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望其他技师源源而来，罗斯的技艺亦将日益增进“
①。彼得正是想增进俄罗斯的技艺的。因此，我们的作家不能不同情他的创举。然而莫斯科国家的经济生活，在其居民之中既未发展其对技术知识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未提高其珍惜时间的倾向。莫斯科人是不情愿向外国人学习的。因此，彼得认为对这种人，应强迫其去学习。显然，根据他的那些观察，波。。。
索什科夫会作完全一样的主张。按照他的意见，不强迫是不行的。
但是，彼得是国王，而波索什科夫则是“国王的孤儿”。
作为孤儿，他深知一个普通俄国人要去——更确切地说，被送去——向外国人学习科学，会遇到多少灾难。
毫不奇怪，在《论贫富》一书中，在建议吸引外国技师前来俄国之后，他立即痛切地抱怨当局对俄国“艺人”的待遇，过于恶劣。为了。。
国家的利益，应该给他们以“充足的饮食”
，但他们忍受着极端的贫困。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说：“在我们俄国当局中，对这件事有一种极不健康的见解，因为他们瞧不起俄国人，所以不愿供养他们，使他们免于贫困。由于这种歧视，遂迫使他们盗窃、撒谎，而疏于技艺”
②。
这一观察——即俄国当局一般地瞧不起俄国人，特别是瞧不起纳税等级，——可能在波索什科夫幼年参观“德国人领导下”的皇家作坊时，便已有了。不言自明，这种情况不可能促使他对外国人发生好感，何况外国人对于多少要依赖
①《文集》，第１卷，第１４５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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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国王的孤儿”
，又是毫不客气的呢！
我在本书第１卷里业已提请读者注意，在莫斯科国家转向西方的时候，其居民的极大部分却加强了对外国人的憎恨。波索什科夫的范例是这一指示的最好明证。他懂得必须向外国人学习，但他又看到外国人对俄国人很少好感，而且用一切方法剥削俄国人。
因此，他愈是重视他们的科学，也愈是更不喜爱他们，更不信任他们。我们在《论贫富》一书中读到：“德国人从来不教我们俭朴地生活，什么也不要白白地丢失”
，他在谈论商业政策时说道：“而只夸耀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怎样发现的财物。
他们不仅为自己、而且为他们的其他同胞用各式各样的办法发财致富，却使我们愈加趋于贫困。因此，我们必须理智地考虑他们的一切事务，商业、军事及艺术事务都一样：他们口若悬河，但所说并非实话；必须用透彻的眼光①去看他们所作所为，而不要听信他们的言词“
②。
黄金旧时代在莫斯科饱读经文的学者，特别猛烈地谴责西欧居民中的“拉丁异端”。但是当波索什科夫攻击“德国人”时，他提出的最高和最后论点，是他们信奉路德的学说。
在他的眼光里，路德是“异端中的异端”。莫斯科的进步分子要他的儿子相信，“马丁。路德准许他的弟子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就是说，马丁。路德鼓吹不道德③。几乎没有一种罪恶，他不曾拿来“攻击这个万恶的被革去教衔的神甫马丁。
①在另一抄本里，作“尖刻的眼光”。
②《文集》，第１卷，第１２６—１２７页，第２１２页。
③《父亲的遗教》，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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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由于出身军职阶级的”彼得小学生“
，除了极少例外，大都比较愿意接近新教，而不愿意接近天主教，所以波索什科夫对路德派的这种凶恶攻击更具有特别意义。但是这些“小学生”较少受到波索什科夫经常关切的那种环境的折磨。
“路德派”
使俄国人——当然主要是普通的俄国人——成为他们经济剥削的对象。
这使波索什科夫特别感到愤慨。
“他们不以此为过错，而且欺骗我们，榨取财帛”。波索什科夫因此对他们极感愤怒，甚至以为“鞑靼人比他们好些”
，尽管鞑靼人“信仰回教”。鞑靼人又怎样！
“路德派”比牲畜还不如，“因为牲畜虽不会说话，却总记得它是受谁的饲养；而他们却像只狼：狼无论怎样饲养，也只是向往森林。”不言自明，天主教徒对于在经济上依附他们的俄国人的剥削意图并不亚于新教徒，然而新教徒却占着更有权势的地位，他们在彼得改革时代以及改革以前的时代涌进俄罗斯的外国人中，为数较多。
因此，思想家波索什科夫正是对“路德派”大轰大擂，几乎忘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罗马人”。
对“路德派”的攻击还暴露出波索什科夫观点的另一非常值得指出的特点。在攻击外国人剥削俄国人的意图时，他几乎是经常站在商人的观点上，而不是站在“农民”的观点。。
上立论的，尽管他一度自称为农民。这是因为他就阶级地位而言，完全不是一个种田的农民。他在不同时期从事各种不同的“艺术”
（即手工业）
，有时还同时领导几个工商企业。
他在彼得堡有一幢住宅，在诺夫戈罗德有两处宅院。不迟于１７１８年，他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马特韦耶夫村和半个扎卡拉谢尼耶村，成为地主。
１７１９年又将马林诺村和向贵族温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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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的几处荒地并入这一地产。读者看到，波索什科夫远非“穷困”
（他自己的说法）。
他虽曾建议彼得下令限制农民的租税和徭役，但我们却看不到他对农民有多大同情：他断言，农民主要是因为懒惰才贫困的。自然，“商人”是不能对农民有。。。。
强烈的同情的，他们自己便又留了逃亡的农民。他的最完全和真诚的同情是在商人方面。
他说：“国家因军队而扩张领域，因商人而增加光彩”
①。因此，应该认定他不是农民的思想代表，而是工商阶级的思想代表。他抱怨外国人对俄国人的剥削，其主要根源在于外国人的工商业权势。这一点是很容易令人确信的。例如，波索什科夫在建议堵塞窟窿时说道（请别忘记是在《论战事》的短简里说的！）
：“邮政之设置是为了。。。。。。
外国人（他们是了解俄国市场的情况的——著者）经商而侮弄人，俄国人则血尽筋枯“。在《论贫富》一书中，他忿恨外国商人”带着他们的不值钱的东西“来到俄国，抬高其价格（”加倍、而其他商品甚至高于两倍的价格“）
，而对于我国“原料”
商品却定价过低。
必须采取哪些办法来改变他们和外国商人之间的形成的关系，使其有利于俄国商人，这就是波。
索什科夫所致力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他向彼得最坚决提出的。。。。。。。。。。。。。。。
那些措施，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不仅这样，他对彼得改革的同情，实质上是他对一个善于重视商人利益的沙皇的同情。彼得前外国人来到我国都给大贵族带来礼品，即使为此用去成百卢布，却赚得了巨额利润。
“大贵族不是将商人藏在蛋壳里；他们有时以极低的代价就将整个商界出卖了”。
①《文集》，第１卷，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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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那个悲惨的时代过去了，“那时我国国王对于商业事务不闻不问，而由大贵族管理”。
彼得“对此是事必躬亲的”
，所以现在外国商人已不能为了剥削俄国人民而“逢迎”大贵族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不胜枚举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国王的奴隶和国王的孤儿之间的对抗有利于中央政权；孤儿希望中央政权把那种被军职阶级的自私自利和玩忽职责所严重败坏的事态改正过来①。我们还看到推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波索什科夫同情彼得改革的动机之一，尽管这一改革是同大多数莫斯科民族主义者的意向背道而驰的。其次，波索什科夫再次回到他的所谓俄国货币的价值应由沙皇的意志来决定的主张，并且补充说：“我国君主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获有某部分自由也是由于君主的意志”
（第１２３页）。纳税等级所以拥护沙皇意志的无限性，便是希望通过它，自己也在同军职等级的斗争中获得部分自由。然而波索什科夫同情彼得的动机，尚不只此。
波索什科夫比彼得年长约２０岁。
在彼得开始其改革活动时，他的世界观业已形成。对我们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在他的观点里保守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他的观点却从各方面浸透了认为当时现存制度不良的意识。这一点可从他在１７０４年前写的《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中看出。
他在这份报告中写道：“任何人若明察东正教俄国的生活，行为和事业，都不会在任何一件事情里看到健康的东西。
①《文集》，第１卷，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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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堂里没有使直接秩序仪式化，甚至学习和唱歌、民事、农事、军事、审判、商务和艺术等等方面，……无论在任何事业和事物里，都无不有错。我们从头到脚都不完整，所以我们受到四邻各国的嘲笑与侮辱。
他们把我们当作莫尔多瓦人，然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对，因为我国到处都糟，都无秩序“。
当一个人得出这样一种悲哀的信念，认为他的国家一切都糟，一切都无秩序的时候，那他的头脑里就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事物的状态是否可以改变，或是完全没有希望呢？
波索什科夫深信一切都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他断言：“由于上帝的帮助，一切毛病都可改正。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便能将罗斯改正过来。
任何洪水都不能动摇她，更何况是谎言！
这不是狼所能加害的。在宗教规章上，在军事、民事和农事上，现时一切不正之风都可改正，都可提倡真理。那时，大家都会感到惊奇“
①。
外国人对俄国人的轻视，引起了波索什科夫对他们的强烈不信任和憎恶，但同时也在他的身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
尊心，而这种自尊心是同野蛮人所特有的自负心理迥然不同。。。
的。他相信我国一切都糟和杂乱无章，而外国人同我们相比则生活得很好：这不能给这种自负心理以存在的余地，而只是有力地显示他尽快赶上业已超越我们的外国的愿望。
“许多德国人在科学上比我们聪明，而由于上帝的恩德，我们的灵敏却并不亚于他们。
他们辱骂我们是没有用的“。
这些话是波
①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翻印波索什科夫的《报告》，载《文集》第２卷，第７７—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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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什科夫１７０１年写给戈洛温的《论战事》的节略中说的，还如我在前面所指出，抱怨德国通过邮政，挖开了通向欧洲的“窟窿”。他自己应该承认，没有这样那样的“窟窿”是不行的。
这一“莫斯科的进步人士”特别具有的彻底性，他并且用这种彻底性来观察其所愿望的改革。他认为首先应该实行一些能够把信仰建立起来的改革。
同外国人交往的日益频繁，表明莫斯科人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宗教工具来保卫东正教。波索什科夫是无条件地承认这一点的：“尽管儿童很少向我们问到信仰，但我们虽然年纪已这样大了，却不知道怎样回答；至于怎样揭开他们在信仰上的问题，我们想也不曾想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信了什么异教”。
因此，必须学习是很显然的。
但当问题涉及维护自己的信仰时，便必须学些能够有助于搞清楚宗教问题的东西。因此，在《父亲的遗教》的篇首，波索什科夫建议他的儿子：“在少年时代的初期，重于一切科学的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不但要学习斯拉夫文的书，而且希腊、拉丁、乃至波兰文的书也要学习。因为有许多斯拉夫文所没有的书，都是用波兰文写的。用波兰文去研究科学比用其他语文更为方便”。彼得和他的“小学生们”都认为德文比波兰文和古代文字对我们更为需要。
但他们是从世俗观点立论的，而波索什科夫对待科学，则是从希腊—拉丁—斯拉夫学派的纲领要求出发的：由他看来，最重要的是维护东正教。
然而外国人不仅在信仰对象的争论方面，显得优于俄国人。
１７００年１１月，查理十二世在纳尔瓦战役中给俄国人以迎头痛击。前已指出，纳尔瓦战役的悲惨结局，给波索什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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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印象。他在《关于改正一切错误的报告》里，直接指出了军事上的紊乱。
而在写于１７０１年、亦即写于纳尔瓦战役以后的《论战事》一文中，更痛心地抱怨我国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敌人时仍然吃了败仗。
“我真是……大惑不解，这难道是显示力量或值得赞扬：我国大量部队开赴战场，而敌人却以少胜多，并有俘获。
这不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人数虽多，却抵挡不了少数敌人“
①。由于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自然，波索什科夫会认为那些对俄国人进行军事教练的外国人是不真诚的。他提出关闭由德国人恶意开辟的“窟窿”的主张，便是和这一思想密切联系的。然而问题在于波索什科夫不只是提出这一反动的主张。他希望改革，相信俄国人能够胜利地同外国人斗争。
“我们……俄国人的手同外国人是一样的，……
外国人并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仿佛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技能加良好的训练，一切的人便都会有的。“
②
波索什科夫在谈到“技能”
时指出俄国人不会瞄准射击，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他说：“照我看来，排枪齐射只是好看，敌人对它并不害怕，而瞄准射击虽不好看，却能使敌人胆寒”
③。１５０余年以后，我国一位军事学家对这一见解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作了如下说明：“他不顾当时优秀战术家的意见，反对密集队形的盲目射击而主张士兵的单独发展。这个主张只是在不太久以前才不
①《文集》，第１卷，第２７８页。
②同上书，第２８２页。
③同上书，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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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我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开始实现“
①。
篇幅的限制，使我不能在这里研究何种生活经验使“商人”波索什科夫能比当时的其他战术专家更正确地观察军事学的这一问题。由于不能不往下写去，我只好请读者注意射击需要枪枝。而为了制造优良的枪枝，必须有“艺术”的训练，这种“艺术”外国人知道的要比俄国人多得多。
因此，很显然，波索什科夫无论对那通向欧洲的“窟窿”多么忧心忡忡，却还是不能不同意邀请外国“艺术家”来俄。他的思想过程在论大炮射击时说得最为明显。
“在罗斯既无熟悉大炮射击的人，为使炮弹不致白白浪费，则虽以巨大代价亦须从外国获得这种人”
②。
因此，没有外国人是不行的。但外国人能改正我们的一切错误吗？
《论战事》一文业已表明，波索什科夫并不认为只要召请外国专家，便可万事大吉。
保卫俄国不受敌人侵犯，是君主的奴隶的责任，他们已组成了大批的骑兵。
关于这种军队的缺点，某些贵族在１７世纪便已明显看出。读者当能记忆，他们对莫斯科的“老弱残兵”曾作不好的批评。但贵族之鄙视其“同胞”的恶劣服役，是有许多理由的。波索什科夫没有这种理由，而他却不断坚持说贵族的军役是作得非常恶劣的。他们所关切的不是击毙敌人，而是更快地回家。他们在战场上亦远远没有表现出英
①《军事论文集》，１８５９年，第４辑，第３６５页（引自普里列扎耶夫为《父亲的遗教》所作绪论，第ⅩＬⅤ页）。
②《文集》，第１卷，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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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气慨；“在服役时，他们便注意何处可以作为作战时的躲避处所，他们整连整连地躲在树林中或山谷里，只要看到作战部队从战斗中回来，他们便装模作样，仿佛也是从战斗中返回营房”
①。
在《论贫富》一书中有许多这种反对军职阶级的攻击。
我们了解这些攻击后，便可看到波索什科夫虽然很坚持旧的莫斯科思想方式，但他不能不对彼得为取消贵族服兵役的旧方式而采取的措施，表示庆幸。
在军事上需要“技能和良好的训练”。
良好的训练必须对贵族提出一些他们所不习惯尊重的要求。
谁向他们提出呢？
在莫斯科的社会政治秩序下，只有中央政权的代表才能提出。
波索什科夫直截了当地发表了这种见解。
为了改正这一切错误，“必须有伟大君主的意志和愿望”。彼得愈是坚决地表现出这种意志，我们这位“商人”便愈是同情他的各种措施。
贵族不仅保卫俄国，而且管理了俄国。
波索什科夫相信，他们的保卫工作是作得非常坏的。他还看到，他们对俄国的管理也不很好。他们担任统治阶级的角色，表现得极为残暴专横。波索什科夫也身受其害。
他写道：“德米特里。米海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老爷有什么朝气和理性呢？我在过去的１７１９年，曾向他提出申请，请他准许我承包建造一所葡萄酒和白酒酿制厂。不知道他为什么命令将我拘禁起来。
我被拘禁了整整一星期，寂寞无聊。
我不知道何以拘禁这么久和为什么拘禁。“
当然，怎能不寂寞
①同上书，第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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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波索什科夫的被释放，也是由于同样任意处置。他请求一名警察向公爵说情。戈利岑听了警察的话，立即下令释放了他①。自然，这次释放不能免除他成为新的压迫的牺牲者。
１７２１年，涅维尔斯基少尉查封了他的地产，并将他驱逐出屋。
波索什科夫的妻子受到这样惊吓，因此“在别人的院子里流浪了两个多星期。”
同年，波列茨基上校对他“恶言诟骂”
，说他是贼，“扬言要用佩剑戳死他”。波索什科夫向法院控告了他，但上校不承认普通法院的管辖权，说“我只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②。贵族对待“商人”如此，对所属农民的压迫尤属不能忍受。至于他们怎样对待僧侣，亦可从我们的作者的下述言论中窥见一斑：“贵族对农村僧侣极为蔑视，对待他们比对待奴隶还要坏。僧侣害怕他们，像奴隶般为他们作任何工作，比最低级的女奴还不如”。
波索什科夫叙述贵族洪内科夫怎样打神甫的耳光，“从神甫的手中夺去十字架，将神甫从门口摔了出去，剥去僧衣，拖到污浊地方，打个半死不活”
，骂道：“你还把我当作波索什科夫呢？”神甫的过错是他在复活节日到地主家前，先带着圣像到住在教堂较近的波索什科夫家里。
这一被毒打的教堂神职人员不敢控告洪内科夫③。
概括地说，所有不属于“国家奴隶”的人们都要受“国家奴隶”
（即贵族）的虐待。当有纳税义务的罗斯略为振作起来，转向西方，推戴波索什科夫为其思想代表时，他要求“真理”
，便
①《文集》，第１卷，第４８—４９页。
②同上书：第３４—３５页。
③《父亲的遗教》，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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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足怪了。他所制定的改革计划，完全不包含任何革命的或急进的主张。然而就是波索什科夫想出这种计划，以期对“国家奴隶”
（贵族）的专横略加限制这一事实，已足使他们感到危险。波索什科夫自己也理解，他的计划不可能为军职阶级所喜爱。他的《论贫富》一书并不是什么预定公之于比较广泛公众的政论家著作，而是一份向沙皇提出的阐述国内各种“错误”
的秘密报告。
波索什科夫在送呈这份报告时，附函请求沙皇“不要将我的名字告诉那些仇视和妒忌我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诽谤者，嫉恨者和谎言爱好者，因为我不附和他们写作，却要使人相信我的孤陋之见，他们是不会让我再活多少时光，而会结束我的生命的”。结果确是如此。《论贫富》一书上写的日期是１７２４年２月２４日，而在次年８月２９日，他便被捕，仿佛是因为他“犯了重大刑事罪”。所谓“刑事罪”的内容俱见如下事实：秘密审讯处讯问一位涉嫌费奥多西大主教案件的书记希什金，问他是否藏有《论贫富》一书①波索什科夫是在狱中死去的（１７２６年２月１日）
②。
波索什科夫最同情商人。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对于那些“臣民专权、特别是商人专权”的西方国家制度，却是非难的。他希望国王的权力也像上帝的权力那样无限。他愤恨贵族的行为，甚至说，“沙皇、特别是地主应该爱惜农
①普里列扎耶夫：书见前，第ＬⅫ页。
②很奇怪，。。
基哲维突尔认为波索什科夫的被捕是彼得的过错。事实d上，彼得殁于１７２５年１月２８日，即在波索什科夫被捕前七个月。这个俄国纳税人的思想家，是在出身军职阶级的“彼得小学生”们的手下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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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但从这一思想的往后发展中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实质上也是很有限的。
波索什科夫距离法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很远：法国资产阶级要求主宰一切。他说：“沙皇对商人和农民应像对贵族和军人一样一视同仁，加以爱护，不使任何人陷于贫困，而使大家都能各尽己力，富裕起来”
①。爱护农民便是要用敕令来确定他们的赋税和义务。至于商人，波索什科夫曾提醒彼得注意，德国是如何爱惜人民——特别是商人，并且抱怨“我国法官完全不爱惜人民”
②。
这种对我国“法官”
的不满，决定了他的纲领的极大部分的内容。他要求公正的裁。。。。
判；按照他的宇宙观的观点，用宗教理由来强调这一要求：。
“上帝即真理，他爱真理”。
但是怎样在法庭里求得真理呢？
他解答说：“为了和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伟大君主应命令建立统一的法庭，无论农民或商人，贫或富，士兵或军官，团长或将军，都应受其裁判。应将法庭设立在近处，使任何低级的人都易于对军职人员、也像对普通人一样提出控告”
③我们假定，这一主张是由于看到居民受到驻在他们“居宅”的驻军的侮辱而提出的。但波索什科夫相信，平等的法庭不仅应适用于小市民同他们的驻军发生冲突时。波索什科夫认为还须从世袭君主制中找出理由来为这一要求辩解。
“沙皇是法官，又俨如上帝。……因此，如像在上帝的法庭里一样，在
①《文集》，第１卷，第１８９页。
②同上书，第７１页。
③同上书，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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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的法庭里，任何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都应受统一的法庭的制裁“
①。非常值得指出，波索什科夫想到世界法庭。。。。
的观念②。
新的、对一切人平等的法庭，必须有新的法律标准。波索什科夫证明，必须编制新的法典，因为所有法规都已陈腐，而且由于不公正的法官，都被歪曲。为了编制新法典，应召集由各级官吏选出的代表会议。他补充说：“我觉得，若能从农民中选出代表，亦非坏事。这种人在村长和乡村警察中都是有的。”为了证明这一主张的正确，他说：“我看到就在莫尔多瓦也有通情达理的人，那么，在农民中怎能没有通情达理的人呢”
③我们看到，塔季谢夫和坎捷米尔对“没有头脑的庄稼汉”是抱着轻视得多的观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