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雀自海外飞来，大家问它外国的“礼节”
是怎样的。
它答道：那里一切都变化了：军官公正，官吏不受贿赂，商人不欺骗，醉汉不在街上走，在街上不打人，演说家不胡说八道，诗人不写歪诗，然而也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那里不剥农民的皮，不将村庄作赌注，不向海外贩卖人口。
由于苏马罗科夫大家都知道是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所
①苏马罗科夫在其讽刺诗中，把莫斯科这一专有名词用了小写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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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化无常的”海外“礼节”的这最后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有些学者不无惊奇地问自己：他的这种奴隶主的信念怎能同他对坏地主的凶恶攻击相协调呢？但实在说，这里并不需要什么协调。任何以某一阶级（或阶层）服从另一阶级（或阶层）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真诚思想代表，任何时候对于滥用。。
统治阶级所享有的特殊权利，都是竭力反对的。他们愈是真诚地相信这种特权的存在为其共同利益所必需，便愈是积极地反对滥用这种特权。只有当现存社会制度接近死亡，而这个制度的思想代表又开始怀疑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时，才会产生掩饰这种特权的被滥用以逃避世人耳目的虚伪愿望。苏马罗科夫是完全没有这种怀疑的。因此他才能毫不自相矛盾地既维护农奴制度，又同时严词斥责非人道的地主。他相信地主的利益同他的农奴的利益是一致的。按照他的意见，农村的“幸福”不仅在于地主一人的富有，而且在于全体居民普遍富有。所以他说，地主作为所属国民的“首脑”
，应该连小手指也加以保全，“因为人体的首脑和小手指是痛痒相关的”。
①贪得无厌的地主不是房屋的建造者，而是房屋的破坏。。。。。。。。。。。
者。
而国家所需要的却是房屋建造者，因为这可以增加富裕。。
房屋破坏者不仅危害被他剥皮的农民，而且危害整个国家。
苏马罗科夫的见解便是如此。他的意见对房屋建造者有多么推崇，便对“房屋破坏者”有多么憎恶。凶狠和贪得无厌的地主的行为，是“违反道德及政治准则的”。他是“自然界的恶魔”
，而且——苏马罗科夫在这里是代表１８世纪的人说话
①见《论房屋建造》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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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个对自然史或对一切科学都愚昧无知之辈，是一个不通文理的畜生”
①。
无论以苏马罗科夫为代表，还是以康捷米尔为代表我们是把他们作为俄国贵族的欧化部分的思想家的。这位贵族步兵学校的出身名门的学生，对于贵族等级是要求得很严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贵族也会抛弃贵族的观点。他的第７篇讽刺诗包括整个他深信应为每一诚实人所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要点：遇事要勤恳，诺言要遵守，须慎重以对敌，愿欣然而友好！
凡人有过，要宽恕而不报复，对人不谄媚也不吹捧，对任何人不卑躬屈膝也不妄自尊大，不攻击也不怯懦。
戒浮夸，戒虚伪，为祖国之子孙，矢志尽忠于国君！
①传说，苏马罗科夫不能漠不关心地听到“有人当他的面把人叫做下流坯子。他非常懊丧地离座而起，拿起帽子走了，有时不再回到这个屋里。
见布利奇：《苏马罗科夫和他那个时代的评论》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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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如果苏马罗科夫时代的贵族彻底遵守这些准则，他们在道德的发展上必然前进甚多。讽刺家以为贵族若要在这方面有所前进，是不必反对当时理所当然的事，不必使自己的头脑超出贵族的眼界的。苏马罗科夫的头脑便从来不曾超出这一范围①。
不错，有时在他的讽刺诗里，也听到一种仿佛革命的语调。例如，在谈到“贵族门第”时，他质问：我们所以为贵族是否因为人们在工作，而我们却由于是贵族便吞没他们劳动的果实？
贵族同庄稼汉有何差异？
他们彼此都是土地上的有灵魂的躯体。
他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从表面看，仿佛充满了追求社会平等的意图。
我是尊贵的。
也求得自己的光荣。
但我如不适宜于担任任何职务，我的祖先虽是贵族，我也不算高贵。
①他在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奏章中写道：“我是祖国的子孙和成员，根据理性我所愿望的不是要推翻古代的法律而确定新的法律，而是要在有可能时修改它们。在没有法律，或法律不详细或不明确的地方，则制订、修改或解释它们”。按照现时一些国家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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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应使我们受到迷惑。苏马罗科夫的语文，在这里。。。。。。。。。。。
比他的思想要前进得多。。。。。。。。。。。
康捷米尔亦曾以同样急进的精神发表意见。在所写《道德败坏的贵族的妒忌和骄横》这篇讽刺诗中，菲拉列特向叶夫根尼说：亚当不曾生出贵族，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开垦花园，一个放牧咩咩的羊群。
诺亚的方舟拯救了所有平等的普通农民，只要他们道德美好。
我们都是来自这些人们，一个早些，我们由她得到井、犁，另一个较迟。
从这首诗里，似乎应该得出一种结论，认为必须消灭贵族的特权。但是我国当时的讽刺作家，是不愿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菲拉列特赶忙告诉他的对话者说，他知道贵族“非常重要”
，“贵族身上有许多好处”。苏马罗科夫尊称贵族为“祖国的第一等成员”。他也许不能想像，如果祖国没有贵。。。
族，怎么能够存在。。苏马罗科夫的社会政治理想最明确地表现在他的下列诗句里：命运指示女皇胜利，英明地拥有这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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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在她统治的时日，为了社会的福利，求光荣于劳动。
这里以为，“我们”求得光荣的物质可能，是由农民的农奴劳动巩固地保证的。在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中碰到的种种外表上急进的冗长词句，只不过表示享受特权的祖国“第一等”成员，不应安于祖先的成就，他们应该用他们自己的劳动和他们自己的光荣来支持他们的“贵族地位”而已。
康捷米尔笔下的菲拉列特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这一思想：如不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劳动，去继承祖先用劳动取得的光荣，空有一个头衔也是完全无用。
册封证书已经发霉并被蛀虫咬坏，只有德行才算高贵：我们贵族的儿女就是证人。
苏马罗科夫也同样说：贵族这头衔，我们世代相传，试问：为什么给我们以贵族身分？
既然我的祖先为社会利益生活在人间，他便给自己取得了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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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付了定金。
苏马罗科夫同一讽刺诗（《论贵族》）对贵族所说的一些章句，特别值得注意。他向贵族提出忠告：你的头中如果没有脑筋，那你还是种田或砍树去吧；你同下层人无大差别，祖先的头衔不能使你变得伟大！
这里所写的是贵族的整个空想：“下贱”人种田砍树，这不仅在法律上（ｄｅ
ｊｕｒｅ）如此，而且在事实上（ｄｅ
ｆａｃｔｓ）
也是如此；下贱人被剥夺了某些权利，不仅是因为他们的阶层出身，而且是因为——这是最主要的——他们的愚蠢。同时，享受崇高社会地位的贵族所以得到“光荣”
，不仅是由于他们祖先的功绩（这些功绩只是一种“完全”）
，而且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才干。换言之，苏马罗科夫希望“贵族”能在这字的词源意义上成为贵族，就是说，希望贵族等级由本国最优秀的人们组成。他觉得这是可能的。这一事实表明他是多么幼稚又多么坚决地保持了他的贵族观点。
像在康捷米尔的作品里一样，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对于那些不愿用自己的劳动去争取光荣的贵族的猛烈攻击，部分地是“门阀”和“功绩”之间的斗争在文学上的表现。这个在。。。。
莫斯科罗斯时期便已开始的斗争，直到彼得改革以后都没有停止，而且我们看到，也不可能停止。
但在彼得改革以后，由于新的因素，即由于“彼得的小学生”的西欧启蒙倾向，这。。。。。。。。。。
个斗争更为复杂化了。
启蒙派不能与“门阀人物”的懒惰的蒙昧主义妥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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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物把门第抬得比知识高得多。的确，不是所有门第人物都有这种蒙昧主义。
他们中间，有些人也是极为重视教育的。
而我们的讽刺作家的矛头，也不是针对着他们的。在康捷米尔的诗里，菲拉列特作保留的声明说：我知道，每当儿孙们在道德上有所成就的时候，有时会不公道地把祖宗的功绩忘怀，但我们如果只是依靠他们①，我们的头脑将可怜地在迷惘中徘徊。
他的恶狠狠的攻击只是对准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而发的，他们逃避劳动、不愿学习，而只爱好西欧时装，熟知：燕尾服的后襟不应软而应硬，长半俄尺……等等等等。
苏马罗科夫的讽刺作品也是针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名门贵族而写的。
对于这类人的攻击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如果军职阶级的思想家不攻击各式各样的“旷废职守”的人们，那才是咄咄怪事。但是同“旷废职守”者的斗争却未能扩大我们的讽刺作家的眼界，也没有发表他们更广泛的思想。
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思想仍旧是保守的，尽管在表达的形式上是激烈的。
词句的激烈本身，是西欧影响的结果。康捷米尔和苏马
①指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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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科夫讽刺作品中对“贵族门第”
的观点，很像朱味那尔①和——如就年代顺序更接近的来源而论——波厄洛的观点。
法国的讽刺作家在所写第５篇讽刺诗《真正的贵族》中向丹约侯爵说丹约啊！
贵族并不是神话中的喷火兽，他出身自有许多半神的氏族，他像你一样走着他们祖先的道路。
然而我却不耐烦看到这些花花公子，他们娇生惯养就凭着他们是空洞的名门贵族，无耻地利用别人的功劳而自命崇高。
波厄洛比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更加措词严峻。他说，如果有人举止下流，即令他是希腊神话中海尔库力士的苗裔，他也要毫不客气地称他为：下流胚、骗子，叛逆、欺诈者、狡猾的撒谎者，患着狂犬病的疯子，名树的枯枝。
波厄洛很高兴地回想起法律对人人平等的幸福时期：生活在平等的法律之下，人人都很满意；
①朱味那尔，捷齐姆。尤足（纪元６０年代至１２７年）
，罗马大讽刺诗人，诗中反映了图拉真和亚德里安统治时期罗马奴隶社会没落情形，揭露了帝制暴政和贵族恶习。——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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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根据自己的功劳，才可得到贵族和国王的称号。
波厄洛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法国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
毫无反对旧秩序之意，而且用各种形式歌颂了它的光荣。但在他的时代里，这种秩序尚未衰老。尽管如此，在波厄洛的。。。。。
笔下，关于真正贵族门第问题的议论却与俄国贵族出身的讽。。。。。。。。。。。。。。。。。。。。。。。。。
刺作家的作品，意义不尽相同。。。。。。。。。。。。。
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得到第三等级的支持，战胜了封建贵族。
俄国这个制度依靠军职阶级，粉碎了大贵族反对派。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法国第三等级需要完全消灭任何特权。
而俄国的军职阶级虽然反对大贵族的特权地位，但他们又力。
图把自己变为特权等级。。。。。。。。。。。
正是在１８世纪，当我国讽刺作品产生的时候，军职阶级的这一意图已在颇为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了。因此，这个阶级的思想代表人物怎样也不能使其对门阀的攻击达到法国第三。。
等级思想家所告诉他们的那种广泛范围。当然，波厄洛本人并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是怀念那个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黄金时代。但在他以后大约五、六十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却宣布必须恢复那个曾经存在于社会平等的黄金时代的公正社会制度。在法国的土壤上，关于过去的惋惜感叹颇为迅速地。。。。。。。。。。
转变为关于未来的实际纲领。
我国作家要能领会这一纲领，便。。。。。。。。。。。。
必须先抛弃贵族等级的观点。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都还未能作到这一点。
对教育万能的幼稚信仰，阻碍我国１８世纪上半期的文学家去设想社会政治改革。
苏马罗科夫说：“无知是谎言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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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手好闲为无知的神殿奠定基础；精神错乱建造了这神殿；没有受过教育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与偏见混杂不分，使它趋于巩固。“
只要推广教育，甚至连法庭中的不公正亦可根除。
但教育是要由中央政权来推广的。……
像塔季谢夫一样，苏马罗科夫也希望妇女能受教育。在《向变化无常的世界的合唱》中，山雀说：在海外无人胡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她脸儿红润、裙儿雪白。
Ⅵ
苏马罗科夫是一个接触了西欧教育的１８世纪的典型俄国贵族。他对最高政权的历史意义和当时任务的看法，是同塔季谢夫完全相同的。他在寓言《松明一束》中写道：无可惊讶：俄国在压迫下光荣已衰落，长期不再昌盛强大。
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建成这样伟大的国家，那里一国之内，诸侯众多，仇恨永结①。
①寓言《松明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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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鞑靼人决心归服俄国了，而以前他们却给“罗斯各方”带来了威胁。
直到约安（显然是指约安三世）为止，情况都是如此。
没有可靠的森林、牧场和耕地，直到俄罗斯出现了约安，他在克里姆林，建造了华美的宫殿①。
苏马罗科夫谈到他的时代时，总是把最高政权描绘为俄国文明和真理的源泉。
如果说他勇敢地奋起同罪恶作斗争，那末支持他这种勇气的则是希望得到女皇的支持。
当我向人民宣扬真理，用讽刺教育了一些人们的时候，诚实的人们看到我对世界的贡献，反对游手好闲增加了对我的友谊。
无知怎样也不能把我搅乱，俄国的智慧女神将保卫我，她为了净化她的人民的道德，作出了不少光荣不朽的贡献。
在同一讽刺诗的另一地方，他叹道：让骗子去践踏真实和法律吧！
我会找到真理给我保卫，纵令我将死于致命的罗网，女皇也将庇护我的子孙后代。
①指《大贵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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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对最高政权抱着这样的态度，则他乐于用颇为庄严的颂歌来颂扬这个政权，便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们现在不能。。
太多地引用这类“诗”作了。不说这种作品的文字拙劣，它们的无穷逢迎阿谀的内容也使我们不愿多作接触。使我们很怀疑的是这种“古怪的诗风”似乎控制了颂歌作家。当我们读到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说安娜是“女皇之极峰”时，我们不禁轻蔑地耸起肩膀。他为同一安娜登极而作的奉承诗，也同样给我们以不快之感：天空都在闪耀着无比高贵的面容，太阳的万丈光芒照耀着我们；大地上果实累累；我们呼吸着健康的空气，正义的精神花开遍地；恩泽施于我辈，我们个个欢乐，象河流的闪光一切罪恶都在地狱中灭亡！
如此等等，谄媚到令人窒息！读到这种文学作品，使人感到这是对文学的莫大侮辱。
如果以为这种颂歌之作是多灾多难的瓦西里。基里洛维奇。苏马罗科夫一人所独有的过错，那是很不公平的。我在关于罗蒙诺索夫的一章里，就已指出，这位天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稼汉”也有同样的错误。自然，苏马罗科夫也未能免于这一错误，他在伊丽莎白女皇生辰献给她的颂歌，极尽谄媚奉承之能事：你使我们的时代充分享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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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因你而万代繁荣，你使我们生出新的力量，世界因有你而灿烂华光，这时的冰冻毫不足畏，我们认为大地上盛开着玫瑰，我们认为果实将压满枝头，河水与河岸交击成欢，那冰结的水流呀，忘却在我们的脚下。……
现时任何人都会说：不体面！然而史学家应该记住，有许多条件足以减轻这些不体面的文学作品的过错。我们的颂歌作者漫无限制地阿谀逢迎。这很遗憾，是无可争辩的。但是，第一，在颂歌中的阿谀词，乃是当时习惯所要求。这是一种可恶的习惯。但当时的读者和听众都知道，在颂词中的过分吹捧应该打个折扣去听（ｃｕｍｇｒａｎｏ
ｓａｌｉｓ）。
而且重要的是，——这一点我特请读者注意，——颂歌作者之崇拜君主政权，“不仅是由于恐惧，而且是出自良心”。他们希望君主政权，而且只是希望君主政权倡导俄国的进步运动。他们怎能不在自己的颂歌里赞扬和歌颂它呢？
最后，还须说明一点。
我国在１９世纪长期保持一种颂扬当局的习惯，这与其说是为了赞扬他们已经作过的事情，毋宁说是为了表达按照颂扬者的意见对他们所能作和应作的事情的愿望。
在我国１８世纪的颂歌作者中，似乎只有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一人不允许自己在赞扬当局的仿佛无限明智的借口下，向当局提出忠告。我们已经知道，罗蒙诺索夫的颂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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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关于俄国教育的一系列方案。在苏马罗科夫的充满逢迎之词的颂歌里也充满了大量良好的实际建议。
在１７６３年１１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命名日，他“歌唱”
道：我看到俄罗斯的巍峨城市，又看到赏心悦目的果树园。
好像是伊甸园或彼得的花园：人们开阔了新的河流，全俄的道路焕然一新。
山岳涌出黄金，海洋翻腾着金色的浪花，草原的村庄也覆盖着许多地区的荒地。
这实际上是一篇关于国民经济领域的训示。再看关于国内政策方面的训示吧：苏马罗科夫在１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皇太子保罗命名日写的颂歌里，一方面向全世界颂扬崇高的命名者的德行，同时告诉后者，像他这样的君主应该：不把虚构与法律搅混，理智用真实来装饰，不要听信妻室的闲言，不要宽纵伪善者的无礼，不要服从迷信，迷信但能软弱心意。
不仅如此，在这篇极尽阿谀的颂歌里还说：当君主实行暴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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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是人民的敌人而不是皇帝。
狮虎能噬人，但那最微末的动物——蛇，并不因被轻视而变小。
当它爬着咬了谁的时候，才知道它便是那条蛇……
…………
昏君是一个卑鄙偶象，又是一个海上的无能舵手，在他的墓碑上写着：他是毒物。
他的国家将灭亡，他的光荣要完结。
不再见颂扬，灵魂归地狱。
英明皇帝垂千古，不因盖棺便休止；光辉日月皇帝号，此号便是民父母。
我不知道，这样的训示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读者发生怎样的影响，因为训示本是写给他们看的。我想，差不多什么影响也没有。但这些训示应有助于阐明普通人（尽管他出身。。。
于贵族）的社会政治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充满阿谀之词的颂歌是很难使当时比较开明的读者受到迷惑的，因为他们理解，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
１８世纪后半期的讽刺文学已开始尖刻地嘲笑这种颂歌作者的阿谀词藻。这些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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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当时先进俄国人士的政治观点。对于这些谏言，想必谁也不曾嘲笑。相反，像讽刺作家一样，颂歌作者在提出这些谏言的时候，在公众读者面前，是表现为启蒙思想家的。。另一回事是同一些颂歌作者对当局所作的忠
Ⅶ
但我国的戏剧文学却比祝词、颂歌、赞词对读者有更大得多的教育作用。
Ｈ。
布利奇说得对，舞台表演是一种高尚的娱乐，这种娱乐是莫斯科罗斯的那种粗野娱乐所望尘莫及的。
同一布利奇又说：“不仅在宫廷，……而且在有思想的同代人中，都把剧院看为一种教育手段”
，②这是完全自然的。
关于喜剧怎样能够教育观众，这是毋须多谈的。不言自。。
明；完全同讽刺一样，通过嘲笑。至于悲剧的教育作用，则。。。。。。
是较难于理解的。
我国１８世纪的悲剧是不很出色的。
例如，我们在本章里将要专门研究的，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我刚才引录过的这位学者称之为“粉饰过当，但取材颇有价值的稀少的石印本③”。
不禁要问，这种稀少的石印本哪里来的教育作用呢？它的演出怎能成为高尚的娱乐呢？
①Ｈ。
Ｃ。吉洪拉沃夫在论述Ｅ。。科斯托罗夫一文中指出，颂歌诗人们A１７６９年《合著》（ｅｃｂ）怎样成功地表现“普通人有道德么？其次，我不知道诗B h人用抒情音调歌颂德行，而我从来没有读到对他写的农民以及弱者有称赞的颂歌”。
（《吉洪拉沃夫文集》，第３卷，第１分册，第１８８页）
②《苏马罗科夫》，第２６页。
③同上书，第１５２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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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马罗科夫的悲剧用以教育观众的不是它的美学价值。
这种价值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悲剧的教育意义在于演员道白中所表达的道德和政治观点。至于这些观点，则自然时常是由一些角色说出的，而我们如果从心理可能的观点去判断，那是怎样也预料不到他们会有这种观点的。然而Ｈ。布利奇却断言，“一般说来，这些悲剧中的道德观点都好似被歪曲的，因为它们都远远不像是我国的观点”等等，这是完全不正确的①。
实际上，有许多这种观点直到现在还很同我们的观点相似，而且毫无歪曲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