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这一曲折谁需要，而且为什么需要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是不很容易的。显然，塔季谢夫，康捷米尔。马特韦耶夫等都为君主专制制度作过宣传鼓动工作，但没有说服所有立宪派，其中保持立宪派倾向的那一部分贵族，遂决定于２月２５日试图孤注一掷。
他们的政治观点已表达在第一请愿书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只是这请愿书何以恰恰由塔季谢夫宣读。塔季谢夫在１７３０年的作用，下文将予仔细研究。然而第一请愿书恰恰由他宣读，这一情况对于请愿书的命运，是不能有何影响的。这一请愿书的命运是颇为奇特的，因为那些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的人们，忽又认为必须请求恢复君主专制。但是，必须记住，贵族主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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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２
制皇帝权力的，只占少数。其大多数则对这一意图或不置可。。。。。
否，或持反对态度。贵族大多数敌视立宪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近卫军的行动上。在宣读第一次请愿书时，近卫军军官喊道：“女皇，我们是陛下的忠实奴隶。……但我们不能容忍陛下的奸臣。只要陛下下命令，我们便可将他们的脑袋砍下摆在陛下的脚下”
①。在这种叫喊之下，贵族自不能在自己的第一次立宪会议上显示其巨大的政治自信。他们怎样也不能对抗近卫军的“利用武器来批评”
，而感到自己如在陷阱，因为拥护安娜的志愿参加者，已将宫中的一切出口占据了。
为了逃出陷阱，请愿者不得不放弃限制君主专制的主张，而请求恢复旧的政治秩序。然而他们虽然提出这一请求，却并没有放弃其他要求。由康捷米宣读的第二请愿书在要求恢复君主权力之后，提出了以下意见：“最忠诚臣民请求陛下像在彼得大帝时那样，设立一个主持行政事务的参政院。以代替枢密院和高级参政院，并充实其人数为２１席，在主持行政事务的参政院成员、省长和长官出缺时，贵族可以入选”
②。
请愿书于结束时表示希望有公正的法庭，减轻税负，使“我们”
、即贵族根据陛下的真正整顿，能够宁静和安全地生活于幸福和富裕之中“。
新请愿书中下列语句，亦非毫无意义：“同时，最忠实的臣民请求按照最仁慈的陛下签署的文件，现在就把将来的我
①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２７４页。
②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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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形式予以确定“。
我国政府的形式问题似乎已在恢复君主专制的请求里，完全解决了。但也许落在陷阱里的请愿者在把这几句话写进第二请愿书时，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那些等在宫墙外面的同志们）的立宪良心罢。无论如何，尽人皆知，获得了全部权力的新女皇，其真正整顿，却不曾给任何立宪梦想以余地。在安娜朝代里，任何类似的梦想都受到了惩罚。只要持有前述“条件”一纸，便可被控国事罪。甚至近卫军也有自由思想的嫌疑。新成立了两个近卫团——伊兹迈洛夫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安娜的狂热走狗受命担任两团的指挥官。近卫军重骑兵最初曾受政府赏赐，后来亦受刑铐，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虽要求恢复君主专制，但也有些人在某些立宪方案上签了名。政府密切注意那些受过刑铐的人，特别是不愿他们留在莫斯科。
①尽管如此，对贵族还是作了一些让步，使他们相信在君主专制之下，也能满足贵族最普遍的愿望。
安娜在取消枢密院后，按照贵族的愿望，恢复了参政院，其权力与彼得所建立的相同；准许以投票方式选举军官，取消长子继承制，限制贵族的强迫服役期为２５年②，建立贵族中级军校，毕业后直接派为军官，等等。米柳科夫甚至认为，为了完成当年彼得一世所设想的新“法典”
，采行一种与塔季谢夫计划草案相类似的制度；这一法典的条文“应在由贵族代表和僧侣及商人中有识之士组成的委员会
①１８３１年９月向他们公布了一道上谕，不许他们在莫斯科闲逛。
（潘丘利泽夫：《近卫军史》，第１卷，第２２０及第２２１页。）
②不过，这一让步后来又被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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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讨论，然后在该委员会和参政院的联席会议上审查，最后送呈女皇批准。“
因此，米柳科夫总结说，１７３０年的那些政治方案的思想和愿望对于安娜女皇立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就这方面说，１７３０年的政变（即政变的企图——著者）已小规模地作出了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委员会大规模作成的事业①。
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贵族愈是得到解放，其在立法和行政上的影响愈是得到巩固，则其对限制国王权力问题的兴趣，愈益减少。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普遍情况的例外——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只能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普遍情况。
因此，另一学者。
Ａ。
科尔萨科夫的意见，是Z完全正确的：他断言贵族在安娜的统治下取得某些利益之后，离开他们在１７３０年所企求的增加自身重要性的思想，便愈来愈远了。
“他们的理想缩小了，所以１７６７年著名叶卡捷琳娜委员会上的贵族声明，比１７３０年的贵族观点，要低得不可计量”
②。
枢密院的“儿戏”遭受完全失败后，。
Ｍ。
戈利岑向朋Z友说：“宴会是准备好了，可是客人没有口福。我知道，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好罢，我在为祖国受难，我已接近我的生涯的末日了，但那些迫使我哭的人们将要比我哭得更厉害啊！”
这一刚直的大贵族的“多数派”
，在宴会的准备上没有显
①《俄国知识界史》，第５１页，另参阅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②《皇帝登极》，第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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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政治的艺术。我们知道，责备他有寡头政治的倾向，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最好是说他有小派别的倾向。可是应该说句公道话。科尔萨科夫就说过：安娜的胜利同样造成了寡头政治，并且不是俄国式的，而是外国式的寡头政治。
“比伦苛政时期”便是对俄国未能结束其旧政治制度的残酷惩罚。当然，俄国在这里是无罪而受过，但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是不承认任何轻松的环境的。
彼得的改革启发了军职阶级若干人（小部分人）的政治。。。。。。。
观点，却未能改变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因此亦不能直接造成我国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反，彼得改革的直接后果之一却是这一制度的持续巩固。甚至先进俄国人的求知意图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它的巩固。如果说，开明的贵族不能不认识到西方的“自由”优于旧俄罗斯的不自由，而另一方面，我们业已看到，因彼得改革而形成的“学术侍从”却完全同情君主专制。
他们在１７３０年以事实证明了这点。
普罗科波维奇、康捷米尔和塔季谢夫便竭尽所能支持安娜。
当然，可以设想，塔季谢夫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虽然在理论上拥护君主专制，却写了立宪方案；他在写好这个方案以后，于２月２３日晚到切尔卡斯基公爵的私邸去策动立宪派同阴谋恢复君主专制的党派妥协；最后，还是他，在策动立宪派恢复君主专制后，复于２月２５日晨向安娜宣读了要求立宪的请愿书。怎样多的矛盾啊！但是这些矛盾都是由于他怀疑安娜——一个“缺少法律知识”的“妇道人家”——有能力像一个专制君主那样治理国家。他的这种怀疑向我们说明了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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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
么他一方面起草立宪方案①同时又认为必须坚决驳斥君主。。。。。。。。。。，。。。。。。。。。。。。。
专制的敌人。。。。。。
他同这些人的争论，对于说明当时一般有知识的贵族的“思想面貌”
（）特别是对于说明“学术侍从”中f J F K _ A I H W _ K L I开明人士的思想方式，是颇为重要的。
反对他的人说：“将统治全体人民的大权交给一人，不能没有危险，因为无论这人如何英明、公正、温和，但不能没有过错，不能在一切事情上全无缺点。特别是如果这人放荡不羁，任性非为，则对于无辜，必致发生无礼和不公正的暴行和愚弄。”
为了反驳这种责难，塔季谢夫提出了我们前此已经知道的理由：即君权起源于父母之权。一切家长有兴趣的，就是要关怀他们的家人。塔季谢夫论断说：“如果有这样的傻瓜，既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又不懂得智者的劝告而为非作歹，则可把这视为上帝的惩罚”。
此外，反对他的人还指出，宠臣仇视和迫害对国家作出真正贡献的人，“而为自己贪婪地敛聚财产”。
对于这一责难，塔季谢夫解答说，宠臣在共和国里为数更多，他并且引述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说那里“某些重臣相互倾扎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事，而这种事却在君主专制国难以找到。”塔季谢夫断言，必须将“明理和忠诚的”宠臣与“暴恶的”宠臣加以区分。明理和忠诚的宠臣，“应受到永远的崇敬和感激”
；塔季谢夫说，Ｂ。
Ｂ。戈利
①由切尔卡斯基公爵署名的著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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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便是这样一种宠臣。
君主专制的敌人还控诉秘密审讯处。他们说，这种审讯处使我们在“明理的各国人民”
面前感到羞辱，受到痛斥；此外，它还败坏了我们的国家。
因为“一言不慎，便遭杀戮，拷打并使无辜者子女的财产被抄没”。
然而塔季谢夫对于秘密审讯处并不感到愤慨。他证明，只要将这种事情交给笃信上帝的人去办，便无任何危害。
“至于恶人和渎神的人是不会长久得意的，他们会销声匿迹的”
①。前已述及，塔季谢夫所起草的宪法草案，没有废除秘密审讯处，而只是改造它，从参政院指派两名代表参加。
塔季谢夫的所有这些论点证明他的政治“思想面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的这些论点所反对的那些人，毫无疑问，都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观点和更高度的自尊心。然而塔季谢夫是那时最有学识的俄国人之一，在学问上，他比他的许多论敌——即令不是全体论敌，都要优越。而且，就我们所知，他是完全不愿在最高当局面前卑躬屈膝的。但这里的问题究竟何在呢？
我们试想普罗科波维奇和康捷米尔，这两人都比塔季谢夫更彻底地拥护君主专制，而且按照当时俄国的标准，也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姑且假定，关于普罗科波维奇，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反对枢密院成员和立宪派的“儿戏”
，不是由于——最少部分地不是由于某种个人利益。况且，他又是属于僧侣等级的，而僧侣等级是与官宦阶级对立的。但是我们却
①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１５１—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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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没有任何根据去怀疑当时还很年轻的康捷米尔的诚意。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诚意，也不在于知识的渊博，而在于对君主专制的看法，即能否将君主专制看成俄国的进一步开明的最可靠保证。热烈颂扬彼得启蒙活动的“学术侍从”便是开明君主专制的热情拥护者。
这样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俄国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恰恰使那些学识最为渊博，看来似乎应该比任何别人都更热烈地拥护政治自由思想的人士，却反而放弃了这一思想。换言之，学识在俄国竟然成为特殊的政治蒙昧主义的一个来源。
与这相似的某种离奇现象，我们在西方亦曾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也信仰开明的君主专制，或——在这一场合里。。。。。。
说得更准确些——专制制度。但在西方，这一现象要短促得。。。。
多。而在我国，就是在１９世纪，也还在进步人士中长期没有消除的一种信念，以为政府应该，而且可以走在“社会”的前面。这是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相对特点之一，其根源在于。。
我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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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艺作品中的社会思想
Ⅰ
俄国文学史家对于彼得改革后时期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初期作家的态度，不经常是公正的。直到现在，我国还颇为广泛地流传着一种观点，以为最初，我国文艺作品的特点是完全、或几乎完全缺乏内容。例如，就在不久以前，有一位学者断言：“新生的世俗文学无疑地必须首先熟悉形式。
康捷米尔在这方面奠定了端绪。他的讽刺诗往往完全脱离了生活和现代实际，这是它们的主要缺点。然而重要的是，由于他，某种文学形式才为人们所公认。既然有了形式，则文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就会为这种形式取得生动的内容了“。
这段话无论从理论的观点或从实践的观点说，都是不正。。。。
确的。
一般说来，形式是与内容密切联系着的。诚然，在有些。。。。
时代，形式比较强烈地脱离了内容。然而，这是特殊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不是形式落后于内容，就是内容落后于形式。但是必须记住：内容落后于形式，不是在文学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而是文学业已趋于衰落的时候——这种衰落常常是由于其爱好和意图在文学中获得表现的那一社会阶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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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
阶层的衰落的结果。例如，当代的颓废派，未来派以及其他相似的文学现象，就都是由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精神衰落引起的。顺便一提，文学的衰落经常表现于人们对形式的重视开始远远超过于对内容的重视。可是内容与形式是极为密切地联系着的，所以对内容的轻视，便迅速地在最初带来美的损失，而随后更使形式完全丑化。为了举例，我将再次提出文学中的颓废派和未来派，或许还有绘画中的立体派。但在文学（或艺术）
刚刚开始发展的那些时代里所发生的现象，是同我们在衰落时代所看到的现象，完全相反的。那时，不是内容落后于形式，而是相反——形式落后于内容。这一点在康捷米尔的那些仿佛完全没有内容而且脱离生活的讽刺诗里，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这些讽刺诗里所包含的思想，有一些直到现在还完全保持其意义（如关于教育的思想）。
然而这些思想的表达形式，却使现在阅读康捷米尔的创作，不能不费相当大的气力。就在康捷米尔以后，文学必须作出长期的巨大的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优美，也就是说，要为它所处理的内容找到适当的形式，这种内容在每一特定的时期，都。。
是由俄国的社会关系决定的。
别林斯基在其“同现实妥协”时期，如所周知，是不大喜欢讽刺作品的。但在晚年，他对讽刺作品的态度便迥然不同了。这时他满意地，也可以说是骄傲地指出：以讽刺作品开始的我国文学，对于我国社会甚至是实际道德观点的生动来源；以康捷米尔为代表，讽刺文学曾向愚昧、偏见、争讼、诽谤、刁难、贿赂、盗窃公款等等，无情地宣战，它看到这种种现象在旧社会里不是缺陷，而是一种生活的规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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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
道德的信念。
别林斯基对康捷米尔由讽刺作品的这一评价，是同实际情况毫不矛盾的。试问，如果这种讽刺作品没有内容而且脱离生活，它怎能成为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的来源，它怎能向社会的缺陷宣战呢？
以为制定形式是我国文学在１８世纪，乃至部分地在１９世纪的特殊事业，这个思想在我国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坚决和明确地提出。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尚不曾获得我在上面引述的这位学者所赋予的那种一般意义。第一，车尔尼雪夫斯基恰恰是把那种按照他的说法，“经常构成我国文学的最生动、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生动方面”的“讽刺方向”作为例外的。第二，讽刺作品以外的一切，他说都是缺乏内容的毛病，这不仅在１８世纪，而且在１９世纪——直到果戈里。。。。。
出现以前，都是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许多他的同代。。
人业已不满意普希金的诗的内容。
他补充说：“但在普希金的。。。
诗里，其内容比他的战友们的诗的内容加在一起，还要多一百倍“。在这后一类人的诗里，几乎完全没有内容：”在他们的诗里，形式几乎就是一切，在形式里面几乎什么也找不出“
①。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当代的学者是很难同意的，且亦不可能表示同意。所以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已不能满足于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我们是从另一角度去观察社会及文学的发展过程的。
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２卷，第１３页。关于普希金的战友，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指的是亚济科夫、科兹洛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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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２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把文艺作品中的讽刺方向称为批评。。。。
的方向，会是更为正确的。他确定批评的方向是一种“在仔细研究和再现生活现象时，深刻意识到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符合理性和高尚情操的标准”的方向①。
他深信在果戈理出现以前，我国文艺界的活动家对于这一是否符合问题的意识，是非常不发达的。因此，他才说直。。
到果戈理时代为止，这种文学几乎是完全没有内容的，果戈理破天荒地引起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象所有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过分将他和他的同道们所信奉的“理性及高尚情操的标准”理解为绝对的东西。他忘记。。。。。。
了这种标准是随着时间及空间条件的变异而变异的。由于他自己的理性和高尚情操在许多方面同前此各时代的文学家的理性和高尚情操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以为就这些文学家而言，形式几乎就是一切，除了形式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没有。
这是唯理主义的观点。现时我们最好不从唯理主义的观。。。。。。。。
点、而从历史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发展现象。。。
在上面不止一次指出：在彼得时代以后，最早的文学活动家，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热情的启蒙学者。塔季谢夫写。。。。
《论科学与学校之利益》一书，康捷米尔的第一篇讽刺文为“对诽谤者理论”的讽刺，绝不是偶然的。康捷米尔在为这篇讽刺作品所写的序言里说：“讽刺作品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用风趣的笔法来讥笑不良的言行，力图借此改正人类
①同上书，第１２页。注第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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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２
的道德风尚。因此，它的用意是同任何其他劝善的著作相同的“。
完全可以理解，他对讽刺作品的任务既然抱着这样的观点，则他自不能对自己的讽刺作品的内容淡然置之。但同时。。
应该记住：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初期，劝善的成分，业已有力地渗透到那些同道德毫无直接关系的部门。
Ⅱ
在为同一讽刺作品写的序言里，康捷米尔承认：“我在写我的作品（讽刺作品——著者）时，特别仿效的是戈拉茨和法国人波厄洛，从他们那里因袭了许多东西，将其收进我国习俗”。
这里寥寥数语已对我国第一位讽刺作家的活动，作了正确估计。他“仿效”了戈拉茨和法国人波厄洛，而且不只。。
是仿效他们：他在一切发现有好东西的地方，都把它收集起来。但他在仿效外国作家的同时，还将所因袭的东西“收。
进“俄国”习俗“。他究竟怎样作到这一点，可从他的第５篇。。。。。
讽刺作品的写作经过中看出，其经过叙述于该篇注解中。
我们在注解中读道：“诗人出国之前，模仿波厄洛的第８篇讽刺作品写过一篇讽刺诗。后来，发觉（他的讽刺诗——著者）几乎都是用法国讽刺作家的词句组成的，便选出诗中一小部分写成这篇讽刺作品”。
但第５篇讽刺诗是康捷米尔的最长的讽刺作品之一。他从波厄洛那里抄来的“诗的一小部分”
，几乎完全消化在他自己所写的诗中。
而这篇他自写的诗是同俄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显著的直接关系的。凡读过他的第５篇讽刺作品的人，想必不会忘记其中关于在节日里，人们普遍酒醉如泥的美妙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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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
……人们尚未午膳，太阳尚未升到顶空，街道上几乎挤满了躺着的躯体。
我最初望去，还以为是你们害了时疫，但闻去却无尸体的恶臭。
这时我看到，另外一些人踩着这些躯体，有的人举着手，有的人面孔腓红，艰难地抬起头。
软弱的两腿不能起立，一句话：都已烂醉如泥。
如果不是已经太长，我倒愿意继续抄下去。这里使人吃惊的不是脱离生活，而相反是对于最丑陋的人民“习俗”之一的现实主义的再现。同样，他描写的商人典型——很用心地遵守一切教会礼节，同时却最丧尽天良地欺骗自己的主顾，也是直接取材于生活的。这一膜拜上帝的商人（他经营伏特加酒）对于责备他欺骗主顾解答说：此外，商品到店，我已花费很多。
你知否——馈赠法官、执事、书吏要花费多少？
写文告、统治我和给我指示的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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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否——为了得到这些指示，仅仅鞋子要跑破多少？
你知否——白白喝酒的又有多少？
先卡和伊凡、差官和他们的仆从他们都要抱着酒瓶睡觉啊！
所有这些贪官、所有这些警察人员，他们甚至要“抱着酒瓶睡觉”
；这也都不是从波厄洛的讽刺作品中抄来的，而是直接取材于俄国生活。
然而在康捷米尔的第５篇讽刺作品里，可能最好的是关于一位宠臣的描写。我很愿向读者提一提这一段出色的描写：马卡尔昨天在人民看来还是一个糊涂虫，只好用他去砍柴和挑水。
谁也看不出他有丝毫脑筋，他那恶劣的心地装满了黑炭。
命运向这同一马卡尔微笑了，今天他已成为宠臣，一切都得心应手，变得正直、高贵和多能。
一切聪明都奇迹般在他身上轮番出现，国家应期待他作出多么大的贡献！
当时看过不少这类宠臣的俄国人民，应该承认这一照片是完全与原样相符的。……
他们不能不承认，康捷米尔关于这类宠臣的命运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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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
也是唯妙唯肖的。
……马卡尔很快就滑倒了，他滑到冰窖里去了。
他的光明的日子来得很快，也同样消逝得很快。
他突然回复了当年的愚蠢，在黑貂之中羞辱、悲伤地度着贫困的余生。
谁要迫不及待地爬上他的位置，同样的劫运亦将等着他们。
然而人们却要相互倾扎，轮流地赶上同样的劫运。
的确，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胜利者迫不及待地享受自己的胜利，在彼得堡度着奢侈的生活；而失败者则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在黑貂之间度过余年。康捷米尔用嘲笑的方式痛斥贪婪虚荣之辈的无情相互倾扎，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他的讽刺作品是多么接近我国当时的社会生活。
假如我们将他的第５篇讽刺作品与他在写作中所模仿的波厄洛的第８篇讽刺作品作一比较，不再提前面说过的俄国讽刺作家从法国作家那里所作小量直接抄袭，则我们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形式上，波厄洛的作品无比地高于康捷米尔的作品，但。。
就其直接取自生活的具体内容而言，它却比康捷米尔的作品。。
贫乏。
这一结论，若用以审查可惜直到现在还在我国异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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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１８世纪俄国文学的意见，也许是不无补益的。
因为篇幅所限，我不能详细地在这里研究康捷米尔的其他讽刺作品的内容。我只想说：就令这第５篇讽刺作品的内容最为丰富，而作者的其他讽刺作品，也无任何一篇是脱离生活的。
甚至以第６篇讽刺作品而论，它所写的是一个抽象的题目《论真正的幸福》。
康捷米尔在这篇讽刺诗里证明了中庸之道的优点：只有这种人才能终身幸福，他安于微末，看破尘世浮华，他摆脱了使他人痛苦，使希望破灭，使德行的道路必然堵塞的种种思虑，他知道在宁静中默默地生活。
也许，初看来，很可能这种关于中庸的优点的议论必然要在抽象概念的范围里兜圈子。然而并非如此。康捷米尔所以得出中庸优点的信念，不是通过抽象的思考，而是通过对他在第５篇讽刺诗里所唯肖唯妙地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密切的观察的结果。
《论真正的幸福》这篇讽刺作品的道德观，乃是他从对这种生活的观察中得出的逻辑结论。
研究康捷米尔道德观的学者未能经常注意到这一点，因而他们对于这一道德观的判断犯了很大的错误。我在另一地方已经谈到这一点，但对此值得再谈一谈。
按照加拉霍夫的意见，康捷米尔的道德哲学一如他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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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羞怯的、不勇敢的。
“它宣扬善，但羞答答地怕伤害了恶。这不是一个完全不可侵犯的道德，这是半道德，近乎冷淡无情、漠不关心。”康捷米尔这样欢喜戈拉茨，并非偶然，因为戈拉茨也只是“企求宁静和舒适的中庸之道，而对未来则漠不关心，‘要求不高’”。
按照加拉霍夫的说法，则康捷米尔一如戈拉茨（请参阅第９３及其后各页）
，并不追究社会的缺点，而“只是对它们加以嘲笑”。
但是讽刺作家要用什么方式去追究社会缺点呢？他就是。。
“只有”对之加以嘲笑啊！
他一般地除了嘲笑的武器之外，是没有别的武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