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家“
，这位作家带领他同一批在“渎神及亵渎活动中”混日子的无神论者相会。在渎神及亵渎行为中混时间，意味着浪费时间，也就是做一个没有真正职业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方－维津，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这位自由思想传导者的特点，纵然不是道德败坏，无论如何也是空虚无聊。另一方面，这同一方－维津在忏悔以前写的一封致亲友书里，却。。。。
把这位公爵描绘为具有严肃理论兴趣的人物①。
此外，根据其他证明，他原来还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
《叶利谢伊》的作者马伊科夫喜爱这一青年伏尔泰信徒的“开明思想和高贵品格”
②。方－维津在恢复其童年的信仰以后，认为不仅俄国的。。。
“伏尔泰信徒”
，而且所有先进的法国人，都是不道德的。他在１７８年９月１８２９日从亚亨发给帕宁伯爵的信中写道：g“达朗贝之流和狄德罗之流就其本质说，同我每天在林荫道上所看到的江湖骗子，完全一样，他们都为金钱而欺骗人民。
在江湖骗子和哲学家之间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后者除了爱财如命，还兼而无比地追求虚荣。“你们会同意，这些证人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可是这样的证人还有不少呢！无论在当时的文艺作品或在关于他的回忆录里，都充满了对伏尔泰信徒的否定态度。西波夫斯基说得对，这种情况使我们深信，整个
①这里所指的是科兹洛夫斯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后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役，在切斯明斯克战役中阵亡。
②参阅纹格罗夫论文集《俄国的诗》第２６８页，。。
马伊科夫为。。
^ c X b马伊科夫文集所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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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６
地说，俄国社会几乎都是敌视他们的①。
这就是说，整个地说，俄国社会甚至对于有关他们的完全不符事实的传说，也都欣然信从。
假定我们的证人的证词，值得更多的信任。赫尔岑本人便认识很多俄国伏尔泰的信徒。他说，他所遇到的一些老年人，“即使不是共济会会员，也是伏尔泰的信徒或唯物主义者。”
然而这位当然值得重视的证人也认为在彼得堡，与在法国相反，１８世纪哲学是多少有些有害的影响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差别的形成，是由于在法国，新学说在使人们摆脱旧的成见的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更高的道德意向，“使他们成为革命者”
；而在俄国，新学说徒然破坏了束缚着半野蛮人性的最后纽带，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旧信仰和旧道德观念。
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竞相响应生活享受的号召，但是在他们灵魂里听不到呼吁人们夺取伟大再生的庄严警钟②。
对于这些证词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在前面谈到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时就已指出，拄着宗教的拐杖才能行走的道德，在被夺去这些拐杖时是要倒塌的③。某些欧化的俄国人利用新学说作为麻痹自己的良心的手段，也就是替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自我辩解，有时还要在人前作为替自己辩解的手段。这
①参阅论文集：《１８—１９世纪俄国思想史纲》（《俄国的伏尔泰学派》）
——《往事余音》（《ⅩⅧ－ⅩⅨ。。
》）——《VEKE[ b O R [ G E J R J T [ \ E ] W _ [ K R Q》，１９１４年版，第１卷，第１２５页。
W R F T Q h H S E②伊斯坎德尔：《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Ａ。
Ｉｓｋａｎｄｅｒ：《Ｄｕ
ｄéｖｅｌｏｐ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ｉｄéｅｓ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ｉｒｅｓ
ｅｎ
Ｒｕｓｉｅ》）
，巴黎１８５１年版，第４６—４８页。
③见前第１卷，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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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样的假定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很可能，在俄国重演了法国在百科全书派时代以前很久就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法国自由。。。。。。。。。。。。
派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有关道德诫条的概念同他们对于宗教和教堂的概念联系起来，出于对僧侣等级的憎恶而破坏这些诫条。
一位法国学者说：“他们由于反宗教而道德败坏”
①。温斯基说：在他的俄国同代人之间流行着不遵守斋戒，不履行教堂规定的仪式，“对僧侣和教规发出自由评论”。官宦阶级和僧侣的冲突，在莫斯科罗斯时代就已经存在。
如果在当时，这种冲突能够促使官宦们吸收宗教异端的理论，那末，在彼得后的俄国，这种冲突就能够促使某些为数很少的贵族对一。。。。
般宗教采取否定的态度。
既然对一般宗教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在俄国就必然要出现由于反宗教而产生的道德败坏。
但是这种道德败坏通常仍是异常表面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罪恶的真正爱好者，不如说是“罪恶的夸大者”。我们知道，“罪恶的夸大者”往往比罪恶的告发者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更高情操②。１８世纪俄国统治阶级所特有的
①路易。杜克罗：《百科全书派》（Ｌｏｕｉｓ
Ｄｕｃｒｏｓ，Ｌｅｓ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ｓｔｅｓ）
，巴黎１９００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②在亚历山大时代，普希金便一度作过“罪恶的夸大者”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比他的严厉的告发者和惩罚者高贵得不可比拟的人物。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抱怨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在地面上种的是黑麦，而生活却靠谎言”
，尽管也许他并非不“夸大”
，甚至在道德观念上还多少有些摇摆不定，但在道德上他却比他的同代人要高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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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６
“道德败坏”——如谢尔巴托夫所鲜明描述①——并不是由于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它在文化不高的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宫廷里，就已经使人强烈感到。就是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尽管人们都将道德败坏归罪于他们，然而就是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共知的意见，有助于了解道德败坏的根源。爱尔维修很不错地阐明了奴隶制一方面与专制独裁制度，另一方面与某些道德沦丧的因果联系②。
还须考虑到，那些在俄国揭发“伏尔泰的信徒”道德败坏的人们，往往本身就在道德上极为可疑的。只要提出捷普洛夫就够了：重新回到笃信宗教的道路上的方－维津，同他有过一次关于信仰的富有教益的谈话。尽人皆知，罗蒙诺索夫从这个坏透了的“书吏和滑头”那里，曾经得到多少东西。
在俄国贵族的狭小眼界范围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说，有时是会采取荒谬的形式的。
这是很自然的。
法国解放哲学的俄国追随者，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他们有时简直令人发笑。
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些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如果他们的灵魂听不到号召人类争取再生的警钟，那他们也由于这种充耳不闻而首先付出了代价；而他们所以会充耳不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理解一直是很片面的，然而尽管他们的理解很片面，但他们毕竟比他们周围的人们要高
①难道只有谢尔巴托夫一人谈到这点？方－维津在１７３年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关于这里的道德沦丧，是毋须描述了。
我对上帝别无请求，只请求让我光荣地离开这个地狱。“见《方－维津文集》，第４０３页。
②《论精神》（《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第Ⅲ篇，第ⅩⅧ—ⅩⅪ章，《论人》第Ⅹ编，第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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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出得多。他们厌恶这个环境，正如青年的奥尔金－纳晓金和赫沃洛斯季宁的《杜克斯》厌恶改革前的莫斯科一样。他们同样遭受着沉重的精神痛苦。但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没有受。。。。
到这种痛苦。
１７９３年，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富有地主奥波琴宁决定自杀，在遗嘱中写道：“死不过是从存在转变为完全的死灭。……我是没有任何截断自己的存在的理由的。就我的境况说，未来对于我是一个逍遥自在和美好如意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是会转瞬即逝的。”这篇遗嘱似乎可以使人假定，我们通过奥波琴宁看到一种人，这种人由于丧失对死后存在的信仰而失去了生的意志。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哲学未能锻炼欧化俄国人的毅力，相反，由于他们缺少掌握某些科学真理的素养而削弱了这种毅力。但是请读读奥波琴宁处理他的书籍的遗言罢，你们便可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他写道：“书，我的心爱的书呀！我不知道留给何人。我相信这里谁也不需要它们。……它们是我的唯一宝藏。在我的一生，只有它们哺育了我。最后，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命便会陷于无限的悲痛，我就会早已轻蔑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由于精神孤独而造成的自杀，这种精神孤独难道不就是精神痛苦的最可怕形式吗！自杀者正是这样说的：“最后，对俄国生活的真正憎恶，这就是迫使我主动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动力。”
古罗马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就是这样割断他们的血管，以免看到奴隶制度和道德沦丧的。很可能，奥波琴宁周围的谎言与罪恶的黑暗王国，很有可能把他看为道德败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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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７６
人们说，在我国１８世纪自由思想家的面孔上，有着某种潦倒沉沦和精神分裂的烙印。这是否由于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遭遇过导致奥波琴宁死亡的悲剧呢？
我国的自由思想家没有听清楚唤醒他的同代文明人类的钟声：“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
对于政治往往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但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当然，只要不是简单的盲目模仿——由于推动了思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的自由思想铺平了道路。西波夫斯基写道：“如果１８世纪主要是无神论的世纪，那么，２０世纪初期和亚历山大一世王朝初年和２０年代，在我国思想史中便是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空想家已经没有以往的祖传信仰：政治自由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并行不悖。”
①
这里需要略加限制：并非所有亚历山大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家。已故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令人信服地指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过１８世纪哲学，亦即通过唯物主义，确乎达到了政治的自由思想。
按照他的正确见解，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的典型的先进思想代表人物，是“受过启蒙时代法国著作教育的政治家和唯物论者”
②。
不仅这样。我们很快看到，就在１８世纪，那些由于先进政治观点（不是由于误会）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也都是受过
①论文见前，《往事余音》，１９１４年，第１卷，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②见他的优秀论文《２０年代的唯物论者》，首次载在杂志《往事余音》（１９０７年６月）
，其后收进他的论文集第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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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法国解放哲学的教育的。
更有进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第三等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在俄国官宦阶级的解放过程中，就已经是一种异常有用的武器了。如果此外还再补充指明，叶卡捷琳娜时代文学所吸收的人道主义的崇高的、尊贵的一切，也都应归功于这一意识形态，那就不难理解，当时法国影响的积极方面。。
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比消极影响更为重要了①。。。
Ｂ。
西波夫斯基在我所引用的论文里提出了不少资料，有助于对这种富有成效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但是他也“从法国史学家莫里逊”
那里抄袭了关于伏尔泰学派的极端偏颇的——在消极的意义上——评价。顺便指出，他所引述的。。。。。。。
史学家实际上不是莫里逊（Ｍｏｒｉｓｏｎ）
，而是诺里逊（Ｊｅａｎ－Ｆｅｌｉｘ
Ｎｏｕｒｉｓｏｎ）
②。
这个史学家是现时的一个保守派，而保守派对伟大的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中的革
①赫尔岑同受过１８世纪法国哲学教育的老年人的会见，可能发生在他一生中的什么时候呢？很显然，主要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但他在青年时期的一些年月里，爱好过神秘主义。老一代的“伏尔泰的信徒”的观点，自然应使他激怒。
他的一位被称为化学家的表弟，显然是一个合乎１８世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
赫尔。。。
岑（在《往事寻思》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唯物主义使我愤慨。”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从赫尔岑本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这位“化学家”对待他的农奴的态度，要比其他农奴主好些。后来，赫尔岑完全摆脱了神秘主义。但是旧的印象在他关于法国哲学对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的影响的评价上，仍然留下了痕迹。
②见他的著作《伏尔泰和伏尔泰学派》（《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ｅｔｌｅＶｏｌｔａｉｒｉａｎｉｓｍｅ》）
，巴黎，Ｐ。
Ｌｅｔｈｉｌｅｕｘ（勒提勒克斯）
（ａｖａｎｔ－ｐｒｏｐｏｓ，前言标明为１８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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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９６
命作用，是不能轻予宽恕的①。我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真倒霉哟！
ⅪⅤ
法国启蒙哲学教导：就其本性而言，人非善，亦非恶，他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变善或变恶的。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这个环境成为尽可能更合理，也就是尽可能更符合人民的利益。
因此，旧的秩序被确认为不合理，必须予以革除。诚然，卢梭和他的思想同道者们并不完全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条件地认为人性本善。但这在实际上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为了预防，或最少，减弱被歪曲了的人性，必须断然革除社会制度的缺点。
这一结论在法国是符合第三等级的情绪的，他们迅速着手在实际上实施。
我们知道，俄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等级，还不能使先进法国人关于人性的学说符合他们的情绪。
因此，这一学说虽被移植到俄国土壤，却不能不经受实质性的改变。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人成为好或坏取决于他们所受的影响，那就很显然，人性是由教育决定的。
１８世纪的法国人，赋予教育以巨大的意义。爱尔维修写道：“教育万能”
（“Ｌ‘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ｕｔ
ｔｏｕｔ“）。
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和那些负有使命执行她的观点的
①诺里逊关于卢梭也写过同样仇视的著作《卢梭和卢梭学派》（《Ｊ。
－Ｊ。
Ｒｏｕｓｅａｕ
ｅｔ
ｌｅ
ｒｏｕｓｅａｕｉｓｍｅ》）
，巴黎，１９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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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社会活动家，都非常乐于复述这个思想。
别茨基写道：“显然，一切恶与善的根源在于教育。”
我们看到，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下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使年青一代受到良好教育，需要一些什么呢？
根据别茨基的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选择直接的根本的手段以外，别无他途。就是说，首先以教育的方法产生所谓新的良种，或新的父母，他们能够将获得的直接和根本教育移植到自己的子女心中；他们的子女又将这一切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就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代代相传。基于这一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虽然，为数不多的——教育机构。
关于我在上面刚刚引述的别茨基的教育观点，卡拉什指出：“一目了然，在这段忿激的议论里，新的理论既有其强的方面，也有其弱的方面。对于公共幸福的真诚预望，提高祖国道德水平的爱国意图，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方法的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似乎建立新的良种会是那样容易”
①。
对于这种观点是不能同意的。别茨基的忿激之谈，远远不是什么既有强的方面，又有弱的方面的新理论。
在它里面，恰恰没有强的方面。。。。。
法国启蒙思想家丝毫不认为建立人的新良种，是象别茨基所描绘的那样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证明可以援引同一爱尔维修的见解。
①卡拉什：《学校和教育简史》，莫斯科１９０２年版，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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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１７
他写道：有两种教育：第一，儿童教育（。。Ｃｅｌｅ
ｄｅ
Ｉ‘ｅｎAｆａｎｃｅ）
；第二，青少年教育（Ｃｅｌｅ
ｄｅ
Ｉ‘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第一种教育是由学校给的；第二种教育是由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生活给的，或按照我们的哲学家的说法，是由政府的形式和人民的习俗给的；而后者又决定于政治制度。如果第二种教育与第一种相抵触，那它就会完全破坏它的影响。
“假定我从童年起就给我的儿子灌输对祖国的爱，教导他将自己的幸福同善良的、即同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的儿子在走进人间之后看到爱国者生活在受轻视、贫困和压迫之中；如果他知道，善良的公民受到权贵和富有人们的敌视，在城市里只有很坏的声誉，此外有德行的公民被剥夺了进入宫廷的途径（这一恩典、荣誉和无疑地构成真正幸福的财富的来源）
，那就可以稳操胜算地打赌：他会把我看成一个无知的浮夸者和草率的狂人；他会蔑视我，这种蔑视也推广到我的为人；他会沉湎于政府形式和同胞的道德风尚所促使流传的一切罪恶。“
①
按照爱尔维修的意见，在君主专制的土耳其，是谈不上任何好教育的。的确，有些专制统治者十二分热烈地赞扬哲人的中庸之道和古代英雄的高尚品德。但是这种赞扬是谁也欺骗不了的；因为尽人皆知，这些统治者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又是一回事。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也不能对学校和家庭教育，抱有任何希望②。
①《爱尔维修全集》，巴黎１８１８年版，第２卷，第５９５—５９６页。
②同上书，第５９６—５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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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如果我们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那种言行不一的统治者中的一个，那我们就会明白，爱尔维修对于别茨基所谓在当时的俄国可能建立人的新良种的欢快自信，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根据爱尔维修的理论，任何认真的道德教育改革，必须以同样认真的法律和政体改革为前提①。。。既然对于当时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爱尔维修不仅不会为别茨基的乐观主义所感染，相反，他会对俄国情况表示完全悲观的观点。试回想，他甚至对于法国的情况也是用悲观的观点去看待的。当然，不是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象他那样彻底。思想的不彻底，使人有时甚至在理论上预示着暗淡结论的地方，也怀着光明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以政治社会改革为教育改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
ⅩⅤ
我们已经看到，在别茨基关于建立人的新良种的种种议论里，毫未提到国家改革的必要。在当时俄国的最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议论里，也都毫未提到这一必要。他们谈到教育时，总是仅仅注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爱尔维修可能说，他。。
们说的只是儿童教育，而未提青少年教育。然而即使他们不。。
提青少年教育，儿童也不会因此就不逐渐变为青年，而青年的性格也不会不在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俄国
①《爱尔维修全集》，巴黎１８１８年版，第２卷，第５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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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３７
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否认从法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按照这个结论，人的性格只能在社会环境良好的地方，才会成为良好的。他们还同意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环境的组织本身能够说服个人相信他们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时，这个社会环境才是好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是在文明世界的最先进国家里，也还不曾存在。
问题就是要经过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这种环境。
企求实行这一改革，这就是法国解放哲学的革命实质。
就其最大多数而言，俄国启蒙思想家是不同意这种企求的。他们还未认识到，俄国现实需要根本改造。试问他们怎么能够希望俄国居民周围的社会环境会使他相信他的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一致呢？对于这个问题，方－维津在所写《纨绔子弟》一剧第５幕第１场里，作了答复。
普拉夫金在这里发表意见说，人的成为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罪过，是自己堕落的结果，但他愿意知道使人们变为善良的办法。斯塔罗杜姆细想普拉夫金的话，对于这一点表示了下列坚决信念。
“它们（即办法——著者）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只要人们看到：没有善良的品德，谁也不能成长为人；任何卑贱的服务，任何金钱，都不能买得因功绩而受到的奖赏；人们是被选择去任职的，职位不是人们攘夺得来的，——那时，任何人都会感到品德优良的利益，任何人都会变得善良。”
大家都看到，问题的解决在斯塔罗杜姆的脑子里要比在法国哲学家的脑子里简单得不可计量。如果法国哲学家们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那他们所期待和要求于君主的，便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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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真的改革（例如，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所提建议，便是如此）。
这种改革，必须将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联系起来。但斯塔罗杜姆的要求却缓和得多。他的愿望只是要君主不将他的那些没有“高尚品德”的仆人列入“人”的范围。
君主只要坚决遵守这一完美的规章，那时任何人都会成为善良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感到作一个善良的人，是有利的。斯塔罗杜姆深信，君主是能够很顺利地遵守上述规章的。
他说：“请相信我，我的朋友，在君主想到，在他知道什么是他的真正光荣的地方，人类的权利就不会不归还人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很快感到，每一个人必须按照合法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
在斯塔罗杜姆的头脑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内容，而获得了保守的性质。这些观点，在斯塔罗杜姆的对话者普拉夫金——剧作者对他也非常欢喜——的头脑里，也获得了同样的性质。普拉夫金说：“真是的，任何身份的人都必须有适当的教育。”
同我们在爱尔维修著作里所看到的相反，教育在这里不仅不以根本社会改革为前提，而倒是完全适应于现存的事物秩序。
当方－维津想要出版（１７８８年）
《诚实人的朋友或斯塔罗杜姆》杂志时，他在《给斯塔罗杜姆的信》里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我必须承认，为了我的喜剧《纨绔子弟》的成功，我应感谢您这个脚色。
我根据您同普拉夫金，米龙和苏菲的谈话，编写了整整几场戏。观众直到现在还愉快地观赏着它们。“
观众对这几场戏，甚至比对方－维津表现出无疑的巨大讽刺天才的那几场戏，还更乐于观赏。这表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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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５７
部分欧化的俄国人是同意斯塔罗杜姆和普拉夫金的观点的。
既然如此，则俄国当时的一般文学著作，特别是讽刺作品，除开少数例外，无不以宣扬“高尚品德”为特点，便不足为怪。。。。
了。
１７６９—１７９年间的讽刺杂志，对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个别现象，曾群起而攻之，——有时还攻击得相当勇敢。
它们显然不怀疑，这些现象同当时事物秩序的最深刻基础，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试为举例说明：一些最好的讽刺杂志曾对残酷无情的地主发动攻击。在诺维科夫的《雄蜂》里，塑造了一个叫别兹拉苏德的人物。
他坚决相信农民不是人，而只是农民。当他看到他的农民“按照东方的方式”向他跪拜时，他想：“我是主人，他们是我的。。。。。。。。。
奴隶。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使他们忍受任何穷困，日。。。。。。。。。。。。。。。。。。。。。。。
夜工作，完整地交纳租赋以执行我的意志。他们记住我和他。。。。。。。。。。。。。。。。。。。。。。。。
们的身份，应该对我望而生畏。“
