案承认国有农民有权出卖并抵押所种土地，“就像它们是自己的财产一样”。
这一买卖自由，受到一项决定的限制，即国有农民的土地只能出卖和抵押给同“类”的农民。但雷德万斯基对于这一限制也不满意。他证明：国有农民使用的是公地；这种农。。
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土地，也从来没有把土地留作遗产，出卖和抵押是从来就不允许的，而且在各个时期都有命令制止。
因此，他们的土地不是世袭的，也不是以契据为根据的③，而是
①当时在小俄罗斯、芬兰在属于俄国的某些波罗的海岛屿上的农民，还是自由的。
②《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３６卷，第２５４页。
③显然，这里所指的土地，不是由于房地产买卖契约而取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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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他们来维持生活和繁荣农业的①。
同意民粹派观点和坚信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的读者，也许要说，雷德万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一件好事，因为他想在国有农民中防止私有制度的产生。我不想同这种读者进行争论，只请他对雷德万斯基的理由的可以嘉许的逻辑性，给以应有评价。
在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的方案里，国有农民能够进行借贷。但多罗戈布什的代表对此竭力反对。
他写道：“农民相互借钱超过五卢布时，依法应予禁止；就是５卢布的借款也须得到长官的允许，借以禁止挥霍无度”
②。
温格恩－斯德恩贝格想给国有农民以使用自己的森林，就像使用真正的私产那样的权利，只是对于适合军舰制造厂使用的森林，应为国家的利益而予以保护。不用说，懂得逻辑的雷德万斯基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自己的观点去观察一下。他反驳说，国有农民都使用“国王的”森林，因此，他同意承认农民只有一定的森林使用权，但完全不是森林的所
①《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２４９页。应该承认，早在莫斯科国家里便已对国有农民的土地牢固地确立了雷德万斯基所说的那一观点。但实际上，俄国若干地方农民直到１８世纪中叶还支配着所使用的土地，就像支配自己的土地一样。
１７５４年的土地清丈办法剥夺了农民的这一权利。
（参阅《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１２３卷的序言，第３、４、１４及１５页）。雷德万斯基便是按照这个企图使国家对农民的剥夺达到极点的办法的精神发言的。与他相比，温格恩－斯德恩贝格便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了。
②同上集刊，第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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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①。
雷德万斯基的观点在其同温格恩－斯德恩贝格关于对分制佃农问题的争论上得到极端的表现。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给国有农民以使用对分制佃农并给他们以土地的权利。雷德万斯基则断定，这种权利是同我们生活的全部制度相违反的。
他写道：“在国王权力统治下的对分制佃农，不仅国有农民，就是贵族也不能领有。每个为祖国利益着想的人，都应设法迫使这种”浪荡（原文如此！——译者）人民有永久的居留处所，强迫他们成为业主，有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后代留在一个宜于从事粮食耕种的地方。“
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分组委员会或专题委员会）的委员，自不难同意雷德万斯基的意见，在他们当中也流行着同样的农奴制概念。所以，在专题委员会关于国有农民类别审查的最后方案规定：“国有农民为仅仅属于（原文如此！——译者）
国家的农民，他们领有国家发给他们世世代代永远占有、借以维持其本身生活的土地“
②。
我们知道，混乱时期③以后，莫斯科国家的军职人员首先关切的是把农民束缚于土地并建立对他们的统治。在叶卡捷琳娜的制法委员会里，也可看到业已变为“贵族”的军职等
①同上集刊，第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２页。
②《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２７３页，第３６７页。
③指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俄国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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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这一企图他们用一切方法保卫其对农民的权力，他们甚至想把那些尚未落到他们手中的农民群众也完全束缚于土地，并宣布这部分农民为国有财产（“只是属于国家”）
，不仅剥夺他们迁移的自由和对土地及森林的所有权，而且剥夺他们自由支配其动产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贵族派到制法委员会的代表只同意了两种有利于农奴的措施：即禁止单个出卖农奴和对过分压迫所属农民的所有的财产加以监护。实际上，就是他们这种零碎微薄的让步允诺，也无任何结果：零卖农奴和“野蛮地主”对他们的疯狂压迫，直到１９世纪消灭农奴制前仍在继续。
我们已经看到，贵族等级在制法委员会里尽力贯彻了将“公家”
农民完全固定给国家的思想。
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帝国的全部农民都交给地主统治。当教会领地“还俗”把大约一百万农民男丁“解放”
的时候①，军职等级想将这些劳动力占为己有的旧梦，很自然地在他们当中复活了。贵族的思想家证明，“还俗”
使前寺庙农民的福利大受危害。
为求补救，他们当然除了将前寺庙领地出租或出卖给贵族作为私产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办法的。
某些贵族委托书的作者，早就提出了这种建议。克拉皮文县的贵族提议将还俗地产的农民以每口（男丁）
３０卢布的价格出卖，他们认为这将使公家增加收入，使“整个社会受益”。
开明和善辩的谢尔巴托夫公爵对农民丁口的价格估计得
①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初，他们计为９９１７６１口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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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些。他在１７８７年写道，应将所有国有村庄的经济村庄①出卖，“每口８０卢布”。为了方便贵族作成这一交易，他宽宏大量地给贵族以仅付所获地产售价一部分的权利。
时机未到，这些方案未获实现。叶卡捷琳娜二世宁愿使经济农民照旧处于对国家的直接农奴依附地位。同时，由于将几十万农民拨给同样属于贵族等级的庞臣，她有一切理由相信，为了“取悦”于这一等级，她已仁至义尽。但在保罗时又将５万农民从经济委员会管辖下划拨给俄国骑兵最高军官团的地产，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将诺夫戈罗德省的几个经济乡区变为军屯区。前已指出，教会农民的“解放”只是表明他们以前是教会的财产，现在都成为国家的财产而已。
因此，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随心所欲地支配了这种财产，便是完全自然的了。
Ⅷ
Ｂ。。
谢梅夫斯基说，我国贵族担心“在教会管辖的农A民解放后，会发生地主所属农民的解放”
②。他认为贵族政论家所以对经济农民的命运安排抱着否定的态度，便是由于这一原故。然而他们的否定态度，究其实只是由于前述贵族想把以前的教会领地占为己有的倾向。如果他们真是害怕“解
①前寺庙领地的农民被称为经济农民，因为他们是由“经济委员会”管辖的。
②谢梅夫斯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圣彼得堡１９０１年版，第２卷，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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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将波及地主的农民，那这种害怕也并不大。当然，如果教会领地还俗的措施要在贵族中引起怨言，叶卡捷琳娜是不会决心实行这一措施的。但就我们对改革过程所知，贵族相反都支持了它。只是由于有了贵族的支持，所以叶卡捷琳娜才能够对宗教界的反对，充耳不闻，不加理睬。
在彼得后的俄罗斯，伊丽莎白的政府就已注意到教会财产的还俗问题，那时教会权利的最热烈保卫者是阿尔谢尼。
马齐耶维奇①。他于１７５８年受宗教界的委托去彼得堡，想就政府所设想的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对此行，寄予很大希望。
有的宗教界人士对他说：“那里将很好地接待您这新去的显圣者，心甘情愿地听信一切。因为对您，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在那里也都有好感”
②。
如所周知，这一希望并未实现。
彼得堡对于马齐耶维奇并无好感。那里不喜欢他谈论教会权利时的语调。事情发展到东正教最高会议对于这新来的显圣者的“过于大胆和渎犯女皇陛下上谕的行为”
，给予警告处分③。
但马齐耶维奇所受警告处分并未能使他安静下来。当教会财产还俗案送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铁腕里的时候，这位罗斯托夫的主教还再次表示抗争。这时他就表现得非常笨拙和很不机智了。
在查封教会财产时，发生——这本在意料之中——许多
①德米特里神甫在罗斯托夫主教讲座的继任人。
②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伦敦１８９５年版，第２卷，第２３０页。
③Ｈ。。巴尔索夫：《１７６２—１７６３年的罗斯托夫主教马齐耶维奇》，《俄国A旧闻》，第１４卷，第７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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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行为。查封常常由军官进行，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神职人员很不高兴军队代表所表现的放肆态度，这也是完全自然的。但马齐耶维奇是怎样表达宗教界的这种完全自然的不满呢？
他写道：“这样，指定的军官一定要遍处走进祭坛，有时还要接触神器，而这却是自古以来的东正教法律……教规所禁止的”。
这种理由是很难说动女皇的，她当时还同伏尔泰保持通讯联系啊！
其次，罗斯托夫主教断言，由于寺庙的财产被收归国库，罗斯以往对宗教的诚笃信仰，荡然无存。
“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仅仅引为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古老而笃信宗教的国家，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光荣尊贵的国家里，忽然不是由于鞑靼人、更不是由于外国的敌人，而是由于本国人，致使教会和宗教信仰，消灭殆尽”
①。
这也想得很笨拙。这样的理由只能激怒叶卡捷琳娜，而断然不能使她放弃自己的计划。
马齐耶维奇的理由，在理论方面是贫乏得惊人，对于流。。
传在俄国欧化人民中的观念的总和，毫无补充。如果它毕竟可能、而且应该引起俄国社会思想史家的注意的话，那仅是因为它的贫乏表明宗教当局在与世俗当局冲突中的地位是极为脆弱的①。
叶卡捷琳娜放弃了改善地主所属农民的命运的任何主
①巴尔索夫：《１７６２—１７６３年的罗斯托夫主教马齐耶维奇》，第７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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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只是因为她害怕贵族。她在即位之后，开始也有些害怕僧侣的。因此，她撤消了彼得三世在１７６２年３月２１日颁布的关于建立经济委员会掌管寺庙财产的上谕。但很快她看出了僧侣的虚弱无力，遂以其特有的毅力，断然剥夺了他们。
巴尔索夫断言，除德米特里。谢切诺夫外，俄国僧侣的所有最主要代表都支持马齐耶维奇②。果真如此，则东正教最高会议——按照比利巴索夫先生的说法，——向叶卡捷琳娜出卖了马齐耶维奇，便更有意义了。
“东正教最高会议于３月１２日收到马齐耶维奇的报告，听完之后于３月１３日决定：罗斯托夫主教的报告全部是对女皇陛下的侮辱，为此，他应受最严厉的申斥”③。但最高
① 除笃信宗教这一条理由外，马齐耶维奇没有忘记僧侣等级的经济利益这一条理由。他在第二次“报告”里指出，夺走僧侣等级的农民，将迫使僧侣等级去用雇佣劳动。
而这是同我国经济生活的条件不相适合的。
我们“不是英国”。
被解放的农民将以过高的价格出卖劳动力，要求“为一点小事付出两倍及三倍的工钱”。
当然，如果问题涉及贵族自己的农民，他们会觉得这一理由是完全有说服力的；但既然这个理由是提出来保护僧侣等级的利益的，显然，它没有对贵族造成任何印象。
② 巴尔索夫：《俄国旧闻》，第１５卷，第７３７页。
③ 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２卷，第２３０页。
必须指出，叶卡捷琳娜在即位以后撤消彼得三世关于成立经济委员会的上谕时，于１７６２年８月提出保证说：“我们没有没收教会地产的意图和愿望，而只有上帝给我们的权力，为了上帝，制定关于更好地使用这种地产的法律”。这话既表明笃信宗教，又说明语意双关。
也许，巴尔索夫是对的。他断言当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表示反对教会地产还俗时，——次年，叶卡捷琳娜便实行了这一还俗措施——他决没想到同女皇的意向发生分歧。
就女皇说，这一事实也是极为值得注意的：即她在１７６２年８月１２日发布命令取消彼得三世关于剥夺教会领地的上谕，这个命令是“受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的指使而写的”。
（巴尔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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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机关这时不想单独举动。它将马齐耶维奇移交“最高当局审查，由女皇陛下从宽发落。”
叶卡捷琳娜对此答复说：她在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的报告里看到他“对圣经和圣书的许多语句作了歪曲和令人气愤的解释”
①。因此，伏尔泰的这位笃信宗教的女通信者“为了确保其忠实臣民的永久安宁”
（也为推脱她对所愿望的事情结局的责任。——著者）
，便适当地决定将马齐耶维奇移送同一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法庭审判！
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被判处剥夺僧帽和教职，遣送到辽远的寺庙“去接受严格监督”。叶卡捷琳娜禁止给他纸墨，使他“不能书面或口头地将软弱单纯的人们引入歧途”
②。
此外，还须补充指出，这位罗斯托夫的主教在法庭上态度很谦和。他声明，他没有在“报告”里对最高当局散布任何侮辱之词的任何意图，如果毕竟“有了某种对女皇陛下的侮辱”
，他将“最训服和最忠诚地匍匐在女皇陛下之前，请求饶恕和宽大”
③。尼空的态度却不完全是这样④。
僧侣屈服了。
有远见的女皇早就料到他们不能不屈服。
由于料到这一点，她认为有必要向他们说出些真理，这种真理
①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２卷，第２３９页。
②同上书，第２４５页。
③巴尔索夫：《俄国旧闻》，第２４４页。
④其他俄国牧师的态度比罗斯托夫的主教还要谦和。
他毕竟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勇敢些。马齐耶维奇据他自己在《自传》（《１８世纪》，第２卷，第３６１页）中说，生于“波兰国”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也许，他对世俗政权保持独立的——诚然很软弱的——态度，是由于他从波兰所得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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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可能是辛辣的，而为了使他能够了解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却是很有益的。
她在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文告中说：“你们是圣徒的后继者。上帝命令圣徒向人们灌输对财富的轻视，圣徒都是很贫穷的。
他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
我是从你们的嘴里听到这一真理的。你们怎能，又怎敢不破坏你们的职责，不感到良心的谴责而占有无数的财富，获得无限的领地，使你们强大到可与沙皇匹敌呢？
你们是有知识的：你们不能不看到所有这些财产都是从国家掠夺来的，你们如果不是对国家不公正，便不能领有这些财产“。
如果僧侣牧师真正对女皇怀着他们所说的那种忠诚情感，那他们便应立即将他所不应占有的全部财产还给国家。叶卡捷琳娜还极尽讥讽地说，他们如不是更多地沉溺于尘世幸福的关怀，便可更方便地致力于本地区教徒群众的教育。他们的全部职责就在这里：“你们只应从事于训导人们尽忠职守，在他们心灵中重新燃起对善行的记忆。……最后，告诫他们，用来世的惩罚威胁他们，唤起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爱戴，用永恒的幸福的许诺来鼓舞亲近的人们，用热情的祈祷和救世主的箴言来振奋他们的心灵”
，等等①。
世俗当局对宗教当局的这种充满智慧的嘲弄的有力说词，显然大大促进了把僧侣等级的领地剥夺归公问题的解决。
东正教最高会议理解女皇的意思，不仅同意财产还俗，不仅“出卖”了马齐耶维奇，而且自己对他作了严厉的判决。
①比利巴索夫，书见前，第２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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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劳动群众比僧侣显得更难妥协。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农奴制的绞索拉得愈紧，被奴役者的不满便愈增加。现仍保存的非常有意义的古代文献（手稿）
，动人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部分认识。文献由Ｈ。
Ｃ。
洪吉拉沃夫在《创举》论文集中出版，标题为《上世纪的农奴泪》。其中确乎可以听到沉痛的哭泣。开篇便看到这样的诗句：啊，我们奴隶真痛苦，老爷使我们一贫如洗。
只要老爷一发怒，祖传财产便夺走。
请问生活在今世，可有什么比这遭遇更苦？
若说我们的生活，生命之权不操于我，走遍天涯和海角，生活再找不到比这里更苦！
像苏马罗科夫和波洛托夫一类的贵族思想家，都相信农奴制不仅对贵族，而且对农民也是有利的，《农奴泪》的作者虽然只是略通文化，却显然不同意这一意见。他叹道：难道没有老爷我们便找不到粮食？
他表示，森林和土地都是为穷人创造的，并且完全正确地指出，老爷对农奴的权力增加极大。按照他的说法，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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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像涅瓦河中的流水一样增加。当然，他对于禁止农奴控。。。。。。。。。。。
告自己的主人，是完全有理由感到十分痛心的：大贵族把仆人像阉马一般处死，却不准听信奴隶的控诉；不公正的法庭制订命令，暴虐地用鞭子折磨我们。
《农奴泪》也许是在召开制法委员会时写的。
作者颇知这一委员会的成分，所以控诉：现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变法律，代表就是不选奴隶，据说奴隶还能够在那里说点什么，还是给他们以折磨我们至死的自由权利。
对于彼得后的罗斯，农奴作家所指示的外国对我国制度的责难，是非常有意义的：所有的国家都在唾骂我们，都为我们的愚蠢而惊异；说这样的蠢人，都在我们俄国产生。
但关于其他国家的指示并不妨碍这位识字的农奴对沙皇政权的社会作用保持旧莫斯科的看法。
他愿意为沙皇服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愿以农民的身分，而愿以士兵的身分。。。。
为沙皇服务。他的这一愿望表示出一种特殊的革命情绪。他写道：唉，弟兄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随心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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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不要土地，也不要田野；弟兄们，我们要去当兵，相互友爱，把一切谎言揭穿，把万恶的老爷连根除尽！
在这些对老爷的猛烈攻击之后，再读《农奴泪》的作者在一些仿佛保护他所说的受外国“浪人”欺侮的俄国贵族的诗句，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
后来这些“浪人”放进俄国，是想让他们开化俄国，但他们却压迫了俄国。
这些浪人放进俄国的时候，许诺给我们更好的管理。
但他们规定俄国贵族同独院小地主联成一气而我们不幸的人们却是各自分立。
由于老爷们凶相毕露，我们的想法落空了。
在作者——人民群众的思想代表——的心灵里，对贵族的愤恨更因对外国人的憎恶而趋于复杂。这种憎恨在莫斯科罗斯就已浓烈，在１８世纪更受对比伦派恐怖的特别强烈支持。结果产生了一种真正意外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