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同上书，同页。
②可能就是克雷洛夫本人。
③《克雷洛夫全集》，第３卷，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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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马利库尔姆尔克继续说：“现代，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陷于非常重大的灾难，或陷于完全破产，他们不了解，或不重视我在这封信开头所提出的定则。”
（即关于人的凶恶和堕落的意见。——著者）讽制作家必须警告他的读者，——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使他们不致陷入给他们撒下的罗网。
“轻佻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人的通病；因此，必须时常告诫他们，毫无戒心地进入社会，希望在社会里找到公平和正直，等于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而飘洋过海，盼望经常遇到顺风，盼望在停泊的任何海岸，都可找到平静的码头。”
在这些意见里，已可看出后来使克雷洛夫对任何社会问题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的那种悲观主义的萌芽①。
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悲观主义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寓言作家的个人特点。
我在谈到俄国伏尔泰门徒时，即已指出，在１８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优秀人物中间，随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或完全是绝望的。
毫无疑问，当时这样的人要比同一世纪的前半期多得多。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产生了大量极为令人喜悦的希望的朝代里，哪里来的悲观主义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的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
①按照格涅季奇（）的意见，克雷洛夫在晚年属于这样一类人，他V F H P R j们相信眼前的事情，“既然同意现存的秩序是与罪恶相关联的，但又用一种思想聊以自慰，以为要建立其他的秩序，是不可能的。”
（见《克雷洛夫全集》，传略，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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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９
践之间的矛盾中去找。
理论产生了令人喜悦的希望，而实践却使这些希望归于破灭。当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因为大多数人是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的活动的，而只是在要求严格又极为敏感的人们那里。这些人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却走在前列。他们为俄国社会思想探求新的道路，因此，他们感到的失望，是当时俄国社会心理中一个极堪重视的事实。
克里扎尼奇将他的进步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广泛改革。他把君主制看为“摩西权杖”
，能够从不毛的峭岩里，找到欢畅的源泉。
“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更相信“摩西权杖”
的神奇力量。
“学术侍从”不只是由于恐惧，而且是赤胆忠心地为君主制服务的。彼得一世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的行为，似乎应使先进的俄国人大大减少其对君主制的进步意义了。但是先进的俄国人，却习惯于将彼得继承人的恶行，看为偶然的例外，而不是看为一般的通则。他们期待着，以为就在今天或明天，这些例外会成为痛苦的回忆，而一般通则会终于显示富有成果的力量。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他们以为，现在“摩西权杖”会比彼得一世时还要工作得好些。
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个权杖有两端，其用以打击过于热衷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端，要比用以对付过于愚钝的守旧派的一端坚决有力得多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里产生了种种为彼得时代先进人物所未曾有过的疑惑：１８世纪后半期的“学术侍从”——我所指的是当时的知识界的最先进部分——开始逐渐丧失其对君主制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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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我不是说已经丧失，而只是说开始丧失，而且只是逐渐。。。。。。。。。。
丧失。这种丧失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包括１９世纪的一部分，。。
有时加强，有时减弱。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思想家都屡次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的影响下得出了种种极为不同的结论。我们很快便可看到，这一过程怎样影响于他们当中某些最显赫人物的世界观和情绪。
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过程在这一世纪里，不只是已经开始，而且在文学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
ⅩⅦ方－维津（１７４—１７９２年）
１
克雷洛夫禀赋了巨大的讽刺才能。但是，这种才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
在１８世纪下半期，方－维津是我国最大的讽刺天才。
Ｂ。。
别林斯基用不多的话卓越地阐明了方－维津的著V作生涯的真正意义。他指出，《旅长》和《纨绔子弟》不能称为喜剧（就这个字的艺术意义说）
，它们更多地是俄国讽刺作品力求成为喜剧的努力的成果。
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个评语，并不妨碍他确认这些喜剧虽然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却毕竟是优秀的文学创作，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史篇”。此外，还应补充，当时的我国社会生活可从方－维津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颇为鲜明的说明。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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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９
就其本身来说是异常有益和光荣的——是在贵族眼界的范围。。。。。。。
内完成的。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抛弃了贵族的观点，而比。
较坚决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启蒙思想家所保持的第三等级的。。。。
观点上来。拉季谢夫便是这不多的人们当中的最优秀人物。
然而如果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达成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进步得多的观点的转变，那么，在其生命过程的一定时期不断动摇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人们，却是为数颇多了。对于某些。。
人，——尽管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动摇是一个极为艰难，有时简直是极为悲剧性的过程。在动摇、并且由于动摇而饱受折磨的人们当中，最突出的要算诺维科夫了。方－维津也属于这一类型。
他自己以恐惧的心情回忆他接受自由思想者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影响时期。我已说过，对于在方－维津的《真诚坦白》中看到的关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及其小组的评价，应该批判地对待①。
但是，到底是关于这个小组的哪些回忆，引起了我们的讽刺作家的恐惧心情呢？
确定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按照他的说法，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小组，热衷于渎神言论和亵渎活动。我们的讽制作家写道：“对于渎神言论，我从来没有参加。当我听到无神论者的咒骂时，我直哆嗦；至于渎神行为，我却起过不是最小的作用。……那时，我写了
①对于我在前面引述的有利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证词，还可补记远非自由思想者诺维科夫的评价。在所著《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试编》里，诺维科夫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由于对语言科学的极大爱好，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他的著作所获得的智慧，增进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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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一篇致舒米洛夫的信，其中某些诗作表明我在当时的错误认。。。。
识。“
①
这封“信”里有许多饶有趣味的东西。但是信里所表明的“错误认识”
，并不象方－维津在恢复其旧时信仰以后所感到的那样重大。所谓“错误的认识”全部包含在“信”的最末一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
这里很少可怕之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怀疑论的最低发展阶段而已。显然，方－维津的怀疑论是由于直接间接接触伏尔泰的著作而引起的。如所周知，这位费尔涅教长的怀疑论世界观并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的最极端表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有好些勇敢得多和彻底得多的思想家。
当然，从方－维津的家庭所坚决维护和他自己在脱离科兹洛夫斯基小组后所恢复的那些旧概念的观点看来，对于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的任何怀疑，都是可怕的罪过。在伏尔泰的怀疑论和对美好旧时光的天真信仰之间，有一个很广阔的距离。
所以，毫不奇怪，方－维津在倒退到他的笃信宗教的祖先所遗传的思想方式，走完这一距离之后，便感到他是一个逃出了致命危险的人了②。
值得指出，方－维津虽然同伏尔泰一样，拒绝解答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问题，但在这封《信》里，对于涉及人类
①《方－维津文集》，版本同前，第５４２页。
②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笃信上帝的。他刚一识字，他们就强迫他读教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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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９
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却比伏尔泰还要怀疑得多。他在《信》①里称呼的人物之一——他的农奴凡尼卡的说词，毫无疑问，表达了自己的主人的思想：四顾环宇，我到处看到的只是蠢事。
我还察觉——世界长期靠谎言生活，再没有这样的神仙，能使世界充满真理！
教士尽力欺骗人民，宫廷的仆役——贵族的主人，他们相互欺骗，而达官显贵，他们又往往欺骗君主！
任何人都想塞饱自己的腰包，说的是福利，于的却是欺骗。
伏尔泰尽管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他相信，将来理性会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占优势，虽说他的未来的理性胜利，不能与他的崇拜者和传记作者，例如，康多尔塞（）的那I E F P E J [ O种洋溢的光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怀疑。。
论与颇大一部分乐观主义和睦相处。但在《给仆役的信》里，。。。。。
完全没有乐观主义。人们都是贪婪、狡猾，惯于欺骗。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不合理的。方－维津尖刻地嘲笑了这一切。但
①信的全称是《给我的仆役舒米洛夫、凡尼卡、彼得鲁什卡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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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是，这一切永远不变吗？难道不能希望将来文明的人类会变得更合理些？会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显然，在《信》的作者那里，就连这个问题也未产生。
这同我们在伏尔泰那里看到的情形，是有重大差别的。
当然，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在法国业已成长了一种可为启蒙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的力量，而在俄国，这种力量暂时却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培养欢乐希望的心理可能，——虽然我们知道，当他们看到可悲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变得消极（如爱尔维修）
，——而他们的俄国追随者要感染这种乐观情绪，却是困难得多了。
但是，毫无疑问，任何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愿望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人，是很难带着《给仆役的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人类关系的极端悲观的观点生活下去的。正如黑格尔在所著《精神现象学》中说过：怀疑论能够导致忧郁的情绪（ｄａｓ
ｕｎｇｌüｃｋｌｉｃｈｅ
Ｂｅｗｕｓ－ｔｓｅｉｎ）。这种情形，我们从那些往往自愿结束生命的俄国“伏尔泰门徒”的事例中，也可看到。
然而不言自喻，自杀并不是摆脱忧郁情绪的唯一手段。
而且这个手段，一般地就其性质而言，只能为个别人所选择。
其他的人则用各式各样的古怪行为来解闷；最后，第三类的人则及时到童年信仰的平静滩头，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忧郁的情绪。可能，这类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多得多。
２
方－维津在其宗教自由思想的不很长久的年代里，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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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７９
述这封《信》里，询问他的一名仆役，为什么他们注定要在“沉睡”
中度过一生。
那时使他感到奇怪的，——如果不说愤。。
慨的，——是在世界上竟然有人在奴役中度过一生，而且方－维津觉得，他们甚至毫不怀疑他们应该“永世成为奴仆”。
他对此感到奇怪，——这一事实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伏尔泰主义”的影响。的确，在这一方面，也如象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并不很大的。
在《信》里，他粗暴地嘲笑了他的农奴仆人。他虽然想说明，他的仆人之一对于创世的目的问题，曾经有所考虑，但是写道：“他的怀疑触动了根本，他愁眉苦脸，浑身打着寒噤！”
我们看到，自由思想没有使他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的对仆役的人道主义态度。但是自由思想毕竟使他对于农奴制的优越性发生某种动摇。
在他结束其宗教自由思想之后，他的这种动摇也似乎结束了。他开始坚信不疑地重复着农奴主关于俄国农民的奴隶地位的益处等等流行议论。
他在１７８年３月２０３１日从巴黎写给帕宁伯爵的信里说：“我参观过兰格g多克，普罗万斯，多芬内，里昂，波尔贡，沙姆畔等省。前两省在这里，在全国被认为是粮产最丰裕和最富有的地方。
如将我国最好地区的农民同那里的农民相比，我发现我国农民的情况，公平地说，是比较最幸福的了“。同一封信的下文表明，他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农民的经济地位，而忘记了法律地。。。。。。。
位。。当时法国农民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方－维津也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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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过分夸大地说：“在这个果实累累的边区，在每一个邮站，我的马车经常被穷人包围着，他们时常向我们乞讨的不是钱，而是问我们是否带有一块面包。”
在懂得本身利害关系的明智的俄国地主那里，农民当时在经济上是生活得好一些。
但是，明。。
智的地主当时是否很多呢？在讽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论文——可以设想，方－维津是不会不知道这些论文的，——使我们有根据断定，他们是不多的。这些论文证明，在俄国先进人物看来，甚至俄国农奴的经济情况也是阴森暗淡的。不仅这样。无论当时法国农民怎样穷困，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早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同俄国的。。。。
“神圣所有制”相比的极大优越性。然而，在方－维津的眼光里，这一优越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的通讯而言。其他的一些资料则对此产生疑义。
谢梅夫斯基认为我在前面提到的《法国贵族自由和第三等级利益简释》一文，是方－维津写的。尽管该文作者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贵族的观点上，但他是１８世纪俄国欧化人物中的一员。这种人物为在俄国建立“诚实和开明的市民阶层”而钻营奔走。按照他的见解，市民阶层是“社会的灵。。。。
魂“。他懂得（尽管是部分地）
，第三等级在一个以生产者被。
奴役为基础的国家里，是很难发展的。他的研究的结论是：“在俄国应使１）
贵族完全自由，２）
第三等级完全解放，３）
从事农业的人民虽不完全自由，但最低限度，在他们（农民——著者）将来成为能使农村或主人的作坊趋于完善的农民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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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９
人时，应有自由的希望“
①。
对谢梅夫斯基所说上述见解出自方－维津手笔的假设有利的事实是：最低限度，他有时关切这一见解中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有一部的标题是：《经商的贵族与军人贵族的对立，或关于贵族经营商业是否对国家幸福有利的两种见解》。收进这部译本的两位法国人的著作，都写于１７５６年，其时经济问题引起了法国读者的深切注意。第一篇著作的作者，坚决主张贵族从事商业。这一职业一点也不降低最高等级的地位，却能改善它的物质状况，并给法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新的推动。这位法国作者逐一分析了妨碍贵族经营商业的种种偏见，而且为了给商业辩护，有时讲些粗野的语言。值得指出，这位法国的商业辩护士，象俄国见解的作者一样（谢梅夫斯基认为这种见解出自方－维津的手笔）
，也将商人称为一切社会集团的灵魂。同时，关于法国贵族过去。。。。。。。。。
对人民的态度，他是这样描写的：“首先，法国贵族不努力从事他们农村土地的耕耘；他们有的是听从命令的奴隶。人民摆脱了这种桎梏，而取得了某种自由。现在贵族想收获粮食，那就得雇用工人并用金钱迫使他们工作。”
②
接着又说，为了种好自己的田地，贵族需要金钱，而向他们提供金钱的是商业。总之，法国作者把自己表现为浸透
①《沃龙佐夫公爵的档案》，第ⅩⅩⅥ卷，第３２４页。
②《方－维津文集》，第６００页及５７９—５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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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了第三等级新意图的作家，他们深切了解以雇佣工人劳动为。。。。
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比生产者受法律奴役为基础的。。。。。
封建关系高超不知多少。他甚至对英国革命表示——虽然不是直接了当地，而是躲躲闪闪地——同情，以为这个革命以“受咒骂的”
“不公平的统治者”克伦威尔为代表，注意商业，就象注意“生命之树”那样①。这一切都是如此明显，读者是不能不一目了然的。如果方－维津在读到这种见解之后仍然认为必须将其译成俄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见解的趋向，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还可设想，法国作家关于贵族经商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见解，对于方－维津主要喜剧中的那一好发议论的主角——斯塔罗杜姆的性格，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事实上，斯塔罗杜姆的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军职，而是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某种工业经营（可能是开采金矿）
，“他在那里赚了金钱而不用良心去换取金钱，不从事卑鄙的勾当，不掠夺祖国；他在那里向土地要钱，而土地比人公正，不讲情面，只是诚实地、慷慨地给劳动以报酬”
②。
当然，斯塔罗杜姆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同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少共同之处的。我已指明，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学说，在他那里取得了怎样独特的形式。最后，他直接了当地表明，他害怕现时的哲人在根除偏见的同时，会从根本上，用他的话说，收回德行。
如
①同上书，第５８１页，着重点见原书。
②《纨绔子弟》，第３幕，第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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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０１
果甚至保守的斯塔罗杜姆，其性格的颇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确乎是来源于我在上面引用过的那部讨论贵族经商的著作的爱好自由的作者，则这一著作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头脑里留下重大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不可理解，方－维津怎能说服他的尊贵的通讯人，要他相信俄国的制度优于法国制度和一般西欧制度了。但他却恰恰是要他相信这一点，这是从他在１７８年９月１８２９日给他的信的下述一段里可以看出的：g“诉讼的事情在法国也同在我国一样不幸，唯一的差别是，在我国诉讼的花费不象法国那样漫无限制。………在法国，断案以前必须作好许多烦琐的手续，……而在我国，最少这是一个优点，动作要灵敏得多。只要有某一与宠臣有瓜连的半个贵族出来过问，案件立即出现转环而接近于了结。”
这真是一个可疑的优点！
可是，即使对于这一优点不加怀疑，方－维津也应记得，偏袒是“独断专横”的产物，任何一个宠臣总是有“作坏事的巨大权力和可能的。”
在写给帕宁的另一封信里，方－维津“真诚地坦白”
（这是他的原话）说：“如果在我的理性健全的年轻同胞当中，有人因为在俄国看到舞弊和混乱而发生愤慨，并在心里开始与俄国离异，那么，为了使他热爱祖国，除了更快地将他送到法国之外，别无更可靠的方法。在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对现实不满的俄国人即使相信，那些谈论法国的”完善“的人，是在撒谎；无论在俄国的生活有时是多么坏，但是，如果心安理得地，如果用理性统治想象，而不用想象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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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治理性，则在那里，“可以象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幸福”
①。看来，作出这样的结论的人，从精神状态说，是不可能图谋政。。。。。
治改革的。
彼得时代的俄国官吏去到外国，——到威尼斯或巴黎，——都迅速看出在西欧各国，要比在俄国有更多的自由。
方－维津也看出了这一点，因为毕竟他比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初期的俄国人更有观察外国生活的素养。但是，在他总结他对这一生活的观察时，却出现了意义深长的保守主义的保留。
他写道：“在研究法兰西民族的状况时，我学会了区别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自由。我国人民没有第一种自由，而后一种自由则享受很多。与此相反，法国人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却生活在真正的奴隶制度之下。”
按照他的正确的意见，法国人的实际被奴役是由于“国王虽受法律的限制，却掌握。。。。。。。。。。
着践踏法律的一切力量。“
从逻辑上说，按照宪法草案序言的。。。。。。。。。。
精神，由于国王对法律的践踏，应该作出结论，确认必须制订“根本法”
，以结束国王的专横。但是方－维津避开了这个结论。他满足于对法国秩序的笼统谴责，并提出一种叫人感到欢喜的思想，以为俄国人民大量“享受着”即使不是法律。。
上的自由，也是实际上的自由。他在其他信里断言，俄国秩。。。。。。。。。。
序全然不象它的不公正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坏，可是一般地说，“铃鼓总是远方的好听”。
别林斯基赞扬了方－维津的国外通信，因为，照他的说
①就是在这封信里，方－维津断言，“在较好地区”的俄国农民，要比法国农民容易生活。
-- 105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０１
法，信里精辟地指出了法国旧秩序的缺点。他认为这些信比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通信》高。然而方－维津虽是比卡拉姆津更确切地指出了当时法国秩序的某些弱点，可是，对于这样或那样致力于根本改革这一秩序的一切，他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他在这里比卡拉姆津显得还要目光短浅。
的确，他的艺术嗅觉不时提醒他，在法国发生着某种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暂时还不存在、或暂时还很微弱的新运动。但是他对这一新运动的模糊认识，只是增加了他对法国的反感。
由于对这一运动的否定态度，他甚至相信在法国，“人们的生活和享受并非真正的幸福，而且对幸福，并无最低的认识”
①。
前此数月，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长信里，坚决表示：“在俄国，各州府的贵族要比这里好得无法形容；此外，这里的空谈有着较好的外表”。
对于这种说法，俄国的斯科季平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是会欣然同意的。
根据方－维津的书简判断，他对很少受到解放运动波及的德国，比对法国要喜爱得多。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说真的，德国人比法国人单纯，但无可比拟地更值得敬重。我千百倍地宁愿同德国人住在一道，而不愿同法国人住在一道。”
但在地球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住在德国比住在法国要好得多，那么，住在俄国又要比住在德国适意得多。方－维津在给他的亲属的信中写道：“一般地，我可以公正地说，从彼得堡到纽伦堡，我们祖国的包袱是越来越重了。这里的一切，一般比我们差：人、马、土地，必需食物的储藏，总
①从巴黎寄给妹妹的信，１７８年４月（原信未写明日期）。
-- 106
４０１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之，我们的一切，都要好些，我们的人也比德国人多。无论别人怎样说，这种信念总是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里。“
①
在这一切里，没有自由思想的痕迹。是啊，自由思想有什么意义呢？
“法律上的自由”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在人们的心坎里，没有第一条法律，没有人们之间的第一种联系——即善良的信仰，任何政治方面的改革又有什么用处呢？”
②
方－维津在结束了宗教自由思想，回到他的童年信仰以后，仿佛还保持了，最少是有时还保持了感染政治自由思想的能力。但在他第一次国外旅行期间（我所摘录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写的）
，他连政治自由思想也放弃了。
这是有其不可争辩的逻辑的。合乎逻辑的是，方－维津既然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便同时放弃了他们的所有社会政治改革计划的出发点：以前他同他们一道，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的，即人们的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现在他却以为制度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善良的信仰了。如果彻底地发挥他的这一新观点，他便应得出这样的论点，即天国就在我。。。。。
们的心中。可是：他的彻底性没有保持多久。。。。。
他在１７７年翻译了《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一书。
这本书是法国研究院院士汤玛斯写的，而且用这样的想法粉饰，例如：“自由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服从统一的法律的权利，除了这种统一的法律之外，别无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害怕说出
①１７８年８月２９日，９月９日的信。
②１７８年１月１５２６日给帕宁的信。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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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