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这个名词的奴隶多么可怜呀！谈论法律有罪的国家多么可怜呀！“
又如：“永远仁慈的自然，按照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创造了人。
暴政的出现，造成人的弱点和不幸。这时，少数人占有了一切，等等“。
按照一位学者的意见，如果方－维津通过他的译文发展并补充了他自己所谓更好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则通过同一译文，他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所谓政治改革无用的思想。
不用说，在《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里，过于细腻的学院式的雄辩是多于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强的爱。但是作为《赞词》的基础的思想，毕竟与我们的讽刺作家在其国外来信中所表述的那种箴言，是极其矛盾的。
同一学者又认为，“１７８５年８月，方－维津患脑溢血，这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所坚持的自由思想的意图。”
的确，方－维津为波将金逝世（即１７９１年）而作的《论虚度的人生》一文表明，疾病造成了他心灵的完全悲观情绪。他在文中坚决谴责了他以前“对理性的狂烈向往”。但是，我们看到，关于“对理性的向往”
，他在７０年代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已经几乎是象患脑溢血后一样坚决批驳过。此外，在他为他的——未经警察批准的——杂志《诚实人之友或斯塔罗杜姆》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在１７８８年２月刊登的莫斯科来信，这封信表明，方－维津在病中有时还受到政治自由思想的冲击。
这封来信谈到在俄国妨碍辩才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方－维津用斯塔罗杜姆的名义写的。他说：我们缺少演说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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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是由于我们秉赋的弱点，而是由于缺少“使辩才能够表现的机会。”在其他政治条件之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我们的大主教加夫里尔，萨穆伊尔，普拉东就是我们的迪洛特逊和布尔达鲁；耶拉根就其职位编写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也充分证明：如果我们有了讨论法律和租税的讲坛，如果我们有了判断掌握国家政柄的部长门的行为的场所，俄国的辩才会发挥多么大的力量。”
①
在这里不提出普拉东，加夫里尔，萨穆伊尔以及……耶拉根的辩才实际上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不能不看到，疾病缠身的方－维津在这里仍旧是完全根据政治自由思想的精神立言的。按照这种精神立言，须以一定的“对理性的向往”为前提。
这就是最主要的东西。方－维津的观点是彻头彻尾地互不协调和自相矛盾的。
他能够几乎同时发表直接相反的意见。
这一点对于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方－维津在俄国１８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１８世纪下期的许多有学识的俄国人，都在这方面同他相似。
但是，必须记住，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世界观里，保守主义几乎经常占着优势。叶卡捷琳娜看错了，她抱怨说：“我活得别扭！就连方－维津也想教训我怎样统治国家。”
方－维津不能够给她造成任何真正的政治麻烦。
说到底，他在实践上保持了斯塔罗杜姆所表示的那种欢快的信念，即君主掌握着使人们幸福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只对确切达
①《文集》，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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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７０１
到“善良操行”要求的官吏，才按照职务，给予好处。就这点说，他也与他的许多开明同胞所见略同。
１７８４年３月，病危的Ｈ。。
帕宁伯爵（方－维津自１７６９b年起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向他口授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篇遗嘱包含以下的内容：“授予国王最高权力，是为了谋求其臣民的一致幸福……
没有必要的国家法律，则无论国家的状况或国王的地位，都不巩固。……没有公正温和的神圣品质，而实行侮辱、强暴和苛政的任何政权，都不是神授的政权，而是人授的政权。
这种政权纵容人的不幸，向实力让步，贬低人类的尊严。处于这种毁灭状态的民族，会找到各种手段，用加于他们的同样权力，摧毁镣铐，是否出乱子是心甘情愿的。……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义务，都是……自愿的。“简言之，Ｈ。。
帕宁伯爵b的遗嘱，是以“法律上的自由”的优越性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而这一思想，方－维津在其从国外寄给Ｈ。。
帕宁伯爵的兄b弟——。。
帕宁伯爵的书简里，已予批驳了。
必须记住，。
e b e。
帕宁是完全同意他的哥哥的观点的。
我们往后还将对这些b观点进行探讨。这里只要说明，从。。
帕宁伯爵为庆祝保e b罗。彼得洛维奇亲王即皇帝位而写给亲王的信中可以看出，方－维津是完全赞同帕宁兄弟的政治倾向的。这怎么能同前面摘录的他的国外通讯相调和呢？
不仅如此。
在方－维津按照Ｈ。。
帕宁伯爵口授写成的b政治遗嘱的一个地方，谈到“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私产的国家”
，即存在着农奴制的国家；在评价这种国家的时候，发出了近乎鄙视的遗憾。而在。。
帕宁伯爵所写的遗嘱“补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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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充“里，更要求关于农民对地主的”义务“
，作出法律规定①。
这同方－维津所谓俄国农奴的令人羡慕的命运的意见，怎能。。
协调呢？我们是否有权假定，方－维津的晚年，在社会政治方面又传染了某种自由思想呢？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假定。
３
康捷米尔抨击了“诽谤者的言论”。
方－维津也抨击了以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和斯科季宁之流为代表的诽谤者。康捷米尔写了讽刺作品《品质恶劣的贵族的骄傲和妒忌》，方－维津也不放弃机会去触动“品质恶劣的贵族”。
苏马罗科夫暴露了“芝麻绿豆小贪官”
，方－维津对于这种小贪官也不宽容②。
康捷米尔（在第一篇讽刺文里）挖苦了梅多尔，因为他力言用于印书的纸张太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卷发。在康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文里，菲拉列特申斥叶夫根尼只关心外表，所以长年在外国旅行，除了完备的时髦知识之外，什么也不曾得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还将各式各样的
①参阅Ｅ。
Ｃ。舒米戈尔斯基：《保罗一世皇帝》，圣彼得堡１９０７年版，第５３页，附录第４、７、１２、１７页。
②参阅杂志《斯塔罗杜姆》资料中的七等文官弗兹亚特金给皇帝陛下的天才信简。
《旅长》一剧中的女文官说（第１幕，第７场）
，她的丈夫是在“关于贿赂”的上谕发表后辞职的，因为他相信，他在委员会里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顺便指出：对于上谕的这种援引，除了嘲笑贪婪的官吏之外，还巧妙地恭维了叶卡捷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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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０１
讲究穿着的男女，绑在耻辱的柱上①。
总之，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在整个１８世纪，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有两种原因：第一，叶卡捷琳娜的无比虚荣心，不允许设想在她的光荣的王朝里，能有任何比较沉重的社会溃疡，所以她极度压制了讽刺作家的揭发活动。我们知道，当时的讽刺刊物都是寿命不长的。第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仍然用该世纪上半期讽刺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主要基础：他们都嘲笑旧事物的辩护士，而在对这些最主要基础的态度上，却仍旧是从旧事物中继承下来的现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的暴露诗的眼界，极大地受到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的限制。
然而生活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彼得改革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因而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即使没有扩大，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态度，却部分地改变了。
梅多尔和叶夫根尼使康捷米尔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利益漠不关心，而把时间——彼得卵翼下的真诚小学生总是非常珍惜时间的——耗费在时髦的琐事上。康捷米尔从未想到责备他们轻视俄国和俄国的习惯。
在他那时候，有多得无可比拟的理由为相反的极端担心：这就是对西方和对西欧生活方式的轻视。因此，对他说来，维护俄国启蒙事业的利益，意味着同守旧的俄国人的民族特殊论进行斗争。在
①有时，仿佛他们在嘲笑贪官时有意模仿康捷米尔。
（作为例子，可以指出１７２年度的《绘画》杂志第一部分，第３和第４页。）但在康捷米尔那里，没有猪仔、猪猡等等一类的粗犷语汇，而这种语汇，甚至在诺维科夫那里都可大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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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１８世纪下半期，情况已变。那时谈不上恢复彼得前的旧事物了。俄国的统治阶层业已与彼得改革完全妥协。不过，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同它妥协，是很自然的。
俄国统治阶层利用彼得改革来巩固和扩大其对劳动群众的统治和摆脱义务兵役。
摆脱义务兵役可给他们以空余时间。
他们把这种时间部分地用来安排他们的经济事业。然而系统的坚持劳动，从来不合乎这一阶层的习惯。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分散到农村，与其说是从事农村经济，不如说是从事狩猎和纵酒狂欢。至于他们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住在首都继续服务公职，但全然不象对各式娱乐那样热中于业务。在首都的贵族中，孳生出大批讲究服饰的男女，为讽刺作品提供了大量的“人证”
①。这些贵族等级的上流社会分子，迷恋外国时装和习惯，不仅达到了象康捷米尔笔下的梅多尔一样可笑的极度，而且轻视自己的祖国。讽刺作家就是这样证明的。
方－维津在《旅长》一剧中迫使伊万努什卡（伊万的小名）向他所追求的顾问夫人说：“我的一切不幸只在于你是一个俄国妇人。”她用同样的精神回答说：“当然，我的天使，这是我的可怕的毁灭！”
①叶卡捷琳娜时代讽刺刊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纨绔子弟”的抨击。在一封写给《绘画》杂志出版人的信里（《绘画》，１７２年，第二部分，第１２页）
，有一个叫胡里亚科夫的人说：对于诺维科夫的这一刊物，不分男女“交相”
“不断”赞扬，他们说：“多么聪明的绘画！他对于现时装模作样的彼得堡时髦男女的腐败习俗作了这样色彩鲜明的针砭！
除了他，迄今更无别人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他真是一个正直和聪明的人啊！“
云云。
当时的讽刺作品大量讽刺“纨绔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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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１
既已决心模仿外国人，俄国的贵族等级很快懂得，最好的模仿样板是法国贵族，因为他们最雅致（“人情味”）
，而。。
且欧洲大陆所有文明国家的贵族都在模仿他们。
在１８世纪下半期，按照外国方式教育青年，意味着给他们以法国教育。
那。。。。
些由于轻视俄国而受到我国讽刺作家抨击的花花公子，力求尽可能更多地模仿法国人。
在《旅长》一剧中，伊万努什卡对他的父亲说：“我亲爱的父亲，听说您要给我讨个俄国女人？”
他的父亲问他：“是啊，难道你想讨个法国人？”
他答道：“我的躯壳生在俄国，这是对的，但我的灵魂属于法兰西王国。”
为了向喜剧的观众们解释，伊万努什卡对法国人的这种可笑的偏爱是从哪里产生的，方－维津觉得必须由伊万努什卡本人来说明。这一年轻的糊涂虫在去法国之前，曾在法国马车夫的宿舍里学习，马车夫给他灌输了对法国的爱和对俄国的冷淡。他说：“如果我就学于一个爱国的俄国人，也许我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里，如果回忆一下别林斯基的卓越评论，会是有益的。
他说，方－维津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本义上的喜剧，不如说是使俄国讽刺作品变成喜剧的努力的成果。在这些作品里，除了喜剧的成分外，还有许许多多漫画的成分。漫画的。。。。。。
生命在于它对其所描绘的实际生活特征，作有意识的夸张。
因此，必须有保留地（Ｃｕｍｇｒａｎｏ
Ｓａｌｉｓ）接受我们在方－维津的喜剧里和其他讽刺作家的作品里所看到的当时俄国生活的画面。实际上，我们的时髦男女也许并不曾象《旅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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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剧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表现出对俄国的无限轻视，也不曾象他那样迷恋顾问的夫人。但是类似的轻视，毕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特点，这也毕竟是无可疑义的。追求时髦的俄国人，由于极端迷恋法国人，甚至不加批评地对待那些不成体统的法国男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不断地嘲笑了俄国人对法国人的轻信态度。诺维科夫在他的讽刺刊物里把这种轻信当作巨大的社会恶行来抨击。
按照他的意见，在所有外国人中，只有法国人才是尽力利用了轻信的俄国人民的。在他所出版的《钱包》里，有一个法国人指出俄国人的极端淳朴，说“他们过于相信诚实，而不能区分真诚和狡猾；同时非常值得指出，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不欺骗他们，而是公平诚实地对待他们，但他们却不喜爱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如果这些人想欺骗他们，那是怎样也欺骗不了的。与此相反，俄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向法国人敞开的”
①。在克雷洛夫的作品里，一个迁居俄国的法国时髦女人告诉她的从法国逃亡出来的刑事犯兄弟说，美国人对于最初到达美国的英国人，远不及俄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尊重：“英国人用武器征服了美国人，而我们却用机灵巧计征服了俄国人”
②。
在我国讽刺作品反对法国对俄国影响的坚决攻击中，可
①《钱包》（《Ｋｏｍｅｅｋ》）
，第３页，《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续篇。
K②《地精i佐尔给魔法师马利库勒莫尔克的信》，见《克雷洛夫文集》，第３卷，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灵魂通信》。
地精（）
，西欧神话中身量很小的守护地下宝物者。——校者i S F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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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１
以很明晰地听到一个被侮辱的民族情感的呼声。被侮辱的民族情感一定要引起，而且实际上已经引起俄国作家把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性格理想化的企图。这一企图，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在前面指出的方－维津在其国外通讯中一般贬低西欧的秩序、特别是贬低法国的秩序，而对俄国秩序则过分地加以赞扬。这一企图使诺维科夫得出一种自我宽慰的意见，以为“俄国人都崇尚德行。”
①他们以前尤其富于德行：“我们祖先的德行更百倍于我们。
我们的土地不曾培育既不喜欢德行、又不热爱祖国的极端邪恶的恶魔。“
②
这种对俄国民族性格和俄国旧事物的理想化，是后来构成斯拉夫主义的因素之一。米柳科夫认为，对采纳新文化的反感，以及为了故意中伤新文化而颂扬古代的单纯道德风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彼得朝代及其继位者时代，就已看过了。这是正常的。然而问题在于彼得时代反对采纳新文化的人们所颂扬的是彼得前的罗。。。。。
斯，反对的是彼得改革，而在１８世纪下半期，他们所颂扬的。
却是彼得时代。
诺维科夫在所著《俄国作家历史辞典试编》里，认为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的特殊功绩在于他是“彼得大帝的光荣事业的捍卫者和颂扬者。”
在方－维津的著作里，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更为显著。他的斯塔罗杜姆说：“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方式教育我，我不感到要对自己进
①见《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钱包》杂志，第２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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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行再教育。他是为彼得大帝工作的。那时都把人称为你，而不是称为你们；那时还未曾使人们沾染一种习惯，使任何人都认为自己代表许多人。而在现在，就是许多人也抵不上一个人。“……”那个时代的宫廷官吏都是军人，虽然军人并不都是宫廷官吏。父亲给我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教育。那时教育的方式很少，而且还不善于将外国的思想硬塞进空洞的头脑“
①。
正是由于那时在俄国“教育的方式很少”
，所以彼得才尽力想将外国的思想——即西欧的思想塞进俄国人的头脑。这就是他的改革的意义。由于忽略了这一点，方－维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确，彼得所极端重视的那种“外国思想”
，同叶卡捷琳娜时代贵族出身的“空洞头脑”所极端推崇的那种外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
它在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
的头脑里，是断然不存在的。但是，如上所述，“纨绔子弟”之出现于俄罗斯，乃是彼得改革的逻辑结果。几乎是完全用贵族的力量完成的改革，扩大了这一等级的权利；而由于为这个等级保证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便在这个等级的某些部分造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娱乐和外国时装的极端爱好。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俄国重新回到叶卡捷琳娜朝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所颂扬的彼得一世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也会重新迫使俄国遭受彼得改革的全部后果；而贵族的法国狂，便是这种后果之一。可是对于这种逻辑，尊敬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是一窍不通的。同样，他们也不懂，只有前进的，怎样也不倒退。。。。。。
①《纨绔子弟》，第３幕，第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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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１
的运动，才能使俄国摆脱这种法国狂。。在１７４１年的政变将最高权力移交叶卡捷琳娜时，她郑重宣布将按照她的父亲的精神进行统治。这一诺言掩盖了她自身缺乏任何确定的政治纲领。同样，我们的讽刺作家所以要把彼得时代的旧事物理想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怎样反对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缺点，以及彼得改革的内在逻辑会使俄国走向何处，全然没有明确认识。
俄国“纨绔子弟”所想仿效的法国方式，是属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当时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分是特权等级的成员（贵族和高级僧侣）。
法国第三等级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反对贵族和僧侣等级；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
不仅不迷恋法国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嗜好和习惯，恰恰相反，他们猛烈地谴责这一切。对贵族习惯、嗜好和生活方式的反动，在法国文学和法国艺术的一切新流派里，都跃然纸上。这种反动产生了格勒兹的绘画和狄德罗的伤感主义戏剧。
１８世纪末，这种反动的最新成就，是旧秩序的被废除，贵族一切特权的被消灭。但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
家里，只有法国能够产生这种成就。德国刚刚开始的第三等级的运动，没有超出列辛（Ｌｅｓｉｎｇ）所完成的文学改革的范。。
围，这一改革既是对当时贵族所特有的迷恋法国文学概念的抗议，又是对他们膜拜法国道德的指责。
但是，必须记住，列辛之完成文学改革，也是模仿英、法两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特别是模仿狄德罗的。他对狄德罗是非常推崇的。因此，他对法国狂的抗议并不是对法国解放思想的抗议。列辛没有走得象１８世纪先进法国人那样远，但他毕竟同他们走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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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条道路上。然而，我国法国影响的敌人，却也是法国先进哲。。
学的敌人。
诺维科夫在其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往往这样表示，似乎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自由思想家同“卷发学院”的教授们毫无二致。几年之后，在为所出版的《俄国古迹讲述》一书写的序言里，他猛烈抨击那些他所谓感染了“法国自然体系的书籍的毒害，传染了香粉、香膏、纸牌、游手好闲，表面装饰和无益打扮等恶习的人们。”
①所谓“自然体系的书籍”自然应了解为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所以，结果是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应对上流社会轻薄少年的游手好闲，对他们的香粉、香膏和纸牌负责！
不能比这种概念混淆走得更远了！
然而这种混淆，不仅为诺维科夫一人所独有，在方－维津的例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方－维津在把彼得时代理想化的同时，也对法国的新思想鼓吹者（对所谓“学术界的撒谎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方－维津之过分赞扬俄国社会生活而贬低法国社会生活，部分地是出于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
狂的反动。现在，我补充指出，将俄国欧化贵族的这样那样缺点的责任，诿诸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只能是俄国社会关系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不发达妨碍俄国讽刺作家去了解西欧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的现象。
米柳科夫说得完全公允：由于西欧文化仅仅为贵族等级所享有，所以对于他们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就同对他们的特
①见涅泽列诺夫：《Ｈ。。诺维科夫》，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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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７１
权地位的攻击交织在一起。可以补充说：从西方无神论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进步思想，其内容就是对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的攻击，而把彼得时代旧事物加以理想化的笃信宗教的人们所攻击的，正是这些无神论作家。正因为把旧事物理想化的人们所厌恶的，是勇敢的革新家，所以尽管他们从这些革新家那里抄袭了进步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好好吸收它；同时，他们对贵族等级特权地位的攻击，由于同对这个等级的文明外表的攻击交织在一起，所以，不能不是极端无力和极端表面化的。此外，这种进步思想有时完全被冲淡了，而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宣扬——即利用都会中的道德败坏来宣扬外省贵族的“纯朴”道德——所代替。
然而，尽管对彼得时代旧事物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毫无内容，尽管讽刺作家对贵族等级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在内容上贫乏无力，但是应该承认，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值得注意的旗帜：它们表示，俄国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应对西方采取什么态度。。。。。。。。。。。。。。。。。。。。。
问题，业已产生。在本书往后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为了。。
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或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我国在下一世纪７０和８０年代流行的表达方式——为了寻求我们的。。。
进步方式，１８世纪已经作过值得重视的努力。我们将在这一。。。。
章里看到，方－维津在这个问题上就发表过后来在１９世纪风靡一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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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第八章 社会思想在不同社会成分相互斗争影响下的运动
法典委员会
Ⅰ
彼得改革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往往互不协调的新意图，在臭名远扬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编制委员会”
里亦有表现。
但是，这一委员会表明，我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对于那些不符合彼得时代以前的旧事物和不符合迄今仍没有动摇的国家制度基础的法典的实施，是多么不利。
一部分人民把派遣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看为一种对国家的可憎的徭役。对这部分人说来，问题是尽快地摆脱这种徭役。
在穆罗姆贵族给他们的代表的委托书中说：“我们出席会议，根据我们全体穆罗姆贵族的共同意见，决不承认任何负担和需索。”
①在特维尔县，有一个地主借口彼得三世的敕令曾豁免贵族的任何强制服役，而拒绝参加代表的选举。工商阶层尚未免除强制服役。
因此，在１７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上谕到
①。库德里亚舍夫：《人民对叶卡捷琳娜委员会选举的态度》。
《欧洲通e报》，１９０９年，１２月，第５１６—５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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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１
达后，某些城市的市议会认为有权采取坚决措施，取缔逃避立法工作的任何企图。在浦季夫里，市议会命令市长库尔久莫夫：“你要到浦季夫里的所有商人家中去，不要遗漏一户，向每人宣布，要他们准时出席。”
“万一他们由于不服从而没有报到”
，市长应即上报。
在卡尔戈波尔，市长奉命每周巡查，明晰地宣读上谕文件及附件，务期家喻户晓。在卡辛，阿尔汉格尔斯克，梁赞省彼列亚斯拉夫勒市，市议会命令，在１２月１４日上谕颁布后，任何商人都不得在选举前擅自离城。
在其他城市，离城的商人必须书面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来。在卡西莫夫，责成市长对第一级和第三级商人中的４０名，处以罚金，“不得疏漏”
，因为他们经过多次通知仍不出席选举。
对于无力偿付罚金的逃避者，决定处以“笞刑，使其不敢再犯”。这一切都是按照彼得改革前的莫斯科制度精神办理的。
对于那些与当地生活素无联系，并且不愿被选而被选为代表的选举人，也按照这一精神对待。在当时莫斯科省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商人叶波尔金被选为代表，他虽然在文件上属于当地社会，但却住在维堡市。他在收到代表证书和选民委托书后，向相应的主管当局说，他在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既无房屋，又无商店，此外，他本人已经病了三星期，并提出医生诊断书作为证明。开始了一个整个的诉讼过程，官司打到参政院，参政院的裁决认为，叶波尔金在当选时，在该镇尚有房屋，而且身体健康，后来才生了不大的病，所以他无权拒绝充任代表的义务。维堡省省长遂将这一强迫被选的人送到莫斯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从现时的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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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斯克的代表伊凡。斯科尔尼亚科夫的命运。他住在涅仁，托。。
词有病。就是情绪乐观的参政院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代表，这病——“头脑糊涂”
，是大病。可是严厉的库尔斯克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